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政治学概论论文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 古典学关于经济学对象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 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 根据这两个原则，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的结合，但强调资源配置方面。

总之，现实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包括理论方面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包括体制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它们大多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于是恢复政治研究的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了。1983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样，上下结合，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是从重建中国政治学会开始的。 前面已经提出，中国老一代政治学家早在1932年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于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分别召开过三届年会。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并在一起，因此，1953年4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而1932年参加建立中国政治学会后仍留在大陆的老一代政治学家如钱端升、张奚若、钱昌照、周鲠生、许德珩、王铁崖、楼邦彦等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中国政法学会。中国政法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曾经在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副会长是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柏年、钱端升。1980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全国除一些边远省市外，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领导到会祝贺。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建国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他认为“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他强调，“要研究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如何在一切基层单位，即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细胞里，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使每一个公民作为主人翁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中国著名老政治学家，当时已满80高龄的钱端升教授在会上的发言颇为引人注目。他认为，苏联社会科学的落后与其过分集中而又僵化的政治制度、压制民主有关。他强调研究政治学应提倡“首创精神”，要“采取一些新的想法，写出一些新的论著，使得我们的政治学能够满足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对所出现的政治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他同时提出要发展政治学，创立新的政治学，还必须借鉴古今中外一些优良的制度和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他还举例说，西方某些国家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就值得中国借鉴。会议还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并任命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等。名誉会长为钱端升教授及当时已92高龄的邓初民教授。会长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的重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全国性政治学会成立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地区性的政治学会。此后，不断召开各种政治学专题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若干地方社会科学院也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研究所。中国政治学会重建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等近20个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政治学理论的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政治学理论的博士点。 政治学恢复以后，有关各种译著纷纷问世，但报刊的数量不多。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介绍国外政治学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出版《国外政治学》杂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政治学研究》杂志，《国外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政治学研究》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种政治学专业学术刊物。这两份刊物当时都很受学者欢迎，但是在1989年同时停刊。《政治学研究》后来恢复了出版。同样极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政治学信息报》，则早在1988年就停刊了。20年来，中国政治学著作的出版量很大。首先是政治学教材，在政治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如《政治学概论》、《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基础》等，至今已先后出版不下五、六十部。此外，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政府、外国政府，以及各种专题等等，也配合教学需要而相继出版。其次是各种专题，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权力制衡问题、民主法治问题、政治发展问题、人权问题、决策问题、现代化问题、市民社会等等，种类及数量都很可观。这20年来，还大量翻译引进外国政治学领域的名著和新理论、新思潮，它们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起了很有益的作用。199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政治学卷》正式出版。这部书集全国老、中、青年政治学者，费时七、八年之久，撰写了1000多辞条，共约160万字。该书的出版，实为中国政治学界一大盛事。 下面仅就政治学研究工作方面，谈几点个人看法：首先，政治学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为此，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学工作者，能够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下去，脚踏实地做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做认真的社会抽样调查，要定性分析，更要定量分析。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其次，政治学研究要努力达到本身科学性的要求，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需要。政治学研究只能靠坚持自身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干扰，或者甘做轻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变成了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会严重败坏政治学研究的声誉。最后一点，政治学研究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不能固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以便参考、借鉴。特别是在中国国内中断政治学研究的那30年中，正是西方政治学大发展的时期。根据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的统计，二战以后30年内，世界各国政治学的研究机构增加了7倍；各国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与报告增加了3倍；各国专业政治学者也增加了3倍。这30年中，西方政治学者都做出哪些成果，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补这一课。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敢于引进西方那些行之有效又能为我所用的东西。然而这个问题，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还解不开的郁结，认识上曾经多次反复。前几年，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为译介西方学术理论著作而做过努力，但是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诟病。其实马克思主义从产生时起，它就是开放的，作为科学理论，它从来不是封闭的。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取了人类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产生的，它本身要发展，也就不可能拒绝从当代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那么，西方的学术著作，一切都是好的么？当然不是。它们之中也确实不乏牵强附会、甚至荒谬绝伦之作，但是不能因为伪劣制品的存在，就拒绝与优秀成果接触。同时，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专家学者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范围内，对是非、善恶、美丑，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征程，走过来的是坎坷、泥泞的道路。直至今天，也很难说它已步入坦途。但是中国政治学未来肯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