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飞机杂志社工作地点

机场班车的售票员日常工作为接听客人来电咨询，预订，订购航空机票与航空公司沟通，工作时间为正常班，签订合同上保险，有固定保底工资加出票提成。负责接听热线国内、国际机票预订业务，保持电话畅通，服务用语规范、声线甜美、语速适中。 机场台的问询人员一般在机场都会有问询处，它的主要职责是为机场旅客提供指引咨询等服务。机场问询人员除了是为乘客提供指引咨询等服务外，还属于机场形象大使范围，所以在航空公司在招聘问询人员的要求，五官端正、形象气质良好。 机场的安检人员负责施工作业安全及消防安全的检查和危险源的识别，对违章作业和安全隐患进行处置。参与施工现场环境监督管理。参与组织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参与组织安全事故救援。 机场的引导人员引导员是指在各类场所的场外、场内或门口处，通过发传单、举广告牌、派发赠品、调研等各种宣传渠道，将客人吸引。加以沟通增强客户的兴趣，促使客户进入目标地点，主动上前询问客户,及时了解客户的需求，解答客户有关业务问题和受理流程的咨询。 机场的后勤人员后勤是指在航空公司地面工作的人员，比如保障机场水电，保障人员饮食的食堂，垃圾处理部，园林绿化部，机场广告部，车辆维修厂，海关等等。扩展资料：在航空公司地面工作的人员，具体有值机（国际值机和国内值机）、安检、VIP客服、调配、售票、易登机等岗位。把乘客的机票换成登机牌的岗位叫值机，安全检查包括查验登机牌、身份证、检查安全物品等。调配主要是指挥飞机降落、运行车辆停靠位置等。VIP客服是指各大航空公司设在机场为会员服务的服务人员。易登机是贵宾室服务人员，主要为贵宾办理自购票至登机一切手续及相应服务的工作人员  。机场的服务工作人员，以下是几种主要职务：安检员。heck-in柜台的。也就是柜台帮换登机牌的，有航空公司代理和机场代理两种。3问讯台。这个是机场工作人员。行李辅助。航空公司和机场的都有。在登机口的验票人员。行李查询的，负责帮旅客查询行李到出港情况。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机场客运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场务

巴金（1904～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灭亡》 相关评论：巴金的处女作。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相关评论：爱情三部曲是巴金最喜欢的作品，每个主角都有朋友的影子。 激流三部曲 《家》 相关评论：《家》也许不是巴金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最有人缘的一本。 《春》 相关评论：《春》给了许多年轻人叛逆的勇气，巴金因此也成了许多年轻人的咨询对象，众多咨询者中，有个女孩叫萧珊。 《秋》 相关评论：激流三部曲中最成功的形象无疑是“多余人”觉新。巴金决定用这个“大哥”做线索来揭示一个大家庭的衰败。 《憩园》 相关评论：同样是写旧家败落的故事，却不再着力于对专制家庭的批判，字里行间流露着的是悲天悯人的同情与怅惘。 《寒夜》 相关评论：《寒夜》对人物关系与心理的描画已经到了“无技巧”的境界，这部被称为平民史诗的杰作充分显示出巴金惊人的想象力与洞察力。 《随想录》 相关评论：这套散文集引起很大震动，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作者也因此获得“ 巴金 海上日出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这个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明亮的了 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 1927年1月 海上生明月 巴金 四周都寂静了。太阳也收敛了它最后的光芒。炎热的空气中开始有了凉意。微风掠过了万顷烟波。船像一条大鱼在这汪洋的海上游泳。突然间，一轮红黄色大圆镜似的满月从海上升了起来。这时并没有万丈光芒来护持它。它只是一面明亮的宝镜，而且并没有夺目的光辉。但是青天的一角却被它染成了杏红的颜色。看！天公画出了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它给人们的印象，要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这面大圆镜愈往上升便愈缩小，红色也愈淡，不久它到了半天，就成了一轮皓月。这时上面有无际的青天，下面有无涯的碧海，我们这小小的孤舟真可以比作沧海的一粟。不消说， 悬挂在天空的月轮月月依然，年年如此，而我们这些旅客，在这海上却只是暂时的过客罢了。 与晚风、明月为友，这种趣味是不能用文字描写的。可是真正能够做到与晚风、明月为友的，就只有那些以海为家的人！我虽不能以海为家，但做了一个海上的过客，也是幸事。 上船以来见过几次海上的明月，最难忘的就是最近的一夜。我们吃过晚餐后在舱面散步，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这红灯并不亮。后来船走了许久，这盏石壁上 的灯还是在原处。难道船没有走么？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红灯渐渐地大起来，成了一面圆镜，腰间绕着一条黑带。它不断地向上升，突破了黑云， 到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轮明月，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乃是层层的黑云。 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生平: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巴金著作书目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 《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新中国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良友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又名《激流》)1933，开明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巴金自传》(传记)1934，中华 《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良友 (《雾》、《雨》、《电》合订为《爱情的三部曲》1936，良友)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 《忆》(回忆录)1936，文生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生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短简》(散文集)1937，良友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生 《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生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生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生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良友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生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文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 《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儿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儿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青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文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文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文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文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 《巴金散文选》1983，文联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 《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齐)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 翻译著作：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生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生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

首先你得非常热爱摄影这个行业，有了浓厚的兴趣，你事业的生命力才会长久。 专业知识很重要，喜欢地理，不一定说你就能当杂志编辑和记者，需要过硬的理论知识和摄影技巧。 专业要对口，想从事这一行业，应该是摄影专业或者是影视类专业，希望你好好学习。

地理编辑部同事人员流动很小，貌似近两三年没有新人进来，而且大多在本行业工作多年。大家学历基本都是本科和研究生，本科所学专业和研究生的专业有自然地理类、文学新闻类等等，没有统一的标准。编辑部的同事的确很辛苦，经常出差采访，出刊前白天黑夜连轴转是常有的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关注中国国家地理今后的动向，杂志社在继续做大做强，很有可能“扩招”。记者的职责与任务，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三点：第一，敏锐地去发现事实；第二，忠实地去报道事实；第三，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敏锐地去发现事实〕事实客观存在，但有些事实要去发现它、把握它，则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正如法国美学家罗丹说的，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可能是发现美的眼光。我国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说过：“什么样的人当不了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好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当不了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也能想到能做到，可以当记者，但不一定是好记者；唯有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而你能想到能做到，那么你就能当一个好记者。”我国著名的老一辈记者肖乾也说过，新闻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 敏锐的眼光背后，是一个勤于思索、善于思考的大脑。国外新闻学著作里曾引用过这样一个事例：一位新来报馆的年轻记者，总编辑叫他去采访某先生和某女士的婚礼。他事先对此次采访做了种种设想和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当那天他走到新郎家门口打算进去采访时，看门的却告诉他：婚礼不举行了，因为新郎跑了。于是这位年轻记者垂头丧气地回到报馆，向总编辑报告自己采访失败的消息。总编辑听罢，拍案叫道：新郎跑了，不比原来的婚礼是更大的新闻吗？你为什么不马上采访？这一说，那年青的记者才恍然大悟。 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善于思考，缺乏敏锐的目光，即使是新闻与你擦肩而过，你也发现不了，更是捕捉不到。敏锐地去发现事实，还应当包括对事实的认识要比别人更善于透过现象见到本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记者胡占凡，在采访中曾了解到这样一些事实：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显阔，在众目暌暌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两千多元，只是哈哈一笑。有个“大腕”，扔下30万元买只哈巴狗，眼都不眨一下牵上就走。还有个“大款”，看到别人用6万元一桌的宴席请他，他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了30万元请了一桌。有所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9%的学生把“赚钱多”作为择业的头条标准，北京一些中学生唱“世上只有钞票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胡占凡认识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拜金主义”在作怪，应当向这种现象敲响警钟，便采写了《拜金主义要不得》、《再谈拜金主义要不得》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给人们很大的触动。因此，敏锐地去发现事实，透过现象捕捉事物的本质，是记者的职责与任务中应有的之义。[忠实地报道事实]记者最为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采写报道。记者是读者与事实之间的桥梁。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的文明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即我们今天所处的信息革命阶段。我们每个人都会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每天都处于新闻媒体的包围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的生活方式；对于新闻媒体，我们已经深深地依赖它们给我们提供信息。试想，如果记者给人们提供一条虚假的新闻，将会对社会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因此，忠实地报道事实，应该成为记者的神圣职责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忠实地报道事实，是新闻工作本质决定的。李大钊曾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著名学者吴晗也说过：“历史工作者是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历史。” 我们知道，历史是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的。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卿崔杼杀害了国王齐庄公齐光，崔杼命令太史以得传染病而死来记载齐庄公的死。太史不从，直书崔杼弑君，因此激怒了崔杼而被杀。崔杼又命令太史的弟弟改写，不从，又杀之；再令其二弟改写，又不从，又杀之。最后轮到三弟，依然据事直书。他认为这是史官职责，失职求生，不如死去。史官这种忠实于事实的做法，对于新闻记者是很有影响的。我国已故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就说过：“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忠实地报道事实的含义是双层的。浅层的含义是，记者应当努力将事实的基本要素、基本数据核实准确；深层的含义是，记者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挖掘事实的本质。 80年代末期，我国某地农民买桑塔纳小轿车，某地农民买飞机、修跑道。这些事实本身是准确的，但在当时农村毕竟还是凤毛鳞角。有些记者以此大做文章，并由此得出“中国农民现在已愁有钱无处花”的结论。显然，这不是对事实实事求是的报道。从全国农村数亿农民的情况来看，一些穷山僻壤的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真正解决，不少地方还要扶贫救助。记者以偏概全，既容易导致读者对新闻报道的怀疑，也容易诱发读者产生逆反心理。由此可见，只有记者把忠实地报道事实当成神圣的职责和任务，读者才能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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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生平: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巴金著作书目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 《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新中国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良友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又名《激流》)1933，开明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巴金自传》(传记)1934，中华 《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良友 (《雾》、《雨》、《电》合订为《爱情的三部曲》1936，良友)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 《忆》(回忆录)1936，文生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生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短简》(散文集)1937，良友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生 《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生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生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生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良友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生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文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 《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儿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儿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青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文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文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文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文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 《巴金散文选》1983，文联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 《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齐)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 翻译著作：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生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生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翻译著作：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生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生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 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远行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将永久地定格在历史记忆里，他的生命激情将不息地涌动在历史档案中。连日来，上海市档案局馆工作人员追思“人民作家”巴金的人品、文品，特别是他将数千件珍贵的档案资料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的无私之举，纷纷表示要倍加珍惜巴金留下的这笔宝贵文化遗产，让它们继 续为巴金一生挚爱的祖国和人民服务。近日，上海市档案馆已在上海档案信息网上公布巴金生前捐赠的部分档案。 巴金生前对上海市档案馆建立“巴金档案”的构想一直非常支持。自1991年以来，巴金及其亲属向上海市档案馆捐赠了数千件各种载体的档案资料，上海市档案馆已将其整理成366卷“巴金档案”，形成时间自1926年至1990年，其中有1926年巴金去法国的护照、1954年巴金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书和发言手稿、1959年巴金致前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信、1985年巴金《随想录》的有关手稿；有巴金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巴金各个时期的工作活动、出国访问和家庭生活照片；有巴金与《寒夜》剧组的谈话录音带；有巴金的各种著作、译作和巴金著作的各种译本；有外国友人致巴金的信函和巴金荣获的意大利“但丁国际奖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及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证书等。 2000年，上海市档案馆曾举行隆重的巴金先生捐赠档案资料颁证仪式。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 巴金，1904年生，四川省新繁县人，原名李芾甘，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巨匠。鲁迅在三十年代曾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多方面的贡献，但其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他是我国现代具有独特风格、在国外有广泛影响的杰出小说家之一。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家》、《春》、《秋》、《雾》、《雨》、《电》。1962年出版了《巴金文集》，1981年荣获但丁文学奖。 巴金是从创作散文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从1927年起到解放前夕为止，始终没有间断过散文创作。巴金的散文不仅数量多，形式多样，题材丰富，而且以抒情的色彩和质朴的笔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成就。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既是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勤奋多产、文质兼美的杰出的散文家。巴金的散文作品很多，如《海行杂记》、《旅途随笔》等旅行游记；《忆》、《短简》等传记性的作品；《怀念集》、《无题》等怀念回忆性的作品；《梦与醉》、《龙·虎·狗》、《废园外》、《随想录》等富于哲理性的作品，都是比较著名的。 回答者：小公主LL - 童生 一级 3-21 18:20 -------------------------------------------------------------------------------- 巴金，1904年生，四川省新繁县人，原名李芾甘，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巨匠。鲁迅在三十年代曾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多方面的贡献，但其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他是我国现代具有独特风格、在国外有广泛影响的杰出小说家之一。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家》、《春》、《秋》、《雾》、《雨》、《电》。1962年出版了《巴金文集》，1981年荣获但丁文学奖。 巴金是从创作散文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从1927年起到解放前夕为止，始终没有间断过散文创作。巴金的散文不仅数量多，形式多样，题材丰富，而且以抒情的色彩和质朴的笔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成就。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既是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勤奋多产、文质兼美的杰出的散文家。巴金的散文作品很多，如《海行杂记》、《旅途随笔》等旅行游记；《忆》、《短简》等传记性的作品；《怀念集》、《无题》等怀念回忆性的作品；《梦与醉》、《龙·虎·狗》、《废园外》、《随想录》等富于哲理性的作品，都是比较著名的 巴金，1904年生，四川省新繁县人，原名李芾甘，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巨匠。鲁迅在三十年代曾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多方面的贡献，但其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他是我国现代具有独特风格、在国外有广泛影响的杰出小说家之一。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家》、《春》、《秋》、《雾》、《雨》、《电》。1962年出版了《巴金文集》，1981年荣获但丁文学奖。 巴金是从创作散文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从1927年起到解放前夕为止，始终没有间断过散文创作。巴金的散文不仅数量多，形式多样，题材丰富，而且以抒情的色彩和质朴的笔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成就。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既是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勤奋多产、文质兼美的杰出的散文家。巴金的散文作品很多，如《海行杂记》、《旅途随笔》等旅行游记；《忆》、《短简》等传记性的作品；《怀念集》、《无题》等怀念回忆性的作品；《梦与醉》、《龙·虎·狗》、《废园外》、《随想录》等富于哲理性的作品，都是比较著名的。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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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1904～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看巴金使用过的笔

在兵马俑的研究界，陈景元一直被视为异类，因为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先祖秦宣太后！ 该观点与主流截然不同，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后，一直被视为秦始皇的陪葬品看待。因此，多年来兵马俑研究学界不但对他的观点避而不谈，就连他的名字也都被刻意回避。 陈景元今年69岁，既不是考古学界的权威，也不是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学者，退休之前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浩大的秦陵建设，都是建筑学上的事，地宫结构、施工方案、土方运输以及陵墓建筑的布局、主轴线方向等，绕开建筑专业自搞一套，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怀疑 首先，兵马俑的发现地点和秦始皇陵园的距离太远，这是陈景元对此的最大疑点。 公开的材料表明，秦始皇陵的面积是25平方公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 “秦始皇陵真的有那么大吗？”陈景元怀疑。 陈景元第一次接触秦始皇陵是在1957年，他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此前他一直生活在故乡浙江，进入大学后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古代史。“建筑和其他专业不一样，必须要研究各种历史建筑的风格”他说，“所以人文、历史等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要了解。”在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考察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 1961年3月，秦始皇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月之后，陈景元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临潼县，和同学一起对临潼县进行城市规划设计。秦始皇陵的保护是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秦始皇陵的规模勘测则是计划的第一步。 虽然历史没有准确地记录下皇陵的规模，但根据秦汉墓穴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和同学的勘测，以秦始皇陵为中心，特地划出了30—40平方公里的保护圈，准备建设一个特别的森林公园。“当时为了保护文物，划定的区域已经远远大于陵墓的面积了。” 1974年传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但让陈景元奇怪的是，出土的地方却远在当初他们划定的这个区域之外。 更奇怪的是，出土不久兵马俑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陈景元非常怀疑，“我们当时特地多划了很大的区域，就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陪葬品放置那么远是不符合常规的。”很多研究材料说，兵马俑到秦始皇陵的直线距离是5公里。而这5公里还不是两地的中心距离，他们的估算是按照两地的边缘距离，中心区域相距还要超过这个数字。 陈景元依据自己的建筑学知识产生了怀疑，在家里，他向记者展示出当年划出的测算图纸，精确到每一米的距离。“如果按照他们的解释，秦始皇陵有那么大的话，会把整个骊山也包括进去，这现实吗？” 其次，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兵马俑的方位却在秦始皇陵的东面。作为陪葬品，却没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轴线上，这有可能吗？ “而且秦始皇陵背靠骊山前有大河，在古代的建筑风水学说中是极佳的地方，难道古往今来只有秦始皇一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吗？凭什么出土不久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 求证 然而仅靠自己的判断还不能形成说服力，1976年陈景元跑到西安，现场看见的情况更让他疑心重重。 按照兵马俑博物馆的说法，该俑坑建于秦统一全国的十几年后。但奇怪的是，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统一之前，秦国自己境内必须“车同轨”，否则无法在境内自由通行，统一六国后“车同轨”又在全国推行。秦始皇又怎么会允许自己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 而且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就改正朔，易“服色”，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的制度。几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时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蓝色长裤，这与秦始皇“尚黑”的命令大相径庭。秦始皇时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而兵马俑坑内的军阵则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兵器上也有可疑之处。 据资料显示，1974年兵马俑出土不久，考古专家很快就得出结论，“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 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记：“秦始皇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东墙1225米，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加上出土的器物，陶俑“是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在此后的宣传材料上，一致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为什么结论会下得如此之快呢？1974年3月之后，围绕兵马俑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4年3月24日，临潼县东西杨村一群农民在附近打井，发现了兵马俑。 很快，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赶到，他们初步断定这可能是大型陶俑，不过距离秦始皇陵太远，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及其时代、作用，他们一时也难以判断，当时也没有立即上报。 1974年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知道了情况。回京后不久就写了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标题“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事情清楚地描述了一遍，至于出土的武士俑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消息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当时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要求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进行妥善保护。 而当时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文化馆的负责人都不知道此事，很快就打电话询问。 据陈景元透露，当时临潼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压力很大。文化馆的同志讲，出土陶俑的地方距离秦始皇陵很远，当时对坑的大小、内涵、时代和性质等很多重要问题，他们都说不清楚。他们是反复商讨并请示县领导后才决定不上报，待进一步调查清楚后再向上级汇报。 对于内参上的报道感兴趣的还有江青，在批儒评法运动中，江青认为秦始皇是法家的典型代表，而新出土的兵马俑则为批儒评法运动提供了最好的实物资料。 她批评下面对于这一重要发现没有及时上报，并指示考古工作者要保护好这些文物。 很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与陕西文物部门的专家一起来到临潼，现场考察后疑问反而在更广的人群中扩散：这附近没有大型的墓葬，只有不远处有座秦始皇陵。但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在如此远的地方呢？专家对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仍不敢下肯定的结语。 但在《试掘简报》中，却对兵马俑的主人做出了判断。 陈景元了解这些背景后，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当初对兵马俑的属性并没有准确的学术判断，完全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做的判断，这难道不叫人起疑吗？” 挑战 陈景元不断搜集相关的信息，写出了“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开始向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刊物投稿，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讨论。为了文章的发表，陈景元四处奔走，四处碰壁，没有学术杂志愿意和他一起冒这个险。 《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获知此事，将该事件发表在内参刊物上。1983年1月，政治局委员、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知道后，批示此文章可以用“未定稿”的方式发表，但结果却了无音讯。 陈景元不服气，通过知名学者于光远，向胡乔木再次反映了情况。胡乔木再次批示，表示此文章可以公开发表。 但很长时间过去了，社科院的刊物上始终没有出现这篇文章。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为世人所知，陈景元想出了暗渡陈仓的办法，避开社科院，绕到自然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 1984年第三期的《大自然探索》杂志全文刊登了陈景元的文章，除了质疑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还根据自己的考证说出他眼中武士俑真正的主人——秦宣太后芈(音：米)氏。 《西安府志》中对此记载，它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也说：“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地理位置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 据《史记·樗里子列传》记载：“秦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可知芈氏是秦昭王的生母，而且她还是个“楚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兵马俑的发式和服装和当时的少数民族相似。 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年少即位，宣太后摄政。太后临终之际，下令近臣为其殉葬，可昭襄王不愿意。当人殉的要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为了孝顺自己的生身之母，便下令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地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里。 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争议 该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国内外的研究者不断询问兵马俑考古队对此事的看法。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秦俑主人有了全新的观点，《中国考古未解之谜》一书中，作者公开将秦俑的属主列入“未解之谜”。 为了扭转这种舆论压力，一些兵马俑研究学者在西安召开研讨会，后来传出消息，到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陈景元的观点不正确。 陈景元逐个给参加会议的学者打电话询问，一一询问是不是反对自己的观点。而让他吃惊的是，参加会议的一些学者和他有相同的疑问，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林剑鸣告诉陈景元，他本人也对此存在疑惑，并在自己的学术文章“秦俑之谜”中支持陈景元的观点。 谢万幸、杨飞、张万鑫等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著作中，都表达了与主流不一致的观点。 但很快，这些质疑的声音都被淹没在当时的舆论浪潮中，1984年12月11日的《陕西日报》刊登文章：“秦兵马俑坑的主人是秦始皇帝——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纪要。” 兵马俑博物馆前任馆长袁仲一认为，兵马俑确实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有“中国兵马俑之父”之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后不久，兵马俑内发现了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秦宣太后比吕不韦早100多年，宣太后的墓葬又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呢？” 袁仲一认为，在一本古书上曾经记载着，秦始皇前来视察工程进展，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人们的钻探测量，发现西杨村发现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三百丈”的距离之内。 陈景元则反驳，他找到那本古书的各种版本，根本就看不见有“三百丈”的字样。退一步说，秦代的1尺只有现在的23厘米，“三百丈”折成现在的尺寸，只有690米，西杨村距秦始皇陵中心接近2公里，怎么可能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呢？ 对于“吕不韦”戈，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此戈发现的位置不在墓穴的底部，而在中层。如果是和兵马俑一起陪葬的话，那应该是在底部。兵马俑坑内每年都有淤泥堆积，戈发现的位置可以推断出大致的年份，那是宣太后身后的年份。而且兵马俑遭到破坏，此戈很可能是后来人带进去的。” 但这次辩论已经不可能公开出现了，没有学术刊物传达陈景元的声音。坚持 如今陈景元年近七旬，下排的牙齿已经全部掉光。他向记者感叹岁月的沧桑，而他一生都和秦始皇陵紧密相联。 1957年，他离开故乡浙江金华，考上了西安建筑学院。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的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考察”，开始从建筑角度研究秦始皇陵工程，兴趣越来越浓厚。 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沈阳的一家设计院工作，虽然单位在沈阳，但搞的工程几乎都在甘陕两省，秦始皇陵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1974年以前，他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书稿的撰写工作，书中提出了阿房宫修建与秦始皇无关，秦始皇生前未修骊山墓，这在当时已经是惊世骇俗的观点。 直到现在，他关于兵马俑的“惊世骇俗的观点”还是被压制。 陈景元不甘心，他说自己退休之后有了时间，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证据的搜集之中，家里关于秦朝历史的研究书籍堆满书橱，足有一堵墙的大小。 于光远曾就此事鼓励他：“学术研究不能搞民主集中制，更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这句话一直激励着陈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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