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域“教育史”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现代化史,近代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外国近现代教育史,德育理论与实践等。现实意义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教育史学研究既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它的目的也就要求具有现实性。满足于描述纯粹“客观事实”的教育史学家已不多见,而相信教育史学研究具有现实目的的人已占多数。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史学服务于现实是一个复杂过程,例如,研究欧美国家的近现代教育史可为我国社会的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许多可以利用的成果,并且这种利用不应是简单照搬,而必须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只有在利用有效时,教育史学的现实目的才算得上是实现了。尽管如此,人们过多地思考如何研究他们的课题,却很少考虑其成果获得现实意义的途径。许多教育史学家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构想,但很难迈出从抽象到具体的关键一步,致使主观上的良好愿望因为无法采用有效的途径使其成果结合并作用于现实而流产,最终完不成教育史学的任务,这不能不让人遗憾。 另一方面,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要能够科学、健康地运行,离不开对于教育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充分借鉴,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史学科对于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有重要作用。但这种指导作用的充分发挥,除了教育史研究者尽力提高对于教育遗产及以此为基础的教育理论的研究水平外,还有赖于教育史研究者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丰富并发展教育科学理论今天的教育科学不是个别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古今中外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许多先行者教育理论思维的结晶。教育科学是在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教育历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源泉,没有人类几万年教育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没有教育家几千年教育理论思维的丰富材料,要创造高水平的教育科学是难以想象的。[3]所以,后继的教育家在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的教育问题时,往往需要利用先前的教育家理论思维创造的成果和留传下来的教育思想资料,并结合当代的现实需要加以改造和发展。新时代的教育思想不可能白手起家,它同先前的旧时代的教育有着继承的关系。教育一定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事实上,教育这个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是与人类共始终的。人类在探索教育规律这条道路上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过无数次实验,提出过许多教育理念、理论,成功的、失败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自吹是创了新理论、新模式呢?[4] 客观地说,教育科学理论进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上的教育学家们具有积极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们对已有的教育学理论,既不完全肯定又不全盘否定,既维护又批判,既继承又发展,在批判的基础上综合,在综合的基础上创新;对任何权威和既有理论不迷信、不教条,要敢于质疑、挑战传统的教育学理论框架,积极大胆地提出新概念、新假设、新思想;充分发挥创造力,创建新的教育理论学说,革新教育科学体系。孟子在丰富孔子“立志乐道”的基础上提出“持志养气”;董仲舒在继承了先秦儒家“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圣化”原则;王夫之在批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过程中,提出了“知行相资”。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在批判封建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然主义教育主张;狄德罗、爱尔维修等对遗传决定论进行批判而提出“智力平等说”、“教育万能论”;杜威在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派的批判基础上,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等一系列教育命题、原理;没有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又哪来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赞科夫对凯洛夫的教学原则体系进行变革而提出高难度、高速度等教学原则;布卢姆否定学生学习的效果呈常态分布的传统看法而创立“掌握学习”理论;等等。这些都可谓是教育史上批判、创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