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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指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以满足某种需要为目的，使用扩大事态、加剧冲突、滥施暴力等手段，扰乱、破坏或直接威胁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应予立即处置的群体性事件。以下是今天我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全文如下：
一、从一个典型案例谈起
(一)案例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的“6、28”群体性事件，原本就是一起普通的少女溺水死亡事件，因为公安机关的死亡鉴定结果得不到家属认可，加之被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演变为公然向党和政府挑衅的对当地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打砸抢烧的严重群体性事件。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严重损失。如今，该事件已平息，相关责任人也依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反思 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安机关在处置过程中处置方式的欠妥当，也是致使谣言越来越多，最终被一些黑恶势力利用，一发而不可收拾，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引发案情发展的原因分析
上述案例中由于未能尽快将信息公开，充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致使民间关于“当地政府部门纵容包庇、销毁证据”等流言才能够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意传播之下迅速升温，从而点燃本就失去理性的情绪。但凡流言，都是见光死的。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不透明引发的谣言必然导致胡乱的揣测和极度的不信任，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沟通机制，不仅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更容易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本来对于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案件，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恃强凌弱、草菅人命。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置此类案件时，不能一律以保密为名对民众封锁消息。尽管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并没有告知受害人家属进展情况及解释相关误解的义务，但从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看，这种及时诚恳的沟通会打消老百姓的疑虑和担心，消除不安定因素的隐患。社会的负面情绪会及时得到释放，揣测会及时得到合理解释，流言也会不攻自破。
另外，贵州“瓮安事件”中，民众质疑当地警方与事件有内在关联，警方未能及时做出回应，也没有让相关人员回避，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质疑情绪。公安机关在事件的处置中，程序上既要合法，也要合情、合理，用程序正义避免民众的质疑，从而增强处置结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对于引发民众质疑的鉴定程序这一关键环节，是否允许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对鉴定过程进行现场见证，是否能够尊重受害人家属的要求“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诉求，则将直接决定鉴定结果的可接受度。“瓮安事件”发生后，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第三次鉴定，同时也允许家人在场、部分群众现场见证，如果这一事后的鉴定处理方式能够提前一些也许谣言也就不攻自破，这一恶性群体性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两点：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的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二是政府和公安机关在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若对事情有足够的敏感度，收集相关信息，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决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同时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封锁消息，不许消息外传，这样也会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反感，从而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
纵观整个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中时时把握住民法、民生、民权这条线，也许这种带有偶发因素的群体性事件就会减少许多。
总之，群体性事件作为公共安全危机之一，从社会学角度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维护;从法学的角度说是一种权益保障;从行政学的角度说是一种国家职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评论道：“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
二、从上述案例看公安机关依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分析 上述案例中，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群体性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对于所收集的情报信息，大部分公安机关的情报部门并没有综合整理，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特征、规模等，不能为公安机关和党政部门做出有效的决策和制定行动计划提供可靠依据。有效的情报信息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能够有效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详细了解所发生的事件到底是政治性群体性事件还是非政拍性群体性事件;能够评估事件的危害，了解现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交通堵塞、秩序混乱等直接危害，引起国内外社会舆论在公众中产生消极影响等间接危害;能够推测事件的发展趋势，分析预测事件可能出现的情况;此外，还能提供具体的对策方案，为决策部门处置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突发性、紧迫性，公安机关执法也往往呈现出执法权力范围的扩张性、权力行使的自决性、处置 措施 的不断性等特点。
从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消除矛盾的工作机制。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性，没有研究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对于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摸不关心，缺乏了解，或者说有的虽然对问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重视程度不够，能拖延就拖延，能回避就回避，不愿或者不敢面对群众做工作，从而导致矛盾激化，错过了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也有的党委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一旦发现群体性事件就不分事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把公安机关推到最前面，强行下令公安机关抓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但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增加群众的对立情绪，造成矛盾的激化，使事情的解决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有的责任主体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对于群众的要求当面答应，事后变卦;还有的平时不重视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发生了事情才想起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给群众造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导致集体上访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解决问题的主要 方法 。
(一)立法缺失
法律是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南针，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才能更好的对这些事件进行明确而公正的处理。可有可无，模棱两可的处理只能最终是对群众不利。当前，我国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公安机关在处理有些群体性事件时缺乏法律依据，有的表现为使用警械、武器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时，有的表现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资格方面。《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规定：公安机关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坚持理性、规范、适时、有效的处置，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工作目标，提高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和水平。
但这一规定对主要任务的规定比较宽泛，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上级部门的授权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对公安机关处理不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是笼统的规定了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实践中不易操作，很难把握标准，具体的责任也不好落实。基层公安机关在具体的处置工作中经常处于两难境地，导致对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
(二)预警机制不完善
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不完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的最明显：首先预警工作没有形成权责一致分工明确的良好局面，信息来源 渠道 依然比较单一，覆盖面过于狭隘，信息的准确度不够，时效性、全面性、真实性都达不到防控标准，重点事件和重点人群的掌控工作还存盲区;其次，在目前的机构设置中，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构没有独立出来，公安机关处于实战的主导地位，但是公安机关过分依赖行政协调，使防范和处置工作，形成了条块分割不清、层次架构不明的松散局面，而且设备资源，信息资源，指挥资源，都不能形成“高效、连贯、科学”的具有专业性的统一指挥和咨询系统，也建立不起“全社会共建，多部门联动”的职责明确的运行机制，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只能被动出击、疲于应对;第三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各部门和各单位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能作用，工作衔接、权责分担等方面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运行机制，不能够实现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另外对一些群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反映其合理诉求的请愿活动，没有真正按照《游行示威法》的要求，进行批准和引导，使得一些合法途径手段，无法起到减压阀的作用。
(三)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不得力
1.处置手段简单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手段过于单一粗陋，主要是表现在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往往不区分情况，统一按照一个模式处理。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事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必须以最迅捷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息事宁人”,履行职责。但是快速平息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的范围内。有些公安机关在处置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时，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秉公处置，引发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导致社会怨气积聚，某些突发事件成为“导火索”,最终引发冲突。
公安机关在抓捕犯罪嫌疑人、调处纠纷、专项整治治安等警务行动不当，不但无法处置群体性事件，反而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不当干预事件，或干预时机错误，或处置手段不利，不但不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转化形成新的冲突，引发事件升级;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则以消极态度应对群体性事件，退为应付上行下不达，片面强调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矛盾与公安机关没有关系，对事件现场治安态势的变化视而不见，不主动实施其职责内的干预和控制，事态因此得以蔓延和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此两种处置方式都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被动。
有的警员平时缺乏应急事件的处置的理论培训，缺乏事件处理的“现场感”,只是领命行事，一旦赶赴现场却面临着无从下手的多重困境：一是到达现场前任务不明，只能以“随大流”的态度，盲目参照其他人的做法;二是缺乏妥善处置现场警情的 经验 ，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迅速作出正确反应，很多警员不知道针对事件现场群众作出的过激行为，例如推操、指骂、打架、破坏车辆和设备等违法行为，是应该依法及时制止、查处，现场抓捕并扣留违法犯罪嫌疑人，还是应该先设法取证，等到事态平息后再去处理。论文格式而这些现场情况的处理不能够采取如同一般治安事件的简单模式，只能根据现场情况采取措施，如果警员把握不了现场处置的尺度，只是按操作程序上报情况，被动等待指令，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不作为”、或者“不当作为”:三是因为平时缺乏对事件处置的实战演练，警员缺乏对有效处置事件所必需具备的技能和战法，接到上级指令后，不知用什么战术、什么手段去实现上级意图，实践中贻误战机，处置不力。
2.协作能力不强
一些公安机关在处置现场的各联动单位，不能实现联动，既不知道如何取得其他处置单位警员的行动支持，也不会适时回应其他处置单位及其人员发出的协助请求。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往往会集中本地区甚至是周边地区多单位警力，并根据现场情况或是分小组合成作战或是分区域分散作战，警队单位及其人员之间多处于相互陌生的关系状态，由于缺乏合作默契，协同支持配合很少，难以形成整体合力。所以在一些事件个案的处置现场彼此之间，不能及时得到有力的警务支持与协助，形成了周边其他小组的警员观望，个别受到闹事者攻击的警员或小组孤军奋战的散乱状态。这种散乱的处置情形容易助长闹事者的哄闹气焰，削弱警队在处置现场的威慑气势，不利于事件的平息。
当然，出现事件现场警力充足，却大多处于被动待命状态，不能及时对有关情况进行相应处置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与通信技术不足，一些单位接令赶往群体性事件现场后，对在事件处置中的工作任务、目的、权限和警力调度区域、协同单位等不清楚。
(四)在处理的过程中信息的严重滞后与信息的不当处理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加上反映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所以公安机关对于情报信息的收集工作越来越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民众对群体性事件缺乏规律性的认识，对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缺乏敏感性，从来不积极主动地了解当地的不安定因素，相当一部分公安机关并没有建立起灵敏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导致情报收集和控制工作不完善。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无法做到速报(群体性事件随时发生随时报送)、续报(及时将群体性事件发展事态、现场处置情况等上报有关部门)和专报(对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分子、幕后操纵指挥者、聚众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在打击后专案专报)。公安机关缺少一个权威、统一、高效的情报机构来负责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管理，造成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多头管理而造成情报延误或渠道不畅。此外，公安机关并没有有效地控制信息传播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或采用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说明事件真相，解释政府己经和即将采取的措施等。
三、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
(一)加强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立法工作
群体性事件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涉及众多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关乎整个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而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一旦把握不好很有可能侵犯公民利益，甚至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目前，对群体性事件工作处置的法律法规有：《人民警察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等，但是以上规定还不够完善，过于原则，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范围、处置主体、处置的工作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目标任务、善后工作等规定不够明确，“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发生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我国应加快对群体性事件有关问题的立法工作。
(二)完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1.进行信息预报
健全分析研判制度：
一是防患于未然，及时综合、分析由国保、治安、技侦、网监等部门提供的信息，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内幕性和行动性的情报信息，超前分析预测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为防范与处置赢得时间和空间，开展危机风险判断，分析各种危机的规律和特点，综合设计应对策略;
三是进行网上分析和比对，为预防和处置危机提供支持，并严格信息报送制度，公安机关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和己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及处置情况，在及时 报告 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同时，还报送上级公安机关。
建立数据库：
一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恐怖组织、激进教派等情况，和国内高危群体、极端分子相关情况，作为人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二是以剧毒、核生化、爆炸等高危物品、的分布、储藏情况作为物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三是要全面掌握，政治敏感期、节假日，气象、地质骤变期等高危时间数据，作为时间方面的数据基础;四是空间方面，本地的党政机关、标志性建筑、公共场所，易于地质变化的地段、河流等要害部位。
组建完备的信息网络系统，一是信息要准确和及时;二是信息要左右相联、公秘结合、上下相通;三是要建立人机相结合的信息平台，形成人联络，机联网的互动状态。要保障决策的有效实施和指挥有力，需要做到：党委、政府、公安、安全、气象、军分区等重点单位实施联网;政情、敌情、社情、民情进行综合收集研判：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重点单位、重点地区、重点时期实施监控。广泛收集重点时期的各种信息，争取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超前性。对发现的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纠纷，都应该公正、合法的处理，特别是一些小问题要做到事前的及时处置，预防事件的扩大化。同时，发挥电台、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正面作用，设立具有信任感和亲和力的新闻发言人及专家评论员，及时向公众发布危机事态、处置情况和公众应尽的社会责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发布“交通管制”、“局部地区戒严”公告。严厉打击制造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营造良好的应急处置环境。
2.制订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预案的科学合理离不开对群众性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调查，以及 总结 归纳经验教训。针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发生的具体设施、场所和环境，在安全评价的基础上，为降低事故造成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损失，预测事故发生后的态势和多种情形，组织建立应急救援机构和培训人员，制定行动的步骤和纲领，以及控制事故发展的方法和程序等，预先做出的科学而有效的计划和安排。对群体性事件这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应该重点建设如下子系统：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程序;后期处置体系等。
“911”事件后，许多国家建立了用绿、蓝、黄、橙、红5种颜色代表的5种危险等级，根据恐怖威胁情报向国民发布预警信息，我国也应建立预警等级制度。对危险的群体和个人、对危险的事、对危险的时间、对危险的空间和不良天候，根据情报信息及时预警，向公众发出预警信息，力争在防范和先期应对上收到双赢的效果。
三、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公安机关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不足的缺点暴漏了出来，因此，提高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将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笔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如何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进行探讨：
1.加强特警队伍建设
公安机关担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其训练强度和方法也是不同于一般的训练。一方面，公安机关应当把平时的训练工作制度化，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针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制度，而且还可以更好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特警队伍建设，组建一支政治过硬、训练有术的队伍，这一点可以借鉴土耳其的经验。目前有33个省份建立了快反警队，没有组建快反警队的省份发生社会事件时由邻省已组建的派员干预，避免了其他警员因未受过专门培训而干预失当、激化矛盾。快反警队人员主要来自警察学校，警察局新招收的警察首先要满足快反警队的需要，剩余部分才分配到其他警种，警员年龄不超过35岁，警官年龄不超过45岁，警员最长服役期3年，骨干服役期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6年。这些做法，较好地解决了队伍更新问题，使快反警队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2.及时化解矛盾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很小，但由于反应迟缓，使事态升级为“事件”,形成“小的事件—下级忽视—小事升级一一下级失控—触动上级—快速解决—事态平息”怪圈，暴露出处置能力不强的弱点。
应当及时化解群体性事件中产生的社会矛盾，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本着积极预防、全力控制、依法处置的原则，坚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按照既定方案，快速反应，动员组织优势警力，整体联动，协同作战，采取果断措施，运用综合手段，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应急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迅速有效地控制、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努力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3.提高执法者素质
依法行政能否顺利推进，执法者的素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求做到：
(1)促进执法者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树立“权为民所用、得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观念，深入思考“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问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解决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做到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事务，维护和树立法律权威;
(2)完善执法者的入门考试制度，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为公安队伍素质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对执法者的业务素质，提高执法者准确适用法律的能力，通过制度约束，建立学习型队伍，使执法者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以执政为民为宗旨，注意维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利益;
(4)从优待警，在财政支出许可的情况下合理提高警察待遇，提高其生活水平，要关注警察职业的心理健康，建设公安民警活动中心，多开展 体育运动 和体质能力训练，进行压力疏导，提高职业素质，加大对警察执法的经费支持，更新装备，并尽量保证他们工作中的人身安全。让警察无后顾之忧，公正无私地投入工作。
(四)建立正当、合法的公民利益损害的救济机制 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各级公安机关往往会采取相应的现场管制措施、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能使用警械和武器。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性措施;发布命令或通告，责令围观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聚众组织者立即解散队伍，责令聚集的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使用必要的驱逐性或制服性警械强行驱散，但要尽量避免伤亡，对经强行驱散仍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等等。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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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人肉搜索”在侦查工作中的运用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表示：“侦查人员对嫌疑人的讯问完全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手段证明讯问合法、文明，嫌疑人翻供并指责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等问题日益突出。这既破坏了司法公正，也损害了侦查机关的执法形象。有必要从制度层面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一种监督、证明机制。”犯罪嫌疑人把“律师在场”作为首选此项试验的第一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律师在场、录音、录像以及现行常规讯问方式中任选一种，直至侦查终结。参与试验的三个单位自愿选择采用这四种讯问方式的犯罪嫌疑人共有265人，其中选择律师在场方式的64人，录音方式的70人,录像方式的68人,常规方式的63人。虽然选择三项制度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常规方式的选择者，但是律师在场并不是得票最高的讯问方式。北京试点的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晶表示，这个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理解四种讯问方式，选择上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阶段，调研小组组织了访谈性问卷调查，就四种讯问方式各自的含义和相互区别向嫌疑人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因此，这样作出的选择与第一阶段相比，更成熟、理性，更加真实。在第二阶段，共计282名犯罪嫌疑人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如果法律上准备规定上述四种讯问方式，你认为这四种讯问方式从重要到次要程度的排列顺序是什么？”除了13名没有进行排列外，在152名参加了第一阶段试验的犯罪嫌疑人中，高达65.1％的人把律师在场作为首选，而未参加第一阶段试验的117名犯罪嫌疑人中，50.5％的人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很多嫌疑人认为，律师在场要比单纯录音、录像强得多。”北京试点的调研组成员张凯博士说，“除了见证作用以外，律师还能提供法律咨询。”侦查人员最不希望“律师在场”与犯罪嫌疑人的选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地侦查人员对“律师在场”并不欢迎。三个地区的受访者在对三项制度从重到轻的排序时，都将律师在场排在了第三位；而参与问卷调查的56人中，只有6人在三选一的问题中选择了律师在场。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副局长金志海认为这是侦查人员将录音、录像和律师在场制度比较后作出的选择，“录音录像成本低，高科技可以保证整个讯问过程的客观、真实、可靠，法律关系也很简单明了。而律师在场制度的成本相对较高，法律关系较复杂，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人为因素难免会让侦查人员有所顾虑。”“侦查人员在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做法不少是行之有效的，而安上摄像头、请来律师，很多现有的办法就不好再用，会影响讯问效果。”张凯说，“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下，一线侦查人员都有硬指标，改革就意味着重新摸索新办法，一下子确实难以适应。”“侦查人员有顾虑是肯定的，不然，律师在场就失去了意义。”全程参与这项试验的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德飞说，“但律师在场对讯问来说并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陈德飞参与的一个案件让他印象深刻。“这个案子问题不大，但是嫌疑人有明显的抗拒心理，侦查人员问什么他都不吱声。我跟他仔细讲了立功、自首、哪些是从轻情节，再问他的时候，一五一十全讲了。”陈德飞事后跟他沟通，他说号子里的人让他做好受皮肉之苦的准备，他也想好了应对办法，“如果他们对我很人道，我就交待，毕竟自己犯了错。要不是这样，我就什么都不讲。”陈德飞认为，律师在场对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来说都有好处，“侦查人员的讯问会因此更规范，犯罪嫌疑人也觉得受到了公正待遇，配合讯问。就我所知，北京地区采用这种方式讯问的案件中，嫌疑人没有翻供的。”律师在场制度为何难入刑事诉讼法尽管侦查人员对律师在场并不欢迎，但受访的56名侦查人员在总体上对改革讯问方式持积极态度，50％的人（5人未做选择）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有必要改变现行讯问方式。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列入本届人大的五年立法计划中，而三项制度也被期待能从制度层面防止刑讯逼供。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透露，从2007年10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将全面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律师在场制度由试验到立法的推行要慎重。主持此项研究的樊崇义也认为：“尽管三项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也有大量的数据资料证明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录音、录像写入立法的条件比较充分，而律师在场制度却不能立即推行。”“律师在场制度跟录音、录像相比，更能从制度上影响现行诉讼架构。”陈德飞说，“学者们希望这项制度尽善尽美后再写入刑事诉讼法。但是，律师在场制度在法理上并不存在问题，法律对此没有禁止性规定，而犯罪嫌疑人也确实有这个需要，可以在立法上先予考虑。”陈德飞表示，“这个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目的，不能因为理论上的争议就放弃这个制度。”
刑讯逼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种供述，以致会造成被审讯对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行为也是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仍时有发生，屡禁不止，有些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那么，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它到底有哪些危害？为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我们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一、刑讯逼供的危害刑讯逼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公众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危害，具体表现为：（一）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如佘祥林“杀妻”案，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11年前，他涉嫌杀死妻子被判处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亡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使冤案得以揭开真相。2005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再审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当庭判决无罪，立即释放，并告知他可在判决生效后依法申请国家赔偿。又如：杜培武“杀妻”案，杜培武，案发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与他人幽会时双双被杀，杜培武被列为首号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幸真凶落网，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获自由。刑讯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我遭到了残酷的毒打、体罚和刑讯逼供……”佘祥林的申诉材料长达数十页。他说，自己曾经被连续审讯长达10天11夜。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这一点，古今中外有无数实例可以证明。正如培根所说：“冤枉一个好人，比放纵十个坏人的危害更大”。（二）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都被侵犯和剥夺，不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三）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并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同时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决不供述或做虚假供述，就会使刑事诉讼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四)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执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这是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从而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因为，在刑讯下，老实交代肯定会被定罪处罚，而奸猾、狡诈者，特别是累犯、惯犯，受到打击处理的人拒不交代却有可能被宣告无罪。一些有经验的惯犯在面对经验不足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审讯时，就会有意激怒办案人员而对他进行刑讯，达到逃避司法追究的目的。（五）刑讯逼供直接违反了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如上所述，刑讯逼供有着严重的危害性，“漫施笞仗之讯，致多枉纵之狱”，如若任其发展，其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探究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根源更显得尤为必要。二、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当前来看，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是：（一） 思想根源和认识上的错误封建特权思想的作崇。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在重人治而轻人权的路上，透视树千年中华文明史，积淀在历朝历代司法制度中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封建社会实行“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把口供当作“证据之主”。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采取刑讯的办法逼取口供的制度。如我国《唐律》的“拷囚”制度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维护其腐朽反动的统治权力，对待革命者和同情、支持革命的无辜群众更是大肆采取刑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多少仁人志士更是抛头颅洒热血，残死在国民党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其人治的思想依旧存在着并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刑讯逼供，搞有罪推定和唯口供定论的法西斯审讯方式，流毒很深，贻害久远。受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支配，我们的一些执法人员常以管人者自居，大耍特权，面对被审对象，动辄大打出手，认为坏人该打，不触及肉体就不能触及灵魂。（二）司法实践中错误认识。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犯罪分子一旦交代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代罪行，有利于快速侦破疑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刑讯逼供还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三）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的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在刑讯逼供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存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扑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错案。而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已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的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四） 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1、刑讯逼供的盛行与中国侦查破案的模式有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尽管刑事诉讼确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夸大口供作用的证据规则，但是一旦进行审判仍然呈现出以口供为中心的格局。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一旦遇到刑事案件，仍然采用原始的“摸底排队”的破案方法，用提前拟订的罪犯脸谱去寻找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并将主要的力量用在讯问嫌疑人、拿下口供上面。破案的希望寄托于嫌疑人的交待。而一旦拿下口供，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其他诸如赃款、赃物等证据也都会相应的找到。根据目前的状况，这一传统的工作模式，还将在一定的时期内长期存在下去，这也是刑讯逼供常常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主要原因。2、侦查活动未能受到有效的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在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法律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当场对此进行现场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遭到过刑讯，外人根本无法知晓。即使遭到过刑讯逼供而当场翻供，也很难提供出证据加以证明。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3、证据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制度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一直没有明确无罪推定的原则；二是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三是我国法律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他许多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侦押分离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等等。（五） 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1、部分工作人员素质底下，法制观念淡薄，缺少应有的职业修养。相对日益严峻的刑事犯罪形势和日趋完备的执法环境，基层的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专业技能和执法水平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和法制的要求。我们的执法办案人员由于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不善于斗智斗勇，运用娴熟的侦查、审讯技巧去驾驭局面，加上不会也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乏调查取证的细致耐心、工作作风浮漂。因此，面对顽固、狡诈的犯罪分子和复杂无序的侦查工作而无所适从，只能以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去搞刑讯逼供，施以“老拳”求得“捷径”。2、公安工作的体制不顺，受到外界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至今数十年的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公安工作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工作体制，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把强调能否“保一方平安”作为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的前提下，发生的一些性质严重、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由于久侦不破、久攻不下，鉴于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压力以及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限期破案。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过分追求破案速度，去迎合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要求，从而导致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3、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千方百计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就不足为奇了。同时，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蔽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人员素质、技术装备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以突破疑难案件。4、刑讯逼供处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却很少，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由于这种行为的隐蔽性所决定的，而且，一旦发生了问题，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会认为刑讯逼供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处罚太严会挫伤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等等。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存在，刑讯逼供这一屡禁不绝的问题及其造成的损害就日益彰显出来。那么，如何从根本上预防和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成为当前摆在我国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三、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对策和根治措施多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在治理刑讯逼供违法违纪行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刑讯逼供现象是行为人思想认识、心理素质、法律制度、业务能力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其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决定着要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必须多策并举，实行综合治理。（一）摈弃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权思想，消除实践中对刑讯逼供作用错误认识。这就要求司法工作着端正执法态度、更新执法理念，革除错误的执法思想。要使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从查清案件实体真实情况来看，刑讯逼供并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罪行的最佳手段，反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引起被追诉者的对抗心理，从而拒绝如实交代。实践中结果表明，在造成被追诉者未能如实陈述的诸多因素中，如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提问方法欠妥，用词不当，有损被追诉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诉者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被追诉者有一定的反侦查和谎供经验。审讯人员态度生硬、粗暴；被追诉人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等诸多因素中，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被追诉者不如实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二）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提高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办案人员特别是侦查机关的负责人应切实转变刑事诉讼的价值观念，正确理解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办案的高效率应以公正为首要前提，“如果公正无从保障，那么效率和无罪一文不值”。同时，要牢固树立程序法治观念和无罪推定思想，充分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刑事诉讼的主体，在侦查中特别是讯问中应注意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磨刀不误砍柴工”，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要注意搞好法制，公安业务以及具体工作方式，工作技巧的培训、学习，让执法办案人员掌握依法办案，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才能抢占先机，立于不败之地。（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中心环节1、彻底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已表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但这一理念在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心目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上明确肯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并要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要求，以此来教育广大司法工作人，特别是侦查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除刑讯逼供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2、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一制度的确立，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和根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沉默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面对警察的讯问是否陈述，陈述什么取决于自愿，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压力。沉默权的确立必将大大的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讯问当事人的时候不能强迫他说话，因此就没有理由再采取逼供的方式，在法律审理中，当事人保持沉默的多了，就不会出现以侦查时期靠刑讯逼供得出来的口供为准了。3、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将使刑讯逼供者被迫放弃刑讯手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凡经查证属实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等方法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方面要在将来进一步修正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以提高其权威性。另一方面，必须确立实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所必须配套的制度，如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落实，从而为遏止刑讯逼供增加一道屏障。（四）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建议我国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这一制度，那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在场制度，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和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口供是否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等等。（五）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制度。借鉴外国的经验，可考虑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并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以下职权，如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的权力，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等行为向有关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力等等。（六）积极探索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建立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司法体制，改革当前我国司法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在执法办案中，注入更多理性的、法制的成分，尽量减少盲目、蛮干的因素，力求公正司法。同时，要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包括提供充足的办案经费，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等偏高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从而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情况。（七）建立并完善监督机制建立规范、完善的监督的制约机制，是预防刑讯逼供案件发生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健全的侦查监督体系，如人大监督、党纪监督、检察监督等是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一是要强化公安机关内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如警务督察对侦查办案部门审讯活动场所的现场督查以及对工作情况进行备案等，可在公安机关内设专门的审讯场所，设置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来对讯问进行全程监控。二是建议将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手段，如对重特大案件有权派员参与侦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权派人在场等。三是对讯问人提出刑讯逼供指控的案件，一律实行由检察机关通知侦查机关负责人另行指派办案人员承办等。（八）建立健全对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追究制度。对于被控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应依法审判，从而形成一种刑罚威慑；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被刑讯逼供的，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落实对刑讯逼供人的行政责任追究；严格执行刑讯逼供的赔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究。通过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以收到良好的威慑作用。综上所述，严禁刑讯逼供，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通过各级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刑讯逼供这一固疾必将根除，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也必将纳入法制的轨道，从而保障在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司法机关更好地担负起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他治久安，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重任。必将更好地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
警察中国百姓的守护者之一，致力于保护群众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年都有大量的热血青年从警校毕业，前往中国各个大小城市的派出所，公安局进行工作，下面是一些由学术堂整理出来的一些警察毕业论文题目，希望能为各位热血青年带来帮助。1、 警察权的异化与控制研究2、 贵州省公安厅警察训练总队培训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3、 武警学院本科毕业论文正规化建设路径探索4、 重大刑事案件中精神病人处遇程序透视与重构5、 论警察进攻型执法行动的一般原则6、 江苏省监狱警察教育培训的研究7、 人民警察权益保障制度研究8、 派出所调解纠纷研究9、 庄河市公安局应对涉警网络舆情危机研究10、 我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武器制度的法律思考11、 唐山市交通警察业余体育锻炼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12、 基层民警参与非警务活动研究13、 袭警行为入刑之评判14、 中国公安机关警察心理健康状况的元分析15、 温州公安微警务运作中警民关系问题研究16、 缉私警察培训机制创新研究17、 基层公安机关机构改革研究18、 基于法治视野下的我国基层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研究19、 二战后美国纽约市警察渎职现象研究20、 河南省公安民警素质提升问题研究
浅论以人为本的法律制度下，创造的和谐社会~！（这个还可以啦，你认为还行吗？）
刑事侦查职能论纲「摘要」在现代刑事诉讼机制中，侦查职能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的诉讼职能。从历史上看，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发展过程。从内容上看，现代侦查职能包括制止犯罪、查明案情、保全证据与嫌疑人等功能。「关键词」职能；诉讼职能；侦查；刑事诉讼“职能”一词是一个功能主义用语，它被用来描述“一种体制和行为类型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它与其它社会性能之间的关联方式。”[1]在政治学中，“职能”与国家权力的划分有着密切联系，它常被用来指涉某一权力机构在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中所具有的任务和职责，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三项权能及其内容往往又被称为三项国家职能。在刑事诉讼领域，人们也经常借用“职能”一词来描述刑事诉讼中不同主体或“角色”所起的作用，①“刑事诉讼职能是指诉讼参与者在诉讼中依据各自的权能进行不同诉讼活动的方式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2]刑事诉讼中之所以存在诉讼职能的划分，盖因刑事诉讼作为一项国家活动，涉及国家刑事司法权（广义的，包括审判权、控诉权和侦查权）的分配、组合，并围绕权力的分配、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义务和权利，即角色，对于这些角色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各个角色相互之间的关系加以描述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诉讼职能。但是，刑事诉讼毕竟不是国家权力单独作用的领域，作为一种冲突解决机制，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国家与被告人的冲突，”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以及犯罪嫌疑人）个人权利的行使对于刑事诉讼的结果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被告人及其权利构成了刑事诉讼结构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尤其是随着现代刑事诉讼民主理念的塑立以及民本色彩的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受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开始将辩护列为一项与侦控机关的侦控职能和审判机关的审判职能相提并论的独立职能来看待。这样，现代刑事诉讼就初步形成了控、辩、审三项诉讼职能为基础的诉讼构造。“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是因控诉和审判的分离、被告人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出现控、辩、审三种基本权能共存的状况而形成的。”[3]但是，上述结论只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它所反映的实际上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而没有涉及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即没有从刑事诉讼案件流程的角度来考察分析，因为，从纵向角度考察，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如果说在刑事诉讼的横向结构中，侦查的重要意义被控诉职能所吸收，那么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着眼，能否将侦查视为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呢？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极大地影响到侦查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因此具有尤为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从界定侦查职能的地位入手，探究了侦查职能生成、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侦查职能的独特内容。一、独立抑或从属：侦查职能的地位关于诉讼职能的划分，我国目前的理论颇有分歧，比较典型的观点包括：三职能说、 四职能说 、五职能说以及七职能说等。（一）“三职能说”。“三职能说”主张，刑事诉讼由三种基本职能，即控诉、辩护和审判构成。控诉职能是指向法院起诉并出庭支持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由国家诉追机关和被害人行使；辩护职能相对于控诉职能，是指提出对被控诉人有利的事实和理由，维护被控诉人的合法权益，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人协助其行使；审判职能则是指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由法院行使。控诉、辩护、审判三种基本职能互相联系、彼此制约，构成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三职能说是传统诉讼理论的通说，根据这种观点，由于侦查是公诉的必要准备，是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非经侦查，便无从确定应否起诉，因此从广义上可以将侦查视为行使控诉职能。[4]据此，侦查职能是从属于控诉职能的，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三职能说是审判中心主义理念的体现，其对诉讼构造的考察、分析，主要是站在审判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从审判程序这一角度对诉讼结构进行横向考察的结果。（二）“四职能说”。有学者在传统的三职能说的基础上，提出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区分为控诉、辩护、审判和监督等四项职能，俗称四职能说。这种观点认为，三职能说固然能够反映传统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但这种观点却不适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因为我国的检察机关除负担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控诉职能外，还有权对公安机关、法院以及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而对于检察机关的后一项职能，三职能说是无法加以解说的，这是三职能说的理论缺陷。该观点认为，一种诉讼职能理论必须要能够反映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不将法律监督职能列为刑事诉讼职能的范围，就无法准确解释我国实际存在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现状。为此，应当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规定在传统的三职能之外增加“法律监督”职能，并认为，法律监督职能的提出是我国诉讼职能理论的特色及与国外诉讼职能理论区分的关键。[5]四职能实际上只是根据我国诉讼权力（利）配置的独特情况而对三职能说进行了局部修正，但其分类的基本理论依据仍然来自三职能说，仍然坚持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考察的思路。（三）“五职能说”。有学者在传统的三职能说的基础上将监督和协助司法，也作为刑事诉讼的职能之一，从而形成五职能说。该观点认为，一种科学的诉讼职能理论应当将所有参与诉讼的国家官员和个人的功能和角色都能概括进去，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反映刑事诉讼制度的真实情况。据此，该观点主张，除了应将法律监督也列为诉讼职能之一外，还应将证人、鉴定人等角色在诉讼中的功能也列为一项诉讼职能，即协助司法职能。因为，证人、鉴定人本身一般与诉讼结果并无利害关系，它们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协助司法机关进行诉讼活动，发现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裁判结论。他们实际上是在担负着一种为刑事诉讼所不可或缺的协助司法职能。[6]五职能说主张的是一种泛化的诉讼职能观，它在检察院、法院和被告人等传统的诉讼主体的作用范围之外，将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功能也列为独立的职能形式。（四）“七职能说”。 该观点认为，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包括侦查、控诉、辩护、审判、执行、协助司法、诉讼监督。该观点认为，传统的“三职能说”是以狭义刑事诉讼为基础的，有其理论缺陷，对刑事诉讼职能的确定与划分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由于司法领域分工越来越细，分权学说的影响、人权思想的发达以及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诉讼职能在不断的分化、发展并不断的整合，传统的审判中心主义已为诉讼阶段论所取代，刑事诉讼的程序、阶段增多，向前延伸，因此诉讼职能的划分应当反映和展现从立案到执行各个诉讼程序中所有主持或参加诉讼活动的主体的全部诉讼活动，而不能仅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的诉讼活动来进行职能的划分。第二，某一机关或者诉讼参与人的活动能否归纳为一种独立的职能，应当从其担负的功能、作用、独立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程序保障综合进行考察，如果他们的功能是特定的，无法为其他职能所包容、替代，就应当认定一种独立的职能。第三，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检察机关不仅仅是公诉机关，而且还要对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因此，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包括诉讼监督、执行、协助司法等职能。[7]根据不同的诉讼职能理论，对侦查职能的性质认识会有所不同。在“三职能说”、“四职能说”包括“五职能说”的理论框架下，没有侦查职能独立存在的理论可能性，侦查职能被视为是控诉职能的附庸，完全为控诉职能所吸收。而相反，根据“七职能说”，侦查职能的独立性则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被视为是一项独立于控诉职能的完整诉讼职能。在这里，争论哪一种观点正确，哪一种观点错误，是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因为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系统，存在着建立各种分类研究体系的可能性，前面例举的关于诉讼职能的不同学说实际上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刑事诉讼职能进行分类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说都言之成理，都有其理论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一种分类标准更为科学，更能反映刑事诉讼结构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我们认为，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说，衡量一个社会功能系统独立与否，应当从该系统所担负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全面考察，如果其功能的内容是特定的，无法为其他功能系统所包容、替代，那么就应当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功能系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们认为，侦查职能应当是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具体而言：（一）控、辩、审三职能不能涵括、指代刑事诉讼的所有职能。如同其他多数诉讼理论一样，刑事诉讼职能理论也是舶来品，从相关理论谱系来看，刑事诉讼职能是大陆法国家的诉讼法学者在对现代刑事诉讼与纠问式诉讼进行比较研究时使用的概念，而提出“刑事诉讼职能”概念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导出诉讼“职能区分”（或称“职能分开”）理论。根据国外学者的观点，“诉讼职能区分似乎是纠问式程序与控诉式程序（accusatorial procedure）之间的基本差异之一”。[8]在纠问式程序中，控诉、辩护和裁判这三项诉讼职能没有得到区分。控诉与裁判由同一司法机构承担，被告人只拥有极少的自我防御机会，辩护职能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在控诉式程序中，这些职能却有必要进行分离。控诉职能由检察官承担，辩护职能属于被告人和他的辩护律师，而裁判则是独立于前两者中任何一个的法庭的职能。”[9]法国学者卡斯东。斯特法尼认为，现代刑事诉讼实行的是“职能分开”原则，所谓职能分开是指，“负责进行追诉的司法官（检察官）完全被排除出审判法院；同时，同一人在同一案件中不得既行使预审职能，又行使审判职能。”[10]日本学者田口守一也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前提显然是控辩式诉讼构造。而从控辩式诉讼构造出发，可以明确现行法的几项根本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国家追诉主义，诉讼程序由检察官的追诉行为开始。由此，法官与检察官的功能分离。因为法官不是追诉人，没有追诉的事实不能审理（不告不理原则），只有被起诉的被告人才是审判对象。[11]可见，诉讼“职能区分”理论的核心是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分化，而“刑事诉讼职能”这一概念从其产生伊始就是用来描述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的，刑事诉讼职能，实质上指的是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刑事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所具有的任务和职责，而不是泛指所有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我们通常所指的“刑事诉讼职能”实际上指的是刑事诉讼主体的职能，即刑事诉讼的基本职能，它并不能排斥我们在控、辩、审三职能之外定位其他诉讼职能的可能性，像“五职能说”和“七职能说”提出的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协助司法职能，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说在刑事诉讼中除了控、辩、审三方诉讼主体之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就没有特定的任务和职责了。这就像我们讨论现代宪政国家的职能，通行的理论是说“三权”即国家职能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但实际上“三权”并不能涵扩国家所有的职能，不排除在三权之外定位其他国家职能的可能性。同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的控、辩、审三职能说带有较强的“审判中心主义”色彩，它实际上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并不能据此反对我们转换思路和角度，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即从刑事诉讼案件流程的角度对刑事诉讼职能进行分类考察，而从纵向角度看，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程序（不限于侦查职能），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程序。虽然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一样也具有诉讼特性，即侦查程序也是构造化的程序，但是侦查程序中的诉讼职能配置与审判阶段显然不同，在侦查程序中，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行使审判职能，但这里的审判职能不是一种实体性处罚职能，而带有程序性监督职能的特征，法院在侦查中的司法审查不是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而是通过审查判断侦查机关对嫌疑人实施的强制性侦查行为是否适当，是否需要对公民提供司法救济。同时，检察院虽然也介入侦查，但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行使的并不是控诉职能，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的角色不是向法院起诉并出庭支持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是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证据、保全嫌疑人的人身，因此，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行使的是侦查职能而非控诉职能，检察官在侦查阶段的功能是侦查官而非控诉官。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将检察官在诉讼中的权限分为四类：（1）侦查权限，这是具有警察官特点的功能；（2）提起公诉的权限，这是具有法官特点的功能；（3）提出证据、陈述意见等的权限，这是具有律师特点的功能；（4）指挥审判执行权限，这是具有矫正保护职员特点的功能。[12]可见，尽管检察官从侦查犯罪到执行刑罚，在所有刑事程序阶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侦查程序阶段，检察院和检察官的权限主要是侦查权限而非控诉权限，行使的是类似警察官的侦查职能，而非司法官的控诉职能。因此，从侦查程序阶段来看，侦查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构成了支撑侦查程序运行的基本诉讼职能，侦查职能是一项独立的诉讼职能。（二）控诉职能不能完全包容、吸收侦查职能。传统的“三职能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侦查只是为提起控诉作准备，因此，侦查职能不具有独立性，而只是控诉职能的从属或附庸。但是，我们认为，这一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在现代法治国家，侦查职能和控诉职能往往由检察院一力承担（警察机关只被视为检察院的辅助机关），从而出现主体重叠现象，但是主体重叠并不能抹煞两项诉讼职能在目的和内容上的相对独立性。具体而言，首先，从目的层面来看，侦查的目的并非是为公诉作准备，而是为了明确嫌疑的有无，进而决定起诉与不起诉。因此，侦查的目的相对于公诉具有独立性，“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有否犯罪嫌疑，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是为了提起公诉而做准备。对于许多自白案件，为了不起诉进行侦查活动、防御活动；对于重大案件和否认犯罪案件，开始时就以审判为前提展开侦查活动。在侦查时要考虑到决定起诉、不起诉与准备审判这两个方面，即侦查是具有两个目的的”。[13]既然侦查的目的并非为了控诉，那么就不能将侦查职能视为是控诉职能的附庸；既然侦查的目的具有独立性，那么作为这一目的的实现，侦查职能本身也应当是独立的；其次，从侦查程序的结构来看，侦查程序的结构独立于控诉程序。任何一个独立的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结构表示系统的构造，功能表示行为方式或作用，这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结构是系统的恒定方面，功能是系统结构的行为，结构决定功能，它是行为的载体。[14]因此，独立的结构必然拥有独立的功能。侦查程序与控诉程序虽然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但侦查程序作为一个由犯罪嫌疑人、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被害人等多种角色构成的相对封闭的制度化体系，仍然是一个独立、自治的程序结构，它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功能系统（这一功能系统由侦查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构成）。再次，从侦查职能的内容来看，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控诉职能具体包涵以下权能：公诉的提起（或不起诉）、公诉的支持、公诉的变更以及抗诉等。这些权能都与“诉权”相关，与控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刑罚请求权”的特征是密不可分的。而侦查职能则包括以下权能：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等。从侦查职能的内容来看，只有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的功能带有为控诉作准备的性质，而制止犯罪、查明犯罪等功能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与侦查权不完全是一项司法权，而带有行政权的性质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可见，无论是从目的层面上，还是权能内容上，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控诉职能并不能完全包容、吸收侦查职能，侦查职能保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二、分化与整合：侦查职能的形成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社会发展过程就是结构的进步性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系统形态之间一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程度有异。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在于地方群体稳定化、流动空间有限化、职业分化比较简单以及低差异的“泛能化”。而现代工业社会的的内部分化极大，存在众多个体角色和组织角色，且每一角色往往形式一种功能甚至发挥多种功能。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府的重要特征即是社会结构中各种角色（包括个体角色与组织角色）高度分化与各自功能专一化，国家机器及其功能作为整体也相应高度分化，机构数量众多且功能各异。[15]诉讼制度的变迁和发展历程，本质上也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历史地看，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正是诉讼功能和结构日渐分化、整合的结果同志,看看对不对,我以经尽最大努力.希望采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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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五、启示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本回答来源于学术堂)
为了使死刑真正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应明确规定适用死刑必须坚持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结合的原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刑法论文范文篇1 浅谈死刑存废 死刑是生命刑，是当代中国最为严苛的刑法方式，它的存留问题一直饱受争议，是我国当前刑法改革最具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保留死刑的有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75个国家。但限制和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潮流，随着这股潮流，我国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原则上废止老年人犯罪死刑和取消13种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罪名。但这只是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权关注的升温，我们还有很多要做，以应对步入深水区的中国死刑改革之路。 一、目前中国可否全面着手废除死刑 当前，限制、减少最终废除死刑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特别是刑法界的共识，但该不该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废除死刑，则意见不一。 (一)相关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就当前的中国国情而言，全而废除死刑为之尚早。我国当下的刑事犯罪发生率特别是涉及公民生命的刑事犯罪发生率仍处于较高范围，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彻底全而废除死刑无从谈起。而另一种观点则觉得，我国目前就应着手废除死刑。如有人认为，死刑与道德伦理相悖，而且也不能对刑事犯罪行为起到吓阻作用，为保障死刑犯生命权，应立即废除死刑。 (二)基本立场 客观的说，从目前的中国国情来看，各方而社会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国司法实践上还没有过停止适用死刑，也相应缺乏对公众死刑观念的必要引导，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全而废除死刑。因此，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在现阶段，我们只能少杀、慎杀，将死刑的适用控制的更为严格，但不可一下就彻底废除。 二、死刑改革的根据 不管上而任何一种观点，要想对现有的死刑政策进行改革，都必须有根据的制订出一套相应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进行死刑改革到底是该从功利上考虑，还是人道，或是其他?我们现价段应从法理入手，兼顾人道功利，制订出一套符合当下社会基础，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死刑改革方案。 我们制定刑法，规定死刑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分子，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假设我们现在仅考虑人道全而废除死刑，而不考虑我国的实际社会基础，则在侧而助长了那些暴躁乖戾的不安定分子为图私利杀人越货的邪恶心思，增加犯罪数据，威胁公民安全，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而只考虑私利，即杀人偿命，一起凶杀案，结果双方都失去生命，笔者觉得这并不是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样只会将损失扩大化，对双方都不利，我们应考虑具体情况比如杀人动机、方式、杀人者个人情况等，再决定是否采取死刑。 所以，我们应该进行死刑改革应从法理入手，兼顾私利和人道。 三、死刑改革措施 就目前而言，司法控制是我国死刑改革的有效可行措施。现行刑法典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是模糊的，这就为不合理的配置死刑打开了方便之门。“罪行极其严重”量定客观危害，是死刑适用的一般化标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因人而异;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测查主观恶性，是判定死刑立即执行或者缓期执行的个别化依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需因人而异。立足国情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精神，对“罪行极其严重”标准应予“严加”把控，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尺度适当“放宽”掌握，通过公正司法达致“罪行极其严重”可判死刑的“犯罪分子”被限制到极少数。 (一)“罪行极其严重”：量定客观危害 就危害后果而言，危害后果的性质及其程度的不同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必须考虑的因素。基于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极刑，因此，对犯罪人适用死刑应以其犯罪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具有相当性为必要，即只有出现致命性结果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结果时，才能考虑适用死刑;特别是在选择死刑立即执行时要尤其慎重。 2011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0年度工作报告指出：“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对死刑适用标准解释的指引作用，充分发挥了司法控制对立法不足的弥补作用，彰显了我国死刑的慎杀政策。 (二)“罪行极其严重”：考查主观恶性 为了使死刑真正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应明确规定适用死刑必须坚持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结合的原则。主客观统一是我国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适用死刑时强调这一原则尤为重要，并且该原则在刑法中应当明确加以规定。“罪大恶极”一方而指犯罪人主观恶性很深，不堪改造;另一方而指罪行严重，给国家和人们造成重大损害。 司法过程中，充分了解犯罪分子的罪前、罪中、罪后情况，可以得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和人身危险性深浅，从而决定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否缓期执行。如果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不大，即可判处“死缓”。 刑法论文范文篇2 浅谈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 一、经济犯罪中死刑废除的现状 目前全球有117个国家废除死刑制度，只剩下78个国家依然保留死刑制度，我们国家是这78个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死刑存废越来越多地与这个国家的人权发展水平、法制发展状况，以及社会文明程度联系密切，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人权、法制以及文明程度的重要评判标准。作为刑事法律制度中的重要经济类犯罪，是1982年全国人大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经济犯罪一词，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在我国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类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另一类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以及刑法分则规定的侵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犯罪，如制造贩卖假药罪、贿赂罪，也属于经济犯罪的范畴。 经济犯罪的特征：第一，经济犯罪的贪利性。一些经济犯罪只要能得到钱，就会肆意践踏法律，不把道德和法律放在眼里。第二，经济犯罪主体有较高的智能性。经济犯罪的主体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或者一定的专业技能，具有更强的反侦察的能力。第三，经济犯罪的可变性。第四，经济犯罪的复杂性。首先，经济犯罪主体的复杂性。其次，经济犯罪所涉及的法律复杂性。最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犯罪的犯罪的复杂性。 二、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原因 随着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试图论述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的公正性。公正性是刑法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历来立法、司法、执法所追求的原则与精神，而判断一个刑罚是否公正，就是要看到其是否符合罪责相适应的原则。罪责相适应原则要求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罚当其罪。第二，经济类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我国已经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和谐社会必然是现代法治社会，健全、理性、高效的社会主义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作为现代法治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刑事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义、平等、自由、安全、秩序这些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也是现代刑事法治内在的核心价值。第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违背人道主义原则。贝卡利亚在首次提出废除死刑时曾经说过：“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第四，死刑的配置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在我国虽然不断有犯罪分子因贪污、受贿、伪造货币等被判处死刑，但是经济犯罪屡禁不止。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死刑的适用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这需要从产生经济犯罪的深层社会经济因素来分析。 第五，废除经济犯罪死刑有利于遏制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体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 第六，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是影响我国国际司法协助的重大障碍。西方国家以人权保障为由不向中国引渡或移交外逃经济犯罪的嫌疑人，需要加以研究。虽说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禁止死刑的客观条件，而西方的许多国家都已经废除了死刑或者极少使用死刑。面对大量经济分子一旦被引渡回国就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情况，西方国家也会因此而难以与我们合作，这是十分现实的问题。 三、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立法完善 第一，及时废除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中的死刑。从立法上及时废除对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以及侵犯财产罪中的死刑复核当前我国刑法立法趋势。第二，在条件成熟时废除贪污贿赂中的死刑。贪污贿赂行为时以权谋私，用国有财产来满足其个人私欲的行为。第三，加强无期徒刑的惩罚力度。既然应从立法上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那么就应该对于仅次于死刑的无期徒刑的惩罚力度予以加强。以便更好地打击经济犯罪，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第四，完善罚金刑的适用。罚金刑作为我国一个刑种，在惩治经济犯罪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应当从刑罚手段上加以完善，即：采取高额罚金刑与易科处罚金刑相结合的手段。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我国宜采取用罚金易科自由刑的制度。 四、结语 冯亚东教授在其著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中谈到：“对于个人的邪念，我们防不胜防，但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一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剥夺人的生命，这是考虑人类生存的根本利益，根本价值作出的明智选择。”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有不合理的地方，应当在立法上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同时，完善经济犯罪立法和刑罚适用，使经济犯罪得到适当的处罚。这样可以使我国刑法更加健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猜你喜欢： 1.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2. 刑法毕业论文 3. 刑法学年论文范文 4. 浅谈刑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5. 刑法学年论文范文
1. 初论无罪推定原则 2. 对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立法完善 3. 对合同法第286条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4.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 5. 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6. 关于县级卫生监督执法体系构建的调查报告 7. 海上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8. 合同解除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9. 具体行政行为越权与滥用权力 10. 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的关系 11. 劳动力派遣法律研究 12. 论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13. 论共同海损构成条件及存在的问题 14. 论检察院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15. 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16.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17. 论税收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 18. 论我国反倾销法律的完善 19. 论我国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20. 论现代法律文化与民族婚姻的冲突 21. 论消费行为中的最终解释权 22. 浅淡劳动者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 23.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24. 认定渎职罪相关问题的探析 25. 如何实现公安行政执法的公正 26. 试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27. 试论企业改制后原有债务的承担 28. 试论人民调解的创新与发展 29. 试论我国的国家审计的领导体制 30. 试论我国刑事赔偿中的“错误逮捕” 31. 受贿罪若干问题的探究 32. 我国票据质押的法律问题探讨及建议 33. 洗钱犯罪研究 34.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对策 35. 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可行性研究 36. 浅析药品专利权与公共健康权的关系 37. 保证人放弃主债时效抗辩时能否行使追偿权辨析 38. 论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 39. 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及其责任承担 40. 公众人物人格权保护的限制 41. 设立中公司法律地位探析 42. 论物权变动中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 43. 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法律监管 44. 论企业社会责任——一种法经济学的解读 45. 电子商务时代的反垄断规制———以B2B交易市场为视角 46. 论产品瑕疵责任与产品缺陷责任 47. 域名不正当抢注的法律规制 48. 论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原则与制度思考 49. 经济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50. 论利益相关者对重整企业的社会责任 51. 浅议我国国企改制成果分享中的股权激励 52. 论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 53. 论重整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54. 论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55. 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主要特点 56. “无讼”与中国古代司法 57. “无为而治”法哲学的分析及当代意义 58. 从理想到现实——试论先秦儒家与汉代儒家法律思想的差异 59. 从天理到人情——论自然法本质的演变 60. 论法家法律思想主流地位的失去 61. 论西方平等观念的确立及其影响 62. 西方自然法的演变与发展 63. 正义与法律关系的新论 64.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特点浅探 65. 中国式衡平——论宋代司法中情、理、法的综合运用 66. 浅析法家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 67. 权利意识的现代解读—论我国公民人身权的发展与保护 68. 法治社会中应然性的精神核心—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 69. 论法律的权威性 70. 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危机及其拯救 71. 论人权保障之全球化 72. 苏格拉底的守法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73. 浅论清朝律与例的关系 74. 试析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75. 浅谈德主刑辅思想的现实意义 76. 1946：《中华民国宪法》评析 77. 中国古代服制的作用——以唐代服制为代表进行研究 78.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合理性 79. 中国检察官法律职业道德的培植 80. 贵州苗族习惯法研究——以“贵州省台江县反排寨”为例 81. 论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适 82.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83. 简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完善的构想 84. 论司法判例在国际私法中的作用 85. 从先占原则论钓鱼岛的地位 86. 我国“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问题 87. 论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 88. 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 89. 多哈回合的发展趋势及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90. 探析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以国民待遇为视角 91. 试析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实践 92. 浅析可转让排污权交易与最优排污量控制 93. 侦察监督中的检警关系 94. 论我国督促程序的完善 95. 从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看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 96. 对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反思 97. 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98. 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 99.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100. 论民事诉讼契约 101. 论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102. 论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103. 论我国法官选任制度的完善 104. 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105. 论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 106. 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 107. 论我国民事诉讼缺席判决制度 108.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109. 论我国强制措施的完善 110. 论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111. 论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112. 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113. 论我国刑事上诉制度存在的问题 114. 论刑事诉讼中财产权的保障 115. 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116. 论仲裁的受案范围 117. 论自由心证与法官自由裁量权 118. 浅论民事诉讼的目的 119. 浅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 120. 浅谈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121.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冲突及完善 122. 试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123. 完善我国民事保全制度的若干思考 124.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的构建 125. 证人出庭难的原因及对策思考 126. 论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27. 浅论我国商业贿赂罪的现状及立法完善 128. 中国生存权意义探讨 129.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130. 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 131. 人大官员代表减少的宪政意义 132. 浅论我国违宪审查专责机构的构建 133. 浅论农民工住房权 134.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初探 135.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监督 136.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 137.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 138. 论贵州省依法行政的现状及对策 139. 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行政关系的探讨 140. 犯罪客体在司法认定中的作用 141. 古典犯罪学派与实证犯罪学派 142. 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143. 论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 144. 论单位自首的司法认定 145. 论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 146.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持有状态的认定 147. 论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的认定 148. 论共同犯罪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149. 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 150.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控制 151.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 152.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救助体系 153. 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基本构造 154. 论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155. 论我国刑法分则中暴力的内涵 156. 论洗钱罪 157. 论刑罚的目的 158. 论刑罚功能的实现 159. 论刑法的因果关系 160. 论刑法中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 161. 论刑事简易程序改革 162.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63. 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164. 论自首 165.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166. 浅析非法行医罪 167. 青少年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 168. 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与约束 169. 探析盗窃代币卡犯罪既、未遂的认定 170. 我国死刑废止后的制度完善 171. 对反向假冒商标侵权行为的初步研究 172. 夫妻忠实义务法律问题的探讨 173. 论公司的瑕疵设立 174. 论公司要约收购 175. 论器官移植中的法律问题及解决 176. 论善意取得的客体 177. 论物权法中预告登记的范围 178. 论物权法中预告登记的效力 179. 论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180. 浅论祖传物品的法律保护 181. 浅述著作权侵权行为 182. 浅析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 183. 浅析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184. 浅议票据无因性 185. 商品房地下车位权属问题研究 186. 试论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187. 试论中小股东利益的实体保护机制 188. 著作权和邻接权的比较及其意义 189. 作品角色的权利属性及保护 190. 保险法律体系历史演进比较研究 191. 承运人航海过失免责的探讨
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五、启示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本回答来源于学术堂)
不同的犯罪人具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女性犯罪人除具有一般犯罪人所具有的犯罪心理和犯罪因素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女性犯罪心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 提及女性，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善良、温柔、贤淑，然而古往今来都不乏“坠落天使变恶魔”的 故事 。在现代社会，女性已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妻子”“母亲”“女儿”的角色，她们正逐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然而，女性在取得成就和地位的同时也出现了违法犯罪日趋增多的问题。也许是无知让她们误入歧途，也许是物欲让她们坠入深渊，也许是畸爱让她们迷失方向，每一起女性犯罪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背后都有她们特殊的心理过程。本文在近年来女性刑事案件办理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女性犯罪特点及犯罪心理，希望能为预防女性犯罪提供思路。
关键词 犯罪 情感 心理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3)11-283-02
一、基本情况
从案件类型来看，女性犯罪罪名较为集中，主要为侵财型犯罪(盗窃、)，故意伤害、性犯罪和毒品犯罪。据统计，上述四类犯罪约占我市女性犯罪案件总数的50%以上。女性由于体力上明显弱于男性，心理上胆小怕事，因此多实施轻体力、隐蔽性的智力型犯罪，较少实施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同时，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多为被保护对象，因此社会上对女性的警惕心理容易降低，女性更为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并且女性也善于利用该性别优势，因而女性实施等侵财犯罪活动与男性相比容易得手。
从受 教育 程度来看，女性罪犯多集中于小学、初中 文化 。文化程度是影响犯罪机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教育对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文化程度低则认识水平也相应较低，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足，导致性格偏激、狭隘，遇事容易感情用事，易采取片面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受教育水平与法律意识水平成正比，低文化水平人群多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甚至不知自己的行为已触犯法律。再者，受教育程度低者过早地离开校园步入社会，因认知水平有限，不能明辨是非，容易受到他人的唆使、欺和利诱而走上犯罪道路。最后，文化程度低导致找工作受限，迫于生计，也有女性走上盗窃、卖淫的犯罪道路。
从犯罪频率上看，女性罪犯基本为初犯，累犯和再犯的几率较小，累犯的情况主要发生在盗窃、、贩毒案件中。
二、女性犯罪特点
(一)情感犯罪居多
女性是天生的情感动物，感情细腻、丰富、敏感，且多为感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女性控制感情的能力明显不足，情绪稳定性差。司法实践中发现，许多女性暴力犯罪的动因源于情感问题，她们的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发生了扭曲，犯罪对象也多为她们感情的倾注者(如丈夫、情夫，近年来针对第三者的暴力犯罪有增多趋势)。当女性对某人倾注了感情，做出了牺牲，换来的却是冷漠、打骂、背叛、甚至抛弃时，女性往往会产生愤怒、嫉妒、仇恨心理。该些负面心理如没有畅通的排解 渠道 ，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在强烈刺激下，仇恨的洪水就会冲破理智的闸门，从而产生残酷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报复行为。
(二)加害者受害者难分
在很多案件当中，女性犯罪嫌疑人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两者之间存在转化过程。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女性在受到伤害后(例如家庭暴力、丈夫婚外情等)，通常会委曲求全，希望以此挽回感情，但现实又常事与愿违。当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强烈的报复仇恨嫉妒心理，在该心理的驱使下，部分女性实施了暴力犯罪。另外，一些青少年女性在本应茁壮成长的年纪，因缺少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爱和正确引导，走上犯罪道路;再如一些被性侵害的女性，因无法承受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自暴自弃，最终身陷囹圄。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法律上，她们的行为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法意;但情感上，她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有“情有可原”之处，社会应当弥补对她们缺失的关爱。
(三)多团伙作案，女性在其中扮演从属性角色
在封建社会时期，儒家思想要求女性“在家从父、嫁夫从夫，夫亡从子”，因而女性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这主要是由其生理、心理特点所决定。现代社会，女性仍对男性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女性多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同时她们一般不是主犯，多带有胁从、被教唆、帮助犯的特点。
三、女性犯罪心理
女性犯罪多由于安全需求(如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情感与归属需求(如爱情、婚姻)、尊重需求(如成就、地位)未被满足而实施过激行为，以致触犯刑律。以下着重分析几种常见的女性犯罪心理。
(一)嫉妒、仇恨、报复泄愤心理
相比较男性，女性一般承担更多的家庭职责，投入在家庭建设上的时间和心血也更多，因此女性对于婚姻家庭的期望和重视程度远超男性，一般表现为希望婚姻延续、家庭幸福。但现如今婚外情现象日益蔓延，使得部分家庭陷入情感危机;家庭暴力现象仍屡禁不止，为女性犯罪埋下不定时炸弹。
1.家庭暴力
封建时期男子凌驾于女子之上，认为可以对妻子随意打骂，该种思想至今仍有残余，尤以农村为甚。执法机关一般不插手普通家庭纠纷、居委会村委会不管也是常态，这也导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长期处于无助境地。加上性格懦弱、经济不独立，以及“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妇女受到家暴后常选择默默忍受，这又进一步助长了丈夫的暴力倾向。当仇恨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性格偏激者会产生“鱼死网破”的复仇心理，此时琐碎的小事就会触动“情绪的扳机”，用她们特殊的方式发泄对婚姻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弱女子身上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案。
2.婚外情
除了家庭暴力外，夫妻之间的不忠实也是造成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当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正在弱化，诱惑因素逐渐增多，一些人产生了扭曲的婚恋观，对家庭不负责任，纵情过度，男性在该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心理学上认为女性的原则性、精神性较强，对婚姻的期望值也高于男性，因此一旦婚姻家庭出现变化，女性极难接受变故，心理极易发生扭曲，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原则，以求精神上的慰藉。此类案件中，被害者多为丈夫或情夫，但近年来“原配怒杀小三”的恶性犯罪增多，影响恶劣。杀死情敌固然存在一时激情冲动犯罪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对扫除障碍、恢复原有家庭生活的向往。同样的，作为第三者的女性，也会因为被冷落、抛弃而产生仇恨心理，或是出于为自己的感情扫除障碍的目的，采取极端的 方法 解决感情问题。 (二)逞强斗狠心理
心胸狭窄、小心眼也是女性的标签之一。心胸狭窄的女性自我排解情绪的能力普遍差，极易产生争强好胜心理。平日细小的邻里矛盾、家庭纠纷如没能及时化解，容易形成积怨以致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例如我市2011年发生的一起恶性杀人案件，邻里间因琐事产生纠纷，长期不合。案发当日，母亲、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共同商议如何报复，并积极准备作案工具。傍晚在家门口遇到被害人一家后，儿子、母亲、女儿、儿媳分别持匕首等工具共同打击手无寸铁的被害人，最终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数人轻伤的严重后果，最终上述几人均以故意杀人罪定罪。这种因邻里纠纷而导致的恶性凶杀命案并不多见，而全家人一起作案更是罕见。双方多年的恩怨，难解的怨气，酿成了一个人间惨案。该案件三名女性罪犯的犯罪动机外表上看只是个“气”字，其实质是心中没有法制观念，因为某些微小利益受到侵犯或者受到损害便放纵宣泄，逞强斗狠，走上犯罪道路。
(三)铤而走险心理
在现代社会，女性在继续相夫教子责任的同时，也部分地承担起了家庭供给，更有单亲妈妈等群体几乎需要独自供养家庭。然而，女性在就业、待遇等方面极易受到歧视及不公正待遇。部分女性无一技之长，无固定职业及住所，缺乏生存能力，为生计容易为财而铤而走险，实施盗窃、、色情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爱慕虚荣、急功近利心理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投入最小、利益最大”的功利性也潜移默化着民众的价值观，女性爱攀比、好嫉妒的性格特点更加剧了这种现象。当现实与理想无法平衡时，部分女性迷失方向，有的走上盗窃、、贪污、受贿的不归路，有的贪婪地出卖肉体换取不义之财;有的甘愿做第三者，埋下犯罪隐患。心理学研究分析，女性的意志力弱于男性，在具有同样的接触钱财物的情况下，女性更容易为贪婪所侵袭。并且，女性的认知系统较为薄弱，很多时候都是以自己的低级需要和直接 经验 为标准，因此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所诱惑，从而沦为他人的犯罪工具。
(五)自暴自弃，放纵心理
女性的心理承受能力普遍不如男性，因此在遇到挫折、创伤后容易颓废，产生消极厌世情绪，进而“破罐子破摔”走上犯罪道路，该种情况在性犯罪中多见。对于性过错，社会对女性的批判明显多于男性，在强大压力面前，一些女性不敢、不愿、甚至不能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继而产生自暴自弃心理，沦为卖淫女，进而极有可能演变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者。
(六)无知、盲从心理
该种情况多发生在未成年女性，该群体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未完全形成时即接触社会，从而误入歧途。
女性犯罪虽然在绝对数量少远低于男性犯罪，但其上升势头明显，其对于家庭、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通过对女性犯罪心理的分析，针对不同的犯罪心理，设计不同的应对策略，可以为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提供思路。笔者倡导在社会上多些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多打温情牌、亲情牌，及时对负面情绪进行疏导、化解，从而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诱因。当然，女性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减少和预防女性犯罪同样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从女性自身、家庭、社会多管齐下，将保障女性权利的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女性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社会各类事务中来，但是与此同时也导致女性犯罪的比例逐年上升，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女性犯罪者进行了心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防范措施。
关键词 女性犯罪 心理分析 防范措施
作者简介：瞿业，六盘水市广播电视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240-02
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重要的维系纽带，那就是女性，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心理特征相对于男性来说，最突出的在于富于更多的情感，因此女性的神经系统兴奋程度更高，在受到刺激时很容易产生各种敏感的反应。基于此，女性的犯罪现象要比男性少很多，不过一旦女性成为罪犯，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情节。最近几年以来，女性犯罪行为逐渐增加，阻碍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女性犯罪心理，提出并落实有效的防范措施成为了现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女性犯罪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一)女性犯罪的主要类型
(1)暴力犯罪。相比于男性来说，女性暴力犯罪的现象要少很多，不过随着妇女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范围越来越大，女性暴力犯罪行为也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现阶段女性故意伤害及杀人犯罪等问题愈加严重，而被伤、被杀对象则主要为丈夫，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被动性。(2)财产犯罪。相关调查资料表明，女性财产犯罪的概率也有上升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盗窃、贪污及罪等，该类犯罪是女性犯罪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3)性犯罪。在整个女性刑事犯罪案件中，性犯罪的比率最为突出，并且严重腐蚀到了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其主要特点为流动性、隐蔽性及依附性等，主要表现为聚众淫乱、引诱或容留妇女卖淫罪等。
(二)女性犯罪的具体特点
(1)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具有被动性。虽然目前社会发展中强调男女平等，但是由于男权主义仍然在家庭关系中广泛存在，家庭暴力问题的频繁发生导致很多妇女无法再继续忍受虐待，一部分女性并没有通过法律形式维护自身权益，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女性犯罪的主体具有年轻化、高文化程度的特点。有调查研究发现，女性犯罪的特点越来越趋近于男性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的犯罪在逐年增加，而且女性犯罪存在年轻化的特点。(3)女性犯罪的手段具有明显的欺性。由于性别差异，女性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通常都不会直接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投毒以及盗窃等方式来达到犯罪目的。(4)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由于女性受到生理条件的局限，在体力上弱于男人，因此在社会中是一类较为弱势的群体，所以很多女性犯罪人多会为男性犯罪人进行踩点或者为其提供更多的犯罪工具，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依赖性，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团伙犯罪当中。
二、女性犯罪心理的形成因素分析
(一)家庭因素
(1)一部分女性在家庭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人格缺陷。相关部门研究发现，在一些家庭关系比较紧张，甚至是在一些关系破裂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性格都存在冷漠、阴郁等特点，而很多少女为了逃避家庭带来的不愉快，过早的在社会中游荡，想要从中寻找更多的安慰，不过由于其在社会中接触了很多不良因素，最终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2)家庭暴力可以说是家庭美满生活的腐蚀剂，同时也破坏社会稳定发展的一颗定时炸弹，很容易造成婚姻的破裂，子女在此时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农村，发生家庭暴力的概率要比城市高很多，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在这些家庭中的女性没有直接的经济收入，地位较低，受到丈夫的打骂是经常的事情。一部分男性由于受到男权主义的影响，认为丈夫永远要比女性地位高，可以随便打骂妻子，甚至于一些女性觉得在遭受到暴力虐待之后是一种家丑，难于对外人启齿，因此一旦这种伤害超出妇女的忍耐底线，她们都会直接通过伤害或者杀害的方式来反抗丈夫，从而形成犯罪。
(二)社会因素
(1)社会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传统的观念中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而且儒家文化中推崇女性要“三从四德”，千百年来压制着女性的自由发展，导致很多女性的心理遭受到长期以来的压制。(2)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观念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逐渐开始塑造现代新型女性，导致很多女性产生了强烈的“高消费”欲望，很多女性的“拜金”行为明显，她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和财富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3)外界传媒的不良诱导也是女性形成犯罪心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一些黑色反动的、黄色淫秽的文化传播，直接影响到了女性正常人格的塑造和形成。
(三)个人性格因素
从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自身因素来看，通常可以分为不良心理、变态心理以及精神疾病症状等三个大类。其中不良心理主要表现为情绪遭受长期的压抑而变得暴躁，产生较强的报复心，还包括较强的贪婪欲望及明显的自私心理等。另外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一些妇女为了贪图享受、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逐渐产生了严重的贪婪心态，导致其愈加爱慕虚荣，使得其为了尽可能的满足自身产生的畸形需要，不惜采取犯罪手段来谋取利益。此外，还有一部分女性在刚开始时通常都处于被害状态，但是由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权益，维权意识淡薄，逐渐在后期从被害者的身份转化为害人者，伴随着其强烈的报复欲望最终发生犯罪行为。
(四)个人生理因素
在女性犯罪中最为常见的类型为性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女性个人生理因素的影响。首先，与男性相比，女性的青春期变化要早一到两年，体内的雌性激素分泌量多于男性的雄性激素，因此会过早的对异性产生更为敏感的体验。其次，生物学上认为，当女性在处于月经期、怀孕期以及绝经期等各个生理周期时，会直接对其生理状况及心理状况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一部分女性还会由于植物神经的紊乱，导致大脑皮层失调，很容易产生心烦易怒的情绪，一旦受到不良刺激，将会大大增加女性犯罪的几率。 三、女性犯罪的防范措施
(一)加强女性心理知识的教育力度
女性犯罪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并且会给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 反思 。因此，应该将加强女性心理知识的教育力度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首先，要加强对女性进行 心理 健康知识 的教育力度，通过开设一些专业课程及相关讲座等，推广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橱窗等各类型的宣传媒介，营造女性心理健康知识教育的良好氛围。另外，还要加强女性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咨询及治疗机构的建设，在市场机制的促进下，促进女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并不断扩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队伍。要充分的认识到，女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离不开人的努力，因此提高教育团队的素质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在保证数量的同时，针对现有的教育工作人员，大力开展相关的专业知识及必要技能的培训工作。最后，还应该不断完善女性心理健康的测评制度。通过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女性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不断的从信息反馈中寻找问题、改正问题，确保心理教育工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二)加强女性思想水平的认识程度
一方面，要重塑妇女的传统观念。中国儒家文化自古以来推崇女性应该“三从四德”，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发展。随着新时代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变化，女性婚姻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大部分女性犯罪就是因为在处理家庭婚姻矛盾时发生的，因此如何正确解决家庭矛盾已经成为了这些女性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所以，现阶段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倡导女性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破害时，在面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诱惑时，一定要保持冷静，通过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一部分女性的生活态度过于消极，而改变这些女性的思考方式也是一个重要任务，帮助女性形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确立新的生活目标，有利于降低女性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对女性犯罪个体进行心理治疗
针对女性犯罪个体，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快相关心理矫治机构例如劳教所、戒毒所以及监狱等的建设，同时要做好犯罪个体的心理治疗工作。由于现阶段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很多机构没有深刻的认识到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严重缺乏专业的心理治疗人员，针对这种状况可以加强与大专医学院校以及医院等的合作力度，配合社会力量来做好女性犯罪个体心理治疗工作。另外，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和借鉴现阶段心理科学的相关知识与原理，根据我国女性犯罪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应用，尽可能的起到改善女性犯罪心理治疗的效果。在这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女性犯罪个体的心理治疗并不是特殊的治疗，其与一般心理治疗的本质是一样的，在治疗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把她们当作犯人来看待，而是应该将其作为病人，尊重她们的人格，与他们友好沟通，建立融洽的治疗氛围，增强她们的自我整合能力，改变她们的心理结构，使其逐渐对其生活方式感到满意，从而改善女性犯罪个体的心理状态。
四、 总结
总而言之，女性犯罪需要得到社会各界长期的关注。本文主要针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女性犯罪心理进行了分析，因此女性犯罪的预防措施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更加全面、更深层次的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的预防并减少女性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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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兴政，郝志伦主编.犯罪心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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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海燕.女性犯罪心理研究现状及趋向.政法学刊.2005(1).
[5]王金玲编.社会转型中的妇女犯罪.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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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选题
1.1.1 研究背景
1.1.2 研究对象
1.1.3 研究方法
1.2 课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1.2.1 理论价值
1.2.2 实用价值
1.3 研究工作存在的问题
1.4 研究的框架
1.5 本章小结
第二章 人性化购物中心设计总述
2.1 购物中心人性化动线定义
2.2 购物中心人性化动线设计的基本原则
2.2.1 基于消费者体验角度的设计原则
2.2.2 基于商户营业角度的设计原则
2.2.3 基于商业物业角度的设计原则
2.3 购物中心人性化动线的设计元素及构成
2.3.1 购物中心动线设计基本术语
2.3.2 购物中心动线的分类
2.3.3 购物中心人性化动线设计的关键元素
2.4 购物中心动线设计的布局特点
2.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人性化购物中心外部接驳动线设计
3.1 购物中心出入口动线设计
3.1.1 购物中心出入口动线设计方法
3.1.2 购物中心出入口设置类型
3.2 购物中心外部接驳动线的构成方式
3.2.1 与外部道路的连接
3.2.2 停车场动线系统
3.2.3 行人动线系统
3.2.4 货车动线系统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人性化购物中心平面动线设计
4.1 人性化购物中心平面动线设计的主要内容
4.1.1 平面动线的基本模式
4.1.2 平面动线的基本骨架
4.2 人性化购物中心平面动线设计的基本类型
4.2.1 线形动线的布局
4.2.2 环形动线的布局
4.2.3 枝形动线的布局
4.3 人性化购物中心平面动线设计衡量标准
4.3.1 人性化购物中心平面动线的衡量指标
4.3.2 可达性和可见性的数学表达
4.3.3 回环度在动线构成中的存在价值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人性化购物中垂直动线设计
5.1 人性化购物中心垂直动线设计的主要内容
5.1.1 以业态分布为主导的设计原则
5.1.2 以楼层人流分布为主导的设计原则
5.1.3 以垂直交通工具选择为主导的设计原则
5.2 人性化购物中心垂直动线设计的重点要求
5.2.1 垂直交通工具的形式
5.2.2 垂直交通工具的数量
5.2.3 垂直交通工具的位置
5.3 人性化购物中心垂直动线设计的分析要点
5.3.1 中庭的组织
5.3.2 尽端的处理
5.3.3 出入口的设置
5.3.4 立体车库的对接
5.4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人性化购物中心后勤动线设计
6.1 人性化购物中心后勤动线的定义
6.1.1 后勤动线的设计要点和方法
6.1.2 后勤通道独立设计
6.1.3 后勤通道的防火安全疏散作用
6.2 人性化购物中心停车场设计
6.2.1 人性化购物中心停车场的设置方式
6.2.2 人性化购物中心停车场的设计原则
第七章 人性化购物中心重要节点设计
7.1 特色中庭空间
7.2 多样化的商业广场
7.3 功能化的下沉式广场
7.4 综合屋顶空间
7.5 本章小结
本文结论
在购物中心发展的历程中，购物中的人性化设计，一直和招商、运营、地域文化的特性紧密集合。因此，一个好的购物中心，并非完全依赖于人性化的设计。如何将设计和商铺租户的利益完美结合，是一个购物中心成功运营的关键。进一步说，不同品牌的需求不同，对面积、位置、技术对接的要求也千差万别。能够平衡各个品牌之间的利益，将它们完美的组合在购物中心的不同层级，并通过先进的流线设计让客群实现共享，这都需要设计团队的共同努力。
在购物中心的设计中，建筑师永远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或是仅仅为设计而设计。区别于传统的住宅设计，购物中心的商业设计需要考虑更多。建筑师不仅仅需要了解商业动线的基础知识，还需要了解各个业态之间对于具体建筑设计的参数要求，甚至需要熟悉各个品牌的特点以及其核心的聚客优势。这对建筑师全面的把控能力是极大的挑战。因此，做好购物中心的设计需要建筑师考虑一下几个方面：
1.需要真正熟悉和了解购物中心内部流线的规律，选择合适的流线模式。
2.需要了解不同业态的设计条件，在不同楼层放置合适的业态。
3.需要了解不同业态之间如何配置组合，实现人流的共享。
4.需要了解不同业态的租金模式，品牌风格，实现后期装修的统一。
5.需要仔细研究顾客心理，行走状态，从而通过设计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在目前国内商业地产大发展的前提下，作为一名专门从事商业综合体设计的建筑师，机会很多，挑战更多。本文作为自己三年以来，从事购物中心专项设计的总结，深感要走的`路还很长，而购物中心的设计，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过程，永无止境。
[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已经出台了的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为此，本文在阐述了超期羁押的概念，危害性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一些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填补现行法律漏洞，完善羁押立法规定;完善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建立羁押的替代措施
[关键词] 超期羁押 概念 危害性 原因 对策
前 言
一， 超期羁押的界定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性
(一)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二)超期羁押严重妨害了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实现
(三)超期羁押妨碍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诉讼成本
(四)超期羁押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三，超期羁押形成的原因
(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较为严重
(二)过于强调惩罚犯罪刑事诉讼目的而忽视了人权保障目的
(三)立法存在着一些明显缺陷
(四)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救济机制
(五)落后的侦查手段和模式的制约
四， 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
(一)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1，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2，转变"重惩罚，轻人权"的观念
(二)填补现行法律漏洞，完善羁押立法规定
1，完善《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前羁押的规定
2，完善《国家赔偿法》中关于超期羁押发生后的国家赔偿的规定
(三)完善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
1，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机制
2，建立超期羁押的救济程序
3，建立羁押的替代措施
结束语
注释
参考文献
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2
（一）欧盟东扩与欧洲的统一2
（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与美国的霸权地位3
（三）美欧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3
（四）日本、东亚与世界经济的第三极4
二、我国经济的现状分析5
（一）中国经济的支撑因素5
（二）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6
三、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对我国经济的主要影响8
（一）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道路的影响8
（二）对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影响9
（三）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影响9
（四）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11
（五）对我国完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11
四、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思考12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2
（二）产业结构战略性的调整12
（三）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12
（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3
（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积极作用13
五、结语14
参考文献14
致谢15
摘要：当前北京会展业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发展环境。来自国内其他会展城市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使北京会展业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变得愈发尖锐，北京会展业垦需认清自身当前存在的问题，深刻认识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并且，由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北京会展业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北京会展业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等都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北京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迅速开展的时期，这对于北京会展业的发展亦将产生重大影响。以上几个因素使北京会展业的发展现状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题目。本文首先概述了会展业发展的基本概念，然后分析了北京会展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促进北京市会展业发展的对策。
引言
一、会展业发展的基本概念
（一）会展经济的界定
（二）会展经济的功能
二、北京会展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北京会展业发展现状
（二）北京会展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促进北京市会展业发展的对策
（一）与国际接轨，科学地组织、经营展览会
1.展览会的项目决策、展览实施和展览形式
2.展览主办机构的组织模式
3.展览主办机构与参展商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二）合理规划建造现代化会展中心
1. 展览馆位置
2.展馆的实用原则
3.展馆建设的规模和速度
（三）改革管理体制、培育和完善展览业市场
1. 会展业管理机构的作用
2.会展业管理体制上的改革
（四）以人为本，加快展览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1. 会展业的人才需求
2.展览人才的培育措施
结语
1、舞蹈的地面训练，是舞蹈训练的一种空间占有形式。
2、地面训练显现出在不承担自身体重的情况下，采取动力性和静力性训练。
3、地面训练从柔韧训练（又称软开度训练），力量训练（又称能力训练），技术技巧动作训练三方面为舞者身体柔韧性、力量、技术技巧动作的具备和掌握，给予基础的，全面而系统的训练。
一、选题说明：地面训练在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低年级阶段，它为舞者解决身体柔韧度，培养良好的动作意识，奠定坚实的基本功基础，是一个不可忽视，不可小看的部分。
二、正文：
1、地面训练的概念。
（1）地面训练是舞蹈训练的一种空间占有形式。
（2）地面训练主要包括柔韧训练、力量训练和技术技巧训练。
（3）地面训练一般采取动力性和静力性训练。
2、地面训练的教材内容。
（1）基础训练
（2）能力训练
（3）技术技巧训练
3、地面训练在不同年级中的特点表现。
（1）低年级
（2）中年级
（3）高年级
4、地面训练的作用。
（1）对舞者的柔韧度的提高有着独到的作用。
（2）对中国古典舞技术动作、身法舞姿起到基础的规范练习作用，培养舞者正确而良好的动作意识。
（3）对扶把和中间动作练习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4）对舞者能力的增长起着良好而积极的作用。
（5）进入高年级后，使中国古典舞的空间层次处理更加丰富、富于变化起着明显的重要作用。
三、地面训练
作为相对独立存在的系统，在中国古典舞基本功训练中有着独到的训练价值，它主要集中在软开度训练和能力训练以及由此而综合的综合性训练，它在不承担自身体重的情况下，采取动力性和静力性训练，运用压、搬、踢、耗以及外力辅助等多种手段，有效的解决人的各部分关节的松弛度和柔韧度，有效的提高肌肉力量，培养正确而良好的动作意识和良好的舞蹈意识。为扶把动作和中间动作的开设与完成提供能力上的支撑，所以地面训练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中国古典舞基本功的基础，是每个舞者应该重视的！
四、致谢。
每一样东西 在这世上都有他的道理的要保持平衡 什么东西都有一条生物连的
这一块，经侦和刑侦有很大区别吗？不过如果能写出来，也是个很大的创新了。建议到中国知网去搜索一下，或者到你们学校的图书馆去检索论文。这方面的书几乎没有。
我国地下钱庄的成因、危害及防治对策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等组织的俗称。它具有银行的业务性质，能够实现大量资金的划转，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跨地区或跨境的人民币和外汇非法交易活动的组织。地下钱庄的滋生和蔓延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向我国的外汇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地下钱庄滋生和发展的原因地下钱庄作为未经金融主管部门批准注册的非法营业机构，近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出现较多。纵观地下钱庄的产生和发展，其原因如下：（ 一） 资金供需矛盾为地下钱庄提供了市场空间。从资金供给角度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呈现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县域经济发展特色鲜明的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及建立金融安全区的考虑，对中小贷款客户设置了较高的贷款门槛，客观上限制了对其贷款的发放。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又由于资金规模限制，面对企业旺盛的资金需求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民间资本迅速增多。而银行存款利率低，投资渠道不畅，资金剩余者对资金投向渠道与运用效益缺乏满足感，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成为闲置资金进入地下钱庄的根本诱因。从资金需求的角度看，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民营及私营企业的迅速兴起和扩张，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企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尚无资金及信用积累，较难取得银行贷款，转而向地下钱庄寻求资金支持。这种资金供需矛盾的存在为地下钱庄提供了市场空间。（ 二） 逃避外汇管制和“ 洗黑钱”的需求催动了地下钱庄的产生。现行外汇管理政策不能监控境内人民币资金的流动，也不能管辖境外的外币交易。地下钱庄利用这一监管盲区，在境内收付人民币、在境外收付外汇，使黑市交易的各个环节逃避了外汇监管的视线。我国目前虽然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但在很多项目上要进行真实性审核，手续繁琐且有一定的金额限制，同时我国对资本项目还实行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由于现行法律法规限制通过正常渠道无法满足的需求必然寻求非正常解决之道。此外，由于我国在海关监管,税收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监管机制还存在漏洞，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上各种走私、逃税、恐怖活动、贪污受贿、贩卖毒品等诸多违法所得，往往需要一定途径进行“漂白”，且犯罪分子愿意为其付出高额成本，这在客观上催动了地下钱庄的产生。（三）低成本高收益的盈利模式是地下钱庄得以发展的直接原因。地下钱庄的交易费用低，交易方式和手续简化，交易快捷，对急需资金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一大诱惑，这也分流了部分正常的银行业务，因为通过正规金融机构申请、审查、发放贷款等程序时间较长，无法满足生产周期短、急需资金企业的要求，而地下钱庄短、频、快的经营理念和便捷、高效的服务盘活了这片市场。一个规模较大的地下钱庄每年经手的资金可达几亿元甚至十几亿元人民币，即使按照较低的收益率计算，年收益可高达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人民币，收益非常可观，加之不需支付其它费用，地下钱庄获利颇丰。地下钱庄的社会危害地下钱庄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体制之外，缺乏监管，而且从事放高利贷、炒外汇、洗黑钱等非法业务，其社会危害不可小视。（一）金融监管难以有效实施，动摇金融体系的公信力。地下钱庄脱离于正规金融体系监管之外，其突然消失、放贷资金无法收回等负面效应，会使民众质疑国家金融监管能力，从而影响国家金融体系的公信力。地下钱庄以非常隐蔽的方式，依托合法金融机构，通过正规结算网络为贩毒、走私、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划转资金，对国家正常的金融行为构成了潜在威胁。同时洗钱活动的资金转移完全脱离了一般商品劳务交易的特点，资金的流动无规律可言，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冲击金融市场秩序，严重者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或银行挤兑风潮，使国家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降低。（二）导致社会财富流失，侵蚀国家财政基础。非法所得资金通过地下钱庄绝大部分单向流向境外。国际上计算“资本外逃”的最普遍方式是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外汇储备总额的增加值之差。有数据表明，我国的“资本外逃”数额在世界各国中居于前列。大量的资金外逃造成外汇流失，减少国家税收，侵蚀国家财政基础，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三）容易助长犯罪，破坏社会稳定。地下钱庄为违法犯罪提供了一个销赃、销毁证据的出路，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法分子更疯狂地通过非法手段聚敛财富，各种犯罪行为所得资金，较容易进入正常流通领域，反过来又资助犯罪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地下钱庄的运营基本不依靠国家法律的保障，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出现的纠纷，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这种力量往往体现为暴力行为，久而久之，极易导致社会黑恶势力滋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地下钱庄的防治对策地下钱庄作为经济领域客观存在的问题，直接冲击和干扰金融和社会秩序，必须引起监管部门的足够重视。近几年的监管实践表明，对地下钱庄的治理不应一概采取封、堵、打等手段，而是应当疏堵并举，标本兼治。（一）开辟多种投资渠道，加强对社会闲置资金投向的引导。投资渠道不畅是导致民间闲散资金流入地下钱庄的重要原因。对地下钱庄不能一味打压，而应更多地采取疏导方式，帮助民间资金寻求合法、高效的运作渠道。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中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种屈指可数，而地下钱庄的风险又较难把握，只要开辟出符合社会资金投资特性和要求、安全性较高的投资渠道，投向地下钱庄的一部分资金就会流转出来。同时，监管当局也需制定一个合理的转换条件，建立对民间金融机构相对宽松但绝非纵容的监管环境，努力设法将其纳入监测体系，惟有如此，经济决策部门才能全面掌握真实信息，对于地下钱庄的打击才能作到对症下药。（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加大跨境资金流动监测。近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外汇储备连年攀升，迭创新高，在此形势下，有必要继续放松资本管制，给予企业和居民更大自主权。要在进一步放宽政策限制、简化手续，尽可能地满足企业和居民正常用汇需求的同时，完善现行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堵住外汇非法交易的漏洞。应进一步完善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尽快实现海关、外汇局、外汇指定银行、税务等部门数据共享，提高贸易外汇监管的有效性；逐项研究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大力规范和整顿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活动；以外汇汇兑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查为重点改进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加强对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收支的监管，进一步完善资本项目的外汇管理；强化对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的全面监管，构建跨境资金流动的实时监测体系。（三）完善金融服务监督制度，强化对金融业务运营的监管。国有商业银行应真正实行公司制转化，不断改进金融服务水平与业务创新能力，提升工作效率，以适应市场经济活动的需要。同时，由于地下钱庄利用或部分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金融业务，因此加大对正规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尤其是可疑交易信息的核查与追踪，研判违规资金活动的趋势和动向，将更有效地实现对地下钱庄业务的监测，达到及时发现、准确打击的目的。（四）加强多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打击地下钱庄涉及国家多个部门，良好的制度安排及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非常必要。应建立外汇局、银行、海关、公安等部门异常情况通报分析制度，规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切实发挥各部门专业分工优势，增强对地下钱庄非法交易打击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加强对人民币和外币资金流动的统一监测，整合外汇局、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现有本外币资金监测系统，建立数据与情报交流机制，对本外币的资金流实行联动的、综合的监测分析，真正形成从银行到外汇管理部门再到公安部门的监控报告、分析、侦查和打击的工作机制。
以下是范文，你可以将你能找到的资料改下，网上的具体数据比较少。写好也不一定符合你们单位的要求，主要是改中间的数据。数据是最有说服力。2003年度稽查局工作总结2003年是全面学习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之年，是稽查系统继续深化改革、推行稽查新工作程式的一年。过去一年，稽查局在市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处室、单位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紧紧围绕省绕省局、市局稽查工作要点，依靠全体干部发扬顾全大局、爱岗敬业、迎难而上、连续作战、默默奉献的工作精神，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主要工作回顾如下：一、全力以赴开展各项税收检查工作，稽查力度有了新的增强据统计，2003年全市累计完成检查并作出处理决定1325 户，中止调查、查无问题 613 户，共查补税额14018.54万元，滞纳金 999.65 万元，罚款 2063.47 万元，合计 17081.66 万元，累计执行入库 15578.6 万元。其中市本级完成检查并作出处理决定237户，中止调查、查无问题94户，查补总额5782万元，其中查补税额4494万元，滞纳金350万元，罚款938元；累计执行入库5672万元（包括重点税源监控企业“下查一级”入库税款3421万元）。2003年，市本级累计接受或受理查处的稽查案件371件（包括上年结转），当年查结335 件，年度结案率为90.3 %，检查户数按市局考核口径，完成373.5户 ,完成考核检查户数的113 %。由于检查人员减少，纳税评估新模式执行和非典疫情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虽然查补税款绝对额比往年有所减少，但03年我市和市本级的稽查查补收入总额仍稳居全省前列。其中市本级人均查补税额继续超百万,达105.2万元，居全省市地稽查局之首。具体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认真组织开展各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上半年，我局根据市局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了三年未查企业、纺机配件企业两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下半年则更是集中精力，按照省局的要求，组织开展了消费税税收专项检查等5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各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均如期完成，并按要求及时上报了每项检查的总结材料及有关统计报表。据统计，在7项税收专项检查中，共检查纳税户193户，查补税款、罚款4592.6万元，已入库4592.6万元。（二）集中精力完成了“下查一级”检查任务。在重点税源监控企业、纳税大户企业等税收专项检查中，共下查一级企业 63户，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3421万元，已执行入库3421万元。在下查一级工作中，首先是做好查前自查工作，为企业提供自查自纠的机会，较好地发挥了稽查以查促管的作用。由于“下查一级”的推行，使各县（市）局企业自查税款比往年大幅度上升，据统计，2003全市稽查部门组织自查入库税款达1127万元。其次是做好查中沟通工作，耐心地向被查单位解释、宣传税收法规和政策。三是做好查后信息反馈工作，查处情况及时向被查单位及所在地国税局通报。今年的下查一级工作与往年相比，既有数量上的提高，更有质量上的提高，在新昌、嵊州等地查处的浙江新柴动力有限公司、浙江三花科技有限公司、嵊州银河时装有限公司等几个数百万元的大要案，在当地纳税人中造成了强烈震动，既挽回了国家损失，也有效地促进了纳税人纳税意识的不断提高。同时，检查人员在下查一级工作中吃苦耐劳的作风、连续作战的精神、过硬的稽查业务，也得到了当地国税部门的普遍赞扬和肯定，正如嵊州市局稽查局一位同志所说，绍兴市局的稽查人员冒着炎热检查账证、整理证据，汗水把税装都湿透了，给当地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敬佩和感动。（三）认真负责抓好了举报案件的管理与查处。据统计，2003年全市共受理举报案件597 件，其中立案查处365 件，已结案 340 件，结案率 93。1 ％，查补税（罚）款 2313.76 万元。其中市本级共受理举报案件341件，其中转下级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查处 192 件，作暂存处理 64 件，本级直接立案查处85件，已结案82户，结案率96%，查补税（罚）款1285.92万元。全市共办理支付举报奖励金 10.81 万元，其中市本级办理支付5.56万元。如：本级查处的重大举报案件有浙江新昌中亚实业有限公司偷税案，偷税额达989万元，绍兴市灵芝金属皮革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查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等。（四）按时保质做好了金税协查工作。高度重视金税协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2003年，全市共受托协查发票3796 份，已回复 3796 份，按期回复率达100％，协查发现有问题 398 份。其中市本级受托协查发票898份，已回复898份，回复率100％，协查发现有问题发票217份。全市委托协查发票 1834 份，已收到回复 1928 份(包括上年结转)，有问题512份，涉嫌金额16383万元，税额 2767。5 万元。其中市本级委托协查发票726份，已收到回复843份（包括去年结转部分），有问题394份，涉嫌金额2683 万元，税额 450 万元。随着金税协查系统不断完善，系统的功能得到了明显发挥，稽查效率显著提高。（五）扎扎实实做好稽查执行工作。2003年，全市共执行案件 1247 件，执行入库金额 15578 万元。其中市本级共执行案件252件，执行入库金额2251万元。在执行中，充分运用征管法赋予的执法手段，积极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一年来，全市各级稽查部门共采取税收保全措施、采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共 2 户，入库税款 5。85 万元，而市本级由于采取税款预储的形式,加上执行工作方法得当,从而保证了税款的及时入库,因此未采取相关的强制措施。通过运用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稽查案件的入库率，提高了税务稽查部门执法的威慑力。（六）、加强协作共同打击涉税犯罪活动。在做好执行工作的同时抓好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工作，继续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在市局领导的重视下，经我局与公安经侦部门多次商讨，进一步明确并规范了涉税案件的移送程序。 在此基础上，我局还先后与市公安经侦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制售假发票和建筑安装企业偷税等到涉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及城南大桥脚下地下发票交易案等专项整治活动，有力地扼制了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净化了社会环境，维护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据统计，2003年全市共向公安部门移送涉税案件 149件，经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12 件，已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12 件， 14 名涉税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其中市本级共向公安部门移送涉税案件 38 件，经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10 件，已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7 件，多名涉税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如市本级查处的绍兴市糖酒副食品采购供应有限公司偷税一案，其法人代表唐天放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绍兴市玉龙煤炭物资有限公司虚开发票一案，其法人代表缪元炳被判刑6个月缓期1 年。二、自加压力，深化改革，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一）尝试了案审职能外分离。今年初，市局为进一步强化稽查内部监督制约，硬化案审职能，提高稽查案件质量，经调查研究决定，将案件审理部门进一步从稽查体外分离。从将近一年的试运行情况看，达到了预期目的，利多于弊，得大于失。案件审理实现体外分离后，其执法地位更加超脱，也即达到了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的分离，监督的力度加大，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加强，从内容上促进了案件质量的提高。虽然今年案件退（补）查的情况并没有增加，但检查人员明显感到办案压力比以往大大增加。案审职能进一步硬化后，退（补）查没有增加的情况，恰恰说明了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部门间案件交接的时间有所延长，需要稽查与案审部门多沟通、多协调，以较好地解决好质量与效率的矛盾。（二）、狠抓了各项稽查工作制度的落实。1、狠抓检查工作汇报制度的落实。检查工作汇报制度是我局“三集中一汇报”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局深化两权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为进一步抓好这项制度的落实，我局以市局组织开展的“两项专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对这项制度的执行落实进行了一次全面整改。首先是对这项制度两年多来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评价分析，从纠正对制度的错误认识入手，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要求各级人员高度重视这项制度，充分认识到这项制度在稽查工作中的必要性和科学性。通过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局务会议及科务会议三级会议，全面统一了干部的思想认识。同时，对原来的制度进行了重新修订，弥补了漏洞，增强了制度的实践可操作性，实行了工作日汇报制度。从近一个季度来的执行情况看，这项制度的执行落实已经步了正轨，在稽查办案中，充分发挥了加强领导、强化监督、防止暗箱操作或人为因素干扰，以及减轻检查人员压力、保护干部的积极作用。2、认真落实以查促管制度。在对少数故意违法的纳税人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我局也对多数因失误造成的涉税违法进行了普遍的监控和教育。一是深入开展“以查促管”为核心的稽查优化服务工作，认真落实稽查建议制度，对检查中发现有涉税违法行为或倾向性问题的，向被查户作出《涉税管理建议书》，2003年共向被查企业提出涉税建议近百条。二是组织开展好查前自查工作。2003年本级共组织自查企业544户，自查有问题153户，自查入库税款108.8万元，既挽回了国家损失，也帮助纳税人进行了自查自纠。3、继续推行稽查情况通报会、座谈会制度。为维护被查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提供好权益性服务，我局继续做好“阳光稽查”这篇文章，在落实执行稽查告知制度的基础上，特别做好对纳税人的稽查情况通报、信息反馈。今年我局先后到5个县（市）召开了下查一级企业稽查情况通报会，以及市本级被查企业稽查情况通报会。在通报会上，向被查对象通报稽查情况，听取并解答纳税人政策与法规、执法与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我局还到4个县（市）召开了今年以来被查的下查一级企业座谈会，进行面对面交流沟通，听取被查企业对下查一级开展情况的想法和建议，并现场就我局规范执法、优化服务情况对纳税人进行问卷调查。从问卷调查情况看，纳税人对我局的下查一级工作比较满意。三、以贯标为手段，完善工作规程和考核体系，内部管理上了新的水平（一）深化贯标工作，完善ISO体系文件。1、及时修订ISO体系文件，完善各项工作规程。为保证ISO体系文件的适宜性和全覆盖，我局分别在年初和年底两次对ISO体系文件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在平时我们结合上级部门新规定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及时补充新的体系文件，以达到工作岗位的全覆盖。据统计，我局全年共计修订工作规程63则，并在此基础上新增工作规程1则，通过一系列的修订完善工作，使我局的全部工作都做到有规程可依。2、抓内审、促落实。为使各项工作规程落到了实处，我局结合对工作目标的平时考核，按季开展对工作规程执行情况的内审，并将内审结果与工作目标考核相挂钩。2003年我局重点对稽查人员执行《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办法》情况进行了内审，为使内审达到预期效果，我们专门安排时间，并从各县、市局稽查局抽调专业人员，以随机两样的形式，对每位稽查人员的案卷进行了检查，共计检查案卷 21只，发现问题15处，根据内审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3条预防措施。（二）、突出稽查绩效，进一步完善工作目标考核体系。随着收入型向执法型稽查的完全转型，稽查新模式的推行，稽查取证难的困难日益突出，以及检查人员执法风险、执法难度的提高，原有的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稽查形势和变化的需要。为此，我局根据市局的考核要求，在全面征求各科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工作目标及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工作目标考核的重点作了相应调整，以促进稽查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提高。新的考核办法主要突出了办大要案、加大查处力度、提高检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的思路，采取了对稽查人员查处的个案按查补税款数额大小来确定不同分值进行加分的办法。新的考核办法有利于提高了稽查人员办大要案的积极性，据统计，2003年市本级共查出了30-60万元案件6件，60-100万元案件4件，100-300万元案件3件，300万元以上案件4件。（三）、从推行两项措施入手，促进全市稽查管理工作上水平。1、进一步深化办案质量标准化管理。根据省局《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试行办法》、《浙江省国税稽查案卷档案管理工作规范》以及新征管法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今年我局从推行税务稽查案卷标准化制作入手，进一步深化办案质量管理，重新修订了《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办法》，对全市稽查系统稽查文书的使用和稽查案卷的制作作了统一规范，较好地解决了原来在稽查工作中稽查文书使用不统一、证据提取复制不统一以及文字随意涂改、不按“一事一签”要求来取证和制作案卷等问题，大大提高了稽查工作质量和稽查效率。2、进一步延伸了信息化管理工作。在市局信息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局开发了“稽查涉案信息系统”，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实现全市稽查系统涉案信息的共享，并较好地解决了三方面问题：一是解决了CTAIS应用前的稽查案件信息查询难的问题，提高了稽查选案的针对性；二是提高了案件定性处罚的准确性；三是提高了稽查的分析、监控、以查促管的能力及办案的效率。四、以创建文明单位为载体，从严带队，队伍素质有了新的改善（一）做好机构人员调整工作。按照省局党组关于市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机构级别和干部选拔配备的通知精神，我市在5月底，通过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异地任职的方式，选拔了5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业务骨干到各县、市局稽查局担任局长，充实了基层领导力量，及时完成了机构改革工作。同时，继续做好一年一度的“二员”选拔工作，充分调动干部的工作、学习的积极性。今年的“二员”选拔与往年不同的是，稽查局中层干部也全部参加了“二员”考核。经个人申请、考试测评和局考评领导小组审定，评定出12名高级稽查员、35名中级稽查员、11名稽查员及2名助理稽查员；并确定其中46名为主办稽查员。（二）继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及行风建设工作。局领导十分重视稽查队伍的廉政建设工作，做到逢会必讲，警钟常敲，并按季召开廉政建设分析会，对各阶段的干部廉政建设情况进行讨论分析。组织主办稽查员及中层以上干部到监狱去接受廉政教育和职业风险教育，与此同时，我局还专门举办了法纪讲座暨税务稽查员宣誓仪式。特别邀请检察人员作法纪讲座，使稽查人员进一步认识到当前需要重视和防范的职务犯罪问题，进一步强化了法纪观念和执法风险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牢固构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制定税务稽查人员执法行为规范并组织宣誓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稽查人员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使干部更加明确了廉洁从政的天职。从今年市局监察部门向纳税人所作的问卷调查情况看，我局的稽查执法满意度达到了 98.88 %，与以往年度相比，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了我局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规范执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三）开展文明形象“四比”、“四看”竞赛活动，全面整顿干部作风纪律。在认真组织参加市局开展的“两项专题教育”活动基础上，我局为巩固活动成果，于9月底起专门开展了这项活动，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制订了《文明形象“四比”、“四看”竞赛活动办法》。活动分着装风纪、劳动纪律、文明礼貌和环境卫生四个内容，以科为单位，采用无记名形式进行打分，每周评出二个优胜单位，最后结果与年终岗位目标考核挂钩。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稽查干部文明形象有了新的提升。（四）重视对干部的业务知识培训。认真落实已有的《稽查局工作人员学习制度》，并按照市局要求，做好周一学习的督查工作。同时，结合新一轮“二员”选拔工作，在2月份组织开展了为期两周的集中学习活动，先后举办了进出口税收稽查业务、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ISO9000稽查体系文件等三个专题的业务培训，并于3月初组织了业务考试；为全面提升稽查办案质量，实现案卷标准化，我局还专门组织对全体干部进行了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化管理培训。为提高稽查干部的取证技能和办案质量，我局还组织了由市本级稽查全体人员及县市局稽查局部分业务骨干参加的税务稽查取证技能培训，邀请了有关法律专家作专题讲座。为进一步提高全市稽查系统稽查办案的理论、实践水平，我局在组织调研、撰写论文的基础上，在全市稽查工作会议上分别就税务稽查权的运用情况、税务稽查取证技能、办案质量标准化等8个调研课题进行了专题交流和研讨。另外，我局还组织所有干部分批参加了市局组织的计算机NIT证书培训、考试。通过上述一系列培训，使我局干部的稽查业务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五、当前稽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从纳税人看，一些企业反稽查能力和意识越来越强，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作案方式智能化、团体化，由此大大增加了检查难度和取证难度，并且，由于利益的直接化，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对办案人员的压力有增无减。（二）从执法力度看，一方面，在查办一些案件中，现有的稽查权力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与此同时，有些法律赋予的检查权力却未能运用或充分运用起来。（三）从干部队伍现状看，稽查人员只占干部队伍的21%，办案力量明显不足。除此之外，稽查人员的整体素质与稽查形势不相适应，一是部分人员尚缺乏独立的办案能力，办案技能不高、经验不足。二是少数人员廉洁自律意识不强，存在安全隐患。（四）从激励机制看，现行考核奖惩机制不够完善，尤其是针对目前稽查办案难度普遍增大和风险不断加剧的情况，奖惩力度相对不足，挫伤了稽查一线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五）从稽查各环节之间的关系看，实行选案和案审环节的外分离，增强了实施环节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保证税收执法的公正性，但对如何整体提高稽查工作职能，则缺乏足够的重视，一定程度影响并制约了稽查整体绩效的提高。绍兴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