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君子与小人文化现象研究论文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重构 摘 要：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几千年中形成了独有的特点，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运行，传统伦理道德显示出与之不相适应的方面，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与扬弃，必须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重构，使其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伦理道德；现代转型；重构。 我国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前后相继，交相更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有我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天，进一步探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转型与重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伦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占据核心和主干地位。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则是“爱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将这样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礼仁”一体，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儒家伦理在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具有了与封建政治一体化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继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修身养性，打造内质 修身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1]。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2.克己奉公，注重整体。 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家庭责任，强调每一个人应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人们的家国意识、乡土情结特别浓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最突出体现。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应以国家统一为乐，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我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3.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坚持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二、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转型中所受到的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而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生产关系，在对小农经济与封建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纲常伦理，并使之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价值判断和经济判断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人们的道德教育，而忽视了法律、法规等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破坏了法律的独立性，阻碍了法律的形式化，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领域造成道德规范的缺失。 其次，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强调树立群体意识、整体意识。传统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没有个人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没有公私之分，没有个人产权边界的概念。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利，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占有的利己性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根本特性，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行为，也不存在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能力、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克服传统的“义务型”伦理的强权倾向和片面性。 再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倡重义轻利，国家要不以利为利，个人要以义为重，甚至产生“以贫为荣、以富为耻”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来加以解决、规范和追求。 综上所述，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包括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 三、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重构的路径。 迈进新世纪，在我国社会广泛而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转型中，不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同样面对着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整合、创新。那么如何来重构呢？不能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应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并根据现时代的特征，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 虽然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如等级特权、尊卑有序的观念是为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服务的，与现代社会极不相容，但诚实守信、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道德在现代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统道德应客观评价，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扬弃。另外，道德习惯的形成，除传统的劝导、说服、教育外，还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某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损坏公物等，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要改变重德轻法的传统，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应看到道德规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这既可以保证社会变革中道德规范的更新，又可保证已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此举是重建现代道德文明，树立道德新风，防止道德沦丧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律意识同步进行的有效方式。当代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法制变革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2.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又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缜密的道德规范，将人们的言论和生活，自内心深处纳入传统经济需要之网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治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但同时，市场自身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值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离开一定的经济道德基础，只能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信誉崩毁、甚至罪案丛生。因此，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要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国家经济政策有机地协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 一方面集体作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应以个人为目的，在物质上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尽力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断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以集体为目的，为维护和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了满足，集体壮大和发展了，个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体现和实现。 通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进，使个人和集体都达到共赢，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赏罚机制。 通过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对利益的要求，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赏罚机制就是赏善罚恶、扬善抑恶，它是社会运用利益机制对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之外的个体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所谓“赏”，就是社会通过给予实施道德行为者更多的利益来肯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昭示和倡导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所谓“罚”，就是社会通过剥夺实施不道德行为者的既得利益来否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显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如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可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引导等方法，对行为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以保证行为者的利益；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如制假卖假、坑蒙拐等，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从而让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改革本身是对原来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基本有序的过程。无序状态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个基本环节。今天讨论该问题，着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后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体系。社会转型时期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使社会从动荡走向有序，从“个人伦理”走向“制度伦理”，这是当代我国道德嬗变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王红武。关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J] .学术探索，2007（3）：6-10. [2]于铭松。论我国传统道德伦理[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92-97. [3]魏英敏。当代我国伦理与道德[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335-350. [4]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M]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96-197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134、434. [6]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62.

发一篇人民网的解读，差不多正好三千字左右，希望对你有帮助！“君子和而不同”的解读本刊特约记者 林治波“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今天，“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笔者以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观点极具现实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前者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后者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平衡和谐，“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论语集解》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就是说，君子内心所见略同，但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为天下谋，有些人出仕做官，有些人则教书育人，这种“不同”可以致“和”；小人虽然嗜好相同，但因为各争私利，必然互起冲突，这种“同”反而导致了“不和”。其实，“和”与“同”的概念，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都有史伯与晏子议论“和”“同”的记载，比如史伯在《国语•郑语》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这里的“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寻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寻求“和”的过程。史伯和晏子从哲学和自然规律上来讲“和”与“同”，孔子则将其引申到社会领域，用以阐释做人的道理，视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特征之一，可见孔子对“和”的重视。宋儒注重义利之辩，认为义、利水火不容，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何晏注解的基础上，宋儒更明确地以义利观来解释“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思路一直延续到清末，比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说的“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与宋儒一脉相承。孔子的本意是否如此，或者说，孔子是否认同后人的解释，不得而知。笔者以为，对“君子和而不同”的理解，在当今时代似应超越“义”“利”的道德范畴，而上升到思想方法和处事哲学的高度加以阐释。从哲学意义上讲，“和”是和谐，是统一，“同”是相同，是一致；“和”是抽象的，内在的；“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和而不同”，就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这里，“君子和而不同”似乎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就自身而言，高明的人总是与别人相协调，但并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别人，因协调而不重复故能达成和谐；不高明的人，见到旁人的成功就一窝蜂随大流地摹仿别人，反而引起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不和谐。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美国开发西部的早期，曾一度形成了淘金热，各地的人们纷纷奔赴西部淘金。而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也想借此发财，但他不是直接像别人那样去淘金，而是去向淘金的人卖水。结果，许多淘金者空手而归，史密斯却大发一笔，从此成了富翁。他顺应了淘金的潮流，这是“和”；但他没有重复别人，这是“不同”，合起来就是“和而不同”，所以他比别人高明，发财是对高明的应有报偿。对他人而言，高明的人总是追求和谐，为此而包容差异，在丰富多彩中达成和谐；不高明的人，总是强求一致，因容不得差异而往往造成矛盾冲突。比如，一个乐队，想要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需要使用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不同的乐器，各奏其乐，各发其声，从而汇成宏大动听的交响乐。反之，如果乐队中都使用同一种乐器，其单调乏味是可想而知的。再比如，用乱石砌墙、碎石铺路，一块块乱石奇形怪状，一块块碎石各不相同，但墙一旦砌成，风格和谐统一，路一旦铺就，犹如一体天成。又比如，生物分雌雄，动物分公母，人类分男女，倘若世界上只有同一个性别，无法交媾，也就无法造就新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也应当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多样性的世界。黑格尔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他把“同一”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抽象的同一”———“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另一种是“具体的同一”———“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他认为这是在哲学上区别好坏的关键，并且说：“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笔者以为，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表达，也就近似于“和而不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和而不同”，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就必然导致纷争乃至战争。现在，人类拥有的核武器可以在瞬息之间毁灭地球和人类自身。如果只强求“同”而不谋求“和”，矛盾冲突激化而导致核大战，那结果只能是共同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这样看来，“和因义起，同由利生”的传统解释就显出了某种局限性。实际上，“和”可以因“义”而起，也可以因“利”而起，即便不讲“义”而仅言“利”，也应当求“和”，因为不“和”不仅不“义”，也不“利”。反过来说，言“利”未必生“同”，如果不是仅仅图一时之利、区区之利，而谋“长远之利”、“宏大之利”，就必须走“和而不同”之路。这也说明，“义”与“利”不一定是对立的关系，还是可以形成统一的。当然，由“义”而生“和”，同因“利”而致“和”，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自觉的、主动的，后者是消极的、被动的。那么，怎样才能达成“和”的局面呢？实际上，孔子已为我们指明了答案———“不同”，也就是不强求一致，不重复别人。只有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只要愿意共存共荣，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来建立共识，以达到“和”的目的。事实上，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明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磨合之中。磨合得好，才能比较顺利地从经济全球化过渡到文化上的多元一体，经过不断的磨合，最终进入“天下大同”的境界。这里的“大同”，是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外在的相同一致，实质上就是“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可见，“和而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不仅具有伦理价值，还具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处世哲学的意义。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也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所谓“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应该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某种角度看，也应该是“和而不同”的社会。费孝通老先生在80寿辰聚会上，曾经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极好的阐释。《人民论坛》 (2005年 第四期)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世说新语•雅量》谓：“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后世才渐渐演变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度”实乃人之常情，“度”人之心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自有人类以来人人都在以己度人，不是一个命题所能局限。君子小人互相以心度心，这世界愈发七彩纷呈、耐人寻味了。那君子与小人区分何在？唐代大文豪韩愈一言道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其实，人心不同本质上乃道德修养不同，这便是有了高尚与卑下、有德与无德，亦即人格大相径庭的两类人。处道德峰巅抑或道德谷底谁有谁的心机，这就是难“度”所在。“小人”人格卑下，用以度“君子”，往往指称人家的高风亮节为作假，甚至蓄意混淆黑白。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要不得。那么“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会怎样？历史上，刘秀大败王莽，攻入邯郸，检点前朝公文时发现大量讨好王莽，辱骂甚至是谋划刺杀刘秀的公文。刘秀不听众臣劝阻，全部付之一炬，他说：“如果追查，必会引起人们的慌乱，甚至成为我们的死敌。如果宽容他们，则能化敌为友，壮大自己的队伍。”好一个“付之一炬”。将小人的卑下心思全部销毁，将君子高尚的风格淋漓尽显。难能可贵的“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让敌人化为朋友，让刘秀得以成就帝业，统一全国。《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其（娄师德）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耳。’”好一个“唾面自干”。那小人往君子脸上吐了唾沫，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要含笑承受，不要擦掉而让它自干。看来也只有君子才能在受了小人侮辱之后极度容忍，不加反抗。难能可贵的“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让一场风波得以化解，让社会得以和谐安定。现在把时间的镜头聚焦到21世纪。2009年4月2日，在欧洲举行了一场南非世界杯足球预选赛。比赛双方是德国队与威尔士队，比赛进行的非常激烈。然而当比赛进行到下半场时，场上出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德国队队长、中场大将巴拉克在一次防守结束后，抬手指向德国年轻前锋波多尔斯基，原因是他认为这位年轻球员在刚才的防守中不积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在为自己没有进球而郁闷不已的波多尔斯基抬手拨开了巴拉克的手臂，顺手打了这位在德国足坛功勋卓著的名将一耳光。巴拉克显然没有料到波多尔斯基会如此冲动无礼。但巴拉克只是捂了一下被打的脸颊，又迅速投入到比赛中。本场比赛，德国队最终以2︰0完胜威尔士队，为进军南非世界杯迈出了坚实一步。好一个“波多尔斯基的耳光”。当巴拉克在遭受耳光羞辱时，以一颗君子之心，一切从大局出发，包容保护了年轻人的过失，赢得了团队的胜利。难能可贵的“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让矛盾得以土崩瓦解，让团队得以团结强大。“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君子因睿智而见毫发，因悲悯而循循善诱，因宽容而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一般也不把事情看大，还给予改过机会——宽容归宽容，是非归是非。个人因“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而成功，邻里因“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而和睦，团队因“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而团结，社会因“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而和谐。当今时代，更需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详解：本章重点，就在于“同”与“和”。“同”，会意字，“冃+口”，“冃”，重复，何谓“同”？就是通过口头上的不断重复达到聚集，当然，这反映着孔子时代的特征，实际上，这口头上的限制并不需要。例如，文化就是一种“同”，文化，从开始的口头传播到现在的网络传播，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不断重复达到聚集”的效果；“宗教”更是一种“同”，所谓的教义、教宗等等，就是一种“不断重复达到聚集”的例子；“科学”一样是“同”，“科学”从本质上是文化、宗教的大汇集，科学相信“不断重复的实验”达到“同一”的效果，是其成立的基础，是科学得以聚集的基础。

总之，文化、科学、宗教等等，以及一切社会结构中的一切东西，本质上都是“同”，都是“不断重复达到聚集”的情况。“哲学”之类的也如是，无论唯心、唯物、一元、多元、辨证、诡辩，同样是这样。这一切，本质上都是小人之学，在“人不知”的世界，其学也只能是小人之学。

聚集，本质上都不过为了一己之私利。在资本横行的国家、年代，资本就的最大的“同”，社会上的任何现象、言论，都在“不断重复”达到聚集在资本之“同”的大旗之下，资本社会的人，本质上不过是“资本”的复制，都不过是被“资本”所抽干的傀儡，而一切的文化，本质上不过是“资本”的表现。

“和”，去声，就是“相应”。“天人相应”、“心手相应”，“桴鼓相应”，诸如此类，都是表达了“和”与“相应”。在孔子那里，在君子眼中，只有“天人相应”，却没有所谓“天人合一”的小人之说。注意，这里的相应，超越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应手”，那不过依然在共业的境界之中，而一般人的理解，连海德格尔所说的“应手”都达不到。

人类社会，“地”的一种形态，不过是“天人相应”而成，无所谓“天”，无所谓“人”，“天人相应”而成这人类社会这“地”的特殊形态。天，“地人相应”而成；人，“天地相应”而成；地，“天人相应”而成。成无所成，不过是相续相缠，相应而已。

孔子在本章里，揭示“天地人”结构最重要之一的关系，就是“相应”，就是“和”。就如同音乐中的即兴演奏，这宇宙就在这相续相缠中“和”、“相应”，这里没有任何需要“不断重复”去达到聚集的。企图通过“不断重复”去聚集点什么玩意、抓住点什么玩意，不过是小人“我”之私心相应之妄想。

而君子之间，也只是相应；君子于所在的时代、社会，所对应的“天地人”结构中，也只是相应。就如同空谷与空谷的对话，可以风雷激荡、可以溪水潺潺，可以幻化出天地间所有的神奇与风景，但却依然只是空谷与空谷的对话，空谷与空谷的相应，如此而已。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说：君子相应而不聚集，小人聚集而不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