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杂志社著名学者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王国维少年时代心悦《汉书》等历史著作，不喜举子业和《十三经注疏》，但十八岁之前所接受的仍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早午战争后，使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静安文集-自序》）。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会书记校。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静安文集-自序》），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早年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此后他又重读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著作。1904、1905这两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特别是对“性”、“理”这两个中国古代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问题，作了批判分析。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他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给“理”下了这样的定义；广义上的理，即理由，以宋代学者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来作证明；狭义上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 （《静庵文集-释理》）。在“命”的问题上，他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构成，而“境界说”则是其中的精华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美学理论，认为境界包括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二者的融合；词的高下以有无境界为衡量标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可分“有我之境”，其特点是“以我观物”；“无我之境”，其特点是“以物观物”；在艺术创作方面，又有“造境”与“写境”之分。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方面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代乾嘉孝据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文实证科学的精神。首先，与前人不同，他治学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实物与文字记载互相释证；研究边疆地理，辽、金、元史，是拿中外古籍进行互相补正；写《殷周制度论》、《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这些著作，则是把西文传来的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互相参证。这比起乾嘉学派的学者来，视野确实要宽广得许多 王国维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六十种之多，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共 2 条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　　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郭沫若(1892年～1978年），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郭沫若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郭沫若本人真实照片(10张)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生平郭沫若（1892年-1978年），原名开贞，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祖先原居福建省宁化县龙上下里七都，即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镇。郭沫若少年时上过私塾，14岁以前对先秦学术和文化知识打下良好基础。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先在岗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1921年出版）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并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 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拒绝蒋介石的殷切拉拢，写下《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郭沫若、卫聚贤考古中合影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 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六部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以及杂文《甲申三百年祭》（该书后被定为中共整风学习文件）。 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但他拒绝了这个头衔。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所著《奴隶制时代》等书，提出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见解。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郭沫若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郭沫若（中）与周恩来（右）郭沫若的重要著作还有《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一生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蜩螗集》《战声集》等；散文《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沸羹集》等；戏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蔡文姬》《武则天》等；另有《沫若诗词选》及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郭沫若全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其中《天上的街市》和《静夜》被选入七年级人教版课本。《雷电颂》被选入八年级课本。 郭沫若相关图注文化界评价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相对于专业的研究者对于他的极度推崇，一般的社会民众中间也存在对于郭沫若因为不了解，对他性格和心理的误读以及对这位天才型人物的苛求而产生的轻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等一些严肃的研究学者将这种“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甲骨文字学成就卜辞通纂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著作如《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等。 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中，甲骨学“四堂”的名气无人不晓。唐兰先生对四堂的评价是：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这四堂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之前甲骨学研究的历程与成绩，他们的学术贡献及地位亦在伯仲之间，难以权衡出个高低轻重。但若从甲骨学学科理论与体系建设这一角度而论，董作宾先生出力尤多。如果没有他在科学发掘甲骨文与断代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甲骨学这一崭新的学科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从金石学古老的母体中脱胎出来。近读《甲骨学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此种感触尤深。编辑本段笔名的来历与含义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说她怀孕时，曾梦见一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所以给郭沫若起的乳名叫“文豹”。他在家排行第八，母亲称呼他为“八儿”。郭沫若四岁半上私塾。家里给他起学名叫郭开贞，号尚武。“郭沫若”是他常用的笔名；为什么取名“沫若”呢？他家乡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有两大河流，大渡河（古称沫水）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古称若水）。汉朝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有关“沫若”一句，指的就是大渡河与雅河的汇流。郭开贞于1919年9月11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早期诗作时首次用“沫若”笔名，随着《女神》诗集的出版，“郭沫若”为人们所熟悉。 郭沫若一生使用过的名、号、别名与笔名多达五十余个。计有：郭开贞、尚武、文豹、八儿、汾阳主人、竹君主人、定甫、沫若、夏社、郭沫若、沫、爱牟、郭鼎堂、鼎堂、高浩然、麦克昂、吴诚、林守仁、杜顽庶、杜荃、杜衎、坎人、易坎人、石沱、石沱生、李季、阿和乃古登志、蒙其外史、王假维、郭爱牟、蒙其生、蒙侄、谷人、高汝鸿、郭石沱、佐藤和夫、安娜、鼎、杨伯勉、杜衍、白圭、戎马书生、牛何之、羊易之、丁汝成、龙子、克拉克、江耦、有孤、藤子丈夫、佐藤贞吉、郭麦弱、高鸣以及和夫人于立群合撰文章所用的于硕等。 郭沫若几个主要笔名的含意是：麦克昂：“麦克”是英文maker（作者）的音译，“昂”者我也，麦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南昌起义失败后，1928年1月他在《创造月刊》一卷八期上发表文艺论文《英雄树》时，第一次启用这一笔名。 杜衎（kàn）：郭沫若母亲姓杜，性格衎直（即刚直），取此名以纪念其母。郭沫若在留亡期间思念老母，1929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关论文，署用此名。 杜顽庶：郭沫若母亲是侧室，自己是“庶出”。他发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重要史学研究著作，署名“杜顽庶”，纪念母亲。 坎人、易坎人：郭沫若少年时得过重症伤寒，留下听觉半聋的后遗症。《易经》上的坎卦，说其“于人也为聋”，坎人、易坎人即为聋子之意。郭沫若从1928年起翻译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煤油》等书，用的都是易坎人的笔名。 鼎、鼎堂、郭鼎堂：郭沫若原名郭开贞，《说文解字》上说，“古文以贞为鼎。”贞、鼎两字通用。鼎而附之以堂取其音为“丁当”，取其义“鼎当”。1931年郭沫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毛公 郭沫若（右）与陈毅元帅（中）鼎之年代》，即署名鼎堂。 石沱、石沱生、郭石沱：与鼎有关，周代末期的鼎铭中称鼎为石沱，这是鼎的别名。1934年，商务印书馆的郭沫若译作《生命之科学》，即署名石沱。 郭沫若笔名、化名很多，有“郭鼎堂”“麦克昂”“羊易之”“杨伯勉”“白圭”等，而用得最多的是“郭沫若”这个笔名。因为他家乡四川乐山的两条水，一条是沫水（即大渡河），另一条是若水，他少年时饮二水长大，所以他后来发表新诗时，就用了“沫若”这一笔名。编辑本段中科大主要创建者之一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黄浦江口》 《女神》(诗集)1921年，泰东 《瓶》(诗集)1927年，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年，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年，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年，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年、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年，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1931年，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年，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年，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年，现代 《沫若书信集》1933年，泰东 《豕谛》(历史小说)1936年，不二书店 《北伐途次》(散文)1937，潮锋出版社 《甘愿做炮灰》(剧集)1938．北新 《战声》(诗集)1938、战士出版社 《创造十年续编》(回忆录)1938，北新 《羽书集》(散文、论文集)1941，香港盂厦书店 《屈原》(剧本)1942，重庆文林出版社 《蒲剑集》(散文、论文集)1942，重庆文学书店 《棠棣之花》(剧本)1942，作家书屋 《虎符》(剧本)1942，群益 《屈原研究》(论文)1943，群益 《今昔集》(论文集)1943，东方书社 《孔雀胆》(剧本)1943。群益 《南冠草》(剧本)1944，群益 《青铜时代》(史论)1945，文治出版社 《先秦学说述林》(论文)1945，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 《十批判书》(史论)1945，群益 《波》(散文集)1945，群益 《苏联纪行》(散文集)1946，上海中外出版社；改名《苏联五十天》，1949，大连新中国书店 《归去来》(散文集)1946，北新《筑》(剧本)1946，群益 《南京印象》(散文集)1946，群益 《少年时代》(自传)1947，海燕 《革命春秋》(自传)1947、海燕 《盲肠炎》(杂文集)1947，群益 《今昔浦剑》(散文、杂文集)1947，海燕 《历史人物》(史论)1947，海燕 《沸羹集》(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天地玄黄》(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地下的笑声》(小说集)1947，海燕 《创作的道路》(理论)1947，文光 《抱箭集》(小说、散文集)1948，海燕 《蜩螗集》(诗集)1948，群益 《雨后集》(诗集)1951，开明 《海涛》(散文集)1951，新文艺 《奴隶制时代》(史论)1952，新文艺 《沫若文集》(1—17卷)1957一1993，人文 《雄鸡集》(诗集)1959，北京 《洪波曲》(自传)1959，百花 《蔡文姬》(剧本)1959，文物 《潮汐集》(诗集)1959，作家 《骆驼集》(诗集)1959，人文 《武则天》1962，中国戏剧 《李白与杜甫》1972，人民 《郭沫若全集》四川人民 1982一1987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著述颇丰。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中国新诗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公认的文化领袖。郭沫若这一生就写过一篇有价值的文章，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加上某人为这篇文章写的编者按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却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吴三桂在后来又‘变卦’了，而且真的变卦了，不像现在有些吴三桂们，表面上‘反正’了，实际上还在替日本主子服务）。”这篇文章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之后的人生发展和生存就全靠这篇文章了，毛在二十多年历次运动中从来就没有想过打倒郭沫若，保护郭老，最多也只是让他做一下自我批评也就过去了，郭沫若这一生歌颂过杨靖宇，1949年咏杨靖宇将军，这是他一生写的最好的一首诗，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旆满山河。郭沫若骨气还是有些的，歌颂过杨靖宇，民族气节没丢，有些民族精神。

谢柏梁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史、古代戏曲、西方戏剧史、比较文学和影视文化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中国悲剧史纲》、《中国分类戏剧学史纲》、《世界悲剧文学史》、《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中国悲剧文化史》等多部著作。先后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上海市“曙光工程”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谢柏梁博士，近年来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戏剧和世界戏剧发展历史的专著，并几度应邀到加拿大、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讲学 。鉴于他在文化艺术领域内的一系列理论建树，中国国务院向他颁发了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证书，并授予他政府特殊津贴；美国学术委员会也将他列入1999-2000中美学术研究重点资助对象。 耳濡目染花鼓戏，身体力行文艺路“我与天门花鼓戏渊源很深。”谢教授说，天门是江汉平原的一个戏窝子，除了汉剧、楚剧的广泛影响之外，本地的天门花鼓戏（后来又称天沔花鼓戏或者荆州花鼓戏）十分流行，成为一方百姓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1958年9月25日，谢柏梁出生在多祥镇板桥大队西台村。他的祖父谢有本、父亲谢支祥，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知识分子，同时也都是忠实的戏迷。谢柏梁自小便酷爱看戏，酷爱读书,但因为“文革”株连，不能考入高中深造。从此，谢柏梁便返乡劳动，挑起了沉甸甸的生活担子。在农村务农、装卸站扛包的6年“社会大学”磨练之中，谢柏梁积极参加了大队、公社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成为乡间剧团的笔杆子。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小戏和小节目，都被搬上了舞台，获得了县区的许多奖励。他也随着大队剧团和多祥剧团四处巡回演出，直接感受到老百姓对文艺节目的愿望。民之所欲与民心好恶，为谢柏梁创作契机的生发、审美趣味的升华，提供了最为深厚而广袤的文化土壤。后来，他又在县文化馆范齐家等老师的引导下，成为天门县较为活跃的年轻创作者之一。全国棉花工作现场会在天门召开时，大型开幕式的节目创作，便出于谢柏梁之手。从此，谢柏梁成为县文化局悉心扶植、重点培养的一名年轻人。从爱好花鼓戏到为剧团创作花鼓戏，谢柏梁对这一本地剧种的历史渊源与艺术流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近年，作为戏剧教授的谢柏梁，还为家乡的剧团提供了一些适宜于移植成花鼓戏的剧本和演出录像资料。自古以来，一方水土养一方戏。因此中国戏曲的其他剧种，同样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群众土壤。想当年，在文化局组织的一次次的创作学习班上，谢柏梁创作之余，往往一头钻进县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博览中国名剧，从而逐渐萌生了日后为中国戏剧写史的强烈愿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家乡接受的艺术启蒙、儿时受到的艺术熏陶以及楚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都使得谢柏梁能够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内不断前行。 寒窗十年勤耕耘，曲论才罢剧史成1979年秋，踏入社会6年之久的谢柏梁依靠顽强的自学，考上了湖北师范学院，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新生。作为一名大学生，他的古典文学、戏剧文学与英语课，一向是班上名列前茅的。由于有多年的创作实践，谢柏梁的写作在班上尤为突出。他的作文通常被列为全班的范文；他的散文、诗歌与小说创作也都在报刊上先后发表，成为班上同学发表作品的翘首。长期从事戏剧活动所带来的惯性，促使谢柏梁对戏剧名作更多一份关注。他对中外戏剧悉心研读，早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在学报上发表了《从〈琵琶行〉到〈青衫泪〉》的长篇论文，对元曲大家马致远的作品予以了细致分析和深入品评。临近毕业时，他又以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对象。四年本科生涯结束后，谢柏梁觉得自己的知识还很贫乏，便毅然报考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齐森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戏曲理论研究。上海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中心地区，曲学研究却是较为薄弱的一项。在导师的指导下，谢柏梁数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在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反复借阅古代名剧稀有版本，并且一笔一划誊抄下来许多有研究价值的戏曲序跋。最后，他整理出来近百万字的中国戏曲序跋，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戏曲序跋概论》。该书的一些章节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杂志上发表之后，为曲学研究又打开了一扇值得注意的门户。硕士毕业后，谢柏梁又马不停蹄地报考中山大学的中国戏剧史博士专业，并在众多考生当中，以较好的专业成绩获录，成为近代曲学大师吴梅的传人、当代中国戏曲研究大家王起（王季思）先生的入室弟子。在上海时期，谢柏梁重点研究戏曲理论；广州时期，他重点研究中国戏曲史。这样下来，使得他能够对戏曲理论和戏曲发展史两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大师的悉心指导下，谢柏梁每月都要写一篇以上的戏曲论文，这些文章在《文学遗产》等全国各地的许多杂志上先后发表，作者也因此先后两度被评为中山大学研究生院的文科科研奖第一名。十年磨一剑。在这些年的求学生涯中，谢柏梁终于转型为学术素养比较丰厚、文学基础比较扎实的青年学者。也是在此时，随着《中国悲剧史纲》的完成，谢柏梁立下了写作系列戏剧文化史的宏愿。 埋头科研成一体，云游讲学走天涯获得沉甸甸的文学博士学位后，谢柏梁来到上海戏剧学院任教，先后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成为文化部系统中的年轻学者。之后，他又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上戏任教期间，除了上课并担任戏剧史教研室主任之外，谢柏梁埋头科研，勤奋著述，先后写作出版了多种专著，逐步构建起他的戏剧文化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系列，先后出版《中国悲剧史纲》、《世界悲剧文学史》、《中国分类戏剧学史纲》、《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大戏剧家关汉卿》等专著 。多年以来，谢柏梁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国家、社会和北美学术机构的扶助与支持。他的研究先后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有两项，被列入上海的是“曙光工程”项目、上海市教委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上海市出版局重点资助项目等三项；被上海戏剧学院列入科研一等奖的有一项，被列入为南京师范大学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的有一项，被全国美学学会、国家新闻出版局和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评为优秀科研奖的有两项。除了著书立说之外，谢柏梁还在许多高校和文化机构讲学。他曾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和上海越剧院、宁波市文化局等一些文化机构作过关于戏剧文化的专题报告。2008年，谢柏梁进入中国戏曲学院任教，成为该校文学艺术相关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作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他表示会带领自己的弟子们，为繁荣学术文化作出新的成绩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谢柏梁走出国门，先后到澳门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佛萨大学、加州伯克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为一些本科生、研究生讲解中国文学艺术传统，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还与一些外国学者合作著述，将中国文化通过不同语言文化层面，传播到更为广泛的接受群体中去。谢柏梁在海外的奖助项目中，包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美国学术委员会等学术单位的科研奖学项目等四项。正是这些春风化雨般的资助和相濡以沫似的鼓励，使得谢柏梁深感对外文化交流责任重大，不敢懈怠停步。从故乡踏上征途，从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方重镇、现代教育中全国驰名的高考“状元县”起跑，他将为中国传统文化、影视艺术和世界戏剧艺术的弘扬光大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谢教授认为自己所有的一切，全归功于天门水土的滋养，故乡文化的陶冶，家乡父老的熏陶，父母亲人的赐予，以及童蒙老师们、文化局系统的诸多长辈们、三所求学高校的诸多恩师们的悉心栽培与精心呵护。难忘故乡与师恩，谢教授说：最好的报答，还是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多洒点汗水，多做些耕耘，趁此大好的春光良辰。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