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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是否想询问“研究盗窃罪罪犯应看什么书”？盗窃罪研究。盗窃罪包含犯罪客体、盗窃罪之罪与非罪的界限、盗窃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盗窃罪的犯罪形态、盗窃罪的刑事处罚等内容，可以看中国检查出版社出版的盗窃罪研究。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问题一：盗窃案的案情简介怎么写？ XXXX年XX月定X日XX时XX分，犯罪嫌疑人XXX，窜至XXXXXX地点，以XXX手段盗取XXXX东西，后潜逃并销赃。（如有同伙就犯罪嫌疑人XXX伙同XXX、XXX等人） 问题二：派出所入室盗窃案的警情分析怎么写 分析撒怎样想的就怎样写出来的， 问题三：关于盗窃的案例 1、首先，拘留一般是不能超过14天的，因此，应当尽快委托律师进行申诉，办理取保候审，先将你爸爸放出来再说。 2、其次，对于这个案子，你父亲是不构成盗窃罪的。因为从主观上来讲，他是将这辆电动车作为无人所有的物品，然后才将之推回家的，而且确实这辆车放在那里3天没有人动，所以在主观上是不存在盗窃的故意的，再从客观上来讲，你父亲并没有秘密进行盗窃的行为，只是把车推回了家，而且在得知失主来找车的时候马上就到派出所去了，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偷车，而只是将无人保管的车暂时的占有了。另外，这一辆电动车到底值不值1200还很难说，因为也没有电池，还只有7成新，所以其价值应该在1000以下，根本就不能构成犯罪。 3、如果警察非得以你父亲涉嫌盗窃罪进行拘留或者逮捕的话，你们要尽快进行申诉，一是到公安局去，把你们的理由讲清楚，二是到检察院去，检察院是监督公安机关的，如果认为公安局的办案有问题的，可以通知公安局改正的，所以一定要到检察院去申诉。 4、事关重大，建议尽快委托律师介入，这个对你们很重要的，律师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权利，比如可以申请会见你父亲，而且律师办耽效率比你们要高，可以代为进行申诉，能较好的维护你们的权益。 如有其他不明之处，请继续提问，最后祝你们好运。 问题四：急！！！入户盗窃这个案情法律分析 如果因为入户盗窃你朋友被派出所抓获，现在侦查阶段你是不能和朋友见面的。更不可能减少刑事处罚，因为公安机关没有这个权限，将来要到法院判决。 如果你朋友只是乙拉去望风，其行为构成同案共犯，属于从犯，依法是可以从轻处罚。对于盗窃的金额，按全额计算（如共同盗窃8000元，每人按8000元计，不是按分赃计）。 盗窃是公私案件，一旦被公安机关查获，就不存在私了一说，必须经法院判决。盗窃未遂比对即遂，从轻处罚。 你现在做为甲的朋友，可以委托律师和甲会面，申请取保候审。 入室盗窃，无论是否盗窃得手，都要追究刑事责任。 问题五：抢劫罪与盗窃罪 有具体案例 求分析啊 抢劫通常是用暴力、胁迫方式，足以压制他人取其财。抢劫的其他手段，指其他足以压制他人取其财的手段，常见的是麻醉的手段，使他人不知反抗。。。 强行灌醉酒的，也属于抢劫的其他手段 并且该案中，四人本来就有非法占有其财产的目的。 问题六：侵占罪和盗窃罪和抢夺罪的案例的分析 一、抢夺罪的特征是乘物品持有人不备，当面将持有人的物品夺走，非法占有的行为。每一条中，乙将随车押运的物主下车，而乘其不备，将装载物品的车辆高速驾离现场，夺得物品的行为，显然符合抢夺罪的特征，故定抢夺罪。这种罪不以当场实施暴力为要件。只有抢劫罪才具备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二、案例2虽然表面上是公然作案，但是行为人在实施过程中，是借观察样品手机的时候，以外出移动横在道路上 摩托车离开柜台的，此时，营业员并没有意识了其没有将样品留下，具有将样品手机秘密带走的特征。因此，这种情形更接近于盗窃罪的犯罪特征。 三、案例3的两种情形虽然都同样发生的运营中的车辆上。但一失主并不明确知道其钱物具体是在什么地点遗失的。其通过登载广告寻找即是明证。因此，这种情形下，行为人占有的钱物完全具备遗失物的特征，符合《刑法》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的特征要求，如果行为人拒绝归还失主，即构成侵占罪。后一失主虽然已经下车，但其事后完全能够准确记起其物品存放位置，准确通过相应的手段进行查找。虽然其已经下车，箱包仍放置在车辆的行李架上。这一行李架是公用的，属于谁存放谁提取的范围，他人不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提取不属于自己的物品行李。一旦提取，即符合盗窃罪的特征。 四、案例4的两种情形区分的主要依据就是物主与行为人之间是否形成了委托保管关系，如果形成了，即构成侵占罪。没有，则不构成侵占罪。当然后一种情形题目中的人物身份可能有误吧 问题七：入室盗窃案例 盗贼的目光盯在哪里 4月5日1时许，济南市公安局北园路派出所民警在辖区杨庄村附近治安巡逻时，当场抓获一攀爬五楼居民阳台入室的盗窃者。经审查，此人自称叫杨彪，系安徽省阜阳市人，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北京、济南等地连续作案多起。下午5时，在北园路派出所，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同志对这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讯问。问：“你为什么偷这家人？”答：“他(这家主人)看起来很有钱，因为他经常出入附近的酒店。”问：“你是怎样踩点观察的？”答：“我白天收破烂，趁机看一下，看明白了再下手。”问：“你为什么偏偏偷五楼的？”答：“楼层高，比较安全。”据北园路派出所魏教导员介绍，北园镇地处城乡结合部，流动和暂住人口达2・8万，社会治安压力格外大。去年在辖区入室盗窃案件中，家庭占11起，单位占10起。入室盗窃案件是有规律可循的。它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区域性。目前，盗贼作案的目标多是单位、机关财务、办公室和居民楼房，楼房多于平房。时间通常在双职工上班时间，单位则为晚间，近期下午和晚上较为常见。而作案的地点一般为偏僻的小区或安全措施未到位或未封闭的居民小区；由于搬迁或租赁而聚居的小区更易发生；盗贼主要是偷窃现金和精致名贵的饰品和家用电器；多见单一零星作案，近来有团伙作案增多的迹象；从被抓获人员看，以外地流动暂住人口居多，随机性强，不易破案。同时，大的社会防范体系和机制在某些居民小区尚未建立和形成气候，这也是入室盗窃案件屡屡发生的主要原因。魏教导员介绍，这起案件如果不是抓住了现行，破案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些盗贼时聚时散，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去年，他们破获的“河南帮”入室盗窃案件就是一伙以捡破烂为掩盖的盲流所为，他们白天推着三轮车四处转悠，晚间则向瞅准的目标伺机作案。在市公安局治安处，记者翻阅案例发现，发生入室盗窃案件的单位集中在超市、商店，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这些被盗单位在防范措施上都存在致命的漏洞，如夫妻传达、雇佣退休职工或私招乱雇保安等。单位对这些漏洞熟视无睹，发生案件也不追究责任，除公安部门处罚外，单位上最多批评一下，而没有实质上的防范措施。问题出在哪里 3月25日上午，记者走访了济南市公安局建筑新村派出所辖区，与辖区的十几位治保人员和居民进行座谈，大家分析了此类案件存在的共性。小区管理无章法。建新街道办事处综治委办公室主任尚勇介绍说，一些小区边建设边入住，人员登记、摸底等基础性的工作根本未做；或者小区建起多年迟迟不向地方 *** 移交，造成管理上的空当，为治安案件的发生留下隐患。同时，一些建筑商为追逐高利润，将一些必要的社区保安设施建筑留在图纸上而没有建设，导致防范不力。另外，一些旧式开放式小区四通八达，加上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为盗贼得手提供可乘之机，令人防不胜防。违章建筑助纣为虐。鲁艺小区和梨园小区的治保主任说，如今各单位盖小房挣钱成为时髦，有的管理部门在人情和各种压力下，放弃规划原则，以罚代管，在繁荣“经济”或便民的旗号下，给居民居室安全留下隐患。这些小房盖到居民的楼房下，盗贼踩着小房顶就能走进二楼的窗户，再好的防盗门也形同虚设，小区去年发生的二起案件都与此有关。其中一个盗贼碰上女主人单独在家，竟穷凶极恶地砍了她近20刀，幸亏女主人拼死抵抗，邻居报警及时才幸免于难。此外，居民窗口防护栅栏成为盗贼的脚手架。许多居民为保安全，自制铁栅栏将窗户封住。外置式窗户铁棂子保护了自己却常常害了别人。一楼装了外置式铁海子，二楼居民不安全了，只好安上；这一来，从一楼一直装到楼顶。远远看去，整座楼房像是个铁笼子。这不但使城市......>> 问题八：盗窃金店案例分析和总结 强调安全的重要性。 没有 以下供参考， 主要写一下主要的工作内容，如何努力工作，取得的成绩，最后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或者新的努力方向。。。。。。。 工作总结就是让上级知道你有什么贡献，体现你的工作价值所在。 所以应该写好几点： 1、你对岗位和工作上的认识2、具体你做了什么事 3、你如何用心工作，哪些事情是你动脑子去解决的。就算没什么，也要写一些有难度的问题，你如何通过努力解决了 4、以后工作中你还需提高哪些能力或充实哪些知识 5、上级喜欢主动工作的人。你分内的事情都要有所准备，即事前准备工作以下供你参考： 总结，就是把一个时间段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总评价、总分析，分析成绩、不足、经验等。总结是应用写作的一种，是对已经做过的工作进行理性的思考。 总结的基本要求 1．总结必须有情况的概述和叙述，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详细。 2．成绩和缺点。这是总结的主要内容。总结的目的就是要肯定成绩，找出缺点。成绩有哪些，有多大，表现在哪些方面，是怎样取得的；缺点有多少，表现在哪些方面，是怎样产生的，都应写清楚。 3．经验和教训。为了便于今后工作，必须对以前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分析、研究、概括，并形成理论知识。 总结的注意事项： 1．一定要实事求是，成绩基本不夸大，缺点基本不缩小。这是分析、得出教训的基础。 2．条理要清楚。语句通顺，容易理解。 3．要详略适宜。有重要的，有次要的，写作时要突出重点。总结中的问题要有主次、详略之分。 总结的基本格式： 1、标题 2、正文 开头：概述情况，总体评价；提纲挈领，总括全文。 主体：分析成绩缺憾，总结经验教训。 结尾：分析问题，明确方向。 3、落款 署名与日期 问题九：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盗窃案例 一个盗窃案不必要得三个月后才开始审理。 该案件为刑事案件，未经法院审判而由派出所要求交纳罚款是不合法的。 所以主犯家属可依派出所提供的通知交由其上级机关复议或检察院审查。 问题十：盗窃案的侦破流程是啥，报案了之后，警察咋处理 报案后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调查侦破，破案后抓住盯罪嫌疑人审讯，结案移送检察机关起诉，警察就工作告仪段落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行为方式也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许多案件的性质在实践中往往不好认定,此种情况亟待我们继续加强对类罪的细致研究。盗窃罪和罪作为财产型犯罪中的两个重要的类罪,因其常发性和犯罪手段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实行行为的多样性。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盗”“”手段交织的案件,即用秘密手段和欺诈手段两种手段相互配合,最终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司法实践对这种行为的认定,因司法工作者理念上的不同认识,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本文试图从一些真实的案例出发,对盗窃罪和罪的犯罪构成以及二者的区分界限认定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本文在吸收借鉴中外刑法罪和盗窃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就罪和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及司法疑难问题进行探讨。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导论。本部分主要是介绍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等内容,具体包括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研究的意义和目的、论文的思路、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等方面。 第二部分,盗窃罪和罪的研究现状。本章通过对于盗窃罪和罪的理论概念和犯罪构成理论进行阐释。通过类比二者的犯罪构成,可以得出二者的最大的区别之处应该是在犯罪的客观方面。从而为继续深入探讨二者的区分界限提供基础理论依据。 第三部分,普通罪与盗窃罪的实质区分界限。本章通过上一节提出的问题展开对于二者犯罪客观方面的细致解析,盗窃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秘密窃取”,而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被害人因行为人的欺行为而处分财产”。继而我们对于盗窃和行为进行分析可以得知,盗窃是直接违背被害人意志取得财物,罪是基于被害人的瑕疵意识而取得财物。秘密性的行为和欺性的行为在现实中有相似性,故二者的区分点应该是在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行为上。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说的论述评析,从犯罪实行行为的特征结合典型案例来界定盗窃罪和罪之间的界限。 第四部分,三角与盗窃罪间接正犯之间的界限。本章主要探讨三角和盗窃罪的间接正犯之间的区分关键。被害人的财产是否处于人处分权限内或者地位管辖范围内是间接正犯的盗窃罪与三角的根本区别所在。并且虽然犯罪可以以三角的方式表现出来,但三角仅仅是一种现象,不属于具体的犯罪。 对于盗窃罪和罪以及二者的特殊表现形式区分之处在于二者客观方面,即看具体案件中是否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性的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如果在被害人丧失对财产的占有的整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基于行为人的欺性的行为而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的,则应该考虑成立罪而不能仅仅因为行为表现出秘密性而认定为盗窃。反之如在被害人丧失对财产的占有的整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因为行为人的秘密窃取行为,则应考虑是否成立盗窃。…
我写的合同法
法律上，犯罪构成又称为犯罪构成要件，实际上就是指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的条件。犯罪构成的理论在刑法学的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我国刑法学对犯罪构成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其基本理论体系受前苏联犯罪构成模式影响较深，一般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观、客观要件的总和。 第一，犯罪构成是犯罪的一系列要件的总和。任何一个具体犯罪构成要件，都包含着许多要件，有刑法总则规定的普遍适用的一些要件，也有分则具体条文对具体犯罪规定的一些要件。犯罪构成不是指其中个别的要件，也不是这些要件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要件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的整体。 第二，犯罪构成要件，是指决定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事实特征。这些事实特征是立法者对具体犯罪现象抽象概括后作为认定犯罪的一般标准。任何一个具体犯罪，都可以有大量的事实特征来表现，正是这些事实特征，决定了此犯罪区别于其他一切犯罪。 第三，构成犯罪所必需的诸要件，是由刑法加以规定的。也就是说，哪些实施特征可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是由立法者选择，通过刑法加以规定的。反过来，只有通 过刑法的明确规定，犯罪的事实特征才能成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这反映了罪刑法定的要求，说明刑事违法性也是犯罪构成的基本属性之一。所以，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与行为是否违反刑法是一致的。这也说明，犯罪构成要件本身不是理论的解释，而是法定的。 1.犯罪构成是定罪量刑的法律标准作为法律概念，犯罪构成就是确定某种行为是否犯罪的规格和标准，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首先，它是具体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行为只有具备了犯罪构成，才能构成犯罪。其次，犯罪构成也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法律标准。各种不同犯罪的独特的特点，反映在每一个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中。因此，认真研究每一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是准确定性、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2.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基本事实根据一个人之所以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其基本的依据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具备犯罪构成。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决定了刑事责任的有无；具备什么样的犯罪构成，决定了刑事责任的程度。（应当指出，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是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唯一的依据，但决定刑事责任轻重的因素除了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外，还包括一些非构成要件的事实，如犯罪前后的表现等。）因此，是否追究某人的刑事责任，首先要查明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只有符合了犯罪构成，才能认定为犯罪，进而被追究刑事责任。3.犯罪构成所我国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犯罪构成理论在刑法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贯穿在整个刑法学体系中。刑法中的许多理论问题，都与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息息相关。研究刑法理论，其关键就是掌握犯罪构成的理论。 对《刑法学》的认识 在这个月的读书学习过程中，我主要对司法考试教材中的刑法学进行了有计划的学习，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法律解释对我启发很大，现在我就把这一解释向大家介绍一下。 根据刑法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审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投案的，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罪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还应该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不同的罪行的，以自首论。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或者判决确定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罪行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重大案件的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嫌疑人，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写论文把我给你贴的选择些自己喜欢的，然后弄到U盘里打印出来就行了祝你愉快如果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别忘记采纳
我写的合同法
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按此规定，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应当看犯罪分子的行为是否得逞。而如何看待犯罪的得逞与未得逞，刑法理论界大体有结果说、目的说、构成要件说三种观点。通说采取后者，即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作为区分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具备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是犯罪既遂，反之是犯罪未遂，也就是说，犯罪是否既遂，标准应当是立法机关在刑法分则中对该种犯罪构成的描述。刑法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为盗窃罪。但盗窃罪既遂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刑法学理论上存在诸多分歧，有必要对各派学说加以评析，吸收它们的合理性因素，摒弃它们的缺陷和不足。…………
报考论文和考试科目是不冲突的。先把论文弄出来再说，这个需要费很大精力的。反证也是一门课程，先报先了。现在报名，论文答辩的时间早，10月报名，答辩时间估计要明年。报名的题目可以任意选择，没有限制的。一般论文通过率还是高的。60及格，如果想申请学士学位，需要75左右
现在报就好啊，本身论文答辩并没有限制通过多少门课才可以报，所以这和你10月份剩下的那一门过不过没有多大关系，但如果你10月份全部通过，并且你的准考证可以申报今年下半年的毕业申报的话，那建议你现在报，不然毕业申报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关于毕业论文题目，网上申报的时候题目可以随便写，甚至只写个刑法、或民法都是可以的，你的论文最终是以你的导师通知你把论文发给他为准，题目嘛，尽量不要写争议性太大的，避免你写的观点和你的导师正好背道而驰而你又被导师的问题刁难住，这就得不偿失了，有一些网站上有搜集各类论文题目的，你可以去找找看，你的论文一定要把相关的背景知识弄清楚，导师一般会通过这些问题考察你的论文是不是本人写的！再就是，导师也有严松之分，希望你碰到一个好点的导师！
我认为你包的题目不要太古怪，最好是大众化的那种。比如浅谈盗窃罪、抢夺罪等，刑法类的论文好些一点而且比较好找例子，这样还好找参考书籍。希望我的提议对你有所帮助。
扒窃犯罪论文提纲
近年来，扒窃犯罪活动突出，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出行安全感的热点问题，且这种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稳定。
一、扒窃是行为犯，不是数额犯，没有数额要求，是否定罪也不主要是看数额。
刑法修正案将扒窃行为入刑，就是因为实践中扒窃行为非常猖獗，很多扒窃案达不到盗窃罪立案标准，只能作行政处罚，由此酿成很多惯犯，抓了放，放了抓，扒窃现象泛滥不止。人民群众对扒窃案处理过轻意见很大，立法机关参考民意，规定扒窃的即构成盗窃罪，并没有规定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从刑法修正案的立法背景及法条表述看，扒窃型盗窃罪明显属于行为犯，即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构成犯罪，没有数额上的要求，扒窃一元钱，也可以构成盗窃罪。
同时，《检察日报》发表了陈国庆主任对盗窃新解释的解读，指出扒窃没有数额标准，但可以适用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出罪。对此笔者是赞同的。但书是刑法总则的规定，除分则有特别规定外，可以适用于分则所有罪名，当然包括扒窃型盗窃罪。不过，笔者认为，扒窃行为是否情节显著轻微，不是看扒窃数额，而是看扒窃人是否刚满16岁、是否被人指使教唆胁迫、是否初犯偶犯、是否为生计所迫等。也就是说，如果扒窃数额只有一元钱，但扒窃人乃游手好闲之人，或属于再次扒窃，或组织纠集他人扒窃，特别是有盗窃前科劣迹的，应一律认定犯罪，而即使扒窃数额达数百元，但扒窃人属于年幼无知，或被蒙、胁迫为之，或因一时迷误而初犯，或因生活所迫而初犯的，也可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所以说，扒窃案是否定罪，数额是不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因为扒窃行为大部分是无目标性的，别人口袋里有没有钱、有多少钱都是扒窃人无法预知的，扒窃所得数额只是行为结果，这个结果不是扒窃人能决定的，完全看他们的“运气”，所以，以扒窃数额来作为定罪与否的主要考虑因素，其实就是客观归罪。真正体现扒窃人主观恶性的，就是行为人年龄、是否有前科劣迹、是否受人教唆指使、是否为生计所迫等，是否定罪，也应该主要考虑这些情节因素。
二、扒窃案一般不存在盗窃未遂，只有针对特定财物的扒窃未得逞才成立盗窃未遂。
在《人民检察》的疑案精解中，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人扒窃他人口袋，只窃得一元钱的，应认定盗窃未遂。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扒窃型盗窃罪是行为犯，只要实施此行为即构成犯罪，既然没有数额要求，一般也就不存在未遂的问题，也就是说，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未窃得分文的，同样构成犯罪，更不用说窃得一元钱的。
为什么这么看呢?理由如前所述，扒窃能窃得多少财物完全看行为人的“运气”，大部分时候，行为人扒窃都是针对被害人口袋、提包来的，并不是针对特定的财物，所以，应受刑法责难的是扒窃行为本身，而不是扒窃行为的后果，只要着手实施扒窃行为，盗窃罪就成立，而不存在未遂的问题。即使扒窃行为未实施完毕，比如行为人伸手扒窃，刚触碰被害人口袋就被抓住，或者手还没有拿出来就被抓住的，这种情况仍然不存在犯罪未遂。
不成立犯罪未遂的另一点理由，是认定未遂不具有可操作性。刑法规定，犯罪未遂的，可比照犯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扒窃行为未得逞的，或者只窃得一元钱的，如果认定盗窃未遂，比照多少数额的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没有一个比照处罚的数额，根本就无法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
所以说，扒窃型盗窃罪的未遂只有一种情形，那就是行为人针对手提电脑、金银首饰等特定财物进行扒窃，在扒窃过程中即被抓住的'，或者扒窃得手后，在逃跑过程中被抓住的，导致盗窃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的盗窃未遂，以扒窃的特定目标财物或得手的特定财物价值为既遂数额标准，可比照这个标准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扒窃案件定罪的应严惩不贷，原则上就一律起诉，且原则上应判处实刑。
很多人认为，扒窃案件定罪的，也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慎重起诉。笔者认为，适适相反，对扒窃定罪的案件应一律严处，不宜作相对不起诉，起诉至法院的，法院也不宜判处免刑、缓刑或单处罚金，而应一律判处一年至三年的实刑。
笔者个人一直是持轻刑化理念的，但为什么认为扒窃案件要严处?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对扒窃行为动用刑罚严处是迫不得已之举。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种手段，只有不得已而为之时才能动用刑法制裁，而对扒窃的治理正是如此。因为对扒窃的其他治理和预防手段都非常无力，叫群众把口袋捂紧一点?叫群众都不要带现金或贵重物品上街?叫群众尽量不要到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去?或者在公共场所到处布满保安?能采取的预防措施无非就是这些，但都不现实。对扒窃这种顽疾，只有加大刑法打击力度，给予严厉刑罚，加大扒窃犯罪成本，遏制犯罪冲动。因为扒窃被查处的概率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加大每一次查处的严厉性，才能令扒窃者有切肤之痛，感觉得不偿失，权衡利弊后放弃犯罪念头。
二是如果对扒窃案件处理过轻，难以实现入罪效果，也浪费司法资源。根据人大法工委负责人的解释，扒窃入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击一些盗窃已成习性、以盗窃为业的扒手，如果对扒窃案件过多适用相对不起诉，或者法院过多判处免刑、单处罚金或缓刑，扒窃者没有受到羁押，或者很快就恢复了人身自由，又可以重新开始扒窃了。这和入刑前的对扒手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扒窃泛滥成灾仍然无法遏制。并且，入刑之前，公安机关作行政处罚效率很高，而走刑事诉讼程序，将消耗大量司法资源，而结果却是行为人不日又重操旧业了，为此在司法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说，既然刑法将扒窃入刑了，司法机关就要出重拳打击，不能手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扒窃的受害者，而且被扒窃遭受的不仅是物质损失，更多时候是各种证件、磁卡、资料等紧要物品丢失带给我们的无尽烦恼，这种精神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这也是扒窃相较于其他盗窃最大的危害之处。所以，对扒窃案件的定罪量刑就绝不能仅仅是看数额了，而应该把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也算进去，这样看来，对扒窃案件严惩不贷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刑后，扒窃作为一种特殊的盗窃类型，由“结果犯”改为“行为犯”，但凡扒窃案件，无论扒窃财物金额多少，都以刑事案件处理。在法律无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如何确定扒窃的入罪标准和既未遂形态，以及如何正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法释[2013]8号)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争议。
一、对扒窃中“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
通说认为扒窃为偷盗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但该“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究竟有多大，尚存争议。虽然普遍认为该财物须为被害人可以控制、支配的范围之内，但究竟该控制、支配是做扩张理解还是限制理解呢?有观点认为该财物应不限于文义上的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随身携带”的财物，还应包括被害人实质上可控制之物，包括放在身边目光可及的财物。审判实践中笔者不赞成此观点，更倾向认为行为人扒窃的财物应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通说认为“扒窃”是作为行为犯入罪的，如此认定的话，等于将这个盗窃的口子开到了极限，若再不对扒窃做缩小解释，则打击的力度将远远超过目前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犯罪率的高低与一国法律的严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严密程度应与该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相适应，不应脱离当前的社会实际，若将原本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交由刑法进行调整，则将大大打破一个社会的平衡体系。因此，不应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扒窃过宽进行打击，宜做缩小解释。
第二，扒窃不仅仅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是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辞海将“扒窃”定义为“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按照文义解释，也仅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该“身上”即意味着必须是与他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否则不能称之为“扒窃”。故将观念上认为可被被害人实际控制但脱离被害人身体接触的财物认定为扒窃的范围，脱离了扒窃本来的立法意思，不应采纳。而何为他人身上的钱物，审判实践中认为即上文所言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因为只有当某一财物与被害人身体紧密接触时，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刑法才将该类犯罪规定为行为犯，该行为一旦实施，则被害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
第三，因为扒窃本身就包含“身上”二字，该财物须与身体有直接的接触，该扒窃行为须已经侵害到被害人的隐私，已经和被害人身体有了一般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的亲密接触。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是在公交车上、旅客列车上，由于这类地方乘客较多，乘客之间可能在外衣、随身携带的手提包等物品之间会有碰触，但该外衣口袋内的东西、外衣以内的部分等就不可能会和外界有直接的接触，故当扒窃行为及于该范围之内时，则触犯到被害人的隐私了，故《刑法修正案(八)》才对扒窃行为作如此苛责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若将随身携带的包及包内的财物放置于身旁与被害人存在一定身体接触的箱子、包等财物包括在内，既偏离了“扒窃”二字的原意，也不能将扒窃和普通盗窃做真正的区别。只有将是否触犯了被害人的隐私纳入考虑的范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扒窃和一般的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扒窃”也才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才符合立法的体系结构。否则，扒窃大开其口，则扒窃案件可能比普通盗窃行为更普通、更普遍。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该财物范围也应仅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
二、扒窃行为是否一律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个独立罪状直接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脱离了普通盗窃以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但是对扒窃追究刑事责任，既要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上，考虑到整体的犯罪构成，还要考虑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主要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盗窃罪作为一种侵犯财产型犯罪，其侵犯的法益为财产权属关系，而财物损失的直接表现和衡量标准为数额。由此若行为人客观上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或主观上只想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的故意，则尽管有扒窃行为，也不得定罪处罚。因此，扒窃能否入罪，既要考虑到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统一性，也要考虑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这样才既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三、扒窃是否具有既未遂形态
认为扒窃未遂应当一律入罪的观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扒窃行为的犯罪分类产生不同的理解所致，很多学者和法律工作人员将扒窃归为行为犯。所谓行为犯是指以侵害行为之实施完毕为成立犯罪既遂条件的犯罪，而与之对应的结果犯是指以侵害结果的出现才成立的犯罪。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人们对“盗窃罪是结果犯”应该不存异议，而现在之所以对扒窃犯罪看作行为犯的一种，是因为对扒窃罪状的描述，“扒窃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但是，这种理解并不正确。因为，行为犯的行为构成与结果之间一般不可分离，且不以出现某种结果为要件，而扒窃的行为和结果不仅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还必须以扒窃行为本身导致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这一“外界”变动(结果)，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扒窃存在既未遂形态，且既未遂的区分标准在于财物是否“失控”。
四、扒窃未遂下的入罪问题
该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法释[2013]8号第12条规定，该条规定，盗窃未遂，但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换言之，如不具有以上三种情形的盗窃未遂，不应定罪入刑。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其当然适用本条规定，判断其是否具有严重情节，实质上就是指要考虑扒窃的社会危害性。考虑到法释[2013]8号司法解释的统一性，结合司法实践，对于是否具有严重情节，应从行为主体、主观认识、行为手段、行为对象、行为结果等多方面认定，具体表现为：行为人有犯罪前科或一年内受过受过行政处罚;行为人主观上有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或者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盗窃对象是医院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盗窃救灾、抢险等救助物资，或者盗窃残疾人、老人等弱势群体财物的;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精神失常，或者盗窃行为严重影响生产、公众生活的，等等。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有其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审判实践中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扒窃的物品是否为随身携带的密切物品予以明确，这样将很好的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增多，在系列侵财类案件中盗窃机动车的案件越来越突出。成为侵害公民财产的一大毒瘤。因此，加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已成为侦破侵财类案件侦查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一、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现状及成因2005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盗窃机动车案件达到68．3万起，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并且近几年来机动车盗窃案件呈现出逐渐攀升趋势。 盗窃机动车案件一般是系列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跨度区域广，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经济损失，性质恶劣，影响严重。2007年4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市局行动技术支队的大力支持下，与龙岗分局紧密配合，果断出击，成功侦破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代号“9·09”案件），打掉了一个长期在该市龙岗区及该省多个市县疯狂盗窃汽车的犯罪团伙，抓获盗车犯罪嫌疑人4名，缴获赃车4辆、作案工具解码器、屏蔽器、破锁设备一大批及德国造手枪、雷鸣登各一支，从中查破本市盗窃汽车案件56宗。�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多发性从客观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机动车数量的剧增。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百姓购买力明显增强，数量庞大的机动车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作案目标。�2、机动车停放管理混乱。在鹤山市2007年1至5月份被盗的机动车当中，90%是停放在路边无人管理的路边、小区、空地。�3、机动车车主防盗意识落后。有相当一部分车主，特别是旧车的车主认为：偷车贼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对车辆防盗的意识差，夜间车辆乱停乱放，极少车有防盗装置，锁车仅仅靠车门上的锁，这些都为盗车嫌疑人实施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4、机动车防盗方法简单。被盗车当中，部分车辆使用了电子报警装置。由于电子防盗锁投放市场的时间较长，而该产品的防盗技术水平在近几年内却没有提高，而盗车贼对这种电子锁的结构和拆除方法已了如指掌，因此就造成了使用这种电子锁的汽车出现屡屡被盗的现象。�另外主观方面，机动车盗窃案件易于销赃是其多发的诱因；对机动车盗窃案件的打击不力则是这类案件高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二、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特点�机动车盗窃案件与一般盗窃案件相比有着以下特点：�（一）大多有预谋活动，作案时间短，逃离现场快。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了解机动车的内部构造，并且在作案前都有预谋过程，如案前预备作案工具，确定逃跑方向，选择藏赃地点，物色买主，再潜入作案区域，寻找作案目标，等待时机，伺机作案。由于犯罪行为人在案前准备了专门的作案工具，掌握了开锁盗车技能，所以，一旦选择作案目标，在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一部车的开锁和点火程序盗车逃离现场，而现场上，除地面可能发现车辆停放的轮胎痕迹外，一般情况下，很少发现有其他痕迹，这给现场勘查人员的采痕取证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二）团伙作案突出。为达到顺利销赃和逃避侦查、打击的目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单个作案的很少，一般都是团伙作案。团伙成员中，分工明确，有专门踩点的，有专门开锁盗车的，有专门负责销赃的，基本上形成了盗窃、藏匿、运输、改装、销赃一条龙的犯罪团伙。�（三）连续作案，犯罪手法带有习惯性。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大多连续作案，并在一定范围内流窜作案，犯罪行为人第一次作案成功后，常被高额利润所引诱，往往连续多次实施犯罪。同时为了逃避打击，盗车行为人一般在其熟悉的区域范围内，呈跳跃式的流窜作案。在被盗车辆上所遗留的痕迹、物证上往往能反映出犯罪行为人的职业特征、技术水平、作案手段。�（四）有赃车可查。从侦查角度说，盗窃机动车案件最有利的条件是有赃车可查。每辆机动车的车型、车号、发动机号都具有特定性。不管犯罪行为人盗窃哪种车，赃车就把他与犯罪案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可供侦查人员查寻的线索和证据。犯罪行为人盗车后必然销赃，购买赃车的人购车后要开车上路，这就为侦破盗车案件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在我国购买、使用机动车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赃车在办理落户手续及牌照、年检、行驶、修理、停放等诸多环节中随时可能被发现。�（五）甲地作案、乙地销赃，流窜作案突出。盗窃机动车的犯罪行为人为了逃避打击，一般都不在作案地销赃，而是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在异地销赃，并且销赃速度很快。有的在作案前就在异地联系好买主，了解买主所需机动车类型，谈好价钱，再盗窃车辆；有的作案后迅速逃离作案地，然后再将盗来的车进行改装或重新喷漆，变造车牌证及购车证明等证件异地进行销赃。在我市侦破的廖唐清盗车团伙案件中该团伙成员凭着老乡关系纠合起来，在我省各地流窜作案。甲地打击厉害就往乙地，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是人员情况复杂的出租房，即使在同一城市作案也是频繁变换居住地点。�（六）从盗窃机动车发案的时间和地点上看，行窃地点多为光线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处，这些地点停放的车辆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猎物；行窃时间多在凌晨4时左右这段时间，人们睡意较浓，不易惊醒，巡查保安人员这时也比较困乏，警惕性降低，防范工作相对薄弱。�三、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查要领�机动车盗窃案件的侦查工作要从以下方面多层次的开展。�（一）受理报案，做好登记工作。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一般都比较明确，受理报案时应对车主进行详细询问，如实记录，做好受理案件的登记工作。登记的内容包括：报案人、车主的名字、工作单位、住址，该案发生或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被盗车辆的种类、牌号、型号、色泽、新旧程度、发动机及车架号码，暗记和修理、更换配件的情况，门锁、钥匙保管以及停车时周围停放的车辆及人们的活动情况。�（二）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追缉、堵截。针对盗窃机动车犯罪具有作案快、逃跑快、销赃快的特点，应采取“以快制快”的方针，建立快速反映机制，一旦接到报警机制，立即通报犯罪行为人可能逃往路线的公安机关进行堵截，同时，应组织力量，沿着犯罪行为人可能逃跑的方向进行追缉。在追缉时，要充分利用公路收费站录像监控系统，确定犯罪行为人逃跑的方向，通过追缉、堵截抓获犯罪嫌疑人。�（三）严格控制机动车修理行业。犯罪嫌疑人盗窃机动车后，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机动车修理店进行改装后运输销赃。因此必须加强对机动车修理点等特种行业的阵地控制。凡是发现案犯更改发动机号、车架号，改变车身、颜色、或者是改装赃车，购销赃车零部件的业主和有关人员，必须严厉进行查处。该取缔的一律取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绝不手软。刑侦部门要注意在机动车修理店等相关行业场所物建阵地控制特情和情报特情，特别要加强高质量专案特情的物建使用，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和行踪，争取主动，一网打尽。�（四）加强路检与堵截，发现被盗车辆。针对犯罪嫌疑人甲地盗车，乙地销赃，流窜犯偷了就跑的特点，刑侦部门要在辖区内的交通要道以及与邻县交界的交通要道特别是进出省界的公路干道、重点地区设立必要的卡点，堵截赃车和犯罪嫌疑人；公路巡警、刑警要密切配合，适时开展路查，对车照不符，发动机改变或毁坏的要严格审查，从中发现可疑车辆，在路检与堵截中要充分利用盗抢机动车网上查询信息系统，发现被盗车辆。�（五）加强并案侦查，扩大战果。针对盗车案件多系团伙、连续作案的特点，侦查此类案件决不能就案办案，要注意收集其他地方的盗车信息，对于已经抓获的盗窃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加强审讯，并将其作案特点通报有关地区，加强协作，将有关地区作案手法相同的案件串并起来，并案侦查，力争破一案带一串，擒一人挖一伙。�（六）建立健全机动车辆档案。刑侦部门要会同交警、内保等管理部门，做好各单位车主汽车的调查摸底工作，通过查车辆档案发现可疑车辆后进行重点查证。要建立健全机动车文字、照片、图片资料档案，对机动车资料实行微机管理检索，与全省、全国微机联网运作，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系统在查赃车中的作用，做到信息畅通，情报共享。一般而言，赃车大多是无牌无证或者假牌假证车辆，杜绝这类车上路，就堵塞了赃车流向社会。因此交警部门和各派出所要积极争取基层组织的配合，组织责任区民警对辖区内机动车进行调查摸底，掌握有证无证机动车的底数和车主的基本情况，并对无牌无证的车辆开展全面的、彻底的整治，发现无牌无证机动车要坚决予以查扣，对于来历不明的机动车，要追根朔源，顺藤摸瓜，严厉打击盗窃机动车的团伙，彻底铲除机动车销赃市场。�（七）不断创新侦查手段，强化内部专业化分工，加大对机动车被盗窃案的侦破力度。一是快速反应。社会大开放，人员流动大，通讯、交通工具大进步，案件侦破工作不能按部就班，只能以快制快。案件发生后，必须及时赶赴现场，视案情当机立断，迅速调整警力，围追堵截，控制赃物。二是充分把握此类案件规律特点，找准侦破突破口，以重点人物为视线，严密控制销赃渠道，不断实现传统的“由案到人”的侦查模式向“从人到案”与“从物到人”的侦查模式的转变。三是加大技术监控力度，及时发现案件线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刑事技术手段，发挥“网上查控”、技侦手段、公路收费站和城市“电子眼”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及时调取有关信息资料，发现线索，及时破案。�〖HT5H〗四、防范盗窃机动车案件的对策�对于机动车被盗案件居高不下的现状，应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以防为主，打防并举。�（一）切实加强防范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媒体，教育广大车主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传授一些基本的防范方法和技能，主动在机动车上安装报警装置、配备防盗锁，将车辆停放在车库、室内或有人看管的地方。在商业中心及小区建立停车场，可以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落实安全防范责任，增强防范能力。这样不仅能有效防范机动车被盗案件，而且也能为日益增长的私家汽车防范工作做好准备，作到未雨绸缪。�（二）加大社会面巡逻控制力度，适时采取蹲点守候战术。定期分析机动车案件的发案特点、规律，有针对地调整警力布置，积极开展路段巡查、化装跟踪、流动观察、设卡查缉等工作。通过巡、查、首、堵、卡、挖等多种设施的综合运用，提高对社会面的控制能力。在街面巡查中，特意加强对可疑车辆盘查。对案件的多发时段和商场、医院、住宅小区等重点部位的单位和业主应加强夜间巡逻密度和力度，力争抓获现行，经常开展有针对性的设卡堵截和蹲点守候工作。廖唐清团伙盗车案中为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及使用车辆情况，专案组民警决定守候在其居住地楼下进行跟踪。从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楼上下来的人，尤其是开车离开的，侦查员都秘密跟过去，当确认该人没有作案嫌疑时，又返回原地。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守候，侦查员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开一台挂粤BT3263车牌的捷达车的年青人有作案嫌疑。该人在路上接了两个人后，不时地将车停靠在商场附近，其中两个人走下车，一人跟踪进商场的人，另一人用一黑色公文包装着的工具进行解锁。因各种原因，嫌疑人未得逞，但是我侦查员已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使用车辆、活动规律掌握清楚了，调查摸底和跟踪守候侦查工作取得良好效果。�〖JP〗（三）适时组织反盗窃机动车犯罪专项行动。犯罪分子盗窃机动车后，很多都是将机动车销往外地或者农村，基本没有留下自己使用的。因此侦破机动车盗窃案件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加强本单位各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加强与外地公安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互通情报。刑侦部门适时组织开展侦破会战，派出所要充分发动群众，提供机动车盗窃犯罪线索，对于查证属实的，要及时予以奖励，力争破获一批案件，抓获一批违法犯罪人员，追回一批赃车，严厉打击机动车盗窃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四）通过各种渠道向司机介绍车辆防盗的技巧和防盗的经验，提醒车主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车辆被盗工作。例如有的车主为了防止车辆被盗，在车的隐秘处加装了一个油路电源开关。人离车时，将油路电源关闭。当该车被非法启动时，由于供油电路被切断，致使发动机不能启动，避免了车辆被盗。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又由于每辆车加装开关的位置不同，即使盗车贼意识到该车上有供油电路开关，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找到，最终只能放弃盗车活动。我们在办案中就多次发现，由于轿车加装了这样的小开关，而迫使嫌疑人最终放弃了盗车的现象。再有，司机离开车辆时将收音机打开并把音量调大，一般盗车贼在作案时只注意设法解除报警器，而在电源被接通的一刹那，收音机的响声会吓得他手忙脚乱，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报警作用。还有一种方法是，车主在准备长时间停车时，将各缸的点火线交换一下位置，使盗车贼无法顺利发动车辆，也会给车辆防盗一些帮助。总而言之，有关部门可把上述一些行之有效的车辆防盗方法介绍给群众，以提高车辆防盗的系数。�（五）加强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随着机动车的大量增加，要选择适当的地点建设正规的停车场势在必行。特别是一些在建的居民小区应把停车场建设作为一项强制措施，由开发商负责落实，以避免小区建成后没有停车的场所。同时，还要把目前路边和开放式小区的临时停车场管理起来，由专门的人员24小时执守，并按照停车场的管理办法，收取停车费。同时，应大力提倡和推广在停车场内设置探头，加强监控范围，不给窃贼以可乘之机。�（六）发挥科技优势，提高车辆防盗的技术含量。公安机关可以与技术开发公司合作，针对机动车防盗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的放矢地开发车辆防盗产品。例如GPS定位系统的应用，车主既可以随时知道车辆的方位，又可以远程遥控车辆熄火。又如目前正在推广的车辆VIN码，可将此码的标示从车辆的大架、发动机，增加到车辆的前后风挡、车门上等一些可被盗车贼拆除后重复使用的部件上。在防止车辆被盗的同时，也为打击盗窃机动车犯罪活动提供了帮助。�结论�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研究在理论上被逐渐关注，在实践上也更加成熟。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在关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办理和法律应用上分别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文件。实践中，不少地方的公安机关也都把盗窃机动车案件的侦破作为侦查工作的一个方面。这些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盗窃机动车案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为此，侦查人员应该进一步强化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意识，加强巡逻、加大宣传防范；普通侦查手段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加强串并案意识和查缉力度，使得对于盗窃机动车案件的打击和防范两方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给人民百姓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生活空间。
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偷车贼可恨，建议有关部门，采用引蛇出洞的方法，在盗车多发点，放些装有GPS的摩托车，便衣警察隐蔽监视，盗车贼一旦偷此车，卫星定位啊，往哪跑？即可来个人赃并获。与其像以往那样，等群众报案，再去侦查，破案率低，还不如采用这种引蛇出洞的主动出击！引蛇出洞，是对付万恶的盗车贼最好的方法。抓住盗车贼，顺藤摸瓜，还会捣毁一个又一个盗车、销赃的犯罪团伙！法律上加大对偷车贼判刑期，让这些可恶的盗车贼长期关在监狱里，就是其最好的归宿！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减少车辆被盗案件的发生！还市民们一个安全的环境，才是宜居城市重要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