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论文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在经济，科技，教育，民生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中国也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这不仅说的是政治环境，还有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 欧美国家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和中国纠缠不清。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出口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美国等国家希望人民币升值，以改变这种状况。中国考虑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以及就业的压力，坚决拒绝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来说保持汇率的稳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话， 势必会降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会使中国的招商引资遭受严重的打击，同时会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这样的话大批的民营企业就会倒闭，大量的工人会失业，会导致国家的政治环境恶化，社会不稳定。虽然人民币可以促进中国的进口，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这些都要在国家的经济局势稳定，社会安定的基础之上才会有意义。 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美国人经济状况更加的糟糕，美国人大幅降低消费，特别是对中国商品的消费。由于美国人消费降低，导致中国的出口大幅下跌。大量的工厂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郎咸平教授说过，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政府将资金注入银行，同时美国的利率很低，美国人大量地贷款用于买车和其他消费。才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这不无道理，同时这与美国政府自身的调控和美国人不良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政府面对此次危机提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主要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一部分是支持企业的资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一大批的钢筋水泥企业的生产，而且带动了大量的就业，可是这些投资都是一次性的，建完就不会再去重复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是不会持久的。同时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铁，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大于交通运输的实际需求或者超出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比如高速铁路，其投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成本回收的周期非常的长。一般只有政府才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然而要收回成本，其票价必然不会低，有些线路价格将逼近机票的价格，使得很多路线的乘客往往是寥寥无几，实在是对资源的二次浪费。 为何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如此之低？当今流行语，“病不起”，“死不起”等都反映出普通老百姓极低的消费能力。其原因很多，首先是中国的人口多。中国的人口是怎样影响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的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劳动技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工资却不能跟上这方面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就算劳动力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使得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高，工厂和企业就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如今大学的扩招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大量的扩招，不仅严重地降低了教学的质量，而且造成劳动力的趋同化，使得大学生难以胜任工作，而且形成恶劣的竞争。由于劳动力的工资不高，消费能力自然也不会高。另外就是房地产过热，导致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得不被拘束在房产上。由于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家庭和房子有着特殊的情感，所以一般会首先考虑买房，其次是买车。开发商抓住了买房者的心理于是抬高房价，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普通老百姓由于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任由开发商漫天要价。其次是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利益和政绩，抬高地价，频频拍出地王。房地产开发成本又间接转嫁给了购房者。可以说地方政府在房价高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医疗费用也是普通老百姓的重要开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被束缚，导致内需不振，同时外贸出口又遭遇寒霜。政府提出的三驾马车有两驾马车已经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所以只能依靠通过加大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由于政府的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在GDP所占比例甚至达到70%以上。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基础建设完成，中国应该用什么去填补空出来的GPP空缺。到时中国的经济就会停止不前，甚至出现大的滑坡。中国的政府投资行为似乎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但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政府如何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呢？就是转变增长方式，控制产业链，把握产业链的高利润节点。中国如今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在制造。制造是整个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节点，会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和严重的劳动力剥削。美国人聪明之处就是控制了产业链，自己控制高利润的研发设计，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而把利润最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制造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力。而且往往造出来的产品都返销美国，国人并不能享受这些产品，真是“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政府为了保障出口，保持着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或者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促进出口。这种思想方式似乎有悖于“经济发展，全民共享”的理念，为增长而增长的思维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政府需要产业升级，加强产业链控制，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定义和意义。不能盲目地信从GDP指标，应该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思路。相信政府可以抓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真正达到国富民强。

今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在不断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刚刚走出危机最差的时期，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稍好于2014年，但是2015年欧元区债务恶化不会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将会持续，在此形势下，欧元区于1月推出欧版QE，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表现为“放松”。再看日本，在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萎缩，2015年经济不会好于2014年，为了刺激经济，实现预期通胀和增长目标，将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实行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也表现为“放松”。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私人消费抬头、制造业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但美国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年中可能开启加息窗口，宏观政策总体趋势表现为“收缩”。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收和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美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放松带来的影响，不足以抵消美国在宏观政策上收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再看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是表现相对较好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目前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都相继采取了放松的宏观政策。但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面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带来不同挑战。　　总之2015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去年以来美元坚挺回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对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降低成本有利。比如石油我国每年进口约三亿多吨，如果价格降一半，我们进口原油会节省一千亿美元左右，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还有铜、黄金、铁矿石、大豆棉花等。但是，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以后，必然引起新一轮的世界通缩。一旦通缩，国际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对中国产品出口将形成严重需求约束。还有，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形势下，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20多个国家开始竞争性货币贬值，这使得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对其他货币明显升值。这严重抑制了中国的出口，这对当前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国内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有利有弊　　先从有利的方面看，有以下四大方面能给2015年经济增长托底。　　一、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力度加大，能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可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党的三中全会提出336项改革措施，四中全会提出190项改革措施，加在一块526项改革，每年分解80多项。如果2015年按预期完成改革任务，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又如，行政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新型城镇化试点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　　二、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本届政府积极推进发展模式创新，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将城乡、产业、区域串联起来，即串联式发展经济。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这都是创新思维。将产业、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　　第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亿的人口问题。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个亿，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解决他们长期悬在半空问题，会产生几万亿的GDP，二是棚户区改造一个亿人口，促进一亿人居住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解决困难群体安居乐业问题，也可产生上万亿的GDP，第三是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个亿，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移问题。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在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选择62个城市（镇）于2014至2017年进行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如果试点成功并推广，经济还会增长一大块，而且这种增长是健康的。　　第二，打造长江经济带，今年要开好局。打造长江经济带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黄金水道建设，高效铁路体系建设，便捷公路体系建设，发达的航空体系建设，油气能源管网体系建设，还有城市交通便捷体系建设等，这些建设都需要巨量投资。二是沿长江经济带培育几个城市群，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将上海与周边城市有机连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汉和长株潭为中心的城市群，将周边的中小城市彼此相连；上游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形成以后，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城市经济发展圈。三是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群，高科技、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信息、生物等产业集群等发展兴起，必将推动这个区域的快速发展。　　第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城市连接起来，即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通讯、水电网管设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都实现互联互通，也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联动效应。　　三、实施新“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指的是向西建设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称“路丝”，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实现欧亚一体化；向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以重点港口为节点，从海上打通贸易通道，加强与亚洲周边、欧洲、非洲等经济联系，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近期重点建设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这会给中国带来一片新天地。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技术输出带产品输出，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比如建亚投行，中国出五百亿美元，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等50多国都愿意成为创始成员国。还有我国已经建立丝路基金，注资400亿美元。这些都会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四、今年中央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4年以来我国的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例如9月30日放松第二套房的房贷政策，70个城市66个城市相继取消商品房限购；10月到11月，国家批复30项铁路和机场建设项目合计9000多亿元，加上特高压和港口项目投资超一万亿；还有，11月22日降息，12月28日央行378号文将同业存款纳存，今年2月5日实施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可释放约9000亿货币，3月1日起又下调存贷款利息。总的来说，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都会为今年中国经济托底，把中国经济保持在预期区间。　　但是有以下几大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会构成较大下行压力。一是长期因素。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周期性下行，从高位向中位下行似乎是一种趋势。在总量方面，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位转换；在结构方面，中国再想像过去一样靠高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51万亿，64万亿GDP中有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再扩大投资规模将受到空间限制。还有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规模发展得过大，再继续刺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也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强烈约束。由于传统劳密型产业长期过剩，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结构调整将面临剧烈阵痛。在调整过程中，传统产业首先要淘汰或转移，这会使依靠该行业营生的人群受到冲击，而另外一部分人通过创新又会获益。因此，本阶段产业转型中，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扩张，必然要以一部分传统产业淘汰为代价，比如网络销售给传统商业带来极大的冲击。　　二是消费增长缓慢。我国需求结构转换已经传出好消息，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了微弱上升，投资的比重出现了下降苗头。但是，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明显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当前我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压缩“三公”消费之后，私人消费没有及时补上，造成总消费增长缓慢。当前和今后，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投资能不能再增长，而是消费在需求结构转换中不能实现正常上升。　　三是落后产能淘汰后，接续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落后产能是污染、不好的GDP，当这些产业被淘汰以后，绿色的、有质量的GDP没上来，最后经济增长必定要下滑。因为落后产能淘汰是快变量，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快慢之间必有一段空档期，在空档期缺乏接续产业条件下，工业投资增长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就不会太快。　　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因素，当前和今后形势判断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主要是总需求回升缓慢，解决需求不足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今后，在政府微刺激和投资拉动下，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会向好，但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难有明显回升，消费继续呈现低缓增长趋势，出口增长会延续低速状态，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小的压力，预计全年增长率会低于2014年。　　为了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过大偏离预期目标，今后我国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强化微刺激力度，加大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　　在今后三个季度，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部署方面的投资，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费侧方面的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同时，还应从财政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决这些人群住房、就业、上学、看病、养老等基本需求问题。另外，财税政策要在减法上做文章，例如降低部分日用工业品的消费税，增加家电甚至家具更新消费补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二是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力量，推动稳定经济增长。运用有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增加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信贷规模，解决他们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可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向市场适度增加货币供给；另一方面可继续放宽金融市场进入门槛，允许并支持社会资本依法建立民营金融机构，从制度上扩大金融供给。　　三是加快改革落实工作，选择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优先、重点推进，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审批权限、垄断行业限制、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