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缪鼠疫论文范文资料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解析: 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 *** 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 *** 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 *** 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法西斯撰写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加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曾轰动一时。1960年春，加缪乘坐伽里玛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鼠疫》这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发表）问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战国时儒分为八，孟、荀两派较重要。汉武帝独尊儒术，遂，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已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划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犹豫心情，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然而愚蠢并不妨碍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这种骤然的、全面的、前途渺茫的离别使我们无所适从，成天追忆那近如昨日却恍如隔世的音容笑貌而无力自拔。事实上，我们经受着双重的痛苦，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然后是想像中的远方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饱受的痛苦。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发生了疫病。大多数人最敏感的还是打乱了他们习惯、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一切。他们为此而不快，而气愤，但这些情绪是不可能对抗鼠疫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好人比恶人多，而实际上那并非问题症结之所在。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他们对不幸和痛苦还有自己的态度，但谁也感觉不到最尖锐的痛苦了。此外，比如里厄大夫就认为，上述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怯生生地避免把自己的痛苦和集体的不幸混淆起来，如今，他们已接受了这种混淆。没有记忆，没有希望，他们在现时里安顿了下来。事实上，他们的一切都变成了现时。很有必要提一提，鼠疫已夺走了所有人谈情说爱甚至交友的能力。因为爱情要求些许未来的曙光，而对我们来说，只存在当前的瞬间。谁都明白，这意味着放弃他们纯属私人的一切。在鼠疫伊始的日子，他们老为一些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小事而激动，在生活中从不注意别人，他们就那样体验个人生活，如今恰恰相反，他们只关心别人关心的事，他们只想众人之所想，在他们看来，连他们的爱情都只有最抽象的一面了。有人会问，这些关山阻隔的人看上去像什么？好吧，这很简单，他们什么也不像。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他们像所有的人，彻头彻尾的一般神态。他们分享着城里的平静，分担着全城无谓的烦躁不安。他们不再有批判意识的痕迹，同时却赢得了冷静的表象。你可以见到，比如，他们当中最有智慧的人装得像所有的人一样，在报纸或广播里寻找理由，以此相信鼠疫即将结束；表面上看，他们怀着虚幻的希望，或一读某个记者闲得无聊、随便写下的评论便毫无根据地感到害怕。其他方面，他们喝啤酒或照顾病人，什么活也不干或忙得筋疲力尽，理理卡片或听听唱片，人人如此，不分轩轾。换句话说，他们对什么都不选择了。鼠疫已消灭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力。这一点从人的生活方式可见一斑：谁都不在意自己购买的衣服或食品的质量了。大家都囫囵接受一切。总之，他们是在赌运气，而运气并非属于每个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我能理解。这一切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为它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但也许我们应当去爱我们理解不了的东西。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只有细菌是天然形成的。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都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老实人，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的人，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走神。要想从不走神，就需要意志力，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他知道母亲在想什么，这会儿她是在心疼他，他也明白，爱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确切的表达方式。因此他母亲和他今后也只能默默地相濡以沫。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离开人世，可是在生前他们之间谁也未能进一步倾诉母子之爱的衷情。同样，他曾生活在塔鲁身边，但这天晚上塔鲁去世了，而他们却没有来得及真正体验他们之间的友谊。正如塔鲁自己说的，他输了。但他里厄呢？他赢了什么？他认识了鼠疫，可以回忆鼠疫；他感受过友谊，可以回忆友谊；他正在体验亲情，今后可以回忆亲情，这就是他赢得的东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在鼠疫和生活两种赌博中，一个人能够赢得的，也就是认识和记忆。也许这正是塔鲁所谓的“赢了”吧！但如果“赢了”就意味着自己能了解和回忆一些事物，同时却被剥夺了自己愿意得到的东西，这样活着该有多苦！塔鲁一定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他已意识到失去幻想的生活有多么枯燥无味。没有希望就没有安宁，塔鲁不承认人有权判别人死刑，但他也知道，任何人都禁不住去判别人的刑，连受害者有时都可能成为刽子手，因此他一直生活在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从不知道希望为何物。是否正因为如此，他才寻求神圣，试图在为别人服务中获得安宁？其实里厄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这点也无关宏旨。今后留在他记忆里的塔鲁惟一的形象将是他双手紧握汽车方向盘为他开车的模样，或现在躺在这里一动不动的他的魁梧的躯体。生活的热情和死后的形象，这就是认识。朗贝尔明白，他会一下子重新获得所有失去的东西，这样的欢乐是烫人的，是无法细细品尝的。说实在的，这种理性的努力并没有让他付出什么代价。当他恨不得直接向千百个呻吟着的鼠疫患者吐露心声时，他会想到自己的痛苦无一例外都同时是别人的痛苦，在一个往往由自己独自承担痛苦的世界，这种患难同当的情况已经很了不起了，于是他即刻忍住。的确，他应当为所有的人说话。“不为什么。他从不说废话。总之，我喜欢他。不过，事情就是这样。别人说：‘那是鼠疫呀，我们经历过鼠疫。’再进一寸，他们就得要求授勋了。可鼠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人永远是一个样。但不变的是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无辜，而正是在这里，里厄超越了一切痛苦，感到自己和他们心心相印了。这时，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持久的欢呼声在城市回荡，一直传到平台脚下，空中的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千变万化。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 如果缺乏理解，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大的危害。人总还可以尽量视而不见，蒙上眼睛，拒绝面对。 然而，明显的事实自有巨大的威力，最终总要荡涤一切。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他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