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