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研究论文学术水平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改造对藏族民居特征的影响优秀论文

甘孜的土筑平顶中掺合一定的牛粪作为调合料，而巴塘地则用白泥、锈石、青桐叶汁等掺合其中，相当特别。康巴地区的传统民居建筑特点是：平顶、墙体厚实、内框架均采用柱顶梁结构形式，一般是多层建筑，底层均用以关牲畜，顶层堆放草料，楼下不开窗，楼上开小窗。注重檐、门、窗的装饰，火塘或厨房一般都在一楼居室，厕所在楼层居室附近设外露吊脚高厕，设有独立的经堂。[1]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往往会显得特别渺小，凡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以道孚依山而建的民居为例，外观的色彩基调是相同的，房屋的朝向也基本相同，但是各家各户的房屋内设计却大有差别，特别是通过在不同的位置设置晒台以调节建筑群的空间，远远看去显得错落有致，不会觉得呆板。

在内部陈设上，人们喜欢如寺院建筑雕梁画栋那样进行装饰，图案大多采取传统佛教艺术图案，蕴含着藏民族传统的宗教观念、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起居室往往是民居中最重要的部分，中间置有火灶，一般朝向东、南，中心立柱，不但支撑顶棚，也是重要的装饰构件，北侧摆设藏柜、床铺、柜子、书架等日常家具，围绕火灶沿墙布置。关系主人家脸面的门的设计更是不遗余力，自然是显得大方、庄严而华丽。康巴地区藏族民居门的款式多样而且独具特色，该地区的门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即实用价值、装饰价值和文化价值。[2]

改造对传统藏族民居特色的影响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对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都造成了巨大损害。为推进灾后重建有序进行，国家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与法规，当然这也给我们川西藏族地区的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里面也包括了牧民定点居住工程建设以及旧民居的改造和升级。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重复以往建筑的样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设计规划上势必引入与现代科技和生活相适应的元素。尽管在规划时强调了保持地方特色，但从已改造的项目看还是有不少变化，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首先，民居布局相对集中，使原先松散的村落初具现代社区样貌。在川西藏族地区，新建的建筑风格基本尊重当地风格和传统习俗就地取材并改进传统建筑工艺，要提高防火和抗震能力。同时，要求道路、交通、卫生等条件得到改善，以更加适宜人类居住。

其次，住房的材料和结构发生了巨变。现在，原有的土木、砖木结构的房屋普遍变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砖混结构。以道孚的传统民居为例，一般较为低矮，多为两层。传统“崩科”的营造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将半圆木两头直接搭交，使四面墙体连成整体，在木墙体上挖洞作门窗；另一种是将房屋四角的圆木搭成灯笼架，然后在角柱上挖槽，再将半圆木两端插入柱槽内，层层横叠成墙。在建筑材料上，道孚民居以木材、石材、泥土为主要原料，1998年以来，国家禁止采伐天然林，新民居修建时就多采用更为坚固的钢混结构，还可以增强抗震性。传统上的屋顶多用桦树皮或硬杂木条垫底，再铺防水的“阿嘎土”，而现在的民居融入了现代建筑的防水技术，省去了每两三年换“阿嘎土”的麻烦。传统民居用夯土筑墙方法建造的'，顶、门、窗、过梁多采用木构件，现在也采用砖混结构。

再次，室内空间、功能分布、装饰特色的变化。以道孚县的箱式建筑为例，传统的民居底层一般不住人，用作养畜或贮藏，二楼是一家老小衣食起居的主要场所，有独立的经堂，挂有平面的佛龛——唐卡，有的设置了七色小彩灯，可举行一些小型宗教活动。而现在的新民居，一般设立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圈舍，使得民居的室内空间、功能分布全面现代化，有的还设计类似普通商品房的客厅、饭厅和卧室，放置有电视机等现代化电器。原来装饰的窗扇也一改传统田字式样，有的仿制了各种汉式的花格窗扇。内部装饰除了传统藏画艺术的八吉祥图案外，也有传统汉族龙、凤、仙鹤、麒麟等吉祥图案，有的配合画面使用了金箔，显得富丽堂皇。另外，修房造物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一些政府工程往往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也遵循现行的一些建筑规范。而传统藏族民居修建的习俗尽管有些还保留着，但有所减淡。

对传统藏族民居改造的建议

无疑，康巴藏区不少重建或改造项目解决了那些无力凭借自身能力拥有住房的民众的实际困难，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民众是非常支持的。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设计者能够考虑到项目的规划和施工保留其民族特色，无疑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从部分新建民居来看，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风格稍显单一。特别是在一些新建的主要聚居区，房屋的主结构还类似城市里的商品房，只是在门窗设计和外墙等方面有一些符号性的东西。一些新建筑在材料、结构以及室内空间功能分割方面的整体规划，出于环境保护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加之要考虑建筑的设计与施工等成本，这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使得民居的民族特色在减弱。有的设计类似汉族地区不少马路边的砖混平房，往往要画上一些干栏式的木头串架图案，感觉有些假。因此，可以适当地进行不同户型、门窗的差别处理，甚至在整体统一的基础上，留出一些局部让居民按照自己的审美与传统风俗动手设计。

其次，应注重民众的文化参与，不要统一规划。建议在做建筑设计和装饰时也听听民众的想法，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积极参与是保持民族文化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基础。科研从艺术学、建筑学、民俗学和文化学多学科进行深入讨论，形成合理可行的建设方案。同时，在设计中要为民居预留自建加建的可能性，使有特色的村落民居风貌能继续自然生长。

再次，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原汁原味的传统民居村落，留住文化之根。现在这个世界无可奈何地变得越来越相似，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汉族地区曾广泛分布的粉墙黛瓦民居基本消失殆尽，而只有周庄、宏村等少数地方还能依稀看到，这些地方往往会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康巴藏区的康定、丹巴、雅江、德格、理塘等县，现在还留存有一些防御性的高碉建筑，其中以丹巴最为密集。在民国以后，高碉逐渐失去作用，现在其实可以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

结语

应该说，康巴藏区建筑的改造、升级和灾后重建，是恢复和保护藏族民俗文化的契机。在规划和修建过程中应将抢救、保护、改进和传承等因素有机结合，好事要办好，才能留住这些弥足珍贵的活态建筑文化。显然，过分强调物质会导致人类精神贫乏，民族地区的民居建设与改造并非完全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更有文化留存和文化产业建设的问题。各地区应根据自然地貌、传统文化和建筑风格，设计出不同的建筑方案向民众咨询并谨慎决定，才能让建筑和环境、历史和文化更加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