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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布依族、藏族都有。
彝族民歌（彝族酒歌），主要流行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境内的传统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彝族酒歌是武定彝族文化的象征，有着上千年的歌唱传统。一般不用任何器具伴奏。大体上可分为叙事歌、山歌、情歌、舞蹈歌和儿歌等几大类，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语言形象、生动，覆盖到武定彝族的村村寨寨，影响力广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作品有《祝酒歌》《迎客调》等。
彝族主要居住在云贵高原、川西高原和横断山脉东麓的高原山地上。这里高山耸立、峡谷纵横、江河湍急，为彝族酒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特殊的地理环境。
彝族酒歌是武定世居民族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传统民歌，已有上千年的传唱历史。
山人乐队 《酒歌》
苗族最大的井九格的最大特点就是欢快亲和力强，节奏缓慢
这是一首少数民族彝族的敬酒歌！
南方民歌婉约,北方民歌高亢
那么就给你来点民歌的论文资料吧民歌地方色彩辩析 一、何谓地方色彩？ 中国民歌的地方色彩，是民歌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涉及中国音乐的基本风格，在音乐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已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课题。 所谓色彩，乃借用绘画术语，以通感之法，表达对音乐美感特点的整体体验。民歌地方色彩意味特定地区民歌音乐上的独特个性，各地民歌都有不同的个性，构成不同的美感效应，由此形成千差万别的“地方色彩”。 地方色彩的形成与诸文化要素密切相关。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地理悬殊很大，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导致各地在语言、风俗、审美心理和文艺传统上都形成了不同特点，这些文化因素综合作用于各地人民的审美情趣和民歌形式，遂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色彩差异。 民歌色彩的形成由来已古，早在先秦汉魏时期中国民歌就有南音北音东音西音之别，以后更有楚声粤曲吴歌秦音之异。这种现象至今犹存，很象中国的方言文化，各地民歌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方言”，以此展示出其地方色彩。 中国民歌地方色彩之丰之美，为世界各国难与并能，它是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的艺术体现，是民间音乐的重要属性和深受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稍稍懂得音乐的人都不难从听觉上模糊感受到各地民歌的色彩差异，但一般都只能停留于隔岸观花，雾中看月的状态。若欲作细致区分和准确辩认，并能说出一些依据和道理，达到理性的把握，即使身为专业研究的学者们也深感不易。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民歌色彩所由表现的具体形式表徵尚未作比较专门细致的探究，缺乏理性分析的手段和方法。 本文拟围绕这个课题作些初步的理论分析，以期能对民歌的色彩特点既可意会，也可言传，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加深对民间音乐本质的理解。 民歌作为一种以乐音为媒介的艺术形式，我们对它的审美体验，首先经由一些形式要素的综合效应来具体把握。因而，若欲解开地方色彩的奥秘，势必先要条分缕析出民歌色彩的形式表徵。 二、民歌色彩的形式表徵 民歌是音乐与文学的综合艺术，民歌的美感体验和地方色彩主要表现于音乐形式要素的具体特点上，而唱词的特点，通常也可作为辅助性的分析因素。音乐形式方面，主要涉及音阶、结构、音调、音律、旋法等要素的特点，歌词方面，主要涉及方言词汇、衬词和声韵调等要素的特点。以上词曲形式中任一要素的特点，或多个要素特点的综合作用，都可构成民歌色彩的个性及其变迁，这些要素也正是辩析民歌地方色彩的理性依据。下面以两首民歌的分析为例，从中了解民歌地方色彩的具体表现和辩析的基本方法。 1、山西左权民歌《樱桃好吃树难栽》，此歌是体现“北音”色彩的作品，其具体形式表徵为：带变宫的六声音阶，宽羽声韵的音调结构623，对应性质的上下句体结构，旋法含有六度大跳，方言唱词“开”的韵母特点，为e,而不是ai，等等； 2、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此歌为体现南音色彩的作品，具体形式表徵为：五声音阶，四句体结构，窄羽声韵的音调结构612、356，级进为主的旋法，四川特有方言衬词“跑马溜溜的”等的运用。 这两首民歌分别体现了中国北音南音的地方色彩个性，在美感体验上，北歌有悠远高朗之美，南歌为柔和婉转之美，从以上简析中可以见出，南北民歌音乐的审美色彩差异并非玄虚而不捉摸的，它具体清楚地由音阶、结构、音调旋法和方言声韵衬词诸要素特点的综合作用而达成。我们完全有可能从词曲形式要素及其特点的细致分析中对之作出理性的分析和把握。 既论地方色彩，就离不开地理特点和地区范围这些参数。民歌地方色彩总是与特定地区范围相联系的，不同区域范围的民歌，其色彩表现的浓度有所不同，组成色彩的形式参数也有相应的复杂变化。以此而言，民歌色彩具体表现上具有多层性和多样性，需要因地而宜地作出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综合参与中，也仍有一定规律可循。 三、民歌地方色彩的区域性 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古话叫“乡音难改”，民谣有云：“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音”，“锣鼓不出乡，各是各的腔”等说法。可见甚至在不同乡镇之间，其方言和民歌也有不同色彩，这固是很极端的例子，但也表明民歌色彩是与地区结合而体现的，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只拟从大范围方面作些理论分析和探讨。根据地理面积的不同，民歌色彩可相应划分为多个层次的色彩区来加以体认。一般规律是，区域面积越大，民歌的个性色彩越鲜明，差异也越彰显；反之，则个性色彩越模糊，差异越细微。故地区面积与色彩浓度成反比例关系。相应的，在辩析不同区域民歌色彩时，所运用的分析参数会有变化。基本原则是，色彩区面积与分析参数呈反比关系，即色彩区面积越大，民歌色彩越彰显，分析中所用的形式参素就越少，分析方法越粗略；反之，分析参数增多、细化。 比如，从宏观层次看中国南北民歌的色彩，就只须考虑音阶、结构、音调三因素特点即可清楚辩认。北歌多为六声或七声音阶，结构为较规范的上下句体，音调多用大、宽音韵（135、512）。而从中观层面看南北方内部各省区之间的差异，则由于都用同样的音阶、音调和结构，就需要添加更多更细的形式参数如旋法、润腔等来作更深一层次的划分，才能找出其间的色彩差异。如此等等。 下面结合民歌色彩区的具体实例来体认其具体的形式表现要素，提出一些初步分析的技术和方法。 （一） 南北中的色彩差异（宏观层面） 从宏观层次看，中国民歌可划分为北方南方和中部三大色彩区域，各区色彩有很明显的差异，并具体体现于一些形式要素的综合作用上。 曲例3陕北信天游《三十里铺》是北音色彩的典型曲调，其形式特点为：对应性的三上一下四句体（二句体的变体），带FA偏音的六声音阶，宽宫声韵结构512，旋法多用五度跳进。歌词“我”的方言读音为E，曲情苍凉凄凉。 同样是体现北音色彩的信天游《红军哥哥回来了》一曲，其形态表徵与《三十里铺》雷同：上下句体，带FA、SI两个偏音的七声音阶，宽商声韵623，多跳进，旋法多用七度大跳。方言词汇有“鸡娃子，狗娃子”等；“了、来、咬”等字具有方言声韵的发音特点，如“咬”字读为“NIO”，“来”为“LE”。曲情开阔慷慨。等等。 再随手拈来一些南音民歌作品，其风格韵味和形式表徵就截然不同了。如江南小调《无锡景》为典型的南音色彩。其形式要素特点为：五声音阶，窄徵声韵561、653和小声韵123的综合运用。级进为主的旋法，连续发展、渐层下移的四句体结构，旋律修饰细腻华丽，曲风柔宛妩媚。 同样是江南小调的《码头调》，其色彩美感及形态特点略同上曲，兹不赘述。 到了南北中介地带的荆楚湖北，民歌色彩又另有一番意趣。湖北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带，其文化和音乐均有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中性色调，由此形成其独特的个性。千里江汉平原潜江县的打麦歌《崔冬崔》，即是典型的中音色彩曲例，全曲以大宫声韵135三音腔及其各种转位、换序形态行腔，曲风明朗活泼，刚柔兼容。湖北宜昌山歌〈上茶山〉，亦具中音色彩，旋律音调与上曲大同小异，更添一股清新的山野风韵。 （二） 南方不同省区的色彩差异（中观层面） 中国南北民歌色彩的差异是明显的，那么，南方内部或北方内部各省区间的民歌，还有无色彩差异呢？当然也有，作为民歌色彩的亚层次体现，各地民歌色彩差异虽稍趋淡弱一些，但其间仍有理脉清晰可辩。现以四川云南两省为例作一简析。 两省地理紧邻，音乐文化共性颇多，民歌都具南音的最基本特点如五声音阶，以羽小声韵613为核心音调，四句体的典型结构等等。但两省民歌因具体旋法的偏爱不同，又形成了色彩差异。四川民歌多用曲折跳进式旋法，故带有几分泼辣情调，如流行全国的四川宜宾农村小调《绣荷包》，采用小羽声韵的换序曲折旋法631，乐汇多随方言语调走势成腔，如“缎子”等。方言衬词“衣儿牙儿哟、猪儿嘎、金刚梭罗妹”的大量运用，更加强了四川的地方色彩。而云南民歌则偏爱下行音阶式级进旋法，更显旖旎柔宛的风采。再加上其它音乐形式和歌词方言的特点，其色彩差异仍清晰可辩。如《放马山歌》，采用典型的羽小声韵下行音阶式旋法，3216，其在乐句尾固定地不断出现，给人强烈的印象。 （三） 省区内部的色彩差异（微观层面）。 民歌地方色彩不仅体现于中国南北的不同省区，即使在同一省区内，也会因地理、方言声调及传统审美习惯的不同，而有微妙的色彩差异。兹以湖北省为例分析说明之。如果我们周游湖北各地，聆听当地的音乐，就可感到其色彩丰富，或具南方韵味，或带北方风味，或有西南巴蜀色彩，或染下江东吴音韵，境物变迁，音乐亦异其趣。真是五光十色，绚丽缤纷。据湖北民歌专家杨匡民教授研究，湖北民歌可划分为五个色彩区： 1．【鄂东南色彩区】今咸宁地区，以窄声韵音调[SOL LA DO]、[LA DO RE]分布最多，旋法常作小六度、纯四度的跳进。2．[鄂东北]：今黄岗与孝感两地区，多为低丘陵，有江南风景之致。受江南文化影响较多，音乐风格偏于婉转优美。音调以“宽徵”声韵的[SOL LA RE]为主。其与鄂东南只有一江之隔，但民歌的音调与旋法，却有明显的区别色彩。3．【鄂中南】：今荆州地区，号称千里江汉平原，富饶的鱼米之乡。地理上北近襄阳，南近洞庭湖。音调以“大宫声韵”为主。声腔华丽优美。4．【鄂西南】今宜昌与恩施两地区。全区山峦重叠，峡谷纵横，地势险要，交通不便，语言很统一，属西南官话区，与川东方言无异。音调“窄羽”声韵[LA DO RE]的旋律为典型样式。5．【鄂西北】今襄阳和郧阳两地区，地处我国南北交汇线略偏南，自然风貌兼有南北景色，当地人的生活与风习也兼有南北特点，音乐风格在兼容并包基础上略偏重于中原北方的风味，古人称当地人“多秦音、好楚歌”。民歌旋法强调四度跳进，曲风较活泼开朗，有北音风味。 湖北五个地区都流行一首《十绣荷包》小调，各地的唱词都一样，但因地方文化不同的影响，旋律形态如调式，旋法音调等都相应形成了不同样式 ，体现了五区的地方色彩，真是五音杂处，色彩缤纷。 民歌地方色彩是很复杂的音乐现象和论域，更深入的研究将涉及到音乐和文化的多方面因素，本文的初步探讨，若能加深人们对民歌特质的理解，引发更精之研究，则幸甚。 谢谢采纳！！
中国民歌的分类： 中国民歌有多种分类法。按体裁形式分类,大致可分为:号子（包括搬运号子、船工号子、作坊号子等）、山歌（包括一般山歌、放牧山歌、田秧山歌等）、小调（包括谣曲、时调、风俗仪式歌曲、舞歌等）3大类。在有些学者的论著中将民歌细分为号子、山歌、牧歌、田秧歌、船歌、童谣、小调、风俗仪式歌等。体裁分类法，有助于认识和研究民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民歌的社会功用、以及音乐表现方法、特点等问题。 按民族和区域的风格色彩分类。中国有56个民族,由于各民族历史传统、语言特点、生活风俗等的差异，致使各民族民歌的风格色彩相距甚远。一些人数较多、居住地域较广的民族，如汉、蒙古、藏、壮、维吾尔等族，还可根据其不同地区民歌的音乐特色划分为若干色彩区。如汉族民歌大致可分为西北、华北、东北、西南、江浙、闽粤台、湘鄂、江淮8个色彩区，其中前3个地区属北方片，第4至第6属南方片，第7、第8属南北过渡地区。也有将南方片及过渡区分为云桂黔、川湘鄂、江浙、闽粤台等4个地区。分法不一，各有各的依据。 风格色彩分类法有助于认识和研究民歌的风格色彩、音乐与民俗的关系等问题。按题材内容分类有助于认识、研究民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此外，还有根据历史发展时期分类，或出于某一专题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特殊分类。 －－－－－－－－－－－－－－－－－－－－－－－－－中国民歌的分布：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处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民歌可分“长调”、“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东部牧区以及阴山以北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牧歌、思乡曲、赞歌等大多属于长调。闻名的曲目有《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主要流行在西部、南部半农半牧区，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著名的短调民歌有《森吉德马》、《小黄马》等。草原文化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地处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的格调。闻名中外的民歌有《阿拉本罕》、《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送我一朵玫瑰花》等。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2）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3）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 3．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聚居地区。民歌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闻名的民歌有《北京的金山上》等。《北京的金山上》原来是一首箭歌（即狩猎歌），最初流传在西藏的东南部林区。如今成了流传全国的新民歌。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带。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聚居在这里。该区民歌有着不同层次的古老文化特征，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民歌大多为“诗、歌、舞”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内容复杂多样，同时存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歌。由于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歌成了他们记载历史、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特殊的、多层次的文化现象。这一地区代表性民歌是多声部民歌。多数民族都有二声部、三部民歌。民歌的分类有“大歌”、“小歌”。大歌以侗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最闻名，大歌又分男声、女声、童声三种，男声大歌一般节奏性较强，曲调明快。女声大歌节奏较自由，旋律细腻、柔和。小歌除二声部外也有单声部民歌。内容以爱情为主，一般是青年男女在室内用小嗓轻声唱。此外还有古歌，以苗族的古歌历史最悠久。内容叙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游方的起因等。曲调富于吟诵性，歌唱者多为老人。侗族大歌50年代即闻名全国，其他民歌如《桂花开放贵人来》、《阿细跳月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曲目。 5．东北部受萨满教影响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以鄂伦春族民歌为代表（包括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族筹），鄂伦春族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社会的痕迹。这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过去以狩猎为生，每当狩猎满载归来，或者民族节日，都要进行歌舞狂欢。他们的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山歌，（2）歌舞曲，（3）萨满调。山歌又分“长调、“短调”，“长调”高亢刚健，节拍自由；“短调”曲调平稳，节奏规整。歌舞曲大多为一领众和形式。萨满调是为请神、跳神、祭祖、葬礼时唱的歌，曲调吟诵式，多为领和。鄂伦春民歌为五声音阶。以宫调式、羽调式居多。他们最喜爱的民歌有《额呼兰•德呼兰》，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歌。此外《鄂伦春族小唱》在全国也很闻名。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汉族民歌区在六个区中属于最大的一个，从寒冷的北方到亚热带的南方，从西北高原、西南高原到东部沿海平原，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另一方面汉族在北方草原民歌区、西北半农半牧民歌区以及西南高原多民族民歌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口，因此，民歌区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情况，汉族民歌区又可以分为十个支区和一个特区。 （l）东北都平原民歌支区；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3）江淮民歌支区；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5）闽、台民歌支区； （6）粤民歌支区；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8）湘民歌支区； （9）赣民歌支区；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11）客家民歌特区。 汉族民歌品种繁多，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 （1）东北部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东北都、苏北北部等黄河下游地带，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基本上是一个沿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属于文化比校发达地区。根据风格上的微小差异，该区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山东、河北及河北、苏北的一部分为第一小区；辽、吉、黑为第二小区。第二小区实际是第一小区的移民区。所以民歌同属近似风格。全区使用东部北方方言。这里民歌以小调为主，其次是秧歌、号子，山歌极少。代表性民歌有《小白菜》、《画扇面》、《沂蒙山小调》、《小看戏》等等。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西、陕西大都、河南西北部、内蒙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聚居地区。东面以太行山为界与东北部民歌区分开，南北各为阴山以南，秦岭以北，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去交通不便，民间音乐较少与外地交流，使用西北都北方方言。民歌以山歌最为突出．包括有“信天游”、“山曲”、“爬山调”以及“花儿”。其次为秧歌、小调。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 《刨洋芋》、《绣金匾》等。 （3）江淮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淮河流域的苏北、安徽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地区、西面以大别山与江汉民歌区为界。该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音乐文化兼融南、北因素，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使用北方方言。民歌以田歌、小调突出，秧歌、山歌次之。闻名的曲目有《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打麦歌》、《彼根芦柴花》等。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江苏南都、上海、以及浙江大部，地处长江下游，是古代的吴、越之地。文化比较发达，人民生活较富裕，历来有江南渔米乡之称。使用方言为吴语。民歌以小调为主，闻名的曲目有《紫竹调》、《无锡景》、《茉莉花》、《哭七七》、《对鸟》等。 （5）闽、台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福建大部、台湾大部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当地汉族一直使用闽南语，此外，两地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民歌以山歌、耘田诗、小调突出，闻名的曲目有《采茶扑蝶》、《茶童歌》、《天乌乌》等。 （6）粤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大都，广酉东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北面以南岭为界与赣民歌区相邻。这里地处亚热带，珠江横贯东西，文化与海外交流较早，使用粤方言。过去广大渔民成为该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民歌以渔歌——咸水歌最为突出。闻名的曲目有《落水天》、《春牛调》、《哩哩美》等。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北、河南西南部以及湖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古代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使用西南方言。古文化比较发达，民间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地方特色。民歌以田歌最突出，其次是灯歌、小调、风俗歌、山歌。闻名的曲目有《黄四姐》、《洪湖渔歌》等。 （8）湘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南以及广西东北角上的几个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这里也是古代楚地。民尚楚风，地袭楚俗，它与江汉民歌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使用的方言不同，本区通用湘语方言。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歌、田歌。闻名曲目有《马桑村儿打灯台》、《一塘荷花一塘莲》、《上四川》等。 （9）赣民歌支区 该区以江西中、北、东部为基本范围，使用赣语方言。地处古代吴、楚之间，吴楚文化对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具有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性质，民歌交融性强。以茶歌最有特色，其次为小调、灯歌。田歌中“打鼓歌”也很突出。闻名的曲目有《杜鹃花开》、《摘茶籽》、《送郎当红军》等。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南以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通用西南方言。代表性民歌是山歌，其次是灯歌。此外川江船夫号子也很有特色。闻名的曲目有《小河淌水》、《赶马调》、《槐花几时开》、《我住贵州贵阳府》等。 （11）客家民歌特区 客家人分布较广，全国有八千余万人口，民欧特区主要指包括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江西东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客家人比较集中，客家系古代因战乱由北方中原一带来的移民，保留有古老遗风，使用客家方言。民歌主要为山歌，闻名的曲目有《灯红歌》、《风吹竹叶》等。 －－－－－－－－－－－－－－－－－－－－－－－－－ 中国民歌的发展轨迹： 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就遭受到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帝令禁唱。有关它的历史很少有文字记载。从出土文物考察，有关古代乐器的较多，而歌唱活动的较少。青海大通县出土的那个有歌舞图像的陶盆实在非常宝贵，它显示的是六千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歌舞活动。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直至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淮南子》这本书上，曾提到古人抬木头时唱着劳动号子，可见早期民歌与劳动紧密相连。从兄弟民族来看，如阴山岩画上的歌舞图像、瑶族的《盘王歌》、苗族的《古歌》、满族的《萨满调》等，又可看出原始民歌与巫等原始宗教活动有关。 有关古代的民歌，实际音响已不可能再现，只有它的歌词，从古代文学著作中可见到一些。至于曲谱是没有的，因为民歌一直是口头传唱，就是有了记谱法以后，劳动人民也不用它。宜到19世纪末才有民俗学家用工尺谱记录几首民歌。全面、有计划的搜集、整理、记录、出版民歌只有在新中国才成为现实。从历史上看民歌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小曲、俚曲、小令、俗曲、时词以及明、清时代常以山歌泛指各种民歌。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词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五百年间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它的鲜明特点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阶级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在形式与语言的整齐划一上，不难看出这是经过选择、加工整理过的。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了另一部长江流域的民歌集《楚辞》，这是一部在长江中游古代巫歌的基础上经过伟大诗人屈原整理加工的歌词集。它的突出特点是充满了古代的神话、传说，富于想象，它开始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且把《诗经》的四言体民歌发展成一种句式自由，韵脚多变的“骚”体歌，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到了汉魂六朝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420年）的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里，汉《乐府》民歌实际是淮河流域、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各地民歌的汇合。这时已经有了故事歌，如《孔雀东南飞》、《本兰从军》等故事歌，其内容大多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以及封建礼教下的家庭悲剧。这样的故事从公元初流传至今，几乎家喻户晓。不但有民歌形式演唱，而且成为戏曲的著名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乐府民歌的突出特点是不仅文字部分经过整理，而且在音乐方面得到当时汉代著名音乐家李延年的加工，配上丝竹乐器伴奏，称之为相和歌。 从《诗经》民歌到汉乐府民歌，可以说是中国民歌的古代早期，其内容之丰富，表现力之强烈，已相当完美，可以想象到在此之前，民歌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原始时代。在原始时代音乐文化无专业可言，到奴隶社会，奴隶主有了专为他们享乐的乐奴，才开始有了分化。真正划分为专业音乐与民间音乐两个范畴还是到了封建社会，有了专为帝王、贵族的祭祀、仪礼、宴会、娱乐等演奏、演唱的人员，尤其是有了记谱法与专业作曲人员，才逐渐形成了明显的文野界限。在我国从汉代逐浙有了专业与民间音乐之分，汉代以后，也就很少再有由官方组织编纂的民歌集了。早期民歌的音调是否今天仍然存在很难确认，但是如今流传在湖北秭归县纪念屈原的划龙船歌（包括《起桨》、《游江》、《竞渡》）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古老船歌（包括《摇橹号》、《拉纤号》等）的音调恐怕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吧！也许就是千古遗音。 从汉代到隋、唐当中有一个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在历史上这是我国各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歌明显的分为南朝民歌（南方民歌）与北朝民歌（北方民歌）两大部分。这一时期民歌的显著特点是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不论北方民歌的粗犷、豪放；还是南方民歌的清新、活泼，都不是单一民族风格色彩。这种南北民歌的不同风格，在今天现存的南北民歌中仍然能分辨出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公元615——967），宋代（公元960——1279）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兴盛时期，尤其是盛唐时期，边疆民族的歌舞艺术大量传入中原，对于中原的音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显然内外文化交流对音乐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唐代的专业音乐有了很高的成就。唐、宋以宋民间音乐中的说唱与戏曲逐浙形成。有关唐代的民歌，我们从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啭》之类。另从当时流传的《竹枝歌》也可了解一、二，竹枝歌是兴起于长江中上游巴渝一带的一种自由吟唱抒情山歌，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都吸收过这种民歌因素，写过一些文人创作的《竹枝歌》。直至今天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田歌中还能找到《竹枝歌》的曲式结构痕迹。宋代的“曲词”很盛行，当时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型演唱形式。元代（公元1221——1368）以“小令”闻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种，现今西北地区的民歌仍有以“令”命名的山歌。元代的小令流传后世的很少，元代统治者对民间带有不满与讽刺时事为内容的民歌，视如洪水猛兽，严禁传唱。 明代（公元1368——1684），清代（公元1641——1911）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镇市民阶层兴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思想异常活跃，民歌特别兴盛，其数量之多，人民性之强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已有半职业艺人演唱民歌小曲。到清代晚年（184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封建，反抗外来侵略为主题成了近代民歌的时代特点。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搜集编辑的民歌歌词集，如黄遵宪的《客家山歌》、冯梦龙的《吴歌》、李调元的《粤讴》以及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等。由于个人的偏爱，这些民歌集在品种上大都偏重于民间抒情民歌。其中不少民歌今天仍在民间传唱。更值得提出的是清代著名民间文学家浦松龄的《聊斋俚曲》，选用了明末清初民间流行的五十几种民歌曲牌。其中有一些一直为民间艺人传唱至今，使我们能够听到三、四百年之久的民歌曲调，甚为珍贵。 20世纪以来，经历了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歌达到了高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广大农、牧民的觉醒，民歌得到了振兴。这个时期民歌的显著标志是，大量的内地新民歌向东部沿海地区传播，部分边疆兄弟民族的民歌也向中原地区传播，反映人民革命和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题材的新民歌，空前繁荣。此外，如争取婚姻自由、勇女平等、反对烟毒的民歌也为数不少。五四前后，李家瑞编《北平俗曲集》问世，已经有了民歌的曲谱记录。更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以后在延安兴起的向民间音乐学习的运动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揭开了现代音乐史新的一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才真正得到尊重，中国民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反映人民新生活的民歌如春笋般的大量涌现出来，不但题材新颖，而旦音乐格调更加活发、热烈、开朗、明快，充满了向上的激情合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各个民族以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不少民族甚至尚无文字，民歌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艺术形式，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都保留着“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相比之下，汉族由于戏曲、说唱的迅猛发展，民歌演唱活动不如兄弟民族活跃，沿海不如内陆地区传唱的民歌多。这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民歌的一个显著特征。
1、南朝诗歌多写爱情，北朝民歌多描写北疆的风景和战争。这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来2、南朝民歌因为多写爱情，故而风格细腻，柔婉，如西洲曲中的柔美的句子，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而北朝民歌则显得粗犷而又豪放，如朔气传金柝等等。3、艺术手法不同。前者比喻、顶针等手法，以及叠韵等显得音乐美，而北朝民歌则呈现一种大气豪放的特点。
1、美国黑人早期布鲁-鲁斯音乐的兴衰（1890-1929）2、高等学校音乐表演专业学业表现性评价研究3、音乐意义存在方式并及真理自行置入艺术作品的形而上学研宄4、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5、中国社会音乐教育钢琴课程之文化阐释与建构6、音乐心理视角下的肖邦第二钢琴奏鸣曲7、西方指挥艺术风格类型研究8、隋唐宫廷音乐表演研究9、卡拉斯的薇奥列塔10、学分制下艺术设计教学模式研究11、论打击乐与电子音乐的结合12、基于元理论的音乐表演艺术组织战略管理研究13、19-20世纪中叶捷克音乐的社会学研究14、内地音乐资源对澳门当代音乐的影响15、普通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课程体系重构研究以上十五个音乐专业方向的毕业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提供
新疆古称西域，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小，所以各民族性格开朗外向，自由奔放。新疆音乐蓬勃舒展，直抒胸臆，热烈绮丽，太阳般光辉明朗，壮美绚丽。新疆是我国著名的多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万花筒般绚烂。新疆音乐有着火焰山的热力，冰川融水的清冽，天山雪莲的明媚。恣肆汪洋，海涵沙瀚的音乐让人惊叹、感叹、赞叹。 本辑精选《在银色的月光下》、《阿瓦日古里》、《阿拉木汗》等新疆最优美、最具代表性的民歌，令听者仿佛置身于天山碧野，葡萄架下，不由闻乐起舞. 新疆地方音乐简介 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作的重大贡献，是我们伟大祖国艺术宝库中的一颗闪耀璀璨光芒的珍稀瑰宝。她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她集传统音乐、演奏音乐、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具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特点。这种音乐形式在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堪称一绝。木卡姆历史源远流长，背景广阔深远，与维吾尔族人民的历史时代同步发展。尽管属于维吾尔族民俗范畴的部落众多，地域辽阔，其音乐文化也具有多层次多源流的特点，但她仍以自己独特的风格而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音乐。新疆地区常用民族乐器包括独他尔、热瓦甫、手鼓、冬不拉等，极具西北游牧民族风情。 【新疆民歌】新疆地区各族民歌的统称。流行于新疆以至会国各地。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居住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回、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满、塔吉克、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等十三个民族。他们能歌善舞，故新疆素有“歌舞之乡”的美称。各族民歌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活泼鲜明，结构规整对称，情绪热烈欢快，大多采用七声自然调式，也有用五声调式，b7、#1、#2、#4、#5等变化音的使用丰富而有变化，色彩鲜明独特，乡土气息较浓。主要伴奏乐器有手鼓、冬不拉、热瓦甫、铁鼓等。歌词通俗易懂，大多结合现实生活，民歌手与民间诗人普遍受到尊敬，他们在民歌的创作、加工以及传播等工作中，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维吾尔著名的大型民族音乐舞蹈史诗“十二木卡姆”长期流传民间，深受群众喜爱。著名歌曲《歌唱解放军》、《新疆好》、《弹起我的冬不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流传全国，影响极广。 新疆音乐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最享盛名。它继承了古代龟兹乐、高昌乐、伊州乐、疏勒乐和于阗乐的艺术传统，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色。由于地域的分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民间音乐都融注了本地生活的乳汁，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几个音乐色彩区，即南疆色彩区、东疆色彩区和刀郎色彩区（刀郎地区包括巴楚、麦盖提、阿瓦提县以及麦盖提与莎车县接壤的乡村。“刀郎”是当地人对这片地区的自称）。南疆色彩区范围较广，内容、形式又因地而异。例如，和田民歌古朴短小，富有乡土气息；喀什民歌节奏复杂，调式丰富；库车民歌热烈活泼，具有鲜明的可舞性，隐隐透露着古龟兹乐舞的乐声舞姿的遗风。东疆色彩区包括哈密、吐鲁番等地。民间歌曲在结构、调式等方面，都同汉族、蒙古族的民间歌曲有许多近似之处。刀郎色彩区的民歌风格粗旷，保留着古代从事游牧的刀郎人所喜爱的牧歌情调，此外，在伊犁地区，200余年来由南疆、东疆大量迁来的维吾尔族，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这里多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带有伊犁地方色彩的维吾尔民间音乐。歌曲结构完整，规模较大，曲调悠长，情绪深沉，不少歌曲有着叙咏性的特点。维吾尔族传统的音乐，有木卡姆、库夏克、埃提希西、卖达数种。维吾尔古典乐曲《十二木卡姆八十二部大曲），是维吾尔民间音乐向套曲形式发展的重大成果，也是一部维吾尔民间音乐和舞蹈完美结合的艺术瑰宝，它包括古典叙咏歌曲、民间叙事组歌、舞蹈乐曲和器乐曲等340多首，长期流传于南北疆各地。“木卡姆”（大曲）因地区不同而分为“喀什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和“哈密木卡姆”3种。其中“喀什木卡姆”规模宏大，形式最完整，曲调最为丰富。每个“木卡姆”都由大乃格曼、达斯但、麦西来甫等3大部分组成，以散序一中板一热烈的快板这种速度的程式发展。12套“木卡姆”连续演唱一遍需要20多个小时。《十二木卡姆》于解放后经系统整理而正式出版。 “赛乃姆”一词在维吾尔语中是“偶象、神象、美人、美女”的意思，也可为女人的名字。在音乐中则是一种由多首歌曲（多至十余首，少则七八首）联唱的歌舞音乐的名称。喀什木卡姆的第一部分中（穹乃格曼）就有赛乃姆，同样也是舞曲，由此看来这种名称和形式由来已久。除木卡姆中赛乃姆以外，各地多有以地名命名的赛乃姆。如伊犁赛乃姆、喀什赛乃姆、刀郎赛乃姆等等。这种歌舞曲的共同特点是以歌为主，载歌载舞。起之徐缓平稳，逐渐加快，趋于高潮，最后以欢快的音乐和热烈的舞蹈而结束。 “库夏克”、“埃提西希”，“卖达”等为维吾尔族说唱音乐形式。“库夏克”为民间歌谣之意，有些是由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谣组合，音乐曲调单一，规模较小。其唱词多以男女之间的爱情为内容。“埃提西希”是说唱之意，单人或双人表演，以说为主，间或有少量以热瓦甫伴奏的演唱，内容与库夏克大体相同。“卖达”则主要是说书，以历史故事、宗教战争、神话故事为内容，基本上没有唱，表演者绘声绘色，以渲染气氛。维吾尔音乐的鲜明特点还表现在民族乐器的多样性。远在隋唐时期，龟兹等地就盛行五弦琵琶、曲项琵琶、箜篌、琵篥等乐器，并伴随西域音乐而传入中原。现在的维吾尔族民间乐器就是继承古西域乐器的精华，并接收中外乐器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其中有弹拨、吹奏、打击乐器等达数十种，主要为独它尔、弹拨尔、扬琴、艾捷克、热瓦甫、沙塔尔、唢呐、已拉曼、笛子和达甫（手鼓）、纳格拉等。在表演维吾尔歌舞的场合，人们都能听到独它尔、热瓦甫的清亮柔和的琴声和节奏轻快锣铬悦耳的达甫的鼓声。 哈萨克族是一个酷爱音乐的民族，素有“骏马和歌是哈萨克的翅膀，’之说。民歌在哈萨克族民间音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哪里有哈萨克族的毡房，哪里就有歌声。哈萨克族民间音乐按照传统可分为“奎衣”和“安”两大类，所谓“奎衣”就是器乐曲，“安”就是歌曲。“奎衣”主要是用冬不拉演奏，一般说这些乐曲都是单个的小型乐曲，也有由若干个乐曲联结演奏的套曲。“安”（歌曲）又可以根据内容和演唱场合而分成若干类。从音乐上讲，“安”一般都比较短小，曲调优美动听，易于上口。著名的“玛依拉”、“我的花儿”……等已成为国内乃至国际声乐坛上经常演唱的曲目。 按照习惯，在祝贺新生婴儿诞生时要唱“祝诞生歌”；婚礼中要唱一整套的“劝嫁歌”、“揭面纱”等饶有风趣的“婚礼歌”；亲友离别时要唱“别离歌”；节假日亲朋相聚要相互对唱；亲人去世要唱“送葬歌”。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萨克人的一生都是伴随着歌声度过的。 职业的吟唱诗人被称作“阿肯”，因为他们经常是站在广大群众一边，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重。每年在牧群转移至夏牧场，草茂畜壮的季节，都要举行传统的“阿肯弹唱会”。这是一种演唱和诗歌即兴创作的大比赛，届时，各地的“阿肯”要在众人面前以自己拿手的歌曲曲调：即兴填唱，互相盘问。根据双方对歌的情况，最后由裁判裁定胜负。 哈萨克族的传统民间乐器主要有冬不拉、阔布兹、斯不兹厄等。
那么就给你来点民歌的论文资料吧民歌地方色彩辩析 一、何谓地方色彩？ 中国民歌的地方色彩，是民歌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涉及中国音乐的基本风格，在音乐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已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课题。 所谓色彩，乃借用绘画术语，以通感之法，表达对音乐美感特点的整体体验。民歌地方色彩意味特定地区民歌音乐上的独特个性，各地民歌都有不同的个性，构成不同的美感效应，由此形成千差万别的“地方色彩”。 地方色彩的形成与诸文化要素密切相关。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地理悬殊很大，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导致各地在语言、风俗、审美心理和文艺传统上都形成了不同特点，这些文化因素综合作用于各地人民的审美情趣和民歌形式，遂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色彩差异。 民歌色彩的形成由来已古，早在先秦汉魏时期中国民歌就有南音北音东音西音之别，以后更有楚声粤曲吴歌秦音之异。这种现象至今犹存，很象中国的方言文化，各地民歌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方言”，以此展示出其地方色彩。 中国民歌地方色彩之丰之美，为世界各国难与并能，它是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的艺术体现，是民间音乐的重要属性和深受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稍稍懂得音乐的人都不难从听觉上模糊感受到各地民歌的色彩差异，但一般都只能停留于隔岸观花，雾中看月的状态。若欲作细致区分和准确辩认，并能说出一些依据和道理，达到理性的把握，即使身为专业研究的学者们也深感不易。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民歌色彩所由表现的具体形式表徵尚未作比较专门细致的探究，缺乏理性分析的手段和方法。 本文拟围绕这个课题作些初步的理论分析，以期能对民歌的色彩特点既可意会，也可言传，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加深对民间音乐本质的理解。 民歌作为一种以乐音为媒介的艺术形式，我们对它的审美体验，首先经由一些形式要素的综合效应来具体把握。因而，若欲解开地方色彩的奥秘，势必先要条分缕析出民歌色彩的形式表徵。 二、民歌色彩的形式表徵 民歌是音乐与文学的综合艺术，民歌的美感体验和地方色彩主要表现于音乐形式要素的具体特点上，而唱词的特点，通常也可作为辅助性的分析因素。音乐形式方面，主要涉及音阶、结构、音调、音律、旋法等要素的特点，歌词方面，主要涉及方言词汇、衬词和声韵调等要素的特点。以上词曲形式中任一要素的特点，或多个要素特点的综合作用，都可构成民歌色彩的个性及其变迁，这些要素也正是辩析民歌地方色彩的理性依据。下面以两首民歌的分析为例，从中了解民歌地方色彩的具体表现和辩析的基本方法。 1、山西左权民歌《樱桃好吃树难栽》，此歌是体现“北音”色彩的作品，其具体形式表徵为：带变宫的六声音阶，宽羽声韵的音调结构623，对应性质的上下句体结构，旋法含有六度大跳，方言唱词“开”的韵母特点，为e,而不是ai，等等； 2、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此歌为体现南音色彩的作品，具体形式表徵为：五声音阶，四句体结构，窄羽声韵的音调结构612、356，级进为主的旋法，四川特有方言衬词“跑马溜溜的”等的运用。 这两首民歌分别体现了中国北音南音的地方色彩个性，在美感体验上，北歌有悠远高朗之美，南歌为柔和婉转之美，从以上简析中可以见出，南北民歌音乐的审美色彩差异并非玄虚而不捉摸的，它具体清楚地由音阶、结构、音调旋法和方言声韵衬词诸要素特点的综合作用而达成。我们完全有可能从词曲形式要素及其特点的细致分析中对之作出理性的分析和把握。 既论地方色彩，就离不开地理特点和地区范围这些参数。民歌地方色彩总是与特定地区范围相联系的，不同区域范围的民歌，其色彩表现的浓度有所不同，组成色彩的形式参数也有相应的复杂变化。以此而言，民歌色彩具体表现上具有多层性和多样性，需要因地而宜地作出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综合参与中，也仍有一定规律可循。 三、民歌地方色彩的区域性 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古话叫“乡音难改”，民谣有云：“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音”，“锣鼓不出乡，各是各的腔”等说法。可见甚至在不同乡镇之间，其方言和民歌也有不同色彩，这固是很极端的例子，但也表明民歌色彩是与地区结合而体现的，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只拟从大范围方面作些理论分析和探讨。根据地理面积的不同，民歌色彩可相应划分为多个层次的色彩区来加以体认。一般规律是，区域面积越大，民歌的个性色彩越鲜明，差异也越彰显；反之，则个性色彩越模糊，差异越细微。故地区面积与色彩浓度成反比例关系。相应的，在辩析不同区域民歌色彩时，所运用的分析参数会有变化。基本原则是，色彩区面积与分析参数呈反比关系，即色彩区面积越大，民歌色彩越彰显，分析中所用的形式参素就越少，分析方法越粗略；反之，分析参数增多、细化。 比如，从宏观层次看中国南北民歌的色彩，就只须考虑音阶、结构、音调三因素特点即可清楚辩认。北歌多为六声或七声音阶，结构为较规范的上下句体，音调多用大、宽音韵（135、512）。而从中观层面看南北方内部各省区之间的差异，则由于都用同样的音阶、音调和结构，就需要添加更多更细的形式参数如旋法、润腔等来作更深一层次的划分，才能找出其间的色彩差异。如此等等。 下面结合民歌色彩区的具体实例来体认其具体的形式表现要素，提出一些初步分析的技术和方法。 （一） 南北中的色彩差异（宏观层面） 从宏观层次看，中国民歌可划分为北方南方和中部三大色彩区域，各区色彩有很明显的差异，并具体体现于一些形式要素的综合作用上。 曲例3陕北信天游《三十里铺》是北音色彩的典型曲调，其形式特点为：对应性的三上一下四句体（二句体的变体），带FA偏音的六声音阶，宽宫声韵结构512，旋法多用五度跳进。歌词“我”的方言读音为E，曲情苍凉凄凉。 同样是体现北音色彩的信天游《红军哥哥回来了》一曲，其形态表徵与《三十里铺》雷同：上下句体，带FA、SI两个偏音的七声音阶，宽商声韵623，多跳进，旋法多用七度大跳。方言词汇有“鸡娃子，狗娃子”等；“了、来、咬”等字具有方言声韵的发音特点，如“咬”字读为“NIO”，“来”为“LE”。曲情开阔慷慨。等等。 再随手拈来一些南音民歌作品，其风格韵味和形式表徵就截然不同了。如江南小调《无锡景》为典型的南音色彩。其形式要素特点为：五声音阶，窄徵声韵561、653和小声韵123的综合运用。级进为主的旋法，连续发展、渐层下移的四句体结构，旋律修饰细腻华丽，曲风柔宛妩媚。 同样是江南小调的《码头调》，其色彩美感及形态特点略同上曲，兹不赘述。 到了南北中介地带的荆楚湖北，民歌色彩又另有一番意趣。湖北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带，其文化和音乐均有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中性色调，由此形成其独特的个性。千里江汉平原潜江县的打麦歌《崔冬崔》，即是典型的中音色彩曲例，全曲以大宫声韵135三音腔及其各种转位、换序形态行腔，曲风明朗活泼，刚柔兼容。湖北宜昌山歌〈上茶山〉，亦具中音色彩，旋律音调与上曲大同小异，更添一股清新的山野风韵。 （二） 南方不同省区的色彩差异（中观层面） 中国南北民歌色彩的差异是明显的，那么，南方内部或北方内部各省区间的民歌，还有无色彩差异呢？当然也有，作为民歌色彩的亚层次体现，各地民歌色彩差异虽稍趋淡弱一些，但其间仍有理脉清晰可辩。现以四川云南两省为例作一简析。 两省地理紧邻，音乐文化共性颇多，民歌都具南音的最基本特点如五声音阶，以羽小声韵613为核心音调，四句体的典型结构等等。但两省民歌因具体旋法的偏爱不同，又形成了色彩差异。四川民歌多用曲折跳进式旋法，故带有几分泼辣情调，如流行全国的四川宜宾农村小调《绣荷包》，采用小羽声韵的换序曲折旋法631，乐汇多随方言语调走势成腔，如“缎子”等。方言衬词“衣儿牙儿哟、猪儿嘎、金刚梭罗妹”的大量运用，更加强了四川的地方色彩。而云南民歌则偏爱下行音阶式级进旋法，更显旖旎柔宛的风采。再加上其它音乐形式和歌词方言的特点，其色彩差异仍清晰可辩。如《放马山歌》，采用典型的羽小声韵下行音阶式旋法，3216，其在乐句尾固定地不断出现，给人强烈的印象。 （三） 省区内部的色彩差异（微观层面）。 民歌地方色彩不仅体现于中国南北的不同省区，即使在同一省区内，也会因地理、方言声调及传统审美习惯的不同，而有微妙的色彩差异。兹以湖北省为例分析说明之。如果我们周游湖北各地，聆听当地的音乐，就可感到其色彩丰富，或具南方韵味，或带北方风味，或有西南巴蜀色彩，或染下江东吴音韵，境物变迁，音乐亦异其趣。真是五光十色，绚丽缤纷。据湖北民歌专家杨匡民教授研究，湖北民歌可划分为五个色彩区： 1．【鄂东南色彩区】今咸宁地区，以窄声韵音调[SOL LA DO]、[LA DO RE]分布最多，旋法常作小六度、纯四度的跳进。2．[鄂东北]：今黄岗与孝感两地区，多为低丘陵，有江南风景之致。受江南文化影响较多，音乐风格偏于婉转优美。音调以“宽徵”声韵的[SOL LA RE]为主。其与鄂东南只有一江之隔，但民歌的音调与旋法，却有明显的区别色彩。3．【鄂中南】：今荆州地区，号称千里江汉平原，富饶的鱼米之乡。地理上北近襄阳，南近洞庭湖。音调以“大宫声韵”为主。声腔华丽优美。4．【鄂西南】今宜昌与恩施两地区。全区山峦重叠，峡谷纵横，地势险要，交通不便，语言很统一，属西南官话区，与川东方言无异。音调“窄羽”声韵[LA DO RE]的旋律为典型样式。5．【鄂西北】今襄阳和郧阳两地区，地处我国南北交汇线略偏南，自然风貌兼有南北景色，当地人的生活与风习也兼有南北特点，音乐风格在兼容并包基础上略偏重于中原北方的风味，古人称当地人“多秦音、好楚歌”。民歌旋法强调四度跳进，曲风较活泼开朗，有北音风味。 湖北五个地区都流行一首《十绣荷包》小调，各地的唱词都一样，但因地方文化不同的影响，旋律形态如调式，旋法音调等都相应形成了不同样式 ，体现了五区的地方色彩，真是五音杂处，色彩缤纷。 民歌地方色彩是很复杂的音乐现象和论域，更深入的研究将涉及到音乐和文化的多方面因素，本文的初步探讨，若能加深人们对民歌特质的理解，引发更精之研究，则幸甚。 谢谢采纳！！
音乐专业的论文题目有很多，下面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好写的论题，供大家参考：1、多媒体技术在视唱练耳教学中的应用2、高校音乐专业合唱训练与视唱练耳的关联互动3、公民社会塑造过程中的高校职能研究4、冷爵士的艺术风格研究5、论歌唱中“声”与“情”的关系6、论民族声乐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7、论声乐学习和演唱中心理调适的作用8、论西方音乐剧的发展脉络9、论中国传统音乐中“和”的审美内涵10、论中国近现代声乐演唱发展的多元化11、论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及演唱特点12、浅述抗战时期在重庆创作的音乐13、浅谈“微笑”在声乐学习中的重要作用14、浅谈西方民族音乐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影响15、如何将视唱练耳与基本乐理教学相互渗透16、如何提高即兴伴奏的能力17、印度宝莱坞电影音乐的特点18、由中国好声音引发的思考19、《试论民歌演唱方法训练与民歌地域风格把握——以陕北民歌为例》20、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暴风雨》第一乐章中减七和弦的使用技法及其审美
儿童时唱的歌谣，当然，一般都是大人写的，哈哈
童 谣 是 在 儿 童 间 流 行 的 歌 谣 。 它 的 特 点 是 不 用 乐 器 伴 奏 而 歌 唱 。童 谣 之 发 端 相 当 早 。 根 据 《 左 传 · 昭 公 二 十 五 年 》 记 载 ， 在 周 文 王 与 周 武 王 的 时 代 即 有 童 谣 。 后 来 民 间 也 多 有 童 谣 流 行 。 童 谣 有 儿 童 自 发 编 创 的 ， 也 有 成 人 教 授 使 之 歌 唱 的 。 童 谣 有 不 同 类 型 ， 道 教 童 谣 是 其 中 之 一 。 所 谓 道 教 童 谣 是 根 据 道 教 的 思 想 旨 趣 而 创 作 的 并 且 在 儿 童 中 流 行 的 歌 谣 。 从 功 能 上 看 ， 道 教 童 谣 也 具 有 预 谶 的 作 用 。 历 史 上 ， 在 改 朝 换 代 的 关 键 时 刻 ， 社 会 上 往 往 出 现 一 些 符 合 道 教 预 谶 精 神 的 童 谣 。 例 如 隋 朝 杨 坚 当 皇 帝 之 前 ， 社 会 上 有 些 人 就 放 出 杨 坚 有 " 龙 颜 " 当 为 皇 帝 的 谶 语 。 《 隋 书 · 王 劭 传 》 说 ： 陈 留 有 一 座 老 子 祠 ， 祠 中 有 枯 柏 。 世 上 传 说 ， 老 子 将 " 度 世 " ， 曾 经 预 言 枯 柏 如 果 生 出 东 南 枝 ， 就 会 有 圣 人 出 世 ， 道 教 就 会 盛 行 。 到 了 南 齐 的 时 候 ， 枯 柏 真 的 从 下 生 枝 ， 并 且 朝 东 南 上 指 ， 夜 间 ， 有 三 个 童 子 结 伴 唱 起 歌 谣 ： " 老 子 庙 前 古 枯 树 ， 东 南 状 如 伞 ， 圣 主 从 此 去 。 " 据 说 杨 坚 到 亳 州 当 刺 史 ， 亲 自 到 老 子 祠 察 看 ， 只 见 柏 枝 回 抱 ， 与 童 子 歌 谣 所 唱 吻 合 。 杨 坚 于 是 把 自 己 当 作 " 圣 主 " 。 隋 朝 末 年 ， 又 有 童 谣 唱 道 ： " 桃 李 子 ， 鸿 鹄 绕 阳 山 ， 宛 转 花 林 里 ， 莫 浪 语 ， 谁 道 许 。 " 前 人 解 释 ， 此 童 谣 中 的 " 李 " 暗 示 将 有 李 姓 兴 起 为 帝 王 ， 而 " 桃 " 通 于 " 陶 " ， 指 的 是 " 陶 唐 " ， 省 略 了 " 陶 " 字 ， 就 剩 下 " 唐 " ， 暗 示 有 唐 王 朝 取 代 隋 朝 。 这 种 谶 语 式 的 童 谣 与 楼 观 道 士 歧 晖 关 于 李 氏 将 起 而 为 帝 并 且 大 兴 道 教 的 谶 语 颇 相 类 似 ， 很 可 能 出 于 道 门 中 人 的 创 作 。道 教 童 谣 因 为 琅 琅 上 口 ， 易 于 流 行 ， 这 在 客 观 上 起 到 了 特 殊 的 宣 传 作 用 。另一个解释:楔 子 前面二集介绍了许多闽南语传统念谣。黄哲永先生说，那些念谣念起来真是有「原味」，是民间文学的瑰宝。但是光念仍不够尽兴、过瘾，於是念著哼著就唱起来了，成为民间传唱的童歌或儿歌。这些曲子有的是随著念谣自然而然产生的，有的是有心人士把它慢慢收集起来谱上简单的曲调而传唱开来的，就好像孔子、荷马、福史特和陈达，他们都是历史文献的创造者；是童谣、民歌、史诗等的整理者和传唱者，他们将生活的智慧和民族的土地结合，成为人类的大智慧。比如说著名台湾本土音乐家吕泉生、林福裕先生等人就曾采撷传统念谣而加以谱曲、成为传唱一时的「摇婴仔歌」及「板桥查某」等。基本上目前流行的闽南语童谣在词曲的产生上分为下列几类： 一、完全不知词曲由来，系祖先流传下来的，这又分为可唱的及没有曲调的，且又分全台湾的及地区性的。 二、词是祖先留下的，但曲是后人编的，且知道是谁编的，这中间又分为保留原词及修改过的词意。 三、词曲都是近代创作家编写的，有名有姓。第一类，当然就是传统童谣。第三类当然就是创作童谣，而第二类的定位较为复杂，是新旧融合的创作，但不论第一类还是第二、三类，只要是用闽南语来传唱的，都称为闽南语童谣（也有人说成台湾童谣，亦有其立论基础）。虽都各有不同的风味，但同样的都芬芳醉人。命名为陈酿与新酒的这一集，将理性又感性地分析传统闽南语童谣、创作童谣之异同点和优劣点，并且试图为今后的闽南语童谣找出方向和远景。闽南语童谣的园丁 台湾创作童谣是什麼时候开始的，其说法比传统童谣的来源更难追寻。诚如刚才所说，台湾前辈音乐家早就采撷民间念谣来创作，光复后到近年像史惟亮先生、许常惠先生等都作过类似的田野调查和整理，可惜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物质条件及教育理念不同於今日，所以没有轰动和掌声，仅在有心推动台湾乡土文化的阶层中获得些许关怀和赞叹！ 假如要说台湾创作童谣明显的起跑点，那应该要追溯到民国五十三年（西元1964年），当年施福珍先生在员林家商担任音乐老师，暑假的午后，他的午睡被几名顽皮小孩子吵醒了，原来夏日炎炎把柏油路晒融了，赤脚粘到了脚：「点仔胶，粘到脚」。这样一句轻松而押韵的童语，使他灵感大发，五分钟以内，他完成了堪称为闽南语童谣文艺复兴之作———「点仔胶」。那天之后，他开始留意当时自立晚报刊载的吴瀛涛先生所写的「台湾谚语与俗谣」专栏。施先生他搜集、他编曲，一首首藉传统念谣而改编的闽南语童谣出现了，这些童谣并没有在学校中教唱，却在童子军、救国团等社团中散播开来。为此，他遭到校方责问，因此而辞去了教职，他的后半生以改编、创作、教唱、推广闽南语童谣为职志。简上仁先生说：「他被大家尊称为台湾童谣的园丁。」 闽南语童谣蓬勃兴起是这几年的事，随著本土文化的抬头及母语教学的需求，闽南语创作童谣如雨后春笋。在这中间，台语歌曲（台语流行歌曲）也跟著水涨船高，连外省第二代的蔡琴也出版了台语歌曲专辑。这些新一辈的创作家们，的确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闽南语童谣。於是各地的出版商、唱片公司及基金会也都主动找上了这些创作家。其中最有趣的是国语日报也找到了谢武彰等老师来写童谣（闽南语的及国语的）。 闽南语传统童谣，传统两字非常广泛又模糊。早自荷郑时代，近到光复后，凡是没有名分的闽南语童谣都属於传统童谣。所以在前面所说的三类中，第一类是纯粹的传统，第二类是改编的传统，而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第二类远多於第一类。也正因为这样，本集中将那群推广闽南语童谣功臣－－采撷传统念谣而加以改编后成为传唱的创作者们作一介绍。 一、施福珍先生： 近四十年来，他不断采撷、整理、修改、谱曲、出版、教唱并推广，他自己还会唱，乐此不疲。现在他忙得很，太多的学校、社团、社区和公民营单位，都找他演讲教唱。他不计酬劳，也不计较人数多寡和路程远近，都慨然欣然前往。最可贵的不光是他那分才华，而是那分热心和修养。 二、简上仁先生： 简先生是学财税的，原先在海关服务。但是受了史惟亮先生、许常惠先生等前辈的感召毅然投入台湾民谣的采撷、研究和推广的崎岖路。为了出版第一张台湾童谣的CD，他不惜借款和标会，现在他卓然成家。除了童谣、民谣、俗谚语及台湾民间文学研究外，也致力於台湾歌谣的国际化，现在还在英国修民族音乐学的博士学位。 三、谢武彰先生和冯辉岳先生： 他们都不作曲，专门作词。其中谢先生以国语为主，闽南语次之。而冯先生以客家童谣为主，国语及闽南语次之。 四、王金选先生： 王金选先生很年轻，不过三十岁。他原本是以画插画为业，在偶然机会中看到谢武彰先生的儿童文学作品而大受感动，开始创作童谣。在第一次投稿就顺利成功之后，大获鼓舞，现在是年轻一辈中，作品最多且广受欢迎的童谣作家。他常常为他的童谣歌词配上插画，每个星期天，他还到台北恩主宫的图书馆教小朋友画漫画。 五、黄哲永先生： 黄哲永先生任职於蒜头糖厂，他和妻子因为热爱本土文化，於是到处采撷传统念谣，并整理和诠释，出版成书，他现在已是云嘉地区著名的台湾民间文学的泰斗之一。 六、康原先生： 康原不到四十五岁，年轻轻的就作了外公。他学历不高，但用功自修并且勇於创作，不论诗、散文、小说及歌曲他都涉猎、他有一张娃娃脸及一付好嗓子和好口才，使他在推广闽南语俗谚及童谣中给予人亲切感和生动感。 七、钟信昌先生： 钟信昌先生既不会作词也不会作曲，但他对闽南语创作童谣特别有兴趣，他曾以「闽南语创作童谣之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那是台湾地区第一篇以此内容为硕士论文。现在他任职於台北县三峡镇安溪国小总务主任，他决定要用系统和理论在学校内推广闽南语创作童谣。八、卢继宝先生： 卢继宝先生是屏东里港乡土库国小的校长，长期以来对闽南语颇有研究。时风开后他更加了一把劲，整个学校布置成学习语文的文化园区，并且从附设幼稚园到六年级，从班际到校外，积极推动母语教学。包括：俗谚语、念唐诗、儿童剧、改编歌仔戏、儿童诗创作等等。当然台湾童谣是不会轻忽的一环。他曾说过一句话：没有母语就没有民族，没有民族就没有国祚。九、林文宝先生： 林文宝先生是国立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这样性质的研究所，在台湾是唯一的。林所长常说：台湾的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长期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几乎失去自己的风格和定位，这是非常遗憾而危险的事。所以他积极复兴台湾的儿童文学，当然台湾童谣是其中一环。他认为闽南语只是汉语的方言之一，推广母语教学是应该的，但不能把母语及方言教学的分量超过国语，否则就是另一种的偏执。林文宝先生这两年来为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执行台湾创作童谣的甄选、评审和出版推广。这中间不光是闽南语的，还有国语、客语及原住民语，他说：凡是优良的童谣他都设法让它传唱及保存。十、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原本就引导并规划全国性的文化走向、社区文化和本土文化之推动就是其中之一。陈郁秀主任委员是著名的音乐家，她知道音乐及童谣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并且也忧虑在过去不短的岁月中，台湾童谣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於是成立专门执行小组，广泛甄选创作童谣，并且奖励童谣作者。现已出版两集优良作品集，并且分发至各国中小学，配合学校教师的传唱与教学，促使台湾的创作童谣更为普及，陈郁秀主委希望推广到台湾各地区，让台湾儿童唱自己的儿歌、念自己的童谣。闽南语童谣创作应注意的重点一、要深切了解闽南语。二、善用俗谚及俚语。三、简短、顺口。四、丰富的想像力。五、生活周遭的题材（符合现代的题材）。六、要有押韵。七、要有教育意义。 八、作曲时注意原来闽南语的高低八音，以免唱出来是其他的意思。 九、儿童的演唱技巧有限，不要高於八度音也不要低於八度音。 十、避免生涩的词汇。童谣与童诗的区别一、童谣有较为规制的句型，童诗则否。二、童谣讲究押脚，童诗则否。三、童谣多半较短，童诗不受限制。四、童谣较为浅易，童诗的文学性较高。五、童谣谱曲容易，且容易传唱，童诗则否。 童谣并非只是说、学、逗、唱的游乐工具，它还肩负著孩童教育的重任。文 化 藏 宝 阁 童谣的变形 既然童谣是口耳相传而不必经过文字，而且以生活周遭的事物为材料，於是童谣常有变形的现象，依其发生情况可将之分为二类：一、无意的 无意的改变通常由於记忆不全，或口耳之误，因为记忆不全所以详略互异，因为口耳之误，所以误此为彼，但却也因此提供儿童自我弥补的创作参与。二、有意的 有意的改变便是传播者创发的介入，其原因有时因为对於原来内容的不满意，有时因为风物或方音的差异而不得不做改变，而风物与方音的差异如果传诵者不加以改变，则必限制了该童谣的扩散，除非改变内容，否则在不同口音地区，便难以传诵。 总而言之，不论有意或无意的改变，这种变形的现象经过辗转传播，难以查证孰正孰变。人人可以参与，自以为傲，正是童谣引人入胜的所在。创作童谣的曲谱方法 依据语言声调的特性，所有语言组合已具备一定的音乐起伏性，於是口诵的「谣」，在句式的节奏抑扬顿挫中，已犹如音乐一般了，这种随语言而来的音乐性，等於赋予童谣配曲的先天架构，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说，它也是一种限制，於是「词」「曲」的和谐，便成了童谣配曲的一项要件。未能和谐的「词」「曲」往往造成歌唱者的词不达意，或听者的不知所云，而假如歌者变乐合词，则又辜负了配曲者的苦心。童谣结构一、节奏 节奏为童谣的根本，其节奏不外「整齐式」与「变化式」二种，所谓整齐式，指全篇皆由一定字数的句子所组成，因为整齐句式的开展，需要掌握相当程度的语言支配能力，但如果过长容易形成单调的感觉，对儿童而言难以接受，是故整齐句式比较少见，而且篇幅也较小。因此，童谣的节奏可以说是以变化句式为生命，变化句式并无复数成组的限制，并且可以随时换韵，换句话说，变化句毋宁是换韵为要件。二、技巧 赋比兴三种诗法，在童谣可说大多数为直述的「赋」，再加上少数的「比」，而「兴」则往往只不过是用以「起韵」而已，因此，最常见的技巧便是「形式」诱导思考与联想的问答法、数序法、对应法、重复法、顶真法，尤其顶真法以前句的句尾做后句的句头，可以无限开展，差不多可说是长篇童谣的一大法门，是儿童最容易学习也最容易获得成就感的技巧，当然，以上五种方法混合使用更可以充实童谣的生命。文 化 Q＆A问 ：创作童谣的蓬勃，会不会促使传统童谣的消失? 答：基本上不会，但在传唱的人口数上原则上会降低。原因是：一、优秀的传统童谣，已经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考验；二、传统童谣的音韵美和比喻美及联想美，有的是创作童谣无法相比的；三、传统童谣和台湾俗谚语连结为一体，只要俗谚存在，传统应该就不容易消失；四、汰旧换新，原本就是社会及自然界的法则，不必过於忧虑。但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对闽南语文化和本土认识不够，率尔操瓢，只是以新奇、随俗地创作儿童歌曲，可能会变成异质文化而失去了所谓的台湾童谣「原味」。问 ：囝仔歌的作曲与配曲要点还有哪些？ 答：一、念谣旋律化；二、旋律口语化；三、曲调简单易唱；四、前奏简明活泼：五、和声伴奏易弹；六、音域适中；七、上扬、下坠及切音等特别处理；八、字与音调的明确处理：同音异字异调、同音异字同调、同字异音异调，同字同音异调。 问 ：「A、B、C狗咬猪」这首童谣是教育部民国九十年（西元2001年）儿童歌唱比赛指定歌曲之一，它引起广泛的讨论，究竟归属於传统童谣还是创作童谣？ 答：这首童谣创作於日治时期，当时日本人一心西化，所以学洋文的风气很盛，但众所周知，日本人在英文发音上可说十分生涩，由此，当时的台湾民众讥讽他们的发音就像猪被狗咬到那麼难听，至於后面串接的阿爸坐飞行机，又从半空中摔下来，则是后人附加的，据简上仁老师说，这首童谣有许多版本，其一是掉下一台洗衫（衣）机，其二是阿爸头毛剩一支，真是琳琅满目，但均能表现闽南语押韵之美。文 化 采 风 录福史特 全名为史蒂芬‧福史特（Stephen Foster）美国早期民谣作曲家，他的作品广传於世界各地如：苏珊娜、老黑爵、肯塔基老家乡等等，尤其对南方黑人族群充满无奈、悲悯又乐观、坚忍的描绘，无人能出其右。老人读书会 嘉义县朴子市，举办了老人读书会，一方面教老人识字及其他艺文技能。一方面采撷耆老们的口述历史和俗谚，真是互惠又相长，实在是美谈，可作为其他县市之参考。孔子 中国春秋时代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外，也是最早的「中国民谣」之整编和诠释者。他曾说：「诗三百，思无邪」，意思是说诗经三百篇，篇篇皆纯美。荷马（HOMER） 古希腊诗人，编撰了「伊里亚德」 及「奥狄赛」两篇史诗。并且终生吟咏传唱，他的作品成为欧洲文化的泉源。文 化 快 易 通参考书目 1.施福珍著：台湾囝仔歌曲集1-3册，优美印刷厂，民国90年2月二版。 2.洪艺、杨素芳著：亥秋千，安可出版社，民国89年。 3.台北市政府编：欢喜念歌诗1-6册，民国89年9月。 4.王金选著：肥猪齁齁叫，格林出版社，民国88年4月。 5.王金选著：点心摊，台湾麦克出版社，民国88年9月二版。 6.李赫著：台湾囝仔歌，稻田出版社，民国80年。 7.钟信昌著：台湾闽南语创作的儿歌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民国90年。 8.庄柏林著：台湾诗曲集，荣后文化基金会，民国85年1月。 9.康启明著：讲唱台湾囝仔歌，安可出版社，民国87年12月二版。 10.行政院文建会编：爱的风铃－台湾2000年儿歌100首，民国89年12 月。
太阳、水星、火星，群星狮子座。确实很契合，童谣在《三十而已》剧里扮演的角色“顾佳”也是狮子座，这么一看，这个角色确实有一部分就是童谣的本色出演。
闽南语歌曲的特色 闽南语歌曲是闽南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艺术中特色的一员，在传统艺术之林中有其特有的艺术魅力。 闽南语的发音婉转柔美，轻松愉悦，因此用闽南语歌唱的歌曲更显柔美，婉转和亲切。其歌词相对通俗易懂，采用浅近的本土化语言，创作题材一般包括亲情，爱情，励志和思乡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字里行间流露着草根特色，又有一定的文学内涵，情感真挚细腻，情绪乐观向上。有学者将其审美特征概括为受众具有民俗性，情感具有血缘性。 总体说来，闽南语歌曲旋律优美，顺畅动听，感染力和震撼力强。闽南语歌曲以其鲜明的音乐形式，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在传统音乐文化中独树一帜。（虽然已经尽力了，但依旧写得很糟糕。完成胜过完美，先这样，勉力为之吧，2020-02-24） 参考文献 关于声乐教学民族化的探索——以运用闽南音乐元素为例，周淑真，魏琳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论文
摘要: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犹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特别是唐代，由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由于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更使得“送别诗”成为唐代诗歌中的重头戏。本文从诗歌类型、抒情方法、艺术特色等来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
关键词 ：唐代 送别诗 类型 抒情手法 艺术特色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自从有了人类，有了社会，便有了分离，许多本该是天长地久的，却不得不天隔一方。唐代自然也是如此。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疆域广大，国内和国际交流频繁，所以人们的活动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有机会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自己的家。所以，送别的种类很多，涉及领域广泛，而且又都是一往情深。而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的人格追求等，又使得唐人的送别诗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一、送别诗的类型之多，情感之深
孟郊的《古别离》、杜甫的《新婚别》写的是夫妻间的离别，那份别离的幽怨与痛苦，自是感人至深的。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和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则是兄弟间的骨肉分离，难舍之情溢于言表。而孟郊的《古怨别》、杜牧的《赠别》则极写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这些可算是亲人间的、情人间的离别，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抒写更多的则是同僚间的、朋友间的离别之情。
（一）友人的离别，直接抒写离别之情的送别诗
友情是世上最真挚，最复杂的情感之一。诗仙李白的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水深比情深，形象地道出了这段友情真实质朴，“不及”二字更形象的说明彼此的友情深厚。可见诗仙的神来之笔是多么的精妙，化无形的思念之情为有形的流水，诗中毫无悲伤之情。而卢纶的诗虽是直接抒写离别之情，却多了一层浓郁的悲情色彩。“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在这一萧瑟，冷清的景象中，离别的悲情格调格外沉重。
他们有的是写送好友到外地去做官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梓州 李使君》、李白的《送友人入蜀》等，好友外出做官，诗人摆酒相送，其间充满了殷殷的叮嘱和深深的情谊。
有的是送好友到外地做官的，但际遇不同，与前者相比，他们的友人或同僚却都是被贬的，这类诗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占了很大的份量，如王勃的《别薛华》、宋之问的《送别杜审言》、刘长卿的《送裴郎中贬吉州》、柳宗元的《重别梦得》等，诗人在送别好友的同时，或表达政治上的失意，或渲泄对朝廷的不满，或表明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宽慰，感情深切而感受人。
还有一类，也与做官有关，那就是送友人去远征的，如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岑参的《送李副使碛西行军》等，这些多是边塞诗人的作品，充满豪情壮志，感情慷慨激昂。
相比之下，下面的这类送别诗，可能会让人的心情轻松一些，那就是送友人去远游的，也可能是诗人多半不愿把“柴米油盐”放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不到多少他们为生计而四处奔忙的句子，更多的倒是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如杜荀鹤的《送友人游吴越》、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等，这些诗毫无悲酸之态，也不故作豪放语，意境高远，情深意浓。
（二）借诗吐心中的激愤或借诗明志的送别诗
我们学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类诗，其中最典型的句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句是全诗感情高潮的句子，表明了作者对权贵的蔑视，诗人以诗歌明志，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仙不愧是诗仙，神来之笔一扫官场的压抑之情，向往名山仙境，是出于对当权者的抗争，这一句道出了多少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的心声。在这一类送别诗中，往往穿插意愿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诗中掺杂着诗人对世事的愤懑，对人生失意的抑郁不平，因此，激愤的色彩十分明显，但是这些诗人不愿沉沦，仍想建功立业。王昌龄的《别刘婿》“身在云海上，云连京国深，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锓锓”，虽然未被君王任用，屡遭贬谪，但仍胸怀大志，一心想建功立业，这类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在送别诗中，若是两人一贬再贬，其心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患乱之交，二人因在改革中力革时弊，二人同时遭难，远谪边地。去国十年之后，又召回京，未料二人再次遭贬，柳宗元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他们一同赴任在中途离别。在这样的背景下，柳宗元作了《重别梦得》这首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复杂的感情寄寓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言悲情而自有悲情，不言激愤而自有激愤。这一类诗往往清新自然，读来明白晓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重在劝勉，安慰，鼓励的送别诗
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漫漫人生路，正是因为有了好友的鼓励，安慰，才使我们有信心去迎接挑战。在这一类送别诗歌中，被后人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不仅以边塞诗著称，其笔下的送别诗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友人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对待。那首脍炙人口的《送柴仕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离别之即，劝慰友人，对离别之事轻描淡写，以化远为近的诗句缩短自己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以其情深意长而熨帖人心。语言明快自然，一洗哀伤之气。一句明月何曾是两乡，表明了诗人之间心心相应的感情，同时也反映了委婉的劝说之意。在这一类送别诗之中，王唯《送元二使安西》和高适《别董大》则是千古绝唱。
（四）抒发一种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送别诗
这一类送别诗，情感比较复杂，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自己的身世命运之感，意境宏大，基调慷慨。其代表是享有边塞诗派代表美誉的岑参。他笔下的送别诗，豪气冲天，构思奇妙，将边塞景观化入诗中。为代表的这一类送别诗意境宏大，往往有一种独特的神韵。他这类送别诗将边地风光写入诗中，为送别诗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代表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客中送客之情，但并不令人感到伤感，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壮美的画面，使人宛如回到了南方，见到了梨花盛开的繁荣壮丽之景，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更与雪景相映成趣。那是冷色调的画面上的一点暖色，一股温情，也使画面更加灵动。全诗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运用多种手法，表达深情真挚的感情
送别诗首先是抒情诗，诗人们在抒发心中的情感时，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借景抒情，有的使用比喻......那么，在唐代的送别诗中，表现出来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直抒胸臆
好友分别，离情别绪自是深重，深情厚谊不吐不快，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有很多是直抒胸臆的作品。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前两句直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而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
（二）借景抒情
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愿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 的确，景物在有情人的眼中是会变的，它会因人的情绪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送别诗中，诗人们在送别时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唐代的诗本就重情趣，重意趣，他们在表现“情”与“意”的时候，往往都要借助“景”或“境”，这一点在唐代的'送别诗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是唐代送别诗的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
如李白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从兹去，萧萧班马鸣。首联写送别的地点在郊外，青山白水，景色如画，但一“横”一“绕”就把不愿分离的惜别之情借助山水表达出来。中间两联更写离别的深情，颔联想象别后友人的行程，表达了对友人的殷切关怀，颈联“浮云”象征友人行踪不定，“落日”隐喻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尾联情意更切，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整首诗借景抒情，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感情真挚而感人。
（三）融情寓景、情景交融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代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
如：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远归。这首诗即景抒情，情在景中，写景有一种淡淡的意境，精美如画，竹林寺远，钟声触动思绪，归影勾起诗人的归意，但诗人形象隐于诗外，在闲淡的意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但这种情怀全在意境之中，诗人一句也没有说，却深得融情入景之三味。
三、健朗高昂的格调
“多情自古伤离别”，这是柳永式的、带着浓重伤感情绪的离别，也是和他有着相同感触的许多人的离别。唐代的送别诗中，这类诗不在少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与柳永的这句诗在格调上迥然不同，一洗送别的悲酸之态，意境开阔而音调爽朗。
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场深情的离别，我们看不到有丝毫黯然销魂的样子，诗人借送别的时间、地点，巧妙地布置环境，使得景色色调清新、明朗，轻快而富于情调。
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此诗以醉别开始，以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迈不羁和开朗乐观的感情，格调爽朗，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且诗中自然美与人情美相互映衬，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结尾两句，干脆有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些在分别时唱出的豪放旷达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诗人那种豁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一扫悲情哀语，而成为送别诗中的一道风景。
四、造句精审、言浅情深
真正的文学是纯粹的，真挚的情感也是纯粹的。古往今来，朋友之情不断被人们歌之咏之，颂之赞之，正是因为朋友之间那种心与心交融的真挚的情感让人们激动不已。那是一种醇正地人情美，真正的友情美，而真正的美从来都是不用雕琢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在送别友人的时候，诗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一颗真心，用最朴素的语言捧出，化成千古绝唱。
如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全诗既没有优美的画面，也没有华丽的词藻，语句平淡近乎口语，对偶不工，语出天然，但深挚动人的感情却挥之不去，言浅情深，余味悠长。
再如柳宗元的《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寓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感慨于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
送别自是有情人的事，是有真情的人的事，所以每一首送别诗都是发乎真情的至真至纯之语，语出天然，不用修饰，我们自会被那份深挚的友谊感动了。
作为唐代诗歌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唐人的送别诗在其思想内容上，大大丰富了唐代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在艺术表现上，格调或豪放或含蓄，或旷达或深婉，抒情或直露或蕴籍，或借景或托物，用语浅近，不事雕琢，真正体现了“境近意远，词浅情深”的艺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