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