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快速评价一篇文献质量

看一篇论文的质量，这个需要专业的老师来看来评论。可能第一印象从字上来看吧，或者说再说就是看这个人的学历。

看问题有解决没有及解决方案是否可行及实用是经过论证过的吗

论文的具体质量判断人文社科研究拥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同范式的研究成果，其学术质量判断标准是有差异的。因而我们只能就不同的范式来谈论论文的具体质量标准。现实地看，人文社科类研究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哲学思辨类、人文解释类和经验实证类。在此作具体说明：1、哲学思辨类论文哲学思辨类论文不只是指哲学学科的思辨类的论文，而是指包括哲学在内的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本理论研究成果。此类优秀论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我国学术教育和研究传统历来不重思辨。加之学术从业者对于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钟爱，哲学思辨类的研究成果数量上较少，质量高的不多。由此还带来人们对此类研究价值在某种程度的怀疑和轻视。质言之，思辨即以思来辨，它发生在经验辨别的边界，要依靠研究主体的直觉和逻辑能力，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寻觅意义，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新的理解。对于哲学思辨类的论文：首先要判断思辨对象的价值。因思辨发生在经验辨别的边界，经验世界的事物是无需思辨的。对于经验以外的东西，原则上都能思辨，也只能思辨，但并非一切的对象都有思辨的价值。如果我们承认进入思辨范围的对象仅是经验世界在思维中的自然延伸时才有意义，那么，一切关于与经验世界平行的、主观设置的思辨对象，至少在学术研究中是没有价值的。所谓经验世界在思维中的自然延伸，我们可以借助哲学本体论中的“存在”概念加以理解。“存在”不是“是”，它与“时空”这一经验框架保持着关联，所以，“存在”与“是”相比较，不是最抽象的概念，可与具体的“存在者”相比较又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显而易见，“存在”概念处于经验世界的边缘，再向前抽象，就到了“是”，也就只剩下纯粹逻辑的规定性了。原则地说，类似“存在”这样的思辨对象是有重要价值的。各个具体的人文社会学科，都有基础研究领域，其中不乏需要思辨的对象，知晓了思辨的旨意，就容易判断具体论文思辨对象的价值。其次，要判断具体论文的思辨水平。这是一个与逻辑有关又不只是纯粹逻辑学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能够言说的却又只是关联逻辑的部分。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思辨就是以概念为元素、以判断为中介的推理过程。那么，面对哲学思辨类的论文，要先寻找文本中的关键概念，看其意义是否清晰、界定是否恰当以及前后意义是否一致；再寻找文本中的基本判断，尤其是作为前提和结论的判断，看其是否具有经验的和逻辑的可靠性；最后，也是很核心的是析出文本的逻辑理路，即推理路线，看其是否合乎思维形式的规则。其实，这只是判断论文思辨水平的初阶，再进一步还可考察文本的辩证水平，这就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范围。不仅如此，高水平的思辨文本通常能够反映出作者“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逻辑功夫和思维浪漫。再次，要看思辨结论的新旧与正误。一个学术文本必须提供新的结论才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有学术追求的作者通常都力图做到这一点，因而他们通常会自认为有新的进展。这就需要读者具有较好的学术视野和学养，要能判断具体论文的结论是否在已有的最先进的结论基础上有所进益，具体地说，要看其结论对原有认识是否有补充和丰富、是否有纠正和完善。若发现结论确有新意，则要进一步判断其正误。新，并不意味着真，仅意味着不是旧有。对正误的判断又要回复到论文思辨水平的判断上，可见对哲学思辨类论文的质量判断在实际工作中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2、人文解释类论文中国传统学问以人文解释为其要务，以致中国学者多乐于并善于做人文解释的功夫，此类论文也比较多。然而，对于人文解释类的学术研究质量判断却是最难形成共识的，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此类研究的性质缺乏到位的认识。人文，以文、史为主要领域，兼及一部分哲学的工作，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用“做学问”来表达。既是做学问，功夫当在学、问之间，学者虚心涵泳，析万物之理，判天地之美，借助对经典(或重要)文本的训诂，使人明白文本之义，也可借此阐发研究者的新意。其效用主要在于唤醒历史，彰显人文的活力，传承优秀的文化。从此意义上讲，判断人文解释类论文的质量，不可以创造新知为标准，而是要评估其所释文本的价值、解释的水平及所阐发意义的新旧与启发性。所释文本的价值是人文解释类论文学术质量的基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本是巨量的，虽然每一个历史性文本都具有自身的意义，但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就大相径庭了。人文历史的残酷性表现之一就是只选择和留存可以为时代代言的重要文本，此外的文本客观上充当了重要文本产生的背景，正如“一将名成万骨枯”，无数的学者被湮没，无数的文本被搁置，名垂青史的只是有数的节点性人物及其作品。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本着创新的立场，存在着对重要历史性文本的解释性研究，也有把目光转移到较次要文本的做法。然而，文本的确有价值上的差异，如果一个论文所选择的文本少有价值，整个后续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一种体力的劳作，整个论文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是不可取的。假如文本的选择合适，读者则要审视其解释的水平。说到解释，中国传统学者所作的基本上是考据释义之事，他们忠实于文本，慎言言外之意，讲究无一念无来历，上乘者能够博学、慎思、明辨，其人可温文尔雅，其文能条理不紊。这样的学者有学养，这样的文本见功夫，这样的研究比的是学问的见识和功力，若言思想的创新和知识的增进则乏善可陈。考虑到人文学科的价值主要在于通过对经典文本的不断解读延续文化的血脉，弘扬人文精神，读者是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判断此类论文的，但考虑到解释一事在西方已由技术而方法论以至成为一种哲学的思维，又使人无法不面对传统解释作为人文学科研究手段的局限性。且不说当代伽达默尔(1900-2002)已将受到人们关注的历史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文本化，狄尔泰(1833-1911)早已把历史世界这一人的经验的整体实在视为解释学的对象了。中国人文学科有悠久的历史，却进步缓慢，看来需作哲学方法的文章，否则，高水平的学术作品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解释文本以喻人为要义，但绝不仅仅使人明白文本自身的意义。当我们把解释视为人文学科创新方法的时候，解释已经不是教书先生的一种本领了，它必须转变为人文学者阐发、挖掘人文新意的途径。在对经典的无限阅读、解读的过程中，人文世界的新思想才能不断涌现，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这也正是人文学者的应然使命。文本启迪学者，学者阐发思想启迪众人，方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常态。面对大量的人文解释类论文，学术期刊的读者作为论文“社会化之筛”的第一关，固然要审视论文所释文本的价值和论文作者人文解释的功夫，也应该关注人文解释的文化效用。不能简单地认为基于经典文本的思想挖掘和阐发是一种主观的随意，在阐发的过程中，新的思想被自然地创造，经典文本也因此不仅是永世诵读的对象，而且成为思想创造的资源。耳闻有的学者表达阅读经典的心得，屡被有功底的专业学者诟病，笔者意识到的是两种对待经典文本的态度和方法。批评的一方自然是坚守传统经学方法的学者，被批评的一方自觉不自觉地实践了狄尔泰解释学的方法。应该说，双方的学术性工作均有其个性化的价值，但相对说来，被批评一方的工作是应该被理解的。在理解的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有义务帮助这样的研究逐渐规范起来，如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才能够在延续优秀传统的同时获得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