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网论文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与文学研究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关于文士与唐前文士的生活方式一、基本概念的内涵 1“文士”的内涵 2“生活方式”的内涵 二、中国古代文士生活方式及成因初探（政治、文化氛围、文化思维、个人经历） 1正统“文士”的生活方式及成因 2非正统“文士”的生活方式及成因第二节 东晋文士生活方式的研究概况 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一、 研究意义 二、 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总括形成原因【1政治原因 2、社会风气 3、文化影响 4、个人喜好 5、团体活动】 第一节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一、东晋文士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整体概况 二、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特点1、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动机目的淡泊明志，寄情自然2、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形式方式 3、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归宿 辞官归隐，另辟世外桃源 第二节 寄情自然的山水游处一、东晋文士山水游处的整体概况二、山水游处的特点1、 山水游处的动机目的独特的服饰与形象（游山玩水时，服饰及其形象已成为一种文化）2、 山水游处形式方式山水成为文士情感寄托之所3、 山水游处的归宿情寄自然而超脱物外的精神气韵 第三节 超脱现实的谈玄论佛一、东晋文士谈玄论佛的整体情况二、谈玄论佛的特点1、谈玄论佛的动机目的 2、谈玄论佛的形式方式 3、谈玄论佛的归宿 2.3.2.1.1清谈阔论2.3.2.1.2对名教和自然富有创见2.3.2．2 东晋文士论佛的特点2.3.2.2.1儒释道的融合2.3.2.2.1 深化、细化佛教之意蕴 第四节 现实生活中食药饮酒的寄托一、东晋文士食药饮酒的整体概况 二、食药饮酒的特点1、谈玄论佛的动机目的东晋之前，不能说没有文士辞官归隐、淡泊明志，但很少有像东晋文士这般形成潮流。夏、商、周时代，在史册明文记载中，对名誉对官位脱门而逃，能够称得上“文士”的，商末的伯夷和叔齐兄弟是代表之一：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史记·伯夷列传》后人对伯夷和叔齐的看法几乎都持肯定的姿态，但不乏持相异看法的。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于1902年曾写过《杂感》组诗，其中有诗句言：“夷齐两饿鬼，明理认不真。只愿干戈起，不思涂炭臻。心中有商纣，目中无商民。”对伯夷和叔齐阻止周武王伐商纣，只知坚守无谓的道义，置处于水火之中的百姓于不顾的行径进行了批判。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伯夷、叔齐的做法确实与历史前进方向是相背的，做法并不可取。这与东晋文士淡泊名利、追逐自由的初衷是不同的。况且，当初归隐并不为人们所重视，难以形成规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士争相奔走于各诸侯国，宣传政治思想，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几乎不存在归隐潮流的可能。秦王朝统一全国，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的高雅文化政策，文士避祸而归隐者有之，但与东晋文士追求自由而归隐仍然有别。西汉盛世， 2、 谈玄论佛的形式方式 3、 谈玄论佛的归宿 饮酒的诗化气息（“酒”成为文士的忠实伴侣，成为一种文化）2.4.2.3食药的养生功能与“道士”气韵（食药包涵的道家思想） 第五节 闲适生活中的艺文往返一、东晋文士艺文往返的整体概况 二、艺文往返的特点1、艺文往返的动机目的 2、艺文往返的形式方式 3、艺文往返的归宿 2.5.2.1别具一格的审美方式2.5.2.2独特的集会与游戏形式2.5.2.3艺术大融合的舞台第三章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之影响第一节 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生活方式影响文学的面貌1、生活方式作用于文学表现的客体文学表现的客体是人类社会活动，具体而言，是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各种关系与各类活动的总和。作为文学表现客体的人类社会活动，必然包含大自然、社会与人类本身，内涵相当广泛，诸如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战争乃至大自然的安静美好，人类喜怒哀乐的情绪等，几乎都可以纳入文学表现的客体范畴之中。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会对自然、社会和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曾于中秋夜对月饮酒，寄托怀人之情，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是因为诗人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将观月、饮酒与念人之情、人生哲理巧妙的勾连在一起，改变了原来各自独立的明月、情感与饮酒，使得这些文学客体仿佛都随着诗人的心流走，具有了与诗人一般的情感。苏东坡满含诗意的生活方式，客观上并没有改变文学表现的客体的外貌形态，但诗人在不自觉中赋予了这些客体以情感。当诗人以不同的生活方式，把自身的所思所想寄托在文学表现客体之上，那此时的客体就不只是客观世界中的一员，而是带上了诗人感情色彩的文学客体了。这就是作者的生活方式会作用于文学表现客体的表现，它突出了作者对客观世界能动的创造作用。2、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的主体生活方式除了会作用于文学创造的客体，对文学创造的主体亦有影响。文学创造的主体即作者本身，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两者不能割裂理解。相对于文学创造的客体，主体更具有主观性与能动性，他们是处于艺术生产过程之中特殊的艺术创造者。谈文学如果不谈文学创造的主体，就不能“知人论世”，容易陷入形而上的不着重点的局面。（1）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主体情感的表现 有人说，文学是一门人学，是一门只属于创作者自己的人学。不同的行为方式，会导致不同情感的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对文学创造主体的情感产生不同的影响。文学创造的主体不是简单的生活着的每一个人，他必须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既能较好的感受审美，品味审美，还能对审美做出一番独到的评价。归根结底，文学活动是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活动，相比普通大众，文学创造的主体对于情感的感受力度和把握力度相对较强，至少在某一领域须更强。比如，唐代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之一——高适——是唐代仅有的几个做了高官的文人代表，常年艰苦的边塞征战生活磨砺了诗人的气质，时不时透出不畏艰难、满腔豪情的情感，表现在诗中就是一股迎面而来的豪迈气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之一——孟浩然——则非如此。孟浩然几乎不曾于官场中叱咤风云过，平平淡淡地在山水田园中度过了一生。孟浩然的山水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与高适出任朝廷高官、驰骋沙场的生活方式不同，导致两人情感不同，不同情感指导下的文学创造也是千差万别的：人们很难将高适的诗歌与孟浩然的诗歌相提并论。文学主体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收获不同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情感，体现在文学中，其差异也就显而易见了。（2）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主体表达的方式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会导致不同情感的形成与表现，情感不同，表现形式不一而足。陆机《文赋》曰：“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指的就是文章的样式多种多样（往大了说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往小了说，每一种体裁还可以细分），文学创作主体要根据实际情感表达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正如前文所说高适与孟浩然，一个是征战边塞的将军，一个是山水田园的“垂钓人”，经历与心境几乎没有重合之处，他们采取的表达方式（一个边塞诗、一个山水田园诗）差异颇大。这是因为作为文学创造主体的高适也好，孟浩然也罢，他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两种人生阅历，倘若采用同样的文学表达方式，或许就难以达到“诗言志”的目的了。这是为什么历代文学史上，人们很喜欢将有相同经历的艺术家的创作归纳为一种经典的表达范式，比如，当代文学中“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即是如此。当然，我们说生活方式会影响文学创造主体的表达方式，并不意味着生活方式决定表达方式，因表达方式的采用也是因时因人制宜的。3、生活方式促成文学艺术的大融合文学创作主体的不同生活方式，还能促成文学艺术的大融合：将各种文学艺术、文学思想聚集一起，交相辉映，碰撞出新的火花。比如，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春秋战国时代，各种学派思想纷呈。思想家、文学家们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游走各个诸侯国，游说的生活方式扩大了本派文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了解了其他学派思想的主要观点，从而反思、完善并提升本派思想。又如，我国古代文人十分热衷的交游、集会生活方式，琴棋书画各类艺术家、艺术形式汇聚一堂，很能促进文学的发展。三国之际的“西园之会”是有史料记载的我国最早的文人集会，就很好地促成了建安文学的发展。第二节 东晋文士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影响一、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东晋主要代表文士有孙绰和许询、陶渊明、王羲之、王献之、谢安、顾恺之、袁弘、卢谌、温峤、庾阐、曹毗、袁弘、孙盛、习凿齿、苏蕙和王珣等。其中，文学以陶渊明为杰出代表，书法、绘画分别以王羲之父子、顾恺之为典范。自古以来，文学和书法、绘画难以分割，擅长书法、绘画的文士经常也会进行文学创作。要想准确了解东晋文士生活方式对文学产生的具体影响，既要紧紧依靠擅长文学的文士及其创作，也无法脱离书法和绘画领域的文士。这样，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公允而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选取各类生活方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士及其创作，以阐释东晋文士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1、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谈起辞官归隐，必然绕不过东晋最为杰出的文学家、田园诗歌的代表——陶渊明，正如前文所说，辞官归隐作为当时一种常见的文士生活方式，并非陶渊明所独有，很多有名的人物，比如王羲之、孙绰、许询等都曾有过归隐的生活。这里不妨以陶渊明为例谈一谈。（1）陶渊明其人陶渊明，亦称陶潜（晚年更名为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今江西省九江（东晋时称浔阳柴桑）人。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有异议。有学者根据《宋书·隐逸传》（南朝·沈约著作），认为陶渊明生于公元三百六十五年；也有学者从陶渊明诗歌中寻求论据，得出陶翁生于公元三百五十二年。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有名的战将陶侃，文武双全而人格高尚；陶渊明小时丧父，寄居于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是当时的名仕，尤爱喝酒，藏书颇丰，对陶渊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陶渊明作为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隐士，也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典范。陶渊明一生的大致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九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生涯；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入世为官生涯；四十一岁之后，躬耕田园生涯。《五柳先生传》较好地概括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境况与人生追求，成为诗人自己的人生写照之一。在国人眼中，提起陶渊明，总绕不过“菊花”、“酒”、“孤云”一类词，这些词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把“菊花”吟成了自身的写照，谱写出一曲隐士永恒的诗；“性嗜酒”、“少饮辄醉”、“曾不恋情去留”，酒是陶渊明永恒的朋友，也是陶渊明鲜明性格的描绘；“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独身一人、遨游高空的孤云，既是诗人一生孤独无助、无人解怀的悲歌吟唱，也是陶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精神的高贵书写。我们基本很难从陶渊明的一生找出辉煌腾达的时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促使诗人几度辞官，终归田园。陶渊明去世之后，曾数次拜访过他的颜延之为他做了《陶征士诔》，其中，“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当为陶翁一生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2）陶渊明归隐之作有宋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盛赞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虽说李白、杜甫比不上陶渊明这一论点有待商榷，但总体上较为公允地评价了陶诗的大致风貌。前代不乏有人喜爱陶翁、倡导陶诗，但影响皆不及苏东坡。自苏轼公开倡导陶诗，使陶诗渐渐进入世人的眼球，经历时间的洗练之后，终于获得应有的文史地位。那么，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隐士与中国首位成就很大的田园诗人，他的文士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对他田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须探讨的一大命题。纵观陶渊明一生所作，既有四言、五言诗，也有辞赋、记传赞述和祭文，其中四言诗和五言诗篇目较多，辞赋和记传赞述类的文章也不乏名篇。较为有名的诗歌有《归园田居》（5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饮酒二十首》，《责子》，《拟古九首》和《杂诗十二首》等；辞赋有《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并序》和《归去来兮辞并序》；记传赞述类文章有《桃花源记并诗》和《五柳先生传》等。陶渊明的这些作品，与陶渊明一生的写照紧密相连，比如《五柳先生传》就很好的将自身“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性嗜酒”，“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宁静致远的品格很好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通过读这一篇辞赋，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个贫困但风骨依然的东晋文士之精、气、神在闪闪发光。我们既能感受到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折腰”的铮铮傲骨，与享受归隐生活的恬淡自然，同时也无法避免地认识到归隐生活的艰辛。正是因为归隐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惬意，少不了为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奔波，因此，诗人热衷于归隐的淡泊名利的心境才越发令人敬仰。 2、淡泊明志、辞官归隐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东晋文士所采取的的这种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对当时乃至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是长久存在的，后代文人每每在困境之中，就会不自觉地想起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辞官之隐士，效仿之，并以此标榜自我。东晋文士的淡泊名利、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文士独到的精、气、神影响着文学的风骨东晋文士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世无争，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人”本身，而非外在名与誉的追求，其深层次展现出来的是文士独到的精神、气质与神韵，这必然会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就是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血气，精神血气的阳刚或是柔弱都会在文章之中表现出来，并且这种精神血气并不会由于后天的改变而改变（具有相对稳定性）。这就是说，东晋文士采取辞官归隐的做法，很多不是一时之冲动做出来的秀，而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心想静心远世的追求；这种淡泊明志本身的真实性，导致他们在文中的情感也是几乎真实的（不乏少数文学作品虚构的可能）。因此，东晋文士辞官归隐对文学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文士本身的精神血气给文学创作的风骨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淡薄无争的气质与神韵。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节选）：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垣。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诗人将回归田园、远离官场的喜悦，用朗朗上口的诗文表现出来，堪称是我国文学史上表达辞官归隐思想的典范之作。诗人在第一段表明辞官归隐，回到阔别已久的田园才是心的向往，旅途似乎因此显得格外的顺人心意，小船顺流而下，诗人衣袂飘扬。在晨光到来的那一刻，诗人满怀愉悦地向路人询问前路为何方，恨不能眨眼间就回到家中。第二、三段写归家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人生感悟。整篇辞赋以和谐的韵律谱写了一篇一气呵成的归隐之歌，不难品味出陶渊明藏在这些唯美的语句之下的独特的精、气、神：那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的抉择，一种中华文化孕育下的文人风骨的生动体现。这样的精神血气并非仅此一篇而已，在很多著作中都或隐或现的存在着，陶渊明的《饮酒》组诗二十首便是明证之一。（2）为文学创作添加了一种冲淡自然的文风文风即文学的风格，是指从诸多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学风貌。东晋文士淡泊名利、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还对文学风格产生影响。这一点与文士归隐所体现之精、气、神影响文学风骨，是一脉相承的。东晋时期，归隐不是二三人特立独行的行为，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这股潮流表现在文学内部，即影响其风骨；表现在文学外部，即形成一种恬淡的文风。刘师培《中国中国文学史讲义》提到： 晋人文学，其特长处，非为析理已也。大抵南朝之文，其佳者必含隐秀，然开其端者，实为晋文。又出语必隽，恒在自然，此晋文所特擅。东晋之诗，其清俊之篇……自陶渊明起，乃合嵇、阮之长。 明确指出了东晋文风中存在的自然清俊的特点。以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为例：归园田居（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歌以亲近自然的姿态，将诗人劳作的画面与途中所见所感展现出来，使人读之仿佛亲临南山之下，与诗人一起劳作，一起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耕种生活。整首诗歌自然平淡，看似无奇，读来却令人于平淡之中见真理。二、山水游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山水游处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东晋时期，山水游处是文士热衷活动之一，放纵于山水从山水中获得心灵的洗涤，是文士游山玩水的主要目的。谈到山水游处，必然绕不过历史上有名的兰亭集会的主要人物——王羲之。（1） 王羲之其人据《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王羲之出生在东晋时期赫赫有名的琅琊王氏这江左第一大族的家庭里。年幼时沉默木讷，未引起大人的注意，到了青少年时期，才开始展露锋芒，成为王氏家族的佼佼者。王羲之在年仅十三岁时就得到周顗的慧眼赏识，使王羲之受人关注。后王羲之深受其两位伯父——王敦、王导——的器重。据《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王羲之年轻时，担任王敦主薄的阮裕深负盛名，而王敦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王导几次三番要授予王羲之官职，为他的仕途热心安排。《世说新语》中赏誉七十二、八十、一百，品藻三十、四十七、八十五，容止三十等篇都是时人对其赞誉的记载，他的书法在其年轻时已备受赞誉。王羲之出众的才华及其备受当时名士赏识器重，已为他的仕途的辉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羲之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郎。这只是一个六品的闲官，是晋宋时期门阀士族青年初选之职，也可以选著作郎一职。一般只须任职十来天便可升迁到其他岗位。秘书郎主要任务是负责整理、校对宫中的图书，兼管宫中禁书，工作十分轻松简单。王羲之当完十多天的秘书郎后，便升迁为会稽王友。而这也是个六品的清闲官职，主要是与年幼的会稽王作伴为友并陪同学习，并在王府里接待宾客，安排游宴等事宜。之后王羲之转任临川太守（位于今江西省临川县西），因此被称为“王临川”。这可谓是王羲之一生官场上担任的第一个较为正式的职位。临川在当时属于偏远之地，远离北方战乱，可谓是一处世外桃源之地。王羲之担任的便是这样的一地方小官。不久，王羲之又由临川太守改任吴兴太守（位于今浙江湖州市），亦是地方小官，可谓同级调动罢了。到了而立之年时，王羲之应征西将军庾亮的邀请，任征西参军，累迁长史，在武昌。当时同在征西幕下的还有王羲之的从弟王胡之、王兴之，好友范汪、孙盛、孙绰、庾翼、孟嘉、殷浩等人。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羲之在这段日子里曾与殷浩、王胡之以及庾亮等人登上南楼理咏，众人相聚在一起工作、生活，日子可谓过得其乐融融，相处愉快。此时，王导升任丞相，有意安排王羲之进京为官，然而王羲之拒绝。《晋书·王羲之传》亦有记载，王羲之在回复殷浩的书信中说道:“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后王羲之辞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他与东土士人一道游山玩水，服食采药，“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四处游历，欣然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游玩归来，还可以修植桑果，游观品尝。教育子孙，尽享天伦之乐。时而还与好友亲朋共欢宴畅饮。在写给谢万的书信中，向好友谢万叙说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形，字里行间充满着无限的轻松、惬意之情。还在书信中感叹道:“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3]王羲之虔诚信奉五斗米道，所以更增强了辞世遁隐的急切之心。（2）王羲之山水游处之作。 2、山水游处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1）促成山水审美意识的崛兴 （2）为我国文学添加了山水题材 三、谈玄论佛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谈玄论佛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郭璞、孙绰、许询、卢谌、庾亮、孙盛2、谈玄论佛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 四、饮酒食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饮酒食药寄托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何晏、陶渊明《饮酒》组诗、王羲之、2、饮酒食药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 五、艺文往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艺文往返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王羲之《兰亭集序》、2艺文往返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有宋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盛赞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虽说李白、杜甫比不上陶渊明这一论点有待商榷，但总体上较为公允地评价了陶诗的大致风貌。前代不乏有人喜爱陶翁、倡导陶诗，但影响皆不及苏东坡。自苏轼公开倡导陶诗，使陶诗渐渐进入世人的眼球，经历时间的洗练之后，终于获得应有的文史地位。那么，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隐士与中国首位成就很大的田园诗人，他的文士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对他田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须探讨的一大命题。4.3.1.2陶渊明其人陶渊明，亦称陶潜（晚年更名为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今江西省九江（东晋时称浔阳柴桑）人。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有异议。有学者根据《宋书·隐逸传》（南朝·沈约著作），认为陶渊明生于公元三百六十五年；也有学者从陶渊明诗歌中寻求论据，得出陶翁生于公元三百五十二年。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有名的战将陶侃，文武双全而人格高尚；陶渊明小时丧父，寄居于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是当时的名仕，尤爱喝酒，藏书颇丰，对陶渊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陶渊明作为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隐士，也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典范。陶渊明一生的大致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九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生涯；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入世为官生涯；四十一岁之后，躬耕田园生涯。《五柳先生传》较好地概括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境况与人生追求，成为诗人自己的人生写照之一。在国人眼中，提起陶渊明，总绕不过“菊花”、“酒”、“孤云”一类词，这些词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把“菊花”吟成了自身的写照，谱写出一曲隐士永恒的诗；“性嗜酒”、“少饮辄醉”、“曾不恋情去留”，酒是陶渊明永恒的朋友，也是陶渊明鲜明性格的描绘；“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独身一人、遨游高空的孤云，既是诗人一生孤独无助、无人解怀的悲歌吟唱，也是陶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精神的高贵书写。我们基本很难从陶渊明的一生找出辉煌腾达的时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促使诗人几度辞官，终归田园。陶渊明去世之后，曾数次拜访过他的颜延之为他做了《陶征士诔》，其中，“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当为陶翁一生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文士，他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饮酒寄托；其二，辞官归隐，淡泊明志；其三，田园生活中的艺文往返。结语（约500字）致谢

浅析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亲农意识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农村隐居生活体验为基础，直接描写农村田园风物和农事生活。他的诗表现出浓厚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主要表现在：大量描写田园风光，表现对农村、对土地的深深热爱之情；歌唱农民，赞美劳动与农民建立深挚的友谊；亲身参加农耕劳作、自力更生、咏叹自己的劳作经历和感受。而这些诗表现出的亲农意识与他的隐逸情怀不无关系。一、 优美的田园风光从诗歌的历史上看，在陶渊明之前，只有少量的以民歌形式出现，以田园为背景，表达某种情感的农事诗。如《诗经》中的《十亩之间》、《七月》，《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之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之兮，行与子逝兮”。《七月》的第二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耜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它们所描写的农村风光很简洁、单纯。自然景色描写，只是陪衬的作用，只是人物活动的一种背景。作者的意图不在于表现出它们的自然美。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主要内容就是描绘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并且通过朴素的语言，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诗人对农村、对土地的热爱，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典型的农村风光，房前屋后栽满榆树、柳树，美丽的桃花、李花飘来阵阵清香，炊烟袅袅，创造出一幅静谧、安适的画图。这从笔端自然流露出的文字，是只有那怀着对土地、对农村环境的真切热爱之情的人才可为的。再如《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里诗人采用白描手法，平淡无奇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农村风光图，让人读来毫不费力，但我们却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热爱田园的感情。初夏时节，房子周围树木茂盛、恬静幽美、鸟飞到此搭窝筑巢，树上虽无艳丽的桃花李花，也不见飘拂的榆钱柳絮，但茂密的绿树却隐藏着惬意的清阳，鸟儿欢叫更衬托农村环境的清幽恬静。诗人所写的树、鸟、风、雨、房屋等等，无不蕴含着诗人亲近农村、喜爱土地的真诚之意。二、 与农民的深厚友谊常年的劳动生活使陶渊明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这种交往反映在诗歌中显得极为真挚和情趣盎然。如《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后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闲时节，与诗人共相来往的，不是那些骑马驾车的达官贵人，而是“披草”的农夫，他与农民随意交往，亲密无间，他没有封建土大夫的架子，是那样平易近人，而农民也把他当作知己，热诚相待，“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与农民随意攀谈交往的情状呼之欲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所关心的也是桑麻的长势，收成的好坏。他的思想感情还与庄稼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庄稼的茁壮成长，耕地面积的日益扩大而兴奋、喜悦，又为庄稼遭霜霰侵袭凋零而担心、忧虑。所以他说“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这种关心农事，亲近农民，与农家通声息的行为，在东晋门阀等级森严的时代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当时的贵族大夫阶层价值观念中，始终存在着对农业和农民的鄙视。《移居》二首也写了他与农民邻居间的友好往来。与邻居们同劳作，共游乐，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其二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谈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欺吾。这里，诗人与农人之间率真融洽的关系被表现得如鱼儿与水一般，亲密无间。“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朋友过门，互相招呼，相聚在一起，如果有酒，大家一起斟酌品尝。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亲切的招呼声，仿佛看到了他们喝酒时那悠然自得的样子。斟酒品尝，躬耕田野，披衣相访，这些与农人之间和谐惬意的生活，是诗人对劳动生活的认识，对田务、农人的深切的体认。也是自己永远躬耕田亩的决心。这种亲近农民的意识，与“田夫野老”共同的“躬耕自资”的生活，正是维系他们感情的纽带，是他们欢乐的根源。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突破了前代的一般农事诗的田园风光描绘，同时又超越其后代的以旁观者姿态出现在诗歌中的对农民的同情与关注的角色，而形成了自己在田园诗中独有的风格。三、 自己的辛勤劳作亲近农民，与农人为邻，赞美劳动，是他亲农意识的表现，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他更写了自己亲自耕作的感受和体验。而这种农业劳作的实践意义，也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如《归园田居》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真切地描绘了晨出晚归的劳动生活和自己的感触，尽管“草盛豆苗稀”，但他还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实实在在地道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劳，归耕后垦荒工作的艰难。种豆在田亩之中，但由于农业技艺不高，豆苗稀少，而草则长得旺盛，虽是如此，诗人仍是起早摸黑，披星戴月，早晨出去一身露水，晚归也是一身露水，白天自然是一身汗水。劳动虽然十分艰苦，但陶渊明却对这感到舒心惬意，充满了自得的情绪，他不把劳动当作“下贱”的事，而认为这很符合他的心愿。正因为诗人有亲自参加劳作的体验，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情感都融入到浔阳江畔的那片土地，承受着农耕劳作的全部艰辛，才能对农民田园劳苦的生活的认同，也才能把劳动描绘得如此细致入微。这种真实感的产生，亲自事农桑后所再现的田园风物及体力劳动后的畅快，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都是后代田园诗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无论是唐代孟浩然在襄阳鹿门的吟唱，还是王维在辋川别墅的幽歌，他们的田园诗虽然都不乏诗情画意，但他们并无躬耕田亩的切身体验，作者没有或不愿像陶渊明那样执着和真诚于土地，对土地的那份特殊情感。始终缺少的是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劳作后所拥有的艰辛和快乐的情感。因此读这些诗，就觉得有些做作。所以我们说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之祖，但同时他又把这一诗歌形式发展到无人企及的高度。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长期躬耕生活的深切体验。再如，《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勒，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及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及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这首诗一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农业社会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人类生计，衣食二字极为重，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创造物质财富，每个人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个道理出自陶渊明之口，尤为可贵。诗人认为，人生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首位，要想求得身安，就必须亲自经营衣食。这里用反问句，暗示出当时的统治阶级鄙视农桑劳作，而陶渊明却抛弃官场，勉励自己坚持躬耕，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诗人在此先叙述自己从春天起就从事农田劳作，从未间断，看来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字里行间流露出丰收的喜悦。因为这收获是辛勤劳动所得，“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早上带露出去从事田间劳动，晚上背着劳动工具回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尽自己的微薄的努力。虽然自己所作有限，然而也是傍晚才回家，可见劳动是辛苦的，那么要做到“岁功聊可观”就更不容易了。“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本来劳作很苦，而山中霜露既多，又风气先寒，当然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对诗人来说，就尤其要付出更多艰辛，前文我们已说过，诗人在归田的第二年，曾“种豆南山下”，而“草盛豆苗稀”。时隔数年，现在山中种稻，却能做到“岁功聊可观”，他对“田家岂不苦”已有切切实实的体验。而这却是他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诗人躬耕自食，心安理得，劳动虽苦，但他以苦为乐，这种志愿长期参加农业劳作的可贵情操，是他浓厚的亲农意识的有力佐证。四、 陶渊明的亲农意识与隐逸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具有浓厚的亲农意识，这与他的隐逸情怀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正是他的遁隐山林，使他有了真正接触自然、农民以及亲身劳作的机会。陶渊明自幼受儒家传统教育，有积极处世之心，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在《荣木》中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他想驱车策马，出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抱负，希望自己能够实现“大济于苍生”②的理想。他还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③可见他的胸怀。但是，到了陶渊明青壮年时期，东晋政治完全陷入混乱，使他空有一腔壮志，却无由施展。因而诗文里感叹不遇的话很不少。他曾经出仕，那虽然也许是对政治还抱着希望和聊且一试的想法，但更多的却是不得已，由于政治形势的裹挟，由于生活的逼迫。他与世俗那样格格不入，却不得不混迹官场，所以精神十分痛苦，充满了悔恨负疚的心情。几度悔恨之后，他毅然下定决心，与官场永诀，以躬耕终老。《饮酒》第十二首说：“长公曾一仕，壮士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官场的权力争夺，政治阴谋的血腥，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再也难以忍受。因而“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再也没有出仕。陶渊明是从恶浊的官场来到宁静的田园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是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的。他把仕途官场称之为“尘网”“樊笼”，恨不得尽快脱离开这种险恶的环境，立即回到他那十分熟悉而又亲切的农村去。“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说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飞翔的森林，就像被圈在池塘里的鱼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浮游的河海，过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心情在他的《归去来兮辞》里表露得更明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非昨非”带着一种悔恨的心情彻底地否定了过去的自己，一旦摆脱了岐途、险境，他便欣喜若狂了。“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哪怕是早一刻看到自己的家门，也成为一种极大的快乐与安慰。用这种情绪与感情去描写农村，去抒写田园风光，当然是对官场、仕途的一种彻底否定。在与劳动农民交往中，陶渊明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质朴，并与劳动农民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这使从污浊的官场归来，看多了尔虞我诈、追名逐利的世人的陶渊明发现了真善美，心灵得以涤荡。因此他由衷地歌唱农民，赞美与他们建立的纯真友情。陶渊明归隐躬耕，是真正对仕途的厌弃，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身在江湖而心在官场，不是家有良田万顷而回乡过地主生活。他来到田园，拼命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的心一时被陶醉了。他欣赏田园，真可谓是一往情深，如痴如醉。他经常叨念的是“静念园林好”、“园田入梦想”，比起恶浊的官场来，田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诗人的心灵，触着田园的秀美景物，便立即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以开阔的胸襟，超尘脱俗，全身心地拥抱着秀美纯洁的自然，领悟着人生的真谛。在这里，诗人追求的不是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脱，人格的真正自由。综上所述，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体验为基础，在田野这一空间里，直接描写田园风物和田园生活，又含有隐逸情怀的诗歌。他的伟大和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得陶渊明有别于古代一切失意的士大夫文人，使他成为封建时代唯一真正有资格称得上“乡村诗人”的作家。而他的田园诗表现出的浓厚亲农意识，正体现了他的隐逸情怀。他又借这些诗，表现了他隐居不仕的高致，从而成为“古今隐逸之宗”。参考文献：[1]《陶渊明的仕隐》 李华著 《首都师范大学报》 1995.05[2]《陶渊明诗文赏析集》 李华 巴蜀书社 1988年版[3]《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刘济远 2001.04[4]《 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 孙静著《神州学人》 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