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大学学位论文

胡经甫（1896－1972），昆虫学家。原籍广东三水，出生于上海市。191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19年获硕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从事生物学和昆虫教学科研工作50余年，作出了重要贡献。所编著的《中国的石蝇》和《中国昆虫名录》为中国昆虫学巨著之一，记载昆虫25目、392科、4968属、20069种；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反细菌战调查，受到表彰。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Hu Jingfu（1896－1972） Native of Sanshui, Guangdong Province,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ince 1955, Entomologist. Studied in America,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singhua College, 19l9.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昆虫学家。原名胡宗权，笔名胡烈。祖籍广东三水，生于上海。191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留校任助教兼研究生。1919年获硕士学位，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物系讲师。1919年考取清华学校专科，1920年公费留美，专攻昆虫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1922－1949年间，历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教授，中国动物学会和北京博物学会会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委员。曾于1946年后兼任过清华大学校医。1933年与1941年曾被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先后聘任为客座教授。1953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技委员会常委。还长期任《北京博物杂志》总编辑。是中国昆虫学奠基人之一。编撰现代中国昆虫学巨著《中国昆虫名录》，记录了昆虫25目、392科、4968属、 20069种。抗美援朝战争中，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工作，获得国家颁发的爱国卫生模范奖状。由于科研工作成绩卓著，曾两次获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嘉奖，并于1964年荣立三等功。从1916年起先后发表有关水生植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昆虫学等科学论文90多篇。专着有《无脊椎动物学讲义》、《实验指导》、《中国襀翅目昆虫志》。胡经甫（1896－1972）：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教授（1922）胡经甫，1917年毕业于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兼读研究生，1919年获硕士学位。之后，他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讲师，不久通过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的考试。1920年秋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以20个月时间修完博士生课程，撰写了当时世界上最好水平的“襀翅目形态解剖及生活史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和自然科学SigmaXi金钥匙奖。1922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教授，次年回东吴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26～1941年任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其间1933年去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昆虫系任客座教授一年。他在20、30年代曾被选为美国寄生虫学会中国分会会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科学会员、中华海产生物学会会长、中国动物学会会长等职。1941年再次出国讲学途中，因珍珠港事件羁留马尼拉，此时45岁的他立志学医，就读于菲律宾大学医学院，1945年回国后在重庆实习，获得了湘雅医学院毕业证书。1951年胡经甫应聘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任研究员，从事医学昆虫学的研究工作。1954年应中国科学院之聘，任中国动物图谱编辑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胡经甫在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习期间，接受了全面的专业训练，常野营露宿采集各种生物标本，并专修了动物学、植物学、藻类学、昆虫学、生物技术等课程，均取得良好成绩。他在毕业那年发表了“生物学与中国之关系”的评述性论文，表达了他立志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心愿。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在东吴大学学术季刊上发表了数篇论文。1922年，他的博士论文是一篇昆虫形态解剖学的力作。在这篇论文中，以叉襀属的代表种 Nemoural vallicularia为模式，从外部形态结构、内部解剖，全面地描绘了骨骼、神经、消化、循环、排泄、肌肉、呼吸、分泌、生殖等九大系统，其中对头胸骨片、口器、外生殖器的描述尤为详细。与此同时，他发现该种襀翅虫稚虫期9个月内，有22个龄期，并记述了成虫羽化、交尾、产卵等行为特征以及幼虫的栖息、活动、取食、休眠、寿命乃至天敌和体外寄生虫等都做了详尽的记载。这项成果是把分类、形态、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系统研究的一个范例，在当时具有世界最高水平。回国后，胡经甫对中国襀翅目昆虫进行调查研究，1938年发表了名著《中国襀翅目昆虫志》一书，系统总结了中国的研究成果，描述了襀翅目昆虫5科、4亚科、32属和3亚属的139种。这不仅是中国襀翅目昆虫研究的里程碑，而且与他的博士论文一样，同是襀翅目昆虫研究的世界权威之作。胡经甫的巨著《中国昆虫名录》是他对中国昆虫学研究史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从1929年开始编写到1933年完成初稿，到1941年历经12个春秋全部（6卷4286页）陆续出版。其间他用一年时间，踏遍美、英、法、德、意、比与瑞士等国家的博物馆，查对标本与资料。该书首次以现代生物科学分类学的理论，对中国昆虫作了系统、全面整理，记载了见于我国的昆虫25目、392科，4968属，共20069种及其有关文献资料。后来胡经甫又参加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为填补我国医学昆虫学的一些空白领域作出了贡献。胡经甫在教学工作中也做出了卓著成绩。他先后在东大、东吴、燕大、康奈尔四所大学任教，为我国生物学界、医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富有吸引力。他编写的讲义，取材新颖，内容充实，很受学生欢迎。如他写的《无脊椎动物学》和《无脊椎动物实验》等，均被视为当时国内优秀的大学教材。

汪集旸，1935年10月11日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吴江县严墓镇（今苏州吴江市铜罗镇）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1932年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杭州两浙盐务管理局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父母举家内迁，途经香港、海防等地进入昆明，住在父亲的工作单位云南盐务管理局宿舍所在的南强街上，离南屏、大光明两家电影院很近，因此放学回家的路上总要去看看电影院门口的广告，只要是新片就想去看。由于父亲就读的东吴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较好，思想也比较开放，工薪家庭的经济虽不算富裕，但对子女的合理要求还是尽量满足的。因此只要有新片，汪集旸总是能向父母要到钱以一饱眼福，有时父亲下班后还主动带汪集旸去看新片，并讲解内容(原版英文片)。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汪集旸又随机关迁回杭州，进了杭州市的一所私立学校宗文中学，念了不到三个月就得了一场伤寒症，险些把小命送掉。休学一年身体恢复后，进家乡最好的一所中学——育英中学(现名震泽中学)。1949年解放时，汪集旸正好初中毕业。1950年又举家从家乡迁往杭州，汪集旸考入了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杭高’是解放前江南四大名中之一(其他三所分别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具有优良的校风和学习空气。凡考入该校的无论是本市还是外地生都一律住校，吃一样的伙食，有统一的作息时间。一般早自习都大声朗读英文，晚自习做数理化习题。‘杭高’重理轻文的传统是很突出的，毕业生到北方就上清华大学，到南方就去上海交通大学，学医学文的为数极少。汪集旸在这种环境熏陶下也就由原来初中时的‘喜文’变为‘重理’，虽然汪集旸对生物学科一直很有兴趣，并且父亲也一直希望汪集旸学医。1952年由于高考生源不足，春季班提前毕业，汪集旸考取了北京地质学院。进入地质“黄埔一期”，奠定人生基石汪集旸舅父朱庭祜是中国最早学地质的十人之一，在中央地质研究所(北大地质培训班，三年制)与谢家荣、王竹泉老先生等人同班。解放初期他在浙江大学地质系执教，由于他在美国念研究生时看过一些大坝的工程地质，因此50年代初兴建新安江水库时他经常带学生去野外考察，每次回来都带回不少标本。当时汪集旸觉得挺好玩的，与很多学地质的人一样认为学地质可以游山玩水，加之当时要填三个志愿和十五所学校，也就将地质填上了。汪集旸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第一届入学的，后来那届老同学自封为‘地质黄埔’(北京地质学院)一期毕业生。因为北京地质学院是由中国地质界的精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的地质系组建而成的，教的都是名牌教授。汪集旸进入的水文工程地质系第一任系主任是袁见齐先生，第二任是杨遵仪先生，第三任是王大纯教授。一年级给上普通地质课的是郝诒纯教授，二年级地史古生物是尹赞勋先生讲的，三年级地貌第四纪是袁复礼老先生亲自上课。专业课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没有现成教材，由王大纯、张咸恭一边翻译参考前苏联教材，一边给上课，真是十分辛苦。大学四年中，同学们普遍反映课程太多，负担太重。水文工程地质系四年中要学37门课，除地质类课程外还要学许多工程类科目，如机械制图、机器零件等，因为按前苏联的高校划分及培养目标，地质学院属工科类院校，其培养目标为工程师，因此必须学习很多工程科目。相反一些地质类基础课程如构造地质、岩矿等反倒削弱了。1956年大学毕业后，汪集旸即进了俄语专科学校(北京外语学院前身)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并于1958年底派往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地下水资源评价专家普罗特尼可夫教授。当时他正在从事一项工业利用溴、碘地下水资源的科研项目，因此汪集旸的论文也就围绕这一课题进行，并于1962年6月通过了题为《西西伯利亚自流水盆地溴、碘地下水资源分布》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同年7月回国。在前苏联学习的三年半时间里，除撰写论文外汪集旸还学到了不少做研究工作的方法。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汪集旸所在的水文地质教研室主任、国际著名水文地质学家奥夫钦尼可夫教授的一番话，他说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能预知未来，而后者只能按现成的样子去做。他还说，带研究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学游泳式的带法，即把学生放到游泳池中去，让他自己学习游泳，看他快要沉下去时才拨弄他一下，帮他一把；另一种是教小学生式的带法，即导师手把手地教学生，甚至连论文提纲导师都得帮助写好。他主张第一种带法，而不主张第二种带法，因为第一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工作能力强，有创造性；第二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恰似温室里的花朵，虽然好看，有时也能得高分，但不中用，经不起风雨，，见不得世面。汪集旸觉得奥夫钦尼可夫教授讲的很有道理，因此，汪集旸于1986年起带博士研究生后也用这种方法，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