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又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即唐代李白之后又一文学巨匠,他创造了宋代文学的高峰,然而苏轼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与不公,在崎岖的忠君爱国之路上,他却依旧充满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度与豪放。本来诗人本性与官场生活是处处相悖的,两者时时处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一种是带着面具的政客,一种则是肝胆赤诚的诗人。正是在这夹缝中生存的苏轼显示了他超凡的人格。 从苏轼从政的开端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苏轼兄弟一举成名,之后曾先后担任“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祥府判官”,杭州通判等职,可以说此时的苏轼诗春风得意的,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助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但是如果没有以后的坎坷也许就不能体现出苏轼的伟大人格了。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政治风云最终造就了苏轼这一文学奇才。命运的转折随之而来。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于是最后于王安石一排反目成仇,并受到王一派的排斥和迫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然而这并不能打击苏轼建功立业的热情,也正是在此时 他在困顿中做出了不朽的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中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后《赤壁赋》 中作者在文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与前篇毫无二致,但是笔墨全不相同。写景方面,前篇字字秋色,本篇则“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句句都是冬景,鲜明地反映出不同季节山水面貌的变化,勾勒了两幅截然有别的江山景色图,可见作者描景状物的传神。至于夜间山景:陡壁、怪石、危巢、古木等,都写得逼真而有幽森之气,跟作者“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密切吻合,而与前篇幽静安谧的情景恰成鲜明的对照。叙事方面,前篇但言“苏子与客”,“举酒属客”,“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都是即事而叙,简洁明了;本篇对于客、酒、肴则用详述,写得别有情味。反之,前篇对于泛舟而歌的情景,用大段笔墨加以渲染;本篇则唯有“顾而乐之,行歌相答”,“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寥寥几句,同样情致盎然。剪裁安排之妙,确很值得借鉴。抒情方面,前篇由乐而悲而解脱,过程起伏,但直抒多于想象,作者的观点表达得完整而且显露;本篇则从飞鹤探舟而西展开想象,将鹤与道士合而为一,完全是幻觉和梦境的描述,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虚无消极的思想当然不足为训,但是在写作方法上却也告诉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不同的情景,同一主题的文章才能各具特色。以上有别于前篇的各点,正是本篇的艺术成就。在这两篇文章里,苏轼用巧妙地笔墨描写了苏轼之不能入阁,除了性格因素之外,还在于苏轼本人对于功名富贵的蔑视。他曾有《蜗牛诗》:“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将那种功利人生刻划入骨,将这种功利人生的结局看得十分透彻。对于功名富贵,苏轼是蔑视的,对于那些阿谀小人,尤其蔑视。不仅依旧我行我素,而且写出了更为瑰丽的篇什。可知,在仕途与诗文写作艺术人生。审美人生之间,后者才是苏轼生命的灵魂、生命的依归。这正是笔者之所以将苏轼的人生命名为审美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几经贬谪之后,苏轼逐渐成熟起来,并逐渐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变化是他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正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说人生如梦,一尊换类将月。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去,并没有因此否定人生,力求超脱自我,始终保持了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在《定风波》中有明显的表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比较完整的表现出作者有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脱的心路历程。苏轼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的代表,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代表。 苏轼的人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现苏轼个性的人格精神体系。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儒家的思想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为忠诚、刚正、忘我、爱民。他忧国忧民,为民做事,同时直而不随,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正道,不因哪方是得势新贵而趋附于任一边。这也是他在仕途上屡受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典型的“君子”形象和理论。鲜明的个性,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尽管始终生活在政治的旋涡中,但他还是一路歌唱,作文,评论,无论在他的仕途路上,还是在他的流放路上。显然,苏东坡深谙山水之乐,宦海沉浮,他一生嬉戏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都能够微笑接受,磨难始终跟随着他,直至死亡临近。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古今相生。苏轼喜欢放眼宇宙,跨越时空对比,着眼天地,物我古今合一。这是多么深奥的道家辩证法,多么可贵的人生相对论!纵然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但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啊。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都终成过客,倒不如寄情酒歌,托意箫音!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理性的思辩,而达到的乐观、旷达、超然、自适、超越功利、一切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吗? 道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苏轼深受道家影响,自然少不了对归隐的向往。有人统计,在苏轼现有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余次。苏轼仰慕归隐,但终其一生,却并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归隐。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归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深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隐退,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他向往的所“归”之处,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使自己复杂灵魂安放解脱的精神家园。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宋后历代以来,人们论词,必提苏轼 ;若提苏词,亦必提其“豪放”之风。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了。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一系列豪放词是北宋豪放词派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刘辰翁就曾说过:“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词作是比较丰富的,据统计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苏词风格多样,既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本文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词中被历代论家所忽略的豪放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审美特征。苏轼词由“纯粹的豪放”到“豪中见悲”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其中后一次给素食的影响更为强烈。苏轼在其自题画像中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话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的“自嘲”,实是苏轼对自己人生、创作道路回顾后做出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总结,这起码说明,在苏轼自己看来,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经历与创与其以前时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融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只是这种变化显得很微弱,较难被读者体察而已。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有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为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再贬至黄州尤其过海之后,发生了一定变化,其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是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角度而言的。我的想法是,素此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词作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伸出的那种悲哀和痛楚,更倾向于表达一些个人性的感情了。而表达着种人生悲壮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切近读者,这也许是苏轼被后来历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所推崇的一个原因吧。这些凝聚了了苏轼太多无奈的叹息制作,故不失其豪放达观之人生态度,然实是和着他血和泪写成的,是将人生的痛感转化成了审美的快感。只是作者高超娴熟的技艺及其中更多的乐观成分几乎掩盖了那份悲凉,让我们难以体察而已。我以为,苏轼的纯豪放词的代表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而非那首公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且看他早期的这首江城子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作者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在稍早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作者还表达了自己“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在此将此词录出,读者诸君可与后面的几首词作一比较,会发现与他被贬黄州后是有较大区别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更加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不定。个人不幸命运开始更多地融入词作,其悲剧性也因此明显加深(需要仔细体会方能感觉出来)。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有些想法是不敢直接言说的,只好非常含蓄隐曲地表达(不知大家还记得否,柳三变因一首《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宋仁宗,称其“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而“奉旨填词”了几十年。这件事就发生在苏轼之前一段时间,一苏轼之博闻,应当很是清楚。);再者,尽管苏轼一次次的感受到“人生如梦”这个命题(具体论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章),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所以词中“悲性”的表达既隐曲又微弱,不易发觉。这种现象在他被贬黄州以后尤为明显,故我在此选了他被贬黄州及此后的作品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三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来做一分析。下面结合前人对这几首词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简述苏词中“悲”的气息。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应是苏轼词向内心世界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个人观点,有待商榷,欢迎质疑)。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到一个孤苦的老人,在雨中蹒跚而行,竹杖芒鞋真能胜过骑马吗?那只是无奈的自我安慰罢了。闭上眼睛设想一下,那位老人突然转过身来,坚定的眼眸中怎能不流露出一丝凄凉或者悲哀呢?眼角流出的,谁知道是雨水,还是酸涩的泪水?斜照相迎,更多的知识老人的一厢情愿吧。下面的这首临江仙将这种感情升级了: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历来论家称赞全词风格为“清旷而飘逸”,却独不见其悲。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首词:写的是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上阙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上阙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阙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下阙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重中之重,枢纽所在。以上两句精粹议论,是化用了庄子的“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言,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这两句,既饱含哲理又一任情性,表达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人生困惑与感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彀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上词之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根本未去“江海寄余生”。这则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苏轼求超脱而未能的人生遭际。其词作之悲蕴含的人生不遇之辈正在于此。还有这首卜算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一般认为,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我表示赞同。上阕前两句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这两名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象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下阕专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我想到了他的门生黄庭坚所对此词的评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一个叫黄苏的人也曾评论道:“格奇而语隽”。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固然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苏轼“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选景叙事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此句来自百度贴吧苏轼吧,我以为说得很好,故而录于此)是一般词人所不能的。但苏轼心中不会有一层难以言说的悲凉?“有恨无人省”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吗?“人不知而不愠”是非常难做到的,苏轼虽然做到了,但内心还是存在着一种困苦,只能“拣尽寒枝不肯栖”了,但寂寞沙洲上的寒冷,确是挥之不去!不妨再简单提一下那首还是作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首词中,素食已经流露出较多对自己部位朝廷所用的郁郁了。他对年纪尚轻就已功成名就的周瑜特特别钦慕,由此而慨叹自己年岁老大而遭遇坎坷,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得施展,积极地人生态度之外显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悲哀,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不一样了。所以,我选择用“苍凉悲壮”四个字来形容这首词。如果还不能让大家信服我以上的论述,大家还可以参考苏轼其他大量的诗、古文、辞赋等,那里有很多作品都可以说明苏轼在经历众多生活磨砺之后,人生态度、创作风格所出现的细微变化,即悲叹人生成分的增加。在几首词作分析之后,我想在这引用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中的一段话,让我们体味一下这位大师的悲哀:“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不知道这份人生的悲凉您体味到了没有。有这种感情,必然会在诗词创作上有所体现的。综上可见,苏轼后期所作多是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了。“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的苏轼,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总的说来,“豪中见悲”是苏轼众多豪放词的一个总体审美特征,但历来为人所不注意。一种比较接近的说法是“在(苏轼)词的背后有一种宏观的视角,再观照人生的悲哀不幸时常能加已超越,从而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一位陈免于感伤。”再申明一点,大关的人生态度和豪迈的创作风格是苏轼一生的主流,“悲”只是其此做种含蓄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这根本掩盖不了苏词昂扬乐观的主题。这里的“悲”乃发自生命最深处的悲叹,亦绝非一个“悲哀”所能形容的,更不等同于“悲观”。豪中见悲,悲而不厌世,这是我对苏轼豪放词的一个整体理解。苏轼即便再达观,再超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的人,是一个虽受佛理、道家思想广泛影响,但他毕竟还是有大才气、一腔济世之志的儒士、文人。因此,苏词尽管颇多豪放之作,但时而流露出一份悲凉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会影响苏轼的人品及文学成就,反而能够加强他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拉近它与我们的距离。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敬佩的还是苏轼。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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