西方哲学史论文(大作业)

一、唯意志主义 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8） 弗里德里希·尼采（Niezsche Friedrich Wihelm 1844—1900） 《权力意志》（1895）《悲剧的诞生》（1872）《查拉斯图如是说》 二、生命哲学 亨利·柏格森（Bergson Henri 1859—1951） 《物质与记忆》（1896）《创造进化论》（1907） 三、现象学 艾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 《逻辑研究》《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趋向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的观念》《笛卡尔的沉思》《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 四、存在主义 索伦·克尔凯戈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最后的非科学性附言》（1846）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存在与时间》（1927）《形而上学导论》（1953） 让—保罗·萨特（Sartre Jean—Paul 1905—1980） 《存在与虚无》（1943）《辩证理性批判》（1960）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64） 阿贝尔·加缪（Camus Albert 1913—1960） 《西西弗的神话——论荒谬》（1942） 五、解释学 魏尔海姆·狄尔泰（Dilthey Wilhelm 1833—1911） 《精神科学导论》（1883） 汉斯—乔治·伽达默尔（Hons—georg Gardamer 1900— ） 《真理与方法》（1960）《科学时代的理性》 保尔·利科（Paul Ricoeur 1913— ） 《解释学与人文科学》（1981） 六、西方马克思主义 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 1885—1971） 《历史和阶级意识》《理性的毁灭》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狱中杞记》《实践哲学》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 ） 《保卫马克思》（1965） 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Della—Volpe Galvano 1897—1968） 《卢梭与马克思》 七、法兰克福学派 马克斯·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 1895—1973 《批判的理论》（1968） 特奥多·阿多尔诺（Theoder Adorno 1903—1969） 《启蒙辩证法》（1974）《否定的辩证

马德普：本原与永恒——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普遍主义基因古希腊自然哲学众所周知，西方哲学的最初形态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在西方哲学的这个萌芽时期，哲学家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宇宙自然的探讨，其作品大多冠之以《论自然》，他们常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早期希腊哲学在解释自然万物何以生成、何以存在的时候，总是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从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科学精神。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第一批科学家。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哲学刚从神话中脱胎出来，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烙印。但是总的来说，自然哲学家坚持从自然本身来说明宇宙自然，开始摆脱了神话的宇宙创生说的神秘性，标志着人类科学思维的最初觉醒。例如，赫拉克利特继承了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传统，并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面，指出：“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2]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把“和谐”视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和人生的一种美德，这反映了其学派对于宇宙万物统一现象的“数”的把握和对道德完善、社会平等的理想状态的追求。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发现探讨宇宙的自然观和探讨人生的历史观的最初萌芽。即使是早期希腊哲学的爱利亚学派的存在哲学，虽然抽象思辨的程度较高，但实际上也是以自然哲学方式来回答世界万物生成的本原问题。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范畴，就是对自然界作出的一个哲学抽象概括。他在其《论自然》中，以逻辑论证和思辨方法深化了自然哲学的基本命题。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阶段的最高成就。巴门尼德以后，自然哲学的特点是把事物视为组合物，开始探求物质的更深一层的内部结构问题。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和内部结构是原子与“虚空”，提出原子自己运动的思想，并试图对早期朴素唯物主义者不能解释的某些自然现象重新加以解释。在这些解释中，德谟克利特强调“一切都由必然性而产生”[3]，即明确提出关于自然现象的因果必然性问题，表达了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思想。但是，德谟克利特割裂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把因果必然性简单化和片面夸大，否认偶然性的客观存在，其决定论思想具有机械论色彩。对此，亚里士多德批评说：“德谟克利特忽略了目的因，把自然界一切作用都归之于必然性。”[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谟克利特巧妙地运用原子论来解释灵魂的构成问题，把灵魂学说与人生智慧联系起来，使其历史观也达到很高的境界。在他的著作残篇中，有许多揭示人生意义的箴言：“凡期望灵魂的善的人，是追求某种神圣的东西，而寻求肉体快乐的人则只有一种容易幻灭的好处。”[5]“应该热心地致力于照道德行事，而不要空谈道德。”[6]“不合时宜的享乐产生厌恶。”[7]“追求美而不亵渎美，这种爱是正当的。”[8]又说：“对善的无知，是犯错误的原因。”[9]“永远发明某种美的东西，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10]“不正当的获利给道德带来损害。”[11]总之，德谟克利特关于人生真谛的探索，教导人们去追求真、善、美，抛弃假、丑、恶，从而给人们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当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形态基本上是自然哲学。总的来说，自然哲学探索自然的奥秘，追求万物的本原，试图将世界统一于某种感性存在的东西。苏格拉底认为，自然哲学家们以感官所见的事物为根本实际上是不可靠的，反而把灵魂的眼睛变瞎了。他主张“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好些。”[12]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心灵，是认识自身中的善，即人的德性。这是苏格拉底从对自然哲学的批判中得出的结论，并由此而转变了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方向，即从关注自然的自然观转向关注人生的历史观。这就是说，苏格拉底哲学所关注的已不再是自然，而是人生问题，即专注于在伦理道德中寻求一种普遍的东西。不过，苏格拉底还没有把普遍的东西与个别的东西完全分离开来。柏拉图沿着这一思路前进，不仅把二者分离开来，而且把普遍的东西视为独立存在的理念。柏拉图认为，人类感官所经验到的一切具体事物都变动不居，这已为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论所证明。变动不居的现象既存在又不存在，是相对的、不稳定的、暂时的。绝对的、稳定的、永恒的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个别的事物只是理念的摹仿和影子。由于对世界作出这样的哲学理解，柏拉图把现象与本质合为一体的现实世界二重化，即在可感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理念世界。理念是可感事物的根据，可感事物则是理念的派生物。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是完全荒谬的；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环节，理念论深化了个别与普遍、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等问题的探讨则是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古希腊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开始，就提出和探讨万物本原的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所谓“本原”或“始基”，就是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由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的那个东西。对于什么是万物的本原，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显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说法：一种认为本原是组成事物的物质性的元素，从水、火、土、气到“根”、“种子”、原子；另一种认为本原是一般性的范畴、原则，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爱利亚学派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等。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把本原论的问题转变为本体论的问题，这是哲学思维的一个进步。从本原论到本体论，反映出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哲学情怀的深化。所谓本体，就是终极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或者研究存在本身的学科称为“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与其它科学相区别，在研究目的上也与科学不同。研究哲学是为了追求智慧，不是为了实用。哲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这种“存在”是抛开了任何具体的“存在”特性以外的最一般、最普遍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这种最一般的存在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运动着的“存在”以及与运动有关的时间、空间、有限、无限等，这是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一类是不变的“存在”，这是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物理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自然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广义的物理学，其原义就是自然。他在《物理学》中把“自然”定义为“运动和变化的本原”[13]。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着的，运动和变化的根源就是自然本身。亚里士多德为了突出自然哲学的地位，把“存在着的事物”分作两大类：一类是“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一类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的事物[14]。前一类事物如各种动物、植物和简单物体（土、火、气、水）等，其特点是这一类的每个事物都在自身内部具有一种运动和静止的根源；后一类事物是人工物品，如床、衣服、房屋等等，其特点是该类事物带有明显的人为作用的痕迹，因而变化的动力不在自身之内。从自然存在的事物同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的区分来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自然”也可以说是宇宙万物所固有的自我运动能力和内在的本质特性。亚里士多德早在《范畴篇》中就对运动的形式作过分类。他认为，“运动共有六种：产生、消灭、增加、减少、改变和位移。”[15]在《物理学》中，他又更为简明地把运动分为三类：“质的运动、量的运动和位置方面的运动。”[16]换句话说，能够生成的东西在生成，能够变换性质、数量、位置的东西在变换，这就是运动。从哲学意义上说，运动观与时空观是相联系的。亚里士多德在运动观基础上，又考察时间和空间问题。他在《物理学》第4章中指出：“存在的事物总是存在于某一处所”，并且“运动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形式是空间方面的运动（我们称之为位移）。”[17]由此，我们就得承认空间是存在的。空间是一事物的直接包围者，即以长、宽、高三维来限定一切物体。空间不是该物体的部分，空间是可以和它所包容的物体分离的。关于时间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是和运动观一起考察的。“运动都占有时间”[18]，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是在时间中存在。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脱离运动，“是使运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19]时间的特性是运动的尺度，是就先与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时间是连续的、可分的。时间因“现在”而得以连续，也因“现在”而得以划分。“‘现在’是一个中间点，结合起点和终点于一身—— 一方面是将来时间的起点，另一方面是过去时间的终点——因此，时间这东西必然是永远存在的”[20]，即时间是永恒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既有丰富的自然观思想，又内涵深刻的历史观意蕴，其历史观集中体现在伦理思想中。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探讨过善、幸福等伦理学范畴。亚里士多德也把善和幸福等问题，作为自己伦理学体系的中心论题考察。在标志着亚里士多德道德观最终形成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指出：“一切技术和研究，正如一切行为或选择，看来都是趋于某种善的，所以，善被合理地认为是万物所追求的目的”[21]。不同的事物在追求不同的目的，而人类所追求的目的乃是“至善”。至善作为最高的善，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因而具有完满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美德都以一定的自然能力为根据，但只有当它们为哲学的智慧所指引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德。人类的幸福和至善，就在于符合德性的活动。亚里士多德之后，晚期希腊哲学家中的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是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杰出继承者。伊壁鸠鲁的自然观进一步修正、丰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提出原子运动偏斜说，纠正了德谟克利特哲学所过分强调的必然性，给偶然性以应有的地位。伊壁鸠鲁的历史观，表现在其快乐主义的伦理观上。他认为，有智慧的人既不应该厌恶生存，也不应该畏惧死亡。我们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或快乐，而快乐分为两类：一类是肉体上的快乐；一类是精神上的快乐。当我们说快乐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时，并不是指肉体的快乐，而是精神的快乐。明智的人应该为获得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宁静，而决定自己的行动取舍。心灵的宁静，取决于生活得高尚、正直。当一个人勤奋思考宇宙自然的终极意义时，就能达到精神恬淡宁静的哲学境界。这些思想如同清泉一般，确能启发人们的哲学智慧。而卢克莱修在哲学上的贡献是以原子论为武器，说明自然现象与心灵本性，批判当时盛行的宗教迷信。他用拉丁文写成的哲理长诗《物性论》，激情充沛，气势磅礴，马克思称他为“真正罗马的史诗诗人。”[22]西欧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信仰与科学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希腊人原始综合的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的一般知识，并从总体上勾勒出一幅大体上正确的宇宙图景。亚里士多德使希腊哲学与科学的原始综合达到巅峰状态，其自然观与历史观对中世纪哲学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哲学被教会封为思想权威；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对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亚里士多德所留下的诸如“世界是永恒的”一类自然哲学问题，成为基督教教父哲学激烈争论的课题。经院哲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采用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概念分析方法，关于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的争论，其宗教目的在于论证上帝是如何存在的，但其蕴含的认识论问题，却是近代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一个过渡环节。十四世纪从意大利发端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导致了经院哲学的解体。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自然哲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布鲁诺，在反对神学唯心主义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库萨的尼古拉和科森萨的特勒肖的自然哲学，以泛神论的形式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布鲁诺将哲学研究的对象转移到自然，即把关于自然事物的原因、本原和统一性问题，视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