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研究杂志主编

双核，北核，南核

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11月起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兼学术秘书。华中理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研究室主任，创建《民族语文》杂志，任副主编。同年5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2月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同年，中国语言学会成立，被选为理事、学术委员，《中国语言学报》编委，后被选为常务理事。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员，198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博士生导师。同年11月应邀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院任访问研究员。1984—1990年先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字改革》《语文建设》主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科规划小组成员，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兼二分会主任委员，后又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参加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第46委员会（ISO/TC46）历届在各国召开的各种文字罗马字母转写（或译写）国际标准的工作组专业研讨会和大会讨论，1990年以后任国家语委委员、科研领导小组组长、顾问。还曾任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顾问，中文信息学会理事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北京市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研究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顾问、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等多种学会和《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多种语言学术书刊的顾问，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及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金评委会评议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2006年8月2日22点5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壮侗语族诸语言）和普通语音学、音系学、应用语言学、语言规划的研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分科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获中国社科院1979-1991年优秀成果奖）副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澳两国科学院合作，先后获社科院及国家图书一等奖）中方主编之一,《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主编（“当代中国丛书”之一，本丛书获国家图书荣誉奖），文标会的工作获国家科委全国科技成果一等奖（1992）。90年代，曾主编《罗常培文集》(1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和《语文现代化论丛》（1-3辑）、《南通地区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担任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编委。有著作论文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0年写的《参加中央西北访问团调查新疆兄弟民族语言的工作报告》（《科学通报》第2卷第3期）是他开始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标志。在普通语音学研究方面，他和罗常培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先以田恭的《语音学常识》的名义在《中国语文》上从1954年1 月到1955年5月连载了14期，后汇集成书，先后于1957年和1980年由科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结合中国语言实际来讲解语音学和音系学的一般原理和应用，在普及现代语音学和音系学知识及丰富普通语言学的内容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语音学研究与教学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被列入《商务印书馆文库》。另有《语音的社会基础》（合作，《中国语文》1956年第6期）、《语音的区别特征和生成音系学》（1980年）等论文。在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足迹所至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做了大量的调研与指导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领导并参与调查、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语方言，为壮族设计、制订拼音文字方案；指导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黎语的调查与研究及黎语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指导贵州省侗语的调查与研究工作，集体编写《侗语方言调查报告》，著有《侗族的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仫佬语、毛难语，填补了壮侗语族这两种语言的空白；担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壮侗语族8册简志的编委会副主任，并著有《仫佬语简志》（合作）。此外，他还著有《壮语及壮汉人民怎样互学语言》（合作，民族出版社，1979年）、《壮语概况》（署名壮语小组，《中国语文》1959年第10、11期）、《壮语中的汉语借词》（署名壮语小组，《中国语文》1962年第6期）等论文。在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方面，他关注较多的是民族语文工作中的一些重要的宏观的问题，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及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和民族杂居区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也多有涉及。著有《关于划分黎语方言和创制黎文的意见》（合作，1957年，海南黎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大会报告）、《关于侗语方言的划分和创立侗文问题》（1957年，侗族语文问题科学讨论会预备会议报告）、《少数民族人员应该按照什么地方的语音来学习汉语》（《民族团结》1958年第8期）、《侗族的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1959年）、《壮文创制和修订中的若干问题》（1982年）、《壮文工作漫话》（《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壮文创制30年的回顾》（《民族文化研究》第2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等一系列论文，对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如语言与民族的关系、语言与方言的区分、汉语与民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及中国语言的系属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语文政策和语言规划方面，他结合民族语文的研究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汉语的规范化等给以关注，并著有《语言中的并存并用和规范化问题》（《中国语文》1962年第2期）、《少数民族文字中借词的标音标准和标调问题》（合作，《中国语文》1959年第5期）、《汉语拼音方案和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5日，《文字改革》1964年第1期）、《民族语文研究工作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语言的发展和语言的规范化》（《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民族文字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收入《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商务印书馆，1980年）、《汉语拼音方案与少数民族文字》（《文字改革》1983年第3期，《新华文摘》1983年第5期）、《民族语言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新华文摘》1983年第9期）、《谈谈学习和研究语言的问题》（《青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推广普通话和贯彻落实民族语文政策》（《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新时期的语文工作和少数民族语文政策》（《贵州民族研究》《云南民族语文》1987年第2期）、《我国语言的功能分类和语言政策》（《语文研究》1988年第2期）、《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问题》（《汉语学习》1990年第5期）等论文。在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方面，著有《对汉字改革问题的几点体会》（《中国语文》1954年第5期）、《音系学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语言调查研究讲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字改革与新技术革命》（《文字改革》1984年第5期）、《新时期与推广普通话》（《文字改革》1985年第2期）、《推广普通话的战略要求和测试标准》（湖北《普通话》1986年第4期）、《新时期的语文工作与推广普通话》（上海《汉语拼音小报》，1986年6月20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合作，《语文建设》1986年第1期）、《汉语拼音的扩大使用范围和完善化》（《语文建设》1987年第5期）、《语文现代化与双语双文制》（《美国汉语教师联合会会刊》[英文]第31卷第3期，1996年；《语文现代化论丛》第3辑，1997年）、《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合作，《语文建设》1995年第9期）等。他还给多种语言学著作写过序文或评介，如《介绍〈广东人学习汉语法〉》（《中国语文》1952年第2期）、佟乐泉、张一清《“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研究》序（语文出版社，1992年）、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序（语文出版社，1996年）、《罗常培文集》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许嘉璐、陈章太主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简介（《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4期）、《张清常文集》序（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此外，他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和各地汉族基础教育中语文素质的提高的问题，为此，他不顾年届古稀，先后到广西、广东、福建、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河南、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辽宁、黑龙江等地，亲赴实验基地进行调查测试，召开座谈，具体指导，并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以及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验教学等撰写了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