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是谁写的

范用，出版家。　　192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镇江告急,范用中断学业去武汉投奔舅公。三个月后,舅公去世,15岁的范用被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收留,成了一名练习生。1939年，年仅16岁的范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范用被派往重庆。1941年皖南事变，范用赴桂林用“新光书店”店招牌重建桂林分社。三年后，日本人打到桂林，范用又回到重庆。1946年，被调往上海。在上海的三年时间，党组织派范用调查国民党的书店、印刷厂、出版社的情况，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时，就按调查的材料去接收。1949年8月，范用被调至北平的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离休前，范用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并于1985年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　　20世纪80年代初，范用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当时缺少两种刊物：一是交流和搜集全国社科信息、反映新观念的杂志，一是推荐和评介好书，有分析地传播新观念的杂志。于是他倡议创办了《新华文摘》、《读书》这两本中国一流的刊物。以后刮起的“文摘风”，开风气之先者，正是范用。他还出版了《傅雷家书》、《随想录》等一大批在中国图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图书。　　☆ 读书无禁区　　“文化大革命”期间，范用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一道，被扣上“陈范集团”的帽子送往干校劳动。在干校里，几个出版人有感于全国人民几乎无书可看的境况，彼此商定，出去以后还是要办和书有关的杂志。陈翰伯提出，杂志的名字就叫《读书》，简单明快。1978年12月，“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范用等人就马上开始筹备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但这个宗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十分敏感，范用提出，《读书》杂志由他担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范用向党组立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责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　　《读书》于1979年4月正式创刊，其创刊号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直言“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由于文章观点激进，加之李洪林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干部的微妙身份，有关部门就来过问此事。但此文一出，引起书界震动，《读书》因此名声大噪。　　☆ 我只知道这书非常好　　1979年，傅雷的右派问题还未彻底改正，傅聪还带着“叛国”帽子，暂时还不能回国，范用已在为《傅雷家书》的出版奔波了。几十年前，范用还在读书出版社当学徒时，便把刚买到的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从头至尾抄写了一遍，对傅雷的文笔非常崇拜。1983年《傅雷家书》得以出版，至今已行销两百多万册。　　1994年8月陈白尘去世。范用得知，陈白尘去世前，曾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留下的上百万字的日记中，编选出“五七干校”部分，取名《牛棚日记》，交给一家出版社出版，但被退回。听到这一消息，已经离休的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就在范用约好与陈虹见面的那天上午，他不幸被自行车撞断了腿。　　业余时间，范用经常作些封面设计和书籍装帧的工作，风格清新、细腻、朴实。张中行说：在书的版式、装帧设计方面，非专业的，我最佩服两个人，南方是钟叔河，北方是范用。关于装帧设计，范用自己比较满意的只有一本：巴金的《随想录》。　　☆ 干出版就是干革命　　1937年，日本人打到镇江，范用拿着外婆给的八块银圆外出逃难，去武汉寻找舅公。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他的舅公去世。范用的舅公原来做事的书局二楼是读书生活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经理收留了范用，他成为当时出版社里最小的员工。人虽小,但任务重。1939年,范用被派往重庆开展工作。1941年，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被国民党查封，组织上派他到桂林，改头换面后，书店又开张营业了。在桂林、重庆时，社里所有的工作他都干过，做邮购工作时，多次收到毛主席的秘书李六如从延安寄来的信，为毛主席购书。1946年，范用被调往上海，在那里，范用因为搞地下工作，曾经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8月，一份电报把范用调到了北平，调入了中宣部出版委员会。　　194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与读书、新知出版社在香港合并成立了三联书店，解放前十一年的“三联”生活,范用称它为“我的大学”。　　☆ 我不大愿意借书　　从读书生活出版社一名普通的练习生，到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范用一生为人出了无数书，退下来以后他才出了自己生平惟一的一本书——《我爱穆源》。穆源是当年范用就读的一所极不起眼的小学，位于江苏镇江市的老城区，1906年由地方名士发起，动员当地回民出钱创办的，范用是该校1936年的毕业生。　　范用没有上过中学和大学，在他的心中，穆源是惟一的校园，也是他心中圣洁的宫殿。在那里，他曾经联合其他学校的同学自己办文学刊物，组织儿童剧社，上演陈白尘先生的独幕剧《父子兄弟》，以及师生们自己编写的话剧《洋白糖》、《我们来自绥东》等，到处演出，还有演讲、唱歌。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宫殿，在他离开学校一年之后被日本飞机的炸弹彻底摧毁了。失去的穆源小学让范用魂牵梦绕，1972年他谁也没惊扰，独自一人来到镇江穆源小学，旧时的校舍已片瓦无存，旧时的情景却记忆犹新，回京后他竟依循着记忆，用硬纸片制作了当年穆源的模型，而后郑重地把模型赠送给镇江市穆源小学，把模型安放在了该校的新大楼里。

沈昌文是《读书》杂志的主编，他延续了他们那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精神和文化追求。他编写的《读书》对学术文化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又不失大众轻松的风格，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粉丝读者。

早在1970年，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谈起办刊物，设想待日后海晏河清，要办一本读书杂志。八年后，他们的理想初现曙光。书禁初开，“二陈一范”也分别从干校回来，入主出版界几大机构。其中陈翰伯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原名为“打破读书的禁区”，后由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简洁、坚定，像发刊词一样，举起了一面读书人的旗帜。《读书》创刊号印刷5万册，几天内就发完了，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光。开篇宏文“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反对的言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是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类似的论辩也在党的思想中枢中宣部内进行。李洪林后来被胡耀邦调入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有同事当着他的面争论：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1980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我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份量。”沈昌文曾多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一文做检讨。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沈昌文向陈翰伯报告了“读书无禁区”发表后的反应，希望他能就此文表个态。于是， 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此文归纳了读者的反映，一是《读书》不怕顶头逆风，不信歪门邪道，坚持解放思想。二是不登打棍子的文章，不同意见平等讨论。三是《读书》博采中外，掇拾古今，提供知识。四是文风可喜，一般没有废话、空话，八股文那套起承转合，不知所云的东西也比较少。

《读书》这本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在他的贡献下，《读书》笼络了一批时下中国文化界最忠实的读者，这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