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一：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论文摘要和关键词。2、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发展论文的参考文献
核能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1].潘自强；核能与环境一加快核能的发展是缓解我国能源环境污染的现实途径之一[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8年05期
[2].薛可；核能是安全、清洁、经济的能源一新能源答问[J]；少儿科技；20xx年06期
[3].李正孝；核能源安全吗？[J]；劳动安全与健康；1998年08期
[4].谢满廷；核能是安全清洁的能源[J]；太原科技；20xx年02期
[5].赵世勇；核能是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J]；青海国土经略；20xx年06期
[6].米尔顿·S·普利斯特，蔡德诚；核能源与核安全[J]；科技导报；1986年04期
[7].核能仍是安全清洁的能源[J]；中国能源；20xx年07期
[8].岳建平；能源经济与核能发电的发展研究[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xx年18期
核能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1].刘肖岩，雅科夫列夫；航天器核能源安全[J]；消防技术与产品信息；20xx年06期
[2].宋文杰；外中子源驱动的次临界堆核能系统──可预见的更安全的核能源[J]；中国能源；20xx年06期
[3].宋文杰；寻找更安全的核能源一外中子源驱动的次临界堆核能系统[J]；百科知识；20xx年07期
[4].新快；核的泄漏后各国寻安全能源地热在日本或取代核能[J]；安全与健康；20xx年09期
[5].刘成安，伍钧；裂变核能源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可能[J]；高技术通讯；20xx年02期
[6].戴彦德；核能应成为能源发展主流[J]；绿叶；20xx年08期
[7].彭士禄；核能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希望[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7年04期
参考文献：
[1]景继强，栾洪为.世界核电发展历程与中国核电发展之路[J].东北电力技术，20xx，(2).
[2]杨旭红，叶建华，钱虹，薛阳.中国核电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初探[J].上海电力，20xx，(6).
[3]邹树梁.中国核电经济性分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2).
[4]祁恩兰.中国核电发展的问题研究[J].中国电力，20xx，(4).
[5]叶奇蓁.中国核电发展战略研究[J].电网与清洁能源，20xx，(1).
[6]杜国功，杜国用.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考[J].山东经济，20xx，(3).[责任编辑安世友]
[1]项伟峰.中韩国际物流和贸易结构协同发展研究[J].物流技术，20xx，33（8）：240-242.
[2]蔡芸，汝宜红，杨一铭，等.中韩物流技术竞争力因子分析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11（2）：40-45.
[3]王利梅.中韩区域物流合作必要性探讨[J].物流工程与管理，20xx，11：008.
[4]赵松岭.国内外低碳物流发展的比较与借鉴[J].对外经贸实务，20xx（1）：90-92.
[5]李廷妮，邓春.低碳物流发展策略研究——以国际旅游岛为例[J].物流工程与管理，20xx，35（11）：9-10.
[6]黄超俏.探索中日韩自由贸易合作框架下区域内国际物流发展趋势[J].中国外资，20xx，18：007.
[1]陈秀琴.我国物流管理的现状与发展策略[J].中国商贸，20xx（23）.
[2]张潜.我国企业物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企业家天地（中旬刊），20xx（4）.
[3]赵旭明.我国物流管理的现状及发展策略[J].中国商贸，20xx（12）.
[4]李德伟，范松海.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xx，04：101-105.
[5]石向实.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01：75-81.
[6]廖乐焕，孙丹.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文化经济”[J].黑龙江民族丛刊，20xx，03：66-71.
[1]王庆国.伊春物流业稳步发展现代物流管理亟待强化[N].伊春日报，20xx.
[2]云利珍.我国发展物流业的环境分析和对策建议[J].国际经贸消息，20xx.
[3]刘岩，张增玲.由物流业变化看经济发展.伊春新闻网，20xx-04-29.
[4]杨文慧，王勇，查德利.浅议政府在我国物流业发展中的作用[J].中国物资流通，20xx.
[5]叶家伟，孙建军.发达国家物流模式带来的启示[J].国际经贸消息，20xx.
1、盖笑松： 《儿童入学准备研究与实践》，吉林教育出版社，20xx 年，217 页。
2、魏彩： 《学龄前流动儿童入学准备的调查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xx 年，27 页、71 页。
3、冯晓霞： 《学前儿童教育的均衡发展与入学准备》，《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xx 年第 7 ——8 期。
4、杰克·肖可夫等： 《从神经细胞到社会成员： 早期儿童发展的科学》，方俊明、李亚伟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334 页。
5、孙晓莉： 《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性现状研究》，《现代教育科学》，20xx 年第 6 期。
6、韩世强：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权利保障研究》，法律出版社，20xx 年，103 页。
7、顾微微： 《流动人口子女学前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责任》，《教育评论》，20xx 年第 4 期。
8、齐明珠： 《我国学龄前流动儿童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研究》，《人口与经济》，20xx 年第 6 期。(责任编辑：admin)
1 邹胜勇．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总体交通结构优化[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xx，6(2)：108．
2 David BAYLISS．世界范围的城市交通可达性现状(英文)[J]．TRI杂志(交通版)，20xx(2)：17—18．
3 樊颖玮．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J]．交通与运输，20xx(2)：67．
4 全永棠，孙壮志．关于BRT与轨道交通的理性思考[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xx，6(2)：117．
5 孙章．城市轨道交通的世纪回眸[J]．上海交通运输，20xx(3)：14．
6 P．Y．Loo，L．Y．Chow．可持续城市交通：理念，政策与方法(英文)[J]．ASCE，20xx(6)：76—77．
参考文献：
[1]谢德高.营销战略全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xx.
[2]何辉.从分析作品开始学广告[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xx.
[3]张衔，陈丹镝.名人促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4]张琦.虚假广告及其治理对策[J].社科纵横，20xx(3).
[5]郭健义.水准缺失的名人广告效应[J].名人广告，20xx(12).
[6]马莉.漫谈名人广告[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xx(4).
[7]李喜岷，陈双全.破解名人广告风险[J].全球品牌网，20xx(2).
[8]徐凤兰.理性对待名人广告[J].新闻实践，20xx(11).
[9]陈谦.名人广告探析[J].东方论坛，1997(2).
[10]傅慧芬.名人广告面面观[J].国际广告，1993(2).
[11]张宏.名人广告的战略价值、风险及对策[J].市场营销，20xx(2).
[12]齐尉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论名人在广告传播中的利和弊[J].新闻知识，20xx(7).
[13]喻勤娅.广告法律问题及对策[J].天津市职工现代企业管理学院学报，20xx(10).
[1] 吕争荣. 芜湖市城市居民体育生活实证性考察与发展研究[D]. 安徽工程大学 20xx
[2] 宋士云，吕磊.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研究综述[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xx（05）
[3] 赵保强，张庆利. 论中国竞技体育存在的弊端及改革[J].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 20xx（03）
[4] 王东升，马勇占，孙毅. 论后奥运时期我国体育系统的生态平衡[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xx（01）
[5] 李莹. 国外运动员商业活动管理模式特征、成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xx（05）
[6] 秦军. 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探索古代体育健身思想的演变[D]. 安徽工程大学 20xx
[7] 秦椿林，肖林鹏. 论体育政府利益[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xx（05）
[8] 费瑛. 我国公共体育政策制定中“利益失衡”现象及其解决方案研究[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xx（01）
[9] 杨菲菲. 健美操的审美特征与社会价值开发研究[D]. 安徽工程大学 20xx
[10] 吕争荣. 芜湖市城市居民体育生活实证性考察与发展研究[D]. 安徽工程大学 20xx
[11] 董红刚，方新普，黄文仁. 实现体育利益均衡的条件：基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分析[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xx（06）
[12] 董红刚，方新普，黄文仁. 制度创新：体育利益格局均衡的保障[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xx（05）
[13] 文雄. 发展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思考[J].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 20xx（05）
[14] 薛保红. 芜湖市大型企业员工体育生活方式与压力管理的研究[D]. 安徽工程大学 20xx
[15] 石亚军，施正文.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部门利益”问题[J]. 中国行政管理. 20xx（05）
[16] 杨叶红，方新普. 中国、美国、德国财政制度模式与体育体制的比较[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xx（03）
[17] 廖文剑. 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选择的经验与启示[J]. 中国行政管理. 20xx（03）
地理主要学习的就是气候和交通 可以分为两大方面来写 一是晋江的气候 二是晋江的交通一.气候就写晋江的气候啦什么的 比方说是什么气候 受什么季风影响等等二.交通可以着重写一下 交通可以分为海陆空来说 比方说晋江的海洋交通 泉州晋江机场 然后就是泉厦高速公路 324国道 说说晋江的交通对于全省是多么重要 这样的交通为晋江的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带动力 晋江的交通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区的联系是多么重要 可以着重说一下第二点 如果怕字数不够就把第一点多描述一下第一点 从课本上多摘抄一点呵呵 我们刚学过泉厦高速与324国道的车流量 希望会给你帮助百度地图
基于聚类分析的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的论文
【摘要】：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总额等方面，选取11个具体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并评价各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结果显示，广西14个地级市可划分为四类经济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从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强化科技创新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为促进广西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聚类分析；广西；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投资增长，经济融合加深，经贸往来愈加频繁。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门户省份，加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无疑将会为推动广西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持续的动力和良好的机遇，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人口、社会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内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仍处于中下水平，与上述提到拥有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是极不相称的。广西下辖的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都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差距，是各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1]。如何就广西下辖的14个地级市进行经济发展程度的分析和分类，对于正确认识广西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定正确的宏观政策，以促进各地区的良好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区域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首府南宁，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西部，与广东、湖南等省份接壤，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是中国唯一一个沿海自治区，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尤以海洋资源和矿产资源为甚。截至2015年12月，全区辖14个地级市，县级行政区111个，行政区划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2015年全区总人口为5518万人，地区生产总值16803.12亿元，占全国的2.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9150元。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人口、社会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无论是地区生产总值还是三大产业结构完善程度等方面，在内陆31个省市中均处于中下水平。区内下辖的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各异，部分地级市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滞后。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广西吸引着国内外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显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聚类分析方法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依靠单一的指标，是无法对其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价与分析的。因此，在对广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评价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多个评价指标，构建合理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要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独立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本文在参考以往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广西各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条件、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选取了11个具体指标，分别是：行政区划土地面积（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户籍年末总人口（万人）、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不含农户）、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亿元）、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进出口总额（人民币，万元）。为方便后续各指标数据的处理，分别以X1、X2、X3、X4、X5、X6、X7、X8、X9、X10和X11指代。各指标详细数据均来自《广西统计年鉴2016》和《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数据处理
本文利用SPSS19.0对反映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由上述内容可知，研究所选取的11个指标由于它们原始数据量刚的不同，为防止指标取值的分散程度较大，需对各指标的取值做标准化处理。
各指标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X2（地区生产总值）与X5（固定资产投资）、X6（公共财政预算收入）、X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9，故而这四个指标不必均作为聚类变量，选择其中一个即可，本文选择X2（地区生产总值）。接着，运用不同的聚类方法进行聚类分析。
（三）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SPSS19.0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在对选定的11个聚类变量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依据结果聚类个数的不同，而相继运用系统聚类和K—均值聚类法进行聚类分析，并得出结果。参考以往文献资料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的分类，以及广西各地区实际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状况，本文认为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聚类个数分为四类比较适宜。对于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应为：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防城港为第三类；崇左为第四类。
由聚类分析结果可知，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这三个地级市经济相对发达。南宁是广西的首府，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和信息中心，经济发展程度高，产业结构相对完整，良好的区位优势、众多的政策支持以及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使得南宁在多方面的发展都领跑于广西区的其他地级市。北海是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处于泛北湾经济合作区域结合部的中心位置，便捷、高效的交通设施，众多经济圈的发展福利，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繁荣的旅游业，都推动着北海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钦州，南海之滨，北部湾经济区南的中心位置，是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依托于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
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这9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三大产业结构相对完善，各自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发展优势，经济发展增速较快。
防城港和崇左分别是第三和第四类。防城港是中国的深水良港，是中国25个沿海主要港口之一，对外贸易额较高，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区域合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崇左位于广西西南部，地理位置相对较差，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设施落后，虽然资源丰富，但限于人力资源的短板，是广西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级市。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SPSS19.0对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将广西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类，分别是南宁、北海、钦州为第一类；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为第二类；防城港为第三类；崇左为第四类。从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就如何促进广西区域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增强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度
广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自依托的经济发展要素也不尽相同，例如人力资本、环境资源、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地理位置等就相差较大。因此，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条件优势，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的同时，加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互通，人力、资金的自由流通，各自取长补短，将为促进各地区的快速、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南宁、桂林和柳州为主的老牌较发达地区，拥有较发达的工业基础、第三产业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在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加强与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合作中，要发挥好领头羊的作用，率先做出垂范，积极探索出可供借鉴的合作模式，增强对周边地级市的经济辐射力度，以少带多，以强扶弱，真正促进广西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二）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叠加的'政策优势，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在不断加深，积极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我国及各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广西借助于自身的区位优势，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广西的外向型经济近些年来虽有发展，但整体情况仍不容乐观，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制约着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后劲以及支撑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级要素也存在不足[2]。借助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机遇和叠加密集的国家开发政策，依托沿海、沿江、沿边的区位优势，借鉴东部沿海典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例如上海模式和东莞模式，积极推动广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才能快速、协调地完成广西经济的转型升级。
（三）强化科技创新，加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长期的协调关系，依托于科技创新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指的是一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另一个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如果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越大，那么可以说它的高级化程度越大[3]。未来一段时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科技创新，加速广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是加强科技创新方面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科技管理协调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以统筹科技创新全方位管理；二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保证各项用于科技创新的资金行使到位；三是优化科技创新体系，不仅要保证建立完善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更要全面扩大科技创新的主体，落实科技创新成果的投入使用。
（四）完善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地区特色经济
广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相对发达的地区，例如南宁、柳州和桂林等，除主城经济区外，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尽完善。河池、百色、崇左等市地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更是落后。良好的交通条件、便利的通讯设施、覆盖全面的水利、电力设施等是居民和企业的共同物质基础，更是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因此，各地区应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适当扩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积极利用本地区丰富的人文资源，打好“侨牌”，让更多拥有广西籍的海外华人华侨参与到广西的经济建设之中，尽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各地区应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结合地区优势，大力发展地区特色经济。
参考文献：
[1]孟倩.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山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区域经济，2016（1）：138-139
[2]李继宏.“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广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2016（4）：14-19
[3]徐晓慧.广西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1）：19-21
如何打造江西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 理论采撷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内涵 人们常常将农产品区域品牌与农产品原产地效应、农产品地理标志等同，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农产品区域品牌与农产品原产地效应、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内涵是不同的。 （一）农产品原产地效应是指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原产地的内在印象，是消费者对某国或地区生产的产品的总体性认知，这源于消费者长期形成的对该地区生产和营销的印象或感受。原产地效应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一项重要因素，由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地理区域特征，其特质、产品质量特征与特定生产加工区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条件更加密切相关，所以，农产品的原产地效应比工业品原产地效应还要明显。 （二）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该农产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农产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形成因素很多，但重要的是产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人文因素表现在农民特有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人文因素贯穿于整个农业的生产实践过程。从本质上看，农产品地理标志是该地域内的农民长期生产实践智慧的结晶。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讲，农产品地理标志是经相关部门核准注册后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商标的知识产权，这种知识产权形式具有不可转. 让性。 （三）农产品区域品牌是某个区域内一群生产经营者所用的一种以地理标志为主的品牌标志，包括无公害产品标志、绿色食品标志和有机食品标志等，其基础是有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或特色农产品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的行政或经济区域，经过区域地方政府、行业组织或农产品龙头企业等其他营销主体有组织的营销与管理而形成的，是消费者对农产品区域形象的认知，代表着消费者对农产品区域关系的总和。为此，农产品区域品牌是农产品原产地效应、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一种提升，只有通过经营管理才能形成。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特性 （一）具有区域公共物品属性。区域品牌不同于企业品牌，企业品牌是一种私人物品，具有排斥性和竞争性。而区域品牌在该区域则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区域品牌可以被该区域的众多经济主体同时使用，任何使用者都不能阻止他人使用该品牌；同时，该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主体，使用区域品牌并不影响他人的使用，新增使用者也不会增加社会成本。 （二）具有外部性。在经济学理论中，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果。这种影响可以是正外部性(外部收益)，也可以是负外部性(外部成本)。当某些经济主体通过大量的经济为，如向市场提供优质产品，对区域品牌进行大量的宣传，使区域品牌形象得以提升，该区域内所有经营同一产品的经济主体都可受益。也就是说，经营成功的区域品牌，具有良好的美誉度、知名度，该区域品牌会形成“晕轮效应”，会使所有使用该品牌的经济主体无形中戴上一个神秘美丽的光环，从而促进该类农产品售，这就是区域品牌的正外部性。相反，如果使用该区域品牌的经济主体出现了某些不良的经济行为，如制假贩假，进行虚假宣传，将会严重损害该区域品牌形象，这时就会产生负外部性，会使该区域内所有共享该区域品牌的经济主体无辜地或多或少地受到牵连，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品牌株连危机。 （三）具有“柠檬市场”效应。在所有共享区域品牌的生产经营者中，在缺乏有效管制措施的情况下，往往会有一些经营者向市场提供劣质产品，由于消费者难以在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之间做出判别，于是消费者就倾向以较低价格去购买低质量产品，而使用同一区域品牌的高质量产品就难以出售，从而产生“劣品驱逐优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将使优质农产品的市场难以扩大，农产品质量难以提高，从而导致区域品牌形象提升成为一个难题。 以上三个特性也正是农产品区域品牌在构建和运行中的三大难点，因此，我们在构建农产品区域品牌时，对外要加大品牌的营销宣传，对内要有相应的配套管制措施，形成“组合拳”，从而避免农产品区域品牌的负外部性，避免区域品牌的“柠檬市场”效应，不断提升区域品牌的竞争力。 创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必要性 （一）创建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可以更好地引导城市居民消费农产品。随着我国人均GDP 超过2000 美元之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将由温饱向追求营养、安全、便捷、多样转变，由此推动农产品迅速升级。因此，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化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创建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可以使农业生产的资源优势和特定区域优势转化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农产品的某些质量特征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购买者很难真实完整地了解有关农产品的质量信息。通过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可以让农产品质量优势信息直接地展现在购买者面前。 （三）创建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可以克服农业经营的高度分散性。目前，我国农业的突出特征是非企业化的小规模，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在我国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农户和进行农产品批发与零售的个体户，而农业企业非常少。这种非企业化小规模经营，难以对农产品进行品牌化经营，而且在经济上也不合算，因为实行品牌化要付出成本，如品牌的设计制作和注册、产品包装的设计与制作、品牌形象的塑造及其推广、品牌的管理与维护等，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如果经营规模过小，农产品生产与销售量过低，就会导致单位农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这种小规模经营，建立单个品牌是不现实的。而同一区域范围生产经营同一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共同使用的共有品牌——区域品牌则是可行的。 （四）创建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可以提高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水平。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与流通各个环节，都要根据市场机制来进行，要围绕某种商品生产，形成种养加、产供销、服务网络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经营系列，做到每个环节的专业化与产业化相结合，使每一种产品都将原料、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制成最终产品，以区域品牌的形式进入市场，从而有利于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经济效益。 江西农产品区域品牌现状与问题 （一）江西农产品区域品牌现状 江西是个农业大省，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生态优势十分突出。江西以占全国2.5%的耕地，生产了全国4%的农产品，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和商品棉基地。江西粮食生产，连续四年增产总量达91 亿斤，这在江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又是中国南方唯一连续不间断向国家提供商品粮的省份。江西充分利用区位和产业优势，集中主要力量，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初步形成了大米、生猪、水产、水禽、茶叶、柑桔、油茶、毛竹、中药材、商品蔬菜等十个主导产业，重点建设了一批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培植了一批优质农产品品牌，扶持了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省共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504个，被认证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363 个，绿色食品达到711 个，在全国排名第六，其中有机食品321 个，位居全国首位。江西农产品共获 得“驰名商标”或“中国名牌”产品称号6 个，省名牌产品54 个，江西著名商标84 个。如南丰蜜桔、赣南脐橙、广昌白莲、余干黑乌鸡、婺源“大鄣山”牌和“天佑”牌有机茶、奉新“碧云”大米等等，已成为享誉省内外甚至国内外的名牌产品。 （二）江西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经营规模过于分散和细小。在江西省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中，企业规模过于分散和细小。全省农业方面的龙头企业2096 家，其中销售收入500 万元以上的只有580 家，亿元以上的只有31 家。目前，江西省有9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 100 家省级龙头企业，其中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有25 家， 10 亿元以上的有3 家，这些龙头企业平均固定资产3092 万元，平均销售收入1．3 亿元。和国内市场的农业产业化组织相比，不论在规模还是在销售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目前实行的“一县一业”、“一乡（或一村）一品”，也有可能造成土地、资金、技术的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而要在全国的农产品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否则，该农产品难以走出该营销区域。 （2）没有形成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由于农产品区域品牌自身存在着区域公共物品属性、外部性和柠檬效应，成为了创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难点。目前，我省虽然形成了南丰蜜桔、赣南脐橙区域品牌的雏形，但作为农产品区域品牌运作主体的行业协会，还不能在区域品牌运作中发挥有效的主导作用，其职能仅限于“上联政府、下联农户、内联商家、外联市场”，还没有形成“组织农户、行业自律、内管质量、外找市场、市场调控、品牌维权”的职能，还没有建立行业协会、经营企业与农户利益分享的长效机制，没项基本原则有形成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3）没有建立统一的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创建必须依赖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供应链是指农产品沿着农户、合作组织、加工企业、物流中心、零售商以及消费者运动的一个网状链条。农产品区域品牌与完善的农产品供应链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在农产品供应链中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它要求整个链条中各节点的农户、加工企业、零售商必须遵守统一的质量标准，以及根据统一标准制定的各环节标准。此外，供应链上下游也依靠统一的标准相互约束。比如，农产品加工企业出于本环节的质量与利益考虑，它就会严格要求供应链的上游——农户必须遵循供应链统一标准，农户为了能够存在于本供应链中并依靠供应链获得利益，它就不得不根据统一的标准组织生产。由于供应链整体利益的要求，就会使得位于该供应链所有节点上的个人、企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保证了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 （4）品牌观念落后。江西是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农民的市场经济观念还比较落后，品牌意识更是淡薄，导致农户和企业创品牌的积极性不高。 国内外创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经验借鉴 （一）法国香槟区域品牌 作为农产品区域品牌重要标志之一的地理标志制度起源于法国，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农产品当推法国葡萄酒——香槟。法国建立了完善的保护地理标志的法律法规体系。具体包括：第一、主管部门发布法规，具体规定原产地域范围、传统工艺方法、产品质量特性要求以及市场监督等。第二、由政府授权的行业或协会发布经国家认可的、强制性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如种植要求、加工日期、使用工具、采摘方法、窖藏要求等。具体来说，法国对香槟酒生产过程是十分严格的，不仅规定了葡萄的生产区域，还对用作葡萄酒的葡萄，每公顷种植多少棵，每棵结多少果穗，每穗结多少颗粒，每公顷产量的上限都有严格的规定，超过的产量不能用于制造原产地名称的葡萄酒。甚至要求酿酒工艺过程中的翻动橡木桶，仍 然沿用传统的人工方法，而不使用机械。法国政府在保护地理标志方面有先进的理念。法国政府认为，地 理标志属于国家的无形资产和文化遗产，属于公权范畴，要受到国家保护和监督的。国家授予私营个体组成的集体、协会以使用权，地理标志是私营者使用的公有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原产地域产品来源的真实性，保证产品质量、信誉，防止侵权，维护农户和酒商的共同利益。 （二）美国新奇士区域品牌 新奇士区域品牌属于美国新奇士桔农协会。美国新奇士桔农协会是美国10 个最大的非营利性购销合作社之一。新奇士桔农协会的前身是南加利福尼亚水果销售协会（Southern California Fruit Exchange），是于1893 年8 月29 日，由洛杉矶100 多名桔农代表发起而成立的。协会对柑桔制定分级标准，控制产品质量，为本地区60 户柑桔生产者提供运销服务。后来，随着协会规模的扩大，协会更名为新奇士桔农协会（Sunkist Grower ），确定商标为Sunkist，在其交易水果的包装上都有“Sunkist Orange”商标。新奇士桔农协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合作社组织，财产由成员共同拥有，在市场运作上采取公司管理模式，实行职业化和专业化经营管理，聘用专职总经理。协会组织结构由社员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和员工4 个层次组成。协会运作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对果农的退税和对农业的预算补贴，以及会员缴纳的会费。新奇士桔农协会的运作模式之一是“合同制”。果农、果园管理公司、包装厂等自愿加入成为股东之一，将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形成合同制的利益分配机制。协会使用统一的商标，全球统一价格，避免成员之间的价格竞争。总部接到订单后，将订单分散到60 多个包装厂，包装厂根据情况向果农收购果实。新奇士桔农协会特别重视区域品牌营销，协会向全世界各地派出营销代表，并已建立起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销售网络信息体系及客户管理系统，利用先进的营销理念及手段，宣传推广新奇士区域品牌，新奇士桔农协会已建立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协会使用统一的种植标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果实采用全套流水线全自动选果及包装，使果品大小、色泽保持一致，每箱按72、88、100 只果实3 种规格包装，每箱果实都打上包装厂及责任人标记，一旦发现问题，可迅速追溯到经办责任人。协会还建立起果树信息档案管理系统，对每一株果树的品种、品质特性及成熟期都有记录，其中成熟期能够精确到周，大大提高了果实收购速度，从接到订单到装箱运输只需2—3 天时间。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通过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品种改良等手段，调节果实成熟期，使果实分期上市，形成了4—10 月成熟的夏橙和10月至翌年4 月成熟的脐橙等品种系列，全年在不同时期均有果实上市。 （三）西湖龙井与大佛龙井 浙江省农产品品牌化走在全国的前列。西湖龙井区域品牌是指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乡及其相邻几个乡镇共168 平方公里范围内所产的龙井茶，称“西湖龙井”，已获得“原产地”认证；除此以外的浙江省其他茶产区所产龙井茶，叫“浙江龙井”。“浙江龙井”茶叶年产量约为5000 吨，而“西湖龙井”茶叶年产量仅为300 吨左右，“西湖龙井”的价格每公斤单价高达数千元，大大高于“浙江龙井”。浙江省新昌县有好茶，但由于企业、茶农的实力不够，一直没有打造出一个好的茶叶品牌，又不甘于做“浙江龙井”的一分子。于是， 浙江省新昌县政府提出了创建“大佛龙井”区域公共品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新昌县政府统一新昌几十个绿茶牌子，申请了原产地保护，命名了新品牌“大佛龙井”。县名茶协会根据自愿和鼓励使用的原则，依法管理，实施标准，实行统一名称、行规、包装、管理。目前已获商标使用许可证的经营户140 多户，对“大佛龙井”名茶进行了有效的监督管理。同时，县政府积极扶持标准化名茶加工厂和良种茶园的发展。新昌县政府每年拨出巨款支持在全国对“大佛龙井”区域公共品牌的营销宣传和用于大佛龙井专卖店的建设。该县还通过举办茶文化节、茶摄影活动、茶叶诗会、茶叶笔会、茶艺茶道表演等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活动，不断挖掘茶文化内涵。“大佛龙井”通过新昌县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茶农多方努力，使“大佛龙井”成为全国较为著名的绿茶区域品牌。 对策研究 江西创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策略选择 （一）政府应搞好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 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土质、温湿度、日照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农产品品质的形成。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农业资源状况，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农产品区域布局，避免特色农产品生产的无序性和盲目性，真正做到特色农产品有特色。针对目前农产品发展的“块状经济”，即所谓的“一村一品”的现状，政府应积极主导，在全省构建3～5 个地级市的特色农产品区域布 局，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集群，为将来在全国推出3～5 个具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做好准备。 （二）做好证明商标注册和地理标志申报工作 增强行业协会、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纪人、农户等生产经营主体的商标意识，鼓励支持农产品商标注册。同时，对区域内现有的农业品牌要进行整合，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加强协作，支持和鼓励传统农产品、历史品牌产品的集中产区，积极申报原产地保护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提升农业特色产业，打造农业区域品牌。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加强与工商部门、质检部门的协作，推进农产品商标和证明商标的国际注册，实现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三）积极探索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组织模式 由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三大特性，导致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组织职能要做到“组织农户、行业自律、内管质量、外找市场、市场调控、品牌维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监督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原料基地(农户)” 的组织模式正在蓬勃兴起，该模式不仅优化了农业组织结构，还增强了农户的市场经济适应能力，尤其是调动了地方政府、原产地企业、农户的积极性，已成为当前农产品区域品牌组织创新的新模式。但是，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约束条件下，如何构建“政府监督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原料基地(农户)”的组织模式成为产业一体化组织，如何构建其利益分配机制？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研究的课题。 （四）建立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供应链体系 目前，农产品进入超市销售为农产品供应链的建立提供了基础，现代物流要求农产品在配送和销售过程中，符合现代物流的技术标准，并要对流通过程中的包装、搬运、库存等质量进行控制。因此，建立农产品区域品牌供应链体系，并整合供应链中各部门、各单位的资源，按照相关的统一标准，实施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才能切实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标准体系的完善。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 1、大力实施农业标准化。要广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制定和实施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开展全程质量控制。2、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结合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以特色主导产业为重点，建成布局合理、职能明确、专业齐全、运行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优化整合检测资源，配备现代化监测仪器设备，加强检测机构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检验检测能力和水平。3、增加科研投入，积极开发新品种。 （五）实施农产品区域品牌的营销创新 政府要积极主动，通过各类展示、展销活动，充分运用各种媒体，推介农产品区域品牌，宣传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政府重视、企业主动、消费者认知、多方合力推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良好氛围。积极帮助行业协会、农业企业做好农产品区域品牌营销宣传，实施农产品区域品牌口碑传播，扩大农产品区域品牌知名度，积极推进专销柜、放心店建设，发展对外贸易，提高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同时，要加强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增强市场服务功能。 （六）鼓励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龙头企业上市 政府要积极争取发改、财政、科技、工商、税务、质检等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创造条件，从人才、资金、税收等方面予以支持，尽快形成“政府推动、企业主动、市场拉动”的良性互动格局，共同推进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政府重点要鼓励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龙头企业上市。资本市场对农业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首先，资本市场可以给龙头企业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多元化资本运作平台。其次，龙头企业上市能够提高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形象，对业务拓展和区域品牌建设也有正面的帮助。 作者：许基南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附注： 江西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地区的腹地。全省有11个设区市、99个县（市、区），总人口4300多万，土地总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江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省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适合发展农业。 江西是一个绿色的家园，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全省森林覆盖率高达60.07%，位居全国第二位；矿产资源丰富，铜、钨、铀、钽、稀土和金、银被誉为江西省的“七朵金花”；旅游资源丰富，有革命圣地井冈山、风景秀丽的庐山、钟毓灵秀的三清山、道教发源地龙虎山等四大名山，以及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水资源丰富，全境有大小河流2400余条，赣江、抚河、信江、修河和饶河为江西五大河流。鄱阳湖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候鸟栖息地。 江西是一个农业比重较大的省份。江西以占全国2.5%的耕地，生产了全国4%的农产品，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和商品棉基地。粮、猪、油、菜、果、茶、药、桑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在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江西农产品品种日趋丰富，品质日益改善，质量安全水平迅速提高，均衡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多年来，江西坚定不移地实施大开放主战略，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把江西建成融入国际国内分工体系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高素质劳动力培养输送基地和面向海内外的旅游休闲后花园等“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发展思路，明确了“希望在山、潜力在水、重点在田、后劲在畜、出路在工”二十字的农业发展方针，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全省已初步形成了赣南柑橘主产区、赣北早熟梨主产区、赣中生猪主产区、赣中北绿色大米主产区、鄱阳湖虾蟹主产区、泛鄱阳湖水禽主产区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六大优势农产品产区。其中鄱阳湖水产品、赣南脐橙、赣中北“双低”油菜、赣中北棉花等还被列入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江西充分利用区位和产业优势，集中主要力量，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初步形成了大米、生猪、水产、水禽、茶叶、油茶、毛竹、中药材、商品蔬菜等十个主导产业，重点建设了一批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培植了一批优质农产品品牌，扶持了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如安远和南丰县的水果基地、永丰和高安县的蔬菜基地、修水和婺源县的茶叶基地跻身全国首批100个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县行列。全省现有14个国家级和259个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共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504个，被认证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363个，绿色食品达到711个，在全国排名第六，其中有机食品321个,位居全国首位。江西大米、生猪、油茶、赣南脐橙、南丰蜜桔、猕猴桃、大鄣山有机茶、广昌白莲、南安板鸭、泰和乌鸡等特色农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江西更是投资者的乐园。江西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吸引了国内外投资商，到江西投资农业的客商逐年增加。“十五”期间，全省农业实际利用国内外资金近300亿元。2004年建立泛珠三角和中部地区区域合作机制以来，江西与区域内各省区的农业经贸往来加强，特别是与广东、福建、广西、香港、澳门等泛珠三角地区的农业合作项目增多，合作层次不断加深，合作领域更加广泛。招商引资也带动了农产品出口贸易，江西供港生猪、供港蔬菜、供港水产品已在香港打出了品牌；大鄣山有机茶占据欧盟绿茶市场的七成以上；江西的河蟹、青虾、鳗鱼、鳜鱼等特种水产品，年出口稳定在6000万美元以上，连续多年居全国内陆省市水产品创汇第一名。 2008年江西重点招商领域： 一是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和高新技术项目。根据我省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规划，以引进具有集聚效应的产业化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为重点，以优质高产农作物和养殖业新品种选育及其产业化为核心，引进粮、棉、油、水果、蔬菜、花卉、中药材、特种水产、畜禽等优质种畜种苗和高新生产技术，建设繁育基地。 二是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物流建设项目。重点引进浓缩果汁、天然果肉原汁、果汁果肉饮料、果蔬混合饮料、有机蔬菜、保健茶、小包装鲜熟肉、斑点叉尾鱼回、乌鱼、龙虾（青虾）加工项目，引进一批粮食、生猪、肉牛、地方良禽、水产品、水果、茶叶、花卉、蔬菜、药材等产地批发市场和销地批发市场建设项目。建设农产品物流中心、农资配送和连锁店，在武汉、郑州等大中城市创办优质农产品销售窗口。 三是农用生产资料高新技术生产项目。建设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生产基地，促进高效生物肥料和高效、低毒、安全生物农药的推广和应用；促进肉牛、奶牛、特种畜禽、特种水产专用饲料的开发与产业化；开展规模养殖场畜禽粪便等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四是以合作、租赁等形式，推进农业企事业单位改制。我省农业厅下属企事业单位土地、人才资源雄厚，鼓励采取技术合作、收购、兼并、租赁等多种形式进行嫁接和改造，把农场、企业建设成各具特色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利用农业科研所、学校人才和技术优势，加强与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建成农业高技术推广和科研示范基地。 如今，江西人民正以开放的理念，创新机制，积极营造安全文明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人文环境、开明开放的政策环境、高效快捷的办事环境和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江西有最美的生态环境、有最纯朴的乡风民情，江西有市场、有发展后劲。热忱欢迎各位朋友前来江西参观考察、旅游观光、投资兴业。
茶叶企业品牌营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茶叶企业品牌营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茶品牌营销现状，分析了造成当前中国茶品牌营销问题的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如下：转变观念，联合发展;提高产品品质;加大对品牌的投入;营造企业文化。
关键词：中国茶叶企业;品牌营销;问题与对策
“品牌”一词是个舶来语，最早源自北欧的挪威，但当时这个单词的本义为“灼烧”，是一个广泛应用于从古到今畜牧业的传统行业手法———将灼烧至足够烫的金属符号烙印在牲畜的皮肤上，以此确认此牲畜为xx人所有。这其实是一种划分所有物的通行作法，因此当社会发展到了手工业的阶段时，在手工作坊里生产出的产品上也会出现类似的符号或文字，例如中国古代的制瓷匠人往往在瓷器的底部刻上诸如“江西景德镇”或“xx制”的纹样。PhilipKotler(美国营销学家)对“品牌”的定义为“所谓品牌，就是一个称谓、名字、符号、设计等，抑或是以上的集合。”制作品牌的目的在于使自己生产的产品能够区别于其他的同质竞争者。
1中国茶品牌营销现状
1.1品牌虽多，却不够大
中国作为茶的原始产地不仅拥有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的茶叶品种，而且茶叶年产量近世界四分之一，更是有着“十大名茶”的优势，茶叶种类囊括了白茶、绿茶、花茶、红茶、青茶、黄茶、黑茶等全部类型。但是，中国年出口茶叶却常年维持在世界约10%左右，甚至落后于非洲的肯尼亚和东南亚的斯里兰卡。不仅如此，中国茶在世界茶产品市场的销售价位也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匹配，中国茶在国际市场的均价仅为肯尼亚茶产品均价的一半，是印度与斯里兰卡茶产品均价的三分之二。在中国国内的茶产品品牌多如牛毛，仅在“龙井”一个品牌下就衍生出“西湖龙井”、“狮峰龙井“、“杭州龙井”等若干分支，目前中国国内茶产品品牌数量已经突破一千，完全算得上“繁花似锦”。可就在这样“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茶品牌阵列中，却难以异军突起足够数量能衬托中国强劲经济实力的国际品牌来。比如一提到红茶的品牌，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消费者头脑中总是率先浮现出“立顿”的品牌，可这个品牌却是由国内根本不自产茶叶的英国创立，不能不说是对中国这个茶的“老祖宗”的一大讽刺。
1.2品牌营销措施不力
国内茶产品品牌在推广营销时明显缺乏高屋建瓴的战略统筹眼光，各家茶企对自家茶叶品牌的推广策略几乎无一例外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茶文化。然而如此众多同质化的品牌营销手段中却又难得见到能够与其他同类产品有明显差别的品牌内涵，消费者面对大量似是而非的茶产品品牌时犹如雾里看花，只恨不能“借一双慧眼”来把这些堆砌的茶品牌看个真切、明白。久而久之，在无法清晰地划分出各个品牌的本质分界线后，国内消费者只能弃品牌而转向实物，曾有研究人员统计，当前国内茶产品消费者选择某一类型或品牌茶叶的途径中近四成是通过亲友的介绍，其余渠道则是商场促销或各类广告等不一而足，茶企全面和系统的品牌营销则被排在靠后的位置。
2造成当前中国茶品牌营销问题的根源
2.1茶产品自身品质问题
营造一个知名品牌的前提条件是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比如“可口可乐”，尽管现在几乎人人都将其划为非健康饮品的行列，但不可否认的是，可口可乐凭借其神秘配方和始终如一的质量监控体系从其诞生之初至今仍然保持了相同的品质与口感，成为国际饮品市场上截止目前仍然很难被撼动的知名饮料品牌。而茶叶作为农产品的特性却决定了品质难有保障的缺陷，从客观条件上讲，不同地区气温、降水、日照、土壤营养成份、酸碱比例、病虫害类型以及茶树品种的本质差异等都决定了茶作为农产品而很难维持一个相对恒定的品质标准;从主观条件上讲，我国几千年来种茶、制茶的传统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茶产品生产制作的小规模、小作坊、不定的标准等模式，也让国内茶生产者多数维持在家庭式、小集体式。如此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决定了我国茶产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种种影响质量与品质的不当环节，也就使我国的茶与世界先进的茶生产标准化要求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影响了国内茶产品知名大品牌的构建。
2.2生产经营者的问题
从前面提到的“龙井”一个品牌下出现若干分支品牌的问题不难看出，国内茶企在品牌营销时也时常陷入与其他行业品牌建造类似的怪圈———“内斗”严重之中。中国同类产品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十分激烈，只想着如何将对手置于死地，很难考虑与竞争对手联盟合作将品牌做大做强。也有茶企投资品牌意识不足，认为国内的茶消费市场已经是个足够大的市场，自己企业的茶产品能够占据其中小小一点份额已经足够生存。于是“小富即安”，随即不思进取，满足于在一小片区域中稳定少量的消费群体，缺乏创立一个世界性大品牌向国际市场开拓进军的.野心和勇气。另一方面，产品品牌的建立、发展、闻名的过程是一个投入多、风险大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不少茶企自身规模、资金、人、财、物等远远达不到维持一个国际知名品牌需要具备的雄厚实力，因而也有不少茶企处于“有心无力”的困境中无法开展确有成效的品牌营销战略。
2.3茶叶消费者的问题
国内茶产品品牌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当前我国多数消费者的茶产品消费体验停留在初级阶段犹如一片树叶的两面。消费者对自己国家流传几千年的传统饮料已经处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界”里，由于太过习惯和熟识而很难跳出思维惯性、对茶产品形成品牌意识。绝大多数习惯于饮茶的国内消费者日常购买茶产品基本上都维持着“去一个去惯了的地方，买自己喝惯了的茶”的循环中。对年长的消费者而言，几十年喝茶的经验很难改变，年轻的消费者则往往受到家中长辈的影响而延续老一辈人购茶、选茶的习惯，因此茶产品的品牌营销在一个消费惯性过于强大的市场中也常常陷入步履维艰的境地。
3解决问题的对策
3.1转变观念，联合发展
营销品牌的前提首先应当是茶产品生产经营者能够从意识深处认同品牌价值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尤其是创立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国内茶企应当勇于突破现状，主动打破因循守旧、随遇而安的消极经营思想。市场化经济欢迎的是国际竞争、是开拓进取，而不是知足常乐、见好就收。国内茶企在品牌营销中应当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走一条“无内耗、同发展”的大品牌营销道路。
3.2提高产品品质
品质是品牌安身立命的根，营销品牌的出发点仍然是质量，当前国内茶产品品质难以适应国际标准的缺陷也是大品牌营销困难的局限之一。分散式、小集体式生产经营和相对落后、陈旧的生产工艺、设施设备都使我国茶产品品质与国外规模化、集团化大企业生产茶产品质量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就拿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印尼为例，印尼国内年产茶1500吨的茶企用工数量仅仅26人，而我国同类型茶企用工数量是印尼的三倍。这说明了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用工数量少意味着机械化、程序化的普及，意味着标准化、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应用，也就意味着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提高茶产品品质是国内茶企应当时刻牢记的生产经营根本理念，加快茶叶生产的现代化、标准化是营销品牌的前提与先决条件。
3.3加大对品牌的投入
“放长线、钓大鱼”既是俗语，也是营销品牌必须经历的过程。从品牌创立到消费者形成牢固记忆之间有着一条漫长而艰巨的道路，茶企需要为之有足够的投入和耐心的经营。急功近利对于一个国际知名品牌的产生与维护并不适用，纵观当今国际各大品牌商品走过的成长道路无一不是经历了“积少成多、水滴石穿”的过程，持之以恒的投入和经营犹如“春生”与“夏长”，只有经过了耕耘，才能获得“秋收”与“冬藏”。对于茶叶生产企业，尤其是众多民营企业来说，“酒好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营销中已经过时了，再好的“酒”也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才能让别人知道。正所谓“有舍才有得”，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缺少投入就无法营销出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大品牌、好品牌。茶企在不断提高品牌意识和产品品质的同时更要有一双敏锐的市场的眼，随时观察市场出现的机遇与缝隙，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宣传、推广自己的品牌，创新营销渠道与手段，不断强化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通过对消费者持续的强化刺激加深其对企业品牌的消费记忆，而当品牌记忆在消费者群体中相对固化之日，也就是一个知名品牌从此为世人瞩目之时。
3.4营造企业文化
表面上看“文化”这种理念似乎与崇尚实际的生产经营风马牛不相及，但没有“文化”的企业即使能有一时的繁荣，却终会因为内核的松散而穷途末路，相反，有“文化”的企业是有向心力的企业，哪怕前进路途中遭遇挫折，也会因为有这样内在的“力”而使企业获得重新聚集和振作的机会，比如“苹果”的创新，“大众”的严谨等。文化是能够持续滋养企业这棵“大树”的土壤，文化作为精神层面的养料对人的创造力、能动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人则是现代企业最具活力的资本。优秀的企业文化在凝聚人心的同时也如同灯塔照亮品牌前进的方向，使企业“内力”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让品牌得以茁壮成长，实现企业与品牌的同生共长。
4结束语
中国茶企的品牌营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与国际同行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是多年传统式生产经营惯性的影响。在商品消费已经转入“品牌”这一范畴的时候，加强品牌营销并不只会单纯地对茶叶销售起到促进作用，而是对茶企未来可持续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应当引起国内各茶叶生产经营者高度的重视。
作者:蒋思
单位:潍坊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龚永新.弘扬茶文化，推动茶文化产业建设[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4):97-99
[2]范增平.茶文化在茶叶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及意义[J].农业考古,2006(2):22-25
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
佛经翻译的规模明显扩大。弘传活动进一步兴盛，出现比较大的佛教活动中心，如洛阳、长安、建康、庐山等地。大量营建佛寺僧舍，建造石像石窟；西行求法活动成风。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佛教在东晋南朝出现这种井喷，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寻求精神慰藉，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支持译经活动，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但是这其实是渐进式到一定程度，佛教最终取得的成果。这是循环往复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自东汉至三国西晋时期前仆后继的僧人和佛教徒的努力打下的基础，就不会有后来的井喷。
继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也要正视 传统 文化 ，同时也要发扬传统文化。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传承传统文化 议论文 ，欢迎大家参考阅读。传承传统文化议论文篇1 鲁迅先生有言：中国惟有国魂是最可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人才有进步。 国魂，就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立业根基。惟有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才能让中华民族永葆生命力。 总有一些人，将国之魂魄永存心间，光耀历史。 “红楼痴儒”周汝昌，一生只做一件事。 研究红学就是乐，不用浮名伴此生。遥望苍穹，他是最亮的星。他一生都在文学的世界里探求真谛，一生都在默默的传递着知识的薪火。 一勾弯月在冷凝处低悬，片片浮萍碎成摇曳的翡翠。你，独坐于简陋屋舍，笔起笔落，涌起层层墨香。曹雪芹为一部红楼，“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三百年后，你为一部红楼，目盲耳聋，穷六十载光阴，建起红学“四支”，使红楼之光华，粲然世间。如今，你的名字便与红楼一道，铭刻在时间的轨道上，流芳百世。 周汝昌太爱红楼，这一爱，就是一甲子时光。六十年，他从一个出入学府和贵公子门庭的青年学子，到成为红学研究的巅峰和大du。他于红楼，更像一位母亲，一手拉起传承，一手拉起创新，在红学研究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印度古谚有言：智慧是知识凝结的宝石，文化是智慧放出的异彩。只有弘扬和继承中华文化，才能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巅。 一代国学大师，黄裳，风华正茂之时已是奠基人，古稀之年仍是开拓者。姜桂之性，老而弥新。他在字里行间燃烧激情，点亮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的行走，叩响心灵的大门。他一生藏书无数，在知识的海洋里恣意挥洒;他打破文体的规范，在文学的草原上任意驰骋。他的文字是一粒粒饱满的种子，播近土壤就会长成一颗颗橘树，一茎茎绿荷，一兜兜灵芝，一朵朵兰花……带着他襟袖间跨越上下五千年的遥远芬芳，弥漫于天地之间。 黄裳的文字，融合了二周文字的精髓，既有鲁迅的激愤、犀利，又有知堂的雍容、闲致;既有情趣和情调，又有观点和见解。他的一生宛如年轻的斗士，却又用人生的阅历沉淀了 文章 的气质。在继承与弘扬之间，他找到了人生最完美的坐标。 反观现实，多少人为物欲、贪念拘絷，甘愿舍弃民族文化与道德，纵意轻视。杜甫先生再次被我们纪念，却是以亵渎的方式，谁也无法预料还有多少文化名人被戏谑;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为迎合低级趣味，肆意改写历史文化。所以，在继承与弘扬之间，我们必须要把握好其中的“度”，为迷惘的世人敲响警钟。 传承传统文化议论文篇2 中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纵观当今世界，昔日的四大文明古国已经有三个离我们远去，埃及人不会讲埃及语，印度人不懂得印度文明，巴比伦就连一个统一的国家都没有了，而中华文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也似乎岌岌可危.同学们，传统文化的继承需要我们献出一份力。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道家、墨家、法家与儒家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是异常灿烂、无比光辉的。拿青铜器来说，拿陶瓷来说，拿丝绸来说，都居世界的前列。拿创造发明来说，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四大发明”更是其他民族所赶不上的。 再来 说说 我们苏州，苏州园林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它综合了建筑、山水、花木、 雕刻 、书画，给人一种古典的美。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苏州的传统小吃也十分有名，海棠糕、梅花糕、豆腐干等等，这些传统小吃使人垂涎三尺，也是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千万不能让它在岁月的车轮中慢慢地消亡。因此，我们要关注传统，继承民族文化，让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新的活力。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们应该如何来继承、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呢? 也许，你会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已经过时了。但只要我们宣传、宏扬民族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然后，根据时代的要求，构建新时代的民族道德标准，便可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 据说，今年有许多 刺绣 大师要绣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五福娃，他们巧妙地利用苏绣来宣传奥运，这样一来就可以很好的将刺绣这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前一阶段，苏州评弹“走”进了许多中学的校园，这使我们拓展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也更加了解了苏州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的瑰宝，千万不能让它淹没在时代的潮流之中。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们应该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同学们，让我们用一颗赤诚的心去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为民族的传统注入新的芬芳。 传承传统文化议论文篇3 传承传统文化议论文篇3 回眸中国一路走来的历程，还是很有意义的。 当中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在借鉴外国革命的基础上，力主中国革命有所超越，以摒除外国资本主义初期带来的弊端。虽然他们的革命没有完全胜利，但这种打破思想桎梏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想，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不管是民主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亦或是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都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中国共产党才会成立，才能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 时至今日，在中国正在不断向前迈进的同时，学习各种 国学经典 ，又成为一股新的文化热潮。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学经典中，我们要学些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我们要发扬什么，我们要创新什么。很多国学经典是不变的真理，但在这些国学经典中，也不鲜有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对于国学经典的学习，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而不是生搬硬套。对于学习经典，重要的不是学，而是用。弟子规、三字经张口便是，生活中却丝毫未见，这样的学习又有什么意义?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但你也要会在生活中用到。满脑袋之乎者也，满嘴的仁义道德，到头来未见真才实学，不得不说是十分可笑的。当继承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如何创新更是无从谈起。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是因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当经典走进生活，创新便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了。 继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继承，创新无从谈起;没有创新，继承也不过尔尔。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继承和创新，正是我们前进的路标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传承传统文化议论文篇4 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靠的是什么?是千百年形成的民族精神。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众多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一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著称于世。“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 总结 出来的。他们有着尊老爱幼的高尚品质，遇到困难从不低头屈服，这就是中华的精神。 从古至今，中国出现了无数爱国者，他们把祖国、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品德楷模雷锋、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无数仁人志士以铁的事实叙述了一首又一首的爱国长歌，他们甚至用生命来呼吁人们心中的爱国精神。爱国，就是对养育和哺育自己成长的祖国和人民无比热爱的情怀和忠诚。这样的爱国情怀和忠诚是为国分忧，为国奉献和报效祖国的力量源泉。弘扬爱国精神就是要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增强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斗志。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虽然今天的我们不需要经历战火的洗礼不需要担心国土的沦陷，但是，我们有责任去弘扬民族精神，为祖国的一切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自己做起，响应时代的召唤，让民族精神传统的火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吧! 传承传统文化议论文篇5 妈妈，你知道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吗?”五岁多的悠悠神秘兮兮地问妈妈。 “嗯……十月的最后一天呗。”忙碌着的妈妈心不在焉地敷衍着。 这下，小悠悠可就得意啦：“妈妈，你真差劲，这都不知道——10月31号是 万圣节 哦!幼儿园会有化妆舞会，我们可以带面具、穿斗篷，打扮成魔鬼的样子，我们还可以要到很多糖果……妈妈，你赶紧帮我准备舞会的东西吧，我要南瓜灯、鬼脸、斗篷、魔杖……” 不得已，妈妈在悠悠的软磨硬泡下去批发市场买他需要的舞会“行头”。不去不要紧，一去才发现，现在的“万圣节经济”可红火得很呀，而采购万圣节用品的，几乎全是幼儿园老师、孩子家长。 一位六十开外的妇女，受孙女“重托”专程来买万圣节服装，忍不住叨叨着：“你说这幼儿园，还特别发了通知，让家长准备万圣节活动的服装，我跑了好多地儿都没买着我孙女喜欢的。我以前可从来不知道‘万圣节’是个啥，这两天净为这个洋节跑腿儿了。孩子上了两年幼儿园，过中国节的时候啥事儿没有，就过这洋节，真折腾。” 同样忙着采购的还有幼儿园的老师们。“现在幼儿园不是尝试双语教学吗?我们就想利用‘洋节’搞些特色活动，让孩子们了解西方的节日与西方的文化，这已经成了我们的办学特色之一，一定得坚持的。” 而据摊主介绍，万圣节销售从半个月前就开始了，一天光斗篷就能卖出百十来个。虽然只能热卖半个多月，但是不怕，“万圣节过了，还有 感恩节 、 圣诞节 、情人节、 愚人节 呢!” 买完东西回家的路上，悠悠妈妈就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这个和绝大多数中国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万圣节，在幼儿园怎么就过得那么热闹?仔细想想，近年来，中国人的节日过得越发新奇丰富，什么洋节都“拿来”过，反倒是我们自己的许多传统节日越来越边缘。 传承传统文化议论文篇6 一个心愿成就了一生的辉煌与拼搏，传承心愿，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坚守的传承。 ——题记 人类因生命的传承而生生不息;精神因代代的传承而成就了经典;历史因岁月的传承而积淀了奇迹;相信坚守的传承也将是一种人生的收获。 小草为何能在枯黄之后仍吐出新绿，那是因为它有破土而出的坚守;花儿明知会凋谢，可为何还奋力绽放，因为它有秋收硕果的坚守;乔金山为何多年研究，并将心愿寄予后人，因为他想让后世坚守自己的心愿;传承一种坚守不放弃的精神。 风儿吹醒了大地，唤醒了沉睡的万物。心中传承坚守的小草依然顶出了新绿的嫩芽，昭示了生命的不息。 草绿花红是一种信念坚守的传承，所以他明知会枯萎，但他还是选择了重生。花儿明知会凋落，但他还是选择了绽放，不求拥有世人的赞赏，但愿芬芳的坚守得以传承。只为秋收硕果而坚守传承。 心愿传承是一种希望坚守的传承。生命有限，在有限的时间沙漏之中，我们都曾叹息岁月的流逝，都曾为未完的心愿而心存遗憾，愿想心中的愿望能有一份执着的坚守的后人去传承。乔金山愿将鸟柏树满二帝陵的心愿传承，代代相承，承接一种精神。 历史文学的积淀是一种坚守的传承。浩瀚的历史承载了亿万的史实与记忆，若没有那份坚守心态的传承，又怎会有当今史集的存在。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选择了记录的坚守，所以文化得以传承，练就了今日腾飞的中国。 苍鹰翔远于天际是一种坚守的传承，以一种生存的信念作为坚守，以一种飞翔的使命作为梦想而坚守。那冲击蓝天的矫健不是一日的付出便练就的，那俯冲的勇猛也并非一时的努力就换得的。那是一种坚守，一种梦想与信念坚守的传承。 植物，人类，历史，苍鹰，他们都因坚守而传承，而在人类的舞台上实现了人生的价值，都在坎坷之中走到山的顶峰。 一种精神的传承是坚守传承的凝练;一种心愿的传承是坚守传承的条件，坚守的传承没有疑问，心灵的缔造和人格的成就或许就是坚守的传承。
探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及思考摘要 随着手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由原来的收音机、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电视、朋友圈、手机短视频传播。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新媒体用户已经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心持续深入到乡镇农村。后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大量的农村人群加入到视频创造的大军中，渐渐地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文化一一”土味文化”。这种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和生长模式。并且从它最开始出现的快手平台慢慢延伸到其他新媒体平台，并且慢慢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土味文化”作为一种从乡村兴起的网络文化，是小镇青年自我意识的表达，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此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土味文化”的起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现状，后又分析了“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又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土味”广告发展近一些绵薄之力。 关键词:“土味文化”、广告、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s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has been broken, from the original radio, newspapers to today's TV, circle of friends, mobile phone short video transmission.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ew media users have continued to penetrate from more developed urban centers to rural areas. Lat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eople joined the army of video creation, and gradually gave birth to a new kind of network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旅游业做为新兴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近几年来，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和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然后，这种新兴的“绿色产业”正在是益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由于一些地方过于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过度，盲目开发旅游资源，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一些地方的旅游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衰退危机。因为，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是一个旅游界面临的极其迫切的课题了。
而充分发掘“文化旅游资源”可是说是解决这一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1文化旅游实现旅游资源多元化
文化旅游是对自然景观的人文观照，游客可以对自然物的观赏，从中探寻人类的发展历程。比如，游客在登上泰山之巅时，回首望望那苍茫的齐鲁大地，想想当年，多少帝王泰山封禅，召告天下，那种君临天下的威武，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气势与威严。也会感到，这样一个大国所受的专制的桎梏。从中，加深了对中国历史的体味与感悟。再比如游客去西安秦始皇陵兵马甬，在观看那气势宏伟的石人石马时，那种沙场点兵的古战场仿佛就在眼前。我们在感受气势宏大之时，怎能不慷慨大秦帝国经济的发达与国力的强盛，还有工匠数量之多，技艺之精湛？文化旅游是对旧时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的人文观照。比如，在民族众多的云南省，你会处处感受到不同民族，民俗的风情，不论是婚俗，还是节俗，都会让各地的游客感到新鲜，现在，这种民俗游已经日益成为了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而中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回家，在五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形成了各自风格的民族特色文化，从而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这些，已经是中国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现代都市人感到好奇和新鲜的旅游点，如果加以合理开发，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旅游效益。
2文化资源具有传承性和可持续性旅游资源
按其特点分为自然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自然资源包括可供旅游者游览的植物、动物、矿产、山川地貌及美丽风景等。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其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而人文旅游资源则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民族性及文化性。与自然资源相比，他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其传承性和可持续性。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史学极其发达的国度，文化的传承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无论是文化遗址，还是民风民俗，或是古代建筑，亦或是民间艺术。这些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中国都得到充分完好的保留。这就为中国的旅游资源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拓宽开发的空间。
文化旅游资源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它以为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给游客带来了无限的文化感染和艺术熏陶。而且，这种文化旅游资源，不会因为游客数量的增加而受到破坏，相反，却会因为游客的`日益增加而丰富他的内涵，同时，通过游客之间的口耳相传，会扩大其辐射范围。如果能对其合理的进行开发与挖掘，这种文化资源会越来越厚重。比如，帝王陵可能会因年久失修而残破甚至倒掉，但其中的故事却会因年代的久远而历久弥新，更具吸引力。因此，这种文化资源的传承性与可持续性应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中给以足够的重视。
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还表现为文化旅游资源的再创造。历史文化是可以再加工，再创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旅客的文化需求，每一名旅游人都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对原来的历史文化，历史典故进行再加工，进行合理的演义，付以其新的时代内涵。让历史文化真正的鲜活起来，比如可以借鉴《百家讲坛》那样的方式和内容，对原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新的阐述和理解。从而，提升旅游文化资源的深度与厚度。
3人文旅游资源的差异性
可以提高景点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旅游的本质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就是在一定区域生活的人到另一个区域去感受不同的自然景观与文化差异。因此，旅游的核心就是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这就意味着，只有不同的特色文化才是吸引游客四处奔波浏览的关键。各个景点也只有尽量打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才能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以致胜利。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欧洲各国的入境旅游者，进行文化旅游的占65%;在美国人中，27%的人每年在文化旅游的消费总额达数十亿美元。日本人来华旅游的目的也各不相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古迹的占49%，体察民俗风情的占22%，观赏文艺美术的占7%，品尝风味佳肴的占17.5%，其他占4.5%。可见，吸引国际游客的主要是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从这种意义来讲，如何打造本地特色的文化品牌，是每一个旅游区工作人员好好研究的课题之一。
反观当下的旅游市场在这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不同的旅游景点，文化的趋同越来越明显，有的甚至出现了抄袭的现象。比如，到处都可以见到的有些牵强的“一线天”景点，让旅客越来越觉得旅游文化资源的单一与匮乏。还有那只在有山有水就有的商业味十足的“放生池”已经让游客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如果旅游景点再不能拿出自己的特色，也许真的有一天这些土方就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总之，文化旅游，现在已经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巴蜀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已经日益显示出了文化旅游的极大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奔向他们的怀抱。还有，近几年正在兴起的红色文化之旅，也都是因为，这种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使旅游资源出现了新的增长点。可见，要想让旅游这种“无烟的绿色产业”真正在永葆青春，可持续发展，好好发掘各地的特色文化资源，已经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了。
4、经济波动与建筑材料价格相关性分析
表1预警指数与建筑材料价格的相关系数计算结果变量相关系数变量相关系数变量相关系数圆钢0.794镀锌管0.201汽油0.762螺纹钢0.781镀锌板0.422电0.741线材0.765普通硅酸盐水泥0.346水0.643中厚板0.839矿渣硅酸盐水泥0.213沪铝0.562薄板0.795柴油0.741沪铜0.5683相关性分析(1)根据以上计算结果，不难发现，经济波动与大宗原材料价格的涨跌是有相互关系的。
(2)将不同的建筑材料与预警指数的相关系数值用柱形图表示，见图1。
图1建筑材料价格与预警指数相关系数值对照图我们发现不同的材料与经济波动的相关关系的强弱不同。总体而言，金属类及原油的衍生物与经济波动的相关关系表现的比较强，而水泥与经济波动的相关关系相对比较弱，水、电做为国家宏观经济所控制的材料，伴随着经济的长期趋势发展，也表现出了相当强的相关性，但由于其市场经济程度化不高，故不做详细分析。
(3)在价格波动的过程中，由于生产材料的工厂兴建的时间长短不同，不同材料的上涨幅度与回落方式不一样。在水利工程中钢材及水泥所占的建筑材料总成本最大，故着重分析钢材及水泥的价格走势。就钢材市场而言，当供需矛盾发生，产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由于兴建一个炼钢厂需要1～2 a的时间，所以价格会持续上升，且上升空间大，利润会促使更多炼钢厂的兴建，直至出现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此时钢材价格便会回落，但由于受成本的支撑，钢材价格回落缓慢，表现出了较弱的供给弹性及相当强的需求弹性。而水泥厂的兴建周期很短，180 d即可。当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时，水泥价格会急剧上涨，但同样利润会促使更多工厂的兴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导致水泥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上升幅度不大而且能迅速回落。
(4)经济的复苏会拉动原材料价格的上升，而原材料价格的下跌则超前于经济的滑落。以钢材为例，我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2002年8月份复苏，突破前期高点，而钢材价格则到2003年2月份才突破前期高点。2004年4月份钢材价格大幅度下跌，2004年8月经济回落。
［参考文献］
［1］李洁明，祁新娥.经济统计学简明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于俊年.计量经济学［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3］厉以宁.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
［4］丁世昭.建设工程项目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5］吴翊，李永乐，胡庆军.应用数理统计［M］.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6］王立九，李振荣.建筑材料学［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
［7］李世蓉，邓铁军.工程建设项目管理［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旅游 文化 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由专业人员挖掘或设计出来,满足旅游者特定需要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产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旅游文化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OBOR战略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 教育 改革的契机，是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的途径与 方法 。
关键词：旅游文化;特征
现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旅游文化的繁荣，“一带一路”(以下简称为“OBOR”)是21世纪初中国为了实现“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而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OBOR战略开始付诸行动。OBOR分为陆路与海路。陆路从西安向西，横穿西亚抵达欧洲荷兰的鹿特丹。海路从长三角、珠三角沿东南亚向西，经非洲过黑海最后抵达欧洲的鹿特丹。因此，新世纪下的OBOR一端为日益崛起的中华经济圈，另一端连接着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共同体———欧州联盟，中间是经济潜力巨大的西亚、东南亚和非洲。在OBOR战略构想下，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对话，必将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研究OBOR战略下的旅游文化特征，对促进旅游、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OBOR背景下旅游文化特征研究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合作重点中明确指出“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因此，OBOR战略沿线必将呈现出人类古代文明繁荣的鲜活再现、为欣赏旖旎风光的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线路游、沿线OBOR友好城市互办旅游推广活动游、体育活动交流观光、参与、体验游和“新海上丝绸之路游轮游”等5大特征，相应的文化也呈现出这五大特征。
1.1人类古文明的鲜活再现
丝绸之路是跨越文明、贯穿古今的古代经济发展之路，对丝绸之路的重游是对人类古文明的探索与考察，具有旅游和文化挖掘发现的双重意义。2014年，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三国联合递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将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类古文明推向新的历史舞台。透过OBOR，不仅可以探索考察中国自秦、汉至清的灿烂文明与文化，而且还可以探索考察西亚、中亚、欧洲诸国的文明发展史，对比中外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差异。
1.1.1博大丰富的汉前文明
OBOR的陆路起点西安，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其历史变迁是华夏文明发展的缩影。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出的旅游圈，能充分体现中华古文明。西安早在汉朝以前就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曾是周、秦的都城，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将人们带回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秦始皇兵马俑则展现出了大秦帝国的强盛国力。对OBOR起点城市的考察，人们可以领略汉前中华文字的形成变化、陶器制作工艺、古建筑的特征、古代天文体系、别树一帜的中国数学及丝绸文化等等。
1.1.2影响深远的汉文化
汉代是中华历史上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从汉代建立到灭亡的四百多年间，汉代王朝与古罗马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大帝国，汉王朝雄踞东方，开拓了OBOR的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走廊。而且在汉代，西南丝绸之路也在这个时期开辟，从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到缅甸、印度，将汉朝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东南亚。因此，汉代是OBOR战略的起始朝代，考察旅游OBOR的内涵与文化功能在于探索和考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汉代文化。其中著名的建筑文化，有著名诗歌“秦时明月汉时关”为证，可见汉代的建筑科技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有史学瑰宝的《史记》和《汉书》;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如今在成都、西安、安徽宏村、浙江等地还保留着这种比较原始的造纸术，对人们了解汉代科技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汉代的《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以及地震仪等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入了解和考察探索汉代文化，对OBOR旅游品质的提升、内涵建设、转型升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1.3辉煌的隋唐文化
隋唐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以强大国力为依托，以蓬勃发展的世俗文化为主体，表现出了内容丰富、思想兼容、形式多样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大量汲取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多的表现出对外文化的输入输出，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其中丝绸之路OBOR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和平台作用。辉煌的隋唐文化繁荣发展的原因之一便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畅通和频繁。考察OBOR线路，不少历史遗迹和名胜景点都是对唐朝文化的重新认知。就科技而言，隋唐发明了火药，将印刷术发展到雕版印刷，代表作有《金刚经》，建造了辉煌的长安城和赵州桥。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历史时期诗人辈出，影响深远，如初唐的陈子昂、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李白、杜甫，田园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边塞诗人高适，晚唐诗人杜牧和李商隐等。OBOR线路考察诗人的出生地、作品等，对认识和发扬古代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提升了OBOR区域旅游的品质与内涵。位于OBOR线路上的文化旅游景点众多，其中有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集绘画、书法、乐舞于一体，有很高的旅游、考察、研究价值。辉煌的隋唐文化促进了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而隋唐文明遗留至今，保留完好的大多分布在OBOR，因此对OBOR旅游线路的开发，是中国旅游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新领域。
1.1.4鼎盛的宋朝文化
宋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品质旅游和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宋朝时期，文学、科学、理学、史学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宋代有大文豪苏轼，还有著名女词人李清照， 散文 家范仲淹等。宋代的四大书法家，对中华后世影响深远。宋代还有无数的著名画家，最能代表中 国画 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 山水画 的博大意境，如今被制作成3D技术重现的《 清明 上河图》等。此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陶瓷窑为代表的手工业，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南北宋时期文化的OBOR综合规划，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提升途径。
1.1.5文学艺术空前的元、明文化
元、明是中国疆域广阔、国力强盛的时代。元朝进行了大一统，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融合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发展，各民族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特别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研究考察元代文化，对当今国家发展战略乃至世界和平共处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重回元朝时代的OBOR线路，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明继承元代文化，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呈现出平民化与世俗化。在文学方面，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均在明朝完成。在明朝，宗教方面，天主教传入中国，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萌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在OBOR的南线，明朝文化深远的影响着东南亚和南亚。随着丝绸文化的不断影响，中国的庭院建筑随之传入西方。
1.1.6历史巨变中的清代文化
中华民族领先世界文明几千年，而到了清代，由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自大，直接导致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未能影响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后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为了防止明朝复辟，清关闭了南方的泉州、宁波等重要港口，在北方驻扎重兵，严重影响了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与科技的交流。清代前期国力强盛，国内安定，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戏剧和绘画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清代后期逐步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反封建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和特征。1.1.7神秘的中西亚文化中西亚位于亚非欧三洲的交界地带，素有“五海三洲”之名，是OBOR的重要枢纽和中间连接点，承担着连接亚洲中华经济圈和欧盟两大经济体的作用。中西亚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但富有石油资源。中西亚还是人类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有辉煌灿烂的古巴比伦，是伊斯兰教、__和犹太教的发源地。研究考察OBOR线路，不仅可以考察探索文明古国中国，还能接触神秘的中西亚文化，最后抵达体验欧洲的近代文明，因此，OBOR是一条古今文明的文化之旅。
1.2OBOR精品线路文化兴起
OBOR大战略下，国内旅游将此作为旅游转型升级发展的契机和平台，各地纷纷以OBOR为依托，出台《XXX旅游总体规划纲要》，形成精品线路游，并以精品线路为平台，提升精品线路文化。精品线路将极大的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促进文化的交流。随着三部委联合推出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颁布，建设精品线路的步伐在加快。OBOR是世界最精华的旅游资源带，汇集了世界4/5的文明，古代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古罗马均被OBOR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示人类古文明的历史及进程。据新华网报道，国家旅游局将2015年确定为“OBOR旅游年”，推动了国际旅游的发展。北方线路上，甘肃出台《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计划至2020年建成20个游客容量为300万人次的大景区，形成华夏寻根线、黄河风情线、民族风情线、中医药养生线、红色旅游线等主题精品品牌线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靠OBOR战略体系，着眼于优越的旅游资源和天然的区位优势，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和非洲开放的最前沿，把丝绸之路做成品牌，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旅游概念。此外，湖北、湖南、四川、重庆、陕西、浙江、海南、福建等地均以OBOR发展战略为契机，加快把OBOR线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开拓旅游文化发展新境界。
1.3OBOR沿线城市文化交流频繁
OBOR战略体系下，国内城市之间，国际城市之间，OBOR线路带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宽广深入。OBOR战略前提下，形成全新的四大城市文化交流线路体系：
1.3.1西北方向的新亚欧陆桥城市文化交流
从西安经兰州，通过乌鲁木齐 出国 境线，连接哈萨克及其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乌鲁木齐将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成为丝绸之路城市文化交流的核心城市。西北方向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内容广泛，涵盖教育、城市交通、宗教信仰、城市文化等，有利于促进城市、区域的共同繁荣。
1.3.2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文化交流
以福建大中城市为核心区，通过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峡西岸等地区的港口、滨海地带和岛屿共同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国家或地区。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了中国最有活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连接了日本、韩国等许多大中城市，对东亚的稳定和促进东亚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了解和合作有着重要作用。
1.3.3西南方向的中国-南亚-西亚城市文化交流
从成都、重庆经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城市，促进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1.3.4东北方向的中蒙俄城市文化交流
从东三省向东连接绥芬河、海参崴出海口，向西连接俄罗斯赤塔，通过老亚欧大陆桥抵达欧洲。目前，东北方向已开通“津满欧”、“苏满欧”、“粤满欧”、“沈满欧”等“中俄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并基本实现常态化运营。随着OBOR线路高铁的建设运营，东北方向的经济带将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城市间的文化交流、文化推广将出现繁荣鼎盛的新局面。
1.4体育活动文化交流
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对促进国家之间、城市之间、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文化交流有着重要作用。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就曾经以“小球撬动了大球”，通过兵乓球的比赛展开了对美国的外交。如今的国际化体育赛事如NBA、F1、奥运会、洲际运动会、 足球 等，都是国家和民族展示各自文化的平台。OBOR战略体系下，体育活动文化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先行者，通过开展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了解，对实现区域和平稳定共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5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起始于秦代，繁荣于隋唐，鼎盛于明代，以广州为起点，连接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其中最为著名的郑和下西洋。2013年，国家主席提出了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从而拉开了建设新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的序幕。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既包括古代文明的交流，也包括现代文明的交流。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对区域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区域一体化、区域繁荣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并与亚投行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两大战略举措。
2OBOR旅游文化新内涵及其发展趋势
OBOR战略体系下，随着高铁的建设发展、亚投行的建设运行，OBOR旅游承载着传播古代文明，发扬人类文明，建设现代文明的重任。在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体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文化。OBOR集中了世界4/5的文明，新OBOR旅游呈现出旅游文化互补、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平衡发展、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等新内涵与发展趋势。
2.1国内国际旅游文化互补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华。目前，旅游文化已经趋于大众化，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也进入瓶颈阶段[1]。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旅游文化的单一和旅游文化的互补性不强。实际上，旅游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体现，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2]。旅游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旅游目的地对旅游兴趣产品、服务的开发、再生产及营销;(二)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特征、体验模式及行为。就这两点而言，只有旅游文化互补，旅游文化才能发展。OBOR线路涉及众多的城市和全世界主要的人类文明和现代文化，因此，出现极强的旅游文化互补，能更好地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
2.2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蓬勃发展。随着国内外旅游的发展，对外文化输出趋势明显，而对内文化输入、吸收、演变的趋势缓慢，这就呈现出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国内很多景区接待的游客多为境内游客，境外游客较少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出境游方面，出境游甚至超过了经济发展增速[3]，远远高于入境游，不仅产生了国际旅游的不平衡发展，也导致了国际旅游文化失衡现象。OBOR战略下，境内境外旅游有机结合，成为系统旅游下的两个有机部分，这两部分各有特色，但又高度统一在OBOR下，因此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成为OBOR旅游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将出现均衡发展的态势。
2.3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
OBOR是贯穿古今文明的线路，将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辉煌灿烂，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5000年的文明中，天文、算术、教育、哲学、科技、学制等，都有着历史意义，与现代文明一起，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2.4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发展
OBOR战略体系的目的在于促进沿线沿路城市和区域的共同发展，用文化的发展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新的文化带来新的旅游消费观念，人们在日益国际化的旅游文化中，逐步提高公民意识，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在旅游活动中帮助他人、自觉排队、低碳出行等行为，影响和推动交际文化的发展。为适应OBOR战略体系的发展，教育、外交、建筑、交通等也融合了国际文化内容，这些新的内涵特征一起推动社会的发展，为共同富裕和区域发展创造条件。
3启示
对OBOR旅游文化特征及新特征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启示：
3.1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
OBOR是实现区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必须加强国际间的战略合作，相应的，在文化上也要加强国家间、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依托亚洲，促进亚非欧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目前，中国已同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科威特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同OBOR建设相关的合作协议，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OBOR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随着OBOR建设中的互通互联，泛亚洲高铁网的建设，国际间的战略合作将进步一步加强，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发展主题。
3.2充分利用亚投行的战略平台，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
亚投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简称，缩写为AIIB，总部设在北京，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是OBOR支撑的经济战略平台，能为“丝绸之路”基金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应充分利用亚投行的战略平台，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加快中华文明文化的输出。截止2015年4月，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埃及、瑞典等国先后已同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员国已达57个，大多数是OBOR战略体系下国家，这不仅为OBOR产业合作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还有利于OBOR战略体系下旅游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利用亚投行的经济战略平台，为旅游提供一体化支付等提供经济便利，在此基础上，尽快完善一体化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3.3加快落实国家旅游局的全局战略规划行动
2015年，国家旅游局从全局出发，制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发展战略规划》，该规划在组织专家进行3轮讨论后，形成定稿，包括实施重点行动等内容。OBOR核心城市和区域早在OBOR战略提出后，已经做出OBOR的发展布局，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旅游节庆、旅游营销大幅增多。因此，各地加快落实国家旅游局的全局战略规划，有利于国内旅游的健康发展和旅游升级，促进出境入境旅游的平衡发展。
3.4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
随着OBOR战略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改革的契机，是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的途径与方法。培养能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旅游者的专门人才，不仅要求具有很好的处理旅游行业的专业综合知识，包括接机、酒店入住、报关、旅游景点导游等素质，而且要求具有很好的一门或者几门外语能力。在此基础上，培养能冷静面对各种问题，灵活机智的解决风俗文化问题，友好周到有耐心的处理导游过程问题等多方面能力素质，是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诉求。
参考文献
1、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徐菊凤旅游学刊2005-07-18
2、神仙世界与泰山文化旅游城的形象策划(CI)陈传康，王新军旅游学刊1996-01-18
摘要：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关键词：旅游文化;现代旅游经济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冲击。中国的旅游业要想与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相适应，就要创设一条现代旅游经济的道路，将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内在关系处理好，促进旅游业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一、文化与旅游
1、旅游与文化的本质联系。
旅游与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谓的旅游，就是人类文明活动的本质特征。而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只有在物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后，才能在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得到更深一步的发展，从而创造出丰富的精神文化。文化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精神性的文化，这也是文化的内在本质。人类旅游就是通过拓展生存空间这种形式，设法促进自身的精神发展，用文化精神来武装自己。旅游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指人的移动，通常是指旅游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就是一种求知与审美，逐步开阔人类的视野，积极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从而逐步提高自己的精神追求。旅游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与感悟。这种活动从广义上来讲，即是一种旅游文化的消费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类在欣赏大自然景观的过程中，将会逐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以及审美能力，这就需要人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发现大自然神秘的生命气息与运动规律。旅游文化是人类对美学的发现与概括，以及对艺术哲学的思考。因此，旅游文化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从这种人文角度而言，旅游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活动。
2、文化是旅游业的内在灵魂。
旅游业现已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第三产业，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从古至今都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旅游业始终都是以文化为载体的，是在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产业。旅游资源可以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人文景观就是指文化创造出来的产物，其核心内容就是文化特色。旅游业主要是以某个国家、地区独特的文化吸引游客，以此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旅游经济是一种将文化与经济结合最为密切的活动，是通过一定的文化观念与精神需求，满足游客的观赏愿望，尤其是满足游客精神、文化上的需求。
二、旅游经济文化与旅游文化经济
当代旅游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文化是相互整合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经营与管理，都是以文化作为基础的。只要有旅游活动在进行，就肯定会有文化因素渗透其中。旅游作为一种文化型的产业，经济与文化保持高度的一体化，这是一种必然的社会趋势。
1、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出来的形态。
旅游文化自身就具备鲜明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综合性与多样性。旅游文化是指与旅游相关的各种文化概况，是旅游产品六大因素的统一，并从整体上构成旅游文化的产业链，同时又能够在旅游产品中显示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但旅游文化必须要适应不同的消费群体，充分体现出产品消费的多样性、广泛性。第二，服务性与经济性。旅游产品所体现出的核心要素就是服务性，优质的旅游服务，可以给游客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让游客获得美好的心理体验。同时，旅游文化也展示出自身较强的功利性，通过各种文化功能，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的经济价值。这两种旅游文化特征，都间接表明旅游文化的形态，展示出自身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
2、旅游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
旅游文化更应该注重内在精神的建设，任何文化都涵盖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环境文化。旅游文化也是如此，这就表明精神建设在旅游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旅游活动中的精神因素是构成旅游文化的精神文化，对旅游业起着引导与深化作用，也是旅游文化追求的最高目的。旅游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的范围也非常广，这是旅游文化由自然经济文化向现代经济文化逐步过渡的趋向。因此，旅游业必须要充分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结合国情，研究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同时，始终坚持旅游文化的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化工程，带动相关的经济发展，并把旅游文化建设落实到实处，增加人力、物力的支出，逐步完善旅游文化产业的内容，丰富旅游文化的精神内涵，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
结语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参考文献
1、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结构框架刘赵平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2-01
2、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张海燕;王忠云;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04-20186 有关旅游文化毕业论文相关 文章 ：
1. 大学生旅游专业毕业论文
2. 旅游管理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3. 本科毕业论文旅游管理
4. 旅游管理毕业论文
5. 2016旅游管理论文参考
6. 旅游管理本科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