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一位把独立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不论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当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既不“左倾”,也不“右倾”,明知会触怒权贵、祸殃己身仍不移矢志,其魄力在不乏阿附逢迎的封建官场中称得凤毛麟角。正是这种思想、见解、人格的真正独立,铸就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苏轼也是一位把乐观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在黄州物力维艰的条件下,他苦中作乐,自己耕种、造房,与农夫相契。在海南岛,由于远离陆地,生活更加艰难,要很长时间才能吃一次从羊骨头缝里剔下来的肉屑,加之年事渐长,亲人远隔,一般人很难撑下去,可这位少年得意、才华惊世的大文豪就撑了下去。连剪脚趾甲这样的琐事,他也品出了其中的乐趣。苏轼的乐观已经不是文人失意时的一种姿态,而成为一种品格。他不同于李白,在诗酒中放浪形骸,寻求解脱;他也不是杜甫,在困厄中痛心疾首,做苦行僧。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实实在在、可亲可敬的人,把所有的浪漫诗意和宇宙人生的思索都建立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上,像我眉眼毕现、个性鲜明的邻居。苏轼的这种乐观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人,我从张岱、梁实秋、汪曾祺的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苏轼的影子。虽然宋国很弱,四川很偏、民族多难,但大宋有幸、四川有幸、民族有幸,我们还有苏轼。入得了世才出得了世,随得了俗方脱得了俗,坡翁堪当此誉。苏东坡,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是的,他的确是个十分值得人们敬佩的人。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其词于风格、体制上皆有创变,清雄旷放之作尤新人耳目,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而我,也十分钦佩他。钦佩他的洒脱、乐观、是非分明,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当然,也更佩服他的才华,在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的信念。我觉得的,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非常的好,描写他自己也最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才能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他的著作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让人看后回味无穷。他不仅自己十分的乐观,他还很乐于用自己快乐的心态来感染别人。的确,从他写的作品总能使读者快乐这一特点,我们就不难看出。苏东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作之时。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一整天都很欢乐。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也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他们必使神宗在世一日,就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但苏东坡也许只会因此事而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这些人罢了。他告诉了我们,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正如世人所说的一样,我们对苏东坡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这种魔力或许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