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杂志现任主编

王宜振　　1946年生，山东省东平县人。1966年中学毕业，1968年回乡劳动。1970年在陕西黄龙县当教师。后又任公社党委文书、县委宣传部干事、《少年月刊》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1976年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等全国一百余家刊物发表诗歌二千余首、童话五十余万字。出版有《笛王的故事》、《中国彩色童话》、《21世纪校园朗诵诗》、《21世纪校园抒情诗》等著作二十余部，先后获中国图书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文化部蒲公英奖、共青团“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少儿图书一等奖、冰心图书奖、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十余项文学和图书大奖。《21世纪校园朗诵诗》一书，入选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共青团中央联合向社会推荐的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40多篇作品入选教育部审定通过的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正式教材。另有三篇作品入选香港中小学语文正式教材。1978年调《陕西少年》杂志社当编辑，现任该刊（已改名为《少年月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创作儿童诗歌，也写童话和儿童故事等。出版有儿歌集《摇篮里的歌》，儿童诗集《秋风娃娃》《献给中学生的一束诗》《献给少男少女的诗》等。

《中国作家》杂志社，是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大型文学刊物，它和《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小说选刊》同属国家级文学刊物。 作为一个搞文学的作者，一生能在这几个刊物上发表一篇，都是最大的愿望，在省里，比方宁夏、银川，能在中国作家发一篇，市里就给你记一等功！啊，你想想，当时，在越战时期，在战场上，丢胳臂、断腿，才记个三等功。 所以，在这几个刊物上发东西也就成了我的理想。 有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玛拉沁夫，（蒙古族）阎刚、艾克拜尔（维吾尔族、民族文学主编）还有《中国作家》主编龙世辉先生，（龙世辉是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编辑。）等来宁夏开笔会。张贤亮派我负责他们日常接待的工作。会议期间，龙世辉和艾克拜尔，见我出身歌舞团，气质不错，是个北京知青，还会写小说，就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工作。我知道这这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往心里去，但还是挺高兴的，毕竟是人家挺欣赏你嘛。 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种下了一颗种子：去《中国作家》当编辑。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停职留薪，下海到广东珠海出版社旗下的珠海杂志当编辑了。社长成平对我不错，分给我一间小房，工资也不低，当时，每月都开400多块钱的企业股票。我干了不到一年，已经存下3000多块了。（当时万元户就算有钱的了） 人啊，不信命不行。什么叫命？时也，命也。 在某一时空，发生的某种事情，那就是你命里注定的。 那一天，下午两点多，我准备到电信局去报请一部电话，刚刚走到珠海文联大厦，习惯地一抬头，刚好我要看的那扇窗子探出一颗头来，那颗头叫道叫道，“都沛你来的刚好，你的长途！”我立马就上楼了，抄起电话，里面传来我二女儿咪咪的声音：“爸，妈住院了，让你回来。”我二话没说，放下电话，扔给主编一句话：“我回宁夏了！”就走了。 我这一走，命运就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我本来可以调到珠海工作，也能分到一套房子，这一回宁夏，啥都没了。人家不能总等我，想进珠海出版社的挤破头。 我老婆得的是一种怪病，光发烧，找不出病因。我们先在银川最好的医院看，没用，又转院到北京住在同仁医院。我老婆的主治大夫告诉我，世界上，有百分之五的发烧病人是永远找不到原因的，医生治病也是治病救不了命。 为了维持我在北京的基本生活费用，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华文学基金会，寻求救助，给我一个打工挣钱的机会。信发出不久，就接到一个叫赵文革的小姐打来的电话，他让我到基金会面谈。赵文革是个20几岁的美女，他告诉我，她之所以帮我，主要是因为我是北京知青，在农村受了那么多苦，最后连病都看不起……我被留在新组建的经济类杂志《环球企业家》。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富于同情的美女的爸爸，竟是给毛主席、周恩来，当过警卫长的“大内高手”我认识她时她父亲正给万里当警卫长。这我才明白为什么基金会的人都挺尊敬她，就连基金会的头头都比较尊重她的意见。所以，我的事才办得那么顺利。 我一直在医院守着我老婆九个月，有很长时间都没上过班，编辑部的领导有意见，就和我谈话，让我注意点影响。可是我没有办法，只能每天跑医院。就在这时候，我接到北京人事局的电话，说让我赶紧回宁夏办理知青回北京手续，不办，恐怕日后就没机会了。办理回京手续，首先就要有接收单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让编辑部接收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也不好意思去找赵文革帮忙，咋办，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基金会的主管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请求他们接收我。 出乎我意料的是，也可以说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是：办公厅的主管竟一口答应。并在我没有办调动的情况下，就给我办了正式工作证，主任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你和你老婆都离婚几年了，她病了，你还这么照顾她，不容易，哎，你们知青真不容易，好好照顾家里，照顾孩子吧，手续以后补办……”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就这样我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正式工作人员。 我回到基金会，我的《环球企业家》杂志副主编正好找我，他正式通知我，我被炒了。我忙掏出工作证给他看，说我已经正式调进中国作家协会，基金会没有权利开除我。他惊异地审视着那证件，良久才说：“你正式调进来了？那，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你是知道的基金会是自负盈亏的单位……你不上班，就没有工资……” 我经常坐在老婆的病床边发呆，没有了工资，吃啥？孩子要上学，拿什么交学费？老婆要看病，要缴费，没钱，没钱，也没有生钱之路，我经常盼望着我速死，至少和老婆一同死，死了，就解脱了，可是死了孩子怎么办？ 卖文为生！忽然我想到这样一个主意，正好我手头还有一个中篇小说在手里。卖给谁？我忽然想到《中国作家》那里有我敬佩的龙世辉先生，还有高洪波主编。（龙世辉已去世） 我见到高洪波，他第一句话就是“爱人好些了吗？” 我知道这又是赵文革做的事，现在，全作协都知道我的英雄“事迹”。我说“我求你帮个忙，我揭不开锅了，基金会不给发工资了，我来卖稿子。” 高洪波拿着稿子翻了几翻，说，“你的调动关系办好了吗？”“办好了。”高洪波又说，“发一篇稿子能顶几天，不如这样吧，你愿不愿意到《中国作家》来？”“愿意！”“好，那你就调过来，不过这里暂时不缺编辑，你先干广告发行，以后再当编辑”“行1”“那你必须7天到位，因为7天后，我就在作协组联部上班了，我就管不了这里的事了。” 第四天，我就在《中国作家》上班了，（因为是本系统调动所以很快）我终于调入《中国作家》，在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又有工资了，我生命的血管里，又涌动了活力！是《中国作家》救了我，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为《中国作家》而工作。…… 哎！苦尽甘来！一切都是贵人的相助，命运的安排。

这说明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