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画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放大表现老农的《父亲》已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学生)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价格为400多元。尽管美术馆收藏作品支付的仅仅是材料费,但对画家来说,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罗中立,1948年出生于重庆郊区,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主动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学画的罗中立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动了无数中国心。 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厕所旁边,看到一位从早到晚一直叼着旱烟,麻木、呆滞守粪的中年农民。罗中立回忆当时:“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后来,他画了守粪的农民,之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成现在这幅《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改成《我的父亲》(又名《父亲》)。 作为《父亲》的“伯乐”,栗宪庭回忆说:“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幅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当然,在那个年代,这幅画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议。有些批评家说,《父亲》“污蔑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新变化”。于是,油画《父亲》在最后定稿时,就有了一处细节的修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据说,这样就体现了解放后的农民已经是有文化的农民了。把一切艺术品都贴上政治标签,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有害的思想流毒还远未肃清,对油画《父亲》的影响也不能幸免,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外延意义比用文字来解释要好得多。 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他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 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我赞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的观点,“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我想,甚至连那个不伦不类的圆珠笔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败笔,是政治符号。但它佐证了“文革”后,中国艺术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它让我们今人反省,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演历史的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