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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你眼中的韩愈是什么样子的。
正文：
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负载着千秋沧桑，世态炎凉。几千年的旅程，是一条崎岖漫长的路。途中那些被淹没的凡庸俗子，包括太多的文人志士，随着时代钟声的消，匿，宛如一阵清烟，烟消云散，抹不下一笔痕迹，可是，唐宋八大家作为这一旅途中的娇宠儿，却在历史的长卷上博得了一席之地，并将自己的名字铸入了光辉的史册中。
而韩愈作为其中的一朵绚烂的奇葩，更是遐迩闻名。他的诗，他的文，他的胸襟，他的抱负，都不失是我们深入探讨且经久不衰的话题。
最先接触韩愈是从一首《左迁蓝关示侄孙湘》开始，读罢此诗的人，都能从中看穿这是诗人遭贬后的愤满之作。而伴随来的一系列问题又恰巧为我们更深层次了解韩愈的人格搭起了桥梁。韩愈银何事触怒了皇上？
韩愈怎会有如此大的胆量去顶撞皇上？韩愈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我想，通过了解这些内容，不光对我们理解这首绝唱，即对我们了解韩愈的人格品行也具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资料查阅，韩愈之所以遭贬的缘故在于：
唐宪宗李纯为求长生不老之道，曾几度迎佛骨入宫供奉。韩愈当时为刑部侍郎，写了著名的《论佛骨表》，反对宪宗迎佛骨，从而触怒了先皇，欲处以死刑，经裴度等人说情，才幸免一死。死罪可恕，活罪难逃，韩愈就此被贬潮州。
已步入人生暮年的他，如何经受得起漫漫远程的折磨，可是甚至圣旨已下，在挣扎也是无济于事。太多的酸楚，太多的无奈，压抑在韩愈的心髓深处，得不到的宣泄丝毫释放宣泄。
就在韩愈抵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给爷爷做伴。韩愈就在这一瞬间，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3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过写事迹的经历，对事迹都不陌生吧，根据事迹的性质，可分为正面典型材料和反面典型材料。一般事迹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韩愈事迹的作文素材，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道济天下之溺
一、作家简介
◆ 人物导语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既立业又立言，大力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功绩光耀千古。这个人就是韩愈。
● 作家档案
韩愈：768年—824年
字号：字退之；因郡望昌黎，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籍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时代：唐代
仕途：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作品：《韩昌黎文集》。其中有议论文，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赠序，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诗歌，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蓝关示侄孙湘》、《早春》等。
名望：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其诗对宋诗影响极大，与孟郊等人被称为“韩孟诗派”。
二、成名缘由
▲ 贡献概述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体文，提倡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人。古文家李翱、皇甫湜及著名诗人张籍、王建、贾岛、李贺均出其门下或受其提掖。
其作品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尤善于锤炼词句，推陈出新。
▲ 突出成就儒学
韩愈不仅是唐宋古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也是由汉唐注疏之学向宋明新转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他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在文学主张与创作理论上提出：
1、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
道合一，以道为主。
2、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诸家作品。
3、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4、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5、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三、趣闻轶事
（一）韩愈走马牵山
韩愈原在朝廷做大官，因写了一篇奏章劝皇帝不要迎佛骨，以免劳民伤财，荒废朝政，皇帝看后很生气，就把他从京城贬到潮州来做刺史。
韩愈上任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心想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难免受害惨重。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
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
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做“竹竿山”。
（二）韩文公祭鳄鱼
潮州的韩江，从前有很多鳄鱼，会吃过江的人，害得百姓好苦，人们叫它做“恶溪”。
一天，又有一个百姓被鳄鱼吃掉了。韩愈知道后很着急，心想鳄害不除后患无穷，便命令宰猪杀羊，决定到城北江边设坛祭鳄。
韩愈在渡口旁边的一个土墩上，摆了祭品，点上香烛，对着大江严厉地宣布道：“鳄鱼！鳄鱼！韩某到这里来做刺史，为的是保土庇民。你们却在此祸害百姓。如今姑念你们无知，不加惩处，只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三天不走就五天走，五天不走就七天走。七天不走，便要严处！”
七天之后，江里果真再也没有看见鳄鱼，所有的鳄鱼都出海到南洋去了。现在，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叫做“韩埔”，渡口叫“韩渡”，又叫“鳄渡”，还把大江叫做“韩江”，江对面的山叫做“韩山”。
（三）韩愈勇于改错
韩愈是唐代著名诗人，才华横溢，才名四播，但有一个明显的毛病，就是不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生活不检点，喜欢赌博。张籍结识韩愈后，发现了他的这一毛病，就一再写信给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忠告和批评，最终促使韩愈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毛病。
韩愈在给张籍的回信中表示：“当更思而悔之耳”，“敢不承教?”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为开展批评而断送，反而在这种批评中得以不断地加深。
四、精彩语录
1、“唯陈言之务去。”
2、“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
3、“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
4、“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5、“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6、“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
7、“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8、“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9、“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10、“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五．佳作欣赏
平常的心也需要心灵的颤动
当我们的心灵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感动、震撼、冲击后，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之后，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平常，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了。可是朋友，对于生命来说，这不是太乏味了吗？不要让自己的心在“无动于衷”中变得粗重，还要保持一颗敏感的人，感触生命中丝丝感动与爱。
有时，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当困难挫折来临时，用平常心去对待它，不放弃，不气馁；当荣誉、光环来临时，不骄傲，不沾沾自喜，用平常心去对待它，毕竟荣誉只属于过去。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确实不易。但真正做到了，生命也会因此而绚烂。居里夫人面对挫折不放弃，面对荣誉而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用平常心对待，才创造了历史上首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的奇迹。
在生活中不过度敏感，保持平常心，才能握住幸福的生活。当你羡慕别人有房有车，生活舒适时，当你嫉妒别人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时，朋友，我要告诉你，不要太敏感，保持平常心，要知道你的生活也许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调整好心里的天平，幸福才会光顾你。
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保持一颗平常、毫无波澜的心境吗？当然不是。其实在平常之中保持敏感，在平常之中感受人性的美好，生命的多彩，生命才不会乏味。韩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如果没有对大自然的敏感，何能感受这轻盈的美丽；孟郊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如果没有对母爱敏感的感受，没有心灵的触动，何以写出如此让人读之泪下的文章？同样，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当我们听到田世国捐肾救母，魏青刚三次下水救人，黄志全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使乘客安全下车时，当我们受到父母的关爱，朋友的帮助时，当我们春天赏雨，夏天赏花，秋天赏果，冬天赏雪之时，如果我们保持一颗敏感的心，那么这一切不都会引起我们心灵的触动吗？我们的情感因此而变得丰富，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充实，我们的心灵深处因此而变得温暖……
在平常之中感受不平常，在平淡的生活中感受精彩，平常与敏感齐飞，平淡与精彩一色。聪明的你，用柔软的心绘出一片人生的真色彩！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就连他写的奏折，也比一般为官者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的那篇《谏迎佛骨表》，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就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还算富庶，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有钱人养奴成风。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诲”。当其获罪海隅，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犯上直言，被贬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于是，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个对比。第一，古今对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晤。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历程
朱啸宇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为三苏)合称为“唐宋八大家”。现在已经得到考证，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县。
生平
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山阳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自我治愈伤痛议论文80字篇一伤痛是人生的一道坎，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每个人都会有伤痛，只是有人选择自我消化，有人选择自我排解。伤痛是人生的财富，伤痛是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伤痛是人生的必修课，是人生的一种经验，也是人生的一种考验。伤痛是成长中的一种经历，伤痛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人总是要经历一些风雨，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经历伤痛，怎会懂得人生的艰辛。
说起大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那年中考，我英语考得不好，差了几分没考上重点高中。不过，交些择校费，也是可以上的，毕竟我的分数也不低。可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却只能去读自己做梦也没想过的师范学校。我失落极了，心里想，不上重点高中也可以读其他学校的高中，但最终还是没上。那时候，我掉下伤心的眼泪。我日思夜想的大学梦就这么无情地破灭了，从前所有美好的憧憬从那一刻开始毁灭。读初二时，我就一直在憧憬梦中那神圣、浪漫的大学，想着自己以后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在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可是，那次无法改变的选择，深深地刺痛我的心，成了我一生都无法治愈的创伤。大学，成了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也应该感谢国家的自学考试政策，让没上大学的许多学子圆梦。07年，我终于有机会去真正的大学参加中文本科论文答辩。去之前，就一阵激动，想着这大学会是什么样，和自己的想象一样吗？想到自己终于可以上大学看看，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说。之前，虽说获得过大专学历，有一张毕业证书，可是到底没见过大学，未免遗憾。这次要去的是福建师范大学，虽不是国家重点大学，但也算是不错的学校，何况师大的中文系在全国也颇有影响。一下车，就觉得一派繁华，福州毕竟是大城市，不像我们小县城，都市生活毕竟不同。乘公交车到师大门口，第一印象便是大气。宽阔的校门里，有一片开阔地，校道绵延地伸向远处，高楼在远处静默着，让我顿感庄重，还有几分严谨的气息。校门周围人头攒动，我不禁赞叹起来。走进校园，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从我身边走过。他们青春洋溢的脸上写满了笑容，还有对美好生活的满足感，显得朝气蓬勃。他们阳光灿烂的气息一下子就打动了我，顿时觉得自己走在他们中间有些突兀，虽说我还年轻，但相比之下，还是显得有点老。继续走，才发现学校依山而建，校道几乎把整座校园围在中间，两旁都是苍翠、挺拔的大树，更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只觉得大，脚都有点发酸。这次来是先参加论文写作培训，下一次才是论文答辩。课程安排很紧密，没有多余时间去做其他事情。我们在邵逸夫学术报告厅接受培训，典雅的会议室中间摆着主讲台，讲台桌正面印着师大精美的校徽标志。一根话筒，一张主讲台，多少学术精英站在这里，多少学术知识从这里开始传播。我坐在听众席上，不禁感到荣幸。这里恐怕是师大硬件设施最好的地方了。文学院院长首先发言，感动于他说的一句话：很同情大家，以后，我们都是校友了。内心顿时感到温暖，这就是想象中的大学老师吗？屋外，寒风阵阵，正是寒冬之夜，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我意外地发现，椅子的扶手可以掀开，里面是块折叠的小木板。往上拿出来，再向左翻，小木板刚好占满胸前的位置，可以当作桌子来书写。我更高兴了，那一刻，就让自己当个真正的师大学生，安安静静地聆听老师教诲，享受短暂的大学时光。我想，那些真正的大学生大概也只是这样上课吧。次日，席扬老师为我们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概况。谈到余秋雨散文时，肯定其价值的同时也指出有模式化的问题：走到哪里，无非就是感慨几声。许多人笑了，大概以为老师讲得不对，要不然，余秋雨怎么会有那么大名声。我没笑，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用盲目崇拜。不过，席扬老师的学术水平让我肃然起敬，大学老师就是不一样。思维严密，学术严谨，态度端正。培训归来，写好论文，参加下次答辩。这次去，时间比较宽松。先是在周围转转。校旁的路上，热闹非凡，学生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有的摆摊，卖点小饰物之类的，未尝不是一道风景。师大右边有条学生街，卖什么的都有。路虽小，却很热闹，几乎都是学生的身影。这里是属于风华正茂的学生，储存着永远不老的青春时光。站在那里，会有年轻好几岁的感觉。无事可做，便找了块草地坐下，感受这惬意的大学氛围，看人来人往。这就是我短暂、宝贵的大学时光，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渴望，可要好好珍惜。故意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无非是想好好看看四处的风景，将来留作珍贵的记忆和留恋。碰巧，遇到来这里读研的老乡，他们先前也在本县教书。到他们宿舍一看，简朴但很干净，热情地招呼我们，谈天说地。这回，才懂得什么叫他乡遇故人，倍感亲切。临别时，和他们一一握手，真是不虚此行。我答辩完后，指导我的吕若涵老师还耐心地给我讲关于余光中散文的优缺点，向我介绍我论文中没有涉及到的重要方面。我当时想，像我这样杂牌的学生，老师居然能够这么认真指导，真令人感到意外。想起吕老师之前在指导我论文写作时，提出“希望我写出好的论文来”，真是备受鼓舞。我开始后悔当时怎么没去拜见老师，后来听同组的其他同学说，老师好像挺认同我的论文，还没开始答辩前，他们就告诉我，我的论文已经通过了。短短几天的大学生活，却让我终生难忘。今年，曾经努力去考研，但因种种原因，还是放弃了。大学梦终究不能实现，但内心一直向往。如果将来有机会，我还会在考的。我想，大学不单单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理念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改变人的气质和修养。在一个精神王国里，不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素质和修养。在合适的年纪读大学是人生最大的幸事，青春可以张扬，梦想可以展翅。虽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但人生是不能缺少这段经历的，否则，人生便失去了最绚丽的色彩。
医学论文范文1000字
论文题目： 浅谈外伤性小肠破裂临床护理体会
摘要: 目的 探讨外伤性小肠破裂的临床护理措施。方法 回顾分析本院2006年1月至2009年1月90例外伤性小肠破裂病例,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本组治愈65例,死亡7例,死亡原因:创伤性休克3例,感染性休克2例,多脏器功能性衰竭2例;并发切口感染8例,切口裂开4例,肠粘连3例,肠 瘘 2例,腹腔脓肿1例。结论 在处理小肠破裂的同时,要注意全身情况和进行必要的术前准备,包括止痛、输液、胃肠减压,早期使用抗生素,积极治疗合并伤。加强术后护理,防止术后并发症,才能使患者尽快早日康复。
关键词: 外伤性;小肠破裂; 护理
随着外伤事故的增加,外伤性小肠破裂也随之增多,虽然临床诊断并不困难,但延误治疗可造成严重后果。现回顾分析本世纪院2006年1月至2009年1月90例外伤性小肠破裂病例,现将体会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选自我院2006年1月至2009年1月90例外伤性小肠破裂病例资料。其中男78例,女12例。年龄6～74岁。平均40岁;受伤至入院时间:0.5～120 h。
1.2 创伤类型 开放性损伤35例,闭合性损伤55例;交通创伤62例,坠落伤12例,撞击伤6例,挤压伤8例,刀刺伤1例,爆炸伤1例.
1.3 损伤及合并伤 小肠破裂1处49例,2处21例,2处以上20例,空肠破裂20例,回肠破裂15例,空肠、回肠均破裂55例。合并其他脏器损伤32例。脾破裂17例,十二指肠破裂2例,胃破裂2例,结肠破裂2例,肝破裂3例,膀胱破裂并骨盆骨折1例,颅脑损伤3例,肋骨及四肢骨折2例。
1.4 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 患者皆有不同程度的腹痛,伴腹胀62例,恶心、呕吐31例;有典型腹膜炎体征81例;腹腔穿刺检查,首穿阳性79例,复穿阳性40例。腹部X线平片,发现膈下游离气体30例,B型超声波检查阳性57例。
1.5 诊断依据 有明确的开放和闭合腹部外伤史;不同程度的腹痛,伴腹胀、恶心、呕吐;不同程度急性腹膜炎体征;腹腔穿刺检查阳性;腹部X线、B型超声波检查阳性。
1.6 确诊时间 3 h内确诊手术24例,3 h后确诊手术61例。5例是在受伤12 h后得到确诊。
2 治疗及结果
单纯肠修补62例,肠管部分切除端端吻合28例。对合并脏器伤进行手术,脾切除10例,脾修补7例,结肠修补2例,胃修补2例,膀胱修补1例,肝修补3例。术后放置腹腔引流。本组治愈65例,死亡7例,死亡原因:创伤性休克3例,感染性休克2例,多脏器功能性衰竭2例;并发切口感染8例,切口裂开4例,肠粘连3例,肠 瘘 2例,腹腔脓肿1例。
3 护理
3.1 基础护理 保持病室及空气清新,做好口腔护理及皮肤护理,保持床单清洁干燥,加强饮食指导;术后根据病情鼓励并协助患者做适当的活动,注意保暖,建议并帮助患者戒烟,严密观察病情;保持床铺整洁,无皱褶、渣屑,预防褥疮再发生。皮肤后涂搽龙胆紫,避免大小便污染;按摩足跟、背部受压部位,加强营养,保持床铺整洁,无皱褶、渣屑,预防褥疮再发生。
3.2 心理护理 护士要重视患者心理变化对疾病的影响,做好心理护理。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对待患者积极热情,取得患者的信任。对患者的心理细心呵护,积极安抚,向患者讲解术后的恢复过程,使患者消除恐惧心理,以更好的接受治疗。
3.3 引流管护理 引流是为了将腹腔内的渗液排出体外,使残留的炎性反应得以局限、控制和吸收。妥善固定腹腔引流管,防止引流管折叠、扭曲或受压,注意保持引流管通畅,特别要注意引流液的性质、颜色、量。
3.4 肺部并发症的`护理 早期应用抗生素控制感染,加强口腔护理;术后鼓励患者做深呼吸,并协助患者咳嗽、咳痰;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清除分泌物,确保有效供氧;术后密切注意肾功能变化,根据生化报告调整补液;对于疼痛者,给予止痛剂,咳嗽用力时,用双手从两侧压住患者伤口,以减轻伤口疼痛;尽早改变体位,鼓励患者早期离床活动;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定时开窗通风,同时注意保暖。
3.5 切口护理 密切观察病情,保持切口敷料干燥,及时更换敷料,使用一次性药碗和敷料,严格无菌操作。应用腹带包扎,胃肠减压,加强支持疗法,及时补液,纠正贫血、营养不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术后患者应取半卧位,避免过早剧烈活动,指导患者咳嗽、打喷嚏,避免便秘,用力排便时应用双手保护切口两侧腹壁,防止和避免切口裂开和切口疝。
3.6 预防并发症 及时禁食、持续胃肠减压,中药灌肠、低压温盐水灌肠、中药散剂脐部外敷。足量有效地使用抗生素,尽快纠正水、电解质平衡,注意钾、钠、镁的补充,正规的全胃肠外营养支持,以促进肠 蠕 动,协助患者早日起床活动。做好呕吐和腹胀的护理工作;做好出院饮食调理指导等;严格掌握导尿指征,严禁膀胱冲洗,改善患者全身状况,增加抵抗力,重视医护人员手的清洁,加强留置尿管的基础护理。以防止病毒感染而导致肠梗阻、尿 潴 留、尿路感染;术后8 h未排尿者,检查患者膀胱区有无膨胀;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对于有尿意者应采取各种诱导措施;用温水冲洗会阴部,热敷膀胱区,膀胱按摩,无菌导尿术,针刺治疗等帮助其自行排尿。
4 小结
肠破裂可致肠内容物破入腹腔,粪便污染腹腔,细菌感染可致体温升高,在处理小肠破裂的同时,要注意全身情况和进行必要的术前准备,包括止痛、输液、胃肠减压,早期使用抗生素,积极治疗合并伤。加强术后护理,防止术后并发症,才能使患者尽快早日康复。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人。祖籍昌黎，人称昌黎先生，著作有《韩昌黎集》。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生于唐代中叶，是藩镇割据、中央集权削弱的时代，又是佛教泛滥的时代。他基本代表世俗大地主的利益，欲以恢复古道作为挽救时局的方针。他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要求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他又猛烈攻击佛教，以维护儒家的道统。他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十年犹布衣，常以古文作不平之鸣。其作品有不少反映他对政治的不满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情绪。韩愈多次担任教育官职，提出不少教育主张。他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和国子祭酒。他作《师说》、《进学解》，采取措施，严选学官，整顿国学，重视地方教育，作《子产不毁乡校颂》，捐薪兴办州学，热心奖教后进，“韩门弟子”众多，在唐代有很大影响。一、“性三品”说与教育作用韩愈继承和发展孟、荀、扬雄等儒家传统人性论观点，提出人性分为三个等级，他说：“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他还认为：“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于其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这就是说，仁、义、礼、智、信乃是人生来所具有的五种善性，上品的人只要是五种善性中有其主要的一种，则其他四种也相应的同时具备。中品人在五种善性中，某一种或偏多或偏少，而其他四种也杂而不纯。至于下品人在五种善性中，某一种偶而得到一点善的因素，则其他四种都背逆善性了。在这里，他把孟子的人生来本性中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发展为人生来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善性，可见他的性三品说立论是唯心主义的臆说。韩愈认为在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情也分上、中、下三品，区别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上品的人动得其中，中品的人过与不及，而要求得其中，下品的人则直情而行罢了。这正是他认为要对劳动人民进行刑罚统治的依据。既然性与情都有品级，那么教育有什么作用呢？他认为性是可移的。对上品的人说，“就学而愈明”；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教育对上中两等人都是可以发生作用的。而对下等人只起“畏威而寡罪”的作用，只可用刑法来制驭，使其有所畏惧而少犯罪。这在韩愈看来，也就是性可移了，但尽管性移了，而上下的品级却是始终不可移的。二、“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韩愈在魏晋玄学之风盛行之后、佛学广泛流传之际，重新打起维护儒家道统的旗号。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学所以为道”，从而提出了“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什么是“明先王之教”？他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由此可见，韩愈所谓的“先王之教”，其内容概括言之，既是“仁义道德”四个字。如扩而言之，它包括儒家的经典，儒家宣扬的封建道德，封建社会的政治措施等等。用今天的话说，即包括德育、智育、政治教育。他认为，把这些内容学好了，便可以运用无穷。总之他认为诵习古圣之书，遵守先王之法，明乎人伦，本乎人性，乃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三、《师说》论师韩愈关于教师的见解是教育思想史中的宝贵遗产。他感于当时的人“耻学于师”，“抗颜为师”并作《师说》，这是从他的“卫道”立场出发的。其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道”思想是一致的，是以儒道为基础的。但是，他对教师问题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工作的客观规律，是很有创见的。《师说》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阐明了教师的作用——“古之学者必有师”文章的第一句话为：“古之学者必有师。”他认为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没有老师的教诲和指导是不能成为有才智的人的。他认为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因此孰能无惑？如“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性和教师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批判。他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这种批判是很深刻的。（二）明确教师的任务——传道、授业、解惑《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用十一个字，就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得很全面。一是传道，即传授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三者的地位摆得也很清楚，第一位的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答疑。三者中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之。他认为只有完成这三方面任务，才配称做教师。实践证明，在任何社会里，乃至今日，作为教师的任务，都不外乎这三个方面。只不过由于历史时代不同，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是很明确、科学的。（三）提出择师的标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因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可为师者，不在于其年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师其“道”也。由于他把“道”作为衡量和选择教师的根本标准，因此他要求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要对“道”有坚定的信念。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然而，韩愈要求教师要信守的是儒家之道，这是不足为训的。（四）论述了师生关系——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认为，师与生的关系，是以“道”和“业”来衡量的。谁先有“道”，谁有专“业”学问，谁就是教师。教师不受年龄、地位、资格等限制。他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的这句话，提出了师生关系的有创见的三个论点：第一，“弟子不必不如师”，做弟子的不一定比不上老师，在某些方面强于老师、超过老师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学生不能自卑，要立志发奋，敢于超过老师，这是孔子“后生可畏”思想的发展。第二，“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不一定处处比学生高明，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不能求全责备，要虚心向老师学习；做老师的不应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也要向学生学习，在业务上要学而不厌，精益求精，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这是对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思想的发展。第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只要闻道在先，学有专长，就可以为师。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老师比学生懂得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些方面是有专长的，做学生的应向老师学习，同时学生在老师启发教导下，也在不断提高，在某些方面会有独到之处，或有专长。因此老师也要向学生学习。总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师生关系要“不耻为师”，即“相互为师”，也包括“能者为师”和“教学相长”的思想。总之，韩愈的“师论”是相当开明而有创见的，有助于人才的培养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继承、发展，它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师生关系仍有借鉴意义。四、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一）勤勉善思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的精深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道德行为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败毁在于因循苟且。他所说的“勤”，包括口勤、手勤、脑勤，日以继夜地学习。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治学多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二）“钩玄提要”，博约相辅而行在治学方法上韩愈提出“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意即读不同性质的书，要采取不同方法。阅读史籍一类的书，一定要做出提要，提纲挈领，掌握要点。阅读辑录古人言论的书籍，一定要探索其要旨，着重领会书中的精神实质。这种读书方法至今仍是可取的。韩愈认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意即学业的精深要以广博地掌握和积累知识为基础，一定要博览群书务求有所得，知识不论大小，要兼收并蓄。但要正确处理博与约的关系，由博而约，由约而博，结合进行。他所提出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意思是说，读书不能浮光掠影，满足于一知半解，要融会贯通，对书中精华要仔细体味，反复领会。这个见解至今仍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
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群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 迹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
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
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
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
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重”的思想是一致的。
《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
《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韩愈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后人尊奉为伟大的教育家。韩愈作为一位正直而有抱负的文人，是主张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的。
他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教育问题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对教育问题十分关注，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思索人才问题，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教育实践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事迹如下：在其做四门博士、国子祭酒期间不停地四处讲学，激励提携后学；在其任潮州刺史期间捐资助学，大力兴办乡校，促进了潮州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韩愈所留下来的教育论著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才与教育问题的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都是具有建设性的观点。
从其主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把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教学经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韩愈
韩愈，唐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反对佛学，主张复兴儒学。他从天命论出发，论述了性三品。认为性的内容包含仁义礼智。韩愈提出了性三品，他认为上品之性是善的，中品之性可善可恶。下品之性是恶的。韩愈的性三品的人性论为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人性决定教育的作用，人性决定教育受教育的权利，人性决定受教的内容。韩愈认为，人才主要靠培养，于是他整顿国学，调整招生制度，放宽入学的等级限制，选官方面，它严格选拔学官。韩愈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修先王之道，读六艺之文。认为学生要强勉努力，博学多读，积极思考。对待学生，他主张因材施教，注重课堂要生动活泼。韩愈写了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他从人非生而知之者出发，肯定了学者必有师，认为尊师就是尊皇权。他认为教师的基本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他以道为求师的标准主张学无常师，他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他提倡相师，主张确立民主的师生关系，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差异，在韩国人的观念里，独自一人吃饭的人肯定是没有朋友的可怜家伙，这一认识根深蒂固。而韩国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孤立”可能也源于这样的认识。 韩国人习惯集体行动，认为只有在集团内才能体现自身价值并受到保护。带着这种想法到中国餐厅吃饭的韩国人看到约40%的中国人在单独用餐时，当然会产生“为什么中国被孤立的人这么多”的疑问。中国人并不太在意单独吃饭，而且也不认为独自吃饭就代表没有朋友或很孤独。 另一个差异是对平等思想的认识。过去，我一直认为，中韩两国都深受儒学影响，过去的历史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令我震惊的是，与韩国“家长制”的“大男子主义”迥然不同，中国则更类似于“大女子主义”。韩国人认为，隐身于男人背后，一心一意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才是女性典范。因此韩国一直都不太尊重女性权利。但中国男人却和妻子一起干家务活，而几乎所有中国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上班族。中国女性普遍都有“我能行”的自立与自主精神。 中韩虽是近邻，但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仍有欠缺，希望两国能更迅速透彻地了解对方的文化、历史。 在中国人的家庭教育中，饭碗要端着吃才行，韩国人恰恰相反 中国人、日本人都有端起饭碗吃饭的习惯，但是韩国人则认为这种行为不规矩。如果去到韩国家庭做客或有韩国客人在场，出于尊重，要记得桌子上的饭碗是不能用手端起来的，而且也不能用嘴直接去接触桌上的饭碗。因为在韩国人的观念里，“你吃饭又没人抢，干吗要抓着碗不放呢？是不是担心别人抢你的饭吃？”所以，一定要把碗放在桌上，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吃，而这时，另一只手就得听话，既然不端碗，就老老实实地藏在桌子下面。 说到饮食更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主食白米饭。常用的菜肴有以肉、鱼、豆腐、蔬菜等炖煮的火锅，韩国特有的营养丰富的泡菜。以及用韩国式的调味佐料拌制的各类小菜。餐具使用汤匙和筷子。 菜馆的基本佐料是辣椒与大蒜，此外又加有多种不同风味的调味品。因此韩国菜除了辣味以外，还具有独特的色、香、味，令人垂涎三尺。 韩国人用餐时有个习惯：不大声说话、咀嚼声音小、尽量不谈商业话题。他们认为，吃饭就是休息、享受的时候，伤脑筋的话题尽量少提。 给长辈倒酒时得用双手，喝时得侧身手掩以示敬意。有趣的是，如果你看到韩国人给你倒上杯7分满的白酒，千万别介意，这是出于“盈则满”的儒家理念，涵盖着祝福启示的意味； 韩国人只为别人倒酒，自己的酒杯是不倒的，“劝酒、劝酒”，要人家劝了，帮着倒了酒，才能喝。 韩国人只用不锈钢筷子夹菜，勺子负责扒饭和捞汤 中国饮食文化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另外百度文库哪有篇文章将其他的差异也列出来了，叫中韩文化差异。下面给个链接希望你能满意我的答案请采纳谢谢
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即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也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地。因此，像中国一样，韩国各种各样的传统节庆活动也是令人目不暇接。 1、辞旧迎新的春节 韩国人从新罗时代就开始过春节了，在韩国，它是仅次于中秋节的第二大节日。韩国人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很多糯米打糕，分赠邻居和亲友。从这种习俗中产生了"吃打糕过年"的说法。据说米糕含有诚心、爱心和孝心之意，象征新的一年团圆美好。春节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祀祖先，以缅怀祖宗之德，承继先人之志。其祭祖程序严格，仅供桌的摆法就有"鱼东肉西"、"头东尾西"、"红东白西"、"枣栗梨柿"、"生东熟西"、"左饭右羹"等规制。祭祖完毕后晚辈要向长辈拜年。家有丧事或服三年丧者则不拜年。 拜年时，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并把有"装福"寓意的福笊篱（过滤用的汤勺模样的工具）送给别人或挂在家里。春节期间，人们见面的寒暄问候是"新年多福"。而对于那些春节时不能回家过年的或者露宿街头无家可归者，市民团体就组织起来为他们过春节，使其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韩国人春节往往都互赠礼物，礼物的种类繁多，大多用嫩粉色等柔和绚丽的纸进行包装。因为韩国人大都在家里过年，所以春节期间大部分饭店都关门。在韩国也和中国一样有回家过年的风俗，一家人穿上绚丽多彩的韩服，自驾车奔向故乡，构成了一幅典型的韩国节日风俗图。韩国私家车普及率高，自驾车回乡过年，或许还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之感吧。韩国人称春节回家探亲为"归省"。 在韩国，过春节时，一家人凑在一起多玩一种叫作"尤茨"（相当于中国的掷十二象）的游戏。女人则玩跳跳板，据说正月里跳了跳板，脚板一年都不会扎刺。另外，还有一种驱鬼的风俗，初一黄昏时，在门口拉上禁线，撒上黄土，并燃放鞭炮。睡觉时，则把小孩的鞋藏起来，以免被鬼偷去。近些年，也有些韩国人利用春节休假外出旅游，在滑雪场上度过热闹的春节。2、寄托期望的元夕节 韩国人将正月十五称为元夕节或上元节，也有人称元宵节，但并没有吃元宵的习惯。正月十五是新年伊始迎来的第一个月圆日，像中国人一样，韩国人过节是祈求一年的丰裕和平安。这天，吃花生、栗子、核桃等坚果，喝"耳明酒"。韩国人早餐吃用大米、江米、小豆、大豆、高粱做的五谷饭和野菜，并叫对方的名字，对方应答"你买我的热呀"，表示新年里的整个夏天都不会中暑。据说，这天晚上向圆月许的三个愿望都会实现。大部分的韩国民俗活动集中在正月十五，这与祈求丰收的咒术形式有密切联系。代表性的民俗活动有放风筝、拔河、车战游戏、踩铜桥、跳园舞等。此外，还有驱逐妖魔鬼怪和害虫之意的"放鼠火"，其中，济州道的野火节最为有名。3、美仑美奂的端午节 端午节又俗称端阳节、端五节、天中节，是插秧结束后祈求丰年的日子。 东亚各国过端午的习俗略有不同。中国有吃粽子的习俗，但日本和韩国就没有。日本人过端午是男人游泳，女人洗头；而韩国则是男人摔跤，女人用菖浦叶洗头，荡秋千�还吃用艾叶做的像车轮一样的车轮饼--艾糕。因此，韩国又将端午节称为车轮节。 韩国人从不否认农耕社会时期为祈求丰收和安康的端午节发端于中国。在李朝时期，端午节算是一个大节，至今在偏重农业的韩国一些道郡仍将端午节看成是重要的节日，特别是"江陵端午祭"尤为有名，已成为民众共同参与的传统大型民俗祝祭活动。"祭"既有祭祀之意，也有庆典之意。其实，端午节在中国原本也是祭祀活动。"江陵端午祭"除了荡秋千、摔跤、长跪比赛、举行假面舞剧、跆拳道比赛、高校足球赛、表演农乐舞之外，还有独特的祭祀活动，包括祭山神、祭酒神、演巫术、伐神木，等等。祭祀活动有一套完备的程序，迎神和送神都由专门的祭官主持。韩国人认为江陵的这种有特色的端午祭祀和庆典活动，不是泛指的"端午节"。1967年，"江陵端午祭"被韩国政府批准为国家级第13号"重要无形文化遗产"予以保护，它每年吸引国内外大量游客参与和观光，同时也使人从中了解韩国的民俗风情。2005年11月25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4、阖家团圆的中秋节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年一度的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留存着中国人独特的思念亲人的文化情怀，写照了自古以来中秋节所具有的"爱国爱家"的传统美德。中秋节不单单是华人的节日，也是韩国、日本的传统节日。韩国人又称中秋节为"秋夕"或"感恩节"。"每逢佳节倍思亲"，韩国秉承了汉字文化圈的传统，中秋节成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全国放五天假，也有公司采用串休的办法使员工假期更长一些。韩国人极重孝道，中秋节子女能否回家拜见双亲长辈，是衡量子女孝顺与否的重要尺度。因而在韩国，中秋这一天不论身在何处，即使再忙也都要赶回去，与家人团聚。这种方式颇像中国的春节。所以，临近中秋，只有四千多万人口的韩国就有三千多万人在路上，高速公路也变成了汽车的海洋，平时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这天也要花上五六个钟头甚至更多。"秋夕"当天一家人团聚后，人们身着漂亮的韩服，开始举行隆重的祭祀礼仪，把精心制作与买好的各种美食，如牛肉、鱼、柿子、坚果等供品摆在祖先的牌位之前，敬献祖先。接着去扫墓，祭奠亲人，然后子孙给家中长辈磕头，一起共享美餐。晚上，韩国人和华人一样也要出来赏月，韩国妇女们则聚集在月光下唱歌，并跳起舞蹈《羌羌水越来》。据说这种舞蹈起源于16世纪末，当时，为反抗日本侵略（中国史称"援朝抗倭"战争），海军名将李舜臣考虑到海防兵力不足，便让妇女们在晚上围着篝火成群跳舞，迷惑敌人，使敌人误以为有重兵把守海岸。中秋节是中韩两国都有的节日，其渊源与中国也有密切关系，但在接纳、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中，韩国中秋的习俗、食俗已与中国有所不同：韩国中秋节的主要活动是为感谢祖先带来丰收而扫墓，而中国是在清明节扫墓；韩国中秋节的正餐是早餐，中国的晚餐是正餐；中秋节韩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吃月饼，而是吃特制的松饼；中秋节在中国不是法定节日，韩国则放假五天，是一年中放假最长的节日。
这个上面有好多关于音乐的资料 你去看看有没有
继闪耀着现实主义光浑的汉乐府民歌和“怊怅切情”的古诗之后，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发展。尤其是由于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努力，诗歌形式由汉诗的自由质朴淅趋词藻华美，音韵调谐，格律严谨，对仗工整，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上最为光浑夺目的一章。汉末的社会动乱和思想的活跃，促使建安诗坛磊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斡、应瑒等“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这一时期，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景象，五言诗的创作更是繁荣，终于使这一诗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则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富于创新精神的建安诗人善于向民歌学习，又缘以雅词，质朴的十诗开始转向文人诗的华美。这种现象在曹植诗中成为明显。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遂对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诗风的演变。建安诗人那种迫切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阮籍、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所作诗往往多用比喻象征。特别是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人颇有影响。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陆机在当时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自己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钟嵘称之为“左思风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则有刘琨和郭璞。
晋室南渡后，老庄思想更甚，士大夫崇尚清淡，玄言诗流行一时。其中代表作家是孙绰、许洵。他们以老庄哲学入诗，作品枯燥乏味，绝少生活情趣。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诗人陶渊明。他是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诗人，对唐宋以来的历代作家有深远影响。陶渊明诗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他以平淡、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他在农村的真切感受。以前诗人所忽视的田园景物第一次被陶渊明描绘得那样美妙和情味隽永，所以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另一类诗是咏怀诗，继承了阮籍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能忘怀和对污浊世俗的不满。他的全部诗篇，雄辨证明他有着“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陶诗的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在质朴、简约的形式中，包孕丰厚的情韵，苏轼正确地评陶诗为“质页实绮，癯而实腴”。陶诗在当时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美妙的诗因和时人喜好玄言诗的风尚格格不入，所以不被当代人所重视。陶诗极高的美学价值在唐宋以来才被人们发现。
晋宋之际，诗风最重要的变化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告退。在东晋末年的谢琨、殷仲文的诗里，对山东省水的描写已逐渐增多，但他们的成就不大。谢灵运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用全力精细刻划山水景物的诗人。诗发展展到刘宋时期，更讲空形式。谢灵运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他同时代的鲍照则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或描写边塞战争，或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擅长七言和杂言而有信的乐府诗，节奏错综多变，感情奔放，笔力雄健，具有独特风格。
齐永明年间，在音韵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自学地运用声律来写诗，于是“声律说”大行，形成了所谓“永明体”的新体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新变。新体诗的出现，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然而永明作家因过分强调声律、词藻，忽视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成就不高。只有谢朓的山水诗，吸取谢灵运状物精细的长处，又克服了他的情景游离的缺点，表现出情景交融，清新流丽，音律调谐的优点。
梁陈时代做诗的人特别多，但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作艳诗，宫廷诗人庚肩吾、徐攡等人朝夕献艳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宫体诗。宫体诗以描写妇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自梁至初唐，其影响相沿一百多年。
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少数诗人的作品还值得一读，如吴均的诗清拔有致为时人所信效。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有清新之气。
北朝文人多崇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庚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多抒写对响应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事敌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咏怀》诗二十七多方面地反映了他的亡国之恨和身世之痛内容充实，情意真挚，风格苍凉沉郁，兼有南方文学的秀美和北方刚健。庚信的某些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南北朝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宛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由于南北长期对峙，北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与南朝大不相同，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沿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北朝民歌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
纵观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向，慷慨任气、刚刍爽朗的建安风骨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偏重于追求诗歌形式的倾向却愈来愈甚。故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所批评。如唐代陈子昂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但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诗是从汉代古诗发展至唐代近体诗的中间桥梁。这时期出现的著名诗人，如三曹、阮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庚信等人，也各有其独特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头绺瘛U庖皇逼诿窀枳艿奶氐闶瞧��绦。�闱槎嘤谛鹗隆D铣�指�4嫦吕吹挠?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
（一）诗歌的起源 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来源于古代人们的劳动号子和民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开始诗和歌不分，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西欧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尔吉、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二）诗歌的特点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 （三）诗歌的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 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1．比拟 2．夸张 3．借代。
诗歌欣赏是一种艺术审美活动。诗歌欣赏要具备如下的知识：1．如何品诗。人们常把欣赏诗歌叫“品诗”。所谓“品”，第一是要细心地认真地思考和回味；第二是要凝神定情，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和比较稳定的情绪下进行欣赏活动；第三是要展开想象、联想的翅膀，从自身的文化知识和经验中寻找与诗歌意念相对应的形象感受；第四是用必要的重复来加深对诗情诗意的把握。2．读诗入意境。欣赏诗歌还要“读”。诗歌具有节奏，韵律，不读只看，是无法细致深入地领略这种美感的。反复认真地读诗，诗中那种情感的慷慨激昂和音调的铿锵有力、节奏的明快活泼，或者情调的缠绵悱侧、言语的呢呢喃喃、节拍的波浪起伏，就会十分自然地融汇在一起，使你为之所感动。3．提高欣赏情趣。当然，诗歌欣赏同其他艺术欣赏活动一样，也有一个情趣、格调、标准的问题。一方面要努力培养健康的欣赏情趣，确立较高的欣赏标准，另一方面要选择适当的诗歌作为欣赏对象。对于情趣和格调过于低下庸俗的诗歌，应该有分析、剔除，批判的能力。曹植曹植是曹操的小儿子，从小就才华出众，很受到父亲的疼爱。曹操死后，他的哥哥曹丕当上了魏国的皇帝。曹丕是一个忌妒心很重的人，他担心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害死他。有一天，曹丕叫曹植到面前来，要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以证明他写诗的才华。如果他写不出，就等于是在欺皇上，要把他处死。曹植知道哥哥存心要害死他，又伤心又愤怒。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努力地想着想着……果然，他就在七步之内作了一首诗，当场念出来：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成 道诗人白居易为了要求得更高深的学问，到处向人请教，但仍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有一天地听说有一位得道的禅师，学问非常高深。于是不惜千里跋涉去求见，好不容易见到了禅师，便虚心地问：“师父，请告诉我如何才能得道?”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不解地说：“这连三岁小孩也知道呀，怎能说是道呢?”禅师回答：“三岁小孩也知道，但80老翁也难奉行啊!”李白读书的故事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诗人，但他小时候读书却不怎么刻苦，甚至有些贪玩，有一天他到一条小河边去玩，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磨一根铁棒，就上去好奇地问：“老奶奶，你为什么磨铁棒？”老太太告诉他是在磨针。李白说：“那么粗的铁棒怎么能磨成针呢？”老人说：“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李白深有感悟，从此刻苦读书，成为一代“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