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社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内设机构：学术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办公厅（人事局）、宏观经济研究部、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农村经济研究部、产业经济研究部、技术经济研究部、对外经济研究部、社会发展研究部、国际合作局；信息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企业研究所、金融研究所、机关服务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中国发展出版社、管理世界杂志社、中国经济时报社、中国经济年鉴社、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中国工商企业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海南）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世界发展研究所、亚非发展研究所、民族发展研究所、港澳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是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领导管理工作的学术管理机构。学术委员会委员均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有丰富的科研经历和相当的学术成就，在专业研究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并有一定的科研组织能力。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秘书长一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学术委员会全体成员选举产生。秘书长由主任委员聘任。另设若干副秘书长以协助工作。主任委员负责学术委员会的全面工作。秘书长负责学术委员会具体工作的实施。中心科研处是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学术委员会负责中心科研工作的总体规划、研究选题、成果评审、推荐国家科技进步奖。学术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有：负责中心重点课题的立项；拟定招标课题，审议和确定中标课题；负责组织中心的学术交流和重点课题的中间评议活动；负责组织中心研究成果的评审和优秀研究成果的评选工作。负责评议、推荐中国发展研究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人等；定期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心的研究工作。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根据国家有关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的条例，结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实际情况，进行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并制定评审受理申报的条件。

中国官方智囊库中国现今的官方智库(或官方智囊机构)有哪些？中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由于公开度透明度不足，外界知之甚少。　　中央党校是执政党的理论智库，譬如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报告的草稿或者基调就在这里确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该机构以做中央“思想库和智囊团”为目标，譬如参与了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报告的起草。该机构有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的内参，信息专报主要刊登社科界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对策建议的稿件，不定期出版，每期发表一篇稿件，4000字左右。　　该机构“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办和国办报送材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一以经济研究著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众多专家，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　　国家行政学院，相关建议会以咨询报告的形式上报给国务院——这是国家行政学院为高层提供的咨询渠道之一。学院举办各种主题的专题研究班。（成立于1994年的国家行政学院是负责培养高中级公务员，同时也提供政府管理政策咨询、开展公共管理等领域理论研究，是国务院下属的重要官方智囊机构。）国家行政学院有自己的内参名为《咨询与研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年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前，该机构都是与经济有关的调研课题的重要承担者，该院也参与每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起草。　　其他还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些智库大多属于半官方机构。　　在普通公众当中不太知名的还有：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财政科学研究所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从全国网罗了一批社科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在国家内政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则侧重于外交政策的研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近年来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这些以研究对外关系为主的研究所显得日益重要，并直接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则属于军方决策智库，为中国的军事战略，以及中国军队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走向提供决策。　　——————————————　　因为定位不同，各机构参与的方式也有不同，从宏观层面说，这些机构的影响经常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形成中。　　中共十二大以后逐步形成一种惯例，历届党代会和要做出重要决策的中央全会，中央除召开常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外，还要委托中办、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小组等单位拟定一些重大研究题目，布置给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　　中央党校则经常参与党代会报告中相关理论部分的起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亦是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的传统机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譬如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都有参与，这些决定都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文件。　　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一五”之前称“五年计划”)也是上述智囊机构发挥影响的重要方式。　　智囊机构影响决策的另外一个直接途径则是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者，这或许是影响高层最直接的手段。　　上述文件往往是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而智囊机构人员参与其中，并让自己的观点为报告所吸收，也成为其影响决策的最佳手段。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经常成为主要参与机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中说，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开始是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才成立了研究机构。 那时中共中央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务院有国务院研究室。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起草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讲话和重要的会议文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吴明瑜说，“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陪同领导出访和考察，一方面，是要记录了解领导的思想有什么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要掌握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就是综合各研究机构的报告，把重要的部分报送中央领导。”　　而讲到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智库，首先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杜润生以及他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都要颁发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挥了重大作用，该机构也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　　198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后来发挥了巨大影响的机构，其职能中就有“改革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等，因此被形容为改革的“参谋机构”，而其下属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亦成为著名官方智囊机构。　　时任体改委总体规划组处长的徐景安负责每年的体制改革规划的起草。徐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中央并没有对规划有具体要求，而是规划组的人自己调研并综合各方意见写出方案，经讨论审定成为改革文件，以指导全国改革。　　后任该研究所副所长的徐景安说，每年国务院召开改革座谈会以及各种专题讨论会，体改所承担着输送年轻学者的任务，对中国改革的宏观决策提供意见。体改所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　　就在体改所大放异彩的1985年，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直属国务院的机构被描述为“国务院的咨询研究机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机构也发挥独特的作用。　　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中国的众多经济高官和著名学者都出身于上述机构：　　发改委主任马凯曾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工作；央行行长周小川时任体改所副所长，当时体改所的年轻人还有张维迎；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学者林毅夫当时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老将”和“新秀”　　1980年代官方智囊机构的特点是，经济型机构光芒璀璨，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另一些机构已跃跃欲试，这其中既包括“新秀”，也有早就有的“老将”。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就确立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了报告，就当时的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　　这被认为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到中央党校“吹风”的开始，其后的历次党代会前，最高领导人都要去中央党校“吹风”，这无形中增加了中央党校的影响。　　随后的1994年，直属国务院的国家行政学院成立，“提供政府管理政策咨询”的定位使它迅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为“一政一经”两大国务院智囊机构，而老牌的中国社科院则开始从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现实问题。　　不过此时一两个智库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99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各种研究机构纷纷跃上舞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　　历史沿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第一任院长胡乔木，第二任院长马洪，第三任院长胡绳，第三任院长李铁映，现任院长陈奎元　　建院前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有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文学研所、外国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情报资料研究室等14个研究单位，总人数2200多人。　　从1977年至1981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现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后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并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生院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等16个研究和出版单位。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在这个时期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年以后成立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政治学研究所、台湾研究所和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有研究所31个，研究中心45个，含二三级学科近300个，其中重点学科120个。全院总人数4200多人，有科研业务人员3200多人，其中高级专业人员1676名，中级专业人员1200多名。他们中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学术造诣高深的专家学者和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科研骨干。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学科齐全，人才集中，资料丰富的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行创造性地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肩负着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水平的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自创立以来就以其拥有高素质的专家队伍和创造性的工作业绩而驰名中外，在新的世纪，将继续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保持并发展同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广泛联系，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和社会服务。保持并发展同国际社会的广泛联系，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内设机构：学术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办公厅（人事局）、宏观经济研究部、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农村经济研究部、产业经济研究部、技术经济研究部、对外经济研究部、社会发展研究部、国际合作局；信息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企业研究所、金融研究所、机关服务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中国发展出版社、管理世界杂志社、中国经济时报社、中国经济年鉴社、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中国工商企业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中国（海南）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世界发展研究所、亚非发展研究所、民族发展研究所、港澳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是计划协调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机关，是中央军委和总部从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和作战的助手。其基本任务是：进行军事基础理论和国防建设、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的研究；编修军队的条令、条例和其他有关的军事法规；为中央军委、总部决策提供战略性建议和咨询；做好全军的军事科研管理工作。通过创造性的科研工作，提供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为中央军委、总部决策服务，为军队建设、作战服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是中国从事国际问题综合性研究的重要机构。 研究所前身为创设于1956年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1958年研究所名称改为“国际关系研究所”。1986年12月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1988年，国务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入本所。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先生创办、原隶属于国务院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亦于1998年并入该所。　　共有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100多人，包括具有多年外交实际工作经验的外交官、著名的地区问题专家、学者以及经过高等院校专门训练的青年研究人员。 本所主要是就当前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方面的战略性问题进行中、长期研究。除不定期地举行形势讨论会和专题研讨会外，还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有关国家的研究机构举行定期研讨会、联合出书，派出人员参加国内外的讨论会等，以促进与国内外学者及研究机构的相互理解和合作。研究成果除发表外，主要分送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参考。不论是公开文章或内部研究报告，均由署名者负责，不代表官方意见。　　本所共设有国际战略研究部（主任系著名学者董漫远研究员）、美国研究部、动态信息和突发事件研究部、亚太安全与合作研究部、欧盟研究部、发展中国家研究部、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部等研究部门。　　定期发行中国国际关系重要学术刊物《国际问题研究》，并不定期出版《国际问题研究》英文版论文选和国际问题专著。所长马振岗，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国际问题研究》编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第十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1940年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1965—1967年先后在英国伊林技术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历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等职，曾在中央外办工作。曾获英国Middlesex大学名誉博士、英国Central Lancashire大学名誉院士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名誉研究员以及伦敦金融城荣誉市民等称号。副所长，张成庆、元简。 研究所位于北京市台基厂头条三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是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前身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根据中央关于建立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指示，于1980年正式成立，2003年更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院下设七个研究所、三个院直属研究室、十个研究中心以及院长办公室等职能部门，现有研究、行政和辅助人员约400人，其中研究员、副研究员175人。　　院长：崔立如、陆忠伟 副院长：张步仁、陶 坚、季志业、王在邦、李绍先 院长助理：杨明杰　　该院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战略格局，世界政治问题，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世界和地区安全问题，各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区域合作问题及中外关系。研究成果以研究报告等形式提供给有关政府部门，也通过学术出版物为社会服务。该院接受国内其他部门委托研究，也同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合作研究。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科协的前身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1958年9月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合并，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现已发展成为拥有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及其相关科学的学科组建或以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普及为宗旨的167个全国性学会，31个省级科协及广泛的地方、基层组织，430多万会员的科技团体。 中国科协的宗旨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团结和动员科学技术工作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反映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 中国科协的任务是: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科发展。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捍卫科学尊严，推广先进技术，开展青少年科学技术教育活动，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反映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组织科学技术工作者参与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法规制定和国家事务的政治协商、科学决策、民主监督工作。表彰奖励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举荐人才。开展科学论证、咨询服务，提出政策建议，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接受委托承担项目评估、成果鉴定、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等任务。开展民间国际科学技术交流活动，发展同国外的科学技术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友好交往。开展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　　中国科协及所属全国性学会参加了240多个国际民间科技组织，有100多名中国科学家在这些组织的领导和专业机构中任职。中国科协与台港澳地区的民间科技团体保持着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全国性研究战略问题的民间学术团体,前身为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成立于1979年10月,1992年10月改为现名。第一任会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伍修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建立于1960年，隶属于上海市政府。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该所已发展成为中国从事外交战略与政策研究的主要智库之一，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该所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从学术和政策角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及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为中央政府和上海政府提供国际事务方面的咨询意见； 通过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进行合作课题研究和互派访问学者，与海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沟通、合作机制，加强相互了解； 推动政府、媒体和社会民众对世界趋势及主要热点问题的了解。 该所现有研究人员和科辅人员共逾80人，其中30人为资深研究人员。

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央组成部门，和宣传部、组织部、政法委等并列，同时又是智囊机构，负责起草党中央重大文件和报告；国务院研究室属于国务院的智囊，职能上和中央政研室一样，只不过对应的是政务系统，不过，其不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属于国务院直属办事机构；国务院发现研究中心，也是国务院额智囊机构，但更偏重于学术性，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和国务院距离稍微远一些（通俗点说，研究室更为嫡系）。

自行车协会于2009年4月曾紧急起草关于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等六项标准的意见书上报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在意见书里，中国自行车协会用了“令人震惊”来形容电动自行车行业企业、经销商、消费者对该标准草案的强烈不满。他们指出，自行车以它便宜、轻便、环保等特点赢得中低收入消费者的普遍看好。这让摩托车企业感到电力交通工具比汽油交通工具有无可争辩的竞争力。以河南省为例，2006年摩托车销量下降了50%，看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的文件，我们感到一个以前没有关注过电动二轮车等交通工具的协会为什么要急忙通过这个标准及其后面的原因，实在令人困惑。自行车协会还表示，该标准草案只有几个摩托车生产企业参与制定，受到摩托车行业的主导。该标准公平性和专业化令人怀疑。在最大的民间智库安邦分析来看，电动摩托车行业标准的新规范，变相提高了电动自行车行业的门槛，人为地设置政策限制来重创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发展。实际上，国内电动车行业的标准纷争已持续多年。表面上，对电动自行车的标准限制是由于安全因素、铅酸电池报废后的污染、阻塞交通等问题，但其实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行业的经济利益之争。近年来随着“禁摩”城市的大量增加，摩托车行业的发展整体趋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动车行业却呈井喷之势，对摩托车造成了一定挤压。正是在此态势下，不少摩托车企业转而开始进军电动摩托车市场，欲分得一杯羹。业内人士分析，“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抓住了市场巨大的‘利润蛋糕’”，因此“国标“之争背后是摩托车企业和电动自行车企业的博弈。 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大多是草根阶层，生产的企业又大多是中小民营企业，没有多少话语权，而摩托车却大多为国有、军工背景的大企业。因此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余晖表示，政府应该在利益集团中寻求平衡。这一“国标”有没有公开征求意见？有没有公示期？有没有听证过程？程序上值得推敲。据统计，2008年，全国电动自行车生产许可证申领企业达到2394家，其中只有100多家是原来的摩托车生产企业。随着电动摩托车行业新规的出台，这100多家摩托车企业可以自动获得生产许可，而剩余的2000多家中很大一批将陷入经营窘境，因为电动摩托车的门槛远远高于电动自行车，重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生产许可对广大电动自动车生产企业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国内最大的民间智库安邦分析认为：由于电动自行车行业在中国从诞生发展到今天才短短10年时间，不规范的地方肯定有一些，但这并不能成为打压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的借口。实际上，原来的滞后标准已跟不上电动自行车行业的飞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显然应该是主要由市场、技术来共同决定，政府可以适当参与。但当标准演化成行业利益之争时，政府对电动车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出台必须十分慎重，不应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否则将严重影响企业和市场的公平。 针对拟于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电动摩托车国标”，中国自行车协会已递交“延缓执行”申请，昨日，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陆金龙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将于今日看到他们的申请书。据其介绍，“延缓执行”申请主要涉及五方面内容：“电动摩托车国标”允许电动摩托车开上机动车道，可能造成城市交通拥堵混乱、骑车人有生命安全危险；制定单位虽吸收了部分电动自行车行业相关企业，但这些企业的规模、影响力、技术水平、质量水平，并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全国电动车十大知名品牌及销量前十位的企业均未入选；“电动摩托车国标”不应与10年前、正在修订中的“电动自行车国标”无缝对接，导致电动自行车行业失去生存和发展空间；“电动摩托车国标”，是强势利益集团即“摩托车集团和摩托车行业”，利用标准的手段，设置技术壁垒和准入壁垒，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公平等。“距离电动摩托车国标实施，只有25天的时间”，陆金龙说，由于国家标准委员会今天才会看到他们的申请书，所以，何时能接到官方回复还是一个未知数。他表示，电动摩托车国标的制定过程，相当于一次立法过程，所以，向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提出“延期执行”申请，是他们目前唯一能采取的自救方法，“如果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裁定，仍按原定明年1月1日起实施电动摩托车国标，或者是到了明年1月1日，还没有接到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的回复，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 围绕“电摩新国标”持续半月的媒体和公众大讨论有了明确结果。2009年12月16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出《关于电动摩托车相关标准实施事项的通知》，决定该项标准中涉及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内容暂缓实施，并将加快对电动自行车行业国家标准的修订。通知说，2009年12月15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研究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等4项国家标准的相关问题。考虑到目前电动摩托车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制定好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还需要一个过程，经研究决定，标准中涉及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内容暂缓实施。同时，国家标准委责成相关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要在充分听取相关方意见的基础上，加快修订《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以便使该标准既能够符合产品在安全、环保和节能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要求，又能够为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留有空间，更能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安全与权益。“国标委能考虑行业的实际情况，听取各方建议，作出如此决定，我们感到很高兴。”《通知》出台后，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陆金龙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理事长龚孝燕告诉本报记者，“天津是全国第一大电动自行车生产基地?该行业将受到电摩标准的严重冲击。天津市绝大多数的电动车企业建议应暂缓实施该标准，上周我们已经提交给国标委。”她还透露，上周国务院办公厅已以急件形式通知他们，要求立即收集各方对电摩标准实施可能的反应。“电摩标准暂缓实施，使电动自行车行业安心下来，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龚孝燕表示，与前几年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快速增长，今年前8个月国内电动自行车产销只有小量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实际上是由一些实力型企业利用大量中、小企业停产让出的市场实现的，占全行业40%左右的1000多家整车企业仍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而电摩标准明年实施的消息，让广大电动自行车企业处于观望状态，陷入困境的广大中、小企业更是雪上加霜，造成企业开发空间进一步压缩，产品库存进一步积压、债台高筑。2009年10月下旬，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等4项国家标准，2010年1月1日正式实施。此标准公布后，电动自行车行业和消费者反应强烈。中国自行车协会和地方自行车协会要求撤销或者暂缓实施电摩新国标。据悉，我国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有2500家左右，年产销2000多万辆，出口500万－600万辆，涉及就业人口500多万，拥有1．2亿消费者。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企业中只有100多家是原来的摩托车生产企业。如果电摩标准实施，将只有100多家摩托车企业可以自动获得生产许可，剩余的2000多家企业将面临违规生产的境地。另外，还有3000多家配套生产企业和几十万家经销商也将受到严重影响。陆金龙告诉本报记者，目前，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一直在紧张修订中。“我们希望与国际接轨，采用日本、美国、欧洲的标准，电动自行车不再限重，时速定在30公里左右。”据悉，目前，欧洲对电动自行车时速规定是25公里，美国对电动自行车时速规定达到32公里。记者了解到，11月 29日《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率先组织“‘电摩标准’与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研讨会”，就电摩新国标出台对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冲击、公共政策出台的程序和各方利益如何平衡、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等议题进行研讨，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新京报、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以及路透社、华盛顿邮报和本报在内的国内外数百家媒体的强烈呼应，引起社会各方广泛关注。16日下午，终于得到国家标准委务实回应。这被称为舆论推动社会进步的又一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