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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依法治税、依法行政理念在税收实践中的贯彻落实，法治意识在税务系统逐步确立。但受传统人治思维影响，管理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等现象仍有发生，纳税人合法权益还不能完全保障，税收执法风险依然存在，法治思维尚未普遍形成，税收工作法治化进程缓慢。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从法律的立场出发思考认识社会现象的方式和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表现为重证据、讲事实、守程序。用法治思维指导税收工作是推进税收工作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抓手。用法治思维指导税收工作必须坚持科学决策、依法决策。要完善领导班子学法用法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遵法、用法，在运用法治思维指导税收工作上发挥表率作用。要认真落实党组议事规则和各类会议制度，重大决策应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经党组集体讨论确定；要明确重大决策范围，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重大税务案件处理等与纳税人利益相关的事项，应纳入重大决策范畴，重要工作安排应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集体讨论决定；一些重要决策事项要进行合法性论证，主要评价决策是否超过法定权限、是否与法律法规抵触，是否存在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的风险，并拟定风险应对策略。要健全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制度，及时掌握决策实施情况，综合判断决策执行效果，及时研究应对措施，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效能。用法治思维指导税收工作必须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税收管理。经济决定税收，税收来源于经济并反作用于经济，这是税收经济观的基本内涵。依法组织收入是税务部门的第一职责，必须遵循“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原则不动摇，坚决防止“寅吃卯粮”，收“过头税”，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要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及税源变化情况，深入企业实地调研，了解真实情况，深化税源管理，加强税源监控，堵塞征管漏洞，努力保持税收收入稳定增长。要强化经济税收分析，建立分析常态机制，针对性开展分析，提高分析质量和预测水平，促进依法征税。征收管理是法律赋予税务部门的职责和义务。要健全规范征管流程，深入推进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税源专业化管理改革，提升税收管理和执法效率。要创新专业化管理方式，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将职责调整、业务重组加以制度化，做到流程顺畅、程序正当、防控有力。要发挥税务稽查的威慑力，严厉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维护税收秩序，营造公平环境。用法治思维指导税收工作必须认真落实税收政策，切实规范执法行为。要通过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助推企业发展，同时发挥税收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要定期对现行税收政策和管理规定进行清理，开展政策执行情况调研和效应评估，及时反馈政策落实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要严格执行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出台文件要经过合法性审查，坚持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建立日常清理和定期清理相结合的常态化文件清理机制，经常对规范性文件收集、分类、分析、评估，提出补充、修改或废止意见。要深刻认识税收行政裁量权既有利于根据实际情况依法灵活处理问题，又可能因滥用而滋生腐败或造成不公，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切实规范行使，加强对税务处罚、核定征收、税务审批等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指导约束，尊重法律精神、法律原则，做到既合法又合理。要加强法律知识培训，使干部职工熟练掌握税法规定的实体内容和执法程序，以及相关行政法律基础知识，提高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责任意识、程序意识、风险意识。用法治思维指导税收工作必须推行政务公开，加强监督制约。要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依职权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要认真梳理各类办税事项，制定本单位信息公开计划，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稳私以外，所有办税依据、流程、结果等各类信息，依法在办税场所或公共媒体进行公告，便于纳税人知情、办事、监督。要加强税收执法风险防控，以防范税收失渎职风险为切入点，将风险管理引入执法管理中，开展税收执法风险规律性研究，建立税收执法风险自我管理机制；要认真排查带有普遍性、苗头性的执法风险，提出风险预警，积极开展税收执法主题风险应对活动，进一步完善制度。要畅通税收法律救济渠道，建立健全信访、举报、投诉、行政复议联动机制，实行“首问负责制”，理顺内部衔接，畅通纳税人投诉渠道。要充分发挥税收行政复议化解征纳矛盾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提高复议案件质量，做到案结事了，要统筹考虑依法行政评价与其他税收执法和行政管理质量考核的关系，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依法行政绩效评价机制。要坚持多措并举，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强化监督，构建全方位的税收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受追究。法治思维既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世界观，也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税收工作的方法论。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坚持用法治思维指导税收工作，在税收工作法治化进程中迈开坚实步伐。
论我国实现税法制度现代化 一、实现税法制度现代化的基本目标 从税收法律制度来说，现代化的目标是：1.在全社会确立税收法治的观念，增强民主平等的纳税意识。2.建立和健全统一的反映现代税制结构要求的税收法律，完备税收法律体系。3.建立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提高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切实保护纳税人的权利。4.形成严格统一的税收执法，做到依法行政。5.实行征管手段和组织的现代化，实现公平与效率。6.在全社会建立良好的税收法制环境。 二、实现税法制度现代化的主要途径 首先，要实行税法观念上的现代化，树立四个现代化的基本观念： 1.“企业者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变，树立税收国家观念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分为所有者国家、企业者国家和税收国家。建国后，我国通过计划分配的形式，即国家凭借所有权来取得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是属于企业者国家类型。以后通过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我国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比重超过了90%，已经转变成了税收国家。 2.树立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观念 税收的开征与停征、税收的加成和减免以及其他基本要素均由法律来规定。现代税收国家法治的核心之一，体现为既是民主的，又是监督的，税法的制定也必须要贯彻民主立法权和民主监督权的思想。纳税人对税款的用途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并有权对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3.树立税收征管“三服务”的价值取向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税收征管的最终目标是对纳税人的监管和完成税收任务这种单一型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税收征管工作的价值取向应当是“服务于经济发展，服务于纳税人，服务于全社会”这种复合型的税收目标。为此，征管工作的理念应当是“法治、科技、服务、管理”。 4.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 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税法是一种义务性规范。但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必须实行由单一的义务观念向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转变，树立平等的权利义务统一观。这就不仅要求征税机关要依法征税，而且要树立起为纳税人服务的良好风气；树立起纳税人权利的意识。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税收制度上的现代化。要始终强调税负公平和公平税负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并且要在税收制度的各个要素中得到体现和落实到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 1.税法现代化在宪法上的保障制度 我国宪法对税法现代化，包括对税收法定原则、对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和权利的统一，规定的比较简单。在适当的时候，对我国税法制度的基本结构和方针原则应在宪法中得到体现。 2.对1994年开始的我国现代税收制度的改革所迈向的税法制度的现代化的重要里程，必须完善和发展 首先，税法的现代化与国际化需要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并与国际接轨。增值税和所得税由于其自身的优点及特性，成为中国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1)对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普遍调节的增值税，必须创造条件，实行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过渡。(2)对商品经营与服务行业实行普遍调节的营业税。(3)完善对进出口货物和物品实行普遍调节和特殊调节相结合的关税制度。(4)尽快统一目前存在的内资和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法的做法，按照税收公平原则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改变目前外资实际上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做法。 其次，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实行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与综合所得税制转变；简化税率，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统一减免项目规定，从严界定减免扣除权限；统一提高生计扣除800元的基础扣除标准；在税率和减免税项目、扣除标准方面与企业所得税协调等等。 完善农业税制。进一步把在部分地区取消征收农业特产税及对取得农业特产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试点的经验推广到全国范围，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以缓解入世对我国农产业的冲击。 另外，还要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税务稽查工作是税收征管体系的最后一道屏障，担负着打击偷漏税的任务，对于维护税法的尊严，创造公平、公正的税收环境，保证税收任务的较好完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税务稽查工作的特殊性，针对的对象差别很大，既有大公司，又有小企业，甚至个体工商业者，既有国有企业，又有集体、私营企业，而且每个企业的纳税意识，纳税行为又不一样。面对相对复杂的工作环境，在新时期如何做好税务稽查工作，充分发挥税务稽查的职能呢？结合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应下好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稽查人员要熟练掌握税收法律法规和财务知识，才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有的放矢，准确找出企业存在的税收问题，并最大限度地避免执法失误。有些纳税人对于财务和税收知识非常了解，偷税的手法相当隐蔽。如果税务人员掌握的知识还不如纳税人，那么就很难发现企业偷税的手段和方法，稽查工作也会收效不佳，而且一开始就会在心理上“输”给纳税人，不利于稽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另一方面，准确把握税收政策，还可以给纳税人提供税收咨询，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纳税人按规定可以享受的政策，一定要明确传达给纳税人，并很好的贯彻执行；按规定不能享受的政策，应该及时向纳税人指出，以免给纳税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从而营造一种和谐的征纳关系，促进稽查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方面，要努力提高稽查质量。税务稽查的促收促管职能则是从其监督职能中派生出来的，主要是指通过对偷逃税行为的查处，从纳税人方面发现征管中存在的漏洞与不足，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征管部门，促进其改进工作，加强管理。当前，提高稽查质量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改进选案方式，提高稽查的针对性。稽查部门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选案，把选案准确率纳入考核内容。要加强同征收管理部门的信息传递，把纳税评估、纳税信誉等级管理作为选案的重要手段。二是精心组织检查的实施，提高办案质量。要做好查前的准备工作，要结合现有的稽查力量，精心配备检查人员，要加强对重大案件、跨地区案件查处工作的指导。三是加大处罚力度和案件公告、曝光力度，增强震慑力。 第三方面，在作出税务处理时要把握好一定的尺度。作出税务处理是税务稽查主要工作的完结，稽查工作的好坏主要体现在税务处理的结果上，同时税务处理对于纳税人来说是利益的再一次分配，因此，作出税务处理在整个稽查流程中显得非常重要。作出税务处理时，既要合法，又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多方因素，既不能姑息迁就，又不能“一棍子”打死，同时兼顾效率、公平、公正。这样，才能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作出恰当的处理结果。 第四方面，要协调与基层税务分局的关系，建立税务稽查与税务管理的信息传递制度。税务稽查的目的是“外查内促”，即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建议征管部门改进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提高征管工作水平和效率。税务稽查不仅是查补税款，关键是通过稽查发现征管中存在的管理问题，改进工作，提高征收管理质量。首先，征管部门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改善管理的基础上，应及时提交稽查部门组织检查，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广泛的案源渠道，使偷逃税等违法行为置于监控之下。其次，稽查部门在税务稽查过程发现征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及时反馈给征管部门予以解决。再有，税务稽查与管理各部门之间应该建立一套规范的联系制度。把稽查、征收、管理各部门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格局，设置统一的信息传递文书，使纳税申报资料、税收管理资料、税收稽查资料在各部门之间相互传递。 第五方面，要把握好与纳税人交往的度。与纳税人交往不能过于密切，以免影响公正执法。有些税务人员与纳税人过于亲密，造成在税务稽查工作中，碍于情面，放不开手脚，甚至马虎了事，根本发现不了问题，即使发现了问题，在作出税务处理时也是“高抬贵手”、“手下留情”。更有甚者，个别税务人员发生受贿等违纪行为，严重影响了稽查工作的开展。从另一方面来说，纳税人又是财政收入的创造者，对于发展地方经济，解决就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实施稽查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予纳税人充分的尊重，态度不能生硬，更不能高高在上。要做到执行税法“硬”，与人交往“软”。实践证明，与纳税人适当的交流、沟通，能成为工作中的润滑剂，相反，拒人于千里之外往往容易使工作陷入被动。 可见，税务稽查通过发挥其职能作用，从征纳两个方面促进了税收管理工作的完善
从“税法解释学”的角度，分析税法解释如何实现税法的生命力 （1）利益法学在税法解释中的指导意义。 20世纪初期之前的经典科学认为：现象世界的复杂性能够和应该从简单的原理和普遍的规律出发加以消解。经典科学的这一思想反映在法学研究中，便是与其他学科的经典模式一样，法学学者单纯地将自己封闭在法学的学科范围内，知识领域相对片面。（---[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2001）因此这一时期，概念法学在法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其缺陷是为了维持法律逻辑的一贯性和体系性，而忽视社会事实，无视社会的或法律的目的。在法律解释学上的具体体现就是日趋僵化和保守，丧失了创造性，无法适应社会和经济的新的要求。 利益法学就是在对概念法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利益法学撕开了“法律是逻辑自足的体系”理论的缺口，其依据是加达默尔所主张的人们做出某种理解时必然受到传统、历史性等“前见”的制约，而且不同的法律解释者所持有的不同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衡量，导致实际中可能不存在众人认同的解释的目标，同时也难以找到保持一致意见的理性手段。基于以上认识，直接关注在具体纠纷中使用法律的后果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基于利益法学，就要求法官在做出解释性判决时要考虑不同的判决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解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具体解释的目的，而不必纯粹进行概念上的演算，不是单纯追求“逻辑上”正确的解释，其解释过程也不完全取决于单一的一个逻辑过程，而是权衡当事人的利益，并通过税法一般原则和税法目的的阐释，使当事人的利益得以平衡。（---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2002）。如果为了维护税法的安定，而将税法理性、客观、公正的理想和目的加以牺牲，会必然使税法的解释沦为形式的逻辑化，自然难以促成税收正义的实现。税法解释的实质是解释者活化税法的过程，其解释活动并不是一种主观意志活动，而是建立在对税法规范进行整体性的认识和阐释的基础上的，它并不违背税法的目的及基本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种解释是符合税法具体规范的一般文义的。（---齐延平：《法律解释：法律生命化与法官职业化的过程》） 同时应当意识到，法律解释与其他解释不同，它主要是面向未来的，解决的是法律颁布后适用于具体纠纷的问题，并且是严格以法律文本为依据的。因而只有其客观性能被合法性所肯定时，才能使法律具有可预测性。所以，不能认为有权解释者对税法做出的修正和发展是一种变更税法的行为，其性质仅仅是完善税法的行为。在税法的解释被税法所吸收，并成为税法的组成部分之后，由此，成文税法就能够迅速反映税收制度的变革和经验，克服其滞后和僵化的缺陷。（沈敏荣《我国法律解释的五大悖论》2000）所以，税法解释必须兼顾维护税法的安定与税法的理想，然后税法的功能才能充分发挥。 另外，波斯纳提出了“交谈合理性”理论，以缓解税法解释中“平衡论”与“法治论”之争。它一方面通过引入解释者的自由裁量，以寻求妥当的税法解释结果；另一方面通过对解释过程和理由的合理性的强调，保证对税法妥当性的追求不会蜕变为解释者的主观任意性，从而消除税法解释中自由裁量因素对税法的确定性（即，税收法定主义）的冲击。（---张志铭《法律解释概念探微》1998） （2）税法解释的经济学基础 税法解释的过程上是一个创造和发现的过程，税法解释到何种程度是一个利益平衡的结果，既取决于人们对税法解释的态度、过程及方法，也取决于相关信息的搜寻和决策制度。由于人们无法“理性地”估算出支付多少税法解释信息成本才是合理的和最为效率的，所以只能承受一定水平以内的税法解释信息成本，并且在凭借经验判断认为已收集的信息足以作出合理的税法解释时，便不再付出成本搜集信息。（--[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2000）换言之，税法解释不是在既定的构造性前向无知和横向无知的条件下产生出“完备知识”的过程，而是将无知减少到解释者易于控制的程度的过程。当无知被降低到易控制水平时（即，有限理性时）解释者就试着作出决策了。（---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2002）（这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惑了我对经济性税收政策的评价非精确性的疑问） 本体论的解释学已经表明，解释学经验的本质就是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认识，从而我们对于世界的变迁和实践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洪汉鼎《理解的真理》2001）加达默尔指出：“经验就是对人类有限性的经验。……也就是说，有经验的人明白一切预见是有其界线的，一切计划具有其不可靠性。……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1999） 这种解释学的观点还可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冯-哈耶克将“知识问题”引入经济学，他将“构造性无知”称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虽然人类一直努力运用现存知识和开发利用更多的知识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有限知识这一问题依然是人类存在的核心苦恼和稀缺的构造性因素。（[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 2000）人们在获取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获取某信息的预期成本和效益，所以他们不可能从尚未到手的知识中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个人在获得某信息之前是需要它的，这就是的所谓的“信息悖论”。另外，知识搜寻成本必须被视为“沉淀成本”。实际上，在知识搜寻成本高昂而成果又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只获得特定的部分信息并保留对其他信息的无知是合乎理性的，此即是“理性的无知”。奥地利经济学派强调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无止境的试错过程，所以，在不确定条件下为搜寻有用知识而付出成本的人仍往往不能作出理性的选择，经济行动大都具有很多出人意料和难以预测的效应。对此，理性的人们必须作出相应的预期行为。 5、税法解释的具体原则。 税法解释的具体原则是在税法的解释过程中应遵循的具体原则。 （1）税收法定原则既税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税法解释的具体原则。课税合法性，必然要求禁止在税法解释上采用扩张解释或限缩解释，不仅在有关税收债务发生的规定上，而且在有关税收优惠方面的规定上，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如果对税收债务发生的有关规定，加以限缩解释，或者就税收优惠的有关规定加以扩张解释，纵然对于纳税人有利，但因其违反了课税合法性的要求，应为不允许。同样，课税的合法性要求，对于所谓补充解释或反于文义的反对解释，当然也予以禁止。（这里，可以结合我国的税收优惠泛滥，加以评述）这一原则保障了税法的安定性，符合法律的预测可能性。 （2）类推禁止原则。对于税法的漏洞可否适用类推原则，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反对的观点认为，必须禁止类推原则的适用，因为税法作为侵权性规范，必须保持其稳定性，依据税收法定原则，不得作出任意的扩张或类推解释。赞成的观点认为，在一般行政法上，除行政处罚法外，即使在行政干预领域也多承认以类推适用来填补法律漏洞，在税法上没有必要排斥类推解释。这种观点以德国科隆大学教授Tipke为代表，他认为，法安定性并未要求法律适用止于“可能之文义”，实际中纳税人信赖的基础不在于个别的法律文字，而是“法律状态”，所以放弃基于法安定性推导出来的税法类推禁止理论，并非意味着放弃法的安定性，而只是为了更接近现实。在行政法理论中，很多人都赞同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但是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一方面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2004）税法由此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传统的行政法。 （3）实质课税原则，起源于一战后德国的经济观察法，指对于某种情况不能仅根据其外观和形式确定是否应予课税，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尤其是应当注意根据其经济目的和经济生活的实质，判断是否符合课税要素，以求公平、合理、有效地进行课税。实质课税原则主要是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经济生活多样化、交易手段复杂化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公平、合理、有效地进行税收征收而提出 的一项解释原则。 (---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2003) 根据法律规定，节税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节税与避免之间只一墙之隔，例如在一些关联企业的转让定价中往往以节税为名掩盖避税之实。所以，依据实质课税原则进行税法解释可以防止对法律僵化地、形式上地理解“税收法定原则”，从而避免了违背量能课税的原则。因此，实质课税原则是对形式课税原则的补充，尽管这种补充作用非常有限。（---陈清秀《税捐法定主义》台湾月旦出版社1993） （4）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并非仅是私法上的基本原则，而是公法与私法共通的一般法律原则，于具体存在的税收法律关系上也有其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具有道德性的法律规范，属于法律上的强行规范，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上适用的补充。（---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1994）尤其随着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由“税收权力关系说”向“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转变，税法成为整个公法领域中与私法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部门，则诚实信用原则更具有实际意义。 6、我国税法解释的法律效力。 （1）我国税法的渊源。 我国税法的正式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务院各部委根据授权，在本部门权限内发布的有关税收的规章和规范性的命令、指示，也是税法的渊源），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省、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和地方政府）、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际条约和协定。 我国税法的非正式渊源主要是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税收征管的“通知”、“决定”、“函”、“批复”、“有关规定”等。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此类文件称为“解释函令”，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规则（职权命令），是行政机关依其法定职权所制定的命令。解释函令为保证税法的统一公平实施、减轻税务人员适用法律的疑义起到重要的作用，其中对纳税人来说关于税法解释的通知是极为重要的。在我国，税法解释数量较多，并具有实质上强制执行的效力，在实务中，适用更多的是这些关于税收的“通知”、“决定”、“函”“批复”“有关规定”等，而作为这些文件权力依据的税法反倒被冷落。 （2）税法解释函令的法律地位。 解释函令其本质是规范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事项，在税务行政组织内部具有约束力，但从“法源”上看，解释函令仅是行政规则而并非税法的法源。这一点不同于行政法规、规章，不能直接对国民生产约束力，法院也不受其约束。但是，恰恰因为税务行政机关内部受其约束，所以，日常的税务行政行为（例如，关于税法的解释、适用等问题）必然会依据函令而进行，其效力便及于一般的纳税人，产生了实质的、间接的对外效力，使得解释函令具有了与税法相同的正式法源的作用。与中国大陆做法相同，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各种解释函令构成了税收征管机关日常行我职权的重要依据。（---黄源浩《税法上的类型化方法----以合宪性为中心》台湾大学1999） 法社会学认为，解释函令也属于税法的正式渊源。这种观点的后果是，会导致通过行政而对法律进行了修正或者补充，会严重侵害国民的立法权利，所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这样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由于解释函令的不具有渊源性，司法机关难以对其进行审查，纳税人也缺少有效途径对其提出异议。北野弘久认为，解释函令在法解释学上不具有法的渊源性，但是，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范围内，则应当赋予解释函令具有一种行政先例法的效力或法的渊源性，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反射性效力。这属于法定主义的适用例外。（--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2001） 四、评价税收的调控功能的主要标准 ------效率和公平。 （所以在论述所得税的调控功能之前，有必要阐述一下效率和公平的相关理论。） 1、效率。 （1）税收效率的概念。税收效率是指以尽量小的税收成本取得尽量大的税收收益，即用最少的征税和纳税成本获得最多的税收收入，国内学者认为属于行政效率。税收成本包括税收的征收和管理费用，还包括税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各项负效应，即“间接成本”。税收收益包括政府取得的财政收入，还包括因税收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等而产生的正效应，即“间接收益”。 （2）西方税收效率思想的演变： 第一阶段，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确实、便利、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即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强调国家对经济自由不强干预，税收负担尽可能轻，对经济的影响尽可能小。 第二阶段，福利经济学基础上的税收效率思想。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税收中性原则占据主导地位，主张适度配置生产资源，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力量，使国民收入最大化，认为只有社会经济福利增加了，税收才是有效率的。 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首先提出税收中性的概念，利用供需曲线与消费者剩余概念，首次详细地研究了税收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提出 了税收的“超额负担”概念，（即，税收的经济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款本身对纳税人的负担，通常被称为正常负担；另一方面是超额负担，是指征税过程中可能会干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使本来有效率的选择发生扭曲；或是由于对信息的把握不全面、不准确，政府制定的宏观税收政策不反映客观实际，未起有效的调节作用而是起负作用，造成经济运行的紊乱和低效）。并且，证明间接税的超额负担超过直接税，如果被课税的消费货物价格需求弹性愈大，则超额负担也愈重。因此，他主张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使税收保持“中性”。 第三阶段，凯恩斯学派以实现宏观经济均衡为目标的税收效率思想。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宏观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行消除，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主要受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左右，认为税收应在市场失灵时保持“非中性”，即主张运用税收纠正市场存在的缺陷，调节经济运行。凯恩斯学派提出了一个需求管理型的治税模式，要点是发挥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税收对需求的影响可以通过税制本身自动地调节经济，同时，当自动稳定器无法解决宏观经济失衡时，就需要采用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型治税模式。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情况制定相应的税收措施，并使之与其他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控制总需求。 第四阶段，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在政府干预经济也出现失灵的情况下，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等崛起，主张尽量减少国家干预，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来维护经济运转，因此，税收中性思潮复归并现再度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税收中性成了这一时期西方税收效率思想的代名词，主张通过减少税收对经济的扭曲程度，提高整体经济效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中性原则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西方经济学家又利用无差异曲线研究税收的超额负担，认为直接税也会扭曲价格，有干扰市场的不良影响。当劳动者的所得被课税之后，其所得会减少，并产生两种效应：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这两种效应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相反的，彼此可以互相抵消，但最终影响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和需求价格。不过，无论怎样都会损失一定的社会福利。理论上认为，比较理想的税收制度应使这种超额负担减至最小。至此，税收中性被解释为：国家在征税时，除了让人民因纳税而发生正常负担外，最好使税收对种经济活动所发生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 9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最优税制理论对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应缩小活动范围，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在支出方面，应缩减政府开支，避免财政的挤出效应；在税收方面，主张税收中性和减税。对于税收优惠，认为不能地过分相信税收的功能，税收在投资决策中只是一个影响因素，要吸引和鼓励投资，关键要看软环境如何，因而主张减少税收优惠，保持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 最优税制理论同样也崇尚自由主义。在符合假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行政管理能力和标准福利函数），该理论认为政府不可能不费代价地征集所需要的收入，这种代价集中体现在税收干扰资源配置产生的经济效率损失，即超额负担。西方学者使用“帕雷托最优”理论描述效率，即，如果资源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可能在使其他人情况不变的情况下而使任何一人的情况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就说明资源配置不是最优的，还可以继续调整。把“帕雷托最优”引入税收领域，就形成了税收的经济效率理论。税收的经济效率可表达为用尽可能少的税收经济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收益。所以政府应致力于寻找一种最优税收工具，这种工具在能征集到既定收入的前提下，产生的超额负担最小。 （3）对于西方税收效率思想的评论。 应当意识到，不同类型的国家的税收经济效率的涵义不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相对成熟，市场经济的各项机制比较健全，所以可以实行税收中性，减少税收对市场的干预。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健全，仅仅依靠市场无法完成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失灵”和“市场缺位”等问题都比较突出，就不应该片面仿效发达国家实行税收中性，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经济效率的涵义应该是，积极、适度地运用税收调节经济，促进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2、公平。 （1）公平的概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平是与分配有关的概念。解学智教授在《所得课税论》（1992）中认为，从理论上而言，公平是一个分配的范畴，对公平的判断可归结为对分配结果和分配过程的判断。公平的分配是分配结果与分配依据相一致，即，个人获得的社会财富分配额与他所贡献的社会财富是对称的，而分配结果是否均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间的差别应是合理的。 但事实上，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天赋能力、劳动数量质量的差别，以及出身、特权、垄断所导致的差别，使人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必然有区别，就使得不均等的分配缺乏公平的理由。因此，应当排除社会历史和偶然、任意因素对人们的影响，或者给予补助，把保障机会平等作为实现公平的前提。 （2）西方税收公平思想的演变。 西方学者对税法的公平的认识 中最早的且最有影响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观点，认为税收是一种利益交换，主张对个人得自国家保护下的利益，根据个人能力，按比例纳税的原则，尽量不干涉社会财富的分配，即税收中性的态度。亚当斯密的公平，是一种按比例纳税的公平。 由于亚当密斯同时强调了利益交换和按个人能力两个因素，后来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税收公平思想先后产生了“受益说”和“负担能力说”。其中，“负担能力说”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当前世界税制改革浪潮中的“宽税基、累进税率”都是为了能够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衡量出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体现负担能力说，以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但“受益说”的理论实质仍显见于部分税种的税制设计中，如对公路的课税、社会保障，及许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西方学者认为，税收公平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其中，又以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的学者为多，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经济学家布坎南在其公共选择理论中都从伦理的角度对税收公平有所论述。研究最优税制理论的学者还提出 ，由于事实上税制很难达到最优状态，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从次优的角度或状态来探讨税收公平。福利经济学派的穆勒等人，引入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使公平的涵义与福利观念相结合。 3、税收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1）从宏观而言，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效率与公平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但对于单个税种而言，其公平和效率目标经常存在冲突。最合乎公平原则的税种，可能超额负担较大，不符合效率原则。（例如，所得税，符合公平原则，但对经济会产生复杂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可能会扭曲各经济主体析选择，不符合中性原则。） 而不符合公平原则的某些税种，反而符合效率原则或是更具中性。（比如，人头税，从效率角度看，征纳费用低，并且完全符合中性原则，但累退性强，有悖于公平原则。） （2）通常认为，不同税种之间，商品课税------较有效率，但收入再分配能力有限，对公平的促进不大；所得课税-----能够较好地促进公平，但缺乏效率。 不同税制的所得税也存在着差异，比例税率比累进税率更有效率；累进税率较比例税率更能促进公平。
没有，因为军法的杂志亭数量会变少了，但是对于军法的发布内容不会减少，杂志亭减少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用电子产品去查找资料了
您好，军法和刑法之间的冲突是指当军法和刑法之间存在冲突时，那么应该采取哪种法律来解决问题。在中国，军法和刑法之间的冲突是由国家最高法院来解决的，国家最高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哪种法律应该优先适用。一般来说，军法优先于刑法，因为军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而刑法只是一种普通的法律。但是，如果军法和刑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那么国家最高法院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哪种法律应该优先适用。
中国军法杂志没有停刊。中国军法杂志是有关部门创办多年的供军法研究普及的双月卡，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确定的基层部队必订的刊物。
关于行政执法．内容提要：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是我国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治国方略所决定的。“行政执法”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的涵义，但其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是执行法律（人民的意志）而不是执行长官的意志，是受法律规范、制约而不是任意所为。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必须继续推进行政执法改革。改革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执法的方式、方法，而且涉及执法体制、执法范围、执法目标及执法主体与执法相对人的关系，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关键词：行政执法、行政管理、行政行为、行政体制、行政执法机制一、伟大的转变：从“管理”到“执法”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行政等同于管理。我国古书中所谓“召公、周公行政”，即指国家政务管理 1。《汉语大词典》对行政的释义有二：其一为“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其二谓“机关、企业、团体等内部的管理工作” 2。可见，无论古今，行政均指管理，管理无论内外，均可谓之“行政”。在许多外国学者的著述和词典、辞典中 3，通常也将行政与管理等同，如德国学者平纳特在其所著《德国普通行政法》一书中说，“行政”一词常用于超出公法的其他地方，例如“家务管理”、“财产管理”等形式。这里提到的行政（作为行政法依归的行政），乃是国家机器及其组织的“公共行政”（公共管理） 4。原苏联行政法学者更是不仅将行政等同于管理，而且将行政法定义为“管理法” 5。行政虽然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视同于管理，或谓公共管理、国家管理。但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行政通常指国家整个政务管理，是指管理整个国家事务，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行政则仅指除立法、司法以外的国家管理。西方许多传统的行政法学家都曾这样给行政下定义：所谓行政，乃除立法、司法以外的一类国家（及其他公权力主体）职能（作用、活动、行为） 6。至于作为行政的国家职能（作用、活动、行为）的实质和内容，则可归结为执行与管理。所谓执行，可包括执行法律、政策、命令、指示、决议、决定，等等。所谓管理，可包括组织、指挥、发布命令、禁令、实施许可、征收、进行监督、检查、对违规者给予处罚、强制，等等。执行并不等于执法。执法在执行中的比重决定行政的性质。古代的行政虽然可界定为国家整个政务管理，但这是就广义的行政而言。在古代，同样存在狭义的行政，狭义行政不包括宏观决策，宏观决策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国王（皇帝）的行为，而狭义行政则是国王之下的官僚机构执行国王的命令、指示，下级官僚机构执行上级官僚机构的命令、指示，对国家具体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某些法律（一些国家的法律可能多一些，一些国家的法律可能少一些，却不可能存在完全无法律的国家），但是，数量无疑很少（主要是刑法），而且，古代一般没有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反映人民意志的专门立法机关（像我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更是如此）。因此，古代官僚机构的行政主要是（或基本上是）执行最高统治者和上级官僚机构的命令、指示，而不是执行法律。即使其中有一星半点的执法因素，它也完全不能影响古代行政的整体性质。古代行政整体上只能是行政管理，而不可能是“行政执法”。在现代，国家事务有了立法、行政、司法等的分权或分工。从理论上说，行政作为执行和管理，其执行主要应该是执行法律，其管理主要应该是依法实施法律。当然，除了法律以外，行政还要执行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执行本级行政机关所作的决议、决定，执行行政首长的命令、指示等。行政的职能和任务是多方面的。但不管有多少职能和任务，执法应该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素。但是，从事实层面说，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民主法治的水平不同，执法在各国行政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国家执政者重视法治，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因此，这些国家的行政主要是执法，其行政管理实质即是行政执法。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执政者轻视法律，他们习惯于以政策代法、以命令代法、以言代法。这些国家虽有立法机关之设，但多只重其形式而并不寄希望它发挥多大作用。这些国家自然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律，既使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法律，也并不准备真正使之付诸实施。因此，这些国家的行政主要不是执法，而是执行领导人的命令、指示，执行执政者的政策。其行政的实质是依领导人、执政者的随心所欲，且往往是反复无常的意志管理社会，管理相对人，而不可能是行政执法。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机关也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设，但作为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很少立法，甚至很少开会，很少制定和发布决议、决定。从而行政的基本职能和任务不是执法，不是执行人民代表机关的决议、决定，而是执行党的政策，执行政府的计划，执行领导人的指示，执行上级的命令等。行政的依据主要是红头文件和行政长官的指示、命令。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行政各领域（公安、工商、交通、城建、税务、海关、贸易、商检、环保、质监、计量、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尚处于基本无法，甚至完全无法的状态，此时的行政还只是“管理”（行政管理），而不是“执法”（行政执法） 7尽管这个时期的行政管理与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前的行政管理在内容和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性质上并没有根本转变。我国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即性质上的根本转变）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1984年，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在一次与新闻界人士的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国家要开始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 8。此后，国家立法，特别是行政领域的立法，明显加快了步伐。1984年至1990制定的法律和重要行政法规就达几百件之多。其中：涉及公安管理的有：《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消防条例》、《居民身份证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等；涉及工商、税务管理的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例》、《工商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农业税条例》、《工商统一税条例》、《产品税条例》、《增值税条例》、《营业税条例》、《资源税条例》、《盐税条例》、《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等；涉及外经、外贸管理的有：《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涉外经济合同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口货物许可制度暂行条例》、《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办法》、《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等；涉及医药、卫生管理的有：《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等；涉及海关管理的有：《海关法》、《关税条例》、《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等；涉及农业、林业管理的有：《草原法》、《森林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种子管理条例》、《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兽药管理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涉及土地、水、矿产资源管理的有：《土地管理法》、《水法》、《矿产资源法》、《河道管理条例》、《土地复垦规定》、《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涉及城建、环保管理的有：《城市规划法》、《地名管理条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涉及交通、邮电管理的有：《邮政法》、《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航道管理条例》、《公路管理条例》、《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铁路交通检疫管理办法》、《民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等；涉及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管理的有：《教育法》、《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扫除文盲工作条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幼儿园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实验动物管理规定》、《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等；涉及国防、外事管理的有：《兵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事设施保护条例》、《征兵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等。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进一步加快了行政法的立法步伐，不仅部门行政法逐步趋于完善，而且开始逐步制定和健全作为行政法基本体系架构支柱的基本法，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立法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以及即将出台和正在制定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等。作为行政法基本体系架构支柱的基本法不完全同于部门行政法。首先，部门行政法只适用于相应行政管理部门或领域，而行政基本法适用于所有或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作为部门行政法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只适用于公安管理的治安管理领域，而作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处罚法》则适用于所有行政管理部门（公安、工商、海关、税务、文化、教育、科技等）的行政处罚，作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更是不仅适用于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而且适用于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所有行政行为。其次，部门行政法通常只为各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据，而行政基本法同时为整个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责任和行政救济提供法律依据，例如，《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即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责任的追究，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三，部门行政法为行政从“管理”转化为“执法”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和条件，没有部门行政法，执法即失去了前提：相应部门，相应行政领域没有法，无法可执，则只能按政策办事，按长官指示办事，“管理”不可能转化成“执法”；而行政基本法则为部门行政法的健全、完善提供了动力和条件，因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启动了对各部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如果某部门行政法不健全、完善，败诉，赔偿的压力就会促使该部门尽快去健全、完善该部门行政法，而《行政程序法》一类的行政基本法亦可以指导部门行政法的健全、完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和领域都已陆续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和规章，虽然尚未达到健全、完善的程度，某些部门（如新闻、出版、结社等）可能还很不完善，但整体上应认为已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就行政基本法而言，作为构成行政法体系的支柱的基干法律，现在大多数也已制定出来了，并且由这些法律设计的制度（如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也已陆续开始运作。因此，我国的行政在整体上应认为已初步实现了由“管理型”到“执法型”，由“人治型”到“法治型”的转变，“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成了“行政执法
一、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及分类自由裁量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有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这些自由裁量权是从法学意义上说的，而不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说的。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由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根据现行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可将自由裁量权归纳为以下几种：1、 在行政处罚幅度内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时，可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自由选择。它包括在同一处罚种类幅度的自由选择和不同处罚种类的自由选择。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第规定了违反本条规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也就是说，既可以在拘留、罚款、警告这三种处罚中选择一种，也可以就拘留或罚款选择天数或数额。2、 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在选择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上，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它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例如，《海关法》第21条第 3款规定：“前两款所列货物不宜长期保存的，海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处理。”也就是说，海关在处理方式上（如变价、冰冻等），有选择的余地，“可以”的语义包涵了允许海关作为或不作为。3、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有相当数量的行政法律、法规均未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限，这说明行政机关在何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4、 对事实性质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为性质或者被管理事项的性质的认定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例如，《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21条第（3）项规定 ：“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从事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的”可给予警告式或罚款。这里的生产活动对海上交通安全是否“有碍”，缺乏客观衡量标准，行政机关对“有碍”性质的认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5、 对情节轻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的行政法律、法规不少都有“情节较轻的”、“情节较重的”“情节严重的”这样语义模糊的词，又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这样行政机关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就有自由裁量权。6、 决定是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即对具体执行力的行政决定，法律、法规大都规定由行政机关决定是否执行。例如，《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里的“可以”就表明了行政机关可以自由裁量。二、不正确行自由量权表现形式从以上的分类可以自看出，行政机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几乎渗透到行政执法的全过程。但是，所谓“自由”是相对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正如英国十六世纪某大法官所说：”自由裁量权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意见做某事……，根据法律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做某事，自由裁量权不应是专制的，含糊不清的，捉摸不定的权力，而应是法定的、有一定之规的权力。”（注 1）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辩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注2）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1、 滥用职权。它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其导致的法律后果——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滥用职权是一种目的违法，其特点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它主要表现为行政执法人员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以权谋私，以实现种种不廉洁的动机。人民法院对滥用职权的审查有两方面：首先是确定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的目的（包括被适用文条的目的）；其次是确实具体行政行的目的，然后将二者相对照，以便确定是否滥用职权。由于滥用职权是一种目的违法、人民法院在确定法律目的和具体行政行为目的方面，难度较大，特别是对行使职权的目的难以取证。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行政执法的全过程、与案件有关的各种情节、因素和行政执法的社会效果等方面来推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否违法，对此要充分尊重合议庭审判人员一致作出的认定意见。2、 行政处罚显折合公正。凡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律责任的，其立法的一条重要原则便是合理和公正的原则。这里的合理和公正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理和公正，而是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合理和公正，即注入了国家意志的、成为法定的合理和公正。如果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就是违背了国家意志，即不符合立法本意，这实质上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又一表现形式。人民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依据公正原则予以变更。3、 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由于有不少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因而何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便可以自由裁量。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效率原则，如果违反这一原则，或者出于某种不廉洁动机，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也是不正确地行使了自由裁量权，人民法院便可依法判决行政机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三、关于衡量行政执法行为的标准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产生是否违法的问题，只有是否适当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关系到衡量行政执法行为的标准问题。前已述及，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机关的一种权力，因此，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必定是行政执法行为。我国法律体系是以成文法为本位，《宪法》第 5条规定了法治原则，即强调依法办事。因此，衡量某项行政执法行为的标准，只能看其是否合法，不合法即违法，这是符合逻辑学中的二分法的。如果评价某项行政执法行为抛开是否合法不谈，只讲是否适当，必然增加了执法活动的主观随意性、独断专横，甚至导致以适当为由堂而皇之地为目的违法而辩护，从而丧失执法的公正尺度，以致行政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受到动摇，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依法行政丧失信心。可见，这种衡量标准的多元化是不可取的。只有在那些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作出的行政行为（非行政执法行为，与自由裁量权无关），才有是否适当的问题。笔者认为，合法的行政执法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2 ）符合立法本意。那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就是“合法”的观点。是对“合法”的曲解。如果不符合立法本意，即不符合法律、法规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即便在法律、法规范围内，也是不合法的，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应当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职权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都视为违法行为，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将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实质上是滥用职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又视为合法性的一种例外情况予以规定，又反映了立法时的矛盾。笔者对此问题的论述，意在对自由裁量权应加以限制，并非要否认自由裁量权存在的价值。四、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客观依据及利弊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存在的，区别在范围不同和监督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考察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存在的客观依据及其利弊是非常必要的，这对完善行政执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有着重要意义。1 、保证行政效率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决定因素。依法行政管理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就要求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权必须适应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具体情况。为了使行政机关能够审时度势、权衡轻重，不至于在复杂多变的问题面前束手无策，错过时机，法律、法规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在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灵活果断地解决问题，提高行政效率。在现代社会中，必然要加强行政管理，讲效率，因而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会越来越大，这对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提高行政效率是有利的，但也容易产生弊端——滥用职权。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假公济私、武断专横，导致“人治”，就必须对自由裁量权予以一定的限制。2 、立法的普遍性与事件的个别性之矛盾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又一决定因素。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对各种情况也不可能概括完善、罗列穷尽。因此，从立法技术来看，立法机关无法作出细致的规定，往往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规定一些有弹性的条文，可供选择的措施，可供上下活动的幅度，使得行政机关有灵活机动的余地，从而有利于行政机关因时因地因人卓有成效地进行行政管理。但是，法律条文的“弹性”与执法的“可操作性”却容易产生矛盾。如果“弹性”到不便于“操作”，那么法律实施的效益就要大打折扣。（注3） 这也是有些行政执法人员钻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的重要根源。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行政法学者认为，昔日消极的“依法行政”，在今天应有新的解释，即所谓“依法行政”并不是指行政机关的任何活动都需要有法律的规定，而是指在不违反法律的范围内，允许行政机关有自由裁量权，即具有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权力。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活动并不限于现有法律明定范围，只要不违反法律仍被视为符合法治，这不仅不予“法治”相矛盾，而且是对它的发展和补充。因为，原来讲法治，主要从消极方面考虑问题，即主要是防患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其实，法治也有积极的方面，即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职权，以维护法律和秩序。这种理论在资产阶级法学界正日益得势。（注4）五、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注5 ）自由裁量权亦复如是。自由裁量权的授予，绝不是允许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它作为独断专横的庇护伞，相反应当实行有效的控制，正如詹姆士·密尔在《政府论文集》中所说的：“凡主张授予政权的一切理由亦即主张设立保障以防止滥用政权的理由。”（注6 ）法律、法规赋予人民法院对一部分具体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行政诉讼法》第 5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原则，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应由行政复议处理，”也就是说，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依法对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不适当性。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就无法进行司法监督了。如前所述，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渗透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各个阶段，由于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滥用职权、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等，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人民法院有权依法撤销，限制履行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然而，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原则，表明了人民法院的有限司法审查权。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强调为政清廉，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办案，既要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克服畏难思想和无原则的迁就行政机关。另一方面要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权，对那些确实以权谋私者，或者其他违法违纪者，人民法院无法通过行政诉讼予以纠正的，应当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有关部门提出，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六、控制自由裁量权的对策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把自由裁量权变成一种专断的权力，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如下对策：1 、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主体不仅有党、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组织和公民。对已有的法定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对没有法定监督方式的，要通过立法或制定规章，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有对滥用职权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人员的奖励和保护。2 、在立法方面，要处理好法律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尤其是对涉及到公民合法权益的条款，更应如此。同时，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务院1987年 4月21日批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17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定由主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细则应当在行政法规发布的同时或稍后即行发布，其施行日期应当与行政法规的施行日期相同。”以保证行政法律、法规实施的效益。要抓紧制定与《行政诉讼法》相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如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复议法等等。3 、要强调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在行政诉讼中，对滥用职权的证明，原告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这种举证比较困难，借鉴国外的某些作法，应当强调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以便确定其行政目的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对说不出理由、理由阐述不充分或者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应认定为滥用职权。4 、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现在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是个较普遍的问题，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应，有些行政执法人员有“占据一方，唯我独尊”的思想。为此，一方面要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培训行政执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再适宜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要坚决调出，使得行政执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电子商务在给消费者带来更便捷和经济服务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周的问题。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浅谈我国电子商务税收的法律问题 摘要：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已广为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重视。本文分析了国际上对电子商务是否征税的态度,研究电子商务对我国传统税收制度的挑战,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提出了我国 *** 在解决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方面应采取的原则和对策。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法律 电子商务Electronic merce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兴起的一种崭新的企业经营方式。电子商务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前景广阔的全球性电子虚拟市场,大大提高了商业活动的效率,但是电子商务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对传统税收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引发了一些列税收问题,对现行税收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对电子商务是否征税的不同态度 电子商务的定义一般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说,电子商务是指所有以电子技术手段所进行的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包括交易当事方通过电话、电传和传真的通讯方式进行的商贸交易。狭义或严格意义上的电子商务,是指以因特网为执行平台的商事交易活动。这是当前发展最快、前途最广的电子商务形式,是电子商务的主流。本文所讨论的电子商务是指狭义的电子商务。 目前对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观点,发达国家坚持对电子商务交易不征税,因为这些国家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电子商务对其国家的税收流失较少,相反还有利于这些国家向别国推销电子产品。持此种观点的代表者是美国。美国电子顾问委员会极力反对向网路销售征税。他们认为,目前的电子商务还只是一个雏型,尚未奠定坚实的基础,实际占零售业销售额的比例很低。如果现在马上对电子商务征税,将导致网路销售下降。 另一种观点,发展中国家坚持对电子商务征税,因为这些国家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作为电子产品的净消费者,电子商务的发展会造成其流转税流失。他们认为网路销售与其他销售渠道一样,没能理由免征销售税,否则对传统商家而言,与网路商家明视讯记忆体在不平等竞争。销售税作为地方 *** 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大众得以享受各种社会服务的财务基础,如果 *** 不能实现财政收入,最后受损失的还是老百姓。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还属于起步阶段。2000年4月中国时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世界经济论坛企业高峰会”上表示:网际网路征税问题是个重要问题;征税要有凭证,因特网是无纸化的,较困难,我国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中国不想放弃征税权,同时又要让中国的网际网路发展快一点。项怀诚表示,中国将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基础上再作出征与不征、多征还是少征的决定。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对电子商务税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子商务税收对策。 二、电子商务对我国传统税收制度的挑战 一国家税收管辖权产生冲突 所谓税收管辖权,就是国家或 *** 在税收方面所拥有的各类权力,它是国家 *** 在税收领域的体现。目前,世界各国确定税收管辖权有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居民管辖权原则,或是同时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我国是选择双重管辖权的国家。然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使交易场所、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使用地难以判断,各国对所得来源地的判定发生了争议,必将弱化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因此,有的国家,例如美国就提出居住地税收管辖权较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为优,倾向于加强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而不是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但是,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也面临自身的挑战。首先,虽然居民身份通常以公司的注册地标准判定,但是许多国家还坚持以督理和控制地标准来判定居民身份。大多数国家的公司税法都已允许外国公民担任本国公司的董事,还允许董事会在居住国以外的国家召开。诸如电视会议等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居民税收管辖权也形同虚设。其次,在电子商务中公司可以选择交易发生的地点。公司出于避税或其他考虑,可以将交易活动转移到税收管辖权较弱的地区进行。此外,如果片面强调居民税收管辖权,则发展中国家作为电子商务商品和服务的输入国,其对来源于本国的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管辖权,将被削弱或完全丧失,这显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 二常设机构设立地难以确定 所谓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包括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作业产所等。常设机构的概念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固定的办事地点或者是实际经营场所;二是独立的代理人,代理人能够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如果某企业在所得来源国非居住国有常设机构,并且经营所得来自该常设机构,则可以判定这笔所得来源于该国境内,该国 *** 就可以对其行使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征税。但是在电子商务中,可以任意在任何国家设立或租用一个伺服器,成立一个商业网站,传统常设机构的定义受到了挑战。此外,电子商务中产品及劳务的提供仅通过网站及相关软体来完成。分处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通过国际网际网路络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完成谈判、订货、付款等交易行为。因此,在东道国境内设立营业场所、固定机构或委托代理人开展业务的传统方式已失去其存在意义。 三课税物件发生混乱 课税物件是指对什么征税,是征税的依据,也是一种税种区别于另一种税种的主要标志,是税收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然而电子商务改变了产品的固有形式,使课税物件的性质变的模糊不清。电子商务模糊了销售利润、劳务报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各种所得的区别界限。由于现代资讯通讯技术发展,象书籍、报刊、音像制品等各种有形商品和计算机软体、专有技术等无形商品,以及各种咨询服务,都可以通过资料化处理而直接经过网际网路传送,传统的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和交易活动形式来划分区别交易所得性质的税法规则,对网上交易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难以适用。 四税收征管难度增大 我国1992年制定,并于199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我国目前已经构建起以一套相对完整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但是面对电子商务这个新生事物传统税收征管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现行税务登记方式不适应电子商务。电子商务通过资讯网路进行交易,其经营范围往往是没有限制的,也可以事先不通过工商部门的批准,因而现行有形贸易的税务登记方法不再适用于电子商务,无法确定纳税人的经营情况。 其次,现行的账簿凭证发票管理及纳税申报方式不适应电子商务。在网际网路电子商务中账簿、凭证、发票是以电子资料这种无形的形式存在的,而且这种网上凭证的数字化又具有随时被修改和不留痕迹的可能,使征税失去可靠的审计基础。 此外,难以确定客户身份和地理位置,纳税申报更加困难。在网际网路上没有国界的概念,如果将现有的税收原则不加以修改而应用于电子商务税收,本来有纳税义务的企业就可能会冒充自己向国外供货并以次取出口退税,或者通过隐瞒商品的真实消费地而逃避进口关税。 三、对我国解决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建议 针对目前电子商务的税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尽早规划,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决。 一明确是否征税的态度 目前我国对电子商务是否征税还没有明确的态度,但是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对电子商务征税是必然的趋势,问题只是在于何时开始征税,如何征税。 首先,从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电子商务从产生至今不足20年,但是其发展的速度却是惊人的,其在整个贸易中占的比重正在飞速上升,在未来电子交易完全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传统贸易。如果不对其征税国家的收入将会大大减少,影响到公共事业的投入。 其次,从国家法律规定上看。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其他单行税务法规也规定了公民应予纳税的范围。电子商务只不过是采用了更加先进的交易方式,通过网际网路进行交易,但是其本质并没有改变,电子交易并没有超出税法所规定的应税范围之外,所以对其也应予以征税。 此外,从国际上对待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态度上看。国外电子商务比较发达国家,对电子商务的征税问题不但已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已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如澳大利亚税务局在“税收与因特网”的报告中,也倾向于网路交易进行征税,并对现行税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因此,我国目前首先要表明保留对电子商务征税权的态度,然后鼓励各界对电子商务中的税收问题开展研究,加强国际合作,跟踪掌握各国最新动态,尽早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方案。 二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子商务税收原则 我国电子商务虽然目前规模有限,但是也应该尽早确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明确电子商务税收的发展方向。我国的电子商务税收原则应包括: 1.税收 *** 原则。 税收管辖权是国家在经济领域行使 *** 的具体体现。在电子商务领域,我国将长期处于净进口国的地位。为此,我国在制定电子商务的税收方案时,要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使我国税制与国际现有税收原则相一致。 2.税收中性原则。 目前世界上已颁布网上贸易税收政策的 *** 和权威组织都强调取消发展电子商务的税收壁垒,坚持税收的中性原则。税收中性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国家征税尽量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他额外损失;二是征税应当尽量避免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产生影响。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应该遵循中性原则,要以交易本质为基础课税,避免交易形式的影响。 3.立足现行税制原则。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有别于传统商务的贸易方式,其内容仍然是现存社会中人们时常使用的商品、劳务。其内容实质未发生变化。现行的税收法规及其体现的税收原则是社会生产、贸易活动的社会规范,其基本上是适用于电子商务的,我们应继续以现行税收法规、税收原则,去解释、分析、研究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 三构建电子商务的税收法律体系 现行税法多数是在传统贸易环境背景下建立的,在电子商务环境中有必要对税收法律体系进行调整,使之更加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 1.修订和完善税法中与电子商务税收有关的概念。 我国目前电子商务税收的工作重点应集中在对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上。通过对现行税法一些和电子商务有关的税收概念如“常设机构”、 “居民”、“所得来源”、“商品”、“劳务”、“特许权”等的内涵与外延重新界定和解释,对现有税法的基本原则和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删除,并增加对电子商务适用的相应条款,妥善处理有关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法律问题。 2.修改税收实体法。 根据电子商务的发展,适时调整我国税收实体法。我国税收实体法主要包括流转税法、所得税法及其他税法。在电子商务税收立法中,要根据实体法受到电子商务影响的不同情况,具体考虑对他们的修订、改动、补充和完善。 3.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法。 在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中,由于电子交易都是以资料交换的形式在网路空间进行,所以税务机关很难追踪、掌握、识别买卖双方电子商务交易情况。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税收征管法进行修订,就上述问题先做出一些原则性、前瞻性的规定。可以考虑以支付体系为监管重点,允许税务机关从银行储存的资料中掌握电子商务交易的资料并以此确定纳税额。此外,应当在法律中确认税务机关对电子交易资料的稽查权。应在税收条文中明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按法定程式查阅或复制纳税人的电子资料资讯,并有义务为纳税人保密。 篇2 浅析电子商务中主体的法律界定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已经颇具规模。随着我国学者在电子商务领域研究的深入，其法律理论框架也开始向着纵深发展。电子商务较传统的商业行为来看，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对电子商务动态和静态的各个环节进行解构成为构建良好法律体制的重要任务。本文就电子商务中不同的参与主体在法律上的界定试作解析。 [关键词]电子商务;主体;网际网路络 电子商务的发展一方面基于计算机和网路技术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在于不断改善的电子商务环境为其提供保障。所谓电子商务，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特殊的商事活动，即在电子化的平台上以资料化手段来完成商业 *** 易的现代商业行为。电子商务的种类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其中根据不同的电子商务主体来进行划分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研究电子商务中不同的主体对于解构和重塑电子商务法律制度是一个重要方面。 依据主体的不同电子商务可以分为B2B企业对企业，B2C企业对消费者，C2C个人对个人等不同型别的交易模式。对不同主体之间的商事活动进行管制的法律规则也并不相同，因此，应当分析主体性差异的交易模式所处的现状和境遇。 一、电子商务主体的内涵 电子商务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商事行为。从法律的角度看，电子商务的主体是指作为电子商务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之一，享有一定的民商事权利，承担民商事义务的一方。当然，在对电子商务主体进行法律界定之时，不仅需要从行为外观上判断，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商事关系发生的事实进行认定。 电子商务的主体在网路环境下具有以下特征： 1虚拟性。 与传统的商事活动中主体相比，电子商务的主体因网路的应用而具有了一定的虚拟性，虽然双方最终交易仍然具有现实性，但其与传统的商事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已经存在差别，建立在位元概念上的这种存在，法律对于初步判断其真实商能力以及对各交易环节的控制都更为困难。 2多方性。 不同于传统的商事行为，电子商务的主体还包括其他的参与主体，像网路平台服务机构，建设团队，管理机构以及其他对电子商务环境有着积极影响的一方。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成为电子商务法制构建上的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尤其是在对各方责任承担上的认定。 3发展性。 电子商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路技术不断推进，对电子商务的运作方式也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促成有效且安全的交易环境，交易模式可能会更加复杂，因此也将可能会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到电子商务法律关系中来，使得电子商务的主体不断扩充套件。 二、电子商务主体的分类 传统的商事主体是指在商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归属者。电子商务的主体并非仅指直接交易的双方，而是在商事法律关系中，对特定电子商务行为的完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参与者。由此来看，对电子商务主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交易主体 交易主体通俗来讲就是指交易的卖方和买方，也即电子商务中的主要行为者。而交易主体无论从外观还是实质来看，与传统交易主体相类似。电子商务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事活动，交易双方从根本上看仍旧需要符合传统商法的要求。除了个人作为交易的一端外，其他的商事主体需要依据现有商法进行登记，取得营业资格，同时还要求具有商事能力，确保其具有履约能力。交易主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商事组织：根据法律的规定，成立并依据商法的相关规定从事营业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合伙组织。商事组织因具有较为强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援，更易发展电子商务，成为电子商务中最为活跃的一方。 2、个人：电子商务中存在C2C以及B2C等交易模式，在交易的两端均为个人。在电子商务中，个人多数以使用者的身份出现，接受商品或者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个人也作为卖方，利用网路平台向他人提供商品或服务。 三、服务主体 所谓服务主体，是指为电子商务的执行提供技术支援，以便有效的进行网路接入、资讯控制从而快速达成双方交易。正是这一主体的存在，使得电子商务的法律规制与传统商法有了较大的差异，这一全新的主体，在电子商务的执行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对部分纠纷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 1、网路服务提供者：网路服务提供者ISP，是指为电子商务构建网际网路络环境，提供资讯连线，资料接入等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包括网路基础设施经营者、电子布告板系统经营者、接入服务提供者、主机服务提供者等各种服务。良好的基础环境对电子商务的有效执行是一个关键环节，对网路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规制是不可缺少的。 2、网路内容提供者：网路内容提供者ICP，则是指为电子商务提供各种实质资讯内容的人，电子商务中形形 *** 的资讯内容和不同的资讯形式，都是由此类主体提供。从外观上看，网路内容提供者更是越过交易卖方直接将资讯传递给买方的人，因此在区分网路内容提供者和交易主体之间的责任过错是最困难的地方，如何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是非常重要的。 四、监管主体 所谓监管主体，是指对电子商务的各个环节负有监管责任，保证电子商务环境良好执行义务的主体。电子商务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方式，利用网际网路络进行商贸交易因其便捷高效的优势也备受重视。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纠纷，因电子商务中存在的技术漏洞和网路虚拟等特性，侵害交易双方的商业机密，威胁交易安全，侵犯个人资讯，财产资讯等合法权益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因此，建立和维护电子商务的秩序，形成良好的监管制度对于促进电子商务的良好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 在电子商务的监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电子商务涉及的不仅是商事交易和商事资讯，还包含着个人资讯等其他的社会性因素。 *** 作为最为有效的监管主体能够对电子商务的发展形成有力的保障。其中，对公众资讯，国家机密的保护，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保障以及对网路犯罪的预防都是重要的方面，因此，加强 *** 对电子商务的执法，促进 *** 对网路环境的改善都是刻不容缓的。 与此同时，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也应当积极地运用相关的法律，维护消费者自身的合法权益，对各种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和资讯予以监督和举报，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体制，共同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保树，《商法总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 [2]齐爱民，徐亮，《电子商务法原理与实务》[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
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当前法律存在着一定的之后性,人们经常产生无法可依的困惑,因此急需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电子商务与法律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电商带来的经济发展动力是惊人的，同时也伴生了许多产品质量问题。传统产品质量监管手段已然无法适应电商交易模式，引入治理现代化思维，借鉴域外 经验 ，利用信息化技术和大数据资源，创新监管手段，形成多元主体、多方参与的电商产品质量监管长效法律机制，以应对“互联网+”新常态对电商产品质量监管提出的挑战。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电商产品质量监管法律机制;交易平台;第三方认证机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2095-4379-(2016)14-0210-02
作者简介：万子芊(1996-)，女，汉族，江西上饶人，西南政法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经济法。
一、引言
“治理现代化”概念源于国家政治学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仅赋予“治理现代化”以目标理性，亦赋予其以工具理性。电商使得销售等商务活动得以高效进行，但作为新型业态，电商产品质量监管也成为了新课题。
二、我国电商产品质量监管现状
在电商产品质量现状令人堪忧的情形下，我国电商产品质量监管现状也不容客观。在立法方面，我国现行有关产品质量监管的法律主要是规制线下交易中的交易主体和环节，专门针对电商产品质量监管的法律层级规范呈空白状态。在执法方面，短期政策监管大行其道，监管部门间责权不明，监管忽视了电商特性，“传统的产品质量治理机制出现断档和失灵”①。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依法治国则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不仅为我国监管电商产品质量问题带来了新思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必须通过完善法律机制来应对电商特性对产品质量监管提出的挑战。
三、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完善电商产品质量监管法律机制之建议
“国家治理体系不仅包括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而且也包括社会的自我治理以及与政府的合作治理”②，在治理现代化这一工具理性的引导下，社会共治是完善电商产品质量监管法律机制的基本导向，即必须打破政府自上而下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发挥交易平台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社会第三方参与产品质量监管。
(一)形成政企结合的电商产品质量监管主体
电商的流动性和虚拟性使得判断产品质量问题究竟发生在哪一环节十分困难，现实中出现各部门监管重叠、不协调的现象。本文认为为了消弭“九龙治水”的监管困境，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突破传统以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环节为划分标准的权力划分方式，设立一个综合性的电商产品质量监管部门，从“摇篮到坟墓”均由具体的特定机构管理，明确电商产品质量监管权力主体，防止出现责任推诿现象。此外，由于网上交易的跨地域性，我国还应明确属地查处监管原则，明确电商产品质量监管权的地域划分。
(二)健全电商市场准入机制
交易平台出于利益考量对站内经营者资质审查态度暧昧，流于形式，这给产品质量监管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本文认为我国应健全电商市场准入机制，对于交易平台中的企业主体采取强制工商登记，个人采取强制个体工商户登记，完善工商经济户籍库;对于跨境电商，要实行跨境电商企业备案制度，这不仅使产品质量责任主体有迹可循，亦“有利于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淘汰一部分不具有经营实力的小型网商，提高产品质量”③。
(三)明确交易平台谨慎质量信息审查义务
在电商领域，由于消费者无法实际接触商品获取真实的产品质量信息，买卖双方的质量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明显，如果没有其他机制的介入，产品交易双方无法改变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就会产生“劣币驱除良币的逆向选择的例子――柠檬问题”④，要解决这种市场失灵就要将真实的产品质量信息告诉消费者。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对通过平台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建立检查监控制度，并赋予网上交易平台服务提供者以质量信息审查并及时删除虚假的产品质量信息的义务，在平台未履行审查义务时，明确交易平台连带责任，倒逼平台履行质量管理义务。由政府监管部门督促平台履行“审查――删除”义务，平台监督站内经营者发布真实质量信息，构建电商产品质量监管闭环系统。
(四)完善第三方机构主导作用下的质量认证法律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政权所有者、管理者、利益相关者和其他社会主体等多种力量合作管理的重要性，同时与政府机构相比，第三方机构有更深厚的专业能力，更完整的测试条件，更积极的执行 措施 ，我国应完善第三方机构主导作用下的质量认证法律机制。一方面，我国可以仿效我国台湾地区经验，⑤建立第三方机构主导作用下的电商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由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质量认证，把网络销售的信用记录添加至产品质量认证中，保证认证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鼓励电商经营者提升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基于政府，企业和第三方认证机构三方的监管博弈可知，质量认证中的’寻租’行为与政府对第三方认证机构的监督因素有关”⑥，为了防止企业与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寻租行为，我国还应通过政府介入第三方产品质量认证系统，以进行认证后监督的方式建立起公正的电商产品质量认证制度。
(五)完善多方合力下的监管法律机制
电商产品质量监管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要实现质量监管线上线下无缝衔接，就必须建立多方合力参与的电商产品质量监管法律机制。
1.建立电商产品追溯机制
在电商中，所有网络行为都被记录，物联网能够对流通领域的所有数据进行全线监控，交易环节数据化实际上是为产品质量监管助力，但由于现有监管模式无法有效衔接线上线下信息，产品溯源出现困难。本文认为，单一的政府监管部门已不足以应对互联网+背景下产品溯源的大数据需求，一方面，我国应在实行严格的市场主体登记制度基础上，借力组织机构代码，充分利用其主体标识和物品编码的追溯功能;另一方面要求网上交易平台服务提供者开放数据资源，结合第三方机构的产品质量认证体系，推动跨地区追溯体系对接和信息互通共享，建立统一的电商产品追溯体系，将执法措施落到实处，提高质量源头管控能力。 2.建立风险预警下的电商产品质量信息共享制度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的交易成本分析方式是法经济学的基本分析 方法 ，由此发展出的预防模型的核心问题就是给定最优的防预水平后设计法律规制以实现之”⑦，但我国现有的产品质量监管仍停留在事后回应层面，欠缺风险预警机制，因此对于电商产品质量监管应从被动处理产品质量问题向注重产品质量风险预警转移，完善电商产品质量信息共享机制，将交易平台的质量信息、站内经营者信用记录和监管部门的抽检结果汇总，建立电商产品质量信息共享平台，再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风险预警与行业质量分析，从而从源头预防产品质量问题，实现风险管理。通过优化产品质量信息资源配置，提高信息综合利用效率，完善交易平台间，部门间，区域间监管信息共享和职能衔接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使产品质量监管从微观低效中解放出来，提高监管效能。
四、结语
传统商务模式中的产品质量问题在电商领域同样存在，但植根于传统实体商务模式的产品质量监管法律机制存在的空白点和薄弱环节使得电商产品质量监管面临着无法可依、无标准可循的尴尬境地，“立法以典民则祥”，质量监管不能仅靠政府部门孤军奋战，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引入网上交易平台服务提供者和第三方认证机构，形成多方参与、各负其责、互联互通的电商产品质量监管法律机制，以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电商市场主体行为，建设法制化电商发展环境，引导电商产业健康发展。
[注 释]
①黄培东.探索构建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管新模式[J].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15.12.
②徐晓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县域大部制改革的推进方向[J].领导科学，2014(9).
③孙占利.电子商务法[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26.
④__德.市场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M].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3：174.
⑤我国台湾地区的SOSA(台北市消费者电子商务协会)设立有优良电子商店标章和资讯透明化电子商店信赖标章，作为电子商务认证标志.
⑥刘长玉，于涛.绿色产品质量监管的三方博弈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0)：174.
⑦何家旭.产品质量监管体制：问题与对策[D].复旦大学，2009.17.
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信息化进程的加速，新生的网络科技正改变着全球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类正逐步进入网络经济时代。电子商务这种虚拟购物方式的出现，正在给予人们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带来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电子商务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为商家和消费者带来诸多便利与实惠，但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存在许多尚未克服的弊端，如电子平台侵权、网络商店侵权等等。本文试从我国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出发，阐述了电子商务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发展现状 知识产权 对策
中图分类号：D997.1 文献标识码：A
1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出的背景
1.1我国法治实践的需要
2011年4月21日，为进一步净化电子商务市场环境，加大对电子商务领域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打击力度，国家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电子商务领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动的通知》。同年7月8日，商务部发出《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电子商务领域打击侵权假冒专项行动 总结 工作的通知》，特别指出打击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侵权的重要工作刻不容缓。2015年1月商务部电子商务司测算，2014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包括B2B和网络零售)将达到约13万亿元，同比增长25%。
1.2各国关于保护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的实践
1.2.1美国
美国电子商务的应用领域和规模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是电子商务的起源地，更是电子商务的发达地区。目前在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中，大约有50%发生在美国。在全球商务网站中，美国占有90%以上。这与美国良好的网络状况、大量的高学历网民、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的电子支付手段、成熟的社会信用体制等一系列情况是分不开的。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有美国的《统一电子交易法》(1999年)、《国际与国内商务电子签章法》(2000年)。
近30年来，美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主要沿着三种轨迹不断伸延。一是根据国家利益和美国企业的竞争需要，对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等传统知识产权立法不断地修改与完善，扩大保护范围，加强保护力度。近年来，随着生物、信息及 网络技术 的发展，一些新兴技术形式不断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例如将网络营销模式等理念列入专利保护范围，在功能基因方面，美国专利申请已达4000多项，知识产权优势明显;二是国家加强调整知识产权利益关系、在鼓励转化创新方面强化立法;三是在国际贸易中，一方面通过其综合贸易法案的“特殊301条款”对竞争对手予以打压，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WTO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达成，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利于美国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1.2.2韩国
韩国于1999年通过实施了《电子商业基本法》，该法旨在通过澄清以电子讯息(electronic message)方式进行交易的法律效力以保证交易的安全和可靠，确保公平交易，该法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立法规制。首先，重新定义了电子商业、网上商店等概念;其次，对“网上经营者”的资格认定较为严格。再次，在电子商业促进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中，特别指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
2中国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现实分析
2.1网络售假特征
网络假货的品种多、数量大。作为一种开放的网络销售平台，淘宝网无疑是目前国内运营最为成熟的C2C 电子商务平台。淘宝2010年网购数据显示，2010年淘宝网注册用户达到3.7亿，在线商品数达到8亿。同时，以淘宝商城为代表的B2C业务交易额在2010年翻了4倍，未来几年也仍将保持这一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潜力和便利的购物环境造就了淘宝网的线上销售奇迹，同时也催生了网络假货的迅猛发展。
网络假货发展势头强、速度快。根据艾瑞咨询2014年度互联网经济核心数据 报告 ，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12.3万亿元，同比增长21.3%;其中，B2B电子商务市场占比超七成，网络购物占比超两成，网络购物占比有明显提升;中小企业B2B电商市场营收增长超三成;网络购物年度线上渗透率首次突破10%;移动购物市场规模增速超200%。
网络假货以仿品为主，隐蔽性强。近年来，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以及电子商务公司对网络交易环境肃清的决心不断增强，与时俱进的网络售假者们也都摒弃了销售伪劣商品的低层次经营模式，转向模仿和抄袭国际知名品牌。这些产品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不具备专业鉴别知识的消费者很难在短时间内轻易地从商品包装和外观上将其识别出来。
2.2消费者维权的现实局限
从交易行为的性质来看，知假买假是基于自愿原则的理性行为。在此条件下，消费者通常掌握有关假货的充分信息，交易双方基于自由、自愿的基础达成交易共识，是彼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达成的博弈均衡。
从交易商品的属性来看，网络假货能够满足消费者特定的消费需求。尽管在品质、包装和功效等方面与正品有所差别，但假货能满足消费者在收入有限条件下，不能消费真货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缺失感。
3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对策的建议
(1)加强立法实践工作，从法律上规制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加强宏观立法工作，积极完善立法。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及时修改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律及其实施条例，建立健全互联网知识产权制度和法律。
明确定义电子商务、网上商店、经营者等概念。对于这几项重要概念的定义，是保护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和追究在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重要前提。因为如果不明确定义网上商店、电子商务等重要概念，将会导致责任不清、难以追责的问题。
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和义务，确保电子商务的健康和稳定。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除了买方和卖方以外的重要一方。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了有效的购物 渠道 和购物服务，如果监管不力，在保护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方面则混乱不堪。因此，很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如定期检查违规网络店铺、设计一套严格的网络店铺申请流程等等，确保电子商务品牌健康和产品质量。 (2)加强政府监管职能，打击侵害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行为。 第一，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具体监管。在中央核心政策方面，应当坚持激励创造、依法保护、科学管理的方针，既要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搞好打击侵权假冒专项行动;又要着眼长远，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在地方具体监管方面，强调各地要加强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督导;启动对涉嫌销售侵权和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网店的整改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通过多种方式及时曝光电子商务领域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违规企业和典型案件。第二，完善网购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体系，建立有效的网购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模式。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体系中，应当加强政府采购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审核管理，坚持防止侵权假冒商品进入政府采购渠道。加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平台建设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受理机制，建立举报投诉奖励制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预警应急机制，提高企业预防和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能力。第三，加强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完善司法政策和行使司法职能。一方面，司法部门应当加强知识产权司法政策调控，规范知识产权审判裁量权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类知识产权的不同特点和保护需求，明确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和宽严适度的宏观司法政策;另一方面，司法部门应当积极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司法改革，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法院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司法改革意识，继续抓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关于人民法院工作的贯彻落实。
(3)加强电子商务平台监管，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电商平台配合相关部门完善网购平台监管，加强商品认证能力。围绕交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所建立的规则一定是一个综合的制度，不仅涉及知识产权法各个领域，也会涉及很多诸如店铺名等法律上未定性的问题，更要有一套高效的投诉受理机制。多数电商平台在接受和处理来自用户的投诉方面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模式，但是网上商品认证监管处于真空。应该将传统市场内的商品认证、抽检监管等手段延伸到网络平台上，加强商品认证能力。
(4)树立消费者维护知识产权意识，提高网络商店职业道德。第一，改变网购消费习惯。帮助消费者要积极了解电商知识产权，明确电子商务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要性，明晰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相关义务。第二，提高网络商店职业道德。电子商务的另一方网络商店在积极守法的前提下，仍需提高自身职业道德，切实履行义务，在销售商品过程中，积极履行维护品牌商合法权益，在网购中保护知识产权。
4结语
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在飞速发展的经济时代中产生的。然而，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总是伴随着问题的产生。电子商务中，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和网络平台的方便，一些网络商店的商人不顾法律的威慑和道德的谴责，铤而走险出卖假货、出售盗版商品、假借他人专利进行交易等等的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因此，加强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对丰富我国关于电子商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研究，构建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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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华波. 电子商务，假货一度占七成[N]. 晶报，2009(02)B21 财经 版.
[3] 中国电子商务中心.网络假货难以根除的四大原因[Z].亿邦动力网，2010-03-10
[4] 艾瑞咨询最新统计数据.阿里巴巴研究中心，2014.
[5] 淘宝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阿里巴巴研究中心，2011.
[6] 2011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国家知识产权局，2011.
[7] 关于进一步推进电子商务领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动的通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2011.
[论文关键词]电子商务 法律制度 挑战 应对策略 [论文摘要]本文立足于探讨电子商务及其法律制度的含义，以及构建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基本架构。从不同角度比较了有关电子商务内涵的各种思想，确定广义论为基本出发点；初步列举了电子商务引发的合同法、隐私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刑法、程序法以及税法等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随着全球信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网络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发展它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到社会公众的生活，涉及到国家的政策、法律、信息技术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综合性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国际贸易大国，应当在发展全球性电子商务方面进行积极的准备，开展有关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研究并主动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电子商务的内涵及特点 (一)电子商务的内涵 一般认为，电子商务(ElectronicCommerce)是指买卖双方基于计算机网络(主要指Intemet网络)按照一定的标准，采用相应的电子技术所进行的各类商贸活动。其主要功能包括网上的广告、订货、付款、客户服务和市场调查分析、财务核计及生产安排等多项利用interact开发的商业活动。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电子商务仅指通过Intemet进行的商业活动；而广义的电子商务则将利用包括Intemet、Intranet(企业内联网)和Extranet(企业外联网)等各种不同形式网络在内的一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所有商贸活动都归属于电子商务。 (二)电子商务的特点 电子商务与传统商业方式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精简流通环节。电子商务不需要批发商、专卖店和商场，客户通过网络直接从厂家定购产品。 2．节省购物时间，增加客户选择余地。电子商务通过网络为各种消费者提供广泛的选择余地，可以使客户足不出户便能购到满意的商品。 3．加速资金流通。电子商务中的资金周转无须在客户、批发商、商场等之间进行，而直接通过网络在银行内部账户上进行，大大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同时减少了商业纠纷。 4．增强客户和厂商的交流。客户通过网络说明自己的需求，定购自己喜欢的产品，厂商则可以很快地了解用户需求，避免生产上的浪费。 5．刺激企业间的联合和竞争。企业之间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对手的产品性能与价格以及销量等信息，从而促一进企业改造技术，提高产品竞争力。 二、电子商务给我国法律制度带来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一)电子商务对合同法提出的挑战及对策电子商务的成长首当其冲会给作为商法基础的合同法带来严峻的考验，涉及到电子合同的法律规定、电子签名是否有效等问题。 1．交易双方的识别与认证。这主要是针对B2B(电子商务的一种模式，BusinesstoBusiness的缩写，即商业对商业，或企业间的电子商务模式)而言。电子合同与书面合同的一个很大不同是交易双方不一定见面，而是通过互联网来签订电子合同。通过互联网订立电子合同的最大难点就是交易双方的身份确认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认证中心来解决，并且很多国家都已经实施了该项措施。由于认证中心所处的位置，要求它必须具有公正、权威、可信赖性，并且它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我国应完善立法以促使电子签名的使用及认证机构运作的标准化。 2．交易的合法与合同的生效。电子商务中许多交易是在互联网上执行的，并不需要现实的实物交割。这就涉及到交易是否合法以及对这样的交易监管的问题。另外电子合同的生效问题也与此有关，如果合同违法，那么必然不受合同法保护。同时合同的生效还涉及到如何才算生效的问题。电子商务的交易要符合法律的要求，不能是采取非法手段牟利的商务行为。所以首先应使商家做到避免违法的行为发生。另外国家也应该加大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防范于未然。在合同生效问题上，现在基本也达成了一致认可。电子承诺到达速度很快，投邮和到达几乎同时，因此在生效时间上一般不会存在很大分歧。对于生效地点问题，因为数据电文的接受地点比较容易确定，所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所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中就是采取承诺到达地点作为生效地点。 3．电子签名的有效性。我国虽在合同法中用“功能等同”原则对电子签名的有效性予以承认，但是在证据法中却没有提及，存在着一定的法律漏洞问题。电子签名采取什么形式才算有效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电子签名法中的技术中立原则，即电子商务法对传统的口令法、非对称性公开密钥加密法、智能卡法以及生物鉴别法等，都不可厚此薄彼，产生任何歧视性要求；同时还要给未来技术的发展留下法律空间，而不能停止于现状。 4．电子合同的确认。电子合同虽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等优点，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网络安全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无论多么安全的加密或其他网络安全防范技术，理论上都有被攻破的可能。而且网络病毒或其他人为因素，都可能导致电子合同丢失，所以尽量采取书面合同的形式来对电子合同给以确认。 (二)电子商务的跨越式发展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带来的新挑战及对策 1．网上买卖双方地位不对等。网上购物中，消费者不得不面对经营者根据自己的利益预先设定好的格式合同。合同的条款往往是经营者利用其优越的经济地位制定的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消费者的霸王条款。这些条款通常包括诸如免责条款、失权条款、法院管辖条款等，其实质是将合同上的风险、费用的负担等尽可能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选择同意后，如果交易后产生了纠纷，商家就会以此来对抗消费者的投诉，使消费者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法律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我们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不能认为所有的网上消费纠纷都应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在解释格式条款时，应抛弃传统的绝对化的解释，要采取更加灵活的判断标准。同时消费者在进行网络消费时，也应尽到一定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经营者在提供格式合同时，应尽可能地将交易要素准确、适当地传送给消费者。这种告知应充分考虑到大多数消费者的网络知识水平．使大多数消费者无须进行专业培训就能读懂或理解其内容。从而避免因误解而产生消费纠纷。 2．消费者交易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是通过电子支付方式完成交易的，这就要求消费者必须拥有电子账户。网上交易的安全性是消费者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消费者往往希望能简单快捷地完成交易，但又担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操作不当或黑客入侵而遭受损失。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发现交易系统隐患，防范黑客的侵入；要逐步建立健全以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为目标，加密技术、认证技术为核心，安全电子交易制度为基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商务安全保障体系；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性的认证体系，权威、公正地开展电子商务认证工作，确认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身份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3．网络欺诈和虚假广告泛滥成灾，消费者购物后退赔艰难。在电子商务中，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只能通过网上的宣传和图片，对严品的实际质量情况和产品本身可能存在的隐蔽瑕疵、产品的缺陷缺乏了解，使得消费者在网上订购后，还要等待实际交货时才能确认是否与所订购的商品一致，容易导致实际交货商品的质量、价格、数量与所订购的商品不一致。出现此类问题消费者要向经营者退货或索赔，首先需要商务网站提供经营者的详细信息资料，但商务网站常常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经营者的详细信息资料，消费者对此毫无办法。对此，我们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建立事前预防和事后制裁相结合的防治体系，通过制定特殊的规则，严格禁止网络消费欺诈和虚假广告，给消费者提供一个诚信的电子交易环境。 (三)电子商务对刑法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信息共享和信息安全是一对矛盾。虽然我们可以通过采取降低共享程度的方法来达到控制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目的，但这是因噎废食，显然是不可取的。因此，应主动构筑包括刑事法律控制在内的面向网络环境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来控制网络信息安全问题。 刑法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手段，它的运用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即它通常是在某一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不为其它法律所调整或不足以调整的情形下，作为一种更为强制性的调整手段出现。由于刑法采用的是刑罚手段，所以对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尤其对计算机犯罪问题来说，刑法控制是最具强制性、最为严厉的手段，它在整个法律控制体系中起到一种保障和后盾的作用。当前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刑事立法带来一系列挑战。 1．现有量刑幅度和刑罚种类的不足。应当对刑罚种类进行创新，即引入资格刑；也可以广泛地适用财产刑和资格刑，即没收与犯罪有关的一切物品、设备，剥夺犯罪人从事某种职业、某类活动的资格，作为一种附加刑，其期限的长短，可考虑比照现有资格刑中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来确定。例如禁止任何IsP(服务提供商)接纳犯罪分子或者禁止犯罪分子从事与计算机系统有直接相关的职业等。 2．刑事管辖面临的难题。网络无国界，使计算机犯罪分子轻易地就可以实施跨国界的犯罪。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跨国犯罪在所有的计算机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由此带来了刑事管辖的难题。我国刑法在目前很难对境外从事针对我国的计算机网络犯罪产生效力，因此加强国际间司法管辖权的协调就显得十分必要。 3．单位犯罪的处理问题。虽然对待单位犯罪是可以对危害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参与者以及主管人员等个人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此种处理方式毕竟不是久远之计，因而完善刑事立法，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计算机犯罪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 (四)电子商务对我国传统税收提出的新挑战及对策 电子商务使企业经营活动打破地域、国界、时间、空间的限制，经营跨地区和跨国业务的公司数量剧增，原本无力开拓国际业务的中小企业也能通过网络进入国际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化加速了国际贸易全球化的进程。电子商务销售额的迅速增加，也给我国的流转税税源开辟了新的天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日益发展的电子商务也对我国传统税收提出了新的挑战。 1．电子商务使纳税义务的确认模糊化。由于电子商务具有匿名性、难以追踪性、全球性、管理非中心化的特点，且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递可能经由许多国家’，在现有条件下甚至无法确认最终销售商和顾客，因此给查明电子商务纳税人身份带来困难。 2．电子商务使税收管理复杂化。具体表现在：商业中介课税点减少，增大了税收流失的风险；无纸化电子商务对传统税收稽查方法提出了挑战。 3．保护交易安全的计算机加密技术的开发，加大了税务机关获取信息的难度。由于计算机网络平台上的电子商务对于交易安全有特殊的要求，所以计算机加密技术得到不断创新，广泛应用到电子商务上，纳税人就可以用超级密码和用户双重保护来隐藏有关信息，这使得税务机关搜集资料变得更加困难，税务审计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4．法律责任难以界定。电子商务运行模式，无论从交易时间、地点、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传统贸易的人工处理运作模式。现行税收征管方式的不适应将导致电子商务征税法律责任上出现空白地带，对电子商务的征、纳税方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将无从谈起。从而势必造成法律执行的失衡，最终影响税收征管工作。由此可见，做好电子商务的税收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 1．要规范和完善科学有效的税收政策。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电子商务的同时，在有关税收法律制定上必须把握整体协调性和前瞻性，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确定电子商务税收的基本政策理念。 2．要坚持税收中立性政策。税收应具有中立性，对任何一种商务形式都不存在优劣之分。对类似的经济收入在税收上应当平等对待，而不应当考虑这项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传统交易取得的。 3．要坚持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电子商务在我国尚处于萌芽期，应当采取鼓励的政策来扶持这一新兴事物。对此类企业我国应该比照高新技术企业给以适当的税收优惠，以促使更多的企业上网交易，开辟新的税源。 4．要坚持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政策。电子商务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国际社会应为此进行更广泛的税收协调，以消除因各自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而形成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此外，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还能有效地减少避税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我们建立相应的征管体系是必要而迫切的，但我们更应该理性地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建立绝不能因为“征税”而“征管”。我们在建立必要的体制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一定要在原则和策略上扶持和鼓励国内电子商务的发展，达到税收征管中政府和纳税方利益的最优平衡 (五)电子商务对程序法的挑战及对策 电子商务是通过因特网或专有网络系统进行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制的业务往来，并利用电子货币进行支付的交易方式。那么如何确立发生纠纷的管辖权；如何确立电子合同签订生效的时间地点；数据电文极易修改且不留痕迹，如何确认电子合同的原件；数据电文的承认、可接受性和是否可以作为证据等。我国现有法律除了新颁布的《合同法》承认电子合同合法有效外，对上述大多数法律问题未做出规定。在电子商务中，卖方可以在网上设立电子商城销售货物，买方可以通过手机、电视、电脑等终端上网，在设于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城购物。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现行程序法提出了许多挑战。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当事人所在的地点对纠纷解决来说往往变得不太重要，解决国际电子商务纠纷，应当朝着制定统一的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和统一实体规范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全球电子商务所产生的纠纷。 (六)电子商务环境下侵犯隐私权的手段不断创新，越来越隐蔽 随着电子商务的应用和普及，有些商家在利益驱使下在网络应用者不知情或不情愿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技术手段取得和利用其信息，侵犯了上网者的隐私权。在这种环境下，侵犯隐私权的手段不断创新，而且越来越隐蔽。因此，我国必须通过专门立法、鼓励行业自律与教育网络使用者的方式，建立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制度。网络隐私数据如何得到安全保障，这是任何发展电子商务的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信息时代保护网络隐私权的原则应当是力求平衡——既要保证隐私权不受侵犯，又不能使保护隐私成为信息自由流通从而发挥其经济价值的障碍。当前，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网络经济不仅在中国还处于萌芽期，就世界范围而言，也处在由幼稚向成熟发展的探索期，这样一个相对理性的调整时期，正是立法工作可以谨慎而积极开展的时机。因此，法律的完善就成了网络经济调整的重要一环。 由于互联网本身没有国界，因此有关网络各种规范的法律在管辖权、国际司法协作等方面必然遇到国际协调问题。美国和欧盟在隐私权保护上的分歧，已危及到美国企业是否能够进入欧盟电子商务领域活动。从欧盟与美国关于网络与电子商务中隐私权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出，保护网络与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需要国际协调，即一方面需要让我国的法律给我国用户及外国用户以完善的隐私权保护，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法律与机构来保护我国用户的隐私权。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作为网络的倡导者与控制者，之所以在保护隐私权上并不十分积极，就是因为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掌握其他国家用户的隐私与秘密，以达到控制其他国家企业的目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尽快完善我国的隐私权保护体系；另一方面与一些相应国家进行协调，提出对我国用户网上隐私权保护的要求与标准。以尽快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为我国加入wto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长期以来,税收都是我国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最关键的财政收入来源,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得以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税收学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税收学的论文篇1 浅议我国现阶段企业税收筹划问题 一、税收筹划的研究背景 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看，税收筹划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比较陌生，没有专门的税收筹划机构，在理论研究领域和实际操作领域都属于起步和探索的初始阶段就，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各个方面得到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全球化得到全面发展，企业的税收筹划在这一背景下显得越来越重要起来。根据博弈论原理，国家凭借政治权利向企业征税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企业作为市场中的主体，为了实现留存收益的增加，税收筹划便应运而生，它可以通过合理的办法尽可能减少税款的缴付。税收筹划的发展程度在本质上反映了一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同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我国企业的纳税意识和征管部门征管水平的高低。我国在强调法制建设的今天，税收体制逐渐健全，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依法纳税，为了更加完善征纳双方的义务关系，提升企业的纳税意识，税收筹划在我国企业当中壮大发展是有必要的，税收筹划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税收筹划在我国企业中发展的困境 (一)概念没有普及 发达国家的公司及个人都很重视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很普遍。然而，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它还算是新生事物，刚刚起步发展。人们对税收筹划认识的局限性体现在：首先，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我国企业一直生存在依法纳税、多纳税光荣的大环境下，给纳税者造成了少纳税违法的误区，税收筹划可能被看作是偷、逃税的一种手段。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税收筹划是合法的这一观点难以被人们所接受。其次，税收筹划被认为是单独的一次筹划行为，而不是伴随企业经营活动一直存在的行为。从目前税收筹划在企业当中的发展来看，企业内部不设立税收筹划部门，在需要筹划的时候才聘请相关人员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筹划，被看作是一次性的筹划行为。 (二)专业型人才未普及 税收筹划要求有良好的税法基础，除此之外，还涉及会计、财务管理等其它学科的知识，因此税收筹划的难度相对较大，仿佛企业的税收筹划活动是税法专家的专利。尽管我国大部分财经类院校开设了税收筹划方向的税务专业，但是他们毕业后的去向却不是税收筹划。由于缺少税收筹划机构，使得该类人才没有普及开来，企业当中也缺少可以进行税收筹划的人才。其实税收筹划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只要能够及时的掌握最新的法律法规政策，筹划方案是可以套用的，节税技巧可以被灵活运用，相同的情况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达到理想效果。 (三)筹划成本普遍高 税收筹划实质上是一种规避缴纳不必要税款的行为，而我国目前的税制建设趋于复杂化，随着征管部门工作上的疏忽，就会出现漏洞，这就为偷税者提供了偷税、避税的条件。虽然偷税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如被查出会依法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偷、逃税行为因为征管部门征管力度欠缺导致这些违法行为未能够被及时查处。这就导致一部分纳税者投机取巧，致使偷税现象严重。与偷税相比较，显得税收筹划的成本相对较高，纳税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放弃税收筹划而选择钻税法的漏洞进行逃税。由于这种行为的出现，阻碍了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增加了税收筹划的隐性成本。 三、完善我国企业税收筹划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税收征管力度 正如上文所说，在我国当前的税收执法环境下，一些纳税人不会采取相对成本较高的税收筹划，而是选择冒风险使用违法手段来提升自身利益。因此在这样的纳税条件下，征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应当加大其工作力度，加大处罚的程度，对那些偷税、漏税行为一定要严加惩罚，增加偷逃税款的风险，逐渐把税收筹划是合理减税的唯一途径的思想植入每位纳税人的思想当中。这样做就会激发纳税人通过税收筹划来规避不必要税款的想法。税收筹划需要一个依法治税的环境来加以保障，要求征纳双方都按税法行事，因此相关税务部门要对税收违法行为严惩不贷，体现税法的严肃和强制性。良好的法制环境会增加纳税者对税收筹划的需求，进而促进我国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 (二)建设税收筹划人才队伍 税收筹划除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外，税收筹划型人才对我国企业税收筹划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国外的发展情况来看，他们都拥有专门的税收筹划称谓，每个税收筹划队伍都配备业务能力强的人才。我国当前的状况是从事税收筹划行业的人员稀少，业务水平不能同国外相媲美，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税收筹划行业的发展。应税收筹划发展的要求，我国应当尽快建设专业型人才队伍，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设立税收筹划资格岗位，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通过考试来取得资格证书。与此同时，也要重视在大学教育里筹划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为社会输送人才。 (三)企业应当提升税收筹划认识度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短期目标是通过安排日常经营活动，最终减轻税收负担，从而增加企业的经营效益。企业人员应将目光放在长远发展上，如果本企业一直进行税收筹划，将税法的要求也都落实到实际生产经营当中，那么时间久了，企业的纳税观念和守法意识都会得到提高，税收筹划会使本企业充分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从税收优惠中取得利益远比花费心思偷逃税款要心安理得。纳税人只有充分认识税收筹划的意义，切实从税收筹划当中取得利益，才会将税收筹划纳入本企业的一部分，进而推动我国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 税收学的论文篇2 浅议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现状及对策 一、税收筹划概述 通常我们将税收筹划定义为以下：纳税人为了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而对企业的投资、经营、分配和理财等方面进行事前处理，其前提是要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然后选择最有利于企业经济利益的纳税方案。 纳税筹划的特征被分为以下三个：合法性、事前性和目的性。其中对于合法性的定义是税收筹划必须坚持以遵循法律法规为基础，对于减税的手段合理性的划分也是通过合法性来进行的，它作为税收筹划的根本特性而居于三个特征的首位。事先性指的是企业对各个纳税事项进行的安排和筹划必须发生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与其相反的便是避税，即发生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后的税收筹划。而目的性指的是企业实施税收筹划完全是为了能够对企业的纳税成本进行降低，事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二、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的现状 (一)意识淡薄、观念陈旧 因为税收筹划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多数的企业对其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它们可能会将税收筹划和偷税、漏税相等同;并且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它们的相关人员可能会认为对税收筹划实行鼓励会导致纳税人出现更多的偷逃税款的现象，这样以来，除了会导致偷逃税现象的飙升，还容易导致纳税人和税收征管机关之间出现严重的摩擦问题，因此就不利于征管，另外税收筹划会导致纳税人对税收优惠条款进行滥用，背离国家本来的用途，所以政府对税收筹划并没有进行很好的鼓励。 (二)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税收筹划需要相关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他们对于知识的需求，不能仅仅集中在税法和会计方面，还需要了解相关的财务管理知识。但是对于我国中小企业来说往往缺乏这一关键的条件，因此中小企业对于税收筹划工作的开展也被严重的影响了。对于一些规模中型的企业，尽管其销售规模较大，但是，因为人员缺乏较高的素质，也使得其税务筹划方面几乎一片空白。 (三)税务代理制度不健全 因为目前的中小企业自身并没有足够的税收筹划专业人才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因此他们就往往选择中介机构来对其税务进行代理，从而有效的帮助他们进行相关的税收筹划。但是因为我国的税务代理制度的出现较晚，并且现在还基本仍处于发展阶段，并且对于代理业务的类型来说，很少牵扯到税收筹划方面。 (四)企业部门沟通、配合力度不够 由于税收涉及到了一个企业所以的经营活动，因此税收筹划的设计范围就扩大到了企业的所有部门和经营环节。因此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配合对于税收筹划的有效进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财务部门的沟通。但是对于现在多数中小企业来说，虽然均设有财务部门，但是其与企业其他部门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沟通，特别是与销售部门之间，这就导致了企业税务上出现严重的损失。 (五)税法、准则执行较松，税收优惠政策的不落实 首先，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对税法、准则的执行存在着严重的力度不够现象，而且当中小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受到惩罚，因此，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本的较低，使得中小企业就不会过多的去在乎税收筹划的进行。其次，因为税务部门组织税收任务较重，税收计划的色彩浓厚，税收优惠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这就使得税收筹划失去了可能和条件。 三、我国中小企业税收筹划完善的对策 (一)树立敏感的风险意识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其经营环境都存在着复杂多变的特征，因此就导致了税收筹划方面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工作过程中，需要密切的关注税收政策方面是否产生了变化，对其经营环境进行充分的分析。另外，中小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的时候，还需要将筹划方案方面存在的风险进行充分的考虑，通过多方面风险的考虑，树立起足够的风险意识。 (二)完善税收筹划代理体系的建设 因为目前的中小企业自身并没有足够的税收筹划专业人才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因此他们就往往选择中介机构来对其税务进行代理，从而有效的帮助他们进行相关的税收筹划。因此对于税收筹划代理机构的选择，就需要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考虑，保证税收筹划代理机构在多方面均有较好的专业水平，诸如投资、金融以及物流等方面，这样才能保证给中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具备更好的专业性和全面性，在有效的降低中小企业税收筹划成本的同时，保证其效益实现最大化。 (三)充分认识税收筹划工作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 对于企业来说，税收筹划工作是对其自身合法利益的维护，所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其管理过程就需要充分的关注对纳税与节税的意识的认识，充分的了解到税收筹划对于企业的意义，认识到其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和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的现实作用。如果中小企业想要实现其长远的发展，就需要很好的对税收筹划的内涵以及特征进行认识，从而将税收筹划工作在企业中的地位进行提高，对税收筹划进行整体的规划，从而保证企业税负的有效降低。 (四)提高企业税收筹划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 税收筹划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有专门的人才对其进行支撑。但是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缺乏必要的税收筹划人才，这就导致税收筹划不能顺利的进行。所以，要想提高中小企业的税收筹划水平，首先应加强对于企业财务管理以及会计人员的知识教育培训，进而在企业内部建立规范完善的财务制度。在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中，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税法知识以及职业道德的教育培训，为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提供后备人才。 猜你喜欢： 1. 关于税收的论文3000字 2. 关于税收政策的论文 3. 关于税收的论文免费 4. 税收论文参考 5. 关于税务专业毕业论文
财政税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税收政策是我国进行市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配置社会资源,调节财政收支平衡。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财政与税收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非税收入管理的问题及改革思路
在政府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能够健全公共财政职能，另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当前最为主要的财政改革，虽然在改革的十几年时间内我国非税收入种类得到增多，规模得到扩大，但是从整体角度探析，非税收入管理仍旧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需要加强分析。
一、现阶段财政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非税收入属性的认识
当前，伴随着收支两条线改革的深入发展，非税收入已经在我国各个部门中得到应用，但是却没有落实到位。现阶段很多行政事业性收费散落在各个部门之间，如此一来则会导致非税收入管理主体变得比较模糊。甚至有部分人对非税收入的基本性质以及属性缺乏认识与了解，认识本单位所收取的费用可以自由支配使用，应该属于自有资金，对将资金上缴给政府部门存在抵触心理。
(二)收支单位不同步，利益分配不均衡
目前在资金安排上经常会出现多收多支与少收少支的现象，将资金上缴的时候因缺乏比例分成的方式，导致出现执法不严的严重现象，这种情况不仅会阻碍我国财政体系的完善，并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秩序整顿造成制约与阻碍。
(三)征缴环节漏洞颇多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票据的种类呈现出多样化，在使用的时候比较繁琐以及复杂，因相关部门缺乏监督与管理，或监管力度不够，导致部分单位在征缴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漏洞，比如出现转借、转让以及丢失的现象，还有部分员工在填写票据的时候不仔细，内容不齐全，甚至出现私自印刷非法票据的现象。与此同时，我国部分地区的单位虽然依据政府要求设置过渡性账户行坐支行为，但是却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导致少征与漏征现象层出不穷。
二、非税收入管理问题的原因
(一)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
从整体角度分析，我国非税收入占据财政总体收入的30%以上，部分地区所占据的比例更多，非税收入的作用十分明显，能够推动地方经济的建设，弥补事业单位资金所存在的缺陷等，但是因为非税收入管理具有行政性，缺乏法制性，导致非税收入管理出现混乱现象。当前非税收入管理所依靠的法律法规仅为《预算法》，无法真正将非税收入形成完善的法制体系。
(二)受到部门利益的驱使
在诸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因受到财力的限制便会采取定额包干的方式，导致部门人员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胡乱征收费用、坐支收支、私自设立过渡账号，这种情况不仅导致非税收入管理呈现出无序性，并且也会出现违法乱纪现象。
(三)缺乏有力的监督与检查
当前，收支两条线的制度得到应用，并且财政、审计、物价等相关部门也会进行检查，但是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违纪现象处理起来比较困难，还有一种情况便是财政部门在处罚的时候仅仅局限在罚款等方面，正是由于处罚力度较轻，才会导致诸多不合规现象的发生。
三、非税收入管理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工作
我国财政部门作为主要的非税收入管理部门，需要加强宣传工作，可以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载体进行宣传，让人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非税收入管理的重要性，另外还需要加强对征收机关等部门的宣传与培训，让政府人员可以对非税收入管理的意义有所了解，并明白非税收入不是自有收入，是一种统一管理的形式。
(二)实施以票控费
相关部门需要在自身发展基础上积极构建以票据为手段的检查、核查制度，保证实现票据与项目、收入、检查的有机结合。另外在对票据监督管理的时候，需要督促各单位能够及时将资金上缴给国家。除此之外，还需要积极构建财政票据使用、核销的管理体系，尽可能的将以票控费的作用进行发挥。
(三)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平台
积极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平台是当前财政部门的主要内容，可以构建“金财工程”平台，积极建立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平台，将各项信息进行集中管理、整合，比如项目管理、票据管理、账户管理等，如此一来能够实现非税收入信息化发展与网络化发展。当然，还要依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转变传统模式下所形成的收费征缴模式，加强财政部门、银行以及各单位对非税收入收缴的透明性，保证资金的完整性。
(四)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监督与管理
我国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物价部门需要将日常管理与年度检查相互结合，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对违法违规现象进行查处，并依据违规现象制定合适的处罚，保证检查工作不会流于形式。另外还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收费秩序进行管理，保证收费秩序的稳定性，保证监督检查的整体质量，只有真正做到如此，才能保证非税收入的完整性。
(五)加大清费治安工作
现阶段各个地区财政部门依据上级文件将非税收入管理列入重点管理范畴之中，但是仍旧会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尤其在改革的不断深化下，我国已经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所以在此发展背景下需要取消“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并减轻企业与社会的负担，尽可能的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非税收入改革是一项大工程，在改革中我国财政部门需要将自己的工作作风进行转变，对非税收入管理政策进行落实，积极落实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取消“按照比例返还”的传统做法，保证非税收入能够上缴给政府部门，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实现非税收入管理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非税收入管理朝着科学化、法制化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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