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新闻政治小论文

连续几天的时间里，10月13日下午发生在佛山南海的小悦悦事件让中国人心绪难宁。　　这一天，先哲早已大加挞伐、今人尤有切肤之痛的“国人冷漠症”进行了最彻底的表演：面对遭面包车碾轧的两岁女童小悦悦，在长达近七分钟的时间里，18名路人居然熟视无睹、不闻不问，直至拾荒的阿姨陈贤妹将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　　在见惯了老人跌倒无人搀扶等类似场景之后，按说我们对冷漠的承受力是大大提高了。但小悦悦事件还是激起了国人普遍的震惊和愤怒，对此有人从利害关系上分析，搀扶倒地者毕竟存在一定风险，而小悦悦事件中，经过的路人完全可以通过打电话报警等近乎零成本、零风险的方式进行援助。尽管如此惠而不费，那18名路人也不愿意选择，容忍的底线再低，那18名路人注定都没法通过。　　这种分析言之成理。但从事件性质分析，面对倒地老人漠然置之的现象如果不是个案，其和在受伤女童面前的冷漠肯定没有质的区别，而且其中很可能存在一种因果联系。在一个社会里，当对倒地老人扶还是不扶都已成为一个纠结的问题时，可以断言，发生小悦悦事件几乎就是一个必然，而且很难保证未来的一天，中国大地上就一定不会上演比佛山一幕更让人震惊的事件。 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法同意小悦悦事件是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在残酷的现状面前，再也不能装鸵鸟，必须承认当下中国社会道德水准大幅滑坡是一个已成的冷峻现实，也必须正视连“扶老携幼”这样的基本公德都无法立足的社会基础。 谁应该为此而负责?无非有公民个体和社会两种指向，比较起来，指向社会是最容易的一种办法，也自有充足的理由。由于价值虚无、法纪不彰、道德底线失守、权势者带头不守规则，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全面失范的风险，与这种风险对抗，个体的力量的确难免卑微，同流合污乃成为最便当的选项。但也正因为这种办法太过容易，不仅使许多应该遭受谴责的人逃脱了道德惩罚，而且还常常让他们心安理得，并产生传导作用，使更多的人一边诅咒道德失范一边却又主动放弃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小悦悦事件之后，一位网友的留言很有代表性，“我们表现出的痛苦相当可疑，我们的咒骂缺乏内在的力量，我们的正义感从一开始就摇晃不已。当我们迫不及待地发表道德演说之后，我们是否真正愿意追随这种信念，为‘社会道德’的改变和提升尽绵薄却尊贵的力量?” 网友的考问十分有力，更在给人信心。每一名公民个体的力量诚然渺小，但却尊贵，而汇聚这样的力量，基本公德无法立足的社会基础才可能被一寸寸撬动。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我们再对社会痛心疾首，而社会本身终究无法反思和改进，使社会趋善，这副担子实际上仍然只能由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个体肩荷。一个能动的主体，其对社会的责任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来论，消极的层面，是洁身自好，积极的层面，则是绝不放弃自己追求更幸福更有尊严生活的权利，与一切恶和非正义抗争。公民对社会尽这种起码的责任，很多时候常常只需要一点良知良能，就像那个心疼得赶紧抱起小悦悦的陈贤妹一样。 在佛山，当地媒体用“他们令佛山蒙羞”的大字标题考问着那18名冷漠的路人。其实这样的耻辱并非仅属于佛山。试看全国各地，相似事件哪座城市未曾发生过呢?如果说这些事件无一不是提醒我们还生活于文明线之下，我们哪个人又敢声称自己完全是无辜者?有的在公然作恶，有的在作恶的帮凶，有的在恶的面前噤若寒蝉，我们何尝不是基本公德无法立足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虽然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绝不可能完全摧毁它。”公民们请行动起来，坚守良知，竭尽责任，如果你还对社会向善抱有期待

自从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守芬教授在11月上旬在授课时透露最高人民法院将收回死刑立即执行核准权后，11月15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瞻”研讨会上，我国刑法领域的权威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也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南方网）今年7月，最高法委托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分别牵头起草《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昨晚，贺卫方和樊崇义也分别向记者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新京报11月29号）最高人民法院享有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是我国基本法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同时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义务，以至陈瑞华教授指出，目前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呼声很高，这个问题不是司法体制改革问题，而是落实现行法律的规定，是法律上的归位问题。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法治的很大进步，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是逐步累积的过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法治是优于人治的一项制度，它的建立也需要经历一段艰难的过程。1999年，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标志着法治这项制度正式进入了发展的时期。然而，由于我国人治的传统的影响，我们的法治发展步履艰难，存在许多问题。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尤其对法院的司法腐败和不尽如人意的改革，而且都提出了发展方向和具体的改革方案。这是可喜的，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力量。司法制度尤其是法院制度是中国整体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要与其他制度协调发展，其建立同样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和对制度的信心。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突变式的制度设立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法院一直在进行着改革和努力，以其取得较好的效果，达到法治的目标。原来的最高法院由于人员不足等原因不能承担全国的死刑立即执行核准权的责任，但一直在努力，据著名刑法专家刘守芬教授介绍，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准备向全国选调法官以组成专门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复核法庭。这是可喜的进步，说明法院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法治的建设就是这样一步步的实实在在的发展。美好的法院制度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望的理想，但它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瞬间实现，它需要法院真正的改革和进步。“我们的法院确实是实实在在地作些事情，这应该给予肯定”，刘守芬教授对最高法院将要收回死在立即执行的核准权表示赞赏。法治的每一细微进步都值得我们欣喜。毕竟我们的法治建设是在人治思想浓厚的环境中开始的，是在经历了残酷教训的基础上开始认识的。我们的法治建设的时间还很短，法院改革也是近几年才提上日程，所以在要求法院成为理想中的正义和公正之神仍需一段艰巨的体制改革，而在今年7月最高法委托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分别牵头起草《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既是法院加大改革的先声，（新京报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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