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书中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前 管仲725年前后 前645年)。管仲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在西汉刘向编成、汇辑管仲众多思想观点的《管子》一书"霸言"篇中,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见商务印书"万有文库"版本《管子》,1936年版,第二册第八页)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在我国古文献中,"人"与"民"二字经常连用,合成为一个词组。例如最古老的诗集《诗经·大雅·抑》有这样名句:"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意为劝戒大臣们要自警自律,要善于治理你的人民,谨慎你的法度,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后来《水浒传》第二回写到高俅被发配流放到外地时,有这样说法:"东城里人民不许留他在家宿食"。人民在古汉语中意为平民百姓。管仲是用"以人为本",与《诗经》齐名的《书经》则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应该说,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意思完全相同。孟子强调"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尽心》又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可见孟子所说的"民为贵"也就是以人为本之意。 在我国古文献中,除了管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之外,大多是讲"民为邦本"、"民为贵"、"民者,君之本也"(《谷染传》)、"闻这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谊《新书、大政上》),"国以民为本","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李世民《民可畏论》),等等。这些说法很容易给后人一个错觉,误以为我国历史上只有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而不像西方历史那样有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理论前沿》2005年第18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有三点区别: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的本质体现,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的可贵说法;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是不断满足和丰富群众物质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以民为本发展经济是将仁义道德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以人为本是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讲述统治者治国利益需要的术略。其实这三点应该说是我们党当今提出以人为本与古代以人为本的区别。 当代国学者在总结我国历史优秀文化遗产时,虽然有人用"以民为本"的提法,但是更有多人用"以人为本"的提法。国学大师张岱年牵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系国家教委推荐的公用教材),将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并列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要点。中年学者张维青、高毅清合著的《中国文化史》四卷本力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系山东省教委的科研项目,作为高校教材),书中第三编春秋战国部分,标题用的也是"动乱世道的人本追求"。总之,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应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今我们既要继承,又要超越。 其次是“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逐末。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