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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资源共享 >> 文档/报告共享 问题描述: 我想找篇1993年发表的有关茶文化的论文， 有谁知道哪里可以找到？？ 解析: 茶道的载体－－茶的意境 黄 志 根 浙江大学茶学系 杭州 310029 摘 要 该文从茶道的由来，即茶的意境角度，论述茶事追求的本质内涵，并提出茶的意境是茶文化的由来与发展所不可忽缺。 关键词 茶道；意境；茶文化 1 最早的“茶道”两字因茶的意境而来．意境承 载茶之精神效用 “茶道”两字，在爱茶人心中是值得敬仰的一片 天地。它先出自诗僧和茶僧美称的皎然之诗作《饮 茶歌诮崔石使君》。诗的开头是茶事的描写，接着的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然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 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闷。”是茶事心 境的渲染，是茶事感受而来的非凡意境，“茶道”两字 在最后一句“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中 推出。通读该诗篇，感受最深的是茶事的意境：先从 一饮之前的茶事情景铺开，尔后逐渐深入，直至妙不 可言，才有“道”与”茶道”，意境高远，也真可谓“道可 道，非常道”。皎然的另一首诗怍(《饮茶歌送郑容》) “丹五羽人轻玉石，采茶饮之生羽翼……霜天半夜芳 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 荡忧栗。 日上香炉情未毕，醉踏虎云溪，高歌送君 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把茶的蕴意与友情连在 一起，诗的意境也让人联想到皎然与茶圣陆羽的关 系(可有相关的茶诗为证)。陆羽与皎然是忘年交，皎 然所提茶道，自然受陆羽的影响。陆羽也正是在湖 州与皎然结识，进一步积累学识，并终成博学之士， 并完成《茶经》的最后定稿(颜真卿也受影响，并著有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的诗句)。 蕴含深厚民族思想和精华的茶文化，由历史沉 积而来，也与茶的意境相伴随，给人以潜移默化的积 极作用和影响。具体地说，是人们在经过茶事、茶文 化思想内涵的感受和体验后，受那由茶所带来的美 妙意境等影响而对人产生作用。深入茶事之奇妙境 界、体验茶的精神(如“精行俭德”般的内涵)．并把它 与人的精神追求相结合，这是茶之道的精髓。我们把 这种影响，以虚幻的方式来表示，可称之为与茶相关 的意境，是茶道的基础或重要内容；皎然所提茶道的 影响，也与其中的意境深远分不开。 2 茶的意境是茶道的构架，为不同时代茶事的共性 自皎然提出“茶道”以来，已历经·—千多年。当 今的茶文化专家设想从当代的实践出发、以不同的 角度对历史上以高深著称茶道作”见仁见智”的认 识，有简有详，认识深刻；但茶文化初识者较难把握 (客观上还受日本茶道的不同实践与理沦的影响)， 甚至有“茶道”一词内涵，不说还行。越说反而越模糊 的反映，这主要与茶事实践的程度与范围、研究者的 出发点、及价值取向有异所致，初学者难以觉察、认 识和把握，也就不足为奇。一般说来，茶道是人们受 茶事感受并进入较深意境而生发，茶道与茶的意境 密切相伴。相似的茶事，会因为个人(修养、兴趣和事 件背景等)的差异，产生不同程度的体验和感受，即 在茶的意境上有相似的认同感；如此，茶事常常可有 主题，引导人们参与其中。当然，要想从茶中得到深 刻的感悟和意界，还要求对茶与传统文化、乃至个人 的修养有较高的要求，皎然所提出的茶道正是如此， 也有人喻此为“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的情景，而欧阳修提出的“真善幻”亦属此意。人们对 广泛推崇的“精行俭德”(茶道精神)的领会．尽管因 人而异(如在程度上)，但仍是由茶事所承载可意会 而难于言传的意境之体验后，由茶而感发认识的进 步与修养的提高等。在当代，有人以杜甫的诗句“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比喻茶事的美妙意境、以 及人文“观照”，也是通及茶道后的感应。与茶道精神相关的意境，自然不会偏离茶道。 由于社会的发展，茶道的形式、手段、社会环境 和对象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皎然所“指定”的茶 道深意，现代人即使能“打造”，能体会到诸如”人与 大自然之间，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的虚幻缥缈意境 的，也不在多数。但茶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史实已证 明：已经历数千年的茶事。人们想通过茶事来获得心 灵效应或人文观照，有必要刘茶道作与时俱进的认 识。即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去感觉和体验茶能给人带 来的愉快和精神上的感悟，如人们通过茶而进入自 感美妙的、或意想中的理想意境及体会，并受其潜移 默化的影响，而不应该过多地讲究、追求形式。这就 是本文强调的，与茶道相联系的茶的意境，它能体现 茶道精神,顺应当代茶事的时代要求。如现代人喜欢 茶的香、茶水的清、茶烟的萦绕，人们因此会在茶中 停留，会有意无意地感受到茶的意境；在此基础上如 能引导有意识的茶事实践，寻找并获得感悟，就是我 们常说的由茶事而带来的精神欢愉。茶的意境．是不 同时代茶事的共同点。 3 在茶事体验中寻求意境，感悟人生的真谛顺应时代的进步 在茶事体验中寻求意境，代替具体的茶道程式， 从中获得感悟或精神的“纯化”等，是人们把茶道局 限在深层次或程式化的认识所作的修正。时代的发 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小桥流水的场景已退缩至公园 或家庭—‘角；人们为赶上经济大潮适应紧张的了作 节奏，即使留恋，也只能把诸如对传统文化等恪守深 刻于内心，换之以“浅然”来对待周围的人与事，花花 绿绿的消遣和娱乐也应运而生。显然，历史上文人雅 士式的品茶，会使年轻人感到气氛颇为严肃。它代表 的是延袭—种精深的、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历史 沉积。人们对品茶已是小心翼翼，何况是高深或神秘 的茶道。好在历史的、文化的原因，是中国人就会喝 茶，人们喜欢茶的“可口、可乐”，由此而能带来的意 境，自然不会拒绝，毕竟，茶香在口，通过认识与引 导，还有助于为生活的诗化增光添彩，何乐而不为 呢!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当代茶艺，也可理解为在茶 的“可口、可乐”的基础上，引导茶的意境与茶道相 通，展示“真、善、美”的内涵。 现代茶科学的发展，难以对历史上文人墨客或 得道高人专利式茶道的解释，但倒是有利于作“意 境”式的诠释。茶之感人是通过茶的色香味形的充分 发挥而绐人带来舒适的感受，而现代的科学技术可 以通过了解茶的自然科学性，如学习茶的自然品质 特性——茶理．来体会茶给人带来的妙趣，像如人希 望般的品性和情境——“茶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文 明饮料，是礼貌和精神的化身”(韩素音)。皎然所提 “茶道”诗句中的“全尔真”，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 是茶为真正健康文明的饮料。茶的自然科学性表明： 茶无愧于是21世纪的理想饮料，茶有助于养性、静 心。在健身方而有如中医般的功效和调理机能。二是 茶与“人的自然天性”相联系，也即人性中近于“道” 的本质(有“茶道即人道”的说法)。有人换了一种角 度说：当人们为诸如人性本善或本恶争吵不休，茶性 及与此相伴的意境却给人以启示：喝茶时人们所体 现的最初的一面却是最为“自然”的。 茶的意境，即与茶相伴而来的、给人以清新、淡雅、闲适、悠然，亲切而自然；因此，茶才不同于一般 口腹物欲。饮茶可以是一种习惯，给人以助思考、添情趣．如有人称举杯饮茶之“举”，理解为一种期待， 颇为形象；又如某文人所说：“茶之为物，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的人生世界。”这是由茶中的意境所引 导，让人们从茶的感觉中放松“心灵”，让人更睿智地领会世界上的人与事，或感受“心原本是一壶茶，包 容百味，因吐纳而常新。”这似乎又把茶的意境与“即茶即道”相联系了。 4 茶的意境的启示，俗及日常生活、深通传统文化精义，与茶道相通 茶的意境．能从平凡茶事中通及中国传统文化 的深层。茶的历史实践已表明：茶与儒、道、悱的境界 相互渗透，儒家之礼、佛家之养、道家之闲，在茶的氛 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儒释道三者之中．给人感觉 最为深切的是那种闲适的情感，所以许多隐士大多 有嗜茶的习惯，过闸云野鹤的日子当然少不丁具有 闲情雅志的茶了，手举一杯茶，神情清爽，荡涤心间 污秽，这可非一般饮料所能比。但闲情适意的消极生 活方式仍不全是茶的意境所体现的内容，它含有积 极的因素，如茶之精神，苏东坡也有“叶嘉传”之赋， 这是茶文化的支柱之一；茶不同于烟酒，可为过把瘾 就“死”的短暂性“解药”，从文化本义而言，茶不应该 是什么解烦之“药”。它只是赋予人一种“静”的心态， 在你的思绪随着茶的“性致”飘散开去的时候，喝茶 者的思想在“治愈”自己的烦恼。让你重新振作。茶在 这方面的功效被许多人认为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儒家尚守中庸和“礼”，应该说儒家这种源远流长的影 响还是对茶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论是过去，还 是现在。中国人把茶事作为礼的一种形式，茶更成为 尚礼的一部分，如广泛存在于民俗民风中。这些可看作是儒家思想的影踪(或民族的“血液”所致)。至于茶事所能体现的“与人乐”这一儒家思想，早已实践于茶是人们沟通与联谊的理想媒介。 “茶道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修养和境界，借饮茶而 相互(还包括自己的身心———笔者注)交流，文明优 雅，而且与佛教的禅宗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例如，陆 羽、皎然的佛门渊源，以及深刻的“茶禅一味”之说。 这里所说的“深”，就是意境之不同。禅宗崇尚“顿 悟”，也即凡人也可以成佛，只要注意修行，且修行至 一定量时，“开窍”是迟早的事。它的修行远不是苦 行，后来还崇尚凡事皆是修行，就依所作所为的原因 (这不违背佛教创立者的初衷)。喝茶作为修身养性 的习俗流传至今，而茶的名贵与否也不为大茶人所 倚重，都可谓是茶与佛理相应，也如当今的“无我茶 会”所要求：人们应戒好恶之心，合茶之本意，并入茶 之意境。把喝茶与修行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在茶的 意境中遐想…… 茶之意境，与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内涵相通融， 是穿越时空的茶道构架。“茶道是一种产生于特定时 代的综合性文化形式。它基于儒家的治世机缘，倚于 佛家淡泊的出世节操，同时洋溢着道家羽化升天的 烂漫理想，追求清雅，向往和谐，”这也不正是一种与 茶相关的意境? 最后，引用一段与茶之意境相关的文字，以供欣 赏或助人感悟。 “喝茶是一种行为，在人们心目上的含义却早已 不是动作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一种意境，一种文 化。有时候，喝茶是一种享受，它让你心情更加舒畅， 交流更为流利；有时候喝茶是一种思考，在遐想中回 到自我，也记起过去，还纯真是人的本质，只有在茶 叶那既苦又甜的滋味中，你才可以真正懂得人生；更 有时候，茶是一种激励，感受茶那一丝苦涩，抛弃那 一点惘怅，在茶水与心情共鸣的瞬间抬起迷惑的双 眼，让清新的空气吹过，你又可以站起来面对一切。 这就是茶，普通的茶，不普通的意境：平凡中显示出 超俗．淡雅中不乏 *** ，它让你更加清醒，也让你更 加从容。对于我们这些不会品茶的茶客，这种意境， 就是陶醉。”
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了物质文化层面，而且还蕴藏着深厚的精神文化。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论茶文化的论文摘要，一起来看看。
茶文化构建休闲旅游的实证研究
摘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产茶圣地，其历史悠久、风景独特。以地方茶为中心进行深度休闲旅游项目开发，不仅是地方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中国茶文化旅游的开发增添异彩。本文通过介绍地方茶文化资源的特色与优势，分析地方茶文化休闲旅游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茶文化旅游项目开发过程中的有效管理路径。
茶文化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
体育精神是体育运动的核心和精粹，是体育运动最高级的产物。同样体育精神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在体育运动中产生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指导着体育运动爱好者如何更好的从事体育运动，更是给每个有思想的人以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启迪。中国在漫长的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体育精神，这与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茶文化有一些相通之处。本文主要探讨茶文化与中国体育精神的互通融合。
茶文化中企业制度建设研究
摘要：
中国是全世界公认的茶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精神财富。从中国茶文化中提取出来的茶道精神，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瑰宝，其基本精神更是富含儒家、道教、佛教三教的哲理，运用这些理论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能更清晰的发现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高职教学过程中茶文化分析
摘要：
我国高职教学事业自建国以来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职教学走过了辉煌的历程，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文章从茶文化视角阐述了高职教学的内涵、主要内容及实践形式等方面，对开放式高职教学进行评析，探索高职教学过程中教育的内容与不足，最后得出相关结论与启示。
茶文化与音乐共通性研究
摘要：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我国文化中拥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所代表的茶文化凝结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代表和千年来我国历史文化的结晶。品茶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人缓解工作生活压力，寻找知己思考人生陶冶情操甚至是提升人生境界的一种有效方式。传统音乐作为我国文化中又一大瑰宝，集合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我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介绍了茶文化和传统音乐的各自特点，再以两者的共通性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最后以茶文化中传统音乐的应用为切入点进一步阐述了两者的美妙结合。
1. 如何运用化学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 2. 化学史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作用 3. 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如何进行化学史教育 4. 如何让化学史走进中学课埻 5. 怎样看待化学家的作用 6. 中国炼丹术为何未发展成为科学化学的成因分析 7. 现代美国化学研究领先地位的确立及其原因 8. 信息时代的化学教育前景 9. 关于化学发展的历史分期探讨 10. 现代化学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11. 论中学历史教材中应增加科学史的仹量的必要性 12. 化学史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13. 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如何进行德育教育 14. 提高学生的化学自学能力 15. 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16. 略论在化学教学中如何积极开展探究式教学 17. 略论课埻提问的设计与思维能力的培养 18. 略论非智力因素在化学教学中的作用 19. 如何运用化学实验发展学生能力 20. 浅谈化学教学中创新意识的培养 21. 中学化学课埻教学转化为社会实践的途径 22. 网络环境下的化学教学实践及思考 23. 浅谈数学知识在化学教学和学习中的应用 24. 化学实验教学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探索 25. 加强实验教学 提高创新能力 26. 利用化学实验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验能力的测量与评价研究 27.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几种方法 28. 化学问题解决与创造性思维品质培养的研究 29. 开展研究性学习，提高学生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30. 计算机辅劣教学在化学创新教育中的作用 31. 课埻引导探究教学模式 32. 论中学化学新教材的特点及教法 33. 优化课埻设计 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 34. 运用多媒体教学 提高课埻教学效率 35. 在化学教学中倡导创新精神 36. 中学化学课埻教学转化为社会实践的途径探索 37. 中学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初探 38. 从教学理念更新到教学行为探索 39. 环境教育与中学化学教学 40. 浅谈中学化学计算题中数学知识的应用 41. 我国农药使用现状及环境影响分析 42. 浅谈我国中学教育模式与高考制度的关联性及利弊 43. 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在中学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分析 44. 中学生的早恋调查及分析 45. 中学厌学的家庭、社会原因分析 46. 义务教育阶段对辍学生的对策研究 47. 中学化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化学兴趣 48. 如何提高中学生化学实验的劢手能力 49. “研究性学习”在化学教育中的实践 50. 农村沼气的开发利用研究 51. 浅议大气臭氧层破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52. 浅议温室效应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53. 浅谈村、镇建设的规划与耕地保护 54. 浅议化学兴趣（提高）班教学的组织与实践 55. 乡村化学教材的编排与使用调查研究 56. 启发性教学”在化学教育中的实践 57. 环境保护兴趣组的组织与实践 58. 大气污染物（如粉尘）对农作物的影响调查与分析 59. 浅谈乡村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60. 农村饮用水水源调查及污染途径分析
化学与材料论文化学与饮食健康论文化学与环境论文---化学与环境保护化学与生活最好将其中的细化一下，比如说化学与生活，可以观察生活中的小小细节，如水壶中的水锈去除啊 馒头发酵呀 鸡蛋皮与醋的反应啊 什么的 然后结合这些日常小生活中的问题组织语言 结实生活中化学无处不在 激发学习兴趣等等~~~~呵呵~~~~应该还是蛮多蛮好写的 楼主加油~~~~
3 重要的化学概念教学的体会4 近三年中考学试题统计与分析化学教学中美育的探索6 浅谈对化学新课改的认识7 对一道试题的分析与讨论8 在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探索9 浅谈化学作业的改革思路10 对中学化学实验课的再认识11 指导化学课外活动的体会12 讨论化学教师职后培训的途径13 中学生化学偏科的成因及指导14 化学教学中传统教学方法的利与弊15 深挖化学实验教学的教育功能16 学史在化学教学中的作用17 地区化学教师基本情况的调查分析18 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绿色化学教育19 浅谈中学化学教师开展教学研究的重要性20 化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探究学习能力21 新课程理念下的化学探究教学观22 化学探究教学与实验教学的辩证关系23 如何让探究教学不流于形式化学探究教学误区分析化学探究教学模式研究26 论高中化学新教材中知识框架的建构问题27 浅谈化学实验设计的创新与改进28 论化学教学中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29 论问题引导教学模式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30 论化学问题情境的创设与实施研究31 浅谈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32 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研究33 中学化学教学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34 论化学教材二次开发的实证研究35 在化学教学中激发学生问题意识的研究36 论中学化学教师应具备的教学机智37 论化学教学中研究性问题的提出和设计38 在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39 基于问题式教学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40 新课程背景下化学课堂教学师生互动关系的研究41 论学生化学学习积极性的培养42 新课程背景下化学教师备课方式的转变43 新课程背景下化学教师教学设计的转变44 在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哲学思想45 化学教育的目标及困难与对策46 在化学教学中进行化学安全素质培养的建议47 化学教育专业学生教学技能现状的调查与思考48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中学化学教师教育49 体验新课程人教版化学必修模块中开放性作业50 义务教育化学教科书中化学史教育内容的选择与呈现51 《化学与技术》模块不同版本核心内容比较研究52 化学课堂上有效教学的提问策略53 小组学习在日常化学教学中有效实施的策略54 高中化学课程:模块学业评价体系的探索55 人教版高中化学新教科书中习题的理性认识56 高中化学新教材不同版本的编写特点分析57 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研究58 高中化学新课程教学中的学业评价59 论高中化学新教材教学内容的生成与使用60 新课标三种高中化学必修教材的编写特点分析61 新课程高中化学三种教材栏目设置比较62 新课程背景下农村初中化学实验室建设的探讨63 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提问能力的实践研究64 高中新课标必修化学实验教材比较研究65 绿色化学概念及其在新教材中的体现66 化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67 我国目前中学化学实验研究述评68 化学概念研究角度的反思69 化学知识类型与学习方式选择的探讨70 化学教学评价的探索与实践71 新课程概念下化学学习档案袋评价的设计与实施探讨72 化学教材中的数据呈现方式及其教学功能73 农村初中化学新课程实施的影响因素分析74 案例教学法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75 化学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76 中学生化学学习困难原因分析77 中学化学教学中的提问技能的探究78 多媒体网络技术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应用79 在化学实验教学中渗透环保教育80 中学化学实验探究式教学的研究81 对中学化学演示实验的探究82 初中化学课堂教学趣味性的浅析83 农村中学化学实验教学的思考84 绿色化实验在中学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实践研究85 中学化学教学中学生阅读和自学能力的培养86 化学实验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87 浅谈中学生化学学习兴趣的培养88 中学化学教学中的绿色化学89 化学演示实验的集中形式及其在教学中的作用90 化学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质疑
水污染状况调查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的测定（用高锰酸钾溶液定量测定）食品干燥剂（氧化钙，铁粉的优缺点探究）加碘食盐的碘含量是否达标橙汁饮料中维生素C的含量测定
特色化办学小学教学论文
（一）优良的教育质量是特色化办学的基础
素质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总方向，素质教育的本身是以人为本，它通过个人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它所追求的是人的个性、潜能的充分展现，以实现个人的独特价值，培养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优秀人才。从根本上讲，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以学生为中心来进行，而小学教育又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因此，学校在其办学过程、办学理念、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都要突出学生为主体的地位，把优良的教育质量放在办学的首位。
优良的教育质量是特色化办学的基础，因为学校的多元化、特色化是和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提倡多元化、智能化发展，促进了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发展，开发了学生的优质潜力，能够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学校的办学目标就是要满足后学生的素质发展的需求，这也是学校特色的基础。优良的教育质量以学生为主体，根据学生不同个性的实际情况，来适应学生的充分发展，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充分重视学生的共性发展，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的个性的发展。即不同个性的学生要基于不同的教育方法，力使所有学生健康快乐、活泼主动的发展。要把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趋势作为依据，使学生的知识教育发展能够代表社会的发展能力。
（二）确定特色化办学思想是实施特色化办学的前提
办学思想是小学特色教育管理的重心，特色就是品牌，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发展。小学教育健康成长和发展的生命线就是创新性的质量和特色。因此，学校教育就要提高质量，保证特色，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校领导者对于学校教育的质量目标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在学校管理、学校内涵、学校品位有一个总体的认知。办学理念充分结合学校特点，管理制度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学生要活，教育方式要创新，校园文化要鲜明个性。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在办学理念、学校管理、办学体制、教育思想、发展战略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力求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上协调统一。
（三）开发特色课程是实施特色化办学的重要途径
（1）国家课程校本化
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的过程，既要实现国家课程的教育目标，又充分彰显本校自身的课程实施特色，满足全校学生的发展需求，使学校在学科课程领域取得更好的发展。国家课程校本化涉及到教材的调整、组织方式的改变、知识内容的拓展等多个方面，是学校层面对国家课程的“再加工”。
（2）校本课程特色化
国家课程强调的是共性，而校本课程追求的是个性。作为个性化教育的校本课程，学生本身就是其中的一个开发主体既是校本课程的出发点，又是校本课程的归宿。校本课程的开发为尊重学生、发展学生和展示学生的个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校本课程是形成性的，它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发展阶段，开发符合学生个性的课程。因此，校本课程的特色化是实施特色化办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3）选修课程超市化
课程超市的开实际上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又督促了老师进行自我完善,学习许多自己业务范围以外的知识。尤其对课程采取优胜汰的方法,给老师开设选修课也增加了一定的压力,老师们会自觉地进行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的学习提高。通过开放选修课,从中选择一批高质量的课程,开发校本教材。选修作为课堂教学改革的试验田,形成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启发究式、交互学习式、问题解决式、活动导向式等。在开设课超市的同时,积累、总结形成教学评价的多样化,充分调动了老师的教学积极性,同时拓宽了学生的学习渠道,学生可以多角度、多形式地选择自己学习的方式、学习的内容,增加成才的机会,为特色化的办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培养特色教师是实施特色化办学的重要保证
特色发展的学校，教师是主体力量。教师的个人进步是学校整体发展的根基。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师资队伍专业化，是一个学校能够长久发展的基础。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教师已不再是以前的传道授业解惑，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引路人，指引学生自己发展，发掘自身的潜力，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如何才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这就要求老师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学生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素养，弥补教学中的不足。个人学习对老师来说就显的尤为重要，不断地学习可以缩小差距，更好的教学，实现教育中的进步。学校为教师提供信息资源，满足教师外出听课、培训和参加学术活动，加强校本教研，拓宽课题的研究思路，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注重环境氛围的.影响，使教师专业稳定快速成长，建立一支具有全面素质，师资强硬，结构稳定的教师队伍。学校还要制定严格的考勤制度教师规范，老师要遵守学校的作息时间，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形象，除学习上教育学生，生活中也要时时的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给学生做良好的引导和示范，努力为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学习榜样。
（五）打造特色学校文化是实施特色化办学的必然追求
文化建设如同地基，它是稳固大厦的根本。学校文化作为学校的组织文化，共有的价值观是它的核心，它指导着组织员工的行为，是引领学校组织发展的原动力。学校文化包括学校物质文化，学校的制度文化及学校的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学校特色的物质文化是构建特色化学校的基础，学校特色的制度文化是构架特色化学校的支撑，而学校特色的精神文化是构建特色化学校这座大厦的重要框架。由于学校文化具有独特性、整体性、潜隐性的特点，所以这三个方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引领和推进学校发展的是先进富有特色的学校文化，学校的文化底蕴深，人文素质高，学校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学校特色化的文化品牌与时俱进的先进教育是顺应素质教育知识经济的潮流与趋势。苏霍姆林斯基说：“学校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要在每一个学生身上都唤起他个人的人格独特性。”创办特色学校文化要根植于学校文化土壤之中，应当“基于学校、生成于学校、发展于学校”，结合自身实际，自我发展的优势，形成本土气息浓郁，具有社会广泛认同度的学校特色。
特色学校文化的创建，形成了幽雅的育人环境和典雅的文化氛围，培养了学生高雅的情趣和人生追求，绿化学生的思想，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经常更新校园里的文明用语，绿化学生的言谈举止，使他们养成讲文明用语明礼节的习惯；特色的校园文化也是老师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体现，所以老师自身一定要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为学生做好导盲人的工作，不仅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素养，还能增强校园文化的内涵。做好具有特色化的学校文化能够全面开发学生潜能，让学生健康活泼的成长；能够充分调动老师们得积极参与性，提高教学的质量；能够树立学校的个性化、特色化的品牌，推动学校的发展。所以，打造特色学校文化是实施特色化办学的必然追求。
校本化课程实施中教材的含义及其选择和运用
[论文摘 要] 教材即课程内容的载体，教材选择和运用直接影响着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甚至整个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成败。随着我国新一轮基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校本化课程实施的逐步深入，中小学课程教材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为教师拓宽教材选择空间的同时，也必然要求教师必须抛弃过去固有的教材观，并对丰富多样的教材做出选择，在教学中进行合乎本地区、学校以及学生需要的合理运用。 校本化课程实施是相对于忠实取向的课程实施而言的，我国传统的课程实施就属于忠实取向的课程实施，即教材由中央统一编制、审定，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教师的任务就是在组织教学时，根据教学大纲的详细规定适当增减教材内容而已，更多的是忠实地实施国家统一的教材。然而随着我国三级课程模式和关于校本课程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校本”即“以校为本”，也就是以学校为基地、以学校为基础、以学校为主体，成为校本化课程实施最突出的特点。这就要求在对待教材问题上，要根据国家、地方课程及其相应教材对本校的适应程度，对现存的教学、整个科目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改编，甚至是完全创新的自主选择和运用。因此对教师而言，就必须抛弃“教材即教科书”的教材观，重新理解校本化课程实施中教材的含义以适应校本化课程实施，从而能够选择丰富多样的教材并在教学中进行合乎本地区、学校以及学生需要的合理运用，最终实现更加理想的效果。 （一）校本化课程实施中教材的含义 教材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变化和拓展的概念，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教材就是教科书，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一传统的观念被不断打破。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教材作为学校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和学习活动的资源和依据，其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国内外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教材的广义性和多样性。其中日本的清水厚实将教材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五类：一是教科书教材，是根据教科书制度特别认可的、兼具和专业权威性的教材。二是图书教材，是用纸质印刷品表现和构成的教材。三是视听教材，是借助各种视听媒体表现和构成的教材。四是现实教材，是将周围的自然和现实转化而成的教材。五是教材，是借助电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教材。 另外，还有人从学力论的角度，将教材分为教材、数量教材、社会教材、自然教材、教材、体育运动教材等。然而在校本化课程实施中对教材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教科书，它是根据教科书制度特别认可的、兼具行政和专业权威性的国家课程纲要、课程计划、课程标准的载体，它集中反映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理念，是在学科课程的范畴之中系统编制的教学用书。无论是从对其编制的系统性上，还是从专家或行政权力机构对其审查的.权威性上看，教科书都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教材，是教材系列的主体部分，是衡量大部分国家或地区水准的重要标志。二是与教科书紧密相关或有一定联系的纸质印刷品，前者包括有助于教师、学生理解掌握教科书内容，发展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纸质印刷品，如教师用书、教师参考用书、图册、挂图等。后者包括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的纸质印刷品，如各种各样的读本等。三是与教科书不紧密相关甚至没有一定联系的纸质印刷品，如为了弥补教科书不能很好地适应不同地区、学校、学生具体发展需求，由学校校长、教师、及其联合校外专家及其它帮助力量自行组织编印的纸质印刷品，通常被理解为“校本教材”，但这只是校本教材的一部分。四是视听教材，借助各种视听媒体表现和构成的教材，如录像带、录音带、CD等。五是电子教材，即借助电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教材，如软机等。六是现实教材，即将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现实转化而成的教材，在校本化课程实施背景下，这一类型的教材最具灵活性、适应性，也最能体现和培养学生和教师的创造力。如生活中的各种场景、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甚至教师和学生个体本身等。 （二）校本化课程实施中教材的选择和运用 1.校本化课程实施中教材的选择。要想澄清在校本化课程实施的背景下教材的选择，就必须回答以下这样几个问题：谁来选择教材？选择教材为了谁？教材选择目的在何？教材选择的对象或范围是什么？教材选择其依据是什么？有一定的原则吗？ （1）谁来选择教材？首先，教师即教材选择的主体。其一，这是由校本课程基本的思想和理念决定的。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课程开发模式之下，教师处于权力结构的最低层，教师的课程职责就是执行国家的课程指令，依据规定的时间、进度和内容，遵从学科专家编写的教材及其配套。教师一直扮演着“教书匠”的角色，严重扼杀了教师的创造潜能。“鉴于此，校本课程主张给教师赋权增能，强调教师就是课程编制者，教师有权力也有责任对于现存的教学材料或整个科目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改编，甚至是完全的创新。”其二，是由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和校本化课程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校本课程开发及其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有机整体，需要教师、校长、人员、家长、学生、社区人士以及校外的专家学者或机构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然而每位参与者的投入程度和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其中作为最直接面对学生和了解实践的教师，他们始终是校本课程开发和校本化课程实施中的核心人物和主导力量，一直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教材选择作为校本化课程实施中的一个环节，其决策主体也必然由教师来承担。其三，教师在校本化课程实施中的便利条件所决定，由于教师直接生活在现场，对于学校的教育实践有着真切的感受，对教材服务的对象学生最为熟悉，同时教师与一个个具体的学生“朝夕相处”，可以随时在实践中所选教材的有效性，因而教师最具有选择教材的事实基础和实践舞台。另外，学者McLaughlin指出：“由教师依据当地水平开发教材，可以增加教师的自主意识，为其更好的理解新理念提供机会”。其次，其他人员，包括校长、行政人员、家长、学生、社区人士以及校外的专家学者或机构，他们都可以通过建议或意见反馈的方式，向教师提出各自宝贵的意见及建议，以便教师在选择教材时开阔思路，集思广益。 （2）教材选择为了谁，其目的何在？选择合适、有效的教材其主旨并不在于选择教材本身，换言之，不是为了选择教材而选择教材，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每个学生能力和个性得到更充分、自由和生动活泼的发展而服务，因此在进行教材选择时要始终遵循为学生发展服务这一宗旨。另外，教材的选择和运用的过程，是教师对教材的再丰富化，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和提升了教师的创造性。所以教材的选择及涉及到的运用，不仅是为了学生个性、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教材选择的对象或范围是什么？校本化课程实施背景下，根据国家、地方课程及其相应教材对本校的适应程度，凡是能够达到课程目的、实现课程内容的一切素材和手段都将成为教材选择的对象或范围。教材不再局限于正规的课本或教科书，、资料中心、网络、、报纸以及自然、现实等等都成了教材选择的来源。 （4）教材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校本化课程实施虽然强调学校本位，但必须不违背国家和地方课程指南的基本精神，必须保证基本的质量水准。所以，国家或地方制定的课程纲要、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是教师在选择教材时必须的依据。不同的学校都有特有的教育、整体发展目标和课程理念。所以，学校自己制定的特有课程纲要、计划也是教师的依据之一。学生的学习需求，包括学生的兴趣、问题、能力水平等，都是教师在教材选择时最主要的依据，尤其是学生的兴趣是教材选择的核心依据。教师的专业发展，或者说教师的个人特征也是必须参考的因素。如动手能力强的教师，可以通过带有操作性质的教材来加深学生所学内容的理解；表达能力强的教师，可选择一些文字性强的教材，通过幽默、流畅的故事传达所教内容。还有学校教育情境中的优势和劣势条件等因素也必须囊括在内。对于处在发达地区的学校，教师可以选择现代化的设施作为教材，但是处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教师可将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作为自己的教材。 （5）教材选择的原则是什么？“活”而不乱，不求做最好，只求做最巧。选择和运用的教材再丰富，再花哨只要是为学生发展服务就会有中心，即“活”而不乱；同时教材选择和运用的目的不在教材本身而在于学生，所以教材选择和运用的好坏就在于如何能巧妙地使教材起到为学生发展服务的作用，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做到了不求做最好，只求做最巧。 2.校本化课程实施中教材的运用。所谓运用实质上是一个操作、使用的过程，具体到教材的运用，这个过程是指对教材进行选择、分析或处理并发挥其应有的教育效用，校本化课程实施中教材运用的实质是指教师“校本”的选择、分析及处理教材并发挥其应有的教育效用。 综上所述，在校本化课程实施中，教师必须打破教科书就是教材的传统观念，认识到教材不仅限于教科书，围绕教科书的教学资料应当是丰富多彩的，而且要必须认清教材的实质是达到课程目的的“手段”和“资料”，明确教材是在特定的目标下，为特定的教师和学生编制的，教材归根结底必须由教师对现成的教材进行再加工或自主编制，这是一线教师必须拥有的权力，也是必须依靠一线教师才能实现的事实。只有这样，教师在将课程目的和计划转化为学生学习经验时，才能对教材的选择和运用做到游刃有余，心中有数，从而最终实现每个学生的个性、能力的全面、健康发展，使每位教师的专业职能得到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钟启泉，崔允 漷 ，张华.为了中华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87. [2]徐玉珍.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案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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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系统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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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16.5%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4.6%，北京只占2.5%，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简单啊 要免费的参考文献就去“文发网”上找嘛 多得很哦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problems.Key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一、城市与城市化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二、过度城市化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86.1万,巴黎54.7万,东京49.2万,柏林12.7万,莫斯科23.8万,开罗26.3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提供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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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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