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前进党论文

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在拿破仑的加冕礼中落幕了，但借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念，我们认为革命仍然在影响一代又一代满怀热情的人们，带给历史百年的回响，深深地震撼着探索者的执着心灵。诚如费希特在《人的使命》中说“我迈着坚定的步伐，在我的世界的已知的范围里行进，并且依据我的信念的确实性，敢于随时谋求生活和幸福。”如果我们深怀内心的良知，不希望雅各宾公安专政悲剧的重演，便不得不穿越历史，上溯到1789年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斗争从攻占巴士底狱开始，但那只是革命的引线，促成革命的所有因素在先前都已齐备。18世纪的欧洲诸国，事实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年代，日常生活不算贫困，统治者与下层人民的矛盾也没有激化到必须改朝换代的地步，政治上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各国王室几乎都在进行不紊不慢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改革。这种状况甚至使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必须的；可是，为什么革命出现了，而且席卷了整个欧洲？翻阅欧洲史，我们会发现：自文艺复兴以来，有一个新的因素日益成长起来，使得原先的权力秩序逐渐地失去了它的古老根基。这个因素就是“社会”。在法国革命之前，欧洲的国家从来都是君主的国家，国王的私产，路易十四可以和康熙皇帝一样宣称“朕即国家”而无人质疑。曾几何时，蛰伏在王权华盖之下的社会，开始苏醒，并且迅速成长起来，人际关系日益复杂，横向组织（平权组织）越来越多，国王的国家已经无法全面地包容整个社会了。“国家”和“社会”的对立成为欧洲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国家到了必须重新定义的时代，社会需要自己的权力，权力的危机使得整个欧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如沃特金斯这种后果时指出： “以世俗的二元论（国家-社会）取代中世纪教会-国家二元论的结果，使得先前不熟悉政府传统的人，也须承担积极的政治责任。” 欧洲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每一个都在谈论权力的问题，自由和平等于是在权力的意义下萌生的。 社会的革命心理既已萌发，那么法兰西民族在历史关头又有何表现呢？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时洞见到“美国之所以能维护民主制度，应归功于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但是，应当按照贡献对它们分级。依我看，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不如民情。” 民族的文化积淀，对于一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其政治形势的走向，具有全面而重大的影响。法兰西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热情豪放而崇尚理性。法国人无人不谈政治，正如英国人见面必谈天气，以“政治民族”著称于世。出于对政治的关心，他们关注革命；然而大革命目标的彻底使得革命以所有人为敌，阻力的强大让革命者焦虑﹑恐惧。法国人重权而轻法的心态，又使他们内心深处对革命后的制宪不完全信任，尚把希望寄托在权威身上；于是拿破仑适时出现了，恰好满足了法国人的心理需求，以后发生的共和和帝制之争只不过是人民内心斗争的反复。崇尚公开有坚持不懈地追求绝对平等的结果就是革命者在革命的行程中难以自已，把日常生活中的激情带入政治，而政治浪漫主义也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如果说一场伟大的运动必然产生伟大的领袖的话，那么运动的背后一定有伟大的思想家来为理论奠基。谈法国大革命，离开卢梭是不可能的。与孟德斯鸠温和的贵族式的渐进思维不同，卢梭的政治哲学显得激进而刚烈。毫无疑问，卢梭才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渊薮。起初人们只说要好好调整阶级关系，但很快就起步，迅跑，直奔纯粹的民主观念。一开始人们引证和评论孟德斯鸠，最后都只谈论卢梭，卢梭成了革命导师，并且始终是大革命初期唯一的导师。卢梭也许是思想史上最超前的天才，因为他发明的（或揣测到的）东西后来纠缠了整个19和20世纪。其实卢梭没有哪一方面要对大革命“负责”，但的确是他无意中制造了革命意识和革命实践的文化材料。 诱发革命的因素是多元的，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毕竟“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 革命既已爆发，下一步向何处走？贡斯当认为：“革命一般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一致希望推翻所有人都不能忍受的制度；在第二个阶段，运动被人为地继续，它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了，它的目标是试图推翻所有与少数人倡导的制度相反的东西。如果说理性的人们可以将革命中止在第一阶段，成功的机会就是巨大的。这样的革命是短暂的，令人高兴的，也是流血最少的。” “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乃是出于对暴政的仇恨，起而反抗压迫，与丹尼尔。韦伯斯特所赞美的那些‘为一篇宣言而战’，‘为一份宣言而战斗了七年’的人们相比，他们丝毫也不逊色。” 但大革命并没有取得令人遐想的成功，一直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去进行不断的革命。它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语）为号召颠覆了导致“公众不幸与政府腐败”的旧王朝，却仍旧奢望在革命中解决人类根本无法解决的道德问题。彻底的革命最终瓦解了革命本身，自身的合法性遭到质疑，而因此走向了异化。

法国社会党的百年兴衰就像潮起潮落一样，表明法国社会党是法国和西欧左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给人以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社会党的历史是一部涌现出像饶勒斯、勃鲁姆、密特朗这样杰出的党的领袖人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探索法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社会党成立初期，自称是工人阶级政党，它主要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在理论上积极倡导多元主义。饶勒斯主张把马克思的观点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同法国的现实相结合，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空想的唯心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调和起来。1971年社会党重建后，密特朗继承老党的理论和传统，同时根据战后法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强调社会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和“人民的党”，也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主张实行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的解放和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80年代，密特朗执政时，社会党主张实行宽容、公正、进步和团结的价值观，并以国有化、权力下放和自治管理作为三大理论支柱。90年代，若斯潘实行了“左翼现实主义”，并在其执政后期提出了以“调节资本主义”为纲的“现代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更加公正、人道和民主的社会，其“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论断，引起了世人的重视和赞赏。密特朗14年执政和若斯潘政府5年“共处”的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社会党的执政经验。其次，社会党的历史是一部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历史。社会党历来主张把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思想同法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例如，在30年代人民阵线时期，勃鲁姆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积极调整劳资关系，为其他社会改革提供较稳定的社会秩序；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实施40小时工作周、15天带薪年假的法案；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改组法兰西银行；对军火、飞机制造业等重要企业实行国有化等。在80年代，莫鲁瓦政府在“社会公正”、“分享劳动成果”等口号下，实行了社会改革和福利措施，其中包括提高低工资，增加家庭补助，提高最低养老金和对残疾人的补助，缩短工时，实行每周39小时工作周，每年5周带薪休假，降低退休年龄等。可以说，20世纪法国社会取得的民主进步成果是与社会党的斗争分不开的。第三，社会党的历史是一部同法共进行斗争和合作，党的力量和影响由衰到盛的历史。从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以来，社会党同法共前后实行过五次合作：1936年人民阵线时期，社共两党实行过合作（但法共不参政）；1940年至1944年二战时期，两党共同进行过反纳粹德国的抵抗运动；二战后初期，社会党同法共、人民共和运动三党成立过联合政府；1981年至1984年期间，法共参政三年，但因反对紧缩政策而退出莫鲁瓦政府；1997年至2002年期间，法共实行“共产主义变革”，参加以社会党人若斯潘为首的左翼联合政府，长达5年之久。其结果是，在20世纪后半叶，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由衰到盛，使法国政局出现了“社（会党）强共（产党）弱”的局面。历史表明，社会党之所以能够兴盛，成为与右翼政党抗衡的左翼第一大党，主要是因为在70年代重建后，能抓住“光荣的三十年”（1945年至1975年期间，法国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并实现了工业化）所提供的机遇，顺应法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巨变的历史趋势，依靠“左翼联盟”和联合中间阶级的战略，来壮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一兴盛与法共长期思想僵化，固守原有的传统工人阶级队伍，不能代表广大左翼选民和中间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因而先后在密特朗执政和苏东剧变之后不断走向衰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