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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镇兵变，是北魏末年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兵变，它的爆发，不仅影响了北魏一朝的政局乃至国运。甚至可以说， 自北魏之后，东西两魏，北周、北齐乃至之后的隋唐的建立，都与这次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这场变乱的爆发与北魏文帝执行汉化政策乃至迁都洛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民国史学家陈寅恪在其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说：
基于陈寅恪先生的论点，许多人将六镇兵变的爆发全然归咎于魏文帝汉化政策。 但是，陈先生所持的观点，仅是解释这一 历史 事件的诸多论调之一。
在六镇之变爆发之际，有一个细节其实值得我们注意， 作为率先发难起事的怀荒镇、沃野镇，其叛乱缘由并非汉化改革本身，而是两镇镇将在当地爆发饥荒后"不发粮廪"。 沃野镇破六韩拔陵，在起义前的身份仅仅只是沃野镇镇民。在他起义之后的一年时间中，史书中并未留下他对北魏汉化有只言片语的指责。从这一点来看， 将六镇镇民的反叛全部归咎于对汉化政策的憎恶和反对，其实也有可商榷之处。
另外，从迁都洛阳一事中施展的种种手腕来看，北魏汉化运动的推动者孝文皇帝并非是一位志大才疏的君王，甚至可以说，在汉化改革之际，通过拉拢和分化，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得整个运动的主导权。
然而，孝文帝死后，自六镇之变开始，看似平静的北魏就无可避免的陷入战争泥沼中难以自拔，无论北魏曾试图用何种方式安抚叛民，这些曾经被倚为"国之肺腑"的镇民却再难恢复往日的恭顺，就在这样的战火中，北魏权臣尔朱荣趁乱发动"河阴之变"，将北魏朝堂上所有反对派一网打尽，北魏国祚在事实上宣告断绝。
而这之后，便是东西两魏的对峙和斗争，曾经盛极一时的北魏，就此灭亡。如此惨痛的代价，绝非孝文皇帝所愿意见到。
如果复盘这段 历史 ，我们会发现，代北六镇，其实一直在汉化运动中消极应对。 甚至可以说，从北魏建立之后开始，代北六镇就一一种局外人的态度，始终拒绝接受全盘的汉化改革， 这并非一家一姓的主观选择，而是六镇作为一个集团有意无意间做出的取舍。
想要理解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代北六镇的建立谈起。
作为一个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游牧民族政权， 北魏虽入主中原，在一开始却依旧保留着诸多部族制度残留。 譬如北魏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镇戍制度便是其中的典型。
在北魏为强化中央集权，通过强制肢解麾下数个大的部落，"离散诸部"后，镇戍制度依旧在北魏的北方大量存在。 这一制度，与北魏初期的"宗主督护制"相互依托，形成了一个看似松散却足够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与东南方汉族人口众多的地区相比，这些推行镇戍制度的地区，并无传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林立的军镇。
军镇的长官称之为 "镇将" ，军镇之下为 "戍" ，其统领则名为 "戍主" 。与北魏东南地区依靠州郡县三级行政官员处理地方行政事务不同，在这里，镇将与戍主不仅负责军事任务，同时也负责民政。
考虑到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这五个朝代之间的继承关系，可以说 这种军政一体的形态，几乎可以看作唐代藩镇的"先行版本"。 正是由于镇戍制度的存在，北魏的行政区划，在最高一级一直都是州镇并列。
而代北六镇，就一直在执行着镇戍制度。 事实上，北魏的汉化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尤其是孝文帝祖母冯太后推行汉化改革之后，以邻长、里长、党长为基础建立的"三长制"逐步代替北魏初期的"宗主督护制"， 真正意义上的镇戍体系，已经逐步被州郡县三级区划所取代。 而在行政区划上一直未能"汉化"的地区，也仅仅只剩下代北六镇等北方边境的少数地区。
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东胡族。东胡于秦汉迭代之际为匈奴所败，其后裔散为乌桓与鲜卑两部。 从其生活方式来看，鲜卑是不折不扣的游牧民族。 但在北魏政权建立后，鲜卑人同样遭到了北方草原的威胁。这便是柔然人。
与匈奴类似，柔然同样是诞生于草原的游牧部落，有人认为其祖先与北魏同源。然而，同样的源流并不能阻止两个部落刀兵相向， 相反，相似的诞生环境使得柔然与北魏在资源的争夺战中势同水火。
拓跋鲜卑入驻中原后，其生产方式开始逐渐与草原相异。其政权形式也由原本的部落联盟转变为更加集权化的君主专制方式。这一转型，在北魏道武帝时期最为明显。这位北魏开国皇帝，为强化集权，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
1、将国都自盛乐迁往平城：
与身处草原的盛乐相比，平城虽非中原名城，却处于古中国农牧交接地带，迁都至此， 既利于北魏约束麾下诸部，同时也有助于北魏继续向南扩张，进一步扩大在中原的势力范围，并以此制衡鲜卑贵族势力。
2、"标道里，定权衡"：
与秦始皇规定度量衡类似，北魏道武帝重新确定度量衡，同样是为了在接下来进一步强化其对于治下之民的统治。 度量衡的制定看似琐碎，却是一个国家以统一的政令调派民众的基础。 很难想象，若一个国家连最基础的计量单位都无法统一管理，那么征税、贸易等经济行为该如何施行。
3、"离散诸部，编户齐民”：
在道武帝之前，拓跋鲜卑虽然有着名义上的首领，但各部落却依靠姓氏、血缘相区别。这其实是是草原民族基于恶劣自然环境而自发形成的生活方式，在物资匮乏的草原上，只有部族结构的族群才能更好的避免天灾的侵袭和盗匪的窥伺。 而等到拓跋氏立国并入主中原后，这样的方式自然变得不利于北魏的统治与民族间的融合。 正因如此，他听从崔宏的建议，强令麾下几大部落解体，并根据居住地"编户入籍"。
可以说，从制度层面而言，北魏的"汉化"与"集权"，几乎是相同的概念。 而到了冯太后摄政的孝文帝时期，三长制、均田制等制度的推行，正是北魏新一轮汉化或者说集权化的发端。
前者是进一步解除鲜卑贵族以宗主身份携领部落之民，隐没人口占据生产资料的关键，而后者则是北魏改变低效农耕方式的基础。 作为名正言顺的北魏皇帝，在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则对汉化过程开始继续推进。
那么，为什么这些地区一直未能通过"三长制"、"均田制"等改革，实现化胡为汉的转变呢？
原因有以下三点：
1、六镇以防范柔然为任的军事定位，使得镇戍体系难以被州郡县三级区划取代：
代北六镇是位于北魏国都平城以北的六个军镇，自西向东名为 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
这六座军镇，正是北魏为了防范柔然而特意建造的。 正因如此，作为边陲重镇，六镇的军事定位十分清晰。就像前文所说，与东南地区州郡县与镇戍并立的局面不同， 代北六镇仅有镇戍而无州郡县。
在镇将的统辖下，其治下平民也被称之为镇民。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镇民部分老幼男女皆是军籍。 作为镇民，他们不仅需要向北魏提供赋税，同时还承担着重要的军事任务。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后世中原王朝中后期面对草原游牧部落以防御为主的对抗策略不同，北魏中前期一直采用的是极为积极甚至激进的对抗战略。
以北魏太武帝时期为例，其执政28年中，就曾经20次出兵草原，其中针对柔然的攻势就多达8次。
对于北魏而言，柔然既是其心腹大患，同时也可以充当它重要的"物资征收中心"。《魏书》就曾经记载了长孙嵩等大臣对于征讨柔然的看法，这些大臣们认为，征讨柔然，不仅可以打压这个草原死敌，同时也可以通过掠夺其财富维持自身的运转：
这种通过战争打击弱化对手实力同时补给自身的政策，在北魏立国以来被多次执行。 由于六镇的地理位置，在战争爆发后，代北六镇不仅是北魏的防御要冲，同时也是北魏军队集结和补给的前沿。
战争的动员往往需要漫长的准备时间，而镇戍制度的存在，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这一过程。事实上，常年的征战，会改变一个地区的行政结构。 为了确保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镇戍体系在六镇的存在也变成了一种必然。 相反，若北魏在这种情况下，仍旧要效仿东南，将当地镇民纳入州郡县管辖，其实并不利于镇将统筹资源，抵抗柔然。
2、错杂混乱的 社会 结构，使三长制毫无施展的空间：
代北六镇的 社会 结构与北魏的其余地方也有所差异。六镇的设立最早可追溯至北魏太武帝时期。当时， 为了防范柔然入侵，太武帝将北魏自匈奴、高车等部落掳掠来的数十万人口安置在六镇之内。
这些被迁徙来的人口中包含了大量部落牧民，他们或是屈服于北魏兵势，或是认同北魏统治。因此，他们以提供赋税和兵源作为代价，保持了自己部落的完整性。
然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并非一句无缘由的说辞。由于分属不同族群，从北魏建立到覆亡，这些部落与北魏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 对北魏而言，这些部落既是抵抗柔然的第一道关卡，但同时其掌握的部族军队，同样隐藏着肘腋之患的危机。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探讨以六镇胡人抵御柔然的利弊时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可以想见，无论是丁零（高车）还是氐、羌等部，在太武帝眼中，皆不是可以深信的"自己人"， 将塞外胡族迁至六镇抵御柔然，也有着"驱虎吞狼"的意味在内。
而与这些内迁的塞外胡族类似，在六镇之中，还有另一支力量存在。这便是被视为六镇豪强的代北勋贵群体。
与塞外胡族不同，这些六镇豪强既有鲜卑贵族，也有部分代北当地豪族甚至内迁胡人的首领，他们的汉化程度较内迁胡族牧民更高，因此，也更受北魏统治者所信任。 但值得玩味的是，回顾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真正凭借此次大乱最终崛起的东西两魏的缔造者高欢和宇文泰，以及造下"河阴之变"惨祸的尔朱荣，追本溯源，皆是六镇建立后内迁的六镇豪强后裔。
宇文泰这一支 "本居辽东塞外，世为匈奴东部大人"，而等到后燕兴起后，宇文泰高祖父宇文陵"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最后在魏燕争霸之际，宇文陵兵败北魏道武帝，最终迁至武川镇。
而尔朱容的祖先同样如此，在道武帝"离散诸部"之际，尔朱一族之所以未被解散入籍，正是因为道武帝意识到尔朱一族的强大战力，必须依靠相对封闭的部落体系保持。这才放任尔朱部入荣秀川休 养生 息。
可以说，在北魏建立六镇之后，六镇内部一直处于一种二元平衡当中，数量庞大的镇民与六镇豪强相互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在当地推行三长制，无疑会打破当地脆弱的平衡，引发更为严重的军事危机。
3、偏重游牧的经济结构，致使均田制无法推行和巩固：
前文曾经提到，北魏道武帝为了进行君主集权，将北魏国都自盛乐迁往平城。这里所说的"平城"，在如今的大同附近。
有专家考证，之所以将此地命名为"平城"，是道武帝取《尚书》中"地平天成，万世永赖"的吉祥之意。但也有人认为，平城自汉代即已设县，而所谓"平"字，是指此地正好处于农牧分野所在。
而无论建都平城的用意为何，一个现实情况是我们无法忽略的： 平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耕地区，而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分界线。 这类既包含农耕元素又有游牧风情的地区， 在《草与禾》一书中被称之为"长城地带"。
在道武帝建都时，这样的农牧分野地带自然有助于北魏维系其在草原和中原的双重统治，但随着北魏势力范围的逐步南侵，其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不断南移， 平城的政治意义也就逐渐丧失 （这也是北魏孝文帝执着于迁都洛阳的深层次原因）。
在北魏统治后期，平城曾经多次因灾害而陷入饥荒之中。无漕运之便的它因此丧失了作为一国国都的优势。 而在平城以北的代北六镇，情况则比平城更加严峻。
由于气候和生态的原因，代北地区的作物以小米、小麦等耐寒作物为主，这些作物虽然不惧干旱，但短板也同样明显：它们大多一年仅能收获一次，且产量极低。
为增加当地农业产量，太和十二年，北魏开始在六镇等边地兴修水田，试图以此来改善当地的农业条件（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魏书》）。
然而，这样一场致力于挽救六镇农业生产的行动，却因为北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最终宣告破产。 六镇以南的平城在人们眼中已是"六月雨雪，风沙常起"的苦寒之地，而更加靠近北方的六镇又如何能例外？
史书记载，北魏正始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风羊角而上，起于柔玄镇，盖地一顷，所过拔树……狂风所至之处，连根深叶茂的巨树都难以幸免，更何况镇民所植的柔弱作物？
如此剧烈的狂风并非偶然，事实上，在武川等六地被建设为军镇后，沉重的人口压力，早已让代北六镇的土地不堪重负。
而与农耕相对应的，镇民的游牧活动却依旧活跃。被安置在六镇的高车族裔，"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是天然的牧民。在各部首领带领下，这些胡人为北魏带来了充沛的畜牧资源，所谓"牛马以谷量"对于一个常年畜牧为业的部族而言，绝非夸张之词。
牛马充裕而粮食稀缺，代北与北魏其余地区，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与资源互换的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以农耕为本的制度建设，如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均田制，在这片牛马遍地而禾谷匮乏的土地上，都缺乏生长和发展的基础。
到如今，无论我们对六镇之乱有何种解读，但北魏末期频频爆发的饥荒，的确是六镇之乱骤然爆发的直接原因。而这一事件的出现，背后有一系列彼此勾连的逻辑链条。
1、柔然等部的衰落，使得北伐草原逐渐"得不偿失"：
特殊的军事定位，错综复杂的 社会 结构，偏重游牧的经济组成，使得六镇在北魏全盘接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大潮中显得如此突兀。然而，作为统治者而言，六镇的特殊化是一系列因素交杂下的结果，因此，在面对这种既定事实时，北魏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但问题却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六镇的粮食产量本就因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无比低下，而作为北魏抵抗柔然的前沿，常年的征战同样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暇耕种。
北魏初期，六镇通过袭扰北方草原部落，可以掠夺大量牛羊、布帛、人丁。如此一来，六镇的物资短板并不明显，尤其是在太武帝时代的28年里，跟随太武帝北伐柔然等部，一直是一种令各地将领们感到羡慕的事情，一些南部镇将，甚至因此被鼓动的想要发动南征（"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魏书》）。
然而，柔然等部落实力在这种征讨中逐渐衰退，他们不得不选择北遁草原深处。 从太武帝末期到孝文帝太和十年，近50年的时间里，北魏对柔然等部的亲征仅剩下5次。 这对于常年与柔然对峙，兵戈不休的北魏而言自然是好事。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六镇再不能通过袭扰柔然获得物资的补充。
2、艰难的陆运渠道，致使代北六镇长期"贫血"：
六镇的物资短板却无法被统治者忽视。北魏中后期，这个逐渐汉化的国家只能从其他地区调运资财"输血"六镇。 但这种调运物资的方式谈何容易 ？作为偏远的北地，本身就缺乏如南方那样充沛的水文条件进行漕运，隋代建成并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此时同样毫无踪迹可寻。
这种情况下，成本更高的陆运就成了北魏统治者唯一的选择。 然而，隋、唐这种已然大一统，且建立了完整漕运体系的朝代，尚且因边境的粮草运输而焦头烂额， 尚未统一全境的北魏想要依靠北方的陆运，独立支撑对边地的补给，自然是力有未逮。
这种隐患早在太武帝末期就已经埋下，太平真君七年，薄骨律（即宋代的灵州，如今的宁夏灵武）镇将刁雍就曾经上书太武帝，言转运粮草之艰难：
五十万斛即五千万升，听上去这一数额极为庞大，然而，代北六镇共有军民百万，一日之内就需要消耗粮食三十万升左右。
可以想见，在北魏中后期，以其余镇戍补给代北六镇的情形并不算少，以至于本不属于北魏核心区域的薄骨律镇也需要奉命 "千里馈粮" 。
然而，相较于水路运输，陆路运输的劣势实在是太过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代北六镇的诸多物资，都变得十分匮乏（"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如此一来，代北六镇普通镇民的生计如何也就可想而知。
3、被斩断的脐带：北魏迁都后，国家资源的逐渐南移：
如果从拓跋鲜卑建立政权开始来看，无论是之前的"代国"，还是之后的北魏，都有着逐渐南迁的扩张趋势。
这种趋势并不难理解，从代国建立到北魏定都平城，拓跋鲜卑政权的国势虽有反复，但总体而言却一直处于逐渐增强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从草原游牧到入主中原也成了必然。
都城的迁移也体现了这一现象。从东木根山到盛乐，再到平城、洛阳，一再南迁的都城是确保其继续用武中原的根本。
如今我们提到明成祖迁都北京，是"天子守国门"，这种说法虽然因过度宣传而变得过于"热血"，但其内核逻辑并无太大问题： 以天子所在都城为中心，政权可以更为迅速的处理一系列军事和行政问题。而北魏迁都洛阳的意义之一同样如此。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迁都的弊端同样明显。
对代北六镇而言，迁都不仅意味着他们不再处于政治核心圈，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精力将更多的转向南面的汉水、淮河一带。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北魏与萧梁的摩擦愈发剧烈。
淮河前线的摩擦不同于已经逐渐转变为对峙局面的代北，在水路纵横的江淮一带，北魏骑兵并无摧枯拉朽之力，反而被南朝的步兵拖入消耗战的泥沼中。
为进一步打击梁朝军队，撕开战略缺口，北魏不得不继续加大战争规模，正始三年，北魏宣武帝"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
然而，北魏的战争态势却并未因这次诏令而有所改观：
二月，将军萧将兵击魏徐州，围淮阳；三月，梁国辅国将军刘思效败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五月，梁国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侵魏徐州，拨宿预，执城主马成龙……
诚然，魏梁之间的战争并非一边倒的局面，但以骑兵见长的北魏的确在淮河、汉水沿线被南人遏制住了进攻之势。而就在魏梁战争规模日渐升级之际， 嗷嗷待哺的六镇，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4、饥饿的柔然，饥饿的六镇：
前文提到，经过太武帝时期的常年北伐，柔然等部已经北遁草原深处，似乎不再构成北魏的威胁。然而实际上，遁入草原中的游牧民族，才是中国 历史 上最为头痛的敌人。他们难以寻觅却又随时可能出现。
而正光四年，柔然骑兵的马蹄就再次出现在了代北。
这一年的草原上，相继出现了"陨霜"、"大霜"之灾,牧民的牲畜无牧草可食开始大量死亡。 生存压力的煎迫下，柔然阿那环可汗率十万余众入侵代北 ，"驱掠良口二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身处代北的六镇镇民，本就因饥荒而陷入困顿，经此一役，更是无力维系生计。尤其是那些困顿之家，质妻卖子者，不可胜计……
如此绝境下，早已不满的六镇被怒火点燃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纵观代北六镇的建立与发展，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执意自我管理，拒绝汉化改革的封闭地区， 然而，自代北六镇建立之初，它的结构就已经定型下来。
首先，它军事重镇的性质使得它需要经常性的处于战争动员之中。这样的军事定位，使得它不可能如同北魏的东南地区一样形成州郡县的行政区划；
其次，从草原迁徙而来的数十万牧民，有着短期内难以改变的部落统治结构，他们一方面融入六镇之中，成为对抗柔然的根基，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存在使得以六镇豪强为基础的统治阶层必须被保留和笼络，在这种情况下，北魏难以通过推行三长制，来杜绝豪强隐没户籍以自肥的举动。
最后，代北处于农牧分界线以北，农耕区域少而游牧区域多，内迁牧民们以游牧为根本的经济结构，与这一片土地最为适宜，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推行均田制，不仅会受到牧民和豪强的反对，同时也不符合因地制宜的准则。
在这种情况下，极度依赖北魏内部补给的六镇体系，就此固化下来。这一体系，在柔然驰骋草原的忧患之际尚能维系，但随着柔然威胁的降低，北魏政权的注意力不免向南迁移。就这样，原本被视为"国之肺腑"的六镇，最终演变为北魏的动乱之源。
会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也会影响到权力的分配，会出现不同的局面，还会有不同的统治情况，会给历史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出现不同的命运走向。
在北魏建朝后，设立了六镇，从此六镇也见证了北魏的发展进程。从最初为了保卫北魏的边疆被重视，到后来都城的南迁而被逐渐的不被重视，再到后来人们受不了剥削而起义，再到后来起义失败而荒废，最后六镇也就成了历史上的名词。
北魏是北方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当时都城是建立在平城。那个时候鲜卑人把很多的俘虏都安置到了那里，所以平城也就成了多个名族的居住地。而为了能够镇住人民，北魏王朝就建立起了军事重镇。这些军镇的镇将是一起管理军民的，是属于军政一体的政权。
在北魏初期的时候，北方的六镇是都城的保卫屏障，是非常受朝廷重视的，镇将基本都是皇帝的亲信担任。因为是经常受到侵扰，常会有战争，所以镇将也都受到了很多的优待，有功还可以升官。后来都城迁到了洛阳，留在北方六镇的鲜卑人，长久下来就越来越被轻视，升官也非常的难，即使能干也得不到升迁，因此有很多人因为不满，而跑到了柔然。
后来慢慢的北方六镇成了，朝廷发配罪犯的地方，镇将也都成了贪财的官吏，镇兵和百姓都遭到了残暴的剥削。到了北魏后期，六镇的军民已经没法承受压迫了，又加上连年的灾害，百姓们无法生活，于是六镇的军民相继的开始起义。但是后来随着起义的失败，六镇逐渐被荒废，北方六镇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北魏统治集团民族界限的淡化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
作者：钱国旗
摘要：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大融合的重新组合过程,南下中原汉地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则是这个过程中历史意义最为深远伟大的一环.这次融合继承并总结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成果,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推向了高潮.中国南北的再统一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空前盛世,皆因这次鲜汉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充满朝气的力量勃兴而透露最早的曙光.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南迁洛阳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为主旋律,汉化是融合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的融合是随着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而开始的,即六镇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经过胡化和汉化的反复扭缠达到统一是融合的基本特征.本文所论仅限于拓跋鲜卑与汉族融合的第一展开
关键词：统治集团 拓跋鲜卑 六镇 南北朝时期 鲜卑人 将相大臣 组合过程 《魏书》 民族关系 民族大融合
被引量： 9
年份：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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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中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枷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l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 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屁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方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3）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明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沼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宫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入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 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奖、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士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 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 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两宋 北荣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继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并使张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佑(l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l101-l125)， 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南宋偏安 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士，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闹、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人，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 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证的印度在华僧入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 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 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盘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2、憎徒必须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4、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普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运，历代相沿。孟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憎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输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盘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文化 佛教自传人汉地以来，即与中士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质世称为“曹农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太的艺术宝库。唐代盛行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台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鱼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人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人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超过一些促进作用。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1.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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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一次校庆大会发言中，谈到闻一多、老舍、华罗庚诸先生无师自通时，曾不无自豪地说：“谈到我自己，也有那么个劲，走自己的路！”父亲原名忠临。1907年1月11日，生于江西省临川县茶溪村一个穷秀才家。排行老三。祖父名雪初，号晴谷，能为人排难解纷，人称晴谷先生。祖母杨氏，生三子二女。父亲未满周岁丧母，10岁成了孤儿。这悲苦童年仅有的一点温馨，竟成了他一生无尽乡思的源头。在此之前，他曾在村上我祖父创办的三益小学读书，有时也放牛、爬松毛，亲见农民疾苦。当时读的书还多是《论语》、《孟子》等，方法也是死记硬背的老一套。父亲说：“这也有一定的好处。一些有益的格言，当时虽不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会懂得，并影响自己的行为。”不过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水浒传》白胜唱的那首“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民歌和《唐诗三百首》中杜甫的《兵车行》等这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些都对父亲的一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后，父亲随我大伯辗转外地。1920年由开封北仓小学考入开封留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两年后，转学南昌心远中学，夏征农、吴有训等曾就读于此。这时，大伯常拿些没有标点的书让父亲“啃”，其中的甘苦，父亲至老不忘。家人的苦心，亦可想见。临川夙号才子之乡，初唐王勃即以“光照临川之笔”颂之。这些使父亲从小用以自勉，读书倍加勤苦。1926年父亲20岁，由南京江苏省立一中同时考取清华、东南（即后中央）两所著名大学。因得堂叔的资助，又慕梁启超之名，遂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清华七年，父亲深受黄节先生教益。1930年大学毕业，论文为《历代风诗选》，把《诗经》以下至清末黄遵宪，所有反映社会现实与民生疾苦的诗，作了一番检查，在这方面当推杜甫为最。另外，他还悉心整理并发表了黄先生讲授曹植、阮籍、谢灵运三家诗的笔记。由于四年总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故免试进入清华研究院，每月30元津贴。导师黄节先生是第一个在大学讲乐府的，指导父亲完成研究院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因成绩最优，清华同学会还送他一个刻有“状元”二字的铜墨盒。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记载着：“萧涤非，为华北著名足球健将”。当时北平报纸时有他的名字。他的百米11秒1的清华记录，一直保持到解放后。1933年经黄先生力荐，父亲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专任讲师，所开第一门课即四年级必修课“词选”。这年他27岁，著名诗人臧克家就是当时同学中年龄比他还大的一个。1935年黄先生病逝北平，父亲远道奔丧，大病一场，以诗哭之。父亲是有正义感的，曾一度冒险接济在济南狱中的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秋，山大换校长，父亲被解聘。离青时结婚。母亲黄兼芬老师，江西武宁人，1917年5月16日生于茶商家庭，著名爱国将领李烈钧将军的外甥女。这时就读山大，此后相伴53年风雨同舟。当时因请不起客，只好上火车前发送婚帖。老舍先生闻讯赶来，把他的一本刚出版的《牛天赐传》送作纪念。此后，父亲先在四川大学，呆了五年，1941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被突然解聘。全家困在峨嵋山下，幸亏老同学余冠英先生来信，说闻一多先生要他去昆明西南联大，另一老友黄玉佳先生从香港电汇路费，这才得了活路。在昆明的五年，生活也极艰难。父亲曾卖掉心爱的书籍，兼教专科、中学及至小学，拼命干也不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甚至把我尚未出生的一个姐姐，说定送人，为此父亲写了悲痛欲绝的《早断》诗。尽管如此，父亲仍坚持治学，1943年他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终于出版，并发表一系列论词之作。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爱国民主运动。父亲的学生潘琰遇难，他怒不可遏，写了《哭潘琰君》诗二首，发表后因有“血染青天白日红”一句，受到反动派恫吓和警告。现实使父亲对杜甫诗产生共鸣。1947年，他重返山大，第二年，便开了“杜诗体别”这门课，印发了数十万字的讲义。（李希凡同志曾旁听过）1951年父亲主动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真正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正确理论和方法。结业时，写诗说：“废铁能成剑，熔炉大有神。我今从此去，服务永为民。”这是他的真心话。从此他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丰收时期。先后出版了《杜甫研究》、《读诗三札记》、《解放集》、整理校点了《皮子文薮》等。1961年至1963年，在北京与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诸先生一起主编《中国文学史》，并为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撰写一系列文章，如《人民诗人杜甫》等。1964年在党组织鼓励下，开讲“毛主席诗词”课，并发表赏析文章。不乏确当见解。“文革”中，父亲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杜甫研究》被列为“大毒草”。为此他曾发誓不再谈杜诗。但当1972年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点名批判他时，他还是相当理直气壮地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尽管那时气氛不正常，被批判者照例没有公开答辩的权利。1975年他应约写关于刘禹锡的文章，这是十年中发表的唯一一篇。多年不敢有一字来往的亲友，看到他的“亮相”，纷纷写信庆贺他的健在。其实他曾大病多次，多亏一些好心人暗中帮助。经过十年浩劫，父亲已是“牙齿全落双耳聋”，“缓步仍须竹杖扶”的古稀老人。但工作热情依然不减当年。1978年他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并成立校注组，邀请廖仲安教授担任副主编。一面广泛积累资料，一面率组万里寻访杜甫遗踪。1981年重要资料基本都有了。1984年又在巩县主持了有国内外著名学者参加的样稿征求意见讨论会。《重谒邙山少陵墓》诗，是他第一次肯定杜甫真墓在邙山，已刻石立于杜甫陵园内。同时，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毅然发表了与郭老争鸣的长文《关于〈李白与杜甫〉》，及其它文章近30篇，并修订旧著出版。父亲执教近60年，桃李满天下，深受敬重。他教书多着眼于人的骨气，他当年赠别联大毕业生的诗“端知前路饶荆棘，应念饥驱有独贤”，便含有这种用意。他育人更怀“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辞心血活莓苔”的苦心。建国17年，他和冯、陆、高是被称为中文系“四大台柱子”的。他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不仅给本科生上课，还辅导进修教师、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从未休假。培养过如项怀诚等一大批国之栋梁。他诲人不倦的教学热情和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向为学生称道。他说：“如果一堂课教失败了，我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新时期，父亲在耄耋之年以多病之躯，仍致力于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培养，撰写书序，培养了我国古典文学专业的首批五名硕士和两名博士。并接受国家教委安排，指导美国高级进修生。对于他们毕业后的提高与发展，父亲仍继续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此外，父亲还为电台撰稿，尽量亲自答复各界来信，对中学语文教学提出指导意见。难怪有的老学生称他为“20世纪的杜甫”，美、日等国学者以为“汉学伟人”。父亲辛勤工作几十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及文科委员会主任、《文史哲》编委会副主委、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文史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杜甫全集校注》主编等。他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问、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委会、中国唐代文学会第一任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委，山东省人大代表、省文联副主席、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以及中华诗词学会、山东诗词学会和陶研会、齐鲁书社、联合周报、江西诗词学会顾问和江西师大学术顾问等。荣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1990年7月，国务院决定首批发给他政府特殊津贴，以表彰他为发展我国科学研究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91年4月15日，父亲病逝。学界震悼，惊呼“当世学者如先生者无多”。党、国家和人民给予高度评价。盖棺论定，有这样的说法：“萧先生就是当代的杜甫，新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师级人物。”鲁迅先生说过：“只要道出实情，便是公道。” 父亲在《自题〈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诗中写道：“稿成十年前，稿定十年后。虽非作始功，青灯写如豆。”其实他的著作，大都经历了这样潜心钻研、反复锤炼的过程。父亲治学，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前期侧重乐府和词，后期侧重杜甫诗和唐诗。他的著作，也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一）《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3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再版。迄今多次印刷。原为1933年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主要特点是阐发汉乐府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作品本身及背景，求之不厌其详”，使读者通过了解一时代乐府之得失而知其社会政治之状况。在写法上，“寓诵读于叙述之中”，凡所征引之作品，皆属全篇，这与以前一般概论的摘叙方法很不同。黄节先生曾写了两千多字的评语，肯定备至，以为“宜置超等”。本书问世至今，深得学术界高度重视。认为“成绩突过前此著作”，“如论五言出于西汉乐府民歌不始班固，极有见地”，“论木兰诗为北朝作品，均可成为定论。”（王运熙）而对本书主张今日研究乐府“惟有舍声求义”的观点，更许为“通人至论，足以振聋发聩”（钱仲联）。今天看来，亦不失为“乐府文学的最佳通史”（文学书窗）。（二）《杜甫研究》195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本，1959年出合订本，1980年齐鲁书社出修订本。本书是在《杜诗体别》讲义的基础上，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全面研究杜甫其人其诗的开创性力作。对杜甫的时代、生活、思想、影响及作品，都作了系统论述，指出杜甫的伟大，来自人民，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的园地；而杜甫之所以能在某些方面突破儒家思想，主要是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等等，尤为独到。同时，针对当时只谈作品思想性，不谈或少谈艺术性的偏向，特辟《杜诗的体裁》专章，用较大篇幅分析杜诗的艺术性。全书始终遵循“实事求是”与“知人论世”两条原则。《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即其显例，《文史哲》发表后，《新华月报》曾全文转载，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本书创造性的成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享有盛誉，被推为“建国三十多年来杜甫研究界的代表著作”，代表了迄今为止“学术界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最高成就”（学术月刊）“至今对我们当代学者仍具有指导意义”（傅璇琮）。（三）《杜甫诗选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普及本。迄今印数已达几十万。本书原为《杜甫研究》下卷，共选杜诗281首，按诗人的生活经历分为：“读书游历、困守长安、陷安史叛军中及为官、漂泊西南”等四个时期。每期前面，均有这一时期写作情况与作品特点的概述。目录还标明各诗之体，以突出杜甫对各种诗体的擅长。本书注解的一大优点，是运用“以杜解杜”的方法，也就是清人吴兴祚说的“不强杜以从我，而举杜以还杜”。并力求做到鲁迅先生所谓的“三顾及”。这些亦属独创。论者认为“注释语句无多，简明洁净，说的中肯。”（臧克家），“一直被广泛誉为海内最好的杜诗选注本之一”（文史哲）。2001年教育部列为指定书目，作为专业主干课考核内容之一。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大学生必读本”。（四）《乐府诗词论薮》1985年齐鲁书社版。本书为古典文学论文集，凡27篇。几乎囊括了前此除专著外的所有有关古典文学的单篇文章。其中既有才思敏捷的少年之作，也有深思熟虑的中年之作和雄风犹在的老年之作。考论赏评多种多样，颇具特色。1986年获山东省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五）《中国文学史》（四卷本）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修订再版，1991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父亲为五主编之一，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1987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此外，还有《读诗三札记》（1956年作家出版社）、《解放集》（195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校点《皮子文薮》（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与人合作之重校本）等。未刊稿尚有《杜诗体别》、《毛泽东诗词讲稿》、旧体诗词集《有是斋诗草》等多部，以及散见于各报刊尚未结集的文章。 父亲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诗中说：“嗟子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名曰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这是他的真心话。父亲治学60多年，我以为有如下特点：第一，注重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他说，如果说我那本《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还不无可取之处，那也是由于得到《文心雕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两句话的启发。他的杜甫研究更是显例。第二，熟悉研究对象，越熟越好越有用。至于如何熟悉，他认为最好是对研究对象有热情、感兴趣，以至爱得入迷。第三，掌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从《历代风诗选》到《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再到《杜甫研究》，纵看是由博而专，但横看每一具体项目却又是由专而博的。但二者应以专为先。第四，教研结合，父亲著述，大抵经过先开课，再发表，后出版这么三步。以便听取意见，不断完善。第五，严谨认真。这是父亲为人治学的一贯作风。他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也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品德。他最厌恶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种粗枝大叶的马虎作风。有时他对我的写作提意见，那个比你自己还要呕心的认真劲，真让人服了他了。他的两位博士生李从军、林继中毕业后来信都说从萧先生那里学到了“认真”二字。第六，强调为人是为学之本。比如治杜，父亲一身强调先学其人其志，他说：“吾人学杜诗，岂徒曰学其诗而已，固将学其人、学其志也。不学其人，而徒注目游心于文字之间，则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虽学犹之未学。”又说：“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为杜甫卖命。”父亲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卖命”人呢！二十三年前，他在题为《心声》的词里说：“誓都将心血付‘村夫’，杜陵集。”十六年前，他又套用陶诗表白心迹：“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渴望亲见他主编十三年的《杜甫全集校注》早日完成和出版。十一年前，他抱憾而去，圆睁双眼，真真是死不瞑目！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足以垂范后世。“先生原不死，万古姓名香。”
我们写作古代文学论文时，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论文的题目，一个好的题目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古代文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一) 1. 汉魏六朝书信体 散文 研究 2. 汉初政论散文研究 3.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考论 4. 汉武帝时期辞赋考论 5. 论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 6.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7. 论《史记》的叙事艺术 8. 论汉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9.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10.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和抒情技巧 11. 论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12.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13.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14. 论魏晋隐逸之风与魏晋文学 15. 阮籍咏怀诗略论 16. 左思咏史诗略论 17. 试论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18.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 19. 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二) 1.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2. 试论陶渊明诗歌中的鸟、酒和菊等意象 3. 谢灵运山水诗略论 4. 南朝宫体诗略论 5. 试论《世说新语》刻画人物 6. 唐前女性作家诗文创作论略 7. 略论《诗经》中的民俗描写 8. “风”“雅”“颂”研究综述 9. 孔子“删诗”说检讨 10. 《论语》文学性检讨 11. “女娲” 故事 流变探略 12. 中国洪水神话考论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三) 1、试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2、试论《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 3、试论《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 4、《诗经》宴飨诗与礼乐 文化 精神研究 5、《诗经》意象论 6、《诗经》抒情手段论 7、论楚辞的来源及其文体特征 8、试论《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 9、试论屈原香草美人似的比兴手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0、论汉人评屈 11、论班固评屈 12、论刘勰评屈 13、两汉骚体文学创作略论 14、魏晋南北朝骚体文学创作略论 15、论《左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16、《左传》行人辞令研究 17、《左传》、《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8、论《庄子》中的畸人形象的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19、《庄子》寓言探略 20、汉楚歌略论 猜你喜欢： 1.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2.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大全 3.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4.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 5.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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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选题参考：
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2、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4、继承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写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里面千万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论文具有科学的严肃性、严谨性，避免出现“我”人称代词。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论文改成了“笔者”呢，实际上，用“本文”来替代比较是聪明人的做法，也是在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2、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出现感叹号，论文应以陈述语句为主，出现语气叹词瞬间降低论文的层次，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
3、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逻辑，尤其是文科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排比句会让别人将你的论文当成作文，切记论文不是作文。
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主要放在文章的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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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望能帮到亲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