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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月，德州学院共设有科研所（中心）47个，其中有省级重点实验室2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2个、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2个）山东省生物物理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新型药物辅料与缓控释制剂工程实验室。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2个）生物技术与生物资源利用实验室、配位化学与功能材料实验室。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1个）食品经济管理研究基地。 馆藏资源截至2014年1月，德州学院图书馆拥有纸质藏书124.3万册、电子图书119.8万册、装订报纸2000余册、音像制品920件、光盘10618片、网上数据库11种，订购现刊2504种（含外文原版22种）、中外文报纸65种。馆藏的《周易程朱传义》《韩非子》《六书正讹》等古籍均为明代刻本，弥足珍贵。还藏有《四库全书》、《民国丛书》、《孔子研究》和英文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大型珍典。 学术期刊《德州学院学报》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德州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 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入网期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
评选优秀论文才能上学报。《德州学院学报》年度优秀论文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评选工作遵循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学报都是公开发行的刊物，学报是由学校主办的期刊，也是很多教师评职，或者学生毕业发表论文首选的期刊。
简要的说有两点：1、秦汉时期文化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说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2、 秦汉时期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与非凡的创造力详细的原因在于以下部分：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栏目中占有较重的分量。 政治制度与职官方面,简修炜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历史特点与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密切联系,突出地显示了该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明显个性。方北辰《释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虚设问题》(1989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察该制度的历史渊源,认为魏晋之际,儒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并未根本动摇,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孔这些儒家崇尚的“圣人”,仍享有极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着士大夫的思想,而当世活人要跻身于位至极品的圣人之列是不可能的。陈琳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课》(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晋以后,秦汉时期通过上计来考课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实亡。东晋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课制度,只以输入赋税的多寡来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绩。北魏后期重新建立起考课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课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况较好。赵昆生《曹魏侍中考释》(2000年第6期)对曹魏的侍中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曹魏重要的权力中枢,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核心。 关于政治事件,在司马睿对待祖逖北伐的态度问题上,刘伟航《司马睿对祖逖北伐态度之我见》(1988年第2期),不同意历代史家对司马睿的责难和批评,作者认为:自司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势并没有形成一个北伐的大好时机;东晋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也难以成为北伐的经济保障;东晋派戴渊节制祖逖的目的在于对王敦形成威慑,阻止其叛乱活动。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败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历来对曹爽伐蜀的动机及其失败原因研究不够,认识停留于表面。作者认为,曹爽伐蜀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军事力量远不及司马懿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通过伐蜀,曹爽既可控制军队指挥权,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马懿,专断朝政;他所以失败,也不仅仅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及蜀国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司马懿及其党羽的破坏,这种破坏在出兵、作战和退兵时都存在。孔毅《论曹魏之黜抑“浮华”》(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华交会之徒”,旨在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为改朝换代清除障碍;魏明帝曹睿之罢退“浮华之不务道本者”,旨在打击思想上的异己,最终却自毁家门。 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史中经久不衰的论题,马欣在《士族新论》(1987年第2期)一文认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称谓复杂、概念混乱。不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给后学者带来困难。根据名实相符和传统习惯的原则,该文对芜杂繁多的概念进行清理筛选,认为较妥贴而且适合魏晋南北朝官僚集团的名称,该是“士族”,其他都不规范。就士族的历史地位问题,文章指出,就整个士族来说,它趋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并把持了政权以后的事情,无视士族的演化过程,一概骂倒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关于门阀政治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门阀制度论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将作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门阀制度与南朝的门阀制度相提并论。北魏鲜卑贵族是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权的,北方以门阀大族为领袖的坞堡不仅维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保留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较高水平的汉族文化。因此北魏统治者不能不依靠门阀大族谋划方略、制定政治礼仪、发展封建经济,因而也就不能不实行门阀制度。针对张承宗“吴四姓”为“东吴四姓”之说,张旭华、王宗广《“吴四姓”非“东吴四姓”辩》(2000年第4期)认为,“吴四姓”应是“吴郡四姓”,即吴郡之顾、陆、朱、张;其中张、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吴郡张温、朱桓和朱据。 社会组织、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连载章义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对这一时期奴婢来源和数量的分析;二是对奴婢社会役使范围的考察。前者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主要有战俘、价买、籍没三大来源,较之两汉,私属奴婢的数额显著增加。后者的结论是:这一时期奴婢的役使范围不仅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的役使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且与两汉时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即该时期奴婢的绝大部分已由两汉时期的非生产者转变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都被普遍地役使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周国林的《论蜀吴图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证辨析性质的文章。该文针对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多种看法,通过数据统计,文献、文物的印证,认为蜀吴图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贱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优越的士族,而是对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类的低级官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官吏的总称。张敏《东晋南朝宾客述论》(1999年第2期)认为,东晋南朝宾客的构成成分比前代更为复杂,有门第低、学品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避难的北方人士,有所谓材力死士、门生故吏,也有江湖游客、隐士。宾客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没有与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继续受到王侯大臣的礼遇和重视。不过,宾客的社会地位确实有所下降。 二、经济史研究 专栏文章中,篇幅较多,影响较大者当属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2期学报刊发了施光明的《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文章涉及的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因为曹魏屯田制度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多有论述,但关于“分田之术”这个具体而重要的细节问题,几乎无人问津。作者认为,“分田之术”是一种授田之法,其具体内容是确定给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数量,大约是一夫一妇一百亩。文章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刊物或复印全文或转摘观点,并马上引起了争论。同年第4期,专栏又刊载了周国林的争鸣文章《“分田之术”是授田之法吗?》,该文指出,“分田之术”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别于“计牛输谷”的征税方式。专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88年第1期,长达三年之久,所发表文章均被《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国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献转载。 历代史家关于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胜数,但对他的整个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论述,尚不多见。张雷的《曹操经济政策述评》(1985年第4期)一文,从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曹操的经济政策有着丰富而广泛的内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税政策、奖励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紧密围绕屯田政策而展开的,在他整个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屯田规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郑佩欣的《曹魏许下屯田规模虫虫彖测》(1988年第3期),通过当时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粮食总产量以及劳力的耕种能力等因素的层层分析剥离,得出建安初年许下屯田的大致规模———约拥有60万亩耕地,8000多屯田户,40000余人。 商业、交通贸易史研究方面,马志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贸易的变迁与高涨》(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南海贸易得到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州的通商贸易口岸的重要地位,为隋唐以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郑敬高《论六朝的商业资本形态》(1994年第1期)认为,六朝商业发展,以小商人资本兴盛、官僚商业资本强劲、大地主侧身市场为特色,基本实现了商业资本的封建化,它导致了商业资本的饱和。这种饱和以盘剥小生产者取得丰厚利润为前提,是资本与特权结合的结果。超商业强制割断了商业与经济自由、竞争平等、法律秩序之间的必然联系,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积累,构成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致命弱点。刘汉东《水路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相当密切。特别是大批量的货物运输,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较高。水路运输既方便,载重量又大,沿途码头的设施以及较大船只的使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牛润珍的《3—6世纪海河流域城镇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该文不仅考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县级以上的城镇数目,而且还从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等其他学科入手,考察了当时海河流域城镇的布局及其特点。极具学术价值的是,它着眼于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体现了全新的选题角度,而且运用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 韩国学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皇光时期的经济政策》(1999年第3期),通过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时期,记室参军封裕的上书来探讨前燕的社会经济政策,试图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解答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之后,异民族以何种形态发展国家。 三、思想文化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辉煌,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课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施光明《论五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选题新颖,把当对许多人忽视的西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代表着魏晋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作者指出,当中原动荡、文事荒落之时,在五凉统治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具有浓郁的西北风采和异域情调的学术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他认为,这是西域与五凉之间学术文化双向交流和双向选择的结果。正是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中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瑰丽多姿的五凉文化。宗教问题仍然是文化讨论中的重点之一。程有为的《魏晋南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将佛教在河南的传播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汉末、曹魏时期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兴盛;至北魏达到极盛,由此他认为,河南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学东渐,河南居“天下之中”,为必经之地。二、其时作为都城的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三、佛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赐予和富人的施舍,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楼台。四、河南地区战火连绵,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为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为教义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黄修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征》(1992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迅猛流播发展的时代,也是佛入中国而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重要特征是受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造和影响日益世俗政治化。无论是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或是作为宗教信徒的佛门僧尼,都没有超然于世俗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政治、参与政治、服务于政治。孔毅、李民《魏晋玄学的衰落及其与佛教的合流》(1997年第2期)认为,东晋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声,儒佛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玄沸合流的关键,而魏晋玄学独立性的丧失标志着玄佛合流的实现,玄佛合流实现后,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佛教的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它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始终不能也不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而独立发展,只能是不断趋于中国化。至宋代,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理学。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朱和平、白贵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影响》(1998年第4期)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化特征有三:其一、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格局;其二、传统文化改造与新文化创造相结合;其三、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造了传统文化固有的颓废,创造了文化新精神,而且使中国文化呈现多样化和丰富性,在文化发展中缓和了民族地域纷争和敌对关系,出现了统一的要求。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前较少有人论及。 梅珍生《中国魏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生观比较研究》(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东西方人学史上,魏晋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历史阶段,在各不相同的历史系列中,这两个时代的功绩无论是因其对过去传统的反叛还是对未来的历史命运的昭示,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价值体系的崩溃,对古典的领悟,艺术的成就,世界的发现,人的觉醒……在这些改变了历史面貌的共同表象的背后,它们由于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生的路向表现出了不同的旨趣:魏晋时代风靡士林的价值取向是玄学人生观,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呈现的则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涵的世俗人生观,而这种差异,又是他们对待人和自然的不同态度造成的。 四、军事、民族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军事制度之一的曹魏士家制,古今论者,不乏其人,但在诸如士家的身份等具体问题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意见,刘汉东《论曹魏士家制的发展变化及其阶段性》(1988年第4期)一文,没有将该制度看成静态事物。他认为士家制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时间,曹魏士家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确立和完备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士家的身份地位也有相应的发展和变化。 张文强《南朝军制述略》(1998年第1期)指出,南朝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主要为中军和尚书省两个系统;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为都督与州郡两个系统。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为军、幢、队、什、伍等。兵种主要分水、步、骑。中军训练一般在京师建康进行,外军训练一般由各防镇都督刺史主持。当时的兵器是传统的弓、弩、刀、剑、矛,其制造由少府所属的尚方负责,保存管理的机构有南、北二武库。 关于战役,潘民中《汲、获之战是官渡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第4期)认为,汲县、获嘉之战与白马之战,延津之战及官渡决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官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汲、获之战发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军攻白马之后、四月曹操解白马围之前的三月间。汲、获之战的战略意图一是消灭袁军别营,解除侧背之忧,二是破坏袁绍军粮基地,陷敌于困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问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程有为、吴少珉《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问题》(1996年第1期)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矛盾的形成、发展、激化和缓和的历史状况、统治者民族政策的优略得失、以及民族融合的进程。作者指出,曹魏、西晋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十六国时期是爆发时期,北朝则趋向缓和。曹魏、西晋时期,允许少数民族内徙,有利于民族融合。但西晋江统提议将少数民族迁返塞外,则不利于民族融合,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十六国后期各国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比前期为优。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民族融合的还有民族压迫、冲突、仇杀,最后到隋唐时期内迁少数民族已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 五、大族个案研究方面 家族、尤其是豪门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姓大族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上世纪90年代该栏目先后发表了多位学者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们分别对家族的源流、婚宦情况、文化特征、家族兴衰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婚媾特征:汉魏以来士族政治的建立与巩固,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升迁及其在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间通过婚姻裙带关系的彼此提携与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别是东晋南朝侨姓士族维持高门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婚媾的变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会地位的变迁。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1993年第3期)对京兆杜氏的婚媾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与颍川荀氏的婚媾情况作了比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且都与皇室联姻。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内司马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冯翊严氏、北地傅氏、太原与祁县王氏、河南元氏等,与荀氏相同,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两族虽然都与皇室联姻,但对皇室的依赖程度不同。苟氏,�子恽娶曹操女,恽子娶司马懿女,荀粲娶曹洪女,荀羡尚晋寻阳公主等,绵延两晋,一直与皇室保持亲戚关系,对皇室的依赖性也较大,几乎是同命运,共兴衰。杜氏,杜预娶司马懿女,杜义女为晋成帝皇后,杜攒尚魏孝武帝妹,仅此而已。他们对皇室的依赖性小,其地位不全靠皇亲。 关于仕宦:魏晋南北朝时期,仕宦是衡量门第高卑的标准之一。仕宦的演变最能反映士族地位的升降和家族的兴衰。士族的仕宦是一个变动的历史过程。 刘静夫对京兆杜氏和颍州荀氏的仕宦特点作了比较,认为族大人众,累世为官是其共同点。荀氏见于记载的约100人,而杜氏则达120人。荀氏主要仕于汉魏南朝,仕于北朝者极少;而杜氏则遍及南北胡、汉王朝。荀氏在上层交往广泛,在中央做文职高官的多,主要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在上层交往少,做地方军政长官的多,是一个带有豪强色彩的官僚世家。苟氏门第高些,而杜氏生命力强些。颍川长社钟氏也属于汉魏旧族,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研究》(1991年第2期)对其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作了追溯:钟氏自西汉至唐代中叶900多年,世系不断,从东汉末年钟繇到唐代中期钟嘉壁兄弟的500余年,几乎代代有官宦,上至宰辅,下至县令,属典型的士族之家。其家族中不少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关于庾氏家族,孟繁冶《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1992年第3期)一文指出,庾氏家族自东汉至南朝13代,凡74人,近400年的历史。其家族萌芽于东汉,掘起于曹魏、西晋,隆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汉代以前的庾氏先人鲜见寡·闻,正史中鄢陵庾氏的出现是在东汉,庾乘即为鄢陵庾氏家族人物的最早记载。庾乘子嶷,遁,嶷曹魏时官至太仆,大鸿胪。西晋时的庚氏家族已远非曹魏时期,仅在朝中传旨宣诏、教授经学,这时已经能联合朝臣,干预朝政,具有朋党之威、家族之望了。东晋时代,是庾氏家族建功立业的最辉煌时期,也是这个家族人丁兴旺时期,庾亮是这个家族几百年历史上的代表人物。经过东晋废帝年间的政治变乱,庾氏家族已明显地由兴盛走向了衰落。 关于学术文化:世家大族要取得社会承认,须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入世做官及官职升迁的重要条件。魏晋士族多以家学明世,以士出身,虽初有军功显者,但后世也往往以学识见称。这也是当时士族骄世傲人的一个资本。孟繁冶《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倔起》(下)(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魏晋时期是庾氏家族政治发展的重要积累时期,其间文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突出。庾氏在东晋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此时也正是该家族文化最发达的时期,文化事业成为他们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庾氏家族成员无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水平,他们在教育、文学、书法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司马氏江左政权与庾氏联姻,除了在很大程度上与庾氏在西晋时期政治上已有积累外,应归结于庾氏家族文化上的优势。刘静夫对荀氏与杜氏在文化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两族各有家学,荀氏以礼乐、律令为主,杜氏原本刑律名家,自杜预后又以传《春秋左氏传》出名。在文化层次上,就整体而言,荀氏高于杜氏,荀氏人才辈出,而杜氏多以吏能或军功显名。 六、社会史研究 近年来,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 日本学者关尾史郎《关于安徽曹氏一族墓葬的几个问题》(1997年第3期),作者通过对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葬字砖的梳理、分类,释疑、解读,认为曹氏宗族墓葬是曹腾作为宦官进入中央政权以后开始营建的;曹氏宗族拥有大规模的墓区,说明自曹腾以后的三四代人中,都有上至中央下至郡县的各级官员,相对而言,曹氏宗族是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 妇女问题也是这些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 万红《试论秦汉到魏晋妇女风貌的变迁》(1991年第3期)指出:魏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与秦汉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魏晋女性得以大胆地与封建礼教进行抗争,他们挣脱了秦汉时代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为自己挣得了一些权力。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相对衰微的时候出现的暂时现象,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随着大一统封建集权专制的再次确立,妇女的社会地位就每况愈下。 黄云鹤的《均田制与北朝妇女》(1994年第1期)从经济角度对北朝的妇女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北魏均田制带有浓厚的原始社会色彩,平均主义波及妇女、北方有大片荒芜土地、战乱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及北方思想较为开放等原因导致了妇女受田。妇女受田意味着她们经济上的独立。 薛瑞泽、王大健《3—6世纪后妃变态心理剖析》(1995年第2期)从遗传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剖析了3—6世妃后纪变态心理形成的原因、表现及其对社会的危害,作者认为,遗传因素和心理因素是后妃变态心理形成的基础,社会因素是诱发这些变化的直接动因。 关于家庭生活,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1993年第2期)如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显著特点,形成这些特点有其政治原因:实行门阀士族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宗法制度的影响;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私有制的影响。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1993年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较多的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不但使婚姻形态多种多样,而且使这一时期的婚龄基本呈下降趋势。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无法展示栏目中的所有内容,有不少好的文章不得不忍疼割爱,难以向读者作重点介绍。好在本文没有提到的许多文章,在史学界也同样早已产生影响。现在许昌师专已升为本科院校,升本后的《许昌学院学报》本着打造名牌,锤炼精品,质量至上,凸显特色的原则,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办好一批重点栏目,而且要把“魏晋史研究”做为特色栏目,放在学报重中之重的地位,在稿源、篇数、稿酬等方面将采取新的激励措施,近期内,该栏目除发表所有关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研究文章之外,将重点组织发表该时期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学术力作。欢迎广大魏晋史研究者继续关爱支持本栏目的建设与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编、研合作,共同努力,把魏晋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学术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老校区在晋安路500亩左右，从火车站做31路到开封大学老校区站下车。新校区在东京大道1500亩，从火车站做34路，到开封大学站下车。
开封大学从2004年开始与河南大学联合办学，举办机械自动化和土木工程本科教育。开封大学始建 于1980年，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由开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一所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地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七朝古都开封市，交通便利，环境幽雅，是大学生深造成才的理想场所。多年来，开封大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秉承“明德、励学、笃行、创新”的教育宗旨，遵循“以德治校、特色立校、质量强校、科研兴校”的办学理念，始终以“就业为导向，育人为根本，服务为宗旨”，形成了“艰苦奋斗、团结务实、改革创新、严谨治学”的开大精神和“勤奋、进取、求实、创新”的良好校风，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办学规模适度 专业门类齐全
学校目前共设有机电工程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化学工程学院、财政经济学院、管理科学学院、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工艺美术学院、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五年制专科部、医学部和继续教育学院等13个教学单位近50个专业，涵盖理、工、经、文、管、医6大学科门类，在校生15000余人，拥有一支专兼结合、结构合理、富有活力、适应高职人才培养需要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构建起以能力为中心，知识、能力、素质教育为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设有国家技能鉴定站（点），具备几十种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与考试资格；拥有能充分满足学生实践技能提高需求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拥有国家级技能型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培训基地、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和省高职教育示范专业、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试点专业、省高等学校名牌专业建设点、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团队、省级精品课程。出版有《开封大学学报》、《中原儒学》等期刊。学校具有接收留学生资格和派出留学生中介资格，与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有联合办学项目。
学校坚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形成了产学结合、订单培养、“准就业式”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毕业生年底平均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被评为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单项工作优秀学校。学校积极落实国家有关奖助学金的各项政策，连续五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和资助管理工作”考核优秀。
学校先后被确定为河南省首批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立项建设单位，被评为“省职业教育攻坚工作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省级文明学校”、“省首批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省教育管理年活动先进单位”、“省高校校园文化先进单位”、“省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学校在省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和德育工作评估中均获得优秀等级。2010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入伍服兵役预征工作先进集体。2010年获得“河南考生心目中最理想的高校”称号.
基础设施齐全 办学条件完善
校区规划合理，建筑美观，风景秀丽。教学设施完备，现有教学仪器设备总值4000多万元，利用西班牙
开封大学体育馆
贷款购置的实验仪器设备正在谈判中；利用长城集团公司租赁设备已基本到位并投入使用；3096万元国家发改行专用建设贷款项目正在付诸实施，并计划进一步扩大校园面积，增加地面建筑。学校拥有各类实习、实验、实训室100多个，建有先进的校园网络系统；校园“一卡通”工程项目的投入使用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规范便捷的学习环境；图书馆各类藏书54万册，中外期刊2000余种；5000多平方米的体育馆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现代化、设备齐全的健身环境。
内培外引强劲 师资结构改善
学校不断加强“内培外引”力度，先后出台落实10余份“人才强校”战略性文件，如《开封大学教师培训、进修管理规定》、《开封大学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和管理办法》、《开封大学双师素质教师的认定与聘任管理暂行办法》、《开封大学人才引进工作暂行办法》等，由于实施了待遇从优的外引方案、宽松的内培政策，使学校师资队伍从学历层次、职称结构和学缘结构得到了根本改善。近几年来引进高职称、高学历人才百余名，有近百名教师通过参加培训取得了高一级学历层次，晋升到了高一级职称。目前在编教职工700余人，其中，专兼职教师300余人，高级职称百余人，其中教授20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近百人，在读博士、硕士近百人。先后有20余位教师获得国家和省级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一名教授曾作为高访学者赴俄罗斯讲学；有两位教师作为教育部派出的国外汉教讲学专家赴朝鲜、瓦奴阿图开展汉语教学；4名教工被评为开封市拔尖人才；两名副校长分别被聘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秘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河南省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专家；学校还在国内外聘请了百余名专家学者和行业能手担任客座教授。
人才培养定位 教学质量提高
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学校创建了“招生、培养、就业”、“教学、科研、生产”两个三结合的办学模
学生餐厅
式，高度重视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以产学研合作为途径，建立以能力为中心，知识、能力、素质教育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以培养实践能力为本位的育人思路，狠抓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大力实施“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全面素质育人”的系统工程，抓好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各项竞赛、各类学术活动异彩纷呈，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学校积极开辟招生及毕业生就业市场，建立稳定的招生及就业渠道，三年来，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均保持在90%以上，学校已向社会培养输送各类毕业生3万余人，40%以上的毕业生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正在为社会做着贡献。
学术气氛浓厚 科研成果显著
金松大礼堂
学校积极实施“科研兴校”战略，全力推进应用技术研究，坚持教育科研、专业科研、科技开发并重的指导思想。近几年来，获得国家、省级科研立项147项，部级、省级结项验收60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3项；获得国家、省级教学成果立项101项，省级鉴定14项，厅级科技成果奖29项；α亚麻酸、无狼音小提琴、畜类烘干炉尾气净化塔三项科技成果均获国家专利；教师公开出版著作、教材127部，其中部分教材被教育部评定为《中国高教教材书目》推荐教材。市文学学会、历史学会、焊接学会、模具学会、宋代文化研究所都设在开封大学。《开封大学报》于1998年9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开封大学学报》在河南省第二届高校学报“三优”评比中荣获二等奖。学报编辑部被全国地方高校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编辑部。
依托企业办学 高职特色彰显
学校从1994年成立以香港金心集团董事局主席李金松先生为董事长、境内外80余家企业单位加盟的“开封大学董事会”，并以此为依托大力开展产学研合作。董事单位为学校捐赠教学设备，设立奖学金，提供实习基地，开展学术讲座及研究，学校为董事单位输送优秀毕业生，进行合作技术攻关，项目开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产学合作基地已从省内、“珠三角”等老基地向“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发展，先后与144个单位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实现了教育服务企业，企业扶持教育的“双赢”机制。
办学渠道拓宽 对外交流广泛
学校积极发挥社会服务的职能，实行开放办学，不断拓宽办学新途径，先后与四川华迪、河南蓝天集团
开封大学
等企业密切合作，实施“订向”培养人才，增强了办学活力。同时，不断拓宽中外合作办学的新途径，学校已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韩国、白俄罗斯等国家的多所知名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与加拿大南阿尔伯特理工学院、加拿大麦瑞•维多伦学院、法国里昂商学院、澳大利亚北悉尼学院、新西兰纳尔逊理工学院等院校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合作关系。近几年来，向国外输送留学生200多人，接收国外留学生100余人。07年6月，我校首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百余名学生毕业，将拥有开封大学和加拿大麦瑞•维多伦学院两校的毕业证书。开封大学是河南省具有接收留学生资格的十一所高校之一，是具有派出留学生中介资格的十个单位之一。
党的建设加强 德育成果丰硕
学校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新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积极发挥党建学会和思想政治研究会的作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讲正气、树新风”主题教育活动的长效机制已逐步建立和完善。学校先后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省级文明学校”、
学生宿舍楼
“省级园林单位”、“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省教育厅教学管理年活动先进单位”、“高校校园文化先进单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校团委被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在去年省教育厅组织的德育工作评估中，开封大学被评定为优秀等级。
校园文化浓郁 育人环境优化
学校高度重视大学精神的塑造和校园文化的培育，致力于建设“文明校园”。校园环境优美怡人，绿树葱茏，花草烂漫；学校形象标示独具匠心，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学生社团十分活跃。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大学生体育节、周末文化广场、社团文化节、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团小组进宿舍”等系列活动，打造校园文化品牌。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在学生中开展以“经风雨，受教育，长才干”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和青年志愿者活动，学校连年被评为“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
责任意识强化 校园环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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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学院学报省级期刊 文献量:1986 影响因子:0.051 复合影响因子:0.26
景德镇学院学报，是正规的本科学报，省级期刊，学术刊物，还不错
一、著作[1]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 [2]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版。 二、期刊论文 [1]尹伟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学术界》，2010年第1期。 [2]尹伟琴：《论民国时期基层法院判决依据的多样性：以浙江龙泉祭田纠纷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3]杜正贞、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的主要特点与史料价值》，《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 [4]吴铮强、杜正贞、张凯：《龙泉司法档案晚清诉状格式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 [5]杜正贞：《晚清民国时期的祭田轮值纠纷：从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看亲属继承制度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6]杜正贞、吴铮强：《地方诉讼中的契约应用与契约观念：从龙泉司法档案晚清部分看国家与民间的契约规则》，《文史》，2012年第1期。 [7]陈明华：《龙泉民国司法档案概况》，《浙江档案》，2013年第1期。 [8]吴铮强：《“宣统元年刘廷滔控谢河清等领契据案”研究》，《浙江档案》，2013年第2期。 [9]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族产纠纷》，《浙江档案》，2013年第3期。 [10]傅俊：《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的古青瓷仿制纠纷案》，《浙江档案》，2013年第4期。 [11]张健：《晚清民国刑事和解的第三领域：基于龙泉司法档案刑事案件官批民调制度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4期。 [12]张健：《试析龙泉司法档案中的贫困与犯罪》，《档案》，2013年第3期。 [13]张健：《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民国时期的检察文书》，《浙江档案》，2013年第4期。 [14]张凯：《民初龙泉县学警纠纷与司法裁断》，《浙江档案》，2013年第5期。 [15]陈明华：《龙泉司法档案展现的民间寺庙产权》，《浙江档案》，2013年第6期。 [16]孙业凯、吴铮强：《1912-1927年浙江省龙泉县审判机构的变迁》，《浙江档案》，2013年第7期。 [17]张凯、毛琼洁：《龙泉司法档案学术研讨会召开》，《浙江档案》，2013年第8期。 [18]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晚清屡票不案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9]杜正贞：《近代龙泉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和契约诉讼》，《浙江档案》，2013年第9期。 [20]张健：《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1]陈明华：《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吏警夜宿”叙事》，《浙江档案》，2013年第11期。 [22]毛剑杰：《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原生态历史》，《档案春秋》，2013年第12期。 [23]杜正贞：《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24]傅俊：《民国龙泉山产诉讼中的“履勘”》，《浙江档案》，2013年第12期。 [25]胡铭、张健：《转型与承续：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29—1949)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6]杜正贞：《从诉讼档案回到契约活动的现场：以晚清民初的龙泉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7]李爽：《〈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整理与出版》，《书品》，2014年第2期。 [28]傅俊：《立足原卷 别开新境：〈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编后》，《书品》，2014年第3期。 [29]陈明华：《从私契到国法：民间寺庙产权习惯及其制度化(1722—1927)》，《明清史》，2014年第9期。 [30]吴铮强：《信牌、差票制度研究》，《文史》，2014年第2期。 [31]杜正贞：《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的研究》，《文史哲》，2014年第3期。 [32]杜正贞、王云婷：《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33]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县知事兼理审判程序及其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34]包伟民：《社仓弊案与地方社会——晚清龙泉县〈光绪三十三年吴绍唐等侵吞积谷案〉简析》，载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9-163页. [35]李洋：《龙泉司法档案中的现代法治理念“人权保障”》，《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6]张健：《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民事调解的比较研究：国家权力下沉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动员》，《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7]张志伟、毛琼洁：《“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概述》，《浙江档案》，2015年第5期。 [38]韩德强主编：《环境刑事诉讼》，《环境司法审判区域性理论与实践探索》第三章第二节，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2-99页。 [39]张健：《龙泉司法变迁及其对当代中国基层刑事司法的借鉴》，《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3期。 [40]张健：《国家治理的嬗变:基层法院的制度变迁与演进逻辑——以浙江龙泉法院建设历程为中心》，《江汉学术》，2016年第5期。 [41]高元武：《龙泉晚清司法档案中的民教诉讼案》，《浙江档案》，2016年第10期。 [42]杜正贞：《从“契照＂到土地所有权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3]杜正贞：《“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4]杜正贞：《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的获得与证明——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的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45]潘超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庭调解：制度与实践——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考察》，《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46]杜正贞：《习惯（俗）的确认与生成：从诉讼档案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7]吴铮强：《近代中国基层民事传讯制度的演变——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例》，《文史》，2019年第1期。 [48]吴铮强：《双轨制时期(1913—1929)龙泉司法档案民事裁断文书的制作》，《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9年第1辑。 [49]赵彦昌，刘依梦：《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整理及研究述评》，《档案》，2019年第9期。 [50]李爽：《浅谈大型档案文献整理出版的质量控制和流程管理——以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为例》，《中国编辑》，2020年第Z1期。 [51]杜正贞：《诉讼实践中的意义之网与关系之网：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清末民初龙泉司法案例》，《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 [52]于帅：《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例》，《历史档案》，2020年第2期。 [53]吴铮强：《秘密调查：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民事诉讼程序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54]赵彦昌、王晓晓：《清代诉状探微》，《档案》2020年第7期。 [55]谢超：《礼法纠缠：民初异姓继承的交易逻辑与裁判考量》，《原道》，2020年第1期。 [56]李贵连，刘陈皓：《民法物权变动理论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57]吴铮强：《过渡与互嵌：近代民事诉讼庭审记录的演变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58]林珊，吴跃珍：《史海遗珠 百年穿越——龙泉司法档案讲述的民国司法》，《人民司法》，2020年第30期。 [59]吴铮强：《传统与现代的互嵌：龙泉司法档案民事状词叙述模式的演变(1908—1934)》《史学月刊》，2020年第12期。 [60]封安波：《论民国时期不起诉处分的“刑事和解”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35—1949)的考察》，《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 三、学位论文 [1]徐蓓蕾：《童养媳婚姻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2]王云婷：《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招赘婚诉讼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应玉倩：《民国时期地方刑事和解的实践及其现实意义：以龙泉司法档案为研究范本》，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4]刘德召：《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我国民国时期刑事诉讼制度》，浙江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5]谢超：《民初立继纠纷的化解模式探析——以龙泉司法档案寡妻立继纠纷为例》，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6]王雅云：《“新秩序”与“旧风俗”：民国时期龙泉县招赘婚诉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7]王崇：《晚清时期“无讼”法律思想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考察对象》，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8]于帅：《清代地方民事诉讼运作中的文书格式、介案群体与实践——以清中期浙南两宗讼案为中心》，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9]华杰：《民国初期地方司法中的疑罪处理——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材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10]张芹芹：《晚清民国前期诉讼中的查勘——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11]李明月：《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确权方式的转变历程——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四、报纸 [1]鲍丰彩、叶辉：《龙泉发现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档案》，《光明日报》，2011年4月18日，第09 版。 [2]包伟民：《晚清民国：从“大老爷”到“大法官”——“龙泉档案”见证中国基层司法百年》，《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第5版。 [3]吴铮强、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个案举例》，《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第5版。 [4]傅俊：《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的古青瓷仿制纠纷案》，《中国档案报》，2013年7月11日，第3版。 [5]杜正贞：《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的学术价值》，《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24日，第002版。 [6]吴高庆：《浙江龙泉民国司法档案的法律价值和程序特色》，《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24日，第002版。 [7]陈明华：《诉讼文书中的虚构：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吏警食宿”叙事》，《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14日，第9版。 [8]张凯：《官治与自治：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学警纠纷》，《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25日，第10版。 [9]徐浩萌、张志伟：《近代民间司法实践的“活化石”》，《中国档案报》，2017年3月3日，第004版。 [10]张文波：《近年来新见法律文献史料及其价值》，《人民法院报》，2017年3月3日，第07版。 [11]曾福泉：《万卷卷宗，还原历史现场》，《浙江日报》，2018年11月27日，第9版。 [12]吴铮强：《从龙泉司法档案看近代中国职权主义民诉规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23日，第4版。 [13]赵世瑜：《透过生活细节还原历史现场——〈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启示》，《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14日，第15版。 [14]傅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选”与“编”》，《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27日，第010版。 [15]吴佩林：《地方档案整理与出版的“龙泉经验”》，《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4日 ，第15版。 五、网络文章 [1]包伟民：《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总序，2018年10月23日，，2020年7月6日。 [2]吴铮强，李杨：《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晚清民国的地方司法及社会转型》，2018年12月7日，，2020年7月6日。 [3]夫马进撰，凌鹏译：《〈龙泉司法档案〉及其价值》，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9日。 [4]夫马进撰，凌鹏译：《“民告官”案件的背后——民国乡镇中的近代风波》，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9日。 [5]吴铮强、章军、曾晓祺：《民国初年地方警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冲突——记夫马进教授领读龙泉司法档案研读坊》，2019年9月5日，，2020年7月1日。 [6]古逸英华：《丢布又丢人？我带你穿越至民国审案子》，2020年3月3日， ，2020年7月6日。 豆瓣持续更新：
党总支书记、校长：骆朝晖，男，1961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1982年7月在东至县查桥中学任教；1983年3月至1990年6月在东至县第一中学任化学教师、教导处副主任；1990年7月至2001年7月在东至三中工作（期间1997年被评聘为中学化学高级教师），先后担任政教处主任、教导处主任、副校长等职务；2001年8月任东至县第二中学副校长；2003年6月至2007年3月任东至一中校长；2007年3月任东至二中校长、党总支书记。副校长：何浩峰，男,1964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安徽省特级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安徽省首届教坛新星,池州市三届人大代表,东至县第十四、十五届人大代表，池州市首届名校长工作室挂牌校长，池州市中小学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东至县首届“杰出教师”。1985年被分配到东至二中任教。先后担任英语教研组长、教导处副主任、主任、副校长等职。2009年9月，调任昭潭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2015年9月，调回东至二中任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2004年9月—2005年1月，在上海闸北区风华中学挂职校长助理。2008年10-12月，参加了国家教育部在上海华东师大举办的第36期校长培训班课程的学习并获结业证书。因表现突出，2002年破格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2004年被评为池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05年被评为东至县“杰出教师”，2007、2009、2011、2013、2015年分别被评为“池州市学科带头人”，2008年获得“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师园丁奖”，2009年被评为省特级教师，同年获池州市首届“文明市民”称号，2011年3月获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名师称号。2002、2008年两次担任安徽省特级教师业务考核评委，2014年7月担任安徽省中小学教师享受国务院和省政府津贴候候选人评委，2015年9月担任池州市中学高级教师评委会主任。他主持的省级立项课题《反思性中学英语教师的行动研究》于2015年8月通过了安徽省教育规划办公室的评审并结题。此外，近几年，他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各种学术期刊上，题为《什么样的课堂才是高效课堂》发表于《中小学校长》2014年第1期（P40-41）；题为《影响山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研究》发表于《中小学教育（研究版）》2013年第7期（P59-61）；题为《“导师制”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与实践》发表于《中小学校长》2012年第7期（P19-20）；题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环节的有效策略运用——以2011年安徽省第十批特级教师考评课为例》发表于《池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P159-160);题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While-reading环节案例反思》发表在《中小学教育》2015年第5期（P20-21）；题为《反思性中学英语教师的特征研究》发表在《池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P157-158）；题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Post-reading环节案例反思》发表在《中小学教育》2014年第12期（P59-60）。副校长：朱志亭，男，汉族，196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1986年7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同年8月分配至东至二中任教，长期担任高中地理教学工作，1996年底任校工会副主席，2001年11月任校政教处主任，2009年9月任东至二中副校长。副校长：周启志，1993年7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学历为本科，学位为文学学士。2001年1月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系研究生，2004年1月毕业，获教育硕士学位。1993.7-2009.8月在东至三中任教高中语文，先后担任过校“冬青”文学社社长、教工团支部书记、教导处副主任。2009年9月调入东至二中，现任东至二中副校长，兼任东至人大常委、县检察院人民监督员。任教17年以来，先后获得以下表彰：2000年10月，被评为池州地区第二届教坛新星；2005年10月，在东至县“名师兴教”工程评比中获“教坛新星”称号；2008年12月被评为东至县先进教研个人；2009年6月获“池州市青年骨干教师”荣誉称号。副校长：吴秉华，1969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自学本科毕业。1988年6毕业于东至县教师进修学校普师班，先后担任利安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2004年12月任花园中学校长，2008年8月调任葛公中学校长，2009年9月调任东至二中副校长兼初中部校长。 他于 2003年9月被中共东至县委、县政府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称号，2004年2月被市教育局评为“教育管理先进个人”。2005年被池州市委、人民政府年表彰为“池州市先进工作者”。2007年5月被安徽省人民政府表彰为“安徽省先进工作者”。
【著作】 1996 东大图书公司[台湾] 胡宏 2000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香港] 湖湘经世名贤传[第一主编] 2003 岳麓书社 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 2004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第三主编] 2008 岳麓书社 胡宏著作两种[点校] 2010 岳麓书社 王立新讲《论语》——圣者凡心 2011 岳麓书社 天地大儒王船山 2011 中华书局 时代人物各风流[第二主编] 2011 中华书局 知识人是三大调[第二主编] 2011 中华书局 传统与现代之间[第二主编] 2011 中华书局 人文主义力量[第二主编] 2012 岳麓书社 理学开车周敦颐 2014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与道偕行：纪念游建西先生[第一主编] 20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学在湖南地区的奠立与开展 【论文】 时间（期号） 刊物 文章 1986（S2）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司马迁的历史通变思想探讨 1997（2） 船山学刊 从胡宏到船山——看湘学经世特点的形成与转型 1997（6） 湘潭大学学报 从《知言疑义》的产生看胡宏对朱熹的影响 1998（6） 湖湘论坛 湖湘学派的经世思想——胡安国父子的“经济”之学 1999（1） 湘潭大学学报 三“天”归一——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凝缩 1999（3）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 胡宏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999（6） 湘潭大学学报 船山的发现与误读——兼论民族主义之作为动力（第一作者） 2000（3） 湘潭大学学报 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 2000（4） 船山学刊 船山人性论及其思想意义 2001（1） 湖湘论坛 胡宏是“超善恶论”者吗？ 2001（1） 湘潭大学学报 “湘学”略论（第一作者） 2002（1）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伦理框架内的法治与德治关系——对儒家德治与法治关系思想的选点式研究 2002（5） 文史哲 闽学与湖湘学 2002（5） 福建论坛 易学与儒学完整关系的新探索——评任俊华《易学与儒学》 2002（5） 湘潭大学学报 孔子的仁、礼观念并及儒家的历史命运 2002（4） 船山学刊 胡安国族系考证 2003（1） 湘潭大学学报 湖湘学派与核心湖湘文化——并及湘潭碧泉、隐山湖湘文化资源 2003（2） 船山学刊 理学家兼诗人——曾几的生平与学术 2003（6） 池州师专学报 南泉普愿禅师的人生智慧及湖湘学派与禅宗的关系 2004（1） 湘潭大学学报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2004（3）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胡门的向氏弟子 2004（2）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胡安国隐居衡山时期的弟子们 2004（6）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湖湘学派与佛教 2004（4）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胡安国隐居碧泉时期的弟子们 2004（5） 湘潭大学学报 胡宏论性的层次和特点 2004（4）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如何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以韦政通所著《中国文化概论》为例 2005（9）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跨越历史的心灵沟通——郭嵩焘对王船山的认识和评价 2006（9） 学术月刊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2011（4） 求是学刊 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眼中的中国哲学（第二作者） 2011（8） 学术界 论中国哲学最初的“被”冷遇（第二作者） 2011（4） 池州学院学报 个体主体性自由获得的哲学思考（第二作者） 2011（10）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宋明理学与儒家精神——记王立新教授的一次学术漫谈（第一作者） 2013（7）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想给老游唱首歌 2013（5） 深圳大学学报 船山与朱子对王猛的评价（第一作者） 2013（5）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庄子》论“乐”的伦理学内涵（第二作者） 2014（3）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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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梦中槐花 摘要: 硬核，原指一种力量感强、节奏激烈的说唱音乐风格。由国外传入中国后，在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引申出其他流行的新的意义。因其热度原因，该词入选了《咬文嚼字》2019年十大流行语。本文在搜集语料的基础上，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句子，对“硬核”一词进行更深刻的探讨，本文在该词的词性语法、多义性、功能与用法、形成与发展、意义与规范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 关键词 ：硬核 网络热词 语法 功用引言 ：2019年初，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引发了一场对“硬核科幻”的讨论，“硬核”的热度进一步增高。2019年12月2日，该词入选《咬文嚼字》2019年十大流行语 和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同月6日，入选“2019年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由一开始的“硬核摇滚”“硬核游戏”到“硬核妈妈”“硬核玩家”“硬核医生”的出现，实际上是该词一步步演变引申，到我们大众所熟知的流行词，用法、表达的感情色彩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以各媒体网站报道研究的语料来看，“硬核”一词的本义、成因、以及多义性方面做了概括地分析。《人民网》中以词语 “硬核”为研究对象，从适用领域、用法、含义三方面对 “硬核”进行详细描述。“硬核”的适用领域非常广，在游戏领域的使用次数最多，影视领域次之。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硬核”一词作更全面的研究。 一、“硬核”的演变以及多义性 硬核、英文为Hardcore，最早是指音乐的一种形式，被认为更具有力量感的音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朋克分化出的最激烈、最极端的一个分支。它的旋律非常简单，但速度更快，力量也更强，也定义为“一种非常刺耳朋克摇滚。除了旋律硬核，现代硬核等，大多硬核乐队从来不注重旋律的多样性，他们几乎千篇一律地使用失真吉他作为歌曲的开端，然后再加上大量模糊不清的强力和弦。不过，他们在歌词中体现出的政治主张却非常具有革命性。后来又逐渐扩展到游戏领域，被用来相容那些难度系数高，受众群体小，挑战性很强的游戏，如“硬核玩家”“简直嘲讽菜鸟!细数手残党无法征服的硬核游戏。” 随着“硬核游戏”玩家群体的扩大，“硬核”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硬核音乐”和“硬核游戏”是“硬核”一词最早的出处,由于“激烈而充满力量感”和“难度大、受众小”这些特点，给“硬核”一词赋予了“很厉害、很酷、很彪悍、很刚硬”的新的意思。随着国内玩家群体的扩大,网友们开始把“硬核”这个词单独拿出来用,形成了许多新的语言构式,“硬核”的使用不再局限于游戏和音乐中。后引申出“面向核心受众，有一定难度和欣赏门槛的事物”或者“类似核心受众或高水平爱好者的行事风格”，词义的泛化使得“硬核”一词逐渐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以至于成为网络流行热词。如“硬核女友”“硬核大爷”“硬核小说”“硬核气质”。一开始用来形容那些某一领域富有正能量、很酷、直爽干脆、厉害的人或事，后也引申出贬义嘲讽和搞笑的意思，形容那些自以为很厉害却莽撞不成事的人或事。此处归纳出常用的语义：1、表示某事某物关键，重要，核心；2、表示很专业，很厉害；高端；难度大；3、表示强悍，威猛，霸气，正面应对；4、表示某事某物搞笑、令人震惊。二、“硬核”的词性与语法功能研究 首先对“硬核”一词本身进行剖析，目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查不到“硬核”的词条。从语素的性质来看，“硬”是一个成词语素，具有刚强、坚定、不受改变的意思，“核”是一个不定位不成词语素，表示某物的中心。总体来看，“硬核”一词为偏正结构的名词，直观解释为“坚硬的核心”、“硬的凸起物”，它是如何被解释为激烈、极端、有难度、厉害的形容词呢？正是由于“硬核”一词中“激烈”、“坚硬”、“刚强”的汲取，引申出“厉害”、“勇敢”的词义。下面将从它的语法功能来阐述： （一）充当定语、状语 在大量的语料研究中发现，“硬核”一词充当定语和状语成分比较常见，当“硬核”作定语时， 有 “硬核x”“硬核的x” 两种构式,被其修饰的大多为名词，它可以表示人， 也可以表示事物，还可以表示领域。例: “硬核导师”、“硬核科幻”、“硬核专业”、 “硬核青年”、“硬核实力”、 “硬核产业”、“硬核综艺”、“硬核的工作”等。在充当定语时，作为形容词对名词进行修饰，在上述例子中，“硬核实力”指很关键，很核心的实力。“硬核”青年指热情奔放，强劲有力， 不跟随大众、特立独行、追求不同人生，坚定过自己的青年。当“硬核”作状语时，如 “硬核回应”、“硬核操作”、“硬核约束”、“硬核挑战”等。此时“硬核”作为状语修饰动词。 （一）充当谓语 例如：企业出高薪，求职者展现才干，这场供需精准对接的特殊招聘会超“硬核”。（《工人日报》2019 年 12 月 3 日）；这妈妈也太硬核了吧！上述例子中的“硬核”，在句子中充当谓语的成分，分别指水平高的、高端的和强劲剽悍的意思。 （二）充当主语、宾语 例如： 硬核不是主流，为什么还要追求硬核?（搜狐公众平台，2016-08-03） ；“步行天堂”是绿色出行的硬核（北京青年报，2019-06-05）。“硬核”一词单独作主语、宾语的情况不多，此时的“硬核”可能是指代的具体某件事物的硬核，也可能是坚强坚定，厉害的一种状态。三、“硬核”的流行原因和文化价值 首先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导致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变得丰富。语言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产生，也反映一定的社会文化的进步。就“硬核”一词流行起来来说，离不开网络技术的发展，这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次，“硬核”的流行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硬核”一词的流行与社会热点话题密切相关，因为它是在2019年春节期间热映的《流浪地球》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被称为“硬核科幻”而流行起来，这也反映了与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单方面发展带来的结果，随着“硬核“一词衍生变化，引申出多种语义，是人们日益丰富的文化需求与精神生活直接推动的。 再者，“硬核”一词的流行也与人们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硬核”一词开始逐渐进入主流文化当中，它的使用更加频繁。跟其他网络流行语相比，“硬核”更多地是在传达社会正能量，更多地表示的是认可、敬佩等，更加合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硬核”表达了一种信念文化，鼓励大家向这种坚定正直，有魄力有追求、敢于诠释自我价值的价值观靠齐，形成社会正能量。 就所彰显的文化价值来说，“硬核”是一种追求自我、本真不造作的勇气，更是一种有实力、有勇气的底蕴。如今，网络文化的异军突起使得各类价值导向良莠不齐，面对网络文化，他们一边调侃，一边不自觉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要学会辨别是非，对于网络新词的崛起要辩证的看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硬核”一词，正是年轻一代需要发扬的勇敢个性，对人生厚度的追求。因而，在当今社会正能量价值追求的导向下，“硬核”文化正“硬核”袭来！结束语 ：本文从语言学层面探讨了“硬核”流行词的演变过程及语义和语法功能，并且从社会性研究角度探讨了其流行的社会文化因素与文化价值。“硬核”一词词义广泛、适用广泛、运用灵活、反映社会正能量，在演变泛化的过程中仍没有失去它本来的意义与价值，在当代网络文化兴起的时代，我们应正确运用“硬核”一词，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在未来时代发展上仍有很大发展传播空间。参考文献：［1］宋萌萌.热词“硬核”解读［J］.语文建设，2019（9）：65-66. ［2］应英.2015《从2015最新热词 Duang 看网络新词 的形成和衍生机制》，《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3］黄伯荣．《现代汉语: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李明霞.《“硬核”新用》，辽东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