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画的论文

额，这个很难说嘛大的可以从绘画发展的历史角度去选择油画创作在不同时代的取材的倾向性以及技法的研究。不过这个说实话太多人写过这个方面的著作了。小的来说可以是你对某一张画的创作的题材选择、构图、色彩&……的研究。就是倒推这张画。

我曾经拿着《父亲》征求过农民的意见，他们普遍不喜欢，说它是"要饭的"�叫化子　，要是让他们把《父亲》挂在自己的墙上，每天欣赏，他们是不愿意的。 不知道，画家为什么喜欢农民的缺点，生理上的缺陷，畸形怪状，也许认为这有画头，能入画，有意境。欣赏丑，以丑为美，是一种病态心理，是一种不健康的审美观。 公元前一世纪，希腊有个名叫安提阿库斯的诗人，在提到一个奇丑不堪的怪人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没有人愿意看你，谁愿意来画你呢�"近代有人作出答复："不管你是多么奇形怪状，我还是要画你。人们固然不愿意看你，他们却仍然愿意看我的画，这并不是因为画的是你，而是因为这画是我的艺术才能的一种凭证，居然能把你这样的怪物摹仿得那么维妙维肖。"�莱辛：《拉奥孔》，第12页　 如果有人借着画农民的"丑"，以证明自己的绘画天才，他是不会受到农民欢迎的。我们反对把农民画的又黑、又暗、又涩，像个"烟鬼子"，但并不是说，画的又红，又亮，又光就"美"，仅仅追求表面效果，任何时候都是不美的。外在美要和内在美相统一。 《父亲》一画，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赞赏，主要是它表现方法新颖，视觉效果强烈，初次接触，使人受到很大震动。这就是照像现实主义造成的效果，说明这种方法还有可取之处。我们欣赏一种艺术品，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感觉上，初次感觉到的东西还不能很好的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的感觉它。一件富于感染力的作品，未必是坏作品。当然，好作品应当是既有强烈的感染力，又有巨大的渗透力，它不仅诉诸人的感情，还要诉诸人的理智，这才能经得起欣赏者的推敲。 《父亲》一画的内在涵义是经不住推敲的。从这幅画多次改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罗中立同志最初画了守粪的农民，以后又画成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第一次预定的画题是"粒粒皆辛苦"，经一位老师建议改为《我的父亲》，后来一位老画家定名为《父亲》。题材、主题思想和表现方法，始终未变，只是在名字上改来改去�画名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给一幅画取个好名字是很重要的　，好名字总是切合内容的，不能游离太远。罗中立同志的这幅画，不管改过几回名字，但它始终是一个老年农民，这个农民在旧社会受过苦，在新社会也没有享过福，始终是个受苦人。这是画面本身告诉人的主要内容。画名始终应当把握这一点。虽然不同的画题或许是表现同一个内容的，但人们可能根据不同的画题写出内容不尽相同的评论。试想，如果罗中立同志画的这幅画，题名是"守粪人"或"巴山老赤卫队员"，评论会成为另一个调子，但改为《我的父亲》，或《父亲》，评论者自然要围绕着"父亲"写文章 。固然，这幅画由"粒粒皆辛苦"改为"我的父亲"，最后定为《父亲》，罗中立同志认为把他的"全部想法和感情都说出来了"。但这样大的题名，画面的内容是否承受得了�题名过大，加重画面的负担，使题名与内容脱节，造成名不符实的弊病。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内容适应画题，就不免要苛求画家，这是很不恰当的；如果让画题勉强适应内容，使人感到题名是强加于画面的，评论也会强加于读者。我们希望画名与内容应当名实相符，不要让人产生歧义；评论与作品应当互相适应，不要使人感到过火或不足。 目前看来，根据《父亲》这个题名所作的评论�包括罗中立同志给自己作的评论　，都不免有些过火，使人难以心悦诚服。夸张、过火总是不好的，尤其是艺术评论，宁可不足，留有余地，不要过火，失于虚夸。历史是不会埋没杰作的，好作品经过千百万有眼力的反复评论，始有定论。一张作品�即便是佳作　刚一问世，就把它评得很高，几乎是最后的结论，使别人不敢说话，这未必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西来同志在《青春的旋律》一文中说："《我的父亲》的出现，说明艺术从天国向现世回复，无论它的作者是否自觉，它都反映了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趋势，反映了现实主义的胜利和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 这种评论，使人感到，好像以往�至少是近一二十年　的艺术都在"天国"游历，没有反映现实，为了抬高《父亲》，贬低以往的艺术�甚至在"十年动乱"中也有一些好作品　，是很不妥当的；现实主义是我国文学艺术的主流，它的胜利不应以《父亲》为分界线，难道以往的现实主义艺术都失败了�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罗中立同志所描绘的《父亲》，确实反映了农民的"疾苦"，但这些"疾苦"是在农民当了历史的主人以后发生的，有些"苦"是由旧社会延续下来的，有些"苦"是我们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总之，这些苦是难免的，看见农民的"不幸"，为他们喊叫几声，也不是不可以的，使社会更加关心农民，改善农民的处境，这没有什么不好。但像这样的主题曲，也不能认为是什么"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如果《父亲》一画出现在30年代或更早一点的历史时期，或许还说得过去，即便那样，《父亲》也不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幅"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的作品。 曾景初同志在《画什么·怎么画·美在哪里》一文中说： "他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是我国经过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撑持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但他生活在最下层，过着不声不响的勤劳艰苦的生活，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农村的缩影。" 把《父亲》作为八亿农民的典型代表，是很勉强的，是软弱无力的，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艺术家有权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先进的，中间的和后进的。罗中立同志所创作的这位"父亲"，年近花甲，30年生活在旧社会，30年生活在新社会；前半生受苦受罪，给他的肉体和精神留下很深的伤痕，这是令人同情的，怜悯的，感慨的；后半生虽然还受苦罪，但他的处境多少总有些改善：政治上不再受压迫，经济上不再受剥削，他已经成为历史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虽然生活不免苦一些，劳动不免累一些，劳动是免不了的。劳动不仅是农民的第一需要，而且是逐年累月养成的习惯，他们是坐不下来的劳动者。如果，认为劳动就意味着受"苦"，这是不妥当的。把80年代的中国农民描绘得依然"麻木"、"呆滞"，用一双"牛羊般的慈善的目光"，"逼视"着我们�不能认为是健康的、正常的、合乎情理的　，类似这样的形象，很难使人产生美感。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艺术中刻画这样的形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旧式农民的性格特征和形象特征，30年后，依然如故，使人难以理解。即便如此，他也只能是个中间人物的典型，根据它的艺术效果："麻木"、"呆滞"，消极等待，逆来顺受，悲观失望�他还是一个没有解放的旧式农民　，作者在他身上没有注入任何崇高的革命理想，不知道他怎么会成为"八亿农民的父亲"呢�难道八亿农民都是傻瓜，就会接受这样一位"父亲"吗�把这样一位"父亲"强加于八亿农民是没有道理的�至少是不慎重的� 艺术创作要注意社会效果，艺术评论也是要注意社会效果，不要言过其实。过火的评论，表面上是为了拔高艺术品，实际上是伤害了艺术品的客观真实性。当然，评论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出于一时的激情，说几句过火的话，也是难免的，如果冷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重新评论，很可能不坚持原来的看法。作品和评论都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要说一件艺术品好，就好得了不得；说坏就是坏得一钱不值。岂不知当大家说某件作品好或坏的时候，仍然有人持不同看法，应当允许不同看法同时存在，在艺术评论中，不要强求一律，经过不同观点的争论，才可能为正确评论一件艺术品找到共同的思想基础，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