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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三大核心期刊是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
1、《法学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辑、法学研究杂志社出版的法学刊物。前身是中国政法学会1953年创刊、1957年停办的《政法研究》。综合影响因子为0.644，是CSSCI南大核心期刊。
2、《中国法学》杂志是统计源科技核心期刊、CSSCI南大核心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杂志知网显示，《中国法学》被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2014年版）等收录。
《中国法学》杂志创刊于1984年，1995年起该刊连续四次获得中国期刊界最高奖国家期刊奖，2013年3月《中国法学》英文版创刊。
据2016年10月中国知网显示，《中国法学》出版文献量3799篇、总下载量3825906次、总被引量124935次、复合影响因子7.555、综合影响因子4.806。对于其他法学类期刊来说，相对较高。
3、《中外法学》创刊于1978年，是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学核心期刊。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本刊恪守学术为公之理想，笃行学术观照现实之理念，为中外法律同仁提供一个言说、分享和对话之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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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的排名分布，2020年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CLSCI）的正式成员将为：《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法学家》《法商研究》《法学》《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政法论坛》《法制与社会发展》《现代法学》《比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清华法学》《政治与法律》《当代法学》《法学论坛》《法学杂志》《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中国刑事法杂志》《东方法学》等22家。
说明:
RCCSE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排行榜
分级标准:分学科、按各期刊的综合评价得分排序并依次分为6个等级:
①A+等为权威期刊，即排在最前面的5%的期刊;
②A等和A-等为核心期刊，A占各学科期刊总数的15%，即排在5%-20%的期刊;A-占各学科期刊总数的10%，即排在20%-30%的期刊;
③B+等为准核心期刊，占期刊总数的30%，即排在30%-60%的期刊;④B等为一般期刊，占总数的30%，即排在60%-90%的期刊;
⑤c等为较差期刊，占总数的10%，即排在90%-100%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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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独著：《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 第一辑 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8月版。权威期刊论文1.《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2.《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法学研究》 2012年第6期。3. 《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法学研究》2005年3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3期转载。）4.《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中国法学》2006年1期。5.《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核心期刊论文6. 《宪法文本下的价值冲突与技术调和》，《读书》2012年第12期。7. 《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8.《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德国艾尔弗斯案为例》，《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9.《宪法学：法学方法与政治判断》，《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0.《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法学家》2008年第1期。11.《宪法文本研究的自觉与反思》，《法学家》2008年第1期。12.《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13. 《合宪性解释的两个面向》，《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15.《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政法论坛》2007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6期转载。）15《宪法学：法学方法与政治判断》，《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6.《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3期转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4年第3期全文转载。）17.《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4期转载。）18.《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法商研究》2006年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19.《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7年第10期全文转载。）20.《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法学家》2005年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5年第7期全文转载。）21.《公共利益限制基本权利的逻辑》，《法学论坛》2005年1期。22.《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中的原旨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23.《分权制衡原则与宪法解释——司法审查与宪法法院制度下的经验与理论》，《法商研究》2002年第6期。24.《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与韩大元教授合作。（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全文转载。）25.《试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全文转载。）其他论文26.《论基本权利的限制》，载莫纪宏主编《人权保障法与中国》，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27.《宪法解释方法与宪法教义学》，载许崇德、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0》，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28．“文西德尔裁定——仅仅针对纳粹言论的法律是否违宪？”，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第5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29. “盗窃犯许霆可否被特赦？”，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第4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30.“‘馒头案’中的基本权利冲突与竞合”，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学位论文1.博士学位论文：《论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北京大学法学院2004年6月，肖蔚云教授指导。2.硕士学位论文：《宪法解释界限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1年6月，韩大元教授指导。参与的主要著作与教材1.《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作者之一，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2.《宪法学参考资料》，肖蔚云 王禹 张翔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宪法学》，韩大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4.《比较宪法学》（第二版），韩大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5.《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徐秀义 韩大元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人权保障法与中国》，莫纪宏主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7.《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胡锦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人权法原理》，徐显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独立主持项目（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财产法中的基本权利问题研究》（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3）中国法学会项目《我国宪法解释机制完善研究》（4）司法部项目《宪法中基本权利条款的司法适用》（5）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基本权利的理论体系》（6）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青年科学研究项目《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研究》（7）澳门基金会项目《澳门基本法保障制度研究》
摘 要：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内容，用益物权作为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物权，其内容亦包括这四项内容。本文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通常体现为直接占有，在特殊情况下也表现为间接占有；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包括生活性使用、经营性使用、公益性使用三种形式；用益物权的收益权能虽是重要权能，但并不是各类用益物权的共有权能；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体现为法律上的处分而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 关键词：用益物权、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权能、处分权能 用益物权的内容，也就是用益物权的权能。关于用益物权的内容，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二权能说、三权能说、四权能说等不同的主张。我认为，用益物权因种类的不同，其内容会存在着差别。但就用益物权的整体而言，其内容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一种具体用益物权的内容都包括这四项权能，具体用益物权的权能只能依该用益物权的特点而定。 一、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 占有是对物的实际管领和控制。在一般情况下，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只有在移转占有归用益物权人时，用益物权才能够行使和实现。例如，不转移土地的占有，建设用地使用人就不能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不移转农地的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就无法耕作土地。那么，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是限于直接占有，还是包括间接占有呢？对此，学者的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应仅限于直接占有，间接占有因不直接占有实体物，无从加以使用收益；[①]也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中，标的物必须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占有，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②]我认为，用益物权的实现通常须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但在用益物权的存续期间，用益物权并不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必要。在实践中，用益物权人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也可以将用益物转移给其他人占有。因此，用益物权中的占有权能通常表现为直接占有。但在特殊情况下，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也可以表现为间接占有。例如，在典权中，典权人承典房屋后在不转移直接占有房屋的情况下，即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典权人仅取得了出典房屋的间接占有。因为出租典物是典权人的一项权利，也是一种使用收益的方法。再如，建设用地使用人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用益物权人对土地的占有也属间接占有。 占有权能是用益物权的基本权能，是使用、收益权能的基础。外国法上的地上权、永佃权、用益权、使用权与居住权等，我国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都具有占有的权能，当无疑问。但是，地役权是否具有占有的权能，学者间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积极地役权还是消极地役权、继续地役权还是非继续地役权、表见地役权还是非表见地役权，均不以占有供役地为前提，地役权并不包括占有的权能；[③]有学者认为，地役权包括占有的权能。[④]我认为，地役权的种类不同，其是否具有占有权能的情形也不同。有的地役权没有占有权能，如眺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就没有占有的权能；有的地役权则具有占有权能，如引水地役权、排水地役权、搭梁地役权等，就具有占有的权能。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不妥的。那么，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呢？对此，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故地役权人不仅可与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地役权或其他用益权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⑤]我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独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个别地役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独占性。例如，根据个别地役权的特质，如不具有独占性则无法行使地役权的，则该地役权的占有即具有独占性。同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地役权人的占有具有独占性的，则占有权能即具有独占性。 既然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通常需要由用益物权人直接占有，那么，标的物转移占有的方式除现实交付外，简单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观念交付是否允许呢？所谓简易交付，是指以当事人双方设定物权的合意代替该财产现实移转占有的交付方式。可见，简易交付就是简化了的现实交付，因此，简易交付对用益物权标的物的占有移转也是适用的。例如，某甲将自己的房屋借给某乙使用，后双方协商就此房屋设定居住权或典权，则双方达成居住权或典权合意后，该房屋即视为交付占有。所谓占有改定，是指物权的设定人仍直接占有标的物，而由权利人间接占有该标的物。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典给某乙，同时又约定某甲再租赁30天。可见，在占有改定的情况下，标的物的直接占有并没有发生移转，用益物权人仅取得了标的物的间接占有。这种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标的物的，也是应当允许的。当然，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占有改定的交付方式通常是不允许的。所谓指示交付，是指当财产由第三人占有时，物权设定人以对于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现实交付。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借给某乙，然后又将该房屋为某丙设定居住权或典权。那么，某甲能否以对某乙的房屋返还请求权让与某丙以代替房屋的交付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设定后，如果设定人将对第三人行使的返还请求权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即移转间接占有时，也必须由用益物权人行使该返还请求权以取得对物的直接占有，由其在实体上支配标的物。[⑥]这种观点虽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实际上是承认了指示交付的有效性。我认为，指示交付也可以适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的移转占有。但是，如果因用益物权设定人的原因，导致用益物权人不能行使返还请求权或行使返还请求权无效果时，应由用益物权设定人对用益物权人所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当然，以占有改定、指示交付方式移转用益物权标的物占有的，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或者用益物权的设定目的。 二、用益物权的使用与收益权能 用益物权是以使用收益为目的而设定的用益物权，因此，可以说，使用与收益是用益物权的核心权能。 使用是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对其加以利用，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系对物的具体利用，本质上是实现物的使用价值，故使用权能是一种事实上的权能。使用是直接作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上的权能，是各类用益物权所共有的权能，因此，在德国民法上，用益物权在法学中的直接意义就是使用权，即以使用为目的而利用他人之物的物权。[⑦]用益物权的使用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生活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使用用益物。生活性使用一般为单纯使用标的物，不伴随收益权能。例如，宅基地使用权人对宅基地的使用，居住权人对房屋的使用等，都属于生活性使用。二是经营性使用，即以营利为目的而使用用益物。经营性使用由于是出于营利目的，因此，常伴有收益的权能，有时也有处分的权能。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的使用，其目的在于获取一定的农产品；建设用地使用人在土地上开发建筑房屋，其目的在于出售房屋而营利。因此，这些使用都属于经营性使用。当然，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将所建筑的房屋出售后，房屋所有人因居住房屋而使用建设用地的，则属于生活性使用。三是公益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是出于公益目的而使用用益物。例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用地属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的，这种使用即为公益性使用。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0条规定：“收益是指物的或者权利的果实以及依物的或者权利的使用方法所取得的利益。”因此，收益是指收取标的物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这里的经济利益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而且包括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于收益权能在用益物权权能中的地位，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应当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⑧]另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不必同时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⑨]我认为，通过具体分析各种用益物权，可以发现，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收益权能有如下三种情况表现形式：一是仅有使用权能而无收益权能，如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一般无收益权能；二是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如农村土地承包权人转包后，即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三是既有使用权能又有收益权能，这种情况最为常见，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可见，收益权能并不是各种用益物权所共同具备的权能。至于何种用益物权具有收益权能，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三、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 在用益物权中，用益物权人除对用益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外，是否还包括处分权能呢？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的权利内容不包括处分权，其内容为对于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不包括法律上的处分。具体而言，在用益物权设定后，物之所有人并没有将其所有权的处分权能移转给用益物权人。用益物权人虽然不具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但土地使用权、典权等可以转让，也可以设定抵押，对用益物权本身进行处分。[⑩]另一种观点认为，就法律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没有移转所有权的处分权，但权利人有权利处分权，即移转权利和设定负担的权利，如转让、设定抵押等；就事实处分而言，因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往往是对物加以利用的条件，使用和收益权能在很多情况下是与事实处分权能相结合才能实现。例如，为了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种植粮食，就必须对土地进行打地基、翻土、修田垄等，这就属于对土地的事实上的处分，不许为这样的处分对土地的利用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用益物权中是应当包含对物的事实上处分的内容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讨论用益物权处分权能时，通常讨论的是权利人能否对其享有的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加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处分。从这一角度出发，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不能对标的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为了使用和收益的目的，法律一般允许用益物权人对标的物进行改良或保存行为，但不允许对其标的物进行显著的变更或毁损。当然，这种观点也不否定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权本身的处分权能，即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或者权利性质的特殊要求，权利人原则上可以对权利本身进行处分。[？]可见，这种观点是以对用益物的处分为前提来讨论处分权能的。 从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其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对于处分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首先明确处分的含义和对象。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教授指出：“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利的法律行为，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种权利上设定负担和取消某项权利等。处分的对象永远是一项权利或一项法律关系。所有权人处分其所有权的处分行为，如移转动产上的所有权以及在所有权上设定有利于第三人的限制物权（如设定用益权、抵押权或质权）等。”[？]关于处分的对象（标的或客体）问题，涉及到权利客体问题。对此问题，拉伦茨教授从三个层次上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标的，属于狭义的权利客体。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有体物以及在其上可以有效成立一个第三人的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无体物，因此，属于某人所有的物就是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二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可以法律行为予以处分的标的。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和法律关系。德国民法在使用“标的”（标的物）这一词语时，总是把它和一个处分的法律行为、或者与一个处分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也就是处分标的的意思。因此，在某物上存在的所有权作为处分的标的（可以处分的对象）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有权中，所谓的处分应是对所有权的处分，而不是指对所有物的处分。第三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三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指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可以被一体处分的某种财产的权利或者某种特殊财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处分的标的。[？]从拉伦茨教授关于权利客体的三层次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处分的标的只能是权利或法律关系，而作为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不能作为处分标的的。当然，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是仅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的。若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处分权能应指向物本身。 在我国民法上，学说上一般认为处分是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因此，只在论述所有权的权能时加以说明。我认为，处分作为支配物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为所有权所独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也应具有处分权能，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通说认为，处分不仅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也应包括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是指对物进行消费，即通过事实行为使物的物理形态发生变化，从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法律上的处分是指对物的权利的处置，即通过法律行为使物的权利状态发生变动。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指的就是法律上的处分。法律上的处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处分，是指对标的物的权利（如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处分；广义的法律处分，除包括狭义的法律处分外，还包括对标的物设定负担，如在标的物上设定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在物权的处分权能上，法律上的处分的对象应是权利，而事实上的处分的对象是物本身。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具体分析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问题。 就法律上的处分来说，如前所述，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权利的处分；二是对权利设定负担。就对权利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自然不能享有处分用益物所有权的权利，否则即构成无权处分。但是，用益物权人应当享有对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即有权将用益物权移转给他人。因为用益物权是一种非专属的财产权，通过处分用益物权可以实现用益物权人设定权利的目的。“处分权的缺失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属性，会影响到物的使用权效率。” [？]因此，法律应设计具体的规范调整用益物权的移转问题。当然，法律也可以根据某种特殊的原因，限制用益物权的移转，如居住权就是一种不具有移转性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在转移时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就对权利设定负担而言，用益物权人有权以用益物权为客体设定抵押、租赁等权利。例如，我国现行法规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也可以出租。那么，用益物权人是否享有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的权利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不可以就标的物设定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但可以在其享有的用益物权上设定次用益物权，该次用益物权是以既存的用益物权为其客体的。[？]我认为，由于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只享有定限物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用益物权人一般不能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负担，如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地上权、抵押权、租赁权等权利。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基于用益目的的需要，用益物权人也可以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例如，用益物权人可以就用益物为他人设定地役权，典权人可以就典物设定典权即转典。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用益物权人所设定的用益物权的客体并不是原用益物权人所享有的用益物权，它的客体与原用益物权的客体是相同的，都是原不动产。 就事实上的处分来说，由于它是对标的物进行实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毁损，因而，一般情况下，这种处分权能非属所有人不可，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也享有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尽管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加以利用往往需要对物进行一定的变形、改造，如建造房屋需要打地基、耕植农作物需要修田垄等，但这实际上是用益物权人实现使用、收益权能的前提条件，是用益物利用的一种形式，属于用益物的改良行为。用益物的改良与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德国民法典》第1037条第款规定：“用益权人无权对物进行改造或者重大变更。”第2款规定：“在不对土地的经济用途进行重大变更的范围内，土地的用益权人可以为了采掘岩石、砂砾、沙士、粘士、陶士、泥灰岩、泥炭或者其他土壤成分而设置新设备。”前者规定的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属法律禁止之列；后者规定的是用益物的改良，属法律允许之列。[？] 注释： [①]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②] 屈茂辉：《用益物权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③]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3页。 [④]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⑤]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⑥]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 [⑦]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⑧]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 [⑨] 屈茂辉：《用益物权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⑩]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 钱明星：《论用益物权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第18页。 [？] 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页。 [？] 钱明星、李富成：《中国物权法的观念》，载蔡耀忠主编：《中国房地产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页。 [？]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12页。 [？] 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有学生认为物的改良行为应属于事实处分的下位概念，因此，对用益物的改良即属于事实上的处分。但我认为，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是不同的。前者是在不毁损物的本体的情况下，对物加以改善，以使其增加价值和使用价值，如为房屋的客厅铺设地板；而后者是对物的本体的毁损或变更，或将房屋拆除。因此，应当将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区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所有权的权能不仅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还包括改良等其他权能。
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郁老师作业。。。
第一条 为规范学位论文管理，推进建立良好学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严肃处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所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统称为学位论文），出现本办法所列作假情形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包括下列情形：
（一）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
（二）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代写的；
（三）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
（四）伪造数据的；
（五）有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
第四条 学位申请人员应当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第五条 指导教师应当对学位申请人员进行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对其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过程予以指导，对学位论文是否由其独立完成进行审查。
第六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加强学术诚信建设，健全学位论文审查制度，明确责任、规范程序，审核学位论文的真实性、原创性。
第七条 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已经获得学位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依法撤销其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应当向社会公布。从做出处理决定之日起至少3年内，各学位授予单位不得再接受其学位申请。
前款规定的学位申请人员为在读学生的，其所在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为在职人员的，学位授予单位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应当通报其所在单位。
第八条 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的人员，属于在读学生的，其所在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属于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的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其所在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
第九条 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可以降低岗位等级直至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
第十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将学位论文审查情况纳入对学院（系）等学生培养部门的年度考核内容。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对该学院（系）等学生培养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可以给予该学院（系）负责人相应的处分。
第十一条 学位授予单位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可以暂停或者撤销其相应学科、专业授予学位的资格；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核减其招生计划；并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学位授予单位负责人进行问责。
第十二条 发现学位论文有作假嫌疑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确定学术委员会或者其他负有相应职责的机构，必要时可以委托专家组成的专门机构，对其进行调查认定。
第十三条 对学位申请人员、指导教师及其他有关人员做出处理决定前，应当告知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四条 社会中介组织、互联网站和个人，组织或者参与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的，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查处。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学位授予单位应当依据本办法，制定、完善本单位的相关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我晕，这么快就上百度了！真有恨人
北京大学女博士于艳茹因涉嫌论文抄袭被母校撤销博士学位一事尚未尘埃落定。
6月初，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决定程序违法，亦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撤销之前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同时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认为这一诉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于艳茹案”是我国首个因涉嫌论文抄袭导致博士学位被撤销的行政诉讼案件，记者一直关注此事进展，终审判决后，记者曾辗转联系上了于艳茹，但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一审：北大撤销学位程序违法，不支持恢复学位诉求
于艳茹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2013年7月5日，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并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她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2013年1月，在读博期间，她将撰写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以下简称《运动》）向《国际新闻界》杂志社投稿。
同年5月，临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她提交了答辩申请书及科研统计表，《运动》被她作为科研成果列入答辩申请书，注明“《国际新闻界》于2013年3月18日接收，待发”。
当时，连同《运动》提交的还有她已发表在核心期刊的4篇论文及其他3篇未发表的论文。
2013年7月23日，在于艳茹拿到博士学位，毕业18天后，《国际新闻界》才刊登了《运动》一文。
时隔一年多后的2014年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发布公告称，于艳茹在《运动》中大段翻译原作者的论文，直接采用原作者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其行为已构成严重抄袭。
随后，北京大学成立专家调查小组调查于艳茹涉嫌抄袭一事。2015年1月9日，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称其在校期间发表的《运动》存在严重抄袭。
北京大学称，依据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收回学位证书。
于艳茹不服，相继向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均未获支持。2015年7月，她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并判令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
今年1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判决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由北京大学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海淀法院认为，学位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未对撤销博士学位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撤销博士学位涉及相对人重大切身利益，是对取得博士学位人员获得的相应学术水平作出否定，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北京大学在作出被诉撤销决定之前，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保障于艳茹享有相应的权利。
本案中，北京大学虽然在调查初期与于艳茹进行过一次约谈，但此次约谈系调查程序。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未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因此，作出的撤销决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
此外，海淀法院还认为，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中仅载明依据学位条例、《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等规定，未明确具体条款，故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适用法律亦存有不当之处。
一审判决驳回了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称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一审判决后，北京大学向北京市一中院提出上诉。
二审：即便没有规定，也应保证程序公正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了北京市一中院的终审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北京大学在上诉中提出了三条理由：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学校在作出撤销学位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约谈属于调查程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于艳茹提及最终处理结果的问题；尽管撤销决定中没有列明具体法律条文，但这不表明相关的法律依据不存在。
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是否应当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适用法律是否准确。
针对第一个焦点，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要义在于，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正当程序原则是裁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及最低的公正标准。本案中，北京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行使学位授予或撤销权时，亦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便相关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其也应自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践行上述原则，以保证其决定程序的公正性。
针对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问题，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仅由调查小组约谈过一次于艳茹，约谈的内容也仅涉及《运动》一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至于该问题是否足以导致于艳茹的学位被撤销，北京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提示，于艳茹在未意识到其学位可能因此被撤销这一风险的情形下，也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因此，北京大学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已履行正当程序。
北京市一中院还认为，本案中，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虽载明了相关法律规范的名称，但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相对人难以确定援引的具体法律条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撤销决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终审判决生效后，北京大学通过官微表态，尊重法院的判决，依照相关程序处理，但也将继续严肃学术规范，对任何违反学术道德、抄袭剽窃的行为绝不姑息，切实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据了解，在诉讼过程中，于艳茹认为，她涉嫌抄袭的那篇论文不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只是一篇课外作品，不应该因此作为撤销她博士学位论文的依据。而北京大学方面则认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论文，只要论文存在抄袭，就属于学术不端行为，根据北大校规和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依法撤销其博士学位。
另外，双方对“在校期间发表”这个概念也有不同理解，于艳茹认为，《国际新闻界》发表其作品时，她已经从北大毕业了，所以，不属于在校期间发表。北大方面则认为，论文的创作、投稿、发表是一个过程，于艳茹涉嫌抄袭的论文在她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材料中，当时已经列入“待刊”一栏中，所以属于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资料图
专家：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处罚过重
“两审判决都回避了实体问题，没有就撤销学位是否具备条件及撤销学位本身是否违法作出确认，而是以程序违法撤销决定。实际上，在北京大学补正程序后，还可以继续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此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育法研究中心曾经两次召开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
刘莘指出，从实体分析，北京大学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是不合理的。她说，虽然学术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这给了学校以撤销学位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但是在运用这项权力的时候，绝不是毫无限制的，应当对舞弊作伪行为进行区分。
“于艳茹申请学位的时候报了4篇发表4篇未发表的论文，被指抄袭的属于未发表的文章。北大申请博士论文答辩的条件是要有不少于两篇发表的论文，她不罗列4篇未发表的就已够申请博士学位。”刘莘说，被指抄袭的论文和于艳茹获得博士学位没有关联，至于涉嫌抄袭，杂志社已公告说明，已给其在学术界带来不利影响。行政处罚法有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放之用于四海，过于严苛不符合人性，也缺乏合理性。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和撤销的条件应该是对应的，排除于艳茹被指抄袭的文章，她仍旧符合获得博士学位的标准，撤销学位是不合理的。
两次研讨中，《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中的第五条规定均被学者提及。该条规定：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从该条规定来看，于艳茹的行为属于惩罚对象。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洪雷指出，尽管学位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学位条例制定本单位的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但至少应当与学位条例保持一致。
此外，李洪雷还指出，《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第五条还规定要结合情节、后果和本人的态度进行处理，而对于艳茹的处理没有考虑这些情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则特别重视本案判决书中提及的正当程序原则，他认为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意义重大。他对判决书里说“于艳茹没有申辩陈述的机会”这个说法表示支持。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正当程序原则，这对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过于草率，处罚过重。但于艳茹的博士学位能否恢复，目前尚无官方消息。
继续等着，看看最后是什么结果。
一、参考文献格式： 1 参考文献是对期刊论文引文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重要信息源之一，在本规范中采用GB7714推荐的顺序编码制格式著录。2 参考文献著录项目a.主要责任者(专著作者、论文集主编、学位申报人、专利申请人、报告撰写人、期刊文章作者、析出文章作者)。多个责任者之间以“，”分隔，注意在本项数据中不得出现缩写点“.”。主要责任者只列姓名，其后不加“著”、“编”、“主编”、“合编”等责任说明。b.文献题名及版本(初版省略)。c.文献类型及载体类型标识。d.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e.文献出处或电子文献的可获得地址。f.文献起止页码。g.文献标准编号(标准号、专利号……)。3 参考文献类型及其标识(1) 根据GB3469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参考文献类型专著论文集报纸文章期刊文章学位论文报告标准专利文献类型标识MCNJDRSP(2) 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文献类型标识建议采用单字母“A”；对于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建议采用单字母“Z”。(3) 对于数据库(database)、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等电子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建议以下列双字母作为标识：电子参考文献类型数据库计算机程序电子公告电子文献类型标识DBCPEB(4)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及其标识对于非纸张型载体的电子文献，当被引用为参考文献时需在参考文献类型标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本规范建议采用双字母表示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磁带(magnetic tape)——MT，磁盘(disk)——DK，光盘(CD-ROM)——CD，联机网络(online)——OL，并以下列格式表示包括了文献载体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标识：[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如：[DB/OL]——联机网上数据库(database online)[DB/MT]——磁带数据库(database on magnetic tape)[M/CD]——光盘图书(monograph on CD-ROM)[CP/DK]——磁盘软件(computer program on disk)[J/OL]——网上期刊(serial online)[EB/OL]——网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文献在引作参考文献时不必注明其载体类型。4 文后参考文献表编排格式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表于文后；表上以“参考文献：”(左顶格)或“[参考文献]”(居中)作为标识；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2]、…，以与正文中的指示序号格式一致。参照ISO690及ISO690-2，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及示例如下：a.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任选).[1] 刘国钧，陈绍业，王凤翥.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2] 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3]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4]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b.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5]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6] 金显贺，王昌长，王忠东，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33(4)：62-67.c.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7] 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玮.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471.d.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8]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e.国际、国家标准[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9] GB/T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f.专利[序号]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10] 姜锡洲.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案[P].中国专利：881056073，1989-07-26.g.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11] 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 http://www.cajcd.edu.cn/pub/wml.txt/980810-2.html,1998-08-16/1998-10-04.[12] 万锦坤.中国大学学报论文文摘(1983-1993).英文版[DB/CD].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h.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二、注释的格式（一）中文注释：1、当文章引用或借用的资料所在的著作第一次出现于注释中时，须将该书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代及引用资料所在的页码一并注出。（1）引用专著例：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4页。说明：（a）作者姓名后面用冒号；著作名用书名号标出，书名号后加逗号；出版地后用间隔号（中圆点）；出版社名称后加逗号；出版年代后加“版”字，再加逗号；页码后用句号。（b）著作者如系二人，作者姓名之间用顿号分隔，如：xxx、xxx；如系二人以上，可写出第一作者姓名，后面加“等”字省略其他作者，如：xxx等。(c）著作名如有副标题，则在书名号内以破折号将标题与副标题隔开。如：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d）著作如系多卷本，须在书名号后面直接写出引用资料所在的卷数，再加句号。如：徐民：《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上卷，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e）出版地应包括省、自治区及其下属的市名，直辖市只注市名，如：吉林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如出版社名称本身已含其中某一级地名，则可不必在出版地中重复注出，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不必注为江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不必注为北京．北京出版社。（2）引用译著例：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二分册（杨国标、张儒林译，黄席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7页。说明：（a）作者姓名中除姓（family name）外，名与中间名（first name 和 middle name）均可用缩写形式表示，如缩写，须用英文缩写符号（下圆点）；如将姓名全部译出，则须在姓名之间加中文间隔符号（中圆点）。（b）书名号后或多卷本著作卷次、册次后直接加圆括号，括号内注明中文译、校者姓名。（3）引用编著例：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韩铁等：《战后美国史，1945—1986》（刘绪贻、杨生茂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说明：（a）第一例适用于仅有编者的著作。在编者姓名后，根据该书提供的信息加入“编”或“主编”，再加冒号；其余部分与著作类注释格式同。（b）第二例适用于既有编者，又有著者的著作。这类注释与著作类注释基本相同，但须在书名号后加圆括号，括号内注明编者姓名，再在括号后加句号。（4）引用文集或期刊、杂志内文章例：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弗．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吴展：《试论核裁军的几个问题》，载《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第43页。说明：（a）先注作者名和篇名，篇名用书名号标出，书名号后加逗号；再注出文集或期刊名，文集或期刊名亦用书名号标出，书名号前加“载”字，紧接文集或期刊书名号后注明卷次、册次，然后加逗号；其余与著作类格式同。（b）第一例适用于编者未署名的文集；第二例适用于编者署名的文集。（c）期刊、杂志不必注明编者和出版者。（5）引用报纸文章例：陆全武：《国营企业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94年8月20日《经济日报》，第3版。《墨西哥股票市场动荡》，1995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7版。说明：（a）第一例适用于署名文章。（b）第二例适用于不署名文章或报道。（c）报纸出版时间须注明年、月、日，并置于报纸名称前。（d）报纸不注“页”，而注“版”。2、当再次引用同一著作中的资料时，注释中只需注出作者姓名、著作名（副标题可省略）和资料所在的页码；如引文出自报刊文章，报刊名称及出版日期则可以“上引报刊”四字代替。例：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第79页。J．布卢姆：《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第140页。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第435页。吴展：《试论核裁军的几个问题》，上引报刊，第44页。《墨西哥股票市场动荡》，上引报刊，第7版。（二）英文注释：1、当首次引用一本著作的资料时，注释中须将该书的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代及资料所在页码顺序注明。具体格式如下：（1）专著类：Harold U. Faulkner,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60), pp.23-25.说明：（a）作者姓名按通常顺序排列，后面加逗号；书名用斜体，手稿中可在书名下用横线标出；书名后紧接圆括号，括号内注出版地，加冒号，后接出版者名称，再加逗号，然后注出版年代；括号后面加逗号，再注出引用资料所在的页码，页码后加句号表示注释完毕；单页页码用 p.表示；多页页码用pp.表示，意为pages。（b）作者如系二人，作者姓名之间用and或＆ 连接；如系二人以上，可写出第一作者姓名，后面加et al.表示and others，如：Donna Worrall Brown et al., Form in Modern English，其余与（a）同。（c）著作名如有副标题，则以冒号将其与标题隔开，如：Robert K.Murray, The Harding Era: Warren G. Harding and His Administr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9), p.91.（d）著作如系多卷本中的一卷，须在注明页码前，用Vol.加罗马数字标明卷数，如：Ralph F. de Bedts, Recent American History: 1945 to the Present，Vol.II (Illinois: Dorsey Press, 1973), p.169.（2）编著类：Paul M. Angle, ed., The American Reader: From ColumbustoToday (New York: Rand McNally Co.,1958), pp.52-53.说明：（a）如编者系多人，则须将ed.写成eds.，如：E. B. White ＆ Katherine S. White, eds.,A Subtreasury of American Humor，后面的注释内容与著作类同。（b）既有编者又有著者的著作，须将著者姓名置于书名前，编者姓名置于书名后，如：George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From War to Depression, 1917-1929 (eds. Henry David et al.,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75), p.235.亦可不注编者，按著作类注释处理。（3）文集内文章：Erwin Panofsky, “Style and Medium in the Motion Picture,” Problems in Aesthelics, ed. Morris Weitz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69), p.326.说明：（a）文章名不用斜体或划线，与其后的逗号均置于引号内。（b）书名采用斜体，后面注出编者姓名，格式与编著类（b）相同。（4）报刊文章类：Constance M. Drake, “An Approach to Blake,” College English, XXIX (April 1968), pp.541-543.“Reading Teachers Put on Spot,” The Kansas City Star, May 1, 1969, p.16 A.说明：（a）第一例为引用期刊中署名文章的注释，期刊名称用斜体，卷号须用罗马数字标明，然后在圆括号内注出版日期；不必注编者、出版者和出版地。（b）第二例为引用报纸中不署名文章的注释，报纸名称用斜体，后面注出版日期。(5)电子信息类：如使用因特网上的资料，须注明资料所在站点详细地址：如。2、再次引用已引用过的著作时，注释格式如下：(1)仅注出作者姓名、页码即可，如：Soule, p.229.E. White ＆ K. White, eds., p.45.(2)如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同一作者的两本(篇)或两本(篇)以上的著作，则须加注书名，如：Soule, Prosperity Decade, p.134.(3)本注与紧邻之上注所引资料出于同一著作，可以ibid.代替，意为“引书同上”或“出处同上”(如本注所引著作并非与紧邻之上注、而是与间隔之上注相同，则不可用ibid.代替)，如：③Harold U. Faulkner,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60), pp.23-25.④Ibid., p.51(意为与注释③引书相同，页码不同)⑤Ibid.(意为与注释④引书及页码都相同)这个说明是本刊采用的基本注释规范，希望向本刊投稿的作者自觉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本注释体例规范。
注释是作者对正文中某一内容作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的文字，不要列入文末的参考文献，而要作为注释放在页下，用①②……标识序号。注释中提到的论著保持通常格式，如：
①与正文部分空出两行；
②按照文中的索引编号分别或合并注释；
③“注释”采用五号黑体，注释内容汉语采用小五号宋体，英语采用Times New Roman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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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要求：
1、论文题目
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
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内容提要
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
4、关键词定义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文格式
报考中国政法大学同等学力申硕在职研究生，通过申硕考试后进行论文答辩，通过答辩才能获得硕士学位证书，所以论文的撰写很重要。那么，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同等学力申硕论文有什么写作技巧呢?下面就让在职研究生教育网的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老师介绍，硕士学位论文是申请人独立完成的科研成果，其标准应不低于在职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水平。即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解，能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独立担负技术工作的能力。包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掌握比较丰富资料，熟悉历史和现状，论述观点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逻辑严谨，文字顺畅。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同等学力申硕论文写作三大技巧一、收集资料在写论文之前，首先要进行的就是收集资料，很所院校招收在职研究生在最后的论文撰写阶段都会安排指导老师，这时考生应该和指导老师一起确定撰写方向，然后确定标题。都确定好之后，考生应该在老师的帮助下，尽可能多的收集相关材料，然后整合汇总。二、列出大纲论文大纲很重要，大纲是论文的框架，有了框架写东西就会有清晰地思路。所以，在写论文的时候，考生可以写一份按大纲写的初定稿，然后在完成之后将不合适的地方修改，在进行定稿。三、注意要求在职研究生的论文有规定要求，如字数、格式，时间等，考生要针对这些要求写论文。拿同等学力申硕为例，考生要在通过考试后的一年内完成论文撰写，如果超过一年考生只能重新申硕。在这一年里，考生在写完论文时，要按照要求进行排版，格式要正确，字数要在三万字左右。通过以上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同等学力申硕论文写作三大技巧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在线老师。考研政策不清晰？在职申硕有困惑？院校专业不好选？点击底部官网，有专业老师为你答疑解惑，211/985名校研究生硕士开放网申报名中。
论文脚注格式如下：
【字体】中文：小五，宋体，英文：times new roman 9号字体;
【行距】单倍行距;
【段落】顶格写，无首行缩进，也无左缩进;
【序号】用①这种格式，序号后空一个字符;
【页码】中文：第х-х页，如 第16-17页。英文：pp.х~х，如pp.5~8, 单页用pх，如p19.
【标点符号】中文使用中文状态下标点符号，英文使用英文状态下标点符号，切忌混用。
【数量要求】10(含10个)以上。
脚注标记应该比周围的文字显而易见，因此作为标记的上标英文字母或数字通常会使用粗字体。除此之外，也可加用斜字体，使上标字体向外倾斜。
确保把脚注标记设为上标后，字体不会变得太小。若是的话，应该使用体积较大的字体，或者增大软件组合用于上标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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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格式
以毕业论文为例，现说明论文正文版面格式：
①正文部分与“关键词”行间空两行；
②汉语正文文字采用小四号宋体；正文英语正文文字采用Times New Roman12号，标题汉语采用四号黑体，标题英语采用Times New Roman14号，每段首起空两格，1.25倍行距；
③段落间层次要分明，题号使用要规范。理工类专业毕业设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序号与层次要求；
④文字要求：文字通顺，语言流畅，无错别字，无违反政治上的原则问题与言论，要采用计算机打印文稿，统一采用A4纸张；
⑤图表要求：所有图表、线路图、流程图、程序框图、示意图等不准用徒手图，必须按国家规定的工作要求采用计算机或手工绘图，图表中的文字汉语用小五号宋体。
英语采用Times New Roman10. 5号；图表编号要连续，如图1、图2等，表1、表2等；图的编号放在图的下方，表的编号放在表的上方，表的左右两边不能有边。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脚注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