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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收集资料，然后列出大纲，找数据，根据大纲把论文补充完整，然后发在知网上
大专法学论文至少要1000字以上的标准才可以，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写这个论文，要抓紧时间报名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论文格式就是指进行论文写作时的样式要求，以及写作标准，那么，法学论文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法学专业毕业论文格式要求，希望大家喜欢。
一、性质地位
毕业论文是教学计划中的最后一个重要教学环节，是加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和求实创新的科学作风、锻炼学生独立工作能力、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有效手段，也是对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从事科学研究能力的综合考核，是达到培养目标的必要步骤。
因此，毕业论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时间安排
1、毕业论文的时间为8周;
2、一般在毕业前一学期，社会调查完成之后进行。
三、选题原则
1、毕业论文选题应当在法学专业范围之内，并符合法律专业的特点;
2、毕业论文选题应当分为规定性命题和自选命题两种。选题时应当结合我国司法实践，选择应用性强或当前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3、鼓励学生对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
四、写作要求
1、论文应中心突出、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论述清楚、文笔流畅，符合规范的格式;
2、论文应达到一定的字数
本科：8000字以上
专科：6000字以上
3、论文应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有学生自己观点和见解的学术性论文。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要虚心学习，尊重导师，严谨为学，诚实为人。收集资料、占有材料均要实事求是，摘录要符合作者原意，不能断章取义，资料要注明出处。通过毕业论文写作应培养严谨的学术作风。
4、学员应独立完成毕业论文，论文写作应有计划地进行，论文内容应包括：
前言含简要说明选题的意义，主要创新观点、见解、对策和结论;
论证分析部分这是论文的主要部分。要求思路清楚、逻辑严密、文字通顺、结论科学。全文应论点层次分明，要分章节或大小标题，标题要简洁醒目;论文不能只是材料的堆积，要言之有物，运用材料说明问题，论据充分、材料丰富且运用得当;论文要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最后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对策建议创新见解要在这里总结、表述清楚。
结束语。
参考资料目录(包括：专著、著作、学术论文等)。
五、写作计划
论文应制定写作计划，包括：论文大纲，大小标题，基本论点和论点句;进度计划(社会调查计划，资料调研计划，时间进度表)。
学员撰写论文可以参照以下程序：
1、准备阶段：
完成“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的学习;
了解毕业论文写作过程及要求。
2、选题阶段：
收集、阅读、分析资料和文献;
在导师指导下选题、命题和构思论文。
3、读书报告阶段：
在选好题目的基础上，调查研究、大量阅读文献、收集资料(含社会调查)、阅读消化、调查研究。要求每位学生阅读20篇以上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专著、著作、学术论文等;
写出3000字以上的读书报告(最后与论文一并交指导教师)。
4、撰写论文初稿阶段：
学生在读书报告基础上，撰写提纲并进行写作论文初稿。
5、论文修改完善阶段：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对论文做进一步的充实、修改与完善。
6、论文提交阶段：
根据导师最后提出的定稿意见做最后的完善;
检查论文的格式和文字等细节;
按照论文的统一格式排版并将最终的论文定稿打印、装订;
提交的论文为一式三份;
提交论文定稿的电子版给导师。
7、论文评审与答辩阶段：
由相关部门组成毕业论文评审、答辩小组组织毕业论文评审、答辩。
答辩在江苏大学或符合条件的校外教学站进行;
给出毕业论文综合成绩。
六、指导教师
1、指导教师及主持答辩的教师必须是具有中级(含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法学教师、法学研究人员或具有同等资历并从事法律实务工作五年以上的`人员，其资格由我校成人教育学院负责审核;
2、指导教师只能指导相关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得跨专业指导;
3、一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不得超过10名，指导每个学生不得少于10个学时;
4、指导教师应认真履行职责，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全过程。一般应包括指导学生选题、收集资料、撰写提纲、撰写初纲、提出修改意见，直至定稿和写出评语。
七、论文格式
1.论文要求一律用a4白纸打印。
2.封面： 论文一律用统一封面，论文封面格式另行规定。
3.任务书： 内容包括论文要求、主要内容、进度安排等。任务书由学校统一印制。
4.摘要与关键词： 论文要有150-200字的摘要，并列出论文3-5个关键词(中、英文对照)。
5.正文： 论文统一用a4纸，计算机打印。正文标题用二号黑体字，行文用小四号宋体字。论文正文打印格式及尺寸要求：版芯尺寸为15cm×23cm，统一用小四号宋体字打印。
6.脚注： 论文中引用资料时要加以脚注。法学专业论文脚注统一使用小五号宋体字，脚注按：著者姓名、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单位、出版时间、页码次序标注。
7.参考文献： 论文正文后须附参考文献，著明论文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情况，文献著录格式主要有下列几种：
专(译)著：作者.书名(，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连续出版物：作者.文题.刊名，年，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论文集：作者.文章标题：编者，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互联网资料：作者.文章标题，完整网址，年代。
8.鸣谢： 本页内，学生可以表达对论文指导教师和在论文写在过程中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其他人的感谢。
9.装订： 毕业论文按如下顺序排列和装订：
封面;
目录;
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页;
论文正文;
参考文献页;
鸣谢页;
封底。
读书报告另行装订。
八、成绩评定
毕业论文成绩分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
1、优：能很好地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问题，论文选题恰当，能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提出问题，对研究的问题论述清楚，分析透彻，论据充分，资料丰富，层次清楚，文笔流畅;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创建性发挥和见解;答辩时口头表达清晰，回答问题正确无误。
2、良：能很好地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问题，论文选题恰当，能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提出问题，对研究的问题论述清楚，分析透彻，论据充分，资料丰富，层次清楚，文笔流畅;答辩时口头表达清晰，回答问题正确无误。
3、中：能较好地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问题，论文选题恰当，能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提出问题，对研究的问题论述清楚，分析透彻，论据比较充分，资料比较丰富，层次清楚，文笔通顺;答辩时口头表达清晰，回答问题基本正确。
4、及格：基本能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问题，论文选题尚可，能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提出问题，对研究的问题论述清楚，论据能说明问题，资料符合规定，层次基本清楚;答辩时口头表达基本清晰，回答问题没有明显错误。
5、不及格：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论文不及格：
未完成预定的论文写作内容;
抄袭他人的论文或文章;
没有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论文分析有明显错误;
论文结构不合理;
质量较差;
字数少于规定要求;
打印装订不合格;
答辩时不能阐明论文内容，又不能回答提问;
(10)其他。
成绩评定方法与原则是：
1、指导教师应根据学生写作态度和论文质量给出建议成绩;
2、经过口头答辩，由答辩小组根据毕业论文与答辩情况给予成绩;
3、最终成绩由江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负责审定。
九、附则
1、本大纲由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2、本大纲未尽事宜，由江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另行规定。
是的，我有。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1.表论文的过程 投稿-审稿-用稿通知-办理相关费用-出刊-邮递样刊一般作者先了解期刊，选定期刊后，找到投稿方式，部分期刊要求书面形式投稿。大部分是采用电子稿件形式。 2.发表论文审核时间一般普通刊物（省级、国家级）审核时间为一周，高质量的杂志，审核时间为14-20天。 核心期刊审核时间一般为4个月，须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道程序。 3.期刊的级别问题 国家没有对期刊进行级别划分。但各单位一般根据期刊的主管单位的级别来对期刊划为省级期刊和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主管单位是省级单位。国家级期刊主管单位是国家部门或直属部门。
法学本科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跟论文打过交道吧，论文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法学本科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司法考试背景下高校法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与司法考试之间存在矛盾
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其特定的目标。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直接决定着人才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模式。关于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教育界曾进行过较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是通识教育，有的认为是职业教育，还有的认为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但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法》和国家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政策文件中。如教育部《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研究报告》中规定，法学本科毕业生应具备下列知识和能力：
(1)具有尚法精神和正义观念以及刚正不阿的人品;
(2)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3)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4)掌握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技术;
(5)了解法学理论的前沿和发展动态;
(6)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
(7)具有运用法学理论与法律知识认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8)掌握现代文献检索和网上获取信息的方法。
从以上目标定位所涵盖的知识和能力可看，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础，属于兼具通识教育特征的职业教育，具体而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高素质、强能力的法律专业人才。从形式而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是非常明确和理想的，但是，从反映和体现教育目标的法学教学内容来看，现行的法学教育目标主要是追求素质教育。具体而言，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培养学生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面和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为学生奠定从事理论研究或法律实务的基础。在这种法学教育中，法学教学过于理论化，教育不注重培养学生面对案例的实际操作能力，法学是仅作为一种人文知识而非一种职业的科学知识引入的，法学专业与法律职业相去甚远。从法学教育观念上来讲，在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的目标，而是要把学生们培养成具有进行法学研究、写作论文、发表论文能力的法学人才。因此，一些高校擅长于进行理论研究，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丰富学生的法学思想，夯实学生的理论功底。这一局面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来说是一件幸事，这种教学目标对提升法学教育层次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其使学生很少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法律应用的实际运作，无法形成法律应用思维和相关应用技巧与能力。简言之，现行目标定位之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基本脱节、教育目标定位与司法考试价值去向之间产生矛盾。
(二)我国现行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模式不太符合司法考试
众所周知，法律科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问，具有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和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法律科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法学教育中课堂讲授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法律从业者而言，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德和法律职业能力，都建立在雄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和职业训练基础上。在法学教育中，理论教学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没有系统的理论教学，实践就失去了根基。但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具有极强专业色彩的职业，法律专业要求从业者应具备相应的实践知识和技能。我国现行的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是一种学科教学，也可称为通识教育，多年来承继重理论轻实务的传统，所开设的课程偏向于法学理论，不重视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首先，从教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教师认为在课堂上需讲的是法学各学科的知识体系，法律实务问题只是个法律技能的操作问题，很容易掌握，无须在课堂上讲授，基于这样的观念，他们在课堂上主要以解释概念、注释条文、阐述理论为主，教学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色彩过于浓厚，学生在接触法学教育时，往往是将法律当做一种科学知识来学习，就如同学习历史、哲学和文学一样，强调的是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方法的掌握，对司法实务知之甚少。
这种教学虽然使学生拥有比较扎实的法律知识，而且学生能够在某个法学专题领域长篇大论，但却使其很难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来解决实践中的一些简单法律问题。这一情况充分，我国现在的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以法学理论知识为重，并且过于强调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学人文修养和学术精神的培养等，而对法律知识的实际运用不太重视。这样，法学教育局限在高等学校内部，有些学校认为法学教育纯粹是自己的事，与法律职业界的联系甚少。这种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将课堂讲授这一环节凝固化，课堂上理论教学过多，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纯理论的探讨，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其他教学方法运用过少，忽视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忽视分析及处理实际法律案件和纠纷的能力的培养。相反，司法考试，从其内容看，比较注重考察考生对与司法实务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或司法解释的理解力，从考试的方式看，则比较多地考察考生对有关法条和司法解释条款的记忆力和实际运用能力。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学模式的这种不合理性与滞后性是导致其与司法考试脱节并不兼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现行法学本科课程设计与司法考试科目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我国教育部确定了法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14门法学核心课程，其包括法理学、法律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以及国际经济法学等。这些法学核心课程涵盖了我国法律体系的主体，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核心课程基本上能够搭建完备的法律知识体系。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范围不仅包括了这些核心课程外，还包括了与法律职业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等。从这点看，法学本科教育核心课程与司法考试科目范围基本上相吻合。
然而实践中，各个学校在核心课程之外还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这些选修课中很多不是本科学生所需要学习的，如外国刑法、比较行政法等完全可以取消;很多选修课和其他课程内容重复，如开设了民法总论和物权法，再单独开设担保法全无必要。这样下来，核心课程的核心地位得不到保证，其课时被大量挤占。此外，给法学本科生的课程安排顺序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法理学课程的安排。从我国各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课程安排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学校将法理学课程安排在大学一年级阶段，这样，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在不知法律为何物的情况下，就开始接触法理学，在抽象的理论学习过程中就出现厌学情绪。这一情况说明，给法学本科生安排课程时应充分考虑课程的性质、难易度、学生的接受能力等。例如，在专业课程的安排上，应将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实践性较强，学生容易接受的课程安排在前，而法理学、法制史等理论性强、实践性特点较小的课程安排在后。从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来看，考试的大多数内容涉及到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课程，这些课程的所占分值比例也较大，而其它课程所占分值较少，有的只占一、两分，甚至有的内容多年不考。
二、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法学本科教学改革建议
国家司法考试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其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作用也是必然的。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引导本科教育的课程设计、培养方法革新、影响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能力来实现。
(一)应合理确定法学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是任何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总是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它不仅决定了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而且还必然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当今社会中，法律职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法律思想、学术流派、价值标准和各种制度规定在内的法律知识体系。就法学学科的本质而言，它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法学本科教育不仅是以知识的获取为目标，而主要是以获得法律职业专业能力为目标。
从这点看，法学本科教育应该属于种职业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该以培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适应能力的应用型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同样，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考试，其向法学教育转达这样的信息，即法学本科教育是应用教育，其不仅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专门的、相对抽象的知识体系和法律精神，而且要具备特定的法律职业思维、技能，必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基于这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职能应该是使学生获得更多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使其具备能够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和素质。法学本科教育的这种职能与司法考试制度的设计目标是一致的。
(二)优化课程设置，建构与国家司法考试相适应的法律知识体系
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主要涉及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现行法律法规、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等方面，考试科目都是以14法学本科专业的14门核心课程为主体的，并且与本科教育的重点相一致。针对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法学本科教育应该将其侧重点放在以上核心课程的教学上，尤其是其教学内容必须包含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律事务的讲授，教师在上课时，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司法考试内容涉及的核心内容进行讲授。这不仅不违反法学教育的学科属性，反而为更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在法学本科课程的具体安排应适当与国家司法考试相适应。例如，先安排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等应用课程，而理论法学安排在应用法学之后。因为这三门课程中，民法、刑法决定了公、私法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模式，诉讼法奠定了程序正义的理念，这些部门法的理论本身就是法律的基础理论，很多概念、术语、原则等在其他法律中还会反复出现，学生在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之后再学法理学等理论法学，更易于理解，知识才能一步升华和贯通。
此外，针对司法考试科目范围，应增加《法律职业概论》和《法律职业道德》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安排有助于学生对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有清楚的认识，进行职业规划，激发学习兴趣。不过，针对我国目前师资结构单一，教师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上这些课程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安排司法机关的资深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等到课堂来给学生进行专题讲座。此外，学生到大学四年级时，针对学生的考试需要，还可以给学生安排有关司法考试的专题讲座，就司法考试的内容体系，考生所具备的能力和学习方法等，给学生进行介绍，让学生正确、详细地认识司法考试。
(三)改进课堂教学方法，使其适应司法考试目的
法律科学的本质决定了课堂教学必须与活生生的司法实践紧密相连。在当今中国，法治建设迅猛发展，国家在加快各方面的立法进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因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涌现出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这一情况说明，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需要学习的法学知识也不断增多，有时候，学生有时候还没有学完一部法律的相关知识就出现这部法律被废止或者被大幅度修改的情况。对于即将成为法律人的人来说，要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法律事务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前提不仅是要具备较高的法学理论素养，而且还要熟悉和系统地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法律事务。传统法学本科教育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过于重视法学理论的培养，教师给学生提供的信息也仅限于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这就导致法学教育的知识面过窄，信息量不足，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学教育的要求。
国家设立司法考试制度就是为社会挑选出足以为这个社会“定争止分”的法律工作者，而不是选拔什么“哲学大师”、“思想家”等纯碎的理论工作者，这说明司法考试的内容以现行法律法规为纲，考察重点为法学基础知识和处理实践问题的能力，考察范围也比较广泛和细致。针对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高校法学院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考试的性质和目的，不断地改革其课堂教学工作中的不足，使课堂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与司法考试的目的适当相符合。就法学专业教师而言，衡量其课堂教学水平高低时，不仅要看其是否重视采用最新版的教科书，而且还要看其能否将国家颁布的新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法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引入课堂来。具体而言，法学专业教师在备课时，必须了解与司法考试相关的信息，并在上课时，可以通过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等方法，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学生。其中，案例教学有益于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因此在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开设专门的案例分析课程是十分必要的。案例讨论课应当涵盖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领域，具体做法上，教师首先应给学生提供案例让其课后研读，然后在课堂上讨论分析。通过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双向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增强由事实推论法律的能力。
(四)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制度进行合理改进，使其与司法考试适当相适应
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进行改革的重点就是使其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与目标相符合，实现法学本科专业考试与国家司法考试的合理对接。当前，我国司法考试的低通过率一方面反映出高校法学本科毕业生对司法考试试题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校对学生训练程度的不够，考试难度也较低，学生容易过关。从当前我国各高校法学院系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学校并未实行严格的教考分开制度，一般情况下，到期末时，任课教师自己出题，自己评卷。在有的学校，学生的考试通过率作为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来看待，因此，有的任课老师为了考虑到自己的教学效果达标，其试题难度一般不大，学生只须在临考前背笔记就能够通过考试，甚至平时听课不认真的学生也能通过考前突击背笔记顺利过关，这样，几年下来，学生只要通过学校要求的所有课程考试，就可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作为我国目前难度较高的职业考试，其要求考生对法学各科基本知识的掌握要广博，为此，考生必须根据指定的大纲、教材和参考书，全面而详尽地备考，对于指定大纲的任何知识点，都不能抱有丝毫侥幸心理。在此种情形下，高校法学院系如果仍然沿袭陈旧的考试模式，其不仅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学生将来的司法考试成绩。基于这点，笔者建议，各高校必须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制度进行合理改进，在适当提高考试难度的同时，应突出试卷的分析性、灵活性和应用性特点，应切实落实教考分开制度，要严格把握学生的及格率，从而使本科期末考试制度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相接轨，使其成为司法考试的演练题。
(五)加强高校法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既懂法学理论，又通法律实务的教师队伍
就高校学生而言，教师所具备的修养和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所培养的学生的素质。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高校法学院系普遍存在着教师队伍封闭化，很少参与司法实务，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这一情况不仅导致了法学教师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而且还影响了其课堂教学的效果，甚至还影响了学生的司法考试成绩。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考试，其不仅考察考生是否掌握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还重点考察考生对法律的实际运用能力，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要求高校法学专业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而且还要具有较强的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法学知识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
基于这点，有必要造就一支既拥有扎实的法学理论修养，又具备较高的法律职业基本素质和实践经验的法学教师队伍，进而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的这些特点，优化教学内容，使学生耳濡目染，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法律题和积极应对司法考试的能力。为此，各高校有必要在学校和各级司法机关之间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知识沟通机制。比如，应支持和鼓励法学专业教师在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情况下在外面从事兼职律师、公司企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在司法机关担任人民陪审员等。此外，还可以从司法机关或者律师事务所聘请优秀的法律职业人员到高校法学院系来开展授课或专题讲座等活动。
摘 要 法律信仰作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阐述，阐释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图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基本有法可依。虽然有法，但法律在实践当中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与一纸具文无异，就似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法律作为信仰的唯一对象在培养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究竟要信仰什么样的法律？良法作为一种有别于恶法的良善之法应作为法律信仰的当然对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为理论基础，通过以下逻辑来分析良法的这种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为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呢？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应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②。
二、法律信仰与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词在《辞海》中并没有针对性的解释，只有对信仰的'解释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③。”谢晖教授认为“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④。”由此，笔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并将这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准则的过程。法律信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是包括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践行于法治实践中。
（二）良法
良法是与恶法相对应的法哲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实质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对良法下个确切的概念不容易，可从良法的标准来探讨良法的概念。李龙教授主编的《良法论》一书认为良法的基本标准是：价值合理性、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笔者认为，良法应从应然角度考虑，良法应是实质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机统一，由此，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而非法律实然或已然是怎样的。价值合理性应是良法的灵魂，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为了实现良法的价值合理性服务的。因此，良法应是符合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能够满足主体享有最一般人权、公平正义的，并能为大多数独立社会主体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则。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法律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则当且仅当是法律，而不能是诸如权力、教义、风俗习惯之类的对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还有其他对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养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权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内在因素⑥。此外，规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前提条件⑦。正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确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四、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法律基础，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国的精神基础，只有法律真正为社会主体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实现法治，但是并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会被信仰，还要看这种法律是否具有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够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是否能够体现法律的应然性（公平正义性），即法律应是良善之法，是为良法。
五、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据谢晖教授将法律信仰分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动两方面来看⑧，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1.良法对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个有关个体主观心理的概念，内在包涵着个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崇，并把这种信服和尊崇内化为一种恒定的意念，而这种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实现主体的某种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自由-人权性，使其具备被信仰的价值基础；2.良法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法律实践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这个法的良善性决定了法律实践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实行是法律实践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善恶决定了人们对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法――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实施才能促使人们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结语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让法律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首先法律应是良善之法，且应有效实施，法条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而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仅在制定过程中要不断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来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样才能为民众提供法律榜样，使民众信服法律，将法律内化为信念，从而信仰法律。
注释：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8.
②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65.
④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⑥钟明霞,范进学.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98(2).
⑦谢菲.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律师世界.2002(7).
⑧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法学本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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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信仰作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阐述，阐释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图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基本有法可依。虽然有法，但法律在实践当中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与一纸具文无异，就似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法律作为信仰的唯一对象在培养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究竟要信仰什么样的法律？良法作为一种有别于恶法的良善之法应作为法律信仰的当然对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为理论基础，通过以下逻辑来分析良法的这种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为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呢？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应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②。
二、法律信仰与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词在《辞海》中并没有针对性的解释，只有对信仰的解释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③。”谢晖教授认为“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④。”由此，笔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并将这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准则的过程。法律信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是包括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践行于法治实践中。
（二）良法
良法是与恶法相对应的法哲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实质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对良法下个确切的概念不容易，可从良法的标准来探讨良法的概念。李龙教授主编的《良法论》一书认为良法的基本标准是：价值合理性、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笔者认为，良法应从应然角度考虑，良法应是实质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机统一，由此，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而非法律实然或已然是怎样的。价值合理性应是良法的灵魂，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为了实现良法的价值合理性服务的。因此，良法应是符合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能够满足主体享有最一般人权、公平正义的，并能为大多数独立社会主体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则。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法律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则当且仅当是法律，而不能是诸如权力、教义、风俗习惯之类的对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还有其他对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养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权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内在因素⑥。此外，规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前提条件⑦。正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确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四、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法律基础，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国的精神基础，只有法律真正为社会主体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实现法治，但是并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会被信仰，还要看这种法律是否具有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够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是否能够体现法律的应然性（公平正义性），即法律应是良善之法，是为良法。
五、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据谢晖教授将法律信仰分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动两方面来看⑧，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1.良法对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个有关个体主观心理的概念，内在包涵着个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崇，并把这种信服和尊崇内化为一种恒定的意念，而这种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实现主体的某种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自由-人权性，使其具备被信仰的价值基础；2.良法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法律实践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这个法的良善性决定了法律实践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实行是法律实践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善恶决定了人们对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法――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实施才能促使人们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结语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让法律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首先法律应是良善之法，且应有效实施，法条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而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仅在制定过程中要不断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来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样才能为民众提供法律榜样，使民众信服法律，将法律内化为信念，从而信仰法律。
注释：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8.
②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65.
④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⑥钟明霞,范进学.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98(2).
⑦谢菲.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律师世界.2002(7).
⑧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法律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也越来越重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本科法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近代中国私立法律 教育 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从无到有，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
【关键词】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现代化
中国传统教育向来是官学和私学并存，及至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仍承袭了这一传统。但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清末一度是被官办学校所垄断的，后因立宪形势紧迫才开通禁令。就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而言，其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私立法律教育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涌现，并很快遍布全国。虽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在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是对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种补充，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毋庸讳言，由于其发展中呈现出泛滥成灾的趋势，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本篇拟以办学理念为视角，探索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并 总结 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 经验 和教训。
一、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
近代中国的新式法律教育是伴随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发展起来的。写作论文在清末法制改革中，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清政府不得不把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法制变革紧密结合起来，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 方法 来培育法律人才。但在其起始阶段，私立法律教育并未纳入清廷政策的许可范围。1904年的《学务纲要》明令规定：“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直到1910年清廷才明令准办并推广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此后，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
第一，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清末，由官治走向自治，在时人看来，“所有议员自治职员审判官吏，非有法政之素养不足以趋赴事机，需才既众，自宜广加培成以资任使，若专恃官立学堂为途未免稍狭”，需要另辟办学 渠道 、扩大办学规模，进而培养大批具有法学专门知识的人才，进入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部门。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1910年学部奏议复浙江巡抚折，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同年，为进一步适应立宪形势发展的需要，学部在改订法政学堂章程的立学总义中.将此前的“以造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足资应用为宗旨”，[2]改定为“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3]这一培养宗旨的调整，不仅突破了先前“以造已仕人员”的局限，将招生对象扩大了，而且用“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置换“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很显然较之前更强调法政学堂教育的应用性。
第二，取法日本法学教育模式，与官办法政学堂整齐戈哇一。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虽明言“参考各国学制，拟具改订法政学堂章程三十一条”，但无论是其课程体系设置，还是其课程所反映的教学内容大多都蹈袭日本，这一局面及至民初也没有大的改变。为整肃私立法政教育，不仅在此前颁布的《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致折》中规定，“各科课程、学生入学程度均按照官立法政学堂本科章程办理”，而且在《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又申令，此后京外新开的私立法政学堂，均按照此改定章程办理。
第三，适应时势变化的客观需要，因时制宜调整办学层次和规模。在《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中，为防范“趋于简易，以滋速成之弊”，明令私立法政学堂“附设别科，惟不得专设别科”。但时隔半年之久，面对当时中学毕业生人数过少，各处法政学堂的正科难以正常开办的实际困境，为应一时之需，学部认为“自应量予变通，准其先设别科，以应急需，俟将来中学堂毕业生渐多，再将别科章程废止，¨做了应时变通的调整。及至民国二年，“各处法政专门学校纷纷添设别科，入学新生，动辄数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无专门之实。”学部为遏止流弊的发生，则严令“不得再招考别科新生”。同年，教育部又通咨各省，严令“所有省外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非属繁盛商埠、经费充裕、办理合法、不滋流弊者，应请贵民政长酌量情形，饬令停办或改为法政讲习所可也。”通过强化监督管理，关闭了一些条件不合格的私立法政学校。
第四，适当放宽办学地点，使用统编的审定教材。1910年，清廷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之始，为便于监督，参照日本的做法，将私立法政专门学堂的办学地点限于省会。但时隔不到半年，鉴于“按照光绪三十四年宪政编查馆奏定逐年筹备清单，省城及商埠地方等处各级审判厅须于第三年内一律成立。则通商口岸须用司法人材实与省城同关紧要，自应将私立法政学堂限于省会一节，酌量推广”，规定“凡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经费充裕课程完备者，一律准于呈请设立法政学堂，以广造就。”[7]与此同时，学部基于“各国法政之学派别不同，各有系统，必折衷于一是，始可以杜歧趋而崇政体”的判断，拟取京师法政学堂和京师法律学堂的各科讲义，“慎选妥员审定刊行，以资研究而端趋向，庶于制宜通变之中，仍寓划一整齐之意。”[8]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的同时，设想以颁发统一教材的办法来加以调控。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对新式法律人才的需求，而由于私立法律教育本身是在转型社会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办学理念自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它自己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清末民初私立法政教育的畸形繁荣就是其外在的表现。
二、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
任何时代的特定社会的教育，都是这一时代和特定社会的产物。写作毕业论文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也不例外。其办学理念所体现的就是尽可能满足和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可以说，它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构成。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产生和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新式法律教育量的增加和扩展，更体现于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中。具体而言，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
在1904年《学务纲要》中，清政府出于对濒危政治统治自救的目的，一方面，肯定了学习外国法律的重要意义，反对那种认为学堂没立政法一科将启自由民权之渐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极力诋毁人们谈论民权自由，严令“除京师大学堂、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其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应由学务大臣咨行各省切实考察禁止”，、法律教育完全官方垄断而排除私人加入。[10]
但在新政浪潮的推动下，法律教育变革的风帆已经高高扬起，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止其前进的步伐，转型社会的历史推动着清政府不由自主地进行变革。1907年10月，清廷谕令在中央设资政院不久，又令各省在省会设咨议局，并预筹各府州县议事会。接着，1908年7月22日颁布《咨议局章程》62条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l15条，限令各省于一年内成立咨议局。新政的迅猛发展，要求打破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开禁民间法律教育.从而满足社会变革对新式法律人才的广泛需求。为此，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上奏清廷，要求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1910年，学部奏准“各省私立学堂专习法政，以广教育而重宪政。”[11]自此，近代中国法政教育官方一统的垄断局面彻底被打破，办学主体走向多元化。
清政府由严禁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到明令准办并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这不仅在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带来了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办学主体观念一定程度的转变也促进了教育体制的完备，法律教育的布局、层次和结构日趋复杂多样。在私立法政学堂开禁之初，虽规定开办地点应局限于省会，但此后不久，这一规定即被突破，私立法政学堂扩展到包括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官办和私立法政学堂迅速地遍布全国。在1913年，仅江苏一省就兴办了15所官办、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数为4742人。其中，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有13所。[12]
为配合法政教育的发展，1910年，学部参考各国学制，拟定了改订法政学堂章程，出台了一整套法政教育的具体规划。分设正科和别科，正科分法律、政治和经济三门，均四年毕业。别科不分门，三年毕业。如因学生过少，正别两科不能同时许设的，准其先办一科。正科学生须在中学堂得有毕业文凭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别科学生以已仕人员及举、贡、生、监，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品行端正，中学具有根底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每年级学生名额，按照各地方情形酌定，但每级至少在百名左右。[13]列官办法政教育与私立法政教育并重政策的制订，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法政教育偏狭的局面，推进了法律教育的大发展。
教育体制的完备要求教学内容的相应改善，其努力方向是进一步规范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提升办学层次。自清束至民国，学部(教育部)都与时俱进改革原有课程，增设新课，对于法律门(科)的应设课程作了详细规定。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其明确规定：“从前所定法政学堂章程，其应修改者，约有三端：一日课程。当订章之际，各种新律均未颁布，故除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之外，更无本国法令可供教授。今则宪法大纲、法院编制法、地方自治章程等，均经先后颁行，新刑律亦不日议决，奏请钦定施行，此后法政学堂此项功课，自当以中国法律为主，此应改者一。”在其法律门课程表下又特附注：“民法、商法、诉讼等法，现暂就外国法律比较教授，俟本国法律编订奏行后，即统照本国法律教授。”及至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公布的《专门学校令》中，又首次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教育宗旨，规定“专门学校学生入学之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将法政专门学校完全定位为高等学校层次。与此同时，在同年教育部颁布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十条中，又把法律科的必修课目定为：宪法、行政法、罗马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外国语;把法律科的选修课目定为：刑事政策、法制史、比较法制史、财政学和法理学。此时，法律教育虽仍处于模仿引进阶段，但较之以前课程设计明显趋于成熟。
三、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历史 反思
在我国传统法律教育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型中，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具体而言有：
第一，法律教育不应是政治的简单附庸，不应是服务于短期政治目标的实用工具。教育既有别于政治，写作硕士论文又从属于政治。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游离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史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法律命运的变迁史，而且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新政”之初，在清廷统治者看来，“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因而私立法政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一直至1910年，才因立宪政治对新式法律人才的急需而有限开禁。很显然，新式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不单单是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结果，政治因素的影响也至为明显。清政府在法律教育发展之初就已把兴办法律教育与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且服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法律教育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重视不够，忽视了其发展的独立性。这就导致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政治至上的病毒，并一直隐藏于其肌体中起着不同程度的破坏性作用，严重制约了法政教育的健康发展，使得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产生的阶段就是个先天不足的畸型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之所以表现出贫困和幼稚，这可以说是病根之一。
第二，时代落差造成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其形式上的模仿并不等于已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真正内涵。由于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并非是传统社会的自我演进，而是在西方法 文化 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撞交融中整合而成的，从已经凝固的文化心理、情感和观念出发，中国传统法文化必然对西方法文化产生某种抗阻。在新式法律教育中，往往是封建思想的束缚依然故我，“新式法律教育”培养的只是“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新人才”。以《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为例，清廷学部就明言：“学术之所宗，必求与政治相应”，“盖君主立宪政体之国，一切法制必择其与国体相宜者然后施行，无杆格之弊，此则讲求法政学者所必应共喻者也。”[15]很显然，中国新教育的主持者并未真正领悟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精髓，不过是为消解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推证，极力模仿西方法律教育制度而已。这就使得在磨难中产生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陷入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的困境，最终难以形成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法律教育体系。
第三，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和高昂的教育理想，法律教育发展就会丧失意义和迷失方向。清末民初，为适应国家由专制而走向立宪、进而创共和的形势需要，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遍布全国，出现了举国学法政的繁荣景象。但其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并未同步实现。据1913年教育部经过调查后发现，数量众多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多为迎合人们寻找新的入仕之阶而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而无专门之实。创办者视为营业之市场，就学者藉作猎官之途径，弊端百出，殊堪殷忧”，[16]一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办学已完全背离了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沦为失去灵魂、见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第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畸形繁荣，导致教育设置的结构性失调。私立法政专门学堂自清末设立并推广后，进入民国即在数量上高居不下，写作医学有泛滥成灾之势。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一文中径言：“盖当民国初元，国家乍脱专制而创共和，社会对于政治兴味非常亢进;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有以一省城而多至八九校者，其获列于政府统计，仅其一部分耳。”据其在民国二年的调查统计，在江宁、苏州、上海、镇江、清江等五处，即办有13所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对此，他大声疾呼：“诸学校之学生，与法政学校之学生较，其数乃不足十之一。”[17]这种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的发展态势，自然阻碍了此时整个教育体系中门类的协调和均衡的发展，带来法政人才的相对过剩。与此同时，这种畸形的比例又掩盖了另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据(1916年8月一l9l7年7月全国专门学校统计表》统计，吉林、黑龙江、安徽、陕西、甘肃和察哈尔等省份，名义上虽已遵照新学制办起了高等教育，但实际上仅仅办了一所法政专门学校，造成地区分布上的严重失衡。这种教育结构发展不合理的现状，必然会对一些地区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长期以往，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带来长久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超级秘书网
第五，在谋求现代化急速发展的后进国家，法律教育必须协调好发展规模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清末民初，为满足政治制度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人才需求，私立法律教育一哄而上。但此时因综合国力太弱，造成师资、生源、经费、设备和校舍等配套条件都无法跟上。私立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大致以各校无基本金，仅恃学费收入，支给校用”，“教员资格不合，学生程度甚差，规则违背部章，教授毫无成绩，学额任意填报，学生来去无常，教习常有缺席，实属办理敷衍”，[18]教育质量毫无保证。1913年，教育部虽通咨各省酌量停办私立法政学校或改办讲习科，但并未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以一个法治健全社会的标准衡量，这种局面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法学的失误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19]
平心而论，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对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既有适应和促进的一面，又有制约和滞后的一面。而在此双重效应中，适应大于制约是毋庸置疑的。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中产生的问题，比之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统局面，总是一大进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社会极其动荡的环境下仍有较大发展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可以说，近代中国波涌浪击、多元并争的法律教育浪潮，拓展了中国教育界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昭示我们：法律教育制度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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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杨振山.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J].政法论坛.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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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法学毕业论文的范文篇2 浅析“村官”犯罪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论文摘要“村官”是掌管一方权力的基层组织人员，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针对“村官”职务犯罪现状，笔者总结了当前农村干部可能触及的罪名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职务犯罪特点有：呈上升趋势、犯罪数额小危害大、作案手段简单直接却肆无忌惮以及利益关系之间上下连动，相互榨取，钻空子各取所需。而发案原因有： 文化 素质低，思想教育跟不上， 法律知识 严重匮乏;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村、社务不够公开，权力不透明;宗族派性争斗，引发矛盾冲突，导致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此外，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对策和措施。 论文关键词检察理论“村官”犯罪工作探讨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虽然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村官”)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但他们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家事务管理时，如果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钱财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那么，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有可能触犯什么罪名?它的特点怎样?有什么预防的对策吗?在此，笔者试图在本文中予以探讨。 一、“村官”有可能触犯的几个刑法罪名 1.贪污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标准规定，贪污数额达到5000元时，应立案侦查，或个人贪污数额虽不满5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应立案侦查。花都区雅瑶镇有一位村委书记邓_，伙同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村委副主任以及一名社会人员，经密谋后，趁新街河防洪整治工程征收该村土地之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假丈量，谎报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数目等手段，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然后分赃，这位村书记分得90000元人民币，这就是贪污，最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受贿罪。在现实执法中，普通受贿罪必须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索贿，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有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权钱交易是普通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如花都区新华街岐山村村委主任黄某某，于2004年9月至2006年 春节 前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办理广州立信染整有限公司与岐山村220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过程中，先后三次收受徐某贿送现金8万元。 3.挪用公款罪。按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和挪用公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5千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 4.职务侵占罪。所谓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5.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我区新华街新街村出纳员梁某，女，利用负责新街村属下的四个经济社的财务工作之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入账以及支票取现金等手段，多次挪用资金共计人民币984299.04元，大部分用于赌博活动及家庭支出。最后，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二、“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农村干部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 主要表现为：一是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通过调查，农村干部犯罪案件由前三年占同期之案总数16.35%上升到现在占同期立案总数的26.7%。二是涉案数额呈上升趋势。三是在犯罪性质上贪污、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占比重较大，占近几年的有罪判决案件的70%。 (二)犯罪数额小危害大 村干部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农村干部犯罪涉案尽管金额不大，但涉及面广，危害大。它破坏了国家的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影响了一方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接，却肆无忌惮 从整体来看，农村干部经济犯罪的手段不像其他领域那样狡猾，反侦查意识相对来讲比较弱，犯罪中智力因素参与较少。作案的手段往往采取收入不记账，重复支出，打白条支出，伪造单据，虚报冒领等直接对公款公物予以侵吞。许多村干部借招待来客，“跑项目”向有关单位和个人送礼，购买抢险物资等事项为由，虚列、虚增开支，冒领公款占为己有。 三、“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 导致“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素质低，思想教育跟不上，法律知识严重匮乏 在违法犯罪的村干部中，多数仅为中小学文化。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作为村干部，尽管对贪污受贿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道理都知晓，但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收受好处费时，何谓收受贿赂，何谓正常人情往来，往往又划不清界限，有的“村官”竟以“我为你办事，你给我好处”两厢情愿为由，肆意实施受贿犯罪。如在2008年8月，我们在查办赤坭镇剑岭村第12经济社原社长蓝某贪污“水库移民危房改造补助款”28000元一案中发现，蓝某就是以“我为你办事，你们必须每人支付200元给我，否则我不为你办”，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却没有想到这是犯罪行为。 (二)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 有的“村官”大权独揽，毫无民主作风可言，自以为不贪公家一分钱、不拿村社一分钱、一心一意为村民谋利益，就不会犯罪。如：原狮岭镇振兴村十四经济社社长毕某，以为经济社牟利为目的，多次主持召开村民会议，未经批准，决定将该经济社部分土地以公开拍卖方式，永久转让土地使用权，为该经济社非法获利600多万元。后毕某被法院以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三缓刑，并处罚金二万元。 (三)村、社务不够公开，权力不透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是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 当然，近年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村、社一级基本上实行了“社账村管、村账镇管”的严管措施，使得暗箱操作、滥施权力、缺乏监督等现象大大减小，有效地杜绝了这类案件的发生。 (四)宗族派性争斗，引发矛盾冲突，导致农村干部职务犯罪 许多农村，村干部之间为争夺村主任大权，不同姓氏派别之间相互告状明争暗斗，选举时拉帮结派破坏选举，掌权后厚此薄彼。有的村会计、出纳员与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存在特殊裙带关系，他们相互串通，对违法违纪现象守口如瓶。有些村干部凭借家庭势力当上村干部后大耍特权，只要群众稍有不同意见，就打击报复。致使群众即使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也敢怒不敢言，为部分村干部长期违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预防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对策 (一)加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使群众懂法守法 当今农村，普遍存在着村民学历层次低、学习主动性差、小农意识重的现象。尽管有村民会议、学习会等，但这些会议只用于议事，不用于学习。因此，法律、法规、政策未能得到有效的学习和宣传。由于对政策和法律的不正确理解，往往容易引起上访。如新华街某村村民，拿着国家新出台的有关征地方面的政策，到检察院上访，质询十多年前该村与征地单位签订的征地合同的合法性，并以此为由，怀疑当时的村干部贪污受贿，继而举报。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农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消除他们的误解，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对有关政策的实施一定要到位 有些通过试点、实践，证实行之有效的管理方面的政策，一定要抓好落实。比如现行的财务代理制度(即村帐镇管、社帐村管)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社一级的会计由于历史的原因，普遍存在着社长会计一人担、无会计基础知识、账目管理水平低的现象，再加上没有一个班子，无人监管，以致账目混乱、无法清算。因此“社帐村管”的政策一定要到位，做到票据专管，社的票据要有村的会计填写;社的开支实行“用款申报”制，涉及一定数额的开支，须经村的审批;社的“清算小组”在村委会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好监督作用。在此，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用款申报”制加以细化，并做好监督，务必解决账目混乱问题。 (三)认真抓好村社一级干部的纪律、法规教育 新时期关于加强农村干部、尤其是新当选的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法律法规知识教育以及反腐倡廉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有关部门应多点组织农村干部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习，加强法律法规、政令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村(社)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拒腐防变能力，使之成为人民信赖、政府放心的好干部。 (四)严惩腐败分子，维护法律尊严 近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的腾飞，某些村干部抵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而腐败，引起农村群众严重不满。然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新华街原团结村村委主任邓某挪用公款案、原岐山村书记黄某受贿案、花东镇鸿鹤村原村委主任张某贪污案、原村治保主任曾某挪用公款案等案的纷纷告破，震慑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得到了农民群众的交口称赞。猜你喜欢： 1.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参考 2. 关于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3.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4. 有关于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5. 电大毕业论文法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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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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