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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能不能翻译一下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是金庸小说中最出名、也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最为曲折、最为生动、最令人激动和痴迷。 这是一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故事。自他们相爱之日起，就离多合少，往往旧劫未去，新劫又生，历尽曲折悲欢，充满苦涩苍凉。然而他们又坚贞不渝、锲而不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海枯石烂情不变。从而迷醉了无数的读者。 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在这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中，不自觉地坠入了一场迷梦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欺。这场欺并非来自小说的作者——也许作者也像其主人公及读者一样受了欺——而是来自“爱的幻觉”，来自人性及其爱情心理。 杨过和小龙女当真是值得称羡的佳侣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不能完全肯定。 这倒并不是因为杨过比小龙女要年轻几岁晚一辈，也不是因为杨过失去一条臂膀和小龙女失去处女的贞操——这一切小说的作者都一一安排了圆满的解决方法，而主人公也确实是克服了这些微不足道的障碍。 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的真正危机是他们的个性的极端对立，他们的人生理想及其喜爱的生活方式的极端矛盾。他们实质上完全是两种人，当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走到一起本就是一次偶然，一种命运的捉弄，而他们的相爱更恐怕是一场误会，一场不自觉的自我欺。 “异性相吸”，也许是产生这种误会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异性” 不仅是指男女性别的差异，而且是指男女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常常见到一个活泼开朗的人爱上一个沉默稳重的人，一个聪明灵俐的人爱上一个木讷刚毅的人，一个外向的人爱上一个内向的人..等等，而都得到了相对完满的结局，甚至可以归纳为一种“规律”，即异性相吸、相反相存。我们不否定这一点，也承认性格的相互补充是爱情与婚姻的和谐或妥协的一种较为有利的情形。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对“另一极”性格的自然的倾慕，源于一个古老的审美法则，那就是隔岸观景。我们总是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有距离的事物较自己身边的、眼前的、熟悉的事物更美。我们总容易让那些使我们“不明白”及我们不具备（没有或没见过）的东西迷惑。..可是我们一旦“获得”，这种审美距离一旦消失，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杨过和小龙女的情形大致如此。 在古墓之中，两人只觉得互相关怀，是师父和弟子间应有之义，既然古墓中只有他们两人，如果不关怀不体惜对方，那么又去关怀体惜谁呢？—— 有意味的是，小龙女第一次离开杨过，是因为杨过根本不懂得爱情： 小龙女正色道：“你怎么仍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么？”她见杨过不答，心中焦急起来，颤声道：“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杨过诚诚恳恳的道：“你是我师父，你怜我教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小龙女大声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 杨过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突然被她问到，不由得张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的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第七回） 这里有—个小小的误会，欧阳锋找到杨过，疯疯癫癫地点了小龙女的穴道（那时她正与杨过脱了衣服练“玉女心经”），被对小龙女心仪已久的全真派道士尹志平乘虚而入。小龙女以为是杨过，也就坦然失身了，等到杨过找到小龙女时，尹志平早已离去。杨过不知就里，而小龙女则以为杨过在装疯卖傻，不负责任。因而见他仍不叫她是“妻子”（她以为杨过占有了她） 而气愤急怒，想要杀了杨过，终觉不忍，因而只有转身疾奔下去，离他而去。 可是杨过确确实实是不知道前因后果。不知道如何得罪了师父，不明白“何以她神情如此特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却又怨愤决绝？为什么说要做自己的‘妻子’，又不许叫她姑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有以为“此事定然与我义父有关，必是他得罪师父了。” 杨过对他的师父小龙女，其实只有敬爱之心，却没有性爱之情；有亲近和依恋的关系，却没有热烈的爱情冲动。 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不懂爱情，不懂性，不懂男女之爱有别于师徒之爱、姑侄之爱。 等到小龙女离开他以后，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才慢慢地意识到小龙女所要的男女之情是什么。因而，他在追寻“白衣少女”（小龙女也总是一身白衣）的过程中，他结识了陆无双、完颜萍，并把她们当成小龙女的幻影。 他以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自己爱上了小龙女却不知小龙女此人也只是一种幻影：爱的幻影。这幻影正是被他情窦初开的心创造出来的。 同时，这幻影也是最初环境激发出来的。 因为从此以后，他与小龙女就开始了离多合少，劫难重重的日子。除了这第一次分离以外，还有三次重要的或长久的分离，一是相聚不久，又因“礼教大防”而分离；再一次是小龙女因明白自己失身于尹志平，同时又以为杨过要娶郭芙而再度悄然离去；最后一次则是小龙女为了让杨过吃药治毒，跳进了绝情谷底，从而使他们之间分离十六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分离虽然各有外部原因造成，然而都是小龙女主动离去的。虽然她每一次离去，都有足够的“为了爱”的理由，谁能说这不正是她的本能的逃避呢！？ 无论是理智的回避或是本能的逃避，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分离和悬念。而这种分离与悬念又恰恰是激发杨过的强烈的情感及其爱的幻觉的最好的动力。分离造成的是美感及其审美心理的距离。一次次分离之后的悬念总会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夸张和放大。更何况每一次分离，都伴有使杨过不得不去追寻的理由，比如第一次他是要找到小龙女，以便弄清他是怎样得罪了她；第二次知道小龙女是迫于“礼教大防”而离去，激发了杨过的反抗命运的热情（这在杨过的个性及生命中是一贯的）；第三次知道小龙女对他误解而离去，使他加倍地歉疚；第四次则是为了一句诺言.. 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爱情——我们权且称这种模糊不清的激烈情感为爱情——的追逐中，杨过始终是以热烈的追求者而存在的。而这恰恰合乎杨过的性格，这种大苦大热的曲折追寻，正合杨过的口味。在他而言——在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追求本身，追求的过程本身已经比追求的对象更为重要。追求和期待虽然不无痛苦，但也是一种热烈而美好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都充满最美好的期待和幻想。幻想中的情侣，期待中的恋人总是要比真实的人美妙得多。 这一切乃是杨过的性格决定的。命运的障碍和外物的干扰，总会激起他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仅是为了“反抗”本身，他也会不顾一切不计生死的（这在他反叛全真派时已经有过充分的显示）。他和小龙女的关系遭到旁人的非议时，便又是如此。小说中写道： ..黄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绕弯儿。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 这个规矩，杨过并不像小龙女那样一无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气，为什么只因为姑姑教过他武功。便不能做他的妻子？为什么他与姑姑绝无苟且，却连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处，胸头怒气涌将上来。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刚烈之人，此时受了冤枉更是甩出来什么也不理会了，大声说道：“我做错了什么事碍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第十四回） 这一段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性格，但并没有表明他对小龙女的爱本身。— —在这样一个激动的时刻，你就是让杨过为了反抗命运而娶任何人为妻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干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如果没有这些冲突，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冲突所引起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及反叛精神，那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一次次的分离，那又会如何呢？——这样的疑问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触及本质的。 强烈的爱的期待美化了爱的对象。热情的爱的追求掩盖了对爱的对象及爱本身的无知。这才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真正的悲剧。 十六年以后，这对情人重新聚首，恍若隔世。经过数十年的曲折和分离，这一对有情之人大概能不再分离地过几天平安的日子了。 然而，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之间的爱情悲剧及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才会真正地拉开序幕。而以前这几十年的故事只仅仅是这一悲剧的长长的“引言”？——遗憾的是，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使我们保留了最为美好而强烈的印象，而无法猜度他们的“后事如何”。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作者。因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教科书，它只负责将美丽的情感悲喜（无论真正的结局如何）带给我们，将最为华采的乐章展示给我们，至于真实而琐细的平凡生活么，那就不是作者的事了。 我们说过杨过和小龙女是不会幸福的。这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杨过是一个多情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无情无欲”的人。— —这是她的古墓生涯的结晶，也是她的武功的必要基础。——那古墓派玉女功养生修练，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诀：“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乃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怠，多念则精散，多欲则智损，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促，多笑则肝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肠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焦煎无宁。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 （第39 回）显然，小龙女将此要诀练得很好，否则她无法在古墓中长大，尤其无法在绝情谷底一个人生活十六年之久。 其二，杨过是一个热情如火、活泼激烈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宁静冲虚、恬淡幽闭的人。这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出现极大的反差和冲突。杨过曾说：“不错，大苦大甜，胜于不苦不甜。我只能发痴发颠，可不能过太太平平安安静静的日子”（第29 回）。而小龙女则恰恰相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小龙女则至淡至虚，如何为伴？ 其三，杨过属于这个风尘劳苦、多劫多难的苍凉人生，而小龙女则属于古墓。她像是幽灵，又像是仙女。总之，她属于空谷，属于绝域，是花瓶加温室里的花，一经人间风雨就会惶然失措，本性迷失，如坠地狱。 以此种种，台湾学者曾昭旭先生也有过很好的论述：“现在我们要谈到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结合，中间含有怎样的困难与缺憾呢？我们前文已提到这冲虚的理想不是人生究极圆满的，这刚猛的生命也不是冲虚和清畅的生命。因此在本质上这种结合就只是暂时的。小龙女之下凡是暂时应迹，杨过之要求平息其生命的冲动也只是一种心灵受伤时的暂时要求。到末了，小龙女还是要回归空境，杨过也还是要再涉人间的。所以他们的相遇，最好就是如浮云之聚散，缘尽了，彼此挥挥手，各奔前程，则小龙女不失其应迹渡化，杨过也如其暂时小憩。而一定要归宿于此，而谋长久的结合，则不但处境磨难多多，内在的缺憾也是极深沉的。而杨过因种种外缘，毕竟决心归宿于小龙女了。于是，这一份感情便显现出悲剧性质来。这悲剧从杨过这边来说，便是他原可以凭借自己冲至道德理境，如今限于清虚的格局而不能出头了。 而从小龙女那边来说，则是她对杨过的许多言行表现有根本的不解。遂显出二人的结合，有着隐隐的危机。”①从本性来说，小龙女已是忘情灭欲的世外仙灵（只有小说中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而杨过则是凡肠如火、风流热烈、活泼多变、偏激刚烈的世间英雄。小龙女之爱杨过，那是因为杨过热情依恋并不断“追求”（她则常常回避或逃避）；杨过之爱小龙女，则是隔岸观景、追光逐影要比苍凉的人间更有魅力。他们的恋爱起于古墓中没有外人的孤独的自然，而后饱经磨难、生死相许，历尽尘劫，反而显得格外的多姿，加强了追求本身的意义而夸张了情感的度数。 当然，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意见，只能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分析或综合。我们无法也不能去“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爱情？他们是否感到幸福？ 他们是否能在一起过和平宁静的日子？这一切小说中都没有写，而我们也不是杨过或小龙女本人，所以我们无法判定。这些也不能让任何外人来判定，因为爱情与幸福乃是（当事者）心理的感受。感受如何？甘苦寸心知。这便是爱情的神秘处、诱人处。 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这种感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分离所造成，被期待所激发，被磨难所巩固、所推动。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主人公都是毅力惊人的人。尤其是杨过，小龙女因为无欲少情，反而能宁静长久。 然而不论怎样，我们都还要感谢金庸，他为我们写出了这种若即若离、曲折悬念的爱情故事。展示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美好、越是想要” 这种人性心理的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类情感的秘密和人性的秘密。 ① 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论（神雕侠侣）中的人物形态》，见《诸子百家论金庸》，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
帮你写一个前言部分，其余的按你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自己补充！摘要：自己搞定。关键词：金庸 射雕 侠义前言： 现代社会好多学者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无稽之谈，登不了大雅之堂，在雅俗文学的领域里，金庸的小说自然被划入俗文学的范围之内。对于金庸的作品，读者也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爱不释手，一类嗤之以鼻。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多年来不曾改变，但是研究金庸小说的学者却越来越多。 不喜欢金庸武侠小说的人说他写的东西全是假的，什么飞檐走壁、什么《九阴真经》，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看这类的小说消磨意志，浪费时间，甚至认为只有没文化、没修养的人才回去看武侠小说。实则不然。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武功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如果看金庸的小说仅仅在武功真假的问题上徘徊那自然是看不出什么味道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吸引那么多人在看，并非因为它能使人放松精神、消遣娱乐，也因为他的小说里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和很多教人奋进的道理，同时也存在一种侠义的精神在鼓舞激励着人们。 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他作品的受众上至耄耋老者，下至豆蔻少年，既有渊博的学者也有文化水平不高的市井小民。他的作品传播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武侠小说迄今为止没有人写得过金庸，个中原因就是金庸的小说包罗万象，导向性积极明确，我认为，这一点与他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密不可分。本篇论文仅以《射雕英雄传》一书为例，用以一斑而窥全豹的方式，来浅论一下金庸小说的侠义观。正文：自己补充。个人建议：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郭靖说的。射雕中的很多部分与八荣八耻吻合。如热爱祖国、诚实守信、服务人民、艰苦奋斗等等，这些都是郭靖的优点。个人认为，这也是金庸侠义的精髓所在。你的开题报告可以从这方面考虑。
附上一篇相关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忠善仁义真豪杰 大恶大恨亦英雄
——赏析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恶人美
摘要: 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塑造了众多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类被称作“恶人”的人物形象，尤其得作者的笔墨所大力描画，从中能够品味出独到的艺术魅力，挖掘出以“大义豪侠”、“爱恨情恨”、“自我完善”为代表的三种审美意蕴，成为金庸小说中一道独特的审美风景！
关键字: 金庸《天龙八部》“恶人”独特美
摘自
引言
金庸，全球华人界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他凭借自身广博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底蕴和文学创作功底，创作出十五部长短不一的武侠小说，将众多读者带入一个亦真亦幻的武侠小说世界，构建起一个浪漫唯美的独特文学境界。在他的引领下，中国传统武侠小说被提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武侠小说有了更多的可读性，并且作为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不相上下，共同促进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创的“新武侠小说”，不仅继承了传统武侠小说中以侠为主、以武为技的特点，更融合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精髓和更多的文学特性，使得新武侠小说一下子风靡全球华人，金庸也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武林盟主”。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陆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武侠小说一直是被禁止发行出版的，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流传开来。“精英教育”时期的大学生更是迷恋和喜爱金庸武侠小说，或许从未有过一部文学作品会像金庸武侠小说这样被众人借阅传抄得如此破烂，被无数读者的手指翻得陈旧泛黑的纸张之中，融入进了每一位读者的美好幻想和爱恨情愁，从这一点上说，金庸是一位赢得最多读者的成功作家。
金庸小说中的武，金庸小说中的侠，金庸以众多美轮美奂的武功招式和着性格独特个性强烈的江湖侠客，将读者带进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底蕴的奇特世界，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国家历史、风土人情，任何一位读者信手拈来的一读都会被吸引进这个亦真亦假的武侠江湖。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独特魅力！
这个简单，但我没写过报告什么的，格式不太会，给你点提示吧。首先从射雕看，那就待看射雕人物了，代表人物就是郭靖。郭靖的侠义观是什么？第一，不拘小节，重情重义，从杨康如此待他，他还不计前嫌把他当兄弟可以看出。第二，为国尽忠，蒙古王子是他好兄弟，在蒙古他能获得高官厚禄，但以郭靖的重情重义，这时也变得无情，和少时朋友对立，可见当情义碰到上升到国家高度的情感的时候，抛弃情义而取国家，这是金庸的一贯观点。第三，尊师重道，从郭靖武功高于丘处机，而丘处机某些事对郭靖不太友善……但郭靖依旧重重阳宫为师家重地可见一斑。第四，讲信誉，这点郭靖也行，但突出的是丘处机和江南七怪的打赌，为一个赌约而履行十数年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再往后对待女人啦，打抱不平啦那些就不帮你总结了。
武侠小说告诉我们 从小，我爸就不让我看小说，但是由于他老人家看管不怎么严厉，我还是看了许许多多的小说。并且总结许多看小说的歪理邪说。其中就有一条是：看小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许许多多道理。下面我就一一举例吧！为了增加说服性，我就用大家都很了解的小说来说明！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要是想娶个漂亮美丽的妻子，首先要具有一颗善良的心，要经常做做慈善事业。因为郭靖就是对当时扮为乞丐的黄蓉慷慨大方才使美人清新，如果当时他很小气，对待乞丐没有礼貌，试问他如何能得到古灵精怪的黄蓉的芳心？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拉帮结伙以构成类似黑社会的组织是不对滴！是没有好下场滴！江南七怪的下场看到了没？拉帮结伙，刚开始看起来很强悍，可最后呢？不就还剩下一个么？还是个瞎子！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如果有了爱你并且你爱的人，要抓住机会啊，千万不要学林朝英和王重阳，虽然相爱，可却落了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下场！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生男生女都一样！你看看人家黄老邪不是就这一个女儿吗？她不是女强人么？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第一大帮滴CEO!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连皇帝都不例外！所以你完全不必抱怨生活对你是多么的不公平！连人家南帝不都当和尚去了么？（家伙和我一个爱好！）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360行，行行出状元！人家洪七公，当乞丐都当的如此NB！在平常的工作岗位中做出不平常的业绩，这才是真正的强人！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山寨货是要不得的！裘千丈不就是一实实在在的山寨货么？老是装作自己是自己的很强悍的弟弟。结果呢？不是被摔死了么！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女孩们对男孩的甜言蜜语不可轻易相信（我这样的男孩除外）穆念慈的生活多么难啊？独自一个人抚养年幼的杨过长大！ 《神雕侠侣》告诉我们：姐弟恋一样可以幸福甜如蜜，一样可以伟大！杨过小龙女的事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吧？ 《神雕侠侣》告诉我们：残疾人一样可以很厉害！不要歧视残疾人！你看看杨过，不基本上位于天下无敌的境界了么？说到这就得先扯一下《笑傲江湖》，本来想一本一本书的说呢。你在看看东方不败，林平之，岳不群，不应该也算残疾人么？人家不是依然厉害么？ 《神雕侠侣》告诉我们：偶像就只是偶像，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得！千万不能对偶像太过迷恋。郭襄啊，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喜欢上了杨过，不最后当了尼姑么？（唉！可惜可惜啊！口水...） 《神雕侠侣》告诉我们：恩仇什么的根本没什么大不了，你看看欧阳锋与洪七公，不是最后一笑释恩仇了么？要是朱丽叶跟罗密欧的家长看过《神雕侠侣》估计就不会有他们二人殉情的事发生了！ 《倚天屠龙记》告诉我们：早恋是不对滴，处理不好是会造成严重后果滴！你看看张无忌与周芷若，两个家伙在也就八九岁的时候就情愫暗生，可是结果呢？如果不是张无忌那软弱的性子，是肯定会反目成仇的！ 《倚天屠龙记》告诉我们：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但是他人比较害羞（比如我这样的），你千万不要放手，在赵敏的穷追猛打下，张无忌不是乖乖投降了么？ 《倚天屠龙记》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人，谢逊不就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感化下立地成佛了么？ 《天龙八部》告诉我们：种族歧视是不对滴！丐帮众人对于是契丹人的萧峰心怀歧视，罢免了其帮主之位，而让一个垃圾当了帮主，结果不是自取其辱么！ 《天龙八部》告诉我们：计划生育，人人有责。段正淳个老不休生了这么多孩子，家伙是什么后果啊？ 《天龙八部》告诉我们：追女生就是要乘虚而入!王语嫣不就是慕容复不鸟她时才喜欢上段誉的吗！当然，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女生不可留虚处让别人以乘之的！ 《天龙八部》告诉我们：艳遇来了是挡也挡不住的！小和尚虚竹是个比较丑滴银！这样不还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公主么？（和尚啊...）还有，虽然你今天是个小人物，可能明天你就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自卑！ 《鹿鼎记》告诉我们：做人就要做能胡诌八扯和能拍马屁的人（我就是这样）！你看看游走于皇室，天地会，神龙教..几者之间仍然能轻轻松松韦大人，韦爵爷！ 《鹿鼎记》告诉我们：广大年龄大的男人同志们，请不要有老夫少妻的想法，四五十多了还想找人家小姑娘，恶心不恶心？神龙教教主，你看看人家牛气吧？七八十了娶了个年轻的老婆，不还是为韦小宝做嫁衣么？ 《笑傲江湖》告诉我们：初恋是美好的，但是也是令人心痛的。令狐冲不差点因为初恋而消极的死去了么？要不是有圣姑大人任盈盈妹妹的照料，估计什么令狐大侠就没有这个事了！ 《笑傲江湖》告诉我们：做人不可以把权势看的太重，任我行的下场不也是不怎么好么？ 还有，所有的书中都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千万没事别惹女人！你看看，比如马夫人，瑛姑，李莫愁，金花婆婆...惹他们的人下场..不说也罢！ 恩，还有那些大家不熟悉的小弟在此也就不顾说了！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是金庸小说中最出名、也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最为曲折、最为生动、最令人激动和痴迷。这是一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故事。自他们相爱之日起，就离多合少，往往旧劫未去，新劫又生，历尽曲折悲欢，充满苦涩苍凉。然而他们又坚贞不渝、锲而不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海枯石烂情不变。从而迷醉了无数的读者。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在这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中，不自觉地坠入了一场迷梦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欺。这场欺并非来自小说的作者——也许作者也像其主人公及读者一样受了欺——而是来自“爱的幻觉”，来自人性及其爱情心理。杨过和小龙女当真是值得称羡的佳侣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不能完全肯定。这倒并不是因为杨过比小龙女要年轻几岁晚一辈，也不是因为杨过失去一条臂膀和小龙女失去处女的贞操——这一切小说的作者都一一安排了圆满的解决方法，而主人公也确实是克服了这些微不足道的障碍。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的真正危机是他们的个性的极端对立，他们的人生理想及其喜爱的生活方式的极端矛盾。他们实质上完全是两种人，当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走到一起本就是一次偶然，一种命运的捉弄，而他们的相爱更恐怕是一场误会，一场不自觉的自我欺。“异性相吸”，也许是产生这种误会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异性”不仅是指男女性别的差异，而且是指男女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常常见到一个活泼开朗的人爱上一个沉默稳重的人，一个聪明灵俐的人爱上一个木讷刚毅的人，一个外向的人爱上一个内向的人..等等，而都得到了相对完满的结局，甚至可以归纳为一种“规律”，即异性相吸、相反相存。我们不否定这一点，也承认性格的相互补充是爱情与婚姻的和谐或妥协的一种较为有利的情形。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对“另一极”性格的自然的倾慕，源于一个古老的审美法则，那就是隔岸观景。我们总是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有距离的事物较自己身边的、眼前的、熟悉的事物更美。我们总容易让那些使我们“不明白”及我们不具备（没有或没见过）的东西迷惑。..可是我们一旦“获得”，这种审美距离一旦消失，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杨过和小龙女的情形大致如此。在古墓之中，两人只觉得互相关怀，是师父和弟子间应有之义，既然古墓中只有他们两人，如果不关怀不体惜对方，那么又去关怀体惜谁呢？——有意味的是，小龙女第一次离开杨过，是因为杨过根本不懂得爱情：小龙女正色道：“你怎么仍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么？”她见杨过不答，心中焦急起来，颤声道：“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杨过诚诚恳恳的道：“你是我师父，你怜我教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小龙女大声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杨过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突然被她问到，不由得张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的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第七回）这里有—个小小的误会，欧阳锋找到杨过，疯疯癫癫地点了小龙女的穴道（那时她正与杨过脱了衣服练“玉女心经”），被对小龙女心仪已久的全真派道士尹志平乘虚而入。小龙女以为是杨过，也就坦然失身了，等到杨过找到小龙女时，尹志平早已离去。杨过不知就里，而小龙女则以为杨过在装疯卖傻，不负责任。因而见他仍不叫她是“妻子”（她以为杨过占有了她）而气愤急怒，想要杀了杨过，终觉不忍，因而只有转身疾奔下去，离他而去。可是杨过确确实实是不知道前因后果。不知道如何得罪了师父，不明白“何以她神情如此特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却又怨愤决绝？为什么说要做自己的‘妻子’，又不许叫她姑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有以为“此事定然与我义父有关，必是他得罪师父了。”杨过对他的师父小龙女，其实只有敬爱之心，却没有性爱之情；有亲近和依恋的关系，却没有热烈的爱情冲动。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不懂爱情，不懂性，不懂男女之爱有别于师徒之爱、姑侄之爱。等到小龙女离开他以后，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才慢慢地意识到小龙女所要的男女之情是什么。因而，他在追寻“白衣少女”（小龙女也总是一身白衣）的过程中，他结识了陆无双、完颜萍，并把她们当成小龙女的幻影。他以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自己爱上了小龙女却不知小龙女此人也只是一种幻影：爱的幻影。这幻影正是被他情窦初开的心创造出来的。同时，这幻影也是最初环境激发出来的。因为从此以后，他与小龙女就开始了离多合少，劫难重重的日子。除了这第一次分离以外，还有三次重要的或长久的分离，一是相聚不久，又因“礼教大防”而分离；再一次是小龙女因明白自己失身于尹志平，同时又以为杨过要娶郭芙而再度悄然离去；最后一次则是小龙女为了让杨过吃药治毒，跳进了绝情谷底，从而使他们之间分离十六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分离虽然各有外部原因造成，然而都是小龙女主动离去的。虽然她每一次离去，都有足够的“为了爱”的理由，谁能说这不正是她的本能的逃避呢！？无论是理智的回避或是本能的逃避，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分离和悬念。而这种分离与悬念又恰恰是激发杨过的强烈的情感及其爱的幻觉的最好的动力。分离造成的是美感及其审美心理的距离。一次次分离之后的悬念总会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夸张和放大。更何况每一次分离，都伴有使杨过不得不去追寻的理由，比如第一次他是要找到小龙女，以便弄清他是怎样得罪了她；第二次知道小龙女是迫于“礼教大防”而离去，激发了杨过的反抗命运的热情（这在杨过的个性及生命中是一贯的）；第三次知道小龙女对他误解而离去，使他加倍地歉疚；第四次则是为了一句诺言..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爱情——我们权且称这种模糊不清的激烈情感为爱情——的追逐中，杨过始终是以热烈的追求者而存在的。而这恰恰合乎杨过的性格，这种大苦大热的曲折追寻，正合杨过的口味。在他而言——在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追求本身，追求的过程本身已经比追求的对象更为重要。追求和期待虽然不无痛苦，但也是一种热烈而美好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都充满最美好的期待和幻想。幻想中的情侣，期待中的恋人总是要比真实的人美妙得多。这一切乃是杨过的性格决定的。命运的障碍和外物的干扰，总会激起他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仅是为了“反抗”本身，他也会不顾一切不计生死的（这在他反叛全真派时已经有过充分的显示）。他和小龙女的关系遭到旁人的非议时，便又是如此。小说中写道：..黄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绕弯儿。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这个规矩，杨过并不像小龙女那样一无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气，为什么只因为姑姑教过他武功。便不能做他的妻子？为什么他与姑姑绝无苟且，却连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处，胸头怒气涌将上来。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刚烈之人，此时受了冤枉更是甩出来什么也不理会了，大声说道：“我做错了什么事碍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第十四回）这一段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性格，但并没有表明他对小龙女的爱本身。——在这样一个激动的时刻，你就是让杨过为了反抗命运而娶任何人为妻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干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如果没有这些冲突，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冲突所引起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及反叛精神，那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一次次的分离，那又会如何呢？——这样的疑问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触及本质的。强烈的爱的期待美化了爱的对象。热情的爱的追求掩盖了对爱的对象及爱本身的无知。这才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真正的悲剧。十六年以后，这对情人重新聚首，恍若隔世。经过数十年的曲折和分离，这一对有情之人大概能不再分离地过几天平安的日子了。然而，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之间的爱情悲剧及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才会真正地拉开序幕。而以前这几十年的故事只仅仅是这一悲剧的长长的“引言”？——遗憾的是，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使我们保留了最为美好而强烈的印象，而无法猜度他们的“后事如何”。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作者。因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教科书，它只负责将美丽的情感悲喜（无论真正的结局如何）带给我们，将最为华采的乐章展示给我们，至于真实而琐细的平凡生活么，那就不是作者的事了。我们说过杨过和小龙女是不会幸福的。这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杨过是一个多情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无情无欲”的人。——这是她的古墓生涯的结晶，也是她的武功的必要基础。——那古墓派玉女功养生修练，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诀：“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乃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怠，多念则精散，多欲则智损，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促，多笑则肝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肠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焦煎无宁。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第39 回）显然，小龙女将此要诀练得很好，否则她无法在古墓中长大，尤其无法在绝情谷底一个人生活十六年之久。其二，杨过是一个热情如火、活泼激烈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宁静冲虚、恬淡幽闭的人。这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出现极大的反差和冲突。杨过曾说：“不错，大苦大甜，胜于不苦不甜。我只能发痴发颠，可不能过太太平平安安静静的日子”（第29 回）。而小龙女则恰恰相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小龙女则至淡至虚，如何为伴？其三，杨过属于这个风尘劳苦、多劫多难的苍凉人生，而小龙女则属于古墓。她像是幽灵，又像是仙女。总之，她属于空谷，属于绝域，是花瓶加温室里的花，一经人间风雨就会惶然失措，本性迷失，如坠地狱。以此种种，台湾学者曾昭旭先生也有过很好的论述：“现在我们要谈到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结合，中间含有怎样的困难与缺憾呢？我们前文已提到这冲虚的理想不是人生究极圆满的，这刚猛的生命也不是冲虚和清畅的生命。因此在本质上这种结合就只是暂时的。小龙女之下凡是暂时应迹，杨过之要求平息其生命的冲动也只是一种心灵受伤时的暂时要求。到末了，小龙女还是要回归空境，杨过也还是要再涉人间的。所以他们的相遇，最好就是如浮云之聚散，缘尽了，彼此挥挥手，各奔前程，则小龙女不失其应迹渡化，杨过也如其暂时小憩。而一定要归宿于此，而谋长久的结合，则不但处境磨难多多，内在的缺憾也是极深沉的。而杨过因种种外缘，毕竟决心归宿于小龙女了。于是，这一份感情便显现出悲剧性质来。这悲剧从杨过这边来说，便是他原可以凭借自己冲至道德理境，如今限于清虚的格局而不能出头了。而从小龙女那边来说，则是她对杨过的许多言行表现有根本的不解。遂显出二人的结合，有着隐隐的危机。”①从本性来说，小龙女已是忘情灭欲的世外仙灵（只有小说中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而杨过则是凡肠如火、风流热烈、活泼多变、偏激刚烈的世间英雄。小龙女之爱杨过，那是因为杨过热情依恋并不断“追求”（她则常常回避或逃避）；杨过之爱小龙女，则是隔岸观景、追光逐影要比苍凉的人间更有魅力。他们的恋爱起于古墓中没有外人的孤独的自然，而后饱经磨难、生死相许，历尽尘劫，反而显得格外的多姿，加强了追求本身的意义而夸张了情感的度数。当然，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意见，只能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分析或综合。我们无法也不能去“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爱情？他们是否感到幸福？他们是否能在一起过和平宁静的日子？这一切小说中都没有写，而我们也不是杨过或小龙女本人，所以我们无法判定。这些也不能让任何外人来判定，因为爱情与幸福乃是（当事者）心理的感受。感受如何？甘苦寸心知。这便是爱情的神秘处、诱人处。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这种感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分离所造成，被期待所激发，被磨难所巩固、所推动。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主人公都是毅力惊人的人。尤其是杨过，小龙女因为无欲少情，反而能宁静长久。然而不论怎样，我们都还要感谢金庸，他为我们写出了这种若即若离、曲折悬念的爱情故事。展示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美好、越是想要”这种人性心理的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类情感的秘密和人性的秘密。① 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论（神雕侠侣）中的人物形态》，见《诸子百家论金庸》，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
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研究思考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试论关于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思考，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回顾2003年以来的金庸小说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低谷中，这主要是学术转换期的必然现象。反思金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从学术体制和队伍培养方面着手进行完善，同时在版本研究、比较视野、历史视野、审美体验等层面实现观念更新，开创金庸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史；回顾；反思
一、前言
大陆金庸小说研究从1985年发端，至今已有20年了。经过1994年以来对金庸小说的学院经典化和1999年以来的大众文化化，金庸小说在"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这两个层面上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初步得到了澄清。非常可喜的是，自1999年以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历程也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丁进发表了多篇"史略"、"史稿"、"综述"等文章对金庸小说研究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何开丽在2005年以长达5万字的篇幅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大陆金庸小说研究论（1980—2004）》，将金庸小说在纵向上分为1980年至1993年的感性欣赏与定性认同、1994年至1998年的文化颠覆与理论建构、1999年至2004年的流行经典与反思深化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又在横向上指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大陆主要有人文分析、文学史、文化学三种方法，相应地表现出人文关怀、历时观照、文化研究三种特征，金庸小说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野两大问题 。
统观20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到1994年开始取得具有相当深刻性的重大发展，其后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历史经典"和"流行经典"两个层面上对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历程，而在这之后却渐入低谷。经典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僵化，但往往会伴随着泛化的浅薄与兴味的淡漠。2003年以"华山论剑"和"嘉兴会议"为焦点，再次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但随后三年间的金庸小说研究却仅仅是前一阶段热潮的余波与回响。在今天经历了沉思与积淀之后，对三年来的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以促进金庸小说研究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机制。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的晴雨表，许多会议论文和专著章节都曾先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并形成影响。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依据，以"金庸"为检索词检索2003年至2005年CNKI全部类别文章篇名，得到结果248个，对近三年金庸小说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
二、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总体状况
本期金庸小说研究最主要的方面，是对此前研究的继续。
一是对前期争论的继续。
对于世纪之交的金庸、王朔之争，此期学者们努力跳出意气之争，显得更加深入、客观。姚晓雷认为其实质是北京和港台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之争，但他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共性，"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就不同于此前主要强调差异的通行做法。李秀萍则从文化市场角度认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文化资本、文化权力的争夺 。
针对严家炎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袁良骏始终认为金庸小说仅仅属于"新剑仙派" ，那么，对金庸小说"文学革命论"的定位，就只能是"肉麻地、无节制地吹捧金庸" 。严家炎对此进行反驳，对"文学革命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并特别指出"文学革命"是创作实绩而不同于"文学革命家"的创作和理论并行，"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 ，仍对金庸高度赞扬。
关于金庸小说的种种争论，从金庸小说进入大陆之时就已开始，90年代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争论，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朱寿桐认为，酷评和痛骂都是"偏爱价值"，要真正以金庸为对象，尊重约定俗成的理论，建构理性的金庸研究学术格局 。
第二是对前期部分论题的深化。
在1994年以来的研究中，学院体制的深度介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期对此前的一些论题继续进行了深化。金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灵，而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则是金庸小说研究一直面临的问题，胡小伟在分析金庸小说历史意识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这一问题 。傅国涌则从现代性的人文忧思立论，指出在金庸小说取得空前成功后，"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 侠之大者"，可是"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其作品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金庸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 。上述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正一反，但都表现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徐岱在90年代运用狂欢、游戏等理论致力于阐释金庸小说的美学内涵，他在此期提出了"爱生性"命题，"这使充溢着一种生命气息的金庸小说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通过这一原则，金庸小说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审美乌托邦" 。
本期的金庸小说研究，也开始对前期论域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误读的金庸"问题："金庸武侠小说的合法性是由大众决定的，大众是它的命脉。但现在，我们的文学史家包括金庸本人却转而从纯文学这里寻求合法性。这从根本上是价值倒错的。" 再如"后金庸"时代的"文化工业"问题 和"后现代化"问题 等等。
在这三年中，金庸小说研究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继承多而新创少，泛论多而深究少，这种状况，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关于近三年来金庸小说研究的反思
综观近三年来的金庸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体制建设
先看一看近三年的CNKI题录分布：
年份 题录总数 重复发表论文 有效学术论文 标明作者身份论文
2003 62 3 41 25
2004 83 2 54 39
2005 103 1 49 44
总计 248 6 144 108
金庸相关文章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研究论文却逐年持平。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反映出金庸研究学术体制的一些问题。
学术体制包括研究、发表、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就研究环节而言，目前国内的主要金庸研究机构，仅有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等地方性社团，尚无进入学院体制的全国性大型专门研究机构，这使得金庸小说研究力量缺乏应有的凝聚，不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
发表环节包括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近三年的主要学术会议是2003年的嘉兴会议。而刊物发表的情况则见于下表：
刊物类别 文学专业刊物 重点、部属大学及CSSCI学报 地方本科院校学报 专科及理工院校学报 地方社科综合刊物 其他
2003 5 3 12 14 2 8
2004 3 9 12 17 3 8
2005 7 6 12 15 5 5
总计 15 18 36 46 10 21
比例 10% 12% 25% 32% 7% 14%
从刊物类别及重点刊物分布可以看到，金庸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是地方本专科院校及理工类院校学报，在级别高、影响大的学术刊物中，金庸研究并未得到彰显。但是，单刊发表金庸研究文章的情况还是有值得欣慰之处。三年内发表金庸研究论文较多的刊物依次为：《山西大学学报》（8篇）、《嘉兴学院学报》（7篇）、《华文文学》（6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篇）。这几家刊物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都是事出有因的。2003年，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学报》主编傅如一教授的弟子王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首届博士生之一，借此东风，山西大学礼聘金庸为名誉教授，学报也开设了相关专栏。嘉兴是金庸故乡，又于2003年承办了大型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嘉兴学院学报》集中刊发金庸研究文章，亦实属情理之中。《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即将更名为《西南大学学报》）于2004年推出"名栏"建设工程，以韩云波编审长期研究中国侠文化的刊物自身优势，开办了"中国侠文化"专栏，金庸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金庸小说作为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中国比较文学》（3篇）的研究对象。此外，《文学评论》也在2003年刊发了2篇金庸研究论文。
金庸研究的学术评价环节，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可谓百废待举。此处不多赘言。
综观上述情况，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常规性的金庸研究学术体制。包括：第一，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目前各地已经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金庸研究会，可以考虑整合力量、加强合作，或者与全国性的一级学会合作成为专业委员会，以便开展全国性的研究统筹。第二，争取在重点大学建立相应研究机构，可以是专门的金庸研究，也可以是更广泛的武侠研究。第三，建立常规性、连续性的学术会议机制（要冠以第*届），可以由不同学校、机构轮流举办，也可由金庸家乡的地方政府固定承办。第四，巩固现有核心期刊资源，可以争取和核心期刊联办栏目，并争取更多核心期刊发表金庸研究论文。第五，建立全国性的金庸研究评奖机制。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金庸研究得以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这固然关系到金庸研究界的内部努力，在当今金庸已经产业化的情况下，更有赖于金庸研究界外部力量的支持。金庸产业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彰显了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优化的金庸研究学术制度，也是把金庸产业做大做强的坚强后盾。
（二）队伍建设
金庸研究的繁荣，核心是要有一支研究队伍。近三年情况表明，金庸研究队伍建设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下表根据108篇标明作者身份的论文进行统计，表中职称均含同级人员，多作者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为准，多身份作者就高不就低，其他类包括非学术职称、仅标注为教师身份人员、助教、本科生、夜大生，数据栏表示方法为"论文作者人数/论文篇数"：
职称及年份 教授 副教授 博士后 讲师 博士生 硕士生 其他
2003年 5/6 4/5 9/9 2/2 3/3
2004年 6/9 7/7 10/10 1/2 9/9 2/2
2005年 9/11 7/7 1/1 11/17 2/2 2/2 4/4
可以看出，讲师是金庸研究最大的一个群体，硕士生也是一个重要群体。还要指出的是，在正高职称的26篇论文中，有5篇是合作完成（这有可能意味着主要作者并非教授）。从统计看，金庸研究队伍状况职称结构显然不够理想。在108篇论文中，高级职称作者共计45篇，仅占42%。这可能意味着，金庸研究队伍整体学历不够（根据许多大学的人才政策，博士生取得学位后即可特聘为副教授）。
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依次为：王立（教授辽宁师大，后调大连大学）7篇（4篇为合作），田智祥（菏泽学院讲师，同时为山东师大硕士生）6篇，刘卫英（辽宁师大副教授，同时为南开大学博士生）4篇（3篇为合作），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袁良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进（江苏省人事厅编辑）、谢理开（龙岩学院，职称不详）均为3篇。在这些作者中，严家炎论述了金庸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袁良骏主要对金庸持基本否定态度，丁进主要考察金庸研究史，这些都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在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中，王立、刘卫英和辽宁师大的研究生们，主要从主题学角度较为深细地考察了金庸小说的若干母题，已经初步形成特色；谢理开主要探讨了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田智祥发表文章较多，涉及较广，但文章篇幅均较短小，论述不够深细，尚未形成特色。
一般而言，要深入研究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会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三年中，仅有7位作者有3篇及其以上论文发表（即平均每年至少有 1篇）。从面上看，大多数作者涉足金庸研究，都只是匆匆过客，偶然旁及，由于对论题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大量文章质量不高，研究不深不细。从点上看，几位新进入金庸研究领域的作者，往往起点不高，在90年代以来金庸研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未能就一些总体性问题继续进行厘清，理论高度很难得到提升，也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很可能造成低效重复。倒是一些偶尔涉足金庸研究的作者，如朱寿桐、姚晓雷、李秀萍、高玉等，他们能够站在金庸之外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金庸，写出了一些力作。
金庸研究要繁荣发展，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上述体制建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有几项工作要做：第一，鼓励、吸引更多作者加入金庸研究队伍。第二，金庸研究的前辈作者和优秀作者要适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培养研究的后备队伍。第三，研究者要加强专题意识，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第四，研究者要在哲学、文学等基本素养上苦下功夫，将金庸放到更大的学术文化格局中，"微小叙事"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第五，鼓励重点研究金庸的作者"专业"化，鼓励偶尔涉足金庸研究领域的优秀作者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形成专业、业余研究者互补也就是局内、局外互补的局面，共襄金庸研究盛局。
（三）观念建设
研究的观念层面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努力方向以及层次水平，因此，总结近年来金庸研究观念层面的得失并做出反思，是繁荣金庸研究的必要工作。
观念层面反映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于选题和方法两大方面。选题的更新是学术增长点的表现，而方法的更新是层次水平提升的标志。在前10年金庸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以后选题重点和方法策略主要有：论争透视，包括王朔、金庸之争及其所反映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文学革命论、新剑仙派之争及其所反映的"重写文学史"之争；人文关怀，表现为广泛地探讨金庸小说各方面的人文意识，是金庸研究中的长线课题；审美探讨；学术史略；母题探源；比较研究，比较了余秋雨、王朔、张恨水、林语堂、罗琳等；文化运作，主要探讨2003年金庸"华山论剑"和2004年金庸四川行的传播策略；等等。根据何开丽讨论1980—2004年大陆金庸小说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可知，除母题探源和文化运作两点外，上述选题和方法大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可以认为，在近三年的金庸研究中，整体上缺乏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下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关于金庸研究的设想。
第一，版本研究。
金庸小说到今天已经有了三个版本：连载本、三联版、花城版。如何看待这三个版本，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在近年兴起的现代文学版本学中，版本涉及到精确所指、版本兼容、新善本三个重要原则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金庸小说无疑是版本学的良好研究范本。其次，版本问题涉及到文学经典化在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的历史进程，是考察金庸小说之"历史经典"与"流行经典"双重属性的基本工作。第三，三个版本的变迁，也是探讨半个世纪以来文化发展、金庸个人以及中国群体人格变迁、武侠文学创作规律和雅俗整合流变规律等的基础工作。
第二，比较视野。
金庸研究的比较方法，从1966年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就已经开始了，但比较层次一直缺乏进展。比较研究要深入到作家作品的内在机制中去，提升到整体文学史和整体社会史的高度来进行，而不仅仅是一些现象的并行罗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批优秀作家对侠文化表现过兴趣，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艾芜等，虽也有过一些将他们和金庸进行比较的论文，但随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还大有深化的空间。近年西方大众文化大量进入中国，金庸本人曾说过《哈利·波特》和《魔戒》就是西方的武侠小说，其内部建构模式和外部建构模式和金庸小说相比较而言的特点，也是大有比较价值的。即使像《堂吉诃德》这类古典名著，虽然已有不少人将其与《鹿鼎记》相比，但如果深入到文艺复兴打破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整体夸张系统的大氛围中，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并未领略到其中的精义。金庸小说自有其完整的主体系统，但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金庸小说在广大的文学和文化世界中的位置，也能更好地理解金庸。就目前的金庸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第三，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包括向前和向后两个层面。向前的历史视野指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处理，体现为作品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如前述胡小伟的研究。向前的历史视野还包括对金庸历史地位的确认，如王敬三 的研究。向后的历史视野体现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当下性或"当代史"意识，这里大致可与"后金庸"同义。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后金庸"的文章，但也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的温瑞安和黄易的研究。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必要大力加强金庸与"大陆新武侠"的比较研究。金庸树立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所谓"金庸把能够想到的桥段都写完了"，这是后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的一个障碍，武侠创作必须顺应时势发展"求新求变求突破"。90年代，温瑞安提出"武侠现代化"，黄易创作"玄幻""异侠"两大系列，就是他们意欲超越金庸的努力。但他们毕竟和金庸一样，是在香港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其创作突围就更多地有一种未完成的过渡性。而2001年才开始的"大陆新武侠"浪潮，是在和金庸差别很大的文化氛围中起步的，因此很快形成了"凤歌的综合、沧月的感觉、小椴的技巧、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慕容无言的现代" 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和港台新武侠颇为不同的特点，广泛及于作品的侠义情感、审美风貌、文化内涵诸方面 。大陆新武侠作者文化起点普遍较高，其中一些作品如小椴的《杯雪》、凤歌的《昆仑》等，在文学技巧和审美体验上都可以和金庸50年代的小说相比。但问题是，金庸是在60年代初实现了飞跃而后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创作高峰的，由于当下数字化时代的粉丝文化机制，大陆新武侠的部分作品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星体验，自我感觉良好、网络游戏影响、商业层面操作等已经成了限制他们迅速成长的因素。这个时候，研究金庸，学习金庸，借鉴金庸，就成了金庸小说真正实现文学经典化和"后金庸"时代的21世纪"大陆新武侠"小说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第四，审美体验。
在金庸研究史上，最热门的方法莫过于文化研究。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就"重写文学史"立论，对金庸小说来说，都主要是一种他侓的方法，要真正体验金庸小说的魅力，必须要深入到金庸小说内部，进行自律的文学性探索以及作家主体性探索，而这些都将表现为和文学史方法与文化学方法不同的美学方法。徐岱曾经指出："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 随后，他从多方面进行了金庸小说的美学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提出的"爱生性"观点，就是从生命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小说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但是，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金庸，这方面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岱是一个孤独者，大多数研究者都较少采取这种方法。
高玉在批判中国现代文学"审美中心主义"时，认为把金庸小说当成"纯文学"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笔者以为，自1988年章培恒比较金庸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 成》以来，经过1994年的"文学革命论"和"小说大师论"再到其后多方面、多层次的金庸小说"经典化"潮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即"重写文学史"，就武侠这一具体文类而言，则是以对1933年茅盾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论"的反动为其核心，力图拨开长期以来"新文学"对武侠文类的偏见。严家炎的如下论断庶几可以作为这场文学史反思的结论："雅俗对峙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金庸就是超越雅俗的典范"，"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从金庸小说内部出发来探讨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审美体验的问题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审美问题首先要研究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我们目前的许多文章还主要集中于对金庸小说文化传承的资料性和具体技巧的精巧性的归纳，因此未能触及到金庸小说的人的本质力量。席勒在《审美书简》第15封信中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人才游戏；而且只有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而金庸在1966年回应《海光文艺》梁羽生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时，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这就已经是一种"游戏"品质，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也是他在小说中追寻"自由"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以及新文学的"革命"，与金庸小说本就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的，载道的、革命的文学要求以社会政治解放人，金庸小说却是以艺术审美来解放人。长期以来，权力的一元化体制和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思维方式，把武侠文类排除在文学圣殿之外。以"重写文学史"和张扬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宏富文化传承来研究金庸，其意义在于奠立金庸小说研究之"可行性"基础，而进一步的提高、深化则有待于深入到金庸小说的人之生命体验的艺术方式之中，也就是用美学的方法来对金庸小说进行"自律论"的文学研究。
到今天，过往的争论大多已有了结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了，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以为，在此之前，人们研究金庸，主要是一种文学活动，是思想意识的革新，深度模式倒是其次的；而当下研究金庸，"活动"的层面应该主要转移到"金庸产业"的文化运作策略上，而"文学层面"经历了20年的聚讼纷纭，已经具有了相当深厚的文化沉淀，那么，追求深度模式也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当"美学的自立门户其实也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开张" 之时，美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努力让自身成为一种智慧形态，这是当代美学的追求目标；通过追寻生命的奥秘来实现一份人文关怀，这便构成了美学的基本价值座标。" 探讨人自身以及人类永恒追求的无限性，是美学的任务，也将是金庸研究在当下兼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闪亮的学术增长点。
四、后语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世纪之交10年之久的轰轰烈烈之后，金庸研究近年似乎走入了低谷，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上一波将平而下一波未至的转换期。"重写文学史"和"流行经典"之争大致已经有了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结局，金庸的地位已经确立，恰如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其意义是在破除。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好些观点都有强烈的研究者的主体性，且许多文章是从金庸之外立论的；那么，在下一阶段，感性就要归于理性，从金庸本身立论，以深刻性取胜，脱颖而出的将是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繁荣，其意义是在建设。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认识金庸，从更深刻的层次来研究金庸，金庸研究将成为一个深刻、完整的属于金庸自身本体世界的宏大文化架构，并以其深刻和长久的魅力影响着未来文化的进程。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二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如果要我写的话 首先是侠的起源,这要从墨家思想开始谈起. 然后是侠的定义 金庸对侠的认识及其转变 金庸笔下人物的侠之表现 侠之大者 武侠精神在日本及西方的发展 武侠精神与自我满足心理的论述. 书目的话,有一本《十家论墨》很不错。讨论金庸的书和文章就太多了。另外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讨论武侠的也很多。记得采纳啊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一、以情为系的恋爱观。二、经受各种考验的爱情观三、恨和牺牲交织的爱情观四、现代平等的婚姻观
金庸小说每个故事的叙事特点都不同
一、以情为系的恋爱观。金庸小说中的恋爱不管是三角的，还是多角的，虽然写的是封建社会的故事，但基本上是以现代的感情为依托而出现的。最典型的是《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与四女的恋爱。张无忌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的经历中，先后发生了与表妹殷离的侠情，其本质上是一种承诺和责任；与小昭的怜情，实际上爱怜和照顾的情分居多；与周芷若的恩情，主要是一种同伴情、感恩情；与赵敏的爱情，反映了爱情的那种心契如一、情荡心魄的特点。由于他写各种恋爱，以情为主，因而十分真实感人。二、经受各种考验的爱情观金庸笔下情侣们的爱情，莫不曲折磨难，几经考验。有的是面对荣华富贵的诱惑：如郭靖，他要是娶华铮公主的话，则可以当蒙古国的驸马，会何等的光耀富足。然而在爱情面前，他放弃了。有的是把原有的舍弃了，如赵敏，她甘于舍弃自己的郡主地位，勇于打破阶级的界限，下嫁一个草莽英雄，又是何等令我们汗颜。而有的是要应对威胁，如令狐冲，竟然不怕任我行对恒山的围剿，勇敢地捍卫了爱情的纯洁。再就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最能体现金庸的现代爱情观。他俩的爱情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而且突破了虚伪的伦理观（他俩在辈分上是姑侄），迂腐的贞操观（小龙女曾失身），最能说明爱情的力量。三、恨和牺牲交织的爱情观由爱生恨，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这些在金庸的笔下都有生动的体现。李莫愁对爱人由爱生恨而进行残忍的报复并且殃及无辜，最为印象深刻。另外还有梅超凤。再有《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对张无忌从爱到恨的转化，也十分经典。还有对爱情中牺牲精神的描写，也非常吸引人。让我扼腕叹息的是小昭，为了张无忌一行人的安全，舍却真情，回总坛做圣女，一辈子独忍孤独，是何等的凄楚。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怅失良久，难以释怀。还有就是岳灵珊为林平之而死，无怨无悔，充分体现了一个女人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执着。四、现代平等的婚姻观虽然，金庸的武侠小说写的都是封建社会的事，但书中的爱情和婚姻却是围绕现代的一夫一妻思想来写的。有时，对于缠绵难舍的多角感情，我奇怪为什么金庸先生不能按照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来解决呢？但我后来明白了，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金庸，已经把他的思想投放到他小说的人物身上了，这种现代的平等、公正思想处处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但唯一例外的是《鹿鼎记》，这部小说和其它小说有明显的不同。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是金庸小说中最出名、也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最为曲折、最为生动、最令人激动和痴迷。 这是一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故事。自他们相爱之日起，就离多合少，往往旧劫未去，新劫又生，历尽曲折悲欢，充满苦涩苍凉。然而他们又坚贞不渝、锲而不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海枯石烂情不变。从而迷醉了无数的读者。 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在这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中，不自觉地坠入了一场迷梦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欺。这场欺并非来自小说的作者——也许作者也像其主人公及读者一样受了欺——而是来自“爱的幻觉”，来自人性及其爱情心理。 杨过和小龙女当真是值得称羡的佳侣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不能完全肯定。 这倒并不是因为杨过比小龙女要年轻几岁晚一辈，也不是因为杨过失去一条臂膀和小龙女失去处女的贞操——这一切小说的作者都一一安排了圆满的解决方法，而主人公也确实是克服了这些微不足道的障碍。 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的真正危机是他们的个性的极端对立，他们的人生理想及其喜爱的生活方式的极端矛盾。他们实质上完全是两种人，当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走到一起本就是一次偶然，一种命运的捉弄，而他们的相爱更恐怕是一场误会，一场不自觉的自我欺。 “异性相吸”，也许是产生这种误会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异性” 不仅是指男女性别的差异，而且是指男女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常常见到一个活泼开朗的人爱上一个沉默稳重的人，一个聪明灵俐的人爱上一个木讷刚毅的人，一个外向的人爱上一个内向的人..等等，而都得到了相对完满的结局，甚至可以归纳为一种“规律”，即异性相吸、相反相存。我们不否定这一点，也承认性格的相互补充是爱情与婚姻的和谐或妥协的一种较为有利的情形。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对“另一极”性格的自然的倾慕，源于一个古老的审美法则，那就是隔岸观景。我们总是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有距离的事物较自己身边的、眼前的、熟悉的事物更美。我们总容易让那些使我们“不明白”及我们不具备（没有或没见过）的东西迷惑。..可是我们一旦“获得”，这种审美距离一旦消失，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杨过和小龙女的情形大致如此。 在古墓之中，两人只觉得互相关怀，是师父和弟子间应有之义，既然古墓中只有他们两人，如果不关怀不体惜对方，那么又去关怀体惜谁呢？—— 有意味的是，小龙女第一次离开杨过，是因为杨过根本不懂得爱情： 小龙女正色道：“你怎么仍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么？”她见杨过不答，心中焦急起来，颤声道：“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杨过诚诚恳恳的道：“你是我师父，你怜我教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小龙女大声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 杨过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突然被她问到，不由得张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的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第七回） 这里有—个小小的误会，欧阳锋找到杨过，疯疯癫癫地点了小龙女的穴道（那时她正与杨过脱了衣服练“玉女心经”），被对小龙女心仪已久的全真派道士尹志平乘虚而入。小龙女以为是杨过，也就坦然失身了，等到杨过找到小龙女时，尹志平早已离去。杨过不知就里，而小龙女则以为杨过在装疯卖傻，不负责任。因而见他仍不叫她是“妻子”（她以为杨过占有了她） 而气愤急怒，想要杀了杨过，终觉不忍，因而只有转身疾奔下去，离他而去。 可是杨过确确实实是不知道前因后果。不知道如何得罪了师父，不明白“何以她神情如此特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却又怨愤决绝？为什么说要做自己的‘妻子’，又不许叫她姑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有以为“此事定然与我义父有关，必是他得罪师父了。” 杨过对他的师父小龙女，其实只有敬爱之心，却没有性爱之情；有亲近和依恋的关系，却没有热烈的爱情冲动。 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不懂爱情，不懂性，不懂男女之爱有别于师徒之爱、姑侄之爱。 等到小龙女离开他以后，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才慢慢地意识到小龙女所要的男女之情是什么。因而，他在追寻“白衣少女”（小龙女也总是一身白衣）的过程中，他结识了陆无双、完颜萍，并把她们当成小龙女的幻影。 他以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自己爱上了小龙女却不知小龙女此人也只是一种幻影：爱的幻影。这幻影正是被他情窦初开的心创造出来的。 同时，这幻影也是最初环境激发出来的。 因为从此以后，他与小龙女就开始了离多合少，劫难重重的日子。除了这第一次分离以外，还有三次重要的或长久的分离，一是相聚不久，又因“礼教大防”而分离；再一次是小龙女因明白自己失身于尹志平，同时又以为杨过要娶郭芙而再度悄然离去；最后一次则是小龙女为了让杨过吃药治毒，跳进了绝情谷底，从而使他们之间分离十六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分离虽然各有外部原因造成，然而都是小龙女主动离去的。虽然她每一次离去，都有足够的“为了爱”的理由，谁能说这不正是她的本能的逃避呢！？ 无论是理智的回避或是本能的逃避，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分离和悬念。而这种分离与悬念又恰恰是激发杨过的强烈的情感及其爱的幻觉的最好的动力。分离造成的是美感及其审美心理的距离。一次次分离之后的悬念总会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夸张和放大。更何况每一次分离，都伴有使杨过不得不去追寻的理由，比如第一次他是要找到小龙女，以便弄清他是怎样得罪了她；第二次知道小龙女是迫于“礼教大防”而离去，激发了杨过的反抗命运的热情（这在杨过的个性及生命中是一贯的）；第三次知道小龙女对他误解而离去，使他加倍地歉疚；第四次则是为了一句诺言.. 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爱情——我们权且称这种模糊不清的激烈情感为爱情——的追逐中，杨过始终是以热烈的追求者而存在的。而这恰恰合乎杨过的性格，这种大苦大热的曲折追寻，正合杨过的口味。在他而言——在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追求本身，追求的过程本身已经比追求的对象更为重要。追求和期待虽然不无痛苦，但也是一种热烈而美好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都充满最美好的期待和幻想。幻想中的情侣，期待中的恋人总是要比真实的人美妙得多。 这一切乃是杨过的性格决定的。命运的障碍和外物的干扰，总会激起他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仅是为了“反抗”本身，他也会不顾一切不计生死的（这在他反叛全真派时已经有过充分的显示）。他和小龙女的关系遭到旁人的非议时，便又是如此。小说中写道： ..黄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绕弯儿。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 这个规矩，杨过并不像小龙女那样一无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气，为什么只因为姑姑教过他武功。便不能做他的妻子？为什么他与姑姑绝无苟且，却连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处，胸头怒气涌将上来。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刚烈之人，此时受了冤枉更是甩出来什么也不理会了，大声说道：“我做错了什么事碍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第十四回） 这一段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性格，但并没有表明他对小龙女的爱本身。— —在这样一个激动的时刻，你就是让杨过为了反抗命运而娶任何人为妻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干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如果没有这些冲突，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冲突所引起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及反叛精神，那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一次次的分离，那又会如何呢？——这样的疑问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触及本质的。 强烈的爱的期待美化了爱的对象。热情的爱的追求掩盖了对爱的对象及爱本身的无知。这才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真正的悲剧。 十六年以后，这对情人重新聚首，恍若隔世。经过数十年的曲折和分离，这一对有情之人大概能不再分离地过几天平安的日子了。 然而，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之间的爱情悲剧及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才会真正地拉开序幕。而以前这几十年的故事只仅仅是这一悲剧的长长的“引言”？——遗憾的是，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使我们保留了最为美好而强烈的印象，而无法猜度他们的“后事如何”。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作者。因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教科书，它只负责将美丽的情感悲喜（无论真正的结局如何）带给我们，将最为华采的乐章展示给我们，至于真实而琐细的平凡生活么，那就不是作者的事了。 我们说过杨过和小龙女是不会幸福的。这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杨过是一个多情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无情无欲”的人。— —这是她的古墓生涯的结晶，也是她的武功的必要基础。——那古墓派玉女功养生修练，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诀：“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乃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怠，多念则精散，多欲则智损，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促，多笑则肝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肠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焦煎无宁。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 （第39 回）显然，小龙女将此要诀练得很好，否则她无法在古墓中长大，尤其无法在绝情谷底一个人生活十六年之久。 其二，杨过是一个热情如火、活泼激烈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宁静冲虚、恬淡幽闭的人。这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出现极大的反差和冲突。杨过曾说：“不错，大苦大甜，胜于不苦不甜。我只能发痴发颠，可不能过太太平平安安静静的日子”（第29 回）。而小龙女则恰恰相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小龙女则至淡至虚，如何为伴？ 其三，杨过属于这个风尘劳苦、多劫多难的苍凉人生，而小龙女则属于古墓。她像是幽灵，又像是仙女。总之，她属于空谷，属于绝域，是花瓶加温室里的花，一经人间风雨就会惶然失措，本性迷失，如坠地狱。 以此种种，台湾学者曾昭旭先生也有过很好的论述：“现在我们要谈到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结合，中间含有怎样的困难与缺憾呢？我们前文已提到这冲虚的理想不是人生究极圆满的，这刚猛的生命也不是冲虚和清畅的生命。因此在本质上这种结合就只是暂时的。小龙女之下凡是暂时应迹，杨过之要求平息其生命的冲动也只是一种心灵受伤时的暂时要求。到末了，小龙女还是要回归空境，杨过也还是要再涉人间的。所以他们的相遇，最好就是如浮云之聚散，缘尽了，彼此挥挥手，各奔前程，则小龙女不失其应迹渡化，杨过也如其暂时小憩。而一定要归宿于此，而谋长久的结合，则不但处境磨难多多，内在的缺憾也是极深沉的。而杨过因种种外缘，毕竟决心归宿于小龙女了。于是，这一份感情便显现出悲剧性质来。这悲剧从杨过这边来说，便是他原可以凭借自己冲至道德理境，如今限于清虚的格局而不能出头了。 而从小龙女那边来说，则是她对杨过的许多言行表现有根本的不解。遂显出二人的结合，有着隐隐的危机。”①从本性来说，小龙女已是忘情灭欲的世外仙灵（只有小说中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而杨过则是凡肠如火、风流热烈、活泼多变、偏激刚烈的世间英雄。小龙女之爱杨过，那是因为杨过热情依恋并不断“追求”（她则常常回避或逃避）；杨过之爱小龙女，则是隔岸观景、追光逐影要比苍凉的人间更有魅力。他们的恋爱起于古墓中没有外人的孤独的自然，而后饱经磨难、生死相许，历尽尘劫，反而显得格外的多姿，加强了追求本身的意义而夸张了情感的度数。 当然，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意见，只能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分析或综合。我们无法也不能去“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爱情？他们是否感到幸福？ 他们是否能在一起过和平宁静的日子？这一切小说中都没有写，而我们也不是杨过或小龙女本人，所以我们无法判定。这些也不能让任何外人来判定，因为爱情与幸福乃是（当事者）心理的感受。感受如何？甘苦寸心知。这便是爱情的神秘处、诱人处。 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这种感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分离所造成，被期待所激发，被磨难所巩固、所推动。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主人公都是毅力惊人的人。尤其是杨过，小龙女因为无欲少情，反而能宁静长久。 然而不论怎样，我们都还要感谢金庸，他为我们写出了这种若即若离、曲折悬念的爱情故事。展示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美好、越是想要” 这种人性心理的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类情感的秘密和人性的秘密。 ① 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论（神雕侠侣）中的人物形态》，见《诸子百家论金庸》，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