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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在时间、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和变革目标相近的改革，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现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实行改革的内部条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然而，对于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国来说，这些发展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只受到较小的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动。加上统治阶级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工商，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是相对较易的。 其次看看国内革命形势方面。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于诸藩割据的局面。国门被打开后，维新志士为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符合日本民族渴望由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来结束割据分裂局面的社会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广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而中国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戊戍变法前，中国从未出现过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孙中山说：从乙末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那期间，不仅戊戍变法是昙花一现，就连广州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证明维新思潮还未深入人心，全国规模的运动条件仍未成熟。 再来看看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所以两国维新运动的基础，均主要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南强藩，就已开始在“幕藩体制”下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日本实行门阀制，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各藩大名又时刻伺机推翻将军幕府，有的恃着经济力量雄厚，公开与幕府对抗。特别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败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纷纷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维新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维新志士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便他们有所凭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农、豪商的支持，训练军队，建立倒幕基础。而大批下层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财政状况恶化，上司经常克扣傣禄，生活无着，不少人沦为浪人，他们就更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只要有财富便可挤身于地主阶级之列；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维护封建制度视为他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分化出与中央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在中央慈禧大权独揽，在地方上，各实力派在关键时刻无一例外效忠朝廷。维新派没有强大的地方政权和豪商富农作后盾，更无可能和机会有据点去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势力薄弱，焉能不败？ 三、双方领导维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维新领导人大多参预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际的社会管理工作。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中国国情、政治斗争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反动性、顽固性的认识都不深刻。思想准备上的不充分导致了行动上软弱、妥协，一旦遇到阻力，即惊慌失措，步步退让。政变后，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遭遇，也相对少坎坷，斗争勇气和决心较之日本维新派差距甚大。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敢与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外，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维新中，维新派注意灵活运用政策，集中矛头对准幕府，团结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阻力。在中国，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痛恨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职。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鸿章视他们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就连同情他们的费行简，也批评谭嗣同“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辈“皆温雅词章这士，更鲜老谋”。另外，日本维新领导人一旦上台，便控制实权；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此外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尽管都是无权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维新派权臣辅弼下，励精图治，很好地发挥了他的统治才能。光绪虽有抱负，但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动摇不了慈禧的实权。兼以性格软弱，“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百日维新间，光绪帝曾去西太后处“请安驻跸“12次。下诏变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须去西太后前”谢恩“。 三、变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日本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领主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更因为日本民族看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屈辱，决心要摆脱国门打开后面临的民族危机。所以，明治维新时，主要阻力来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广大人民反对以及各藩的离心，已摇摇欲坠。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启超所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个人成分奋螳臂而与这争，犹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可得乎？” 四、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这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这些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维新成功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 在中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希望中国能有一定的变革。不过，英国其实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外交大臣信札附件中，就提到“尤堪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中国与列强关系的磋商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似乎他只集中精力于内下改革问题，不大注意，甚至毫不注意外交关系”，这说明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之所以有限度的原因，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去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着戊戍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南昌光绪自己则是驯顺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 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变法后，列强相继调整了彼此关系，统一对华步骤，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增大了。更根本地说，中国维新运动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世界性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包括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都注定了戊戍维新的失败。 五、两国变法推进的方法不同。日本维新领导人在变法实施步骤上稳打稳扎，十分谨慎。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确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在维新派手中前提下，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开化。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大大减少了他们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的维新派由于对国情了解不够，对变法深刻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全套照搬明治维新的方案，使整个变法过程明显地操之过急。 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用诏令交旧有官僚机构去招待办理推行新政，但所派之人大多为顽固派。在各地督抚中，大多数官员不是彼此观望，借故斤就是反对。许多诏令徒有具文，未能确切实施，没有产生社会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另一方面又说明变法无强有力措施和准备。其次，在有些总是上处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废八股断绝了醉心科举士大夫进仕之途，招致反对而无措施。八月三十一日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未能妥善安置好裁汰出路，急于求成。“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其他裁绿营、准令旗人自谋生计等无不招致守旧势力敌视。再次，变法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大。短短103天中，接连颁布了涉及到政治、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除旧布新上谕100多条，片面追求数量，一哄而起，满足于颁布，没有对新政实施作出可*安排，采取积极措施，没有发布一项，实施一项、巩固一项，不能循序渐进，明显地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中国戊戍变法之失败的缘由来了。在表面上很相近的历史条件中，日本先发动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成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中国的维新派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依托旧政权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思路分析]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在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但是，日本不仅引进西方技术，更引进西方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中国仅仅是引进技术。中国尽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来讲，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上层建筑是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最终会失败。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日本社会。这最终导致两国大相径庭的结果。[解题过程]（1）社会背景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的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2）领导力量不同：其一、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清扫敌对旧势力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其二、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守旧势力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不同：其一、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4）国际环境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另：时代背景国内明治维新：列强入侵激化了国内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幕府陷于极端孤立地位戊戌变法：清政府对内依靠汉族官僚地主，对外妥协退让，共同绞杀人民革命。守旧势力很强大国际明治维新：世界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戊戌变法：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并开始瓜分中国 领导者 明治维新：具有革新精神的中下级武士戊戌变法：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士大夫 参加者明治维新：反幕府的强藩、广大农民和市民、商人、手工业者戊戌变法：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 改革措施政治方面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戊戌变法：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经济方面 明治维新：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引进西方技术，发展近代企业戊戌变法：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社会生活方面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努力发展教育戊戌变法：设立中小学堂，京师大学堂；准许设报馆，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军事方面 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化军队戊戌变法：精练陆军，扩建海军
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有感 读日本史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为何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与日本都经历了变革，然而中国却不敌日本，一再输给日本，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奇耻大辱，从而吸取教训，不要在竞争激烈的21世纪重蹈覆辙。同时感慨于日本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从废墟上重建家园居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又成为世界大国. 从明治维新的开过功臣说起，吉田松阴的弟子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中好多人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在改革的过程中亦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有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这些人继承了吉田松阴的改革精神，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改革意识，并一直坚持下去。这些人都接受了近代思想的熏陶，为了挽救民族危机而奔走呼号，尤其是高杉晋作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对他誓死效忠，在戊辰战争中英勇战斗，前仆后继。 再从明治维新的政策上来说，主要是三大政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这三大政策表明了明治政府改革的全面性和侧重性，首先从经济领域进而在文化领域，当然富国强兵是与殖产兴业几乎同时进行的，更多的是侧重与军事工业的发展。为何会是这样呢？因为他必须先解决国家的独立，而要实现独立就必须发展自己的近代化工业，这样军事工业无疑排在了第一位。为发展经济实行了国家强制性的资本原始积累策略，扶植私营企业，依靠全民建设来达到最终的强大。民力无限的作用终于爆发了，以至于日本的教育都是以私立教育为主。 日本有向国外学习的优良传统，在大化改新时向中国学习，取得了封建化的巨大成果，大量吸取华夏文明，从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近代时日本主要向英国和德国学习，有选择地学习是明治维新的主要特色。 日本改革的全面展开使得日本引进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大量成果，仿照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自己的科研和教育体制，使得日本的教育和科研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日本加强上层建筑的建设，中央领导机制下各机构团结一致，协作进取。 日本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大力对外殖民扩张，尤其是对东南亚和东亚中国、朝鲜的侵略，取得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和市场。 日本文化建设采取了积极的入世态度，脱亚入欧的战略策略，使得日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力图与国际接轨，并赶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好时机。 日本的留学生与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在学成后归国大力传播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用自己的辛勤成果培养日本的学生，而不是一味的只引进不创新。日本国内教育机构逐渐用自己的人才取代外国人，以摆脱外国的控制。
最近刚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终于发现一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了。如果你照着书本上理解，那么一定是腐败，思想落后，体制不行。这都是对的，但是，那是废话。如果你是为了找个答案，就照着这些废话答。如果你是想搞清楚为什么，那你就要好好看看我的研究结论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历史久远，我不能说完全了解了。就目前可以从网上查到的大概史实，可以得出如下一家之谈。我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清朝没有继承明朝的特务制度，没有完善的特务组织。这是现代国家的必备组织。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锦衣卫，乃至后来的明朝东厂和西厂，在中国古代文人眼中自然是罪大恶极，可是作为现代国家，没有特务组织行吗？苏联有契卡和克格勃，纳粹德国有盖世太保，英国著名的007间谍更是风靡全球，美国也有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脚步踏至全球。然而清朝有什么特务组织呢？清朝，就只有康熙皇帝制定的密折制度，基本上就是靠揭发，尤其是官员之间的揭发，和明朝的特务机构的专业程度比，简直就是太失败了。清朝失败的特务制度，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没有发现清朝重要的淮军洋务大臣李鸿章，乃是西方共济会下罗斯切尔德财团的中国代理人，而这样的代理人，比比皆是。李鸿章通过兴办洋务，签署卖国条约，从中捞取回扣，在世界上已是人尽皆知，唯独中国人不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听说有人把李鸿章比作中国的俾斯麦，发出长叹：但愿我死后不会被称为德国的李鸿章。其中意味深长。不仅如此，李鸿章甚至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蓄意误导北洋水师，甚至将本来就很短缺的精煤运送给日本联合舰队，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实际上根本就不受清政府控制。我看我们现代的很多电视剧，往往将近代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肃反当做反面形象来描述，的确不是个滋味。肃反扩大化，的确是不应该，但是，没有理由因此就否定肃反工作。试问，世界上那个国家能够没有内务安全机关和情报机关，还能独立存在？没有肃反队伍的国家，他的军队就会像北洋水师那样不明不白地被消灭掉。试问，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日舰无一损失，放到哪里都说不通。因此，在卖国贼李鸿章参与的洋务运动里，其失败的命运是在所难免了。其次，洋务运动缺乏系统的国家战略。战略上失败了，在战术上再成功也是无意义的。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引进坚船利炮，甚至自主制造，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条路的目标是什么，我看，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洋务派可能都没有收复国家主权，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的经济体系的认知。他们最多恐怕只是想用洋枪洋炮洋务来苟延馋喘，这在经济上必然导致失败。我在这里纠正一个看法，那就是洋务运动因为没有实施制度改革，所以失败了。这种观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属于废话。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当然要因势利导地进行一些制度改革，以适应富国强兵的需求。洋务派的确止步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洋务派需要做的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化的那一套，那是不对的。这是因为，相对于帝国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已经非常弱小了，必须用国家集中资本的办法，尚可有一条生路。 第三，洋务运动的国防工业缺乏强大的经济支柱。国防工业，没有不赔钱的。这是因为现代国家谁也不会停止先进武器的研发，但是谁也不会把关系到本国安全的先进的武器出口出去。国防产品不同于消费产品，它注定是要赔钱的。洋务运动最失败之处，就是没有利用国防工业夺取国家主权，再利用国家主权发展国民经济，从而利用经济增长的税收来资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只有走上了这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才有不断发展的可能，否则，必然是国防工业不断消耗国家有限的财政，最终不得不自行消亡。第四，洋务运动没有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听说他们有成本核算和现代会计这回事。他们的初期投入往往是不计成本的。洋务运动严重缺乏自主人才，即使是引进技术，其官员也不懂技术，而是委派给洋人来引进。一个国家的国防工业依仗外人，还有什么国防机密可言，这无疑是引狼入室。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福州船政可以制造出近海巡洋舰平远号。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LangWilliam M）（又是个洋人）对该舰检查后甚为满意，于1890年5月16日调归北洋海军，更名为“平远”。该舰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旧中国的国防工业，始终被资金不足的梦魇萦绕，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那种荒唐地以为，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走的是官办企业的道路，而不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的道路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我们承认，封建社会的官办企业是落后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是讲究成本核算的，但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的苏联和新中国，都是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的，拥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来支持国防工业的发展。那种以为搞个什么市场经济，就可以带活洋务运动的想法，在帝国主义殖民旧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洋务运动既是清政府保皇自救的一种手段，也是晚清政府为了改革创新，积极地适应社会的潮流，为日益腐败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使晚清平民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总的来说是积极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有限度的阻止了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为后来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洋务运动中留学输洋这一条，为中国成就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如詹天佑、鲁迅、顾维钧（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民族英雄）......太多太多。还有就是北洋水师、马尾造船厂、江南造船厂、开平煤款、滦平煤矿、汉阳军工厂（汉阳造，很有名的）等，总之，洋务运动的积极性贯彻了中国一百多年，直至抗日战争时，汉阳造仍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军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开平煤矿仍是中国最大的煤矿，江南造船厂，今天还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总之，洋务运动的伟大使中国人至今受益。 明治维新是如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进行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很显然地，明治维新已经超出了当时日本统治者所期望的需求，它带来的方方面面使国贫民弱的日本转瞬间跨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到300多年的历程，所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对日本，甚至与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明治维新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不同的是，中国选择了拒绝，而日本则选择了门户洞开。结果，20年之后的甲午战争将两个国家彻底区分开来，日本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直至在大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轴心国组织，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
最近刚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终于发现一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了。如果你照着书本上理解，那么一定是腐败，思想落后，体制不行。这都是对的，但是，那是废话。如果你是为了找个答案，就照着这些废话答。如果你是想搞清楚为什么，那你就要好好看看我的研究结论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历史久远，我不能说完全了解了。就目前可以从网上查到的大概史实，可以得出如下一家之谈。我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清朝没有继承明朝的特务制度，没有完善的特务组织。这是现代国家的必备组织。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锦衣卫，乃至后来的明朝东厂和西厂，在中国古代文人眼中自然是罪大恶极，可是作为现代国家，没有特务组织行吗？苏联有契卡和克格勃，纳粹德国有盖世太保，英国著名的007间谍更是风靡全球，美国也有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脚步踏至全球。然而清朝有什么特务组织呢？清朝，就只有康熙皇帝制定的密折制度，基本上就是靠揭发，尤其是官员之间的揭发，和明朝的特务机构的专业程度比，简直就是太失败了。清朝失败的特务制度，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没有发现清朝重要的淮军洋务大臣李鸿章，乃是西方共济会下罗斯切尔德财团的中国代理人，而这样的代理人，比比皆是。李鸿章通过兴办洋务，签署卖国条约，从中捞取回扣，在世界上已是人尽皆知，唯独中国人不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听说有人把李鸿章比作中国的俾斯麦，发出长叹：但愿我死后不会被称为德国的李鸿章。其中意味深长。不仅如此，李鸿章甚至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蓄意误导北洋水师，甚至将本来就很短缺的精煤运送给日本联合舰队，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实际上根本就不受清政府控制。我看我们现代的很多电视剧，往往将近代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肃反当做反面形象来描述，的确不是个滋味。肃反扩大化，的确是不应该，但是，没有理由因此就否定肃反工作。试问，世界上那个国家能够没有内务安全机关和情报机关，还能独立存在？没有肃反队伍的国家，他的军队就会像北洋水师那样不明不白地被消灭掉。试问，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日舰无一损失，放到哪里都说不通。因此，在卖国贼李鸿章参与的洋务运动里，其失败的命运是在所难免了。其次，洋务运动缺乏系统的国家战略。战略上失败了，在战术上再成功也是无意义的。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引进坚船利炮，甚至自主制造，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条路的目标是什么，我看，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洋务派可能都没有收复国家主权，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的经济体系的认知。他们最多恐怕只是想用洋枪洋炮洋务来苟延馋喘，这在经济上必然导致失败。我在这里纠正一个看法，那就是洋务运动因为没有实施制度改革，所以失败了。这种观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属于废话。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当然要因势利导地进行一些制度改革，以适应富国强兵的需求。洋务派的确止步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洋务派需要做的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化的那一套，那是不对的。这是因为，相对于帝国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已经非常弱小了，必须用国家集中资本的办法，尚可有一条生路。 第三，洋务运动的国防工业缺乏强大的经济支柱。国防工业，没有不赔钱的。这是因为现代国家谁也不会停止先进武器的研发，但是谁也不会把关系到本国安全的先进的武器出口出去。国防产品不同于消费产品，它注定是要赔钱的。洋务运动最失败之处，就是没有利用国防工业夺取国家主权，再利用国家主权发展国民经济，从而利用经济增长的税收来资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只有走上了这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才有不断发展的可能，否则，必然是国防工业不断消耗国家有限的财政，最终不得不自行消亡。第四，洋务运动没有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听说他们有成本核算和现代会计这回事。他们的初期投入往往是不计成本的。洋务运动严重缺乏自主人才，即使是引进技术，其官员也不懂技术，而是委派给洋人来引进。一个国家的国防工业依仗外人，还有什么国防机密可言，这无疑是引狼入室。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福州船政可以制造出近海巡洋舰平远号。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LangWilliam M）（又是个洋人）对该舰检查后甚为满意，于1890年5月16日调归北洋海军，更名为“平远”。该舰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旧中国的国防工业，始终被资金不足的梦魇萦绕，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那种荒唐地以为，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走的是官办企业的道路，而不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的道路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我们承认，封建社会的官办企业是落后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是讲究成本核算的，但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的苏联和新中国，都是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的，拥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来支持国防工业的发展。那种以为搞个什么市场经济，就可以带活洋务运动的想法，在帝国主义殖民旧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简单~~ 使日本因此成为当时亚洲唯一摆托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 呵呵呵~~~不知道………………
日语专业毕业论文可参考题目
一、语言学方向
1.日本镰仓时代文学探索
2.谈日本文字的发展.
3.中日寒暄语之我见
二、日本文学
1.《我是猫》赏析
2.现代中日文学之异同
三、日本文化、社会、语言与文化
1、从日本人的习惯看其心理
2.浅谈丰田企业文化
3.论日本企业文化给我国企业发展的启发
4.论日本国花---缨花
5.中日酒文化之比较
6.论日本饮食文化
7.论中日茶文化的异同
8.浅谈日本礼仪
9.论日本的剑道精神
10.日本清酒的起源
11.浅谈日本艺妓
12.论中日礼节的差异
13.关于人口老龄化
14.关于战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研究
15.关于现代日语的敬语
四、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1.大学日语听说探索
2.试谈日语单词的速记法
3.浅谈日语助词
4.论中日教育的发展前景
明治维新对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影响
日本汽车企业集团用语中语言变迁的观察研究
从岛国日本看日本人的安全意识
从企业博客的语言看日本企业文化传播
从“真心话和场面话”来考察日本人的人际关系
从やる、くれる探讨日本人“知恩”精神
日本人“缩志向”的考察与分析
从“胜组”“负组”看日本人中流意识变化
外来语背后的日本人的异文化意识
对日本传统祭祀文化的考察
日本传统祭祀文化研究
忠义--日本社会の柱
关于日语专业毕业论文可参考题目
因此透过寿司的制作和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善于思考，富有创新精神;追求自然，崇尚自然;日本人的创新意识，日本人追求的自然与完美，以及生活的快节奏。日本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着自己的看法，日本文化的融合性，日本文化的包容性，是日本文化得以强大的推动力。
追求自然，崇尚自然，形成了日本料理的特色。寿司的崇尚自然，保持生鲜，正是日本人所追求的。
日本文化几乎就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既重视传统又善于创新，饮食文化也是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在反映日本饮食文化的众多食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寿司，本文。。逐渐深入的分析日本食文化的特点，进而得出日本博大精神文化的优点。
随着饮食业的快速发展，食文化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更加突出的体现了日本人注重创新的精神。在高效率快节奏的日本社会中，寿司仍然受到许多人的青睐，从小小的寿司中，反映出日本饮食文化的许多优点，这是值得世界人今后学习和借鉴的。
追求自然，崇尚自然，形成了日本料理的特色。寿司的美味不仅体现在食上，更体现在形与色上，这都是日本人所追求的料理美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在时间、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和变革目标相近的改革，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现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实行改革的内部条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然而，对于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国来说，这些发展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只受到较小的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动。加上统治阶级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工商，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是相对较易的。 其次看看国内革命形势方面。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于诸藩割据的局面。国门被打开后，维新志士为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符合日本民族渴望由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来结束割据分裂局面的社会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广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而中国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戊戍变法前，中国从未出现过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孙中山说：从乙末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那期间，不仅戊戍变法是昙花一现，就连广州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证明维新思潮还未深入人心，全国规模的运动条件仍未成熟。 再来看看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所以两国维新运动的基础，均主要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南强藩，就已开始在“幕藩体制”下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日本实行门阀制，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各藩大名又时刻伺机推翻将军幕府，有的恃着经济力量雄厚，公开与幕府对抗。特别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败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纷纷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维新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维新志士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便他们有所凭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农、豪商的支持，训练军队，建立倒幕基础。而大批下层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财政状况恶化，上司经常克扣傣禄，生活无着，不少人沦为浪人，他们就更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只要有财富便可挤身于地主阶级之列；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维护封建制度视为他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分化出与中央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在中央慈禧大权独揽，在地方上，各实力派在关键时刻无一例外效忠朝廷。维新派没有强大的地方政权和豪商富农作后盾，更无可能和机会有据点去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势力薄弱，焉能不败？ 三、双方领导维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维新领导人大多参预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际的社会管理工作。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中国国情、政治斗争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反动性、顽固性的认识都不深刻。思想准备上的不充分导致了行动上软弱、妥协，一旦遇到阻力，即惊慌失措，步步退让。政变后，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遭遇，也相对少坎坷，斗争勇气和决心较之日本维新派差距甚大。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敢与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外，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维新中，维新派注意灵活运用政策，集中矛头对准幕府，团结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阻力。在中国，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痛恨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职。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鸿章视他们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就连同情他们的费行简，也批评谭嗣同“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辈“皆温雅词章这士，更鲜老谋”。另外，日本维新领导人一旦上台，便控制实权；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此外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尽管都是无权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维新派权臣辅弼下，励精图治，很好地发挥了他的统治才能。光绪虽有抱负，但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动摇不了慈禧的实权。兼以性格软弱，“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百日维新间，光绪帝曾去西太后处“请安驻跸“12次。下诏变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须去西太后前”谢恩“。 三、变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日本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领主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更因为日本民族看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屈辱，决心要摆脱国门打开后面临的民族危机。所以，明治维新时，主要阻力来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广大人民反对以及各藩的离心，已摇摇欲坠。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启超所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个人成分奋螳臂而与这争，犹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可得乎？” 四、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这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这些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维新成功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 在中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希望中国能有一定的变革。不过，英国其实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外交大臣信札附件中，就提到“尤堪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中国与列强关系的磋商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似乎他只集中精力于内下改革问题，不大注意，甚至毫不注意外交关系”，这说明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之所以有限度的原因，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去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着戊戍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南昌光绪自己则是驯顺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 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变法后，列强相继调整了彼此关系，统一对华步骤，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增大了。更根本地说，中国维新运动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世界性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包括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都注定了戊戍维新的失败。 五、两国变法推进的方法不同。日本维新领导人在变法实施步骤上稳打稳扎，十分谨慎。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确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在维新派手中前提下，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开化。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大大减少了他们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的维新派由于对国情了解不够，对变法深刻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全套照搬明治维新的方案，使整个变法过程明显地操之过急。 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用诏令交旧有官僚机构去招待办理推行新政，但所派之人大多为顽固派。在各地督抚中，大多数官员不是彼此观望，借故斤就是反对。许多诏令徒有具文，未能确切实施，没有产生社会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另一方面又说明变法无强有力措施和准备。其次，在有些总是上处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废八股断绝了醉心科举士大夫进仕之途，招致反对而无措施。八月三十一日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未能妥善安置好裁汰出路，急于求成。“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其他裁绿营、准令旗人自谋生计等无不招致守旧势力敌视。再次，变法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大。短短103天中，接连颁布了涉及到政治、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除旧布新上谕100多条，片面追求数量，一哄而起，满足于颁布，没有对新政实施作出可*安排，采取积极措施，没有发布一项，实施一项、巩固一项，不能循序渐进，明显地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中国戊戍变法之失败的缘由来了。在表面上很相近的历史条件中，日本先发动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成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中国的维新派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依托旧政权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简单~~ 使日本因此成为当时亚洲唯一摆托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 呵呵呵~~~不知道………………
论明治维新对清末学制改革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刘翔【内容摘要】：在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明治维新对清末学制改革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清末学制大量吸收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制的养料，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同时清末学制改革也无法摆脱日本学制消极成分的影响，由此所带来的种种落后和不适应极大的限制了学制的实效。【关键词】： 明治维新 清末 学制改革新政伊始，清政府相继颁布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学校系统章程《壬寅学制》和第一部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癸卯学制》。学制的颁布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这是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最富有积极意义并有极大影响的一项社会改革。从时间上看，清末学制改革兴起于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之后，从内容上看，无论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都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学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就明治维新对清末学制改革的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一19世纪末的中国,政治腐朽、经济衰败，教育的颓废更是令人痛心。从最基本的学校教育来看，尚无一个全国统一的、上下衔接的学校教育系统。而同时期的日本教育，从1872年颁布《学制》到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日本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教育的影响，并与本国的教育遗产融合起来，建立了“东方道德、西方技艺”和谐统一的、符合日本国情和需要的近代教育制度。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成功引起了中国当时的留日学生及赴日考察教育的官员对日本教育制度，特别是学制的关注。他们通过中日教育状况的对比，颇感日本教育发达、体制周详，因而将许多有关日本学制的资料翻译介绍到国内来，以期效法。早在1879年，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后到旧金山任总领事的黄遵宪就根据《日本国志•学术志》的记载说:“明治四年，设立文部省,寻颁学制,于各大学区分设诸校”。[1]其中有小学、中学、女学、师范、专门学校，还有东京大学校、工部大学校等，这是最早对日本学制的介绍。甲午战败后，为了更好地效法日本，兴办学堂，厘定学制，清政府官员主张赴日实地考察，以收“百闻不如一见”之效。1901年冬，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特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务。在日本考察的两个月期间，罗振玉参观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会见了嘉纳治五郎等日本著名教育家，搜集了有关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和统计数字。1902年，罗振玉在其《日本教育大旨》中介绍日本学校系统时写道:“教育必有次第，日本之制，定儿童六岁起至十四岁，八年间为学龄。然由二岁至六岁，当入幼稚园，受小学教育之预备。学龄期内必卒寻常小学业，以后由寻常小学入高等小学。由高等小学分二支，或入寻常中学，或入寻常师范学校。卒中学者入高等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卒寻常师范者，充小学校教师。卒高等学校者，入分科大学。卒分科大学者，入大学院。卒高等师范者，为中学校及寻常师范教师，此系统之概略也”。[2]随着赴日考察人员和留日学生对日本学制介绍的不断深入，论述日本学制的专著也接连被翻译到国内。1898年，上海时务报翻译出版了由日本文部省制定的《日本学校章程三种》；1899年，北京京师大学堂翻译出版了由东京大学制定的《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1902年，天津翻译出版了《日本新学制》；同年,留日学生在东京翻译出版了《日本学制大纲》，正学堂翻译出版了《日本东京师范学校章程附预备科》；1903年，留日学生在东京翻译出版了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制定的《日本普通学校教授细目•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等等[3]。这些介绍和宣传日本学制的刊物和书籍使国人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教育制度的了解，传统的思想认识逐渐被崭新的教育观念所取替。二由直观而生羡慕，由羡慕而生比较，由比较而生追求，而后才有改革的思潮和实践。对日本教育的实际考察、大量日本学制资料在中国涌现，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成为时人关注的热点，清末教育界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效法日本、改革教育、建立新学制的社会舆论。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就向清廷建议:“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各量其力，皆立图书仪器馆”。[4]他以为日本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发达，人才众多。1902年，曾任出洋学生总监督的夏偕复在其《学校刍言》中，竭力主张办学校应取法日本。他以为日本自“维新以来教育之制度,几经考查、试验、改修以至今日，其间始事之经营，逐年之进步，成事可稽，历然在目，实足为我先路之导。欧美诸国未有如此若合符节者也”。[5]这是主张我国学制要以日本为样板的典型言论。此外，日本著名学者阿部洋也认为：“独特的日本学校教育，以儒家道德为本的修身教育与近代诸学科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中国的理想楷模”。[6]在时人看来，中国教育向日本学习，可以减少摸索、尝试的代价，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可以避免与中国政体、国情不合的西方思想的侵濡。这种以日为师的氛围和趋向的形成，为清末新政学制改革最终取法日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1901年清末新政伊始，清廷就启用管学大臣张百熙着手学制制定工作。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正式公布中国近代第一部学校系统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因为这一年为农历壬寅年，亦称《壬寅学制》。学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多参照日本学制。张百熙在《进程学堂章程折》中也说到：“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则一，值智力并争于之世，为富强致治至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法…”[7]然而，张百熙对日本学制的精心模仿并没有使这部学制发挥预想的作用。由于学制本身的不甚完备及清政府对张百熙心存疑忌，因此《壬寅学制》虽经公布，但并未实施。1904年1月，清廷再次颁布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因为该年为农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学制包括《奏定学务纲要》、《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各级各类学堂章程及译学馆、进士馆、任用教员章程等22件。从蒙养院到通儒院、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到实业教育、从教员任用到学校管理、从立学宗旨、培养目标、入学规则、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均作了详尽的规定。学制从纵向看，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设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从横向看，与初等教育平行的有艺徒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与中等普通教育平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与高等普通教育平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等。由此构成了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三透析《癸卯学制》的广泛内容，并将其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所颁布实行的学制进行比较，清末学制中日本的影响清晰可见。首先在结构体系上，中日学制从纵向看都分三段七级，而且学习年限也基本接近；从横向看均由相对独立的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板块构成。《癸卯学制》整个框架结构是从日本学制脱胎而来，其模仿性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在指导思想、立学宗旨上，突出社会本位的社会价值观，把教育作为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把人当作国家利益的工具。明治时期，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各类教育法令都反复强调教育的目的是适应国家的需要。曾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的教育思想就具有鲜明的国家主意色彩，诸如强调教育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的；贯彻忠君爱国思想；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以及国家办学为主，剥夺人民参与教育管理的权利等等。而《癸卯学制》同样十分强化这些意识，试图以教育为手段，维护封建专政政体，服务于挽救王朝危机这一最高目的。第三，在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上，过渡敏感和适应性强是日本对待外部世界态度的两个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海岛国家，日本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常常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和担忧的情绪，怕被外来文化所同化而失去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地位，但由此也逐渐发展起一种能力，即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努力以自身文化为核心，对外来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明治维新中，日本以一种多元化的态势，有选择的吸收、引进西方文化，其近代学制的形成就是参考了法、德、荷兰、英、美等许多国家德教育制度后制定出来的。中国之所以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正是认准了它是以东方文化为基准、对西方文化进行了一番适合国情的加工处理后得到的成果。如果说《癸卯学制》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完全依样画葫芦、照搬日本学制，这正好说明了在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上，中国对日本的实质性认同。第四，重视普及义务教育。19世纪末日本学制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普及国民教育，以提高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为政府的“三大政策”服务。为实现普及教育，日本把兴办师范学校放在重要位置，逐年修订完善师范教育各项法令，形成了各级各类师范教育体系。日本的实业学校在学制中自成一块，独树一帜，明治政府一成立，就把提倡实学，创办实业技术学校作为发展教育的基本方针确定下来。1972年学制令规定开办工农、水产、商业等10种实业学校，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实和加强实业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实业学校发展极为迅速。《癸卯学制》在这些方面都是颇为赞同和接受的。《奏定学务纲要》反复强调，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东西各国均实行义务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8]在整个学制中，师范教育自成体系，地位突出。《奏定学务纲要》明确规定：“益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学堂必须有师。”[9]《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指出：“初级师范学堂为小学教育普及之基，须限定每州县必设一所”。[10]《癸卯学制》同样注重实业教育，《奏定学务纲要》专列一条“各省宜速设实业学堂”。此类学校“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宜饬各就地方情形审则所宜，亟谋广设”。[11]第五，在课程设置上，《癸卯学制》亦在很大程度上仿照日本。以《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得普通中学课程与日本明治32年（1899年）《中学校令实施规则》中所规定得普通中学课程作一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日中两国中学课程设置比较（20世纪初）[12]日本 修身 国语 及汉文 外国语 历史 地理数学 博物 物理及化学 法制及经济 图画 唱歌 体操 12门中国 修身 读经讲经 外国语 历史 地理 算学 博物 物理及化学 法制及理财 图画 文学 体操 12门上表中日课程均为12门，且内容也基本相同。此外，在教学方法、教科书编辑、教育行政管理等许多方面，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示范效应都是十分显著的。四从以上比较可知，清末新政学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学制的影响，甚至于对日本学制的模仿。那么，我们怎样看待这些来自日本的影响呢？首先，尽管清末的《壬寅学制》及《癸卯学制》都是对日本明治后期学制的仿效，但《癸卯学制》毕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和施行的学校系统，它的颁布和实施，促进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各类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癸卯学制》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及其相互之间的衔接统属关系。有助于结束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使各级各类学堂，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使全国的教育系统，有可能进行全盘考虑、统筹规划，这符合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学堂章程颁布后的几年间，各类新式学堂数和在校学生数确实有惊人的增加，而且其规模和速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类型相对齐全、体制比较完备、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体系，自此建立起来。如果没有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系统的学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出现，至少要推迟或延缓许多年。其次，不可否认，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和中国对本国具体情况的忽视，结果造成许多落后和不适应的现象。例如，在壬寅学制中，女子教育在学校系统中简直没有地位，而《癸卯学制》也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就是在1908年学部正式规定的女子教育章程中，也只有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在中学及大学，女子教育尚没有地位，并且规定对女子的社会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又如，《癸卯学制》在立学宗旨中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13]就是把封建“纲常”中的“忠孝”和儒家的经史之学，作为办学的根基，在教学内容中特别重视传授经学课程，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这虽然是清末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表现，但也与日本“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教育原则，把忠君爱国作为明治维新教育方针的灵魂不无关系。再者，对日本学制的盲目效仿，也使得清末学制与当时的社会实际不相适应。《癸卯学制》的各级各类教育规模宏大，不仅当时国家没有那样大的力量，就是民国以后也没有达到此程度。综上所述，明治维新给清末学制改革带来了积极成果和消极影响。清末学制大量吸收日本学制的养料，改变了晚清以来只重视专业技术教育的模式，转而重视发展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促进了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变革，使中国教育开始摆脱自我封闭，进而逐步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之中。同时清末学制改革也无法摆脱日本学制消极成分的影响，由此所带来的种种落后和不适应极大的限制了学制的实效。注释：[1] [2] [4]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 [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3.36.37[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资料[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109[5]任达（美）.新政革命与日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71[6] [7] [8] [9] [10] [11]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70.271.269[12]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65[13]余子侠.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32.
洋务运动既是清政府保皇自救的一种手段，也是晚清政府为了改革创新，积极地适应社会的潮流，为日益腐败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使晚清平民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总的来说是积极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有限度的阻止了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为后来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洋务运动中留学输洋这一条，为中国成就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如詹天佑、鲁迅、顾维钧（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民族英雄）......太多太多。还有就是北洋水师、马尾造船厂、江南造船厂、开平煤款、滦平煤矿、汉阳军工厂（汉阳造，很有名的）等，总之，洋务运动的积极性贯彻了中国一百多年，直至抗日战争时，汉阳造仍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军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开平煤矿仍是中国最大的煤矿，江南造船厂，今天还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总之，洋务运动的伟大使中国人至今受益。 明治维新是如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进行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很显然地，明治维新已经超出了当时日本统治者所期望的需求，它带来的方方面面使国贫民弱的日本转瞬间跨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到300多年的历程，所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对日本，甚至与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明治维新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不同的是，中国选择了拒绝，而日本则选择了门户洞开。结果，20年之后的甲午战争将两个国家彻底区分开来，日本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直至在大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轴心国组织，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
现代社会的进步，要求大学生具有不断创新的思维，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是当今高等 教育 中重要内容和目标。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创新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培养中医药大学生的创新及实践能力、造就创新实用型中医药人才是中医药继承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时代赋予中医药院校教师的重要使命。就如何培养中医药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观念、创设实践环境、创新 教学 方法 、提升中医药学生的临床技能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医药大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而中医药的兴衰系于中医药高校的教育，中医药高等学校是培养中医药创新型人才的基地和摇篮，肩负着中医药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当代中医药大学生必须具有创新与实践能力[1-2]。而现代的大学生在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现将问题及解决方法阐述如下。
1中医药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由于医学人才特别是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封闭状态尚未根本解除，导致多数中医药高校缺乏激励和支持创新实践活动的 措施 ，缺乏有利于培养中医药人才创新实践的氛围与环境，而且学校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考核评价体系也不完善，再加上中医药大学生自身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参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缺乏主动性，同时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课后与学生交流甚少，加之部分教师自身创新教育理念不强，导致教师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力度不够。而中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如果未经临床实践锻炼和培养，学生将无法深入理解和应用所学的医学理论，也就无法用医学理论指导今后的临床工作，更谈不上开展中医学的创新活动。
2医药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探析
2.1创设有利于中医药人才创新实践的氛围与环境
要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 能力，学校应提供激发与展示学生创造力的校园环境，教师也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培养兴趣，例如营造宽松民主、和谐互动的课堂气氛，提升学生在参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的主动性，具 体操 作如下。
(1)成立各种兴趣小组或学生协会等，促进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从而拉近师生距离，也可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定期举办各种学术讲座、沙龙以及 报告 会等，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1]。
(2)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尽量用实验室已有的设备让学生了解更多的知识，并在实验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3)重视临床技能课程。由于教学进度的限制，临床实践的时间往往有限。为此，学校可以专门开设临床技能课程作为限选课、公选课等，让学生多摸脉、多看舌象、多进行急救训练等，为进入临床实习做好准备。
(4)重视基础课程教学中临床技能的培养。在基础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案例式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等，要善于利用微课，在课堂上将基础与临床相联系，给学生尽可能多的学习思考机会，而且要善于从中引导、点拨，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2]，这样既可加深知识记忆，同时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积极组织临床实践活动。一提到临床实践，大家普遍想到的是医院实习、见习，其实高校也是临床实践的场所。高校组织面向全体学生的校园专业性大赛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途径。以笔者所在的山东中医药大学为例，有岐黄杯中医知识大赛、我爱背经典大赛等学术活动。若能模拟技能大赛的模式，利用现有条件，在其中加上临床技能操作部分，则对学生临床技能的培训具有较大的激发和检验作用，还可以让学生的临床技能得到更好的锻炼。技能教学与技能比赛相辅相成，高质量的专业教学是提升技能的基础，而高质量的专业技能比赛又可有效促进技能教学的发展。以技能大赛为例，技能大赛不仅能增强专业课对学生的吸引力，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能促进学校专业实训设备更新和创新实践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2014年10月，首届全国中医药院校技能大赛在南京举办，此次大赛的举办既是对各中医药高校教学水平的检验，也贯彻落实了国家的教育理念，促使大学生活学活用知识、规范临床技能，培养大学生的中医辨证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综合素质和团队协作精神等。
(6)创建创新实践平台。该平台可依托第二课堂开展实践活动，借助远程网络增强沟通，实现学生协会与教师指导团队的互相促进，形成由教师指导团队、学生社团、第二课堂平台、网络沟通共同组成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平台，切实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2.2中医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及教学方法的创新
2.2.1中医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中医药传统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主、以教代学、以讲代练、以记代思的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中医教育的需要。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重要的基础类课程，是连接基础与临床各科的桥梁，具有基础理论密切结合临床实践的特点。在中医诊断学教学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有：一是课程内容抽象、直观性差，单一的语言讲解难以描述清楚，学生难以理解，更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些理论指导临床;二是课程实践性很强，即使是基础课程，也与临床密切相关，学生难以建立中医思维，而学习中医诊断学的阶段是建立中医思维的关键时期。因此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方法枯燥、教学效果不理想等依然是中医诊断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重理论和传统、轻实践与创新以及单一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真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促进高素质全面发展人才的养成[3]。
2.2.2各种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在第一课堂中的应用第一课堂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这种培养方式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和培养中医药学生的中医 思维方式 ，但由于其表现形式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各种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的应用，可以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目前，案例与情景模拟教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医学教育中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法。如情景模拟教学是一种将角色扮演、对话练习和情景教学融为一体的、能够将学习和兴趣结合起来的仿真模拟演习教学方法[4]。该教学法可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将学生置于一个特定事件的真实情景中，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双向和多向互动，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和研讨，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案例教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典型案例的运用，将学生作为认知的主体，培养其运用理论方法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设计不同的临床情景，由简单到复杂，使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激发其主动思考能力及应变能力等。李健芝等[5]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实验组93.8%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法能提高学习兴趣，61.1%的学生认为能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唐立龙等[6]认为案例教学法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对中医诊断学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并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同时案例教学法对提高教学质量和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有积极意义，值得大力推广。李琳霞等[4]认为情景模拟联合案例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临床实践的能力，提高学习效果、临床思维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为学生走向职业岗位奠定了基础。案例与情景模拟教学法使学生能够独立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可以缩小理论与临床的距离，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等[5-6]。综上所述，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人才资源，而对创新实践型人才的争夺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因此，全方位培养创新实践型人才是时代赋予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重任，更是我国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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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鸿雁.三个课堂视域下的大学生创新型人才培养[J].品牌，2015(1)：207-209.
[4]李琳霞，赵琳，李艳红，等.情景模拟联合案例教学法在儿科临床实践中的应用[J].卫生软科学，2015，29(2)：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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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立龙，梁严，陈宏.案例教学法在中医诊断学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应用[J].时珍国医国药，2013，24(9)：2250-2251.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劳动密集型的代加工转变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自主品牌深加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要求下，对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是顺应时代潮流，也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首次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又进一步指出：“为方便 毕业 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将愈来愈不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从国内外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认识看来，结合学生工作的各个方面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进行分析极具价值的。
一、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
教育部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积极鼓励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是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得重大战略举措;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创新创业是指基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某一点或几点创新而进行的创业活动，创新是特质，创业是目标。大学生群体富有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同时在我国人口问题的背景下，鼓励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是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在鼓励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一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所需要的素质，以此来联系和 反思 目前高校学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达到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目的。经过高考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们对于“创新创业”是一无所知的，甚至包括部分高校的有关工作人员也不是很了解“创新创业”的具体内涵，在这样的情况下几无可能去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如何实现大学生创业，成为企业家的目的。
二、心理健康教育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心理健康是指精神、活动正常、心理素质好。既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也能经受各种事件的发生，心理健康突出表现在社交、生产、生活上能与其他人保持较好的沟通或配合。任何个人或者团队要进行创业必须是具有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以创新为特质的创业风险性更高，创业者需要面临的质疑、挫折和打击将更多。大学生要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不仅仅需要能够应对危机和面对挫折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也是需要成熟的人际关系沟通能力，这样看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是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给大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健康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往往能够接受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人们往往就能够从多角度地去理解和解释事物。
三、校园安全稳定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大学生不同于成熟“社会人”的区别在于大学生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对自己的未来缺乏规划，而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会懂得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为自己所在的环境思考。校园安全稳定问题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大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在这些方面受到侵害的大学生大多是因为缺少对自我的保护意识;同时也有因为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地从事危险活动或者在虚拟网络世界浪费时光，以致生理出现问题。
在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外，创新创业教育是成体系的一门通识教育，各个教育阶段都有对应程度的课程和实践设计，从幼儿教育开始，创新创业教育就试图给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自我意识、责任感。一般认为要做到创新创业必须要具备良好的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对社会的灵敏思考、对国家的责任感，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可以对大学生进行高效社会化，实现学生从校园到社会的过度。反过来看，一个校园安全稳定可靠，学生的生活也必然是健康而自由的，这给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思想土壤和安全的基础保障。
四、学风建设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现在大学校园的学习气氛已经不如以前了，大学里考试挂科和作弊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学生群体中间吃喝玩乐之风远胜于求学好问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校园进行学风建设是必要的。创新创业的特质是创新，对于学生而言，创新的基础是专业的科学知识，要创新创业必须对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专研。在这其中，学生需要去主动的查阅文献、采集数据、做实验、分析 总结 ，这样带着极强的兴趣来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比起坐在教室里对着课本听不太熟悉的老师讲课更有用。我们必须要承认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促进的，学生通过课本学来的知识终觉浅，要融汇其中的道理还是要通过实际动手操作来不断验证。
五、小结
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不仅仅是一个活动或者比赛，也不仅仅是一小部分学生的事情，而应该是一种观念普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目的在于提高所有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社会责任感等等;同时要做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决不能单兵作战，要协同做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校园安全稳定和高效学风建设。
目前，我国的新课程改革的重点就是创新教学，把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作为教学的根本宗旨，并把创新作推进教学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一、好奇——创新意识的萌芽 黑格尔说过：“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所有个人行为的动力，都要通过他的头脑，转变为他的愿望，才能使之付诸行动。如果一个学生仅仅记住了数学的各种定理与公式，而不能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发现新问题，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学习老师讲的知识，只记忆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应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善于创新。那就是教师应在教学中引导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理，这是唤起创新意识的起点和基础。 在英语教学中，我常常创设活跃的课堂气氛，引导学生热烈讨论，各抒己见，常用简笔画，体态语言，故事小片段，或与其它学科联系起来讲解英语知识点，引发学生的好奇心理。例如：在教lie in, lie on, lie to （位于）的区别时，我在黑板上分别画了几个表示内涵、相切、相离的几何图形，清楚地表达了这三个词组的不同意思。然后再画一幅中国地图、一幅日本地图及一幅俄罗斯地图，以它们在世界地图上的确切位置更加明确地显示了这三个词组的不同含义。学生们从好奇中掌握了知识，并逐步产生了创新的意识。 二、兴趣——创新思维的营养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他特别强调兴趣的重要作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感情的体现，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因素，事实上，只有感兴趣才能自觉地、主动地、竭尽全力去观察它、思考它、探究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容易在学习中产生新的联想，或进行知识的移植，做出新的比较，综合出新的成果。也就是说强烈的兴趣是“敢于冒险、敢于闯天下、敢于参与竞争的支撑，是创新思维的营养。 每天，我让值勤班长在黑板右边一小栏里写上“座右铭”（名人名言），让其在英语课开始时用英语说出这个“座右铭”。为了能在课上出色的表现，更加流利地用英语表达名人名言，每个学生在轮到自己当值勤班长的前几天就积极作好准备。每当值勤班长一说完，我总是用激励的话语：“Well done!”（真棒）。久而久之，大大地增强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口语表达能力。同时，每逢重大节日，我总是让学生自制英语贺卡，送给老师和亲朋好友。去年圣诞节，有一个英语成绩很差的学生送给我一棵自己用小树枝拼制出来的圣诞树，上面还挂满了“彩灯”、“红星”，还有一张贺卡，上面用并不漂亮的英文字母写着：“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我感动不已，在班上高度赞扬了他的这种创新精神。这一学生从此喜欢上了英语，到毕业时已成为班上英语成绩的佼佼者。 三、质疑——创新行为的举措 质疑——发现教学，是以智力多边互动为主的教与学相互作用的教学活动。质疑的指导思想是：“以学生为中心”，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学习的过程，做学习的主人，开启他们的创新思维的闸门。 我国古代教育家早就提出“前辈谓学贵为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学从疑生，疑解则学成”。20世纪中期布鲁纳认为发现教学有利于激活学生的智慧潜能，有利用培养他们学习的内在动机和知识兴趣。 有一位物理老师做了一个实验，他用一小支蜡烛，并在蜡烛的底部粘上一个硬币，放在半碗水里，蜡烛刚好露出水面一小段，然后点燃蜡烛，蜡烛燃烧了一会儿，逐渐接近水面。当蜡烛烧到水里时便“熄灭”了，过了一会又突然燃起来了；一会儿又“熄灭”了，再过一会儿又燃起来了，这样连续了三次“起死回生”，他就问同学为什么？最终蜡烛真的熄灭了，他又问学生为什么？他让学生们相互质疑、相互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是与氧气有关。这一实验让学生从悬念中获得了知识，使其深深地记在脑海里。 四、探索——创新学习的方法 创新性学习方法——探索学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式学习法。就是根据创新的需要而选修知识，不搞烦琐的知识准备，与创新有用的就学，没有用的不学，直接进入创新之门。 2、模仿学习法。就是指学生按照别人提供的模式样板进行模仿性学习，从而形成一定的品质、技能和行为习惯的学习方法。换句话说就是从“学会”到“会学”。 3、探源索隐学习法。学生为了积极地掌握知识采用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对所接受的某项知识出处或源泉进行认真的探索和追溯，并经过分析、比较和求证，从而掌握知识的整个体系，探源索隐学习法对于激发自己提出问题大有益处。 4、创新性阅读法。以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从而能超越作者和读物，产生出创新思考获取新答案的阅读方法。 5、创新性课堂学习法。通过老师的传授和指导，让学生获得系统的知识和形成一定的能力。同时，学习也可以通过预习中对新知的自学和探求，以便上课时进入一种全新的精神状态，利用一切机会大胆发言，大胆“插嘴”，从而获得课堂学习的主动权。此外，课后的复习是巩固课堂知识的关键途径。 为了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探求知识的能力，发挥学习中的创新精神，我常让学生讲解英语课文中的某一段或整篇阅读材料。实践证明，学生在准备时会很认真地阅读材料和分析课文，把其中的重点找出来，然后一一理解后再给同学们讲解。讲解时他（她）会取老师之精华，方法往往很新颖独创、风趣幽默，常常收到出乎寻常、令人满意的效果。 综上所述，关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或未来的教育不论作何种解释、何种作法，如果不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不通过创新性的教学，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活学生的思维、发掘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就不可能培养出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也就不可能培养出适应时代需要的创造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