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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1、《敦煌美术》已经有多年历史，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具有双刊号的期刊。主办单位是敦煌研究院。2、期刊内容质量高。
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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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today.The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people.The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men.Ke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004.06[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2005.06[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2005.06
敦煌莫高窟完整保存了大量北魏至宋代各时期的壁画、雕塑、文献,集西域佛教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之大成。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宗教研究价值。由此产生了一门专业学科——敦煌学。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是全世界石窟艺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窟艺术最初的风格，必然源自印度、贵霜、希腊，古代犍陀罗地区是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随着佛教的东向传播，石窟艺术渐渐有了西域风格、凉州模式，再后来就是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中原风格，与佛教艺术风格东进形成对比的是西向回传，而诸种风格汇聚的地方，就是敦煌。敦煌学本身就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等性质。欧美诸国的汉学家，无论是从事语言文献研究的，还是从事绘画艺术研究的，多与敦煌学有交叉，他们对敦煌学的开拓有贡献，敦煌学对他们认知东方亦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敦煌学是国际汉学研究中的“显学”“绝学”。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诚然，敦煌的文化价值是突出的，敦煌的标本意义是鲜明的，借助敦煌文化、敦煌艺术、敦煌精神传播中国声音，用文化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争夺话语权的有效举措。
新版南大cssci核心，更新变化整理(详细请参考完整核心目录)1、马克思主义理论（排序放在第一位）+6，-1增加期刊：党的文献、党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集刊转）、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研究。变动期刊：理论视野2、管理学+2，-2增加期刊：科学决策、社会保障评论变动期刊：科技管理研究、中国科学基金3、哲学+1：增加期刊：逻辑学研究4、语言学+3，-2增加期刊：古汉语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变动期刊：外语学刊、红楼梦学刊5、艺术学+3，-2增加期刊：美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建筑学报变动期刊：戏剧、南京艺术学院学报6、历史学+3，-2增加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国际汉学变动期刊：民国档案、文献7、考古学研究+1，-1增加期刊：敦煌研究辑刊变动期刊：敦煌研究8、经济学：+2，总量70个（最多，因为太多不排除有误，请自行核对）增加期刊：金融评论、保险研究9、政治学+3，-1增加期刊：国际政治科学、国际展望、南亚研究季刊（国际政治强势）变动期刊：理论与改革（政治学与行政学仅存3枚，老梁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还在扩展版，对此表示遗憾，惊诧！）10、法学+2增加期刊：中国刑事法研究、东方法学11、社会学不变；民族学+1，-1增加期刊：文化遗产变动期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12、新闻传播学+1-1增加期刊：新闻界变动期刊：国际新闻界13、图书情报+2-2增加期刊：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现代情报变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4、教育学+1：增加期刊：高校教育管理15、体育学+2-1增加期刊：首都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变动期刊：沈阳体育学院学报16、综合性社科：总量-2，+5-7，变动较大增加期刊：宁夏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东疆学刊、学术前沿、天府新论变动期刊：学术交流、学习与探索、学术论坛、湖北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兰州学刊17、人文地理+5：增加期刊：地理科学、地理学报、地理科学进展；城市问题、城市发展研究18、高校学报（未注明哲社版、社科版，请自行补充）：+6，-6增加期刊：齐鲁学刊、烟台大学学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吉首大学学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变动期刊：同济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华东理工大学学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深圳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对这些学报深表同情！注：部分未列入学科期刊未发生变化。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开始了对敦煌石窟文物的管理和守护工作。1949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设置保护室（组），开始了对莫高窟的抢救修复和保护。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保护室随之扩大为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她是我国最早从事石窟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50多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主要从事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壁画、塑像修复及工程加固为一体的科研实体。保护所下设环境研究室、分析研究室、修复技术室、档案信息资料室、图像处理研究室，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并设有敦煌研究院保护所与美国盖蒂保护所（GCI）、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与日本大阪大学合作项目研究实验室等机构。研究所已形成一支由博士、硕士、学士及化学、物理、工程地质、计算机、林学、建筑、测绘、摄影、气象等多种学科，近50人的高、中、初级专业职称组成的保护科技及修复技术队伍。并具有X衍射、X荧光、付立叶红外、偏光显微镜、全自动环境监测仪等一批先进的分析及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现所长由王旭东博士担任。几十年来完成了敦煌三座石窟的加固工程，及壁画、彩塑的修复、加固。同时协助完成或正在完成新疆、青海、甘肃、河南、宁夏、西藏、浙江等省的壁画、彩塑修复及土遗址加固工程等数十项省内外重大文物保护维修项目。现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由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下达的保护科研项目约40多项。其中获国家及省部级奖12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研究所来与国内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先后完成了甘肃省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敦煌壁画的计算机贮存与管理系统的研究”、国家科委“九五”国家重点攻关科技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国家863项目“曙光天演Power工作站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及艺术复原”等高科技项目。以上项目的研究并付诸实施将为我国采用计算机技术存贮文物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合作保护敦煌莫高窟项目，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GCI）、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大阪大学、美国梅隆基金会及美国西北大学等外国机构合作，进行敦煌石窟文物保护、保存等方面的研究。1993年我院同美国GCI、中国文物研究所成功的举办了“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会议”。受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资助和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举办了“中国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培训班”。 2000年又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举办了“土遗址保护培训班”。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石窟及壁画、土遗址，放眼世界，继续加强同国内外的合作与交流，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做出自己新的贡献。 美术研究所源于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经1950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研究室，1984年为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美术研究所目前有专业人员20人，其中绘画16人、雕塑2、裱装2人，另有行政1人。美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复制，敦煌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活动。是目前国内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壁画临摹、复制、研究的专业性机构。经过几代人辛勤艰苦的劳动，美术研究所现拥有壁画临本2000余幅，彩塑50余身，复制原大洞窟11个，研究论文30余篇。除对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壁画临摹外，还应邀临摹、复制了陕西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新疆克孜尔壁画、拜城壁画、嘉峪关、敦煌魏晋墓画像砖等。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敦煌壁画临本和彩塑临品，自1943年至2000年底在国内外展示了敦煌艺术展览20余次，使更多的人了解到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美术研究所为敦煌火车站、兰州火车站创作了大型的室内外壁画。为香港志莲净苑创作了佛教壁画。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走向新壁画创作的道路上，留下了探索的足印。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原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遗书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遗书研究所，1995年改今名。为敦煌研究院专门从事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职能部门，主要从事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各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内容包括敦煌佛教文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文献、敦煌科技史文献、敦煌文学文献、敦煌道教及其它宗教文献、藏经洞艺术品等的整理和研究。近根据敦煌学发展的需要及自身的研究条件，敦煌文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的结合研究、敦煌文献与敦煌史地的结合研究等。敦煌研究院编辑部敦煌研究院编辑部的主要职能是编辑出版、发行《敦煌研究》和策划、组稿、编辑敦煌学的文集、图册。该部主编的《敦煌研究》，从1983年创刊以来，从不定期到季刊、双月刊，20年来，连续出版70多期，配合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又出版增刊5期。该刊在敦煌学界、我国期刊界已有良好的影响，海内外一些国家图书馆、大学、科研单位、文物部门列为永藏期刊，一些专家学者的案头必备之刊，亦被列入中国社科核心期刊。《敦煌研究》先后荣获甘肃省优秀社科期刊奖、一级名牌期刊奖和国家优秀社科期刊奖，进入第一、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和中国期刊方阵“双高”期刊。该部20多年来组织编辑出版了《1983年全国敦煌学讨论会文集》（4卷）、《1987年国际敦煌石窟讨论会文集》（2卷）、《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4卷）、《1994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4卷）、《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4卷）、《敦煌研究文集》（5卷）、《敦煌石窟艺术》（30卷）等。其中不少获省级、国家级出版奖。编辑部以展示学术成果、弘扬敦煌艺术为己任。 敦煌研究院摄录部的主要职能是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提供图片、录相等信息资料。该部门现保存有自20世纪50年代起所拍摄的各类石窟文物摄影资料近40,000张；自20世纪80年代起所拍摄的各类录相资料近100盘。长期以来，该部门承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敦煌石窟艺术出版物的图片摄影工作，如《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卷》、《中国美术全集·雕塑卷》、《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5卷）、《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中国壁画大全·敦煌》（10卷）、《中国石窟雕塑大全·敦煌卷》、《敦煌石窟艺术》（22卷）、《敦煌石窟艺术全集》（28卷）、《中国敦煌》、《敦煌经典五十窟》、《敦煌石窟鉴赏丛书》等；该部门还摄制了《莫高窟艺术》录相专题片和《敦煌莫高窟艺术》VCD光盘；除了拍摄石窟文物之外，该部门还拍摄了大量有关丝绸之路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的摄影作品并结集出版。 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全称为“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是我国唯一的石窟类文物保藏陈列机构，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五千多平方米,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建,于1992年2月开工,1994年4月落成,同年8月21日正式开馆。该中心内设录像演播厅和三个展区，敦煌石窟艺术的精华和发展历程的概况在此得以展现。第一展区是8个原大复制洞窟，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十六国时期的第275窟、西魏第249窟和第285窟、隋代第419窟、初唐第220窟、盛唐第217窟、元代第3窟和安西榆林窟中唐第25窟，均属各时期的杰出代表窟，展现了自十六国至元代一千年间敦煌石窟艺术的风采。第二展区是敦煌石窟文物陈列，展出敦煌石窟出土的文物精品。第三展区位于中心展厅二楼，为机动展区，可以举办各种展览和专题文物陈列，正式展出的是“西藏铜雕艺术展”，展示藏传佛教金刚造像精品，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陈列中心下设有文物收藏管理、陈列展示、讲解服务、设备管理等部门，管理陈列中心日常运营和对外开放，承办各种展览和敦煌研究院对外展览活动。为人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敦煌石窟和敦煌佛教艺术，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和支持。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是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所辖的专题陈列馆，位于敦煌莫高窟南区北端三清宫内，与闻名中外的“藏经洞（第17窟）”毗邻。三清宫俗称下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湖北麻城人王圆箓道士于该寺侧发现藏经洞，后以私售藏经洞文物和募化所得，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前三清宫，寓居于此。该寺为藏经洞文物发现、被盗之重要见证，岁月既久，失于修葺。敦煌研究院于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修复重建此寺，辟为“敦煌藏经洞陈列馆”，展示藏经洞精美文物及发现、流散之史实，以昭示后人。藏经洞陈列馆内辟王圆箓道士旧居，藏经洞开凿、封闭、发现、流散、被盗史实陈列和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藏经洞出土文献、佛经等文物真品陈列，以及临摹的现收藏于英国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绢画和纸画精品陈列等。是敦煌莫高窟一处重要的旅游接待场所。 敦煌研究院接待部，主要承担莫高窟石窟艺术的讲解和宣传工作。讲解员均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和严格的考核。讲解语种有中、英、日、法、德、韩、俄七种。外语讲解员均在正规外语院校进行过系统的进修学习，能用较流畅的语言进行讲解。为了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作好旅游接待工作，该部的接待方式是：一、所有游客均在该部讲解员的带领下进行参观。二、旅行团队在购票后直接到该部联系讲解员。三、内宾散客到入口处集中，每25人左右为一组，派一名讲解员带领参观。四、外宾散客在旅游旺季（六～十月）每天定时安排外语讲解（上午9：00，下午2：30），其他月份随到随安排。五、“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和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实行对内宾守洞讲解，外宾带领参观讲解的方式。 敦煌研究院保卫处成立于1989年8月，主要担负着敦煌研究院所辖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三处石窟及馆藏文物的安全保卫和辖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任务。落实“防盗、防火、防破坏、防灾害事故”的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严密各项治安管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文物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敦煌研究院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自1989年以来，敦煌研究院保卫处连年被酒泉地区、敦煌市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1994年以来获得酒泉地区公安保卫系统“一级达标”单位；连年被敦煌市公安局评为公安保卫系统先进集体；1996年荣获“全国文博系统安全保卫工作”先进集体；2000年获得酒泉地区“无毒社区”称号；2001年被敦煌市评为“消防工作先进单位”。 敦煌研究院党委办公室是院党委下属的综合办事机构。主要职责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院贯彻执行情况做好调查研究，向党委提出贯彻意见，并组织实施；掌握全院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态，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学习；检查督促各党支部贯彻执行党委决议和开展组织生活，积极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做好干部的培训、考察、任用工作；搞好党内监督，配合院纪检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做好党员干部的来信来访工作；搞好我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搞好共青团、妇女、统战、保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搞好党内文件的收发、传阅、处理、归档工作。
敦煌舞的创建和发展也是通过历史演变而来到，而且中国人也是通过对于中国壁画舞蹈的一些研究和创造，把这些敦煌5厘米见证的展现了出来，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与支持。
敦煌舞蹈一直以来都是以敦煌文明为基点所编的舞步，有一种非常浓厚的历史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成为非常独特的一种艺术。
敦煌舞是一面丝路的镜子，它主要以佛教中的人物为主，结合西域地区的文化特色所编创出来的舞蹈。 近代的编舞家和学者们前往敦煌地区考察后，仔细观察莫高窟里的壁画后，把所收集的人物绘画和雕像编辑成一出舞剧——丝路花雨；由甘肃省歌舞团演出，演出后即受好评和喜爱，尔后又陆陆续续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演出，也带来许多的震撼与新风貌！
敦煌舞是一面丝路的镜子，它主要以佛教中的人物为主，结合西域地区的文化特色所编创出来的舞蹈。近代的编舞家和学者们前往敦煌地区考察后，仔细观察莫高窟里的壁画后，把所收集的人物绘画和雕像编辑成一出舞剧——丝路花雨；由甘肃省歌舞团演出，演出后即受好评和喜爱，尔后又陆陆续续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演出，也带来许多的震撼与新风貌！
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考古学特刊第二号高昌专集_电子书.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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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自从我知道中国有一个敦煌开始，就做着有关敦煌的梦。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那里，作为一个匆匆走过世间的短暂生命，饥渴地虔诚地仰望那百世的珍藏。这种梦是懵懂的，灰暗的，也是遥远的。但是，有了梦，便有了希望。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了敦煌，走进了莫高。车子离开敦煌，穿过沙漠，向东南行驶20多公里，在一色的沙漠中看到了几处斑斑点点的绿。绿色的后面还是黄沙，还是沙丘。我以为，还要走多远呢，车子进入了停车场。莫高窟就在那里，那几处绿的背后。看到了几座白色的道士塔。再走几步路，走过了一座桥。桥底下是干涸的河流。迎面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牌楼，挂着“石室宝藏”的牌匾。后面是不高不大的土丘，也未见穿行的人流，看不到任何的不平常。这就是我梦中的敦煌么？看不到云岗石窟华丽的窟檐，十几米高的露天的佛雕，气势恢宏、华美壮丽。看不到麦积山石窟高耸的山，山岩上蜂窝状的、一盅又盅的窟窿眼，还有石壁上丰腴的、慈目而悲苦的佛像，饱尽沧桑而不腐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