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游山玩水的大陆文化意识,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视错觉意识,一直成为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从山水画中,我们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再没有那一个画科能向山水画那样给国人以更多的情感。若说与他人谈经辩道,山水画便是民族的底蕴、古典的底气、我的图像、人的性情。 中国山水画较之西方风景画,起码早了1000年。它所呈相的图义,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思想史。早在7000多年以前,先古的觉醒便以图案方式纪录下来。新石器的河姆渡文化,已用线刻表达着观念性文化的内涵,定居的农耕文明起源,不仅让人认知了工具美,亦让人于器之上认知了形上美。艺术不但是一种征服自然的想象,还是一种征服自然想象的象征。先古与自然一开始便用艺术的方式对活,逻辑的发现与艺术的鉴赏推演着人们的双眼,让一个天人合一的中国图式由混顿而至清晰。 自仰韶文化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具有了象征性。在几何装饰的手法中,对称、运动等构成概念己明显地运用于时空的表现之中。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稷神祟拜图》。在以农立国的背景上,祭祀稷神一直成风。而这幅图中的禾、田、人的关系传达了先祖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素朴理解。在沉淀了人与动物、植物的自然关系认知的基础上,社会意识又成为最为关键的文明起源。沧源文化的《村落图》,用岩画形式记述了人类对农耕定居的“家”的理解。这幅画最有视觉趣味的是以村落为中心的道路关联,以及押俘、赶畜、祭天、跳神等场面围绕正面中心的梯度延深,平面中的深度己在这幅画中得到有力的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就这样拌随着艺术的看,不断地深化与发展。 到了秦汉时期,描绘劳动生活的场面,由乡土而至皇权,殿堂宫室的壁画成为时代的主流。这种以宫室喻家室的认信取向,使中国美术摆脱了原始形态。统治阶级士大夫文化开始占主导地位。士者文化实现了与乡土文化的分离。对于山水画而言,这一分离是深刻的。若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曲阜石刻的《庭院图》,就会被其视错觉创意震撼。这是两种视觉冲突的艺术:在满足正面的平视前题下,建筑物的平移重迭与倾斜重迭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不同透视法则所致生的力的碰撞,使画面具有了超现实的立体感。有趣的是,先贤的艺术家一开始便使用了纵横平移重迭、视线具有深度却不消失的重迭透视法则,而且在复合视域中能将正面与倾斜两种透视法则艺术的冲突起来。应该说这一法则较之当今的西方立体派早了近两千年。正如本书一再所讲的,祖先的聪慧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白,只要我们认真地凭藉科学的双眼走入先贤的思想,我们一定会发现经学方式能告知我们的更多更多。 这种用视觉形式冲突所构成的艺术感动,在石刻画的《春雨图》、画像砖的《宅门图》、《收获戈射图》等等古远经典中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体验。一个十分明显的指向是,随着人与自然、社会的认识关系的深入,人们看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观念为象、装饰为用、几何为图的原始图式,演化为意志为象、生活为用、境界为图的古典图式。这一看的历程,认信的积淀,山水画构成要素的萌芽集合,都为山水画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从个体生命的角度体验天地宇宙的永恒,体味人在此中的自由,是魏晋山水诗的开启。谢灵运的意义就是在文的自觉时注重形的依托,从哲学的本体论出发,追求玄远的神超理得。真正代表中国山水情怀的是陶潜。陶诗是超越玄言的哲学深刻,它没有放弃玄言诗的宇宙本体和生命本体的体悟,并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种体悟的本质和意义,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一个有艺术的创意,就是将亲身体验到的无形结构找到形状。山水草木在陶诗中是真意深情,是体现中国精神的哲学,是超然事外,是平淡中和。 顾凯之《洛神赋图》局部 现今,用“确立”二字来正名山水画的众说是顾凯之的《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在这类摹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峰、石、云、水、树的复杂表现。这位“发前人所未发,开后人之师承”的艺术家,第一次将山水搬上了中国美术的表现舞台,他的《画云台山记》可算山水画论的开山之作。虽然文题中心是赵升舍命从师的故事,但其环境刻划部分却成为中国山水画的后来观照。 这一模板作用的确立,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a 山有受光面、背影,水有倒影,祥云可成为东与西的重要观照,水天的“空青”可托出有太阳的天气。 b 按照东西的顺序排置远近山峰,营造一个高峻险绝的境地。 c 中段布局主要讲求取势的“对峙”,具有相对意义。 d 东、西、中三段山要用“紧凑性”将长卷关联起来。在山的三分之一以上部位,做清气使之分为两重。 顾氏的理论之所以重要,在于他提出了行云流水的线性形状,鸟瞰呼应的重迭形式,三段山、三分位的空间模式。 被称为中国第一篇山水画论的是宋宗炳的《山水画序》。宗氏提出了著名的透视法则:“竖画三寸,当千刃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与宗氏同代的王微,亦是纵情丘壑的人物,他在《叙画》中提出了“望秋云,神飞场;临春风,思浩荡”的怡情说,和“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尽寸眸之明”的尺幅千里说。可以讲,至魏晋以降,中国山水画的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核心认信已确立了逻辑起点,而空间视觉原则也得以逻辑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