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方式上，历史上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做法：一是“周边限定制”，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完全由权利要求记载的内容来确定，并且要求只能根据权利要求书用词的字面意义严格、忠实地进行解释，以界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二是“中心限定制”，是指专利的保护范围是由专利的说明书和附图来确定的，权利要求的作用仅仅是供专利局和公众来判断其发明创造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在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可以通过说明书和附图较为自由地对权利要求做出扩大解释。但是，在专利制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没有采用过上述极端的“周边限定制”或“中心限定制”，而是或多或少地趋于两者的融和，这就形成了第三种做法即“折衷制”。因此，《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补充条约草案第二十条及1973年欧洲14国签订的《欧洲专利公约》第六十九条均做出了类似的规定：“专利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书的内容确定，说明书和附图可以用以解释权利要求。”我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正体现了这一立法原则。 对于“折衷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条进一步解释道：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坚持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的原则。以说明书及附图解释权利要求应当采用折衷解释原则。既要避免采用“周边限定”原则，即专利的保护范围与权利要求文字记载的保护范围完全一致，说明书及附图只能用于澄清权利要求中某些含糊不清之处；又要避免采用“中心限定”原则，即权利要求只确定一个总的发明核心，保护范围可以扩展到技术专家看过说明书与附图后，认为属于专利权人要求保护的范围。折衷解释应当处于上述两个极端解释原则的中间，应当把对专利权人的合理正当的保护与对公众的法律稳定性及其合理利益结合起来。 由于周边限定制严格限定了专利的保护范围，也较严格的限定了私权的行使，其更加倾向于维护公共权益，因而一些专家学者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提出，虽然我国专利法中规定了解释权利要求的折衷制，但法院在实践中应严格把握解释的尺度，应更靠近周边限定制，否则将影响到公众利益，阻碍我国经济、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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