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论文

厦门市农民工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分析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12-22 16:06:00 ] 作者：李莹杰 编辑：studa20【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工作。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对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主要利用调查问卷对厦门市的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做了深入了解并运用统计方法对其展开分析。最后，根据农民工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关键词】农民工 调查问卷 生活状况 工作状况一、导言农民工是指那些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兼有农民身份和工人职业身份的劳动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使单位面积耕地上所需劳动力的数量急剧减少，每个农业劳动力耗费在其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上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这就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和家园进城务工，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大军，潮水一般涌向城市、涌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和对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但是目前由于存在许多体制性的矛盾，无法充分吸收富余转移的农民工，就出现了许多农民工问题，如工资拖欠、权益受损等等。作为城市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民工现已成为社会关注一大热点问题。因此，有必要及时有效地反映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现状。本次调查就是应时所需，针对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情况、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个人需求等四个方面进行调查，以问卷的形式发放。调查对象主要是福建省的农民工，其中又以厦门地区为主，因为该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数量多、农民工人数比较集中。这样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对研究和解决我国的农民工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实发问卷176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169份，有效率为96.02%。二、调查问卷分析1.基本情况在此次调查中，以性别来看，男性农民工115人，女性农民工54人，分别占68.05%和31.95%。以年龄来看，18岁以下的农民工有4人，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2.37%；18岁～30岁的农民工有82人，占48.52%；30～45岁的农民工有69人，占40.82%；45岁～60岁的农民工有14人，占8.28%。以文化程度来看，初中水平的最多，有81人，占47.93%；其次是高中或中专的41人，占24.26%；小学的占16.57%，而较少是大专以上和识字不多或文盲。由此得出以下有关农民工结构的结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男性多于女性，但女性在增加；有文化的人去务工，没文化的人去务农；大部分农民工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职业流动经历。由调查结论不难看出现阶段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一是女性农民工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说明在城镇发展的带动下，农村中的一些观念也发现了变化，一些“女在家织布男在外干活”的想法已不再固不可破，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走出农村，走进城市打工。二是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三是农民工相对农业劳动者来讲是文化较高者，相对城市劳动者来讲是文化较低者，这一高一低使农民工的素质提高存在动力和空间。农民工的年龄和文化特征表明他们是农村劳动力中最富竞争力的部分，也使留守农村的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降低。这种情况的存在，短期内会使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受到影响。但长期来看，农民工大部分将回到农村，务工生涯对他们的锻炼和提高将变为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推动农村建设的发展。从更高的层面来看，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素质的提高，对中华民族素质提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为农村的建设不断注入新的活力，锻造和提高着我们民族的人口素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农民工是农村的现在和未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另外，调查中还观察到，一般来城市的都是一个人，较少是家庭成员一起来；这说明农民工进城打工并没有打算长期居住，并没有想将全家迁到城镇，而家庭重心仍在农村，这也是农民工流动性大的一个原因。而在工作单位方面，有46.15%的农民工是在个体企业打工，其次是国有和外企，工作性质也是以服务生和建筑工业的居多。正是由于工作性质和工作单位使得农民工权益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2.生活状况农民工月收入与福建省和厦门市人均月收入比较

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城市化进城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城市中正在或者试图打工谋生拥有农村户籍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农民工”。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土地作为其安身立命最后保障的农民工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的“一无所有”仅靠劳动力为生的产业工人，但中国地少人多，严重的农村劳动力富余，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以被他人雇佣或自我雇佣的方式在城市中生存，甚至以工养农，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就业市场已悄然形成。 在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市场有多种理论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里(Michael J.Piore)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第一（首届）和第二（次属）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前者特点是工资高、劳动条件好、工作有保障、福利优越，后者特点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之所以是“二元”的，是因为两者之间是相互隔绝的，首属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会到次属市场中谋职，而次属市场的失业者也根本不可能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该理论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工业社会中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为分析我国城市社会中的劳动力市场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视角。 在我国，一般来说，城市人口特别是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容易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而农村人口更易于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就目前情况看，我国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主要包括两类人群：第一类是伴随国企改革而不断涌现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第二类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是当前我国次属、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本文主要是对农民工就业的现状以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成因进行探讨。 1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文献综述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社会上总体地位不高，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困扰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具体来说其就业面临如下问题： 首先，从总体上看，农民工人数庞大，中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目前全国有约4.89亿农村劳动力，除去从事农副业者及在乡镇企业工作者外，仍有1.5亿剩余劳动力，他们中大部分转向了城市[1]。 其次，农民工个人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工大多为初中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为8.64年，接近初中毕业，比未外出者高1.74年[2]，但远低于城市中10.2的教育年限①。 (2)求职手段低：农民工就业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有调查表明，有68.2%的人是以亲戚、朋友介绍的方式进入城市打工，而不是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5]。 (3)职业选择面窄：农民工大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脏、累、苦、险”等职业，如清洁工、建筑工、保姆、服务员等工作。 (4)工资待遇差：次属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而工资却极低，又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不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医疗、失业、义务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也没有被纳入“三条保障线”内。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十多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月的水平上。 (5)农民工讨薪难：农民工大部分没有和企业签订合同，不能加入工会，更没有自己的农民工组织，工资被人为地压低，并且被拖欠，农民工讨薪成本高昂，至少收益的三倍[4]。 再次，对农民工的管理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如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存在和需要，对这些人的社会管理费用也没有包括在政府的正常财政预算中。同时，一些政策和法规也有不完善之处，如《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但一些企业经常在试用农民工一至两个月后，以不合格为由将他们辞退。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从制度障碍的角度。许多学者把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认为是以户籍为代表的人为造成种种限制，如蔡昉等通过分析测算得出，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只有24%能够被个人特征的差异所解释，而剩余的76%是被户籍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政策带来的[5]此提出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打破这些壁垒，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在21世纪之初，一些省市（如浙江省、宁波市、石家庄市等）颁布了硬性条件，解除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农民工的近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6]。放开限制和降低留城市户口的门槛并不必然带来经济门槛和素质门槛的降低，反而由以前单纯的户籍有形壁垒，转变成了学历、技能、高昂住房费用等的无形成本。因此，是否笼统的提出户籍改革、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就能根本解决这一难题值得商榷。 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有研究表明在非正视劳动力市场中，进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并不十分明显，工作年限不仅失去人力资本积累的意义，甚至还影响了收入的增加[7]。人力资本缺失不是农民工处于劣势的唯一原因，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认为表现为血缘、亲缘、地缘形式原始的“强关系”在低级的劳务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利用业缘等“弱关系”在首属劳动力市场更容易发挥作用。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越高则拥有和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越强，对于初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社会资本的作用远远大于人力资本[8]。因此提出加快培养人力资本和提升社会资本的建议。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能力弱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能力弱势，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工在劳动力价格、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享用、文化娱乐消费上表现出来的弱势很大程度上与其弱信息能力有关，提出增强农民工信息能力，特别是准产业工人地位和市场结构交换能力。[9] 认为缺乏相关利益集团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相关理论表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宏观环境中，农民工的分散化和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的行为，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利益集团，农民工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产生自发自觉的集体行动改善自身的处境[10]。为此，建议组建农业利益集团来解决三农问题。 认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农民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很多研究都提出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如由政府加强教育、提供中介服务来减少信息不对称、甚至提出对企业工资的确定、合同的签订和社会保障进行强制性的管制，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来推动农民工的发展，增进农民工的权益。 从不同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具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农村生活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的、思维的、人格的特点是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体现为地域空间的迁移、社会角色的转变，更体现为一种精神空间的迁移。这种城乡之间的“文化震荡”让农民工不知所措，而又无法抗拒，[11]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获得相应的归属感，依然是城市中的边缘人[12]。 以上研究均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具有非常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文化演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信息不对称也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常态。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是否存在政府失灵，即是否存在矫枉过正或者无法达到预期良好目标，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与前面的研究不同，本文认为，与其它市场一样，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也是由市场交易双方、市场中介、市场交易规则、市场交易过程几个方面构成的。本文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各个主体和各个环节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期对农民工就业研究能够有所裨益。 2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原因、必要性及现实意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 关 键 词：农民工 社会保障问题 农民工，一个不同于而又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群体，具有农民身份的产业工人。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固有的经济社会制度，就使得农民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一个急需破解的难题。 一、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其原因 （一）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大约有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长期以来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其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到2003年底，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i]。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份最新调研显示，在“五大社会保险”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左右，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此外，绝大多数农民工未参加失业保险，而生育保险农民工也基本未参加[ii]。 除社会保险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也很差，最突出的表现在住房和子女的教育福利等方面；在社会救助方面，现行城镇社会救助体系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口, 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根本享受不到。 许多地方政府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一些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法规。如2000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和《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农民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2001年北京市颁布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并为其办理养老保险；2002年上海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2003年成都市下发了《成都市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农民工可以享受工伤补偿或意外补偿、住院医疗费报销、老年补贴等几项综合社会保险。然而，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这就很难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同时，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二）原因 本文认为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权利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主客两大因素。 从主观方面来看，首先，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民工的保护，同时一些政府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没有从农民工的真正需要出发，而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规定，层层向企业安排，许多地方政府把养老、失业、医疗三险“捆绑”推行，由于农民工的缴费能力较低，导致参保率较低。其次，大部分的企业雇主对农民工缺乏自觉保护意识，认为支付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加大了企业成本，这就导致他们对农民工参保采取消极应付的行为。最后，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其社会保障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 从客观方面来看，首先，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体制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农民工和市民虽然共处一个空间，但二元结构所折射的二元社区导致他们在收入、保障权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大悬殊。其次，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具有规模庞大、构成复杂及流动性强的特质，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差异性较大，并且保险基金的区域统筹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存在着冲突，于是导致农民工参保中断、退保现象频繁。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 在已有的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的文献中，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总结起来无非是从社会整体和农民工个体两个大方面来进行论述的，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概括：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就可能放弃土地保障，让渡土地的使用权，农村就可以实现产业化、集约化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市场经济要求经济活动按市场来运行，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建立一个对所有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具有一个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提高农民工自身抗风险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也可以加大农民工对自身投资的力度，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够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发展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如果采取适时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保持农民工的人力资源优势，将对我国新型工业化产生积极影响。 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三农”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而农民工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为缓解“三农”问题开辟了一条现实之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是任何一个崇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体现社会的公正性，体现政府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改变二元结构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结构性失衡的需要，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长期目标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 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要把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只有高度重视维护这些未来城市新市民的权益保障，这一战略目标才会顺利实现。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体现了公平与效率，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合和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衔接，阻碍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农民工进城的保障，也是城市化战略实现的需要；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和谐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人与人的和谐、城乡的和谐，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减轻其心理压力，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基本生活质量和发展需求；有利于引导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使他们在满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兼顾自己的长远利益；同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也是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群体的需要。 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就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确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二十多年，国家财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强。虽然国家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为全部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但是我国已经具备为农民工建立初步社会保障的经济条件。并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在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充分调动雇主、企业和农民工等社会资源，过分强调国家财力不足和过高估计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代价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理应将其摒弃。 其次，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治条件也是具备的，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写入《宪法》，而农民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理应与市民一样享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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