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花鸟画绘画史上，一个画派的产生、发展与衰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化的因素，更有艺术本身的元素。不管何种因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必须有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组成的画家群（自觉的或自发的）；其二、必须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及创作主张，或由于气质上的接近，或由于取材范围的一致，或由于表现方法、艺术技巧方面的类似而与另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群相区别；其三、必须有画派的开派人物，是一个具有延续性并有师承关系的画家群①。从上述三个条件简析新中国写意花鸟画五大家，我们发现：新中国写意花鸟画五大家已分别拥有纵向延续性和师承关系的画家群，在前节《新中国写意花鸟画的文化传承》已有详论了。本节将分别论述新中国写意花鸟画五大家的创作思想、艺术表现方法与技巧。 新中国写意花鸟画五大家创作思想概论 我们先了解“野逸派”郭石夫先生的创作思想。郭石夫先生没有受过传统的、正规的美院教育，完全靠自己对绘画的灵性与悟性，得到苦禅老的赏识与点拨。20世纪60年代，“顽石子”郭石夫先生就在北京牵头创建“北京百花画会”，张立辰、黄云、崔瑞鹿、李燕诸先生热烈回应，积极参与，名盛京华，颇得苦禅老激赏。郭石夫先生在创作思想上最主要的观点：一是表现“中国文化的精神性”；二是“文长风骨，老缶精神”，传统是鲜活的传统；三是“中国绘画的哲学性”。他的创作思想①周积寅编著：《中国历代画论》（下编），P747，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散见于《有芳室谈艺》和《郭石夫谈艺》①，颇得自学成才的学生苏高宇、贾世永、许朝旭等激赏，并时而习之，发扬之，广大之。 我们再分别了解一下新中国写意花鸟画“学院派”的创作思想。 张立辰先生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早在欧风美雨正盛的1983年，他就高举“传统文化”的大旗，力倡“中国画的笔墨结构”。简言之：一是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拉开中西绘画的距离；二是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三是中国画的题材创新；四是中国画的笔墨结构，包括一笔造型规律，中国画的章法布局规律，中国画笔墨结构中需注意的黑白、虚实、浓淡、强弱诸关系。他认为：中国画的笔墨结构是中国画审美的内在主魂。他的创作理论主要见于《中国画的笔墨结构》与《不要动摇中国画的根本基础》两文中。 郭怡琮先生同样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其创作主张有别于张立辰先生。他高举的是“大花鸟精神”的大旗。何谓“大花鸟精神”？一是花鸟精神内涵大：“花鸟画作品要描写生命，不是浅层次的肖似，而是表现大自然的生命律动；要突出精神性，表达作者的情感精神及其所感所悟；要有较深的内涵，在反映人与生存环境等诸方面着力，要高扬社会属性。”②二是花鸟画题材范围大，传统花鸟题材“花”主要是梅、兰、竹、菊四君子，外加牡丹、荷花、紫藤、凌霄、芭蕉。“鸟”主要是雀、鸡、雉、鹤、鹰，外加虎、鹿、驴、马。而郭怡琮将这些题材大大拓展了，石榴花、山茶花、海棠花、莺尾花，以及形美气盛的众野花众野草皆入郭画，所以他自豪地放言“你的野草，我的花园”。其创作思想代表作有《怡园谈艺》等。 述完京都郭石夫、张立辰、郭怡琮，再述津门霍春阳。霍春阳先生一度是“新文人画”的领军人物，他的创作思想主要表现在：一是“新文人画的精髓”——静、淡、虚、简、松。他认为“文人必须具备这样的一种精神内涵：顺应天而办，顺应自然而办，不违背天道，不违背人道。文人应该是松快的，应该是坦荡的，应该是自如的。”二是“学国学，画中国画”。他认为“中国画的文脉来自国学，来自孔子、孟子、庄子……中国画的根是传统民族文化。”三是“中国画要有中国的艺术境界”。 ①《大家访谈·郭石夫卷》，海口市文联，《椰城》，2006（6）。 ②郭怡琮著：《中国现当代画家作品集·郭怡琮卷》，P2，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他所谓的“境界”，是指人的精神所达到的万物归一的无对之境，它是永恒的“道”。境界最为关键的内核是“天人合一”。他的主要创作思想散见于《春阳九辨》、《霍春阳访谈》（2005年11月18日天津美院）、《中国画笔墨的文化背景》和《中国画要有中国的艺术境界》。 述完北方的京派与津派，我们该南下述浙派了。浙派花鸟，当以何水法先生为领军人物。他的创作思想主要表现为：一是“笔墨是中国画的生命线”。他认为“画家并非只画笔墨，而更重要的是画思想。”①二是“水是中国画的灵魂，水的妙用是笔墨的核心”。三是“写生是画家与生活的对话”，写生要注意被写生对象的物情、物理与物态。为画好牡丹，他在30年间11次去山东菏泽写生。四是“画家也要有与世俱进的精神”。他的创作思想散见于《抱华楼谈艺》、《抱华楼谈艺二》和《何水法访谈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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