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对于商业贿赂的研究论文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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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犯罪的原因分析全文如下：

尽管我国对受贿犯罪一直保持着严打高压的态势，但犯罪势头依然不减，形势相当严峻。根据监视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10月26日发布的本年度全球腐败指数评估，我国的“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8位。这样的评估是否准确当然可以探讨，但至少说明，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为严重。受贿作为腐败犯罪中非常典型的职务犯罪行为，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出现而出现，其明显特征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它是社会肌体中的一个毒瘤，危害极大，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危及社会稳定。

一、我国当前受贿犯罪的主要特点

当前，我国的受贿犯罪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受贿犯罪量急剧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还是收受金额，都呈现不断向上“飙升”的态势。就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而言，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1994年为36 471件，2000年为45 000件，2010年为115 420件;就受贿犯罪的收受金额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贿上万元即是足以轰动社会的大案要案了，到了80年代后期，受贿犯罪金额呈逐渐上升之势，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再到几十万元。进入1990年代，受贿犯罪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上百万元的案件。跨入21世纪，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受贿金额达千万元已不算什么新闻了。

(二)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

从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即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作为担负着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职能的重要公共权力部门，因为手中握有分配各种资源的重权，成为不少投机分子的行贿对象。行贿者或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或为了寻求“靠山”和“保护伞”,进而达到日后捞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目的，绞尽脑汁地利用金钱甚至美女等种种手段，拉拢腐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而一些私欲膨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经不起各种诱惑，肆无忌惮地出租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职务利益化和权力商品化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行贿者把手伸向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表明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受贿犯罪，已由单纯的经济领域，向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各种权力机关渗透，打击受贿犯罪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而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商业、外贸、建筑、房地产、证券、期货等行业的经济管理部门，由于长期以来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成为行贿者轮番“进攻”的目标。行贿者或为了获取非正常的高额利润或为了不法之财，通过金钱等各种利益向公职人员“购买”自己所需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如不法分子为了取巨额贷款，不惜重金行贿金融部门的公职人员，建筑承包商为了获取工程项目，用巨资行贿具有工程发包话语权的公职人员，证券期货投资者为了获取内部交易信息，用重金行贿掌握交易内幕的公职人员，等等。这些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确实让不少公职人员头晕目眩并彻底失防，从而导致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受贿犯罪的重灾区。

(三)受贿犯罪主体日趋复杂

随着受贿犯罪范围的增大，受贿犯罪的主体也日趋复杂，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受贿犯罪主体的“身份”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受贿犯罪的主体基本上为自然人，之后又出现了法人受贿的情况，且出现了自然人、法人共同作案的情况。在自然人中，既有普通的公职人员，也有党政领导干部。在法人中，既有机关、事业法人，也有企业和社团法人，既有公有单位法人，也有私营企业法人。

2.多个犯罪主体一同犯罪增多。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是同一行贿人为谋取同一利益同时向多名公职人员行贿。从当前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查一件案带出一批案，查一个人牵出一批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为配偶、子女、亲友甚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增多。有的国家公职人员为了降低犯罪风险，或通过暗示行贿人将贿赂直接送给特定关系人，或以间接地将利益输送给特定关系人开办的公司、酒店等方式，大肆收受贿赂，而自己却假装不知情。

3.犯罪主体的职务越来越高。受贿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不仅犯罪主体中以领导干部居多，其职级涵盖各个层次，而且涉案的高职级领导干部呈越来越多趋势。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由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中，1994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 827人，其中厅局级88人，省部级没有;200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 600人，其中厅局级184人，省部级7人;201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3 743人，其中仅省部级就有15人。

(四)犯罪形式更为多元

随着对受贿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断变换作案手段，受贿犯罪行为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具体地说：

1.精心选择作案方式。受贿人在接受行贿时不仅精心选择地点和时间，而且一般都采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的一对一、面对面的暗中交易方式。这样，即使行贿方事后检举和交代，受贿人也可以通过死不认账来达到逃避惩罚。

2.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人为了规避风险，千方百计地为非法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或以顾问费、劳务费等所谓的劳动报酬名义收取钱财，或以赌博赢钱的方式收受好处，或以入股分红的方式谋取利益，或将物品作为试用品收取的形式得利，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3.采取长线投资策略。行贿人行贿一般都出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行贿人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选择与手握重权者甚至官场上的“绩优股”交“朋友”,进行超前的感情和利益投资，一旦时机成熟，则可以尽情收益。而有些手握重权的公职人员为了一己私利，也乐于与大款结交“朋友”.由于贿赂双方不是为了眼前的即时的利益进行交易，隐蔽性非常强。最后是接受非物质性受贿。有些受贿者充分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接受 出国 考察、解决亲戚就业甚至色情服务等五花八门的贿赂，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五)犯罪追诉难度大

虽然受贿犯罪是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党和国家一直打击的腐败现象，但由于侦查和起诉受贿犯罪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难以估计。有学者作过调查统计，我国公职人员的腐败发现概率约在10%-20%之间，且发现者中又仅有约6%—10%的受到法律追诉。受贿犯罪黑数多，固然有打击受贿犯罪的立法滞后、法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受贿犯罪的隐蔽性强和犯罪分子的抗控性强所造成。受贿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极大的隐蔽性正是其特征之一。受贿犯罪人多为权重位高的公职人员，他们大多人脉资源丰富，通晓法律，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加上他们都是在力求稳保官位的前提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不义之财。所以，他们一方面十分注意作案手段的隐蔽性，追求即使被检举也不易被指证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收受贿赂之前往往就已设计好应对策略，贿赂双方或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代和认罪，或制造伪证蒙混过关，或通过种种关系网 编织 保护伞等，从而增加了受贿犯罪的追诉难度。具体而言，一是体现在寻找犯罪线索难。由于犯罪分子手段狡猾诡秘，犯罪线索本身就很难被发现，加上不少单位和领导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旦遇到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予配合。二是体现在寻找犯罪证据难。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与受贿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害关系，保护对方即保护自己，损害对方即损害自己，故造成了司法机关取证困难。

二、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剖析

从上面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受贿犯罪案发案率高。在国家多次打击的同时，为何还有漫延之势?对此，必须找出原因以寻求合适的法律对策。

(一)不良需要

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需要是有机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其通常以意向、愿望和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论文格式动机和人的行为密切地联系着。而且，以活动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需要越强烈、越迫切，由它产生的活动的动力作用就越大。一般而言，动机是有意识的，由需要的而产生，需要的水平不同，动机水平也就不同。需要是一种主观状态，也是客观需求的反映。需要时产生行为的原动力，欲求不满是激起人们活动的普遍原因。

学者马洛斯指出：需要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需要多层次的。他还认为，这五种需要时逐级上升的。当低一层次获得满足后，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就能成为驱动行为的动力。

不过马洛斯的需要多层次论的机械性导致无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的色彩。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按照需要的起源可以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自然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反映的是人对延续和发展它的生命所需的客观条件需求。

社会需要则是在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所特有的需要，这些需要时维持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人的个体需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按照需要的对象不同，需要又能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前者是指衣食住行及性的需要，后者指要求友谊、荣誉、事业等精神上的满足。物质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助推剂。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的心理活动的不断向前发展。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被逮捕后，其提供的认罪书中主要提及到他走向犯罪深渊的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放松了对个人的学习改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私欲恶性膨胀。全文中他讲述了他最初和爱人刚结婚时候的心理，以及后面担任一方大员时候的心理转变过程。通过对认罪书详读，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在党培养 教育 多年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不良需要的引导下，由于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使得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人民的儿子孔繁森，他在另外一种积极向上的需要引导下，奉献自己的终身给了人民。尽管他不幸因劳积疾在任上逝去，然而他是用生命书写了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将会流芳于世。

需要是把双刃剑，既能激发个体从事积极的活动，也可以推动人去实施消极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受贿犯罪的需要和普通犯罪的需要相比，既有相同的特征，也有其单独的特点。至少有一个自身的特点即他们在满足自我需要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方式不恰当，或者违反了法律。

公务人员实施受贿犯罪，与其需要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受贿犯罪的主体不良需要的产生，是受其错误的认识，消极的情感与不良个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上，低级的、生理的需要，甚至是情欲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压倒社会需要;在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的关系上，对物欲和金钱的强烈占有欲望，常常使腐败者不顾一切的实施受贿行为;在精神需要上，他们是空虚的、阴暗的，十分狭隘和自私自利的。所有这些构成需要方面的畸形发展，形成其特有的需要结构。

(二)性格缺陷

“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在怎么样做。”一个人的犯罪心理和其犯罪行为特点与其个性特点密切相关，是其个性特点在特殊领域的反映。个体的犯罪意思不是一天形成的，其有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形成犯罪意思是有他原有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基础的。在其心理方面，性格起着重要作用。性格是指个人对实现稳定的态度习惯了的行为方式。

性格是指贯穿于个体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稳定倾向的、经常表现的心理特征，绝不是指某些偶然的、暂时的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故性格特征是个体具有典型与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他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性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生物、家庭、学校教育、社会制度、 文化 和心理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性格形成的因素不尽相同，所以形成的性格亦是良莠不齐。性格有缺陷的人在认知等方面表现的更为被动感知、更易受到暗示、盲目模仿等;在情绪方面表现为缺乏主见和信念、自控能力薄弱放纵自我等。据研究表明，存在此性格缺陷的人更容易误入歧途。例如中投行湖南分行副行长戴开敏案件，就是由于她存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最终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从其事例中，不难看出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是罪容易产生犯罪的内在心理因素。不过，以上不良性格只是多数犯罪分子所具有的，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如此。

因而，在相同的情况下，有人实施公务员受贿腐败行为，而有人却选择了其他的合法途径，这与个体内部的心理因素直接相关，尤其主要与个人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中的不良因素有关。公务员犯罪者受到这些不良心理因素的长期影响，逐渐内化为敛财、贪婪的犯罪心理，因此，揭示犯罪者得性格特征对于探求公务员犯罪产生的性格上的原因，防范受贿犯罪是很有意义。

(三)意志薄弱

意志是指自觉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行为，从而克服各种困难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它是从内部的意识事实向外部行为转化的过程。意志对人的行为的调节、控制，这本来就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而且意志对主体活动的控制和调节又表现为意志对主体能动创造性的巨大影响。

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克服困难、抵制诱惑，完成各种有目的活动的重要条件。坚强的意志品质主要有：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等四个方面。其中，自觉性是指个体在行为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并充分认识行为的社会意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果断性是指是一种明辨是非，迅速而合理地采取决定，并实现所作决定的品质;坚韧性是指在执行决定时能坚持到底，在行动中能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顽强地克服达到目的途中的重重困难方面的品质;

自制力是指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觉情绪，约束自己行为方面的品质。与坚强的意志品质相对应的是薄弱的意志品质，其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抗诱惑的免疫系统弱等特征。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品质时还应当与其意志活动内容进行有机的联系，只有在符合正当社会价值取向意志行为中才能真正体现出真正的坚强意志品质，否则只能成为不当的意志品质。因为当公务员进行受贿犯罪的时候，若以其坚强的意志品质作为保障，其顽强的破坏力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要比意志力弱来的更加强。因此在强化公务员个人意志的时候更要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

三、受贿犯罪的预防

日益增长的受贿犯罪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这关系到执政党或政权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这一类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怎样来预防受贿犯罪呢?笔者对此有以下观点：

(一)“高薪养廉”,抑止不良需要

“高薪养廉”制度，现在已经成为众多致力于反腐败学者所探索的课题，亦是广大民众茶余饭后争论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大幅提高公务人员的的待遇水平，使得他们在物质基础上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丧失受贿犯罪的必要。反对者认为，现在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已经够高，并且现实生活中，如果进行工资折合兑换的话，我国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对国外而言已经是不错的高薪了。笔者认为，单纯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行的，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新加坡采取了“高薪养廉”政策并取得相对不俗的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加坡的社会环境、经济实力、民众思想等方面和我国目前现状对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据统计，我国在行政支出这项费用上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10年我国的行政事业支出占当年行政支出的19.03%,并且每年以23%的速度增长。

而在行政费用支出中2008年全国公车出行和吃饭就分别达到3000多亿和3700多亿，仅此两项消耗就占了2006年税收收入的17.8%.而在新加坡这两项支出费用大多都是由个人埋单。假如单纯的以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待遇，而不进行有效的抑制住行政支出中不必要的费用，那结果是要么直接向民众提高赋税，要么削减政府在其他民生方面支出，否则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庞大而不必要的行政费用支出。社会将因此再一次面临不公平的分配问题，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

(二)提高人格修养

公务员犯罪时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环境中发生的决策性行为，它是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结合的产物。预防公务员犯罪的根本是公务员犯罪的心理预防。公务员犯罪心理预防的过程，也是公务员完善自身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的过程，其作用在于增强公务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选择。

通过大量的受贿犯罪案例分析，我们发现犯罪分子主要有以下几种腐败心理：贪婪心理、挫折心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交换心理、侥幸心理等。犯罪分子的不良需要时这种腐败心理所产生的根源。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意志、气质、信念这几种因素，本身并没有好坏与优劣之分，只是个人的主体因素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所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选择的方式是否恰当、合法而已。

例如，一个意志力相当强的人，在其拥有强烈的贪婪心理时，只要其以合法且适当的方式获得大量财富，我们就不能对其进行谴责，相反我们还应当对其行为进行赞赏。尽管通过对受贿犯罪人员的调查时我们发现，犯罪分子往往在人格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方面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并不会导致其产生犯罪行为。

1.建立良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成员健康的人格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公务员预防犯罪的核心目标就是使国家公务人员养成健全的人格。所以，预防犯罪的基本途径就是完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环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科学、公平、正义、讲究法制、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能够充分满足个体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鼓励个人积极参加劳动，创造出经济财富，并且建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反对不通过劳动来获取物质财富，反对享乐主义。同时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协调统一关系，而不是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相对独立的外在力量。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规范与文化是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向吻合的。这一途径是与社会预防 措施 是相一致的。

2.加强自我修养

随着社会成员的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的角色转变，社会成员的逐渐形成了较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整体的人格结构。国家公务人员人格的形成亦是如此之过程。公务员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他的自我观察、 自我评价 、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的形成。

自我修养是指社会成员在自我观察、自我评价上进行的自我审视、修正和完善的主观活动。对公务员而言，首先，榜样的标杆作用和群众的评价是自我认识和修正的坐标;其次，实践检验和锻炼是发现和充实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最后，经常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加强自我修养的特殊方式。公务员必须善于自我修养并且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只有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才能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冲击。自我调节是对自己意识的自我克制。公务员作为特殊的主体，应当更加善于自我调节。他们必须善于通过适当调节自己情绪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善于调节自身需要来避免内心需要所导致的措置与冲突;善于进行自我行为调节来减少受挫感;善于进行自我兴趣调节，使自己的兴趣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不停留在低级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

(三)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

掌握社会规范、接受社会文化是一个合格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因此，社会成员必须通过学习和接受规范与文化，将获取的文化和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价值准则和人格核心观念。对于公务员而言，要想其远离受贿腐败的心理动机，必须让他们学习国家的有关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以及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在社会成员传授和学习文化与规范受影响最大场所是家庭。家庭在社会成员的生涯中不仅代表着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一个社会控制机构。所以在 家庭教育 中为了能让孩子有个健康的人格，家长必须要注意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制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采用适当的教育方式等。同时还应加强公务员家庭中的另外一半的培养和监督。例如海南省儋州市妇联就举行了以“当好贤内助、更要当好廉内助，组织领导干部配偶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的活动。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劳动和工作后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和形成。对于公务员而言，单位的岗前培训和上岗后的经常的定期与不定期的培训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加强工作技能，更能巩固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各种传媒应运而生，社会上的多元文化得到一个汇合点，此时政府应当把好导向标，稳定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亦能把握住公务员思想动态的脉搏。

3.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认为人格修养的提升是基础，只有将个体的各项素质真正的提升，才有可能消除人的自私性和贪欲，使人们树立起廉洁奉公的意识，才能从主观上切断受贿犯罪产生的根源。人是社会的人，在提升社会个体的人格修养时，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传承汲取文化养料来提升个人的人格修养。经济的增长可以有效的解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能有效抑制犯罪需求的生成。完善法制建设，可以增强法律威慑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手机知网 App24小时专家级知识服务打 开手机知网|搜索登录|注册学位论文>社会科学I辑商业贿赂犯罪的危害、成因与预防刘菲 商业贿赂犯罪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犯罪,从世界范围来看,商业贿赂破坏各国经济发展、廉政制度与社会风气,已经为害多年。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商业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现象,并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害。因此,加强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认识其危害与成因,并寻求有效的预防途径,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很长 你要有耐心现代社会是商业化社会，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在这繁荣背后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经营者为争夺商业资源、抢占市场、获取商机或者高额利润等，往往不惜一切手段，甚至采用贿赂等不正当交易行为。从实践看，目前商业贿赂滋生蔓延，已成为商业交易包括贸易、服务和投资等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利益，增加交易成本，影响企业竞争力乃至国际形象，还成为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韵温床。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有效地防治商业贿赂现象，对于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维护公平竞争规则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要取得治理商业贿赂的预期成效，首要的是加强研究商业贿赂含义及其基本特征等问题，然后才能找准目标，采取有力对策。什么是商业贿赂?这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比较多、也是争议和分歧的一个热点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从经济立法上对商业贿赂问题进行规制。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指出，竞争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令，采取合法的手段进行，不得弄虚作假、行贿受贿。198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53条明文禁止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渔利、非法转让、行贿受贿。198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强调，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不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法接受任何名义的“酬金”或“馈赠”，任何单位、个人不准向上级机关、有关单位或其工作人员“馈赠”现金或实物，不准以低于国家规定价格或象征性收费办法向其“出售”各种物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根据国家规定收取的手续费，必须按照财政制度全部列入单位收入，除国家另有明文规定的外，不分给个人。任何单位、个人在国际贸易等活动中根据国际惯例收取的回扣，必须按照财政制度全部列入单位收入，不准归个人所有。但对于什么是商业贿赂，如何界定商业贿赂的内涵和外延等问题，当时并没有涉及通常认为，我国从立法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商业贿赂问题的是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这部法律第8条对商业贿赂问题作了规定，该法条的主要内容包含三方面：一是对商业贿赂作出禁止性规定。即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二是明确了回扣的法律性质。即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回扣作为商业贿赂的典型形式，表现为行贿和受贿两种方式，其本质特征是“账外暗中”进行。所谓“账外”，即不人正规的财务会计账册、报表；所谓“暗中”，即不在合同、发票中明确体现，的是为入个人腰包或者单位“小金库”。三是明确规定了经营者让利、给付中介费用等正当交易行为。即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账。该项内容明确了回扣与折扣、佣金的法律界限。尽管如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没有明确界定商业贿赂的含义。为保证行政执法部门能够具体操作适用，使《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商业生活中切实得以实施，1996年1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从行政规章层面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的含义，即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其中，这里的“经营者”是指经营单位或者个人；“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包括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假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给付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从上述规定可知，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采用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商业贿赂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商业贿赂性质上是一种不正当交易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范畴。2．商业贿赂行为者主观上出于故意和自愿而为，过失不能构成商业贿赂行为，受胁迫而为属于被勒索性质，也不构成商业贿赂行为。商业贿赂的目的和动机是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获取不正当利益，如高价出售商品，推销伪劣商品，引诱对方签订交易合同等。深究之，最终目的则是为争夺商业机会、掠夺商业资源、抢占市场或者获取高额利润等3．商业贿赂形式上主要表现为通过秘密的方式，给予或者收受对方的财物或其他利益优惠，或者附赠现金或物品等。这些利益包括现金回扣，提供出国考察、免费旅游或度假、三屋装修、高档宴席、色情服务，赠送昂贵礼品，解决子女或者亲属人学、就业等多种方式。刁关单傅或者有关人员既不向其领导或者其他人员报告，其行为又违反了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及廉政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等规定4．商业贿赂主体是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经营组织和个人，既可以是卖方，也可以是买方。其中，这里的个人既可能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5．商业贿赂直接破坏公平交易规则、商业诚信和商业道德，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腐蚀公共权力，滋长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针对商业贿赂活动滋生蔓延态势，我国立法机关早在1995年就考虑运用商业贿赂行为犯罪化的政策和策略，从刑事法律上对严重商业贿赂活动进行规制。1995年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受贿犯罪活动进行规制和惩罚。同年6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商业信贷活动中的受贿犯罪进行规制和惩罚。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吸收了上述两决定的相关内容，在第163条、第164条和第184条分别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受贿罪及其罪状和法定刑；在第385条、第387条、第390条、第391条至第393条分别规定了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及其罪状和法定刑。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刑法第163条、第164条和第184条规定的犯罪由公安机关管辖，后六种犯罪由检察机关管辖。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贿赂的核心本质是贿赂，这类犯罪虽然发生在商业活动中，但往往与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密切相关。通常所称商业贿赂犯罪，就有大量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活动中利用职权实施的贿赂犯罪，实质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重要形式。当然，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同商业贿赂犯罪是不能划等号的。从刑法学角度讲，商业贿赂犯罪不是单独的一个罪名，充其量是一类犯罪的统称，因而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国刑法第八章明确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其中涉及六个贿赂犯罪。这些犯罪既有个人犯罪又有单位犯罪，既有受贿犯罪又有行贿犯罪。在认定处理时，如何定性应当按照刑法规定，而不必考虑是否属于商业贿赂犯罪的问题，触犯哪个法条就定哪个罪。至此，我国从民商事、行政和刑事等方面全面构筑起防治商业贿赂的法网，有力维护了公平竞争规则和市场秩序，促进了市场经济建设。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和组织都比较重视从法律上对商业贿赂进行规制。《英联邦促进良好管治和打击贪污腐败原则框架》，将商业巨头向高级别政客或政府官员支付大量资金列为重大的腐败，并相应地将较小的、重复向政府官员支付钱财以便避免迟延。加塞或在控购市场上获取物品的行为列为轻微的腐败。欧洲理事会于1999年制订的《反腐败刑法公约》，明确规定了在商务活动中私人部门的主动受贿和被动受贿行为及其处罚等。鉴于行贿行为已是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包括贸易与投资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所有国家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都负有反行贿责任。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零和贿赂的行为准则》，肯定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商业社会相互协助和支持以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所取得的成效，并强调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以及各国内的和跨国的企业采取行动，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高透明度的目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条、第16条和第2l条分别规定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罪、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国内许多大企业都发展成为子公司与分公司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在海外通过同东道国政府官员的腐败结合获取非法利益，进而冲击了美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引起民众的担心。为规范本国公司的从商活动，重建商业系统的信心和跨国经营商业道德，美国于1977年颁布了《海外反腐败法》，明确规定本国公司禁止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同时要求母公司及基子公司都要依法行事，企业要建立内部控制系统和会计体系，跨国公司中的母公司对子公司独立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也要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

商贸犯罪的危害及影响 1造成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 2 造成物价虚高,特别是一些医药企业实行高定价、高回扣,加重了国家和群众的负担。3严重败坏了社会道德和行业风气。4通过商业贿赂,假冒伪劣商品流入市场,使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可乘之机,消费者深受其害等，坚决杜绝，用法律来制裁。

一、国外立法分析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中常见且危害性较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予以规制。国外有关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将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内容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反垄断法中，如德国、美国;也有个别国家针对某一类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特别规定，如日本。1.德国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该法也是世界上最早对商业贿赂行为做出惩罚规定的相关法律。该法第十二条即是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规定，涉及商业企业职员的行贿和受贿两方面的内容:(1)在商品交易中，行为人以竞争为目的而给商业企业的职员或受任人提供、许诺或授予一种利益，以此作为在取得商品或工业给付时以不正当之方式给自己或第三人换取优惠的相应给付，于此情形，应对行为人科以最高为一年的徒刑或罚款;(2)商业企业的职员或受任人在商业交易中要求、让人许诺或接受一种利益，以此作为在取得商品或工业给付时以不正当之竞争方式给他人换取优惠的相应给付，应对该职员或受任人同等处罚。而其反腐败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德国刑法典》。刑法对贿赂等涉及腐败行为的制裁有两个：有期徒刑和罚金。有期徒刑最短3个月，最长10年。对于罚金的规定更体现了可操作性的特点。如把受贿处罚金额定为5欧元，连续三次受贿5欧元就要被开除公职，并且对行贿与受贿者的处罚是对等的。此外，公务员法律还专门规定，任何公务员接受礼品包括公务礼品都必须申报上交，征得上级同意才能留给个人。如果所收礼品涉及金钱，50至80欧元之内的，必须交由所在部门内部处理，超过这一限额的必须交上级组织和人事部门处理。1997年8月13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反腐败法》，提高了贿赂罪的量刑幅度；对公职人员的贿赂罪从重处理。1998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联邦政府关于联邦管理部门反腐败的行政条例》，对联邦政府部门制定反腐败措施进行了指导性的规定。2004年联邦内政部颁布了新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范腐败行为的条例》，在条例的附件中将可能发生腐败的迹象概括为中性迹象和报警性迹象两类。中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有不合理的高水准生活；对变换职务或者调动工作表示出令人费解的抵制；在未获得批准或未进行说明的情况下从事其他兼职工作；出现酗酒吸毒或赌博等社会问题；同一些企业之间有不同寻常的私人交往；特别夸奖和照顾一些企业以及获得企业方面的慷慨赞助等现象。报警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无视有关规定；不断发生“小过错”；做出不同寻常且令人费解的决定；滥用裁量空间；有意回避检查；隐瞒某些事件和情况；试图对不属于自己管辖范畴的决策施加影响；以沉默的方式容忍违法行为；对可疑的现象或事件没有反应等现象。值得说明的是，在1999年以前，德国国内企业间的贿赂行为以及企业在国外的贿赂行为并不受德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随着1999年《OECD防腐败公约》的生效，德国国内企业间的贿赂所得以及企业在海外的贿赂所得要被一并没收，且当事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处以罚款。加上1997年通过的《反腐败法》和2004年颁布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止腐败行为的条例》以及联邦内政部颁布的其他几项针对治理贿赂等腐败行为的法令，德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大网正全面张开，且越来越密。2.美国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美国是世界上非常重视反商业贿赂的国家之一，建立了严密的法律规制的体系，保障美国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良性运转，极大的促进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超过英国，并保持直到今天在全球领域的领先地位。19世纪70年代中叶，美证监会调查发现，400多家美国公司在海外有贿赂行为，涉及3亿多美元的资金，117家问题公司是《财富》杂志500强企业。这次调查成为《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起因。1977年，美国制定《海外腐败行为法》，适用于美国公司在海外的腐败行为，适用于任何公司以及为公司效力的高管人员、董事、雇员或代理，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其规定的受贿人，并不按照其行政身份确定，而是看其是否实际行使政府公共权力。这样，所有使用公共权力的人员都可以成为受贿主体，比如受委托为政府进行设计的私人设计师以及受政府控制的商业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同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通过了《打击贿赂国际商务活动中外国官员行为公约》(美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会员国)。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修订了《海外腐败行为法》。该法主要有两部分内容：其一是要求公司根据《海外腐败行为法》加强公司的财务制度；其二即是关于反贿赂的规定。其中对“公关费”和贿赂之间的区别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是为了得到某位官员的接见或确保货物能通过海关而支付的费用，后者则是为了影响别人的决定或为了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支付的费用。《海外腐败行为法》主要针对美国公司海外贿赂行为，就其国内来看，美国通过《罗宾逊一帕特曼反价格歧视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等形成的公平竞争机制与反垄断机制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从而使商业贿赂在美国难以兴风作浪。首先就公平竞争机制而言，在近乎白热化而又很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把成本控制在最合理状态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就不太可能出现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的情况，因为这样的结果将导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无人问津和公司无法生存，无论公司领导层还是股东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是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没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就反垄断机制而言，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为了从垄断者手中获得产品和服务或者向垄断者出售产品和服务，不正当的幕后交易由此产生，从而也很容易导致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为此，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其市场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由于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和服务是被少数一两家公司把持的，交易双方面对的是公平的市场。因此，企图通过商业贿赂来获得非正当利益的行为自然没有什么市场。 由此，也可以看出商业贿赂与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相互纠缠在一起，治理商业贿赂不能只单纯狭隘的进行，整个市场大环境的改善应该是同步的。3.日本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商业贿赂是日本各种贿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它不仅对经济问题本身产生影响，而且还时常涉及到政治领域，比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曾出现的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行贿案 。当前，日本已经在法律上筑起反商业贿赂的重要防线，构筑起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制约机制，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商业贿赂问题的发生。 首先日本刑法将商业贿赂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无论在商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贿或者受贿行为必须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并且，日本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宴请和接待等。利用手中掌握的权限，在经济活动中要求他人给予金钱、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处的，以及接受或者约定接受利益和好处的属于受贿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日本有关部门对行贿受贿罪的查处十分严格。在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行贿案，田中角荣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首相的影响力，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牵线搭桥，向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推销一批大型客机。在接受好处费的“洛克希德”事件中，首相田中角荣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日本还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努力保护揭发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员违法舞弊行为的举报人。规定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击报复举报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按有关法律严肃处理。另外，日本大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严格的招投标制度，只要超过一定数量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项目均采用真实的招投标制度，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的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还有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如果企业发现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贿赂，给企业造成损失的，除了赔偿损失之外，有关人员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4.其他国家对禁止商业贿赂的立法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英国在治理医药市场的商业贿赂现象很有成效，分别于1968年颁布《药物法》和1994年颁布的《药品广告法》，其中就规定:如果医药公司为了推销其产品给购买药品的单位或医生提供免费旅游、免费饮料、食品及其他物品和代金券，其负责人将被处以最高额为5000英镑的罚款以及最高2年的监禁;受贿人也将受到同样的处罚。奥地利《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竞争对手和雇员行贿与受贿给予刑事制裁。该法第十条规定:禁止为获取商品或者服务供应上的优势，通过不正当的行为向企业的雇员或者代理人提供、许诺或者给予礼品或其他利益。该禁止性规定同样适用于雇员或者代理人为不公平的商品或服务的供应，而接受礼品或其他利益。这些禁止性规定只适用于经营过程的行为，既包括购买，又包括销售。尽管法律对商业贿赂行为规定了刑法制裁，但还会依照民法产生民事后果，如停止侵权行为和损害赔偿。按照该国最高法院判例，允诺在特定商品销售成功时给予对方雇员礼品或者奖金的行为，属于禁止之列。国际上，1997年在美国极力推动下，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发表了《反行贿受贿公约》，在该公约的序言中指出:行贿行为已是国际商业活动中，包括贸易与投资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引起了道德和政治方面的严重忧患，破坏了良好的管理与经济的发展，扭曲了国际竞争条件。到2002年已经有32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根据该公约通过了新的反贿赂法案，将反商业贿赂范围从国内公司扩大到国外公司。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第58届大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政府是该公约的创始缔约国，积极参与了该公约的起草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完成了对加入该公约的批准程序。5.境外立法总体评价从上述列举说明中可以看出，以上各国以及国际条约在规制商业贿赂上的立法都有各自的特色。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历史比较悠久，并且与刑法、公务员法等结合紧密，有利的打击了德国商业贿赂行为。美国有十分完备的竞争法体系，其中《海外反腐败法》是最具影响力的，其立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推动了国际反腐败的进程。并且其立法能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化和各公约的签订与生效，不断得到修订，使商业贿赂的治理取得了积极地成效。而日本对商业贿赂范围界定相当广泛，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连微小的商业贿赂事件也决不放过。对行贿受贿罪的惩处也十分严格，对国家公务员、国有公司、私营部门的贿赂行为都分别有单独的法律予以规制。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的立法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总体上来讲，国外立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对商业贿赂内容的界定十分宽泛在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对商业贿赂的内容的界定十分宽泛，不局限于财物，而是把作为交换的利益好处都算作贿赂。如加拿大相关法律中规定商业贿赂涵盖“金钱、兑价物品、职务、住所或雇佣、货款、奖赏或任何利益”，也就是说包括所有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芬兰明确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不准接受商界的任何吃请和游山玩水，否则，均被视为受贿行为。日本也将受贿行为的形式分为事前受贿、事后受贿、斡旋受贿和第三者受贿。 (2)以损害竞争的公平性作为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国外立法大多未在具体法律条文中罗列商业贿赂行为类型，而是以是否实质损害竞争、影响公平性原则为标准对回扣、折扣、佣金进行规定的。如美国《罗宾逊一帕特曼法反价格歧视法案》规定，不管是回扣、还是折扣，如果对竞争有损害，都是非法的。英国对贿赂的定义体现出影响公平这一标准，规定贿赂是指为影响公职人员工作行为，向公职人员提供或公职人员接受任何不适当的报酬，使其做出有悖于诚实和正直原则的举动。 一些发达国家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相对较“宽”，不是以“好处”兑现与否作为认定标准，而是把有约定或许诺给予“好处”的行为即认定为商业贿赂。这种认定标准对于预谋犯罪很有威慑力。如日本法律规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限在经济活动中要求他人给予金钱、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处的，以及接受或者约定接受利益和好处的属于受贿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新加坡《预防腐败法》规定，代理人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非法接受、索取或同意接受、意图索取他人作为诱金或酬金的报酬，从而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与其委托人的事务相关的行为，或者就与其委托人有关的事务给予或不给予某人好处或不利之处；任何人非法给予、同意给予或提供给代理人报酬作为诱金或酬金，从而使之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与其委托人的事务有关的行为，或者就与其委托人有关的事务给予或不给予某人好处或不利之处，不管目的是否实现，均构成腐败性交易罪。（3）建立了健全的防治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在境外立法层面，各国除了制定有关防治商业贿赂的专门法律外，还将治理商业贿赂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将治理商业贿赂纳入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中。如为了规范和监督经济活动和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美国于1921年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78年又颁布了《独立检察官法》，将任命独立检察官来调查政府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法国的《资产透明法》规定，政府官员上任后就必须向有关部门提交个人及其家属的财产状况清单。韩国2002年制定了《反腐败法》，将政府官员收受商业贿赂的行为列为重点反腐败对象之一。二、国外研究现状由于商业贿赂是经济社会中的伴生物，它存在于各国经济生活和法律规范之中。鉴于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文化传统、社会现实以及公约宗旨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故对商业贿赂的研究又各有差异。1．对商业贿赂概念的研究有关商业贿赂的概念，国外学界主要存在两种定义模式。第一种为单向性定义模式，即仅指“商业行贿”，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 商业贿赂是指在不公平的商业活动中，买卖一方以给付对方雇员或代理人利益的方式击败其他竞争对手的行为。《布莱克法律词典》对商业贿赂的解释是：行贿潜在买方的代理人或雇员以在商业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定义尽管概括性强，但却无法摆脱模糊性的嫌疑。第二种双向性定义模式，即商业贿赂包括行贿和受贿。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定义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对企业的职员、受任人提供、允诺或授予一定的利益，或企业的职员或者受任人在商业交易中接受他人给予的利益，以不正当方法使他人在购买商品或营业商的竞争中受到优惠。较之第一种定义，此种定义更为全面、周延。2．对商业贿赂行为主体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中，一方面，对商业行贿主体并没有进行过多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商业行贿主体。例如，韩国在《公司法》中将对商业行贿主体界定为向受贿者承诺、提供利益或者作出提供的意思表示者，没有限定主体的性质及经营资格。另一方面，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对受贿主体未有“交易相对人”之限制。例如，美国对商业受贿主体范围的规定比较宽泛，包括交易当事人、代理人、中间人、公职人员和政党等能对交易产生影响的主体。这种观点是十分值得我国立法研究学习和借鉴的。3．商业贿赂行为的相关研究界定国外对商业贿赂手段的界定十分宽泛，把用来交换的利益好处都认定为贿赂。例如，日本将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宴请和接待等；新加坡对商业贿赂手段的规定更为详尽。《新加坡预防腐败法》第2条对作为引诱或酬金的“报酬”界定为：(a)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b)任何职位、就业或者合同；(c)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清算；(d)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褫夺资格的处分或逮捕，……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职责等。而在商业贿赂表现形式方面的研究，欧美国家则无疑走在了我国的前面。美、德等国家很早便将佣金、折扣等行为纳入商业贿赂的研究范围内，并予以进一步的立法限制，如额度限制。对于附赠问题，日本的研究则又十分具有借鉴意义，《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的相关规定正是其成功研究成果的显现。4．对跨国商业贿赂的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商业贿赂行为也呈全球化蔓延。国外对商业贿赂的研究工作，已经扩展至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是一部将反商业贿赂延伸到境外的法律，这部法律实施以来，由于美国政府执法有力，成效显著，形成了很多著名的案例。其在治理本国商业贿赂犯罪的同时，注意到商业贿赂跨国发展的趋势，关注以他国人员为对象的商业贿赂行为。这是十分值得我国立法研究予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