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学报主编程民生

开封“城摞城”奇观的神秘面纱正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被层层撩开，随之呈现出来的这一独特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著名历史地理专家、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教授显得异常激动：“城摞城”现象在文献中早有记载，但一直没有考古材料证明，如果没有考古工作的手段更新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很难像今天这样将“城摞城”遗迹揭示得如此清楚和准确。由于黄河多泥沙的独特水文特性，黄河流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邑遭受了与开封城同样的命运，但开封是七朝古都，像它这样叠压得层次之多、规模之大，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朱士光教授还对“城摞城”现象的学术研究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层层叠压起来的5座城池，立体地展现了开封自建城以来2000多年来的古代城市变迁史。它就像“活的化石”，层层对其进行准确地剥离，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特点、建筑规制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以及相关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座开封城，也是一部王朝更替史。对于20年来一直在古都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封市文物处处长、研究员丘刚来说，对“城摞城”现象的揭示和研究，已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说，“城摞城”现象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有着密切的关系，黄河在中国古代沿黄城市的兴起、发展、衰亡，以及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都生动、具体地浓缩在了“城摞城”中。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城摞城”对于研究黄河的泛滥、泥沙的淤积和灾变现象等等，都提供了大量材料。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程民生说，6座开封城像塔样层层叠压，特别是从唐代到如今的2000多年间，这座城市的中轴线没有变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强向上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宋史专家，程民生对考古过程中揭示出的北宋东京城特别感兴趣。他说，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官府所在地，到了北宋东京城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那时的东京城市结构已打破了以往封闭的坊市制，呈现出开放的新型城市面貌，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城摞城”现象为对比研究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开封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个都城魏大梁城，曾被整体淹没，它应该比现今发现的东京城保存得更为完整，如果有一天能借助更加先进的考古手段将其找到，考古材料进一步丰富，那么“城摞城”现象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会更加突显。“城市的叠压其实就是文明的叠压”，河南省文物局局长常俭传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开封城几度被深埋，但开封人民始终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重建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他表示，文物部门已着手进行“城摞城”保护和展示方案，以启迪子孙后代，热爱黄河母亲，热爱祖国，不断创造新文明。

1，开封作为城市，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当属战国时代魏都大梁城。当时的魏惠王之所以第一个选中开封建都，与该地区距黄河、济水不远，水道四达不无关系。他迁都大梁城不久，就组织大批人力在附近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即历史上有名的鸿沟。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条鸿沟，导致了大梁城被毁。 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两国曾在大梁城下展开过一场激战。由于久攻不下，秦兵就经黄河引鸿沟水灌大梁，水围3个月后繁盛一时的大梁城遂化为一片废墟。这也是开封第一次因水患而遭到的“灭顶之灾”。2，黄河真正开始威胁开封的安全，是在金代黄河向南大改道以后。 此后的1000多年间，黄河决口300多次，其中大水进城的就有7次。史载，1305年黄河决口，把开封城淹没殆尽。1642年为退李自成农民军，明军掘黄河堤，“城从内皆巨浸，所见者钟鼓两楼、群藩殿脊、相国寺顶、周邸子城而已。”高大的开封城墙几近淤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儿墙。大水过后，37万人仅存2万余人，开封城元气大伤。

由于古代垃圾处理系统较落后，往往过了一段历史时期地面就会提高出现新的土壤，以前小学门口有一棵明朝的古树，现在只见到树杈，树干都被水泥地埋在地下，如果有些比较有年代的旧房子没有拆，现在的一二楼都应该是做地下室了。考古学家可以根据地层的产生推算不同朝代地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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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宋史，以王安石，欧阳修，曾巩，等为著。可以兼修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