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杂志社杨平

《科幻世界》的“倒社风波”被评为2010十大文化事件“我们的科幻，已经到了不得不背水一战的时刻。” 2010年3月21日下午5时40分，一条名为《科幻世界致全国幻迷公开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帖子出现在了豆瓣等论坛上。帖子署名“科幻世界全体员工”，公开信以《科幻世界》杂志社员工的口吻质疑社长兼总编辑李昶，称“杂志社一把手李昶同志不懂装懂瞎指挥、不作为乃至胡作为”，这本有31年历史的杂志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危机时刻”，“随时可能出现全体编辑集体辞职，中国科幻最后的一面旗帜将不复存在！”，并要求撤销李昶一切职务。2010年4月1日上午四川省科协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大用表示，四川省科协党组31日对《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集体要求撤销社长职务的事件做出阶段性处置，决定暂停李昶的社长、总编辑职务，并要求李昶配合处理遗留的刊号合作问题。《科幻世界》虽偏居西南，但名声显赫，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许多国际知名的科幻作家因这本“小众杂志”而对中国着迷。英国的畅销科幻作家尼尔·盖曼甚至将这本杂志视为“我在中国的家”。今天已成为科幻作家的杨平，还记得自己1996年时来到编辑部，尽管当时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一把年纪的老编辑邓吉刚老师陪我满成都玩，只是为了表达对潜在作者的关爱”。生长于内蒙古赤峰矿区的飞氘，在《科幻世界》陪伴下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如今，他已经是这本杂志的主力作者。在“没有图书馆”的家乡，“这种意外的相逢，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为探究竟，中国青年报记者赴成都，针对公开信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调查。最先接受采访的是一群愤怒的编辑。“家丑不应外扬，但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了。”其中一人说。空降的一把手，“不讨论”的总编辑公开信选择在社长兼总编辑李昶赴台湾公干期间发表。信中要求：“撤销李昶同志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重新公开选举一位业务素质高且能够带领科幻世界走出迷茫的新领导！”事实上，这封公开信的酝酿时间长达两个月。去年年末，一次“封面事件”成为“倒社长”的导火索。一向以精美的原创科幻画作为封面的《科幻世界》，李昶却突然通知，用一张杂志在四川大学办讲座时的照片做封面。编辑们怀疑，这又是李由于“省钱已经达到了病态的地步”而作出的决定，因为一张正常封面画的价格是2000元。 编辑们和一把手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李昶至今想不明白，自己的提议怎么就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对。最终，这期杂志在进印刷厂前还是恢复惯例，封面换成了一幅展示“漫射粒子将光线散射到城市每一个角落”的科幻画。因为“害怕同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茶馆里举行的编辑会上，一个编辑愤怒地摔破了茶杯。他们决定以公开信的方式寻求解决之道。中国青年报记者经采访证实，这家杂志社内部仍有编辑对这种公开宣战的行为持观望态度，但大部分编辑表示，“公开信的内容属实”、“能够代表我们的立场”。为什么最终选择去台湾时发表公开信？“他常常炫耀自己有后台，所以我们才选择这个时机”，一个编辑告诉记者。公开信中罗列了李昶的7项所作所为，而“李昶同志多次在各种场合和会议上炫耀他的上层关系网，狐假虎威，警告想要上告的员工不要以卵击石”正是其中一条。编辑们心中对所谓“后台”的担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冬。当时，杂志社“老人”、总编辑秦莉被突然调走，李昶则未经公示即由《国防时报》调入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科幻世界》，他也成了第一个从未在这本特殊的小众杂志工作过就任职的“一把手”。 四川省科协的一位老干部对此很诧异：1998年李昶曾在科协下属的《四川科技报》任负责人，“因为在报社表现不佳才被调走，转了一圈，他竟然又有能量回到科协”。老读者们开始发觉这份杂志上有了“细微但刺眼”的改变。曾经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雷打不动地在封二放置“科学”栏目。因为编辑们相信，“只有多讲科学，硬科幻小说才能繁盛起来”。但就在2010年2月份的这一期杂志上，已经固执了多年的编辑们失去了力量，封二彩页赫然变为电子游戏广告。尽管利用彩页做广告是流行杂志的大趋势，但科幻迷们开始追问，“为什么广告可以代替科学？” 编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据一些老员工介绍，李昶自从进入杂志社就解散了原有的广告部，并将杂志广告外包给四川兴聚仁广告公司。这份“仅由李昶一人签署”的广告合同被称为“丧权辱国”，因为合同规定“杂志的所有版面都可以被广告占用”。《科幻世界》员工称，该广告公司的老总是“李昶同志在《国防时报》工作时的下属”。 李昶感到很委屈。他并不否认广告公司负责人的确“本身就是朋友”，但他声称，自己进入杂志社前，“根本没有广告，而现在的广告公司每月都能交给杂志社几万块钱”。然而有“较真儿”的员工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们算了一笔账：科幻世界杂志社旗下的期刊，仅以《科幻世界》为例，“2010年头3期杂志共刊登整版彩页广告18个、整版黑白广告5个，按杂志社通常的收费标准计算，广告收益应在60万元以上”。“几十万和几万，中间的差额哪里去了？”员工们追问。 李昶并没有对这个数字作出回应，但他表示，必要时可以给记者看合同的原件，“只是现在时机未到”。“因为占了他们的版面，他们就反对。”李昶认为这才是编辑们反对广告的主因。 尽管他从未有过幻想类杂志的编辑经验，但在员工心目中，这位总编辑似乎很有自信，“他的口头禅就是，‘没得必要，不讨论’。”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向李昶求证时，他说：“《科幻世界》就是一本杂志，有什么需要一天到晚讨论的呢？” 随即，他强调自己其实“没什么精力参与编辑会议”。但这并不妨碍他提出诸多令编辑不满的办刊理念，诸如“让中文编辑写小说，让译文编辑翻译，让美术编辑画图”。杂志社旗下的《飞·奇幻世界》尽管不是李氏改革的重点，但也成为理念交锋的战场。李昶曾要求这本杂志“用四分之一的页码来做退稿选登”，这个想法被一位编辑不客气地称为“很扯淡”。最终，在编辑“争取了很久”之后，改为“选登片断”。由于实在不能认同领导的种种办刊理念，这个编辑选择辞职离开。然而让这群科幻编辑更无法想象的“荒唐事”还在后面。“我们陆续接到读者电话，说在报摊上看到我们科幻世界杂志社又办了新杂志。”编辑们这才意识到，“科幻世界”的招牌可能被人盗用了。为了搞清楚究竟有多少本“野杂志”，他们费了不少力气。最终发现，除了杂志社旗下原有《科幻世界》、《科幻世界·译文》、《飞·奇幻世界》和《小牛顿》这4本刊物外，市场上又冒出了5本此前闻所未闻但却印有“李昶总编”、“科幻世界杂志社主办”字样的刊物。这些杂志涉及房产、育儿、教育等多种内容。经过对比分析，编辑们发现，杂志社拥有刊号的《商》被拆为旬刊，除《商·蜀商》属合作刊物外，其余两刊《商·瞬》、《商·成都买房》均为使用同一个刊号的“非法出版物”。他们怀疑，李昶私自将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刊号拿来出租或出售。这个怀疑一旦被证实，则意味着对《国家期刊条例》的严重违反。条例第36条规定：“期刊出版单位不得出卖、出租、转让本单位名称及所出版期刊的刊号、名称、版面。”李昶并不认为这属于“一号多刊”。“我们的运作有一段时间了，这种方式也不是我独创的。”他说，更何况，“那是我们的杂志，（总编一栏）不写我写谁呢？”在公开信事件发生后的第8天，这些备受争议的出版物终于被送到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此后，记者采访到该局的一位官员。他表示，“有些刊物原来确实没看到过”，但是否属于非法操作“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拒绝给出调查进行的明确日程。这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起事件的调查中进度缓慢的部门。此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部部长、纪检专员李大用是最早开始调查此事的官员之一。但在事件发生后的第5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仍旧“不知道李昶此次去台湾的公干项目，也不知道他何时回来”。 这样缓慢的调查效率，让编辑们和很多忠实读者不解。苦里的热闹，沉闷里的窒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科幻世界。”李昶坚持为自己辩白，编辑的指责让他觉得委屈。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多，这本刊物的质量和销量并没有出现急速的下跌。编辑和读者都承认，它的影响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缓慢地走下坡路了。有人进行了一项“纯技术分析”，经过调查，“《科幻世界》每本的传阅率在4~6人”，保守估计，“20年里,全中国有3亿人次读过这本杂志”。直到阅读种类极其丰富的今天，它仍然保持着月发行量13万份的数字——然而比起2001年的发行最高峰，这已整整减少了28万份。来了“一个不懂行的社长”，并不是这家31岁的杂志社第一次经历困境。《科幻世界》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只有4个编辑苦撑。1990年，时任总编辑申请举办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冲破了国内的舆论阻力后，这个瘦瘦的女人坐了7天7夜的火车，从中国赶赴荷兰，最终在海牙年会上击败波兰，获得1991年年会的举办权。从此，世界才知道，中国“居然”还有一本科幻杂志。在那样艰难的时期，编辑们还是坚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笔会，见见作者。第二任总还记得，他曾在火车站里冻了一宿，却只接到了两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作者”。即便如此，4个编辑和七八个作者，“挤在招待所里也开了一场笔会”。1997年，《科幻世界》在北京举办国际科幻大会，谭楷和后来接任总编的房间成了“科幻迷的会客厅”，经常是五六个科幻迷“聊到深夜，就挤一挤，睡在地板上，天亮前肚子饿了，把小冰箱洗劫一空”。2009年5月，科幻世界杂志社本该迎来30周年社庆，已经退休了的谭楷却“没听说社里有什么动静”，甚至连原本一年一度的笔会都搁浅了。这个66岁的老人焦虑万分，自己买了一个大蛋糕送到杂志社去。“当时我特别难受。拿得起，放不下啊。”他说。2009年5月《科幻世界》整个编辑部里安静得近乎沉闷。外界曾经怀疑，这是一场因薪酬待遇问题而“集体大爆发”的行动。但参与此事的一个编辑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表示“来到杂志社之后，节缩了部分编辑的编辑费和栏目撰稿费用，但同时增加了员工福利费用，包括节日奖金和年度绩效奖金，整体而言编辑收入比之前事实上略有上升”。“我们是因为理想才留在这本杂志，如果是因为薪水，我们早离开了。”一个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人，在杂志社做编辑后，“薪水立减一半，只有1800块”。在这里，几年不调工资也并不稀奇。 在熟悉他们的人看来，这些写科幻、编科幻的人，几乎都是些“不太物质的人”，“只要不是伤害这本杂志，一切都可以容忍”。2009年调查还在继续，没有人能预测最终结果。“如果李昶不离开怎么办？”有人问。“那我们就离开。”编辑们说，“毕竟，自由不是全无代价。”但这里几乎已经是“中国科幻的最后一块领地”了。2001年，《科幻海洋》停刊；2003年，《梦想者》停刊；2004年，《科幻世界画刊·惊奇档案》停刊；2005年，《幻想》停刊；2007年，《世界科幻博览》停刊；2008年，《幻想纵横》停刊……从2001年到2008年，国内至少有10本幻想类杂志停刊，死因大多“不详”，外界猜测多是由于“销量不佳和资金缺乏”。2013年《飞·奇幻世界》停刊。 如今，1994年创刊的《科幻大王》仍在坚持，但却限于邮局订阅，“很多科幻迷甚至都没听说过”。《科幻世界》会成为这份“死亡名录”上的一行字吗？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这明显就是官僚，外行领导内行……如果再这样下去，《科幻世界》肯定完蛋。”一个在科幻梦想伴随下长大的读者，如今发出这样的呼吁：“对我而言，《科幻世界》不仅是一份地方刊物，更是我和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在这艰苦拼搏、冷漠现实的世界中，一处珍贵的梦想放飞之地。想要什么，尽管拿去。但是……请把科幻留给科幻。”2010年9月26日上午，四川省科协纪委李大用书记来杂志社宣布了省科协党组于8月30日作出的关于李昶的处理决定：正式免去李昶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由副社长刘成树全面主持工作。《科幻世界》杂志社2010年9月26日晚在其新浪微博上透露，四川省科协党组正式免去李昶《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职务，由副社长刘成树全面主持工作。

中国有主流社会吗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向上移动，考虑过去20年前、30年前，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住房、交通、收入方面是向上移动，这样向上移动的人口，我认为就是中国主流。综合相关研究，中国的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他们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他们包括普通公务员、中小学教师、高校里教理工农医的大学教师、享有养老和公费医疗的退休职工。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人口在1亿－3亿，年平均家庭收入15万以上，他们是国内市场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储蓄率高，年龄平均45岁以上，他们需要社会稳定，基本拥护共产党，处于政治上下层冲突的缓冲地带，意识形态上保守。　　金仲伟（春秋研究院执行董事）：要辨识主流社会，主要是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来辨识它，主流社会肯定存在，但是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流社会的价值立场宣扬，这样的主流社会不被辨识。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觉得主流社会就是以中国社会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一套意识、观念，他们形成对主流社会一般的看法。　　寒竹（春秋研究所研究员）：所谓主流社会通常由一个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中上层人群组成，并具有比较接近的价值观、政治理念和社会情趣。显然，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着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社会群体。比如美国，整个政治界的精英、中层阶级基本有共识，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集团。中国企业家群体远没有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阶层或群体,极少在社会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个别企业家如王石、张朝阳等基本上是个人身份发言，而不代表一个企业家群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和政治上，既没有跟中国政府结盟，也没有跟企业家结盟。但是他们掌握了中国社会的话语权，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因此，企业家、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三个构成中国社会中上层的主要群体事实上是分裂的，所以，中国社会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主流社会。此处，鉴于中国国情，不宜提“主流社会”，主流社会很可能被人指责为“权贵社会”。这对中国社会发展不利。我觉得还是应该多讲“全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这更符合中国实际。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中国的主流社会从人员构成上讲是存在的，中国主流社会是官方，从古到今一直是这样。从价值观角度讲并不存在。有哪几个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呢？　　杨平（《文化纵横》社长）：每个国家都存在主流社会，通常那些掌握社会权力、财富、公众舆论，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群都可称为主流人群。在传统中国社会，主流人群应该说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负责治理和教化；改革前30年，中国社会的主流是共产党，共产党人以其自我牺牲的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构塑起当时的社会共识和主流。今天，中国主流人群和主流社会，应该是由公务员队伍、财富阶层、媒体领袖、知识分子、律师、社会组织领袖等构成。主流社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主流人群的责任担当，在险恶的竞争性国际环境中就不可能推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转型。这已为很多例证所证实。　　罗援（军事科学院少将）：中国有主流社会。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它的主流社会就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中国共产党都不能成为主流社会，或者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或者是这个党出现了问题。知识精英虽然掌握着知识，但并不一定代表着主流。　　丁刚（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的主流社会实际上还是靠几千万共产党员来支撑和引导的。不久前我去了汶川灾区，震撼很大。这震撼不只是因为我看到了遗址和重建的城市，而是看到了基层党组织在抗震救灾和重建中显示出的领导力。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些党的基层干部英勇地喊出了“共产党员站出来，男人站出来”，他们不顾自己的家属遇难，在通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组织了抗震救灾。相比于海地、美国等许多国家在遭受灾害时的情形，中国社会从基层显示出的力量是明显不同的。正是这样的来自基层的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国家，支撑着这个社会。　　刘志勤（瑞士苏黎世银行北京首席代表）：中国从历史到现在，主流社会一直存在，中国每个发展阶段都跟主流社会的状态和发展有很大关系。我们目前的改革实际上正是适应主流社会的需求，所以改革发展30年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目前中国的主流，就是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我觉得这几十年来中国确确实实抓住了这个主流，并且围绕“发展”形成了一个主流社会。中国社会的架构长期以来是由君、臣、民组成，也就是由领导阶层、政府机构和公民形成。中国的主流社会包括这三个部分。　　赵民（正略均策管理咨询董事长）：中国主流社会的主体是城市人口。农民在这方面肯定是弱势，他们没时间发表声音，或者发表不出来大声音。现在构成中国主流社会的应该是有能力、有理性思考、具有公民意识、还肯说话的人。抱怨社会是中国主流价值吗　　刘志勤：主流社会不应该是一言堂，我们说的主流观点也不应该是一派人的观点，要允许多种不同观点存在于主流社会。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存在不妨碍主流社会发挥其导向作用。我们在谈到主流社会时，不能认为主流社会只代表正面意见，而批评意见不算作主流社会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认为，需要将所谓的“主流社会”的概念与社会主体做出区分。“主流社会”通常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集团，以及他们主导下的媒体。但是，这个集团及其主流媒体能否体现整个社会的意志？这个问题也就是主流媒体的代表性问题。在理想的状态下，主流及其主流媒体能够体现社会主体的需求、价值观和意见，但我们看到的常态往往是两者之间的脱节，即主流媒体并不代表真实的社会需求和意志。比如，汶川的抗震救灾时，整个社会在这一事件的促动下被动员起来，体现出基本的意志、判断，但这些意志和判断与主流媒体日常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有理由从这个角度检讨主流媒体或精英媒体的代表性问题。　　赵民：怎么样使一个媒体更多代表主流社会，有三个地方是可以借鉴、注意和参考的。一是谈问题的出发点，保持一贯的态度。这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具备主流资格，主流社会发言身份的前提。二是超前性，很多问题有个人的取向、单位取向、立场取向，但是很多问题需要从思想根源，或从改革发展的角度去探讨，当你脱离了一些立场局限性的时候，观点可能会被时间证明你是主流，或者回过头看，你经得起历史检验。三是要搞清楚代表哪个群体，背后是谁。　　金仲伟：我从事媒体工作20多年，媒体批判社会、监督政府是履职。媒体如何批判和监督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成和巩固的关键。今天我们这里开这个会，就是有一种难辨主流社会意识的困惑，我觉得媒体有很大的责任。　　你的批判是从内部否定还是外部否定，比如《纽约时报》批评奥巴马政府很凶，但不会批整个美国政体的根本，他们也守底线，这是一种从内部否定（批判）。近年来，中国媒体批判监督的声音越来越响，特别是现在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不讲规则与底线、受西方舆论议程控制的外部否定式批判，并在一定范围内以话语霸权的形式撕裂社会共识，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潜在的主流社会被这种貌似先进实为激进浪漫不负责任的外部批判话语所代表，可以说中国社会主流大众一定程度上处于被代表状态。现在主流社会对媒体批判的承受力强很多了，但是泛滥的外部否定式批判会裂解主流社会意识赖以存在的公共基础。　　李成才（《华尔街》纪录片总导演）：我前段时间曾说过：“我们追求正义不代表正义，我们追求客观不代表客观，我们追求善良不代表善良，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姿态是什么，不会以自己的姿态判断别人、丈量别人。”这种姿态在对待中国复杂性时就非常需要。前段时间，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我曾表达，中国是从农民大国、封建大国、文盲大国走过来的，这决定着中国人很多的表达方式，也导致很多中国人没有培养出独立的判断能力，爱跟风。这就需要媒体更加小心地来陈述事情。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　　王小东（北京知名学者）：现在没有主流社会的共识，只能通过各种讨论进行建立，而建立主流社会的共识太重要了。　　杨平：所谓主流价值，回顾历史也许可以对我们把握今天的主流价值，并预测未来社会将具有什么样的主流价值有所帮助。从价值变迁角度，我把中国当代史分为两个时段。从1919－1979年这60年作为一个时段。针对中国的积贫积弱，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以革命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那时的主流价值就是革命。1979-2009年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我称之为“去革命”的时代。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以恢复被革命所摧毁的事物为标志的浪潮，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结构，“去革命”成为主流的选择。与此伴随，则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为基本口号的思潮流行全球。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诱导我们的主流人群，这种价值观念还会延续相当时间。但是，随着“去革命”的展开，今天的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已产生贫富分化、道德失序、理想丧失、环境破坏等弊端。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也出现了大问题，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价值不再那么迷人。这使得人们可以冷静下来，重新认识美国，重新认识革命，当然也包括重新认识“去革命”。我认为，未来30年，中国社会会出现“正-反-合”的合题阶段，将革命与“去革命”的各种有益的东西加以综合，那样的话，我们的主流社会就真的成熟了。　　罗援：下一步价值体系正在建设中。我认为，应该把尚武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成为重要的民族精神。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是一个不会英雄辈出的民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当然，尚武并不是好战，而是要以战止战，用备战止战。　　赵民：大多数中国人同意的就是主流的价值观。这其中包括一是发展经济，过好日子；二是肯定希望有更多的公民权利；三是希望国家在世界上强大。　　汪晖：中国这个国家非常特殊。冷战结束以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为标志，但中国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彻底否定中国革命的遗产和社会主义体制。大众社会在争取社会平等和正义时经常诉诸这一遗产。但在政治合法性的叙述上，精英媒体常常体现的后冷战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政治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政治需要变革，但往什么方向变革，一些精英主张与社会主体的价值观之间并不一致，这个矛盾也同样涉及代表性问题。　　上世纪70年代的依附理论，主要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社会，发现这些国家的依附性与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三驾马车合流的趋势之间存在联系，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合流，导致相互间缺乏制衡，同时又多半通过与外部霸权的关系出卖社会利益。我们没有完全走到拉丁美洲和当时非洲国家那样的依附状况，但它的意识形态，包括经济利益里面，某些依附性的影子显然存在。这个状况当然也伴随着“去政治化”的潮流，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因此，公开的政治性的论辩非常必要，公共空间的扩展非常必要。媒体不能只是宣传自己的价值观，相互间没有博弈，反而是不利的。今天主流媒体迫切需要真正的辩论，这样才会使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和意志在公共空间中得到表达。　　柯银斌：商业文明将构成现在的主流价值观。新时代有三个比较突出特征：市场经济、信息化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在三大因素之下，中国未来的主流社会应该以商业文明为核心来组织。所以要扬弃我们传统的官本位，同时还要学习西方商业规则，把两者融合起来。　　张颐武：很难对主流价值观做出明确界定。主流价值观应该是中国中等收入者的共识，这种共识现在是分裂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塑造了相对有效的共识，即中国在发展，发展过程中大家都能得到好处。但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大分歧。中国年轻人内心被两种话语撕裂：一种是中国梦，就是你在中国可以实现梦想，比如像杜拉拉、达人秀等，永远都非常流行。另一部分是抱怨，这部分正好和激烈的言论结合在一起。现在中国的主流社会就是中国梦和抱怨文化在赛跑。我想起30年前“潘晓讨论”中的一句话“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那时的年轻人对中国提出的强烈追问，现在已被证明，中国梦跑得比抱怨文化快。我们现在能不能有能力解决两者的赛跑问题，首先需要找到一套共识。我觉得，需要在大众文化领域塑造中国梦，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的主流精神，将来要超越美国梦的新梦想。　　丁刚：我同意把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观分开看，主流价值观如今被扰乱了。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凝聚力、共识越来越被弱化。问题在于，由于利益的不同，主流价值观在分化，进而削弱了主流社会。互联网出来后，我们就生活在两个世界：真实的与虚拟的。现在虚拟世界把真实世界搞乱了，好像网上那些抱怨、批判就是真实世界的全部。中国的主流民意是真实世界中的，它来自中国的基层，不是都来自互联网，基层有很多人是不上网的，至少是不上网发帖。世界上极少有国家把互联网上的帖子当成是主流民意的。　　寒竹：人不宜讲主流和非主流，但社会意识必须要有主流，否则社会无法凝聚。现在中国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主流意识跟社会现实脱节，媒体中的民意和现实中的民意脱节。任何人浏览中国媒体一小时，就会觉得中国是在火山口上。但根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真实的社会现实并非如此。至于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重建，只有坚持爱国主义，以及共同富裕与发展这两个核心观念，才能凝聚社会的全体成员，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环球时报2315

唐爽先生出生于四川成都唐氏家族。从小受到各方面文化、科学的熏陶。8岁时开始对国学产生兴趣，凭兴趣背诵《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蒙学著作。14岁以前即在《蜀报》《民族复兴里程碑》等出版物上发表诗词楹联作品。2001年春，15岁的他在成都参加由“成都诗词楹联学会”“成都市文联”“四川省民俗研究会”举办的全国范围内的楹联大赛，脱颖而出，获得第二名。（当时的第一名为一名70岁退休老干部，现已过世）。受到了“成都诗词楹联协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华诗词、中国楹联学会高级委员”曹弟万先生的赏识。从此悉心栽培，予以多方面培养。（曹弟万先生为比利时籍著名女作家韩素英表妹夫、已故四川大学元老、诗词大家陶亮生先生嫡传弟子）。唐爽先生17岁时，应邀陪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夫人，台湾钱胡美琦教授，及钱穆先生在台弟子台北国立艺术大学辛意云教授（辛教授为《牡丹亭》美术指导）、台北师范大学秦照芬教授等，出访西域考察。途中向辛意云教授及原龟兹研究所长陈世良教授都学习梵文入门。其后，一直受到钱穆夫人、辛意云教授、秦照芬教授等长期点拨与指导。随后，唐爽进入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学习。期间拜易学大师张善文教授嫡传弟子谢金良教授为老师，悉心钻研《周易》文化。成为曾国藩第7传弟子。其师承谱系如下：曾国藩、俞樾、章太炎、吴承仕、黄寿祺、张善文、谢金良、唐爽。2008年，唐爽应邀出任复旦大学《周易》协会名誉会长。2009年，在一次“古犍陀罗文”讨论文上，唐爽先生认识了世界古语言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白钢教授、印度学专家刘震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张煜研究员。其后经白钢老师介绍，又认识了复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丁耘教授、复旦规划设计研究院古建筑专家路坦。多次参与讨论，领受各位专家老师教诲，如参与了山东省济宁市汶上舍利佛塔设计的讨论等。唐爽先生在此期间在著名宗教学杂志《道学研究》上发表“略论佛神与道神的相互影响与融合”论文，被列在头版头条，成为该刊历史上第一位发表论文的本科生和第一位发表论文的理科生。随后，其武术气功论文“逍遥和气功”被“武当派拳法研究会”录用，也是该刊该版第一位武林外人士发表文章。其后，唐爽先生应邀担任“兴业全球基金（Aegon Industrial Fund）中国文化高端论坛”组委会委员。之后，唐爽受到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接见，并升入全球理工科圣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攻读理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唐爽师从两位MIT顶尖级科学家。其导师为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兼物理学系Mildred S Dresselhaus教授。Dresselhaus教授曾师从费米（Fermi），为杨振宁师妹，复旦大学已故校长、学部委员谢希德教授好友。其为单层石墨、碳纳米管、纳米热电学、拉曼光谱等诸多领域的开创者、奠基人。Dresselhaus教授曾为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主编《Science》杂志）主席。是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第二任女主席（第一任为吴健雄）。 并曾任美国能源部主任。现为美国物理学院院长。Dresselhaus被誉为MIT的Institute Professor。唐爽的另一位导师，为MIT机械工程系Gang Chen教授。Gang Chen教授同时为美国能源部先进能源中心主任，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由Gang Chen陪同。2009年11月，唐爽先生受邀请，安排了湖南省副省长郭开朗同志的MIT访问。安排并陪同访问了MIT海外主管教务长Philip S Khoury， 协同Yasheng Huang教授安排了郭省长与Sloan管理学院Alan F White院长及Richard M Locke常务院长的会谈。取得了良好效果。同年，唐爽应邀参加了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中的正统问题”年会。是历史上参加此会议最年轻的学者。期间与国际上其他知名专家学者讨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教问题，如香港政治界、宗教界领袖，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马来西亚华公会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马来西亚道教学院院长、儒学会长王琛发教授，《文化纵横》社长兼主编、《战略与管理》创始人杨平先生等。并发表会议论文《中国传统中佛道神祈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用尽一切办法，达到目的。金钱至上，权利之上，人民不反对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