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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谈谈周代的国野制度以及五服制度的利与弊
试分析一战后英法对德意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的原因。多读读书，自己才会掌握学习的能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人是有文化的动物，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文化”的定义是什么？就众说纷纭了，有的说：“文化是复杂的现象，包括人类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创造人类社会的能力和习惯”。也有人简括地说：“文化是人类由生活经验所获得的智慧”。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在地面上表现出来的现象，人类的文化活动千头万绪，五花八门，而其在地面上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错综复杂，头绪纷乱了。简单地说起来，人类的文化活动，大致可分为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物质文明、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以上的各种文化活动，性质不同，演进的方式也不一样。语言文字的传播和学习，并不十分困难，欧洲不少国家的人民，会说几种话，也会用二、三种文字，宗教信仰，也可更改变换，物质文明的衣食住行，更是日新月异。其中最不易改变的，要算是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了，这也是地球表面上最显著的地域差异性，也是人文地理学上最应着力的研究课题。世界可分为十一个文化区。 人文地理学的范围，十分广泛，凡是人类文化活动，表现在地面上的现象，都是它的研究题目，为了方便起见，人文地理学也可依照人类文化活动的分类，加以论述。本章的内容，先叙述人种的类别，次及语言的种类和分布，然后论宗教的派别和传播，最后讲到人类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都以人类的本身为对象。 人类的文明史，开始于文字的发明，在时间上最早不过七八千年，这几千年只占人类史的百分之一而已。人类文化的发展，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面讲，可有以下三种共识。第一，人类文化的发展，不是突然的，而是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学到许多经验，逐渐积累而流传下来的。换句话说，有史时代的许多文化，都渊源于史前时代的人类活动，举例来说，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可是我们知道中国史前时代，就有许多不同的民族，散居各地，如北京人、蓝田人，他们的年代距今约有四五十万年，中国有史时代的文化，与史前人类活动是分不开的。第二，各种人类的文化，因为环境的变迁，时代的更换，进退不一。史前有许多强盛的民族，早已灭亡，人类史上，也就没有独霸一方的民族。人文学家公认人类的身体、智力和道德，根本是相同的，如果有理想的环境，任何民族都可逐步推进，创造高尚的文化。第三，人类有共同进取的合作力量，可是也有互相残杀的卑劣天性。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一切生物，除了蚂蚁和老鼠以外，都没有自相残杀的现象，而人类却残酷成性，个人之间杀戮不够，还会结合亲族，进行械斗，甚至国族之间，建立攻守同盟，造成大规模的战争。人类文化应该是相互提携，合作进展，为何会互相残杀呢？有位学者曾加以分析：人类是柔弱动物，从小要父母保护，成年后也无自卫力量，体力不够，指甲不硬，牙齿又受口小的限制，不会爬树，也不会飞，可是从经验中，他知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成群结队，才有生存希望，人类对家族、乡团、国家有热烈的忠心，就是这个原因。可是集团防卫，还不保险，更要利用脑力，制造武器，因此养成残酷杀戮的本领，有了杀人的武器，个人可以放胆劫杀，集团可以横行天下。人类历史的演进，体力越来越弱，而杀人武器却愈来愈凶，人弱器利，互为因果。更加上种族、语言、宗教的分歧，以及民族主义和交通的发展，使人类的战争，越来越残酷。不过有识之士和开明的人都相信，人类要和平共处，互相合作，才有光明的前途。 人们对人类来源的真正答案，只是100多年的事。因为化石提供了事实根据，化石是古代生物遗留下来的部分遗体或活动的痕迹。找到人类骨骼化石和石器，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的体质、智力和用具的发展水平。由化石发现的地点，可以知道古人类的地理分布及其所处的地质时代和生活环境。在各种化石中，头骨化石是最重要的。一般动物的面颅比脑颅大得多；人类则相反，脑颅要比面颅大得多。原始人和现代人比较，差别可以说主要就集中在头骨上。如原始人的头盖骨比现代人厚得多。正因为研究人类的头骨化石最能了解古人类的形态特点和体质发展水平，因而人类学工作者，对于寻找完整的人头骨化石特别重视。完整人头骨化石的发现，被认为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成就。100多年以前，科学家已经注意到用人类化石为证据，来探讨人类进化的历史。 第四纪时代出现了人类的祖先。最初亚非大陆温暖湿润，古猿在这种环境中演变成能制造工具和进行劳动的人类。劳动使肢骨发达，双手更能创造万物，口腔发展了语言，也就推动了脑的发达。人类始祖直立猿人的出现，与别的哺乳动物尚用四肢爬行不能用手更无语言迥然不同，而变成支配世界的主人翁。 按人类的体质和其文化发展的顺序，可分为“猿人”、“古人”和“新人”阶段。近数十年来，世界上屡屡发现人类化石，使人类科学家从而了解人类体质特征和文化发展。可是仍有不少疑问，如猿人变古人的过程如何？古人变成新人的过程又如何？目前的发现尚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作完满的解说，这需要更多发现的事实继续补充。 世界上常发现的人类化石，几乎都是“古人”或是“新人”（也称“真人”），其中最著名并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1865年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得特尔人属于“古人”，1868年在法国发现的克罗马尼翁人属于“新人”。因此一般人就认为人类的祖先只有十几万年的历史，直到1929年，中国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从而使人们相信人类的祖先40万年以前就有了。 地球的地壳，无时不在变动。从山地侵蚀下来的泥土和砂砾，最后沉积到大洋湖海里，形成深厚广大的岩层。大海上升为陆地，高山侵蚀成平原，大地上有生命的动植物，随时可被埋没在沉积层中，经过若干万年，变成化石。地质学家，根据这些动植物的遗骸，可以辨认地球各区域各时代生物演变的情形。 地质时代，可分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5个时期。太古代所知的地质史实最少，不象有生命存在。到古生代开始，才发现有生物遗迹，不过完全是下等动物和初级植物。下等动物最多的是三叶虫，珊瑚、海绵、水母也不少。中生代是爬虫最主要的时期，体形高大，且有铠甲作为保护。新生代是近代地质史上生物进化的重要时期；大爬虫已一去不返，留下来的只有鳄鱼、龟、蛇和蜥蜴等，此时是哺乳类大为活跃的时代。 第四纪大约在二三百万年内的地球史上，出现了直立猿人。因此有人称第四纪为“灵生代”，因为这是人类的时代。同时第四纪也大大改变了自然环境，尤其明显地改变了动植物界。其次，第四纪有强大的冰川作用，并在地球表面，留下了很多痕迹。冰川的进退也影响了动植物的分布。 地面上突然冰期来临，靠采取果实生活的猿人，在冰天雪地中无处觅食，常为饥饿所迫，不得不剥兽皮，以作衣服；寻觅洞穴，找栖息之地；钻木取火，可煮食也可驱逐野兽。人类经过数度冰期的淘汰，智力益见进步。 远古人类的文化遗物，主要是一些自制的工具，这些工具基本上是石制的。古老时期的原始人类没有生产经验，所以石制工具简单而粗陋。但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制作工具的技能不断改进，所以说劳动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石器又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大都是猎人和采集者。他们使用的工具多是河床圆砾，初用打制法，后用磨制法。到了冰期终结时，就开始了新石器时代。这时期完全用磨制的方法来制造石器，多凿有孔眼及环形的石器，种类繁多，有大斧、石刀、石凿等。这时期的陶器已很发达，农业工具也已开始，并有了原始的畜牧业。 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大约公元前4000～1000年，人类进入金属文化。先是铜器时代，到了公元前2000年就进入铁器时代，已开始用铁作犁了。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是交替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古代的人类，究竟发源于何处？这是争议多年的问题。有的说是起源于亚洲中部，象著名的考古学家安德鲁斯（）和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 Taglei），就认为人类起源于亚洲中部，然后移向各洲。其理由是，中亚是人类牧养的家畜，如骆驼、犬、牛、羊、马等的起源地。既然适于高等动物的生存，依动植物为生的人类，也必发源于此。同时，中亚位置为各大洲之中，地势也最高。世界其他各洲平均海拔高度均在700米以下，独亚洲大陆海拔平均在1000米以上，居高临下，可与各洲相连。故谓人类起源于中亚，分散在各洲，其势最顺，其理至当。可是也有人认为人类的起源应在副热带潮湿之区，对农业起源研究卓著的索尔教授（Carl Sauer）就认为东南亚沿海地区，可能是人类最先发迹的地方。象泰国的考古发现及最近中国杭州湾河姆渡遗迹的发现可以佐证。这类讨论，尚需更多的地下发现，才能有完满的解释。 我们所了解的原始祖先，人数不多，疏落分散在一片土地上，以后人口增加，就向四周迁移发展。就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知识，地球表面有许多海峡，阻断大陆间的交通。可是假如海平面降低90米，许多海峡就可变成陆桥，便利人类的交往。最著名的陆桥，包括沟通北美和亚洲的白令海峡，沟通英国和欧洲的多佛海峡，沟通亚洲和欧洲的达达尼尔海峡和沟通马来西亚与苏门答腊的马六甲海峡。其他的还有沟通欧洲和非洲的西西里海峡，沟通朝鲜和日本的对马海峡，沟通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巽他海峡，沟通新几内亚和澳洲的托雷斯海峡以及沟通南部澳洲和塔斯马尼亚的巴斯海峡。假如在第四纪，此类海峡在冰期后退，海平面降低而成为陆桥，使陆地相连，则有利于人类祖先的四方迁移。这是无可置疑的。 人类祖先经过陆桥向各方移动而扩大了分布范围。由于地面上各处自然环境不同，在温度、雨量、阳光等的差异，又随着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体型的发展，就分化出来了现在世界上各色各样的人种。如黑色素有吸收紫外线的功能，可以保护皮下的血管、神经和肌肉免受紫外线的直接侵袭。长期居住在非洲赤道的人种变成黑种人，他们头发鬈曲、覆盖头部，是有隔热作用。而长期居住在高纬寒冷地区的人群，鼻子高而狭窄，使冷空气较慢进入气管和肺部。他们的体型比热带居民要粗壮，肤色也较热带的人为浅白。古代人类，交通不易，受到自然环境的束缚，各个人群长期生活在各个隔离的地理区域内，在体质上形成了各不相同的适应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代代遗传，以致人类在地面上分衍成各种有明显体质差异的种族从百度上找到的，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不管怎么说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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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导致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文明观，我国严重的生态危机需要生态文明的化解，它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发展中。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论文论文关键词： 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生态伦理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导致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文明观，它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发展中。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构建和谐社会不仅仅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还要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
一、基于生态危机的反思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
文明本身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人类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征服自然的变化，相应地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诸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是人类历经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所要建立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反思人类发展史，虽然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文明的脚步却是以自然为人类工具进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
在远古时期，人是自然的弱者，必须匍匐在苍穹之下，在自然的风雨中寻找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人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是对不可战胜的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虽然人类也不断向自然索取，但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在总体上还没有超出自然界自我调节和再生的能力，自然的秩序没有发生紊乱，生态环境也没有失去平衡。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个时代，工业文明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工业文明人们所崇尚的世界观与核心理念是培根、笛卡儿提出的“人要驾驭自然作自然的主人”的机械论思想。其误导人类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应运用各门科学去发现、认识、研究以至征服它们，以期向它们无限索取来满足人类日益扩大的物欲。于是，人类大量地毫无顾忌地开采资源，排出有毒有害物质，以追求利润而不考虑后果和长远影响。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可见，传统的工业文明是一种物质至上、经济活动高于一切的文明。
（二）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大规模的征服自然的时代，对自然认识的深化，在加快了人类对自然索取的同时，也使人类产生了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人类俨然成了自然的主人。诚然，工业文明的兴起，使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仅仅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了以往社会生产力的总和，但是，工业化在给世界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物种每日都在减少，许多城市的空气质量恶化，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变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整个地球的大气层形成温室效应……正如日本著名思想家堺屋太一指出：“自从中世纪末期起，全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是追求物质财富的历史，它的价值观念及美学意识和伦理观念都是和增加物质财富联在一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先哲们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省，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自然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等不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挑战。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规矩所普遍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的同时，生态伦理也应运而生了。
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这是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而生态伦理强调的却是自然与人相等同的地位和权利，强调人在地球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传统道德相比，这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利奥波德在其《沙乡年鉴》中提出，必须重新确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194自然是包孕万有、化生万物的无限存在，人类永远都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者，尽管人类追求无限，也就是说有限性是人类的本体论特征，而追求无限是人类的价值论特征。在本体论上有限的存在者却想凌驾于本体论上无限的自然之上，这是人类狂妄的根源。地球是人类的生存家园，但大自然才是人类的生存之根。本体论上有限的人类必须重回大自然的怀抱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根，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存家园。人类虽是地球生物共同体的最高存在者，但不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者，自然之剑永远高悬于人类的头顶之上。“为走出生态危机，人类必须根本改变文明的发展方向，即改变资本主义方向和工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物欲的无止境膨胀推动着人们无止境的追求经济增长，无止境的经济增长要求无止境的榨取地球。所以，抑制贪欲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人类不应再一味地追求征服自然的力量，而应追求正确使用自己力量的智慧。”如今，环境恶化和人的精神失落明显地表明了工业文明的局限性，迫切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二、我国严重的生态危机需要生态文明的化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满足人们必要的物质要求，便成了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中心任务。我国改革开放29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相对过剩的经济替代了过去的短缺经济，全国人民总体上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水平。为此，基于物质短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相对减少，而由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问题则相对较多，特别是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尤为突出。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能源消耗较高、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耕地、淡水，还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都相对短缺，如人均矿物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淡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耕地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据记载，我国的环境问题已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由于长江两岸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1998年，我国长江中下游洪水泛滥，损失巨大。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沙尘暴天气，几十年来愈演愈烈，20世纪60年代出现8次，70年代13次，90年代20多次，从2000年春天起，我国西北东部、东北西南部、华北北部多次出现大风扬尘和沙尘暴天气。 2011年1月至4月，我国共出现11次沙尘天气过程，涉及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共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给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些都源于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北方一些地区过度开垦荒地，草原地带过度放牧，农灌区过度引用江河水，超采地下水，直接导致大面积的草场沙化，大量的农田被沙漠吞蚀，防风林带枯萎死亡而失去涵养水分、保护表土的功能。在资源方面，我国的过度消耗是惊人的。2003年，中国GDP占全球的4%，但消耗了全球55%的水泥，36%的钢铁，30%的煤炭，25%的铝。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耗能源，是美国的 倍，是日本的倍。
同时，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速度还在加剧，每年沙漠化土地达到3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掉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大江大河输沙量增加，河水变浑，河床抬高，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我国生态建设要求更加迫切。生存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这一矛盾在今后一个时期将会更加突出。无数事实证明，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继续走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必须重新审视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而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首要任务。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宁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存在问题，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的发展水平，认识人类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因此，xx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是当代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相结合的理念，使我们更明确了人类的现实困境和摆脱困境的出路，以弥合并化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三、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在地球上耕耘劳作，自然界的博大富饶养育了人类文明。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类社会开始了恶性发展。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末，工业革命在200多年的突飞猛进中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工农业的发展早已突破了增长的极限，科技的进步也基本上达到了极大放飞人类想象力的地步，但是它并没有始终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它如同一柄“达摩克利斯利剑”正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人类一方面竭尽全力地攫取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人类在拼命地制造种类日益繁多、成分日益复杂的各种废弃物。人类的活动已经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使整个地球陷入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危机。F?卡特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写道：“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根据著名的“罗马俱乐部”预测，如果人类找不到可替代能源，并固守现有的生活方式，地球将会在21世纪中后期的某一天，耗尽最后一滴石油，经济增长将戛然而止，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
马克思、恩格斯是较早反思并科学认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圣者，他们一方面欢呼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又把批判这个制度的腐朽性、不合理性，建立理想社会和新的文明形态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恩格斯毫不客气地抨击人类的幼稚和狂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深层次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看到，虽然现代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但人始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的生存、繁衍、发展，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与能量。人与自然应始终保持共存共荣关系。
（二）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
人是生命的存在体，自然生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生态具有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一员，其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的生命状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生态的死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的衰竭。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著名学者施韦兹和莱昂波特创立了“生态伦理学”，他们认为生命是自然界的伟大创造，对人类和自然的生命都要给予极大尊重，那种“将生命分为价值高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价值低的（自然生物的生命价值）的做法”是片面的。因此，应该将“善”的观念加以扩展，应当从自然界而不是局限于人类来认知人们行为的正误，把善的观念扩充到自然界中去，“凡是有助于维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的行为，就应是正当的、善良的、美好的”。一种伦理理论如果不包括人影响自然的行为规范，不确认人和生态是一种特别亲密、生死攸关的关系，就不能算是完善的伦理理论。因此，应当用生命的纽带把人与自然有机联系起来，把生命的完善和正常运转视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内在要求。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或“统治者”，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应该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善良公民。大自然中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的奴隶，不是为人类而诞生的，它们理应是大自然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只注意人类自然利益而关心生态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一种新型的伦理体系，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坚持反对“人类沙文主义”。不仅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生物的和一切自然物的价值；不仅承认人类的权利，而且要承认生物的乃至一切自然物的权利。看似没有感觉的树木、花草、河流、海洋，都有自己的需要和生存权利。它们的价值和权利不是根据对人类有用无用确定的，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平衡链所固有的。自然生物同人的基本需要乃是相类似的，都需要水分、氧气和营养，因此，人类决不应凌驾于自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互为依存。如果一味只想“主宰”、 “统治”自然，势必人为破坏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瓦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人类与生态都将遭受灭顶之灾。
（三）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自然是人类之本、人类之根，是人类的起点与归宿。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的发展相和谐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和谐的向往和追求。15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基本观念是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整体观念和系统中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以损害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来满足人类无节制的需求，只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枯竭，最终危害人类自身。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的角度说，人与自然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与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所体现的是一种更广泛更具有深远意义的平等，即人与自然的平等、当代人之间的平等、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人与自然的平等意味着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不仅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还要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因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然受自然界的约束和反作用。所以人类必须摒弃过去那种“人类在自然之上”、“人类可以任意主宰自然”的观念，保护好大自然，使人与自然平等相处。当代人之间的平等、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就是指自然界的资源和环境是属于全人类的，当代人以及后代人都平等地享有自然界的资源和环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为代价维持其经济发展。并且当代人也不能肆意挥霍资源、践踏环境，必须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地球。也就是说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应该既关心人，又关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携手，生物与非生物的共进，过去与现在的统一，现在与未来的对话，时间与空间的协调。在维护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所以，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中西文化都讲人性，尤其中国讲得多。中国传统文化把人性看作纯真、纯善，与道相通的形而上的东西。《周易.系传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善，道义之门。”《中庸》开宗明义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右经一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颐诠解：明德就是人的天性，它通晓一切道理，能够应对万物，但却受气禀的蒙蔽，有时昏昧，但它本体的灵明一直存在，学者应该去掉外物对本性的污染，以恢复人们本来的明德。（原文经过作者翻译）不仅儒家，佛教也讲“佛性”、“觉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教讲“性命双修”；都是把人的本性看作纯真、纯善的生命之源，人的本质。 不过，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孔子未说性善或性恶，而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同孟子辩论的告子，看法同孔子差不多。告子认为人的天性无善无不善，好比流水，你从东方开口子，它就向东流；你从西方开口子，它就向西流。告子还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是说：人性就是人的欲望和知觉运动。孟子用诡辩论批判告子，实际上批判了他的太太老师孔夫子。后于孟子的荀子提出“人性本恶”。西汉的杨雄提出“善恶混”，就是人性有善有恶。唐代的韩愈提出“性三品”，就是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宋儒程颐、程颢和朱熹又把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质、才、情均有不善，只有天命之性有善无恶。宋明两代的儒者把心性之学搞得繁锁不堪，矛盾百出，越说越玄虚，越说越糊涂。还是那些并非正统儒学大师的学者能够讲出一些常识性的道理。中唐诗人杜牧在《三事立性辩》中说：喜、怒、哀、惧、欲、爱、恶等七情就是人性；而在七情之中，喜、怒二者生而有之，是性之根。婴儿见了奶就爱，就要拿起来吃，求之不得就要哭，要发脾气，可见，爱和怒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孩子长大后，喜、哀、惧、恶、欲这五种欲望才逐渐产生。至于善恶的观念，那是孩子受了教育、有了社会阅历以后才会有的。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王安石在《原性》中，也从常识方面提出异议。他说：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我都不赞成。事实上，人既有恻隐之心，又有怨毒愤恨之心。如果性善说正确，怨毒忿恨之心从哪里来？如果性恶说正确，恻隐之心又从哪里来？晚清最后一个大文人王国维运用从西方引进的经验论批判了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到孟子、荀子再到宋明理学家的先验的人性论。他说：“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自生民以来至于今，世界之事变，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乎？故世界之宗教，无不著二神教之色彩。野蛮之种，虽多至不可稽，然不外一种，即有爱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与恶神是己。” 西方的人性论，也是发展变化，各有不同的。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心灵、良知、自由意志、道德观念，等等。但是，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人们所具有的上帝形象是否完全丧失，在神学上存在不同观点。奥古斯丁 ? 马丁路德、加尔文等认为：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因此，人性仅有作恶的自由。新教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亚当堕落之后，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受到缺损，但未完全丧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伦理原则，把人性从神授转移到自然形成的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欲望就是人性，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快乐是合理的。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也强调理性；不过，他们强调的理性是从现实生活中引出理性，而不是从抽象的自然人中引出抽象的不变的人性，再从这种抽象的人性中引出道德规范来。 近代经验主义思想家洛克、亚当.斯密、休谟提出另一种人生论。洛克把人的心灵看作一张白纸，没有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理性，好比一块洁净的石板，人通过对外界的感觉和内在的反省得到的观念写在石板上面。洛克认为人的一切意志、感情和理性活动，都是由人的欲望决定的，而人的欲望又取决于外物同人的心身的相互作用。人总是追求使自己身心快乐的事物，逃避使身心痛苦的事物，人的这种趋向决定了道德上的善恶区分。 亚当? 斯密和休谟与洛克的观点还有一点不同。他认为人性是利己的，但是，人们之间还存在着心灵的交感与共鸣，人与人之间依靠联想的作用能够使自己感受到他人所感受到的苦或乐。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别人痛苦，自己也痛苦。因此，亚当.斯密把道德的起源归之于人类本身的同情心。 我把中国和西方关于人性论的种种看法加以选择、归纳和梳理，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人的精神活动要素是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欲、情、意都来自人的肉体感官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觉，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并随着人的生理机能的成长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佛家把人的情感概括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佛家把人的欲望概括为：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器官产生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欲”，却是很不完全的。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欲望和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要，即：维持个体生存和种系发展的基本需要，例如：对食物、水、阳光、空气、性生活、穿着、栖息以至睡眠、排泄的需要；第二层是安全需要，即，对威胁、伤害的恐惧，寻求保护的需要；第三层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即：人对家庭、民族、国家和对爱情、亲情、友情的需要；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即：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第五层是认知的需要，即：追求知识、理解的需要；第六层是爱美的需要，即追求赏心、悦目、好听、好闻、好玩的需要；第七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表现欲、创造欲、成就感等等。 人的意念和思维，都是人脑的活动和功能。不过，意念是直观的、零碎的、稍纵即逝的。那些直观、零碎的意念必须通过概念进行反思、联想、判断、推理的功夫。才能变成理性的思维。从理性思维中还可以分析出知性思维，前者以是非、善恶、美丑为价值判断；后者以真伪和科学非科学为价值判断。 二、人的欲望、需求和情感是与生俱来，人人都有的本性，没有善恶、美丑之分。但是，人的欲望和情感却不能无倾向、无节制地发展和发泄。比如：爱和恨，是人的自然感情，但是，爱自己也爱他人，这是善；爱自己恨他人，这是恶，爱恶人恶行恨好人善行这是大恶。再如：喜欢美食、美衣、美屋、美色和追求幸福、快乐，这是正常人的合理欲望。不过，这种欲望要有限度，一是不能防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二是不能妨害他人的利益与合理需求；三是，要采用优美的形式和方法。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这是善；利己损人，损害社会，这是恶；用丑恶的形式和方法追求欲望、发泄感情，这是丑。认识欲望和情感发展和发泄的倾向和限度，判断是善是恶、是美是丑，都要靠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而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都不是先验的，不是人的天赋本性，而是人们经过教育和阅历、实践，使自己的主观功能认知、适应和同化客观事物的结果。 三、人的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都不是一次形成和永远不变的，而是有一个逐渐成长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就人的欲望和情感来说，婴儿只有饱、暖、呼吸、睡眠、排泄等生理需要，只能用哭和笑来宣泄喜和怒的情感；婴儿长大一点，有了恐惧的感情和追求安全、追求庇护的需要；再长大一点，才产生爱、恶、悲哀、羞耻的情感，才有了喜欢所爱的人和物，反感厌恶的人和物的好恶感，自尊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尊严感；继续成长，又有了求知欲、爱美欲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成功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至于性欲，虽然是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但却要到青春期才会觉醒和外现。 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它随着人的生理、心理机能的逐步成熟而循序渐进。瑞士儿童心理学家L.皮亚杰通过“临床法”发现：3 －8 岁的儿童思维的主要范畴可以表示为解释功能、混合功能和推理功能；7 、8 岁以上的儿童才会有同成人真正理解的谈话。不过，也有早熟的儿童，皮亚杰发现，有一个6 岁儿童提出了1000 多个问题。 第二：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既不是先验的“生而知之”，又不仅仅是外界环境造成的，而是人的心理机能同外界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人既要适应外界环境，又能同化外界环境，而且在适应和同化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完善或是自我扭曲、自我异化的作用。 第三：由于人们天赋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思维能力，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而人们所接触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影响有所不同，所以，人的素质有善恶之分、智愚之分、美丑之分。不仅不同的人有上述的差别，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兼具善性和恶性、明智和愚蠢、优美和丑恶的因素。所谓贤者、智者、美者，不过是善大于恶、智大于愚、美大于丑而已。 就一般人和一般情况来说，智和愚、善和恶、美和丑，是可以易位的。就特殊的人和特殊的情况来说，有些人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愚昧和丑陋，大多是先天素质决定的；不可改变的大奸大恶，大多是后天形成的。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经验的事实。天生的白痴、弱智和形体上的丑陋，是不能改变的。中国历史上的殷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海陵王、慈禧太后、袁世凯、汪精卫以至秦桧等等，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等等大奸大恶，都是至死不变，而且至死没有忏悔的。他们之所以至死不变，既有坚持反人道、反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至死不放弃生前的专制特权和淫威，也不放弃身后的威权和面子的因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大奸大恶是不适用的。孔子说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还是有道理的。 第四：人性，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塑造、不断发展和不断认知的过程。 德国的人类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论》中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永远是一个动态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它只存在于人类不断创造的辛勤劳动之中，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 我赞同恩斯特.卡西尔的上述观点。人必须不断地认识自我，塑造自我、改善自我、超越自我；同时又要不断地认识他人、认识人类，并且推进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改善、自我超越。就个别人来说，死亡是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的结束，盖棺就可以论定。就整个人类来说，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所以，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认识也难以有最后完成的时候。 三、人的善恶是怎样形成的？ 首先要确定一个善和恶的标准。 按照人类通行的道德准则：利己是人的本性；既利己又利人是人的善性；损人利己是人的恶性。那么，既利己又利他的善性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来自人类的同情心 在西方，亚当.斯密和休谟都提出同情心之说。他们认为：人和人是同类，所有人的形象和生理、心理结构都是相同的。人们之间心灵交感，情感相通，同类的喜、怒、哀、乐会引起自己的共鸣，他人的苦乐好像自己亲身感受到一样。亚当? 斯密把人类道德的起源归之于本能的同情心，他反对道德本源来自神或是理性，也不赞成休谟以效果的功利来判断道德。 亚当.斯密和休谟关于道德来源于人类的同情心的学说，同孔子“推己及人”的仁恕之道，是一致的。推己及人就是移位思维，把自己放在他人的地位上，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将心比心地忧他人之所忧，急他人之所急，受他人之所爱，恶他人之所恶。孔子用推己及人的移位思维法，得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结论。基督教的《圣经》，也用这种方法得出：“己所欲，施于人”的信条。可见，中外的人性和文化是相通的。 人类同情心的范围，随着人类社会化的进程而逐步扩大。最初，人们只能体悟到同自己命运相关、祸福与共的近亲。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增加，使同情心的范围，从近亲扩大到他人，正像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再向前发展，人类又把同情心扩展到一个民族、全体人类以至整个有生命的生物界。人类同情心扩展的过程，正是人类自身发展进化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从蒙昧到开化、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说，有无同情心和同情心的大小，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人们为了利己必须利他。 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个体的人，只有同他人一起，同整个社会一起去争取生存、自由和幸福，人能够得到个人的生存、自由和幸福。所以，人们为了利己也必须利他。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学者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中，把人类的利他行为分为两大类：无条件利他主义和有条件利他主义。对于无条件利他主义，威尔逊解释说：“在少数人可以升华成有自我牺牲行为并为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激情，是否源于千百年来由亲属关系植根于我们身上的遗传单位？”他还引证弥尔屯.戈登的一个结论：“人保卫他自己亲族的荣誉和利益，也就是保卫他自身。”对于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威尔逊解读说：利他行为是为了取得他人的回报。威尔逊的第一个观点，我们在蜜蜂、蚂蚁和其他动物身上就能够得到证明。威尔逊的第二个观点，我们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世界流行的格言中可以得到证实。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就说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也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人还把“积福行善”联系起来，就是说：对他人做善事，可以为自己积累福祉。还有什么“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等等。 我们找到了人的善性的来源、良心、良知，也就容易解释了。 人的道德约束力，一种来自外界，主要是法律和舆论；另一种来自内心，就是良心、良知。良心、良知，就是人们内心的道德监督者。法律的功能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最起码的行为规范，有许多管不到的地方；舆论的功能更为有限，舆论只对那些对舆论有所顾忌的人有效；而且，舆论还有许多无法探知的事情。 良心的基本特征是自律，就是用内化了的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同外在力量相比较，良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即使在一个道德沦丧和缺乏法治的社会，一个有良心的人也不会胡作非为。一个人要去做坏事甚至犯罪，不应归咎于他的欲望和大小，而应归咎于他的良心不以约束自己的欲望。进化论的创造者达尔文认为：良心是人类和动物之间一切差异中“最重要的差异”，“是人类所有属性中最为高尚的属性。” 人的良心是从那里来的？有了亚当.斯密和休谟的同情之说，良心、良知就容易解释了。 良心、良知，并不是天赋和神授的，而是来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感、情感互通的同情心。一般人都是有良心的，不过，由于人们的心理素质不同，良心对欲望的控制力、调节力也不一样。善良人妨碍他人的欲望也有萌动和滋长的时候，不过，他的自控力、自制力较强或者很强，他能够用良心去控制和战胜不道德、不合法的欲望。有些人在做坏事的时候，良心也曾经发现过，但是，良心没有战胜私欲的诱惑。还有一些人，做过坏事以后，良心才会发现，甚至临死的时候，才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些人，良心和约束力极弱，产生了人格障碍。最严重的人格障碍，是仇视人类、仇视社会、仇视文明的病态人格。这些人的良心和良知已经泯灭，处处同人类作对，同文明社会作对，不惜进行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罪恶活动。这种人就叫做灭绝人性，丧心病狂。当代的国家和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渗入骨髓，是不可救药的，只有坚决加以打击。 从以上情况看来，良心，是人类道德的底线。
世界农业文明史是非常重要的，关乎到人类的生存。与人类的进步。世界农业文明史。是人类的生存的基础。
中国传统人性假设：性善论（孟子）：人性本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人之所以会“为不善”，除了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由于个人对自身内在因有的善的规定性缺乏主动的内求与反省。孟子认为，善端需要不断培养才能启发人的“良知”，使人为“善”而不为“恶”，也就是说，只有重视人性善端的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像万物一样繁荣生长，如不加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消失。→仁爱管理性恶论（荀子）：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肯定性恶是人性所固有的本性。荀子从性恶论观点出发，强调管理者应对人的本能欲求进行严格管理，经过严格管理后的人性才能体现出善，人所谓的善良本性是管理者严格管理的结果，假若管理者放纵人的本能欲求行为时，人本性的恶就会表现出来。正因为人有恶的本性，所以要建立起管理制度，树立起管理权威。→制度管理人性可塑论（孔子、告子）：孔子认为，人所禀受的天性，本来是差不多的，没有多大差别，无所谓善恶，一经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了距离，不再相近了。他只是肯定地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对于孔子来说，希望通过习染后的人性是善的，这也正是他的“德治管理思想立论的依据”。→德治管理性善论强调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性恶论强调人之为人的自然属性，而人性可塑论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人性假设的上述三种主要理论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刻的过程。西方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最初思想来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描写，由管理学之父泰勒提炼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科学管理理论诞生之前，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稀缺程度以及对生产的贡献远不如土地。人与人之间存在极强的依赖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发展着，因而工人凭经验操作，工厂主凭感觉和经验进行管理。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和生产更加集中，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过去那种放任式管理与大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经济效率低下，物质财富不足导致人们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泰罗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建立起科学管理理论，以泰罗制为主体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科学开始代替经验。其后，法约尔、韦伯等古典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各自的管理理论中都自觉地遵守了这一人性假设。在他们看来：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机械，人的活动是有经济动机的，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在经济动机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如工人的劳动动机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工资，企业家办企业的动机是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双方都是看重利益的“经济人”。人性假设的确立直接导致了管理模式的巨大变化。与“经济人”假设相适应，古典管理模式体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管理效率至上，经济人假设认为劳资双方都是为自己私利而精打细算的理性人，他们之间的矛盾源于经济上的纷争，所需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二是形成了一批专业管理人才，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必须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这样就形成了一大批专业管理人才。三是确立了标准化的作业方式，理性化的组织结构以及集权制的领导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四是采取了包括工资激励在内的个体激励机制。从这四个特点来看，科学管理阶段管理的首要目的是提高效率，它的管理伦理核心理念是“客体至上的效率管理”。正是在对效率的狂热追求中，制度的专横忽略了人的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因素。随着社会物质文明不断丰富以及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这种客体至上的效率管理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协调、激励为特征的行为科学所取代。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假设：由于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只注重人的物质刺激，忽视人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只认识到了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一面。其人性假设的非科学性导致它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毫无办法。企业主感到单纯用科学管理己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思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人们开始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精神需要，单纯经济的刺激已不能激发人的最大潜能。梅奥深刻认识到了这种社会生活以及管理环境的变化，通过霍桑实验自觉地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这一假设一提出，就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无论是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还是将人假设为自我实现人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都将工人设想为有各种需求的社会人。他们将这一假设付诸管理实践的多个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行为科学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动机并不是人们唯一的主要动机，主导人们行为的也不仅仅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人性中还有情感、情绪等非理性的内容，而这些情感、情绪等方面的需要，只有当人们处于一个融洽的社会关系中才可能得到满足。行为科学理论极力提倡通过满足工人的安全、友情、受尊重及自我实现上的需要来提高工人的士气，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提高生产率。与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假设相适应的行为科学管理模式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是行为科学阶段为了满足工人的感情需求注重对“软件”的改善，如工作环境改善等。二是注重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三是注重对被管理者的团体激励。四是强调领导者不但要有技术技能，还要有培养人际关系的技能。五是反对专断的领导方式，主张参与式管理。“社会人”假设与自我实现人假设打开了人的社会性研究的大门，使人性第一次受到较大的尊重，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代表了一种“主体至上的管理哲学”。然而，行为科学作为科学管理的对峙，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行为科学把焦点集中于人的小群体特性，而不是自由的个人身上，把组织、群体提高到了淹没人的个体性的程度，使个体的创造力受到严重抑制，另一方面行为科学理论专注组织内部，没有认识到管理的权威与功能是存在于形势和环境之中。正是由于行为科学理论处在“缺少一种我们经济制度的大结构框架的观点，而正是在这种框架之中，这些关系才得以产生并具有意义”的状态，导致了“理性主义的复活”。复杂人假设：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行为科学家沙因提出。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沙因在对已有的人性假设做出划分后，针对管理中人性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了自己的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成许多类的，并且会随着人口发展阶段和整个生活处境而变化，由于需要与动机彼此作用，并组合成复杂的动机模式、价值观与目标，所以人们必须决定自己要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去理解人的激励。不会有在一切时间对所有人全部起作用的唯一正确的管理策略。“复杂人”假设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前人性假设的缺失，是在充分考虑了人性、工作性质、组织情境等管理过程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之后提出的一种权变和发展的人性假设，是较为全面而客观的人性假识。复杂人假设涵盖了“经济人”的财富欲，“社会人”的权利欲，“自我实现人”的发展欲，这种不拘泥一处的复杂假设使管理理论形成了形形色色流派，管理理论进入了“丛林阶段”。丛林阶段的管理理论既是对古典科学管理与行为科学的综合，又是顺应时代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行为科学暴露出固有的不足，因而丛林理论更多偏重于理性主义倾向。在各种理论中，无论是早期的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还是组织行为学、管理科学学派和权变理论以及其后的系统管理学派，它们都以系统方法作为自己的基础方法来研究管理问题，相信科学的手段、复杂的结构和周密的计划以及有效的控制等理性工具，同时又把人、技术、经济看成是组织的系统构成，强调理性、贬低直觉和热情，理性化、科学化和定量化是其主导。丛林阶段的各种管理模式虽然侧重理性，倒也并未抛弃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而把组织的目标与个人的目标结合起来，强调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但是却把人当作了实现目标的手段。总体而言，复杂人假设促使各种管理模式将人作为系统中活的因素来考虑，实现了管理主客体统一的系统管理形式，但人的个性并未真正在管理过程中体现出来，人的价值观、信念对人的行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具有极为相似的一面，都鲜明地指出了人性中自然属性的一面，主张采取的管理办法也极为相似，强调制度管理，强化指导和控制，强化监督和条件，用物质刺激工作，进行奖励。但不同的是，经济人假设没有对人作出善恶判断，而只是人的行为描述，而性恶论一开始就对人性进行道德判断。经济人假设是对被管理者自然属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工作以制度管理为主的对策和措施，是设定管理模式来适应人性假设;而性恶论是把对人性的研究直接运用于管理行为的选择上，重视“伪”，目的是使管理者塑造人性、影响人性。“性善论”存在简单认识人性的不足，它只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了物质利益对人的刺激作用。它与性恶论一样一开始就立足于对人性的表现作出善恶的价值判断，并把这种人性认识直接运用到管理者的行为选择上，要求管理者扩充内心的善而推行仁政。而社会人假设与自我实现人假设也存在过分否定经济物质刺激对人的激励作用，过分关注职工的情绪和完全归属的满足问题，它没有把职工看作具有价值观念、有思想的人，因而难以使职工树立正确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片面性。复杂人假设是沙因在对已有人性假设做出划分时自己提出的一个人性假设，复杂人假设的设定导致了形式多样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派，这些学派都是基于人性是个复杂系统。与复杂人假设可比较的是中国古代的“人性可塑论”，人性可塑论不同于性善论与性恶论，性善论与性恶论对于人性层面把握上前者侧重于道德属性，而后者侧重于心理属性。人性可塑论对两者兼而有之，人性其善恶分化取决于后天行为，因而需要“存心养性”和“化性起伪”，认为管理是塑造人性、成仁成圣的过程。在复杂人假设和人性可塑论看来，人性复杂，善恶有别，不可一概而论。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方法。要想取得好的管理效果，就必须灵活机动，针对不同的复杂环境、人员状况适宜地选择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复杂人假设注重在认识人性复杂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管理方法，操作性强;而人性可塑论强调管理对人的影响与塑造，在观念上具有指导意义。中西方人性假设的共同之处:第一，认识到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是确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与方法的重要前提。第二，对人性认识都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第三，都不局限于对人性认识本身，都以管理角度提出了方法、建议。中西人性假设的根本区别:西方人性假设是为管理理论作准备，具体的管理理论是为了适应某种人性假设，是适应论的人性观。而中国的人性假设是指导管理行为，目的在于塑造人性，是塑造论的人性观。中西人性假设的局限性:中国古代人性论都较为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自然属性，承认人的可教化性，坚持人性是可以塑造的，而西方人性假设更多地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中的认知因素部分。两者都只抓住了人性的某一个侧面并将其绝对化、抽象化，都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人性，虽然，荀子、梅奥都提出了“人能群”、“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观点，但由于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性主要是指合群性，强调人不能脱离社会共同体而独立生存，个人对群体具有依赖性，因而也是抽象的。上述中西人性假设从世界观上来说均是唯心主义、片面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这是我之前做的笔记，你稍稍整理一下，形成文字就可以了哦。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再次声明：这是我自己做的笔记，网上找不到的。字数问题的话你可以进行删减，那应该不是难事哦。希望对你有帮助。
考虑到学术论文、毕业论文以及公务员考试这些迫在眉睫的客观需求，已经大三的我选修了《应用文写作》这门课程。原以为只不过是为了学到这几种应用文体的写作方法，令我没想到的是，在苑汝杰老师的指导下，我所收获的远比预期要多得多。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知识上的不足可以靠各种渠道弥补，然而学习工作生涯的种种感悟，令人终身受益的人生哲理以及紧张的学习生活中点点轶事趣闻的调剂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当初刚刚接触应用文写作之时，我对这门课可谓毫无概念。从表面上看，教授内容较为单一，我想上课时也许会相当枯燥。可当我硬着头皮去听第一节课时，才发现我错了。在苑老师的带领下课堂气氛活跃，每个同学的积极性都很高。这是在许多必修课上都很难见到的。尤其是老师非常善于将许多我们感兴趣的东西穿插于教学当中，不仅趣味无穷，而且蕴含了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每每聆听，感慨颇多。 仅就课程所授知识本身而言，我圆满完成了预期的学习任务。在这个学期的应用文写作课程中，我们学习了各种应用文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格式。诚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诸如报告、请示、计划、总结等等文体，但当自己亲身体验写作时，自己便会不知从何下手了。而通过对《应用文写作》这门课程的学习，以后我再也不会望之空叹而不知所措了，而会非常有信心的将其完成。这个学期即将要完成的电力电子学术论文将会是我学习这门课程的第一次检验。而苑老师详细讲解的毕业论文写作也必将在大四时让我少走不少弯路。通过上课的认真听讲以及课下的积极练习，我已经基本掌握了他的写作模式和要求，我相信将来一定能完成一篇优秀的论文写作。而毕业之后，不管我选择读研深造还是考公务员，应用文写作的技巧都将成为我成功的一大助力。可以说，短短9堂课的学习将使我获益终生。 当然，目前我的写作水平还很一般。但相信经过仔细体会苑老师对于作业的审批和点评，以及自己的进一步练习之后，我的应用文写作水平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半年的《应用文写作》课程已经全部结束了，不论是应用文写作水平的提高，还是文化修养的提升都将对我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今后我将不断将这门课程所学应用到学习工作之中，不断巩固、完善直至最终达到如臂使指、信手拈来的程度。
齐鲁文化指古代齐鲁地区,也即今山东一带地区之文化。春秋时代,泰山以北地区为齐,是周朝功臣吕尚封侯之地,泰山以南为鲁,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侯之地。齐鲁地区依泰山而濒大海,向称海岱地区。远在石器时代,就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多源的中华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在春秋时代即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一些古代文化巨子,如孔丘、孟轲、管仲、墨翟、孙武、邹衍等都诞生在这里,不仅对齐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且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也有巨大贡献,尤其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设立,使儒、道、法、墨、名、兵、阴阳、纵横诸家争鸣于此地,融通荟萃于一堂,从而使得齐鲁文化具有博大、丰富、尚礼、崇儒的特点,齐鲁民风以“好文学”(《史记·儒林列传》),“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国语·齐语》)而闻名天下。 齐鲁文化旅游 齐鲁文化旅游,系指与齐鲁文化遗存(包括文化遗址、文物、遗迹、遗风、遗俗等)有直接关联的文化旅游活动。齐鲁最初是西周时期周武王分封的两处诸侯国,分别建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和奄(山东曲阜)。先秦时期,鲁是小国,辖地以今曲阜地区为中心;齐是大国,其疆域最大时,以临淄为中心,南至泰沂山区,北到渤海平原,西依黄河古道,东括山东半岛,包括今胶东、鲁中、鲁西北的大部。广义的齐鲁文化,包括先秦及秦汉以后山东以及河北中部、南部大行山以东地区、苏北部分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则指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共同创造的文化。关于齐、鲁两地的风俗民情,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写道:“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麻桑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鲁与齐较其他诸候国都更接近于周王室,因此受到周代礼制和文化的影响也更深。这种嫡系关系,应是后人把齐、鲁并称的最主要原因。当然,齐鲁还同时承继了夏商与东夷的文化传统。鲁祖周公旦封于商旧都奄地,得宝器、典籍,同时奏天子礼乐八佾,把周代的礼仪、典章、制度完整地转移到鲁国,并保有仅次于周天子的礼器法物和典册史籍。因此,鲁文化格外注重礼乐教化,其结果是诞生了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推出《论语》、《春秋》、《诗经》等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典籍。齐祖姜太公,与周公旦同为周朝勋戚,享有“武力征伐”的特权,除推行周王室的法律、典章、文化制度之外,重“举贤而上功”,其直接结果是承继周初王霸之威,鼎故革新,及至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又为战国七雄之一,诞生了诸如管仲、鲍叔牙、晏婴、孙膑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管子》一书,综论天下治理方略,则成为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齐鲁文化的兼融与合流,在先秦第二代思想家孟轲(鲁)和晏婴(齐)身上得到体现,那就是王权思想与礼乐政治并重以及仁爱民本的哲学。可以说,先秦时期的齐鲁文化,基本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成就,除孔孟管晏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著述,还有孙武与《孙子兵法》、墨翟与《墨子》、荀况与《荀子》、孙膑与《孙膑兵法》以及曾参、子思、扁鹊与《大学》、《中庸》等等,他们既是齐鲁文化又是华夏文化的杰出代表。总的来说,弘扬王道、平治天下的鲁文化理想与力兴霸业、一匡天下的齐文化,其追求是相贯通的,二者之间虽有凝重肃穆与功利通变的微别,而在总体上趋于融合,并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广泛包容百家,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形成与构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齐鲁文化的重要旅游地,有山东淄博市,这里有临淄齐国故城、桓公台、管仲墓、晏婴墓等;山东曲阜市,这里有少昊陵、孔府、孔庙、孔林、周公庙、鲁国故城等;山东邹县,这里有孟庙、孟府、孟林等;山东临沂市,这里有银雀山与金雀山汉墓群、沂南汉画像石墓等;山东莒县,这里有荀子墓、莒国故城等;山东泰安市,这里有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山岱庙等;山东青岛市,这里有道教名山崂山、海滨浴场、北朝石造像、海产博物馆等,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山东烟台市,这里有明代抗倭遗址,是著名的避暑城市;山东蓬莱县,这里因“蓬莱仙境”、“海市蜃楼”而闻名,始自先秦,历史悠久;山东济南市,这里有山东省博物馆、千佛山、七十二泉、大明湖、李清照纪念堂、辛稼轩纪念祠等。此外,齐鲁文化还反映在淳朴的民风民俗上,山东各地大都保存着典型的中华民族风俗传统。反映在歌舞传统上,仪式隆重的孔府乐舞带有先秦时代典雅的艺术风尚,以中、和、祗、庸、孝、友六德标准为舞蹈语言基础,以歌诗的字形字义赋予象征型的舞蹈语汇,使用的乐器有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古琴、古瑟、笙、排箫、洞箫、龙笛、篪、蘧、陶埙、梧、柷以及各类鼓等,集金、石、丝、竹、革、木、匏、土等古代八音之器;反映在戏曲艺术上,流传在山东境内的当代戏曲品种有柳子戏、大弦子戏、罗子戏、八仙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平调、东路梆子、枣梆、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柳琴戏、茂腔、柳腔、五音戏、东路肘鼓子、灯腔、两夹弦、北词两夹弦、一勾勾、哈哈腔、乱弹、吕剧、四平调、化装坠子、山东八角鼓、渔鼓戏、蓝关戏、王皮戏、京剧、评剧、皮影戏、傀儡戏等30多类,约占全国戏曲总数的1/10;反映在饮食上,鲁菜是各地方菜系中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在明清时代即自成体系,影响了整个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已被容纳、吸收到北京菜、天津菜、东北菜和华北菜中,成为这些菜系的基础和主要风味。齐鲁之地,还一向以生产名酒而著称,兰陵白酒、烟台葡萄酒、青岛啤酒以及近年来新开发的曲阜孔府家酒,均闻名世界,烟台和青岛都举办过国际性的大型酒节。齐鲁文化旅游,包括访古旅游、仿古旅游、艺术文化旅游、民间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专项活动。且均以现存齐鲁文化遗存为旅游重要景点。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通史（中外）经典（中国古代典籍）马列典籍、各门选修、公共外语、专业外语。
建议从西奥多罗斯福的 萝卜大棒政策入题 美国政府背后的财团利益 美国在战争中的 美洲的事物由美洲人来管理 以及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攫取与分离以及后来美国对中美洲小国事物的干涉 巴拿马运河 尼加拉瓜~
看不清，太模糊了
学术堂整理了15个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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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文化名镇——寨市旅游开发初探
2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
3 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变迁及演进趋势
4 高学术起点，入国际主流——谈《知识产权》杂志的历史责任
5 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的几个问题
6 浅谈高中历史教育在培养中学生人文素质中的作用
7 新课改下农村高中历史教学的困境及对策——对湖南省衡南县新课改的调查与反思
8 多维视野中的“身体转向”及其历史轨迹
9 国家应对犯罪策略转变的历史选择——解读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
10 我国商标评审法律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制度完善
11 论历史比较法中的规律与例外
12 美国商业管制司法政策的历史发展和启示
13 苏区精神历史地位探微
14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
15 汤黎路 把握历史方位提升工作能力
16 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制约因素
17 中国 *** 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探索
18 建党九十年来党的全球化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19 正确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
20 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理论超越的历史分析
希望对您有帮助。
提供几篇高中历史小论文（节选），供参考。
1。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
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 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
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 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
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
2。 [摘要]通常认为，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抹杀了近代历届中国 *** 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主动、积极的方面，作为史学研究，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和较为客观的理论来对中国近代史予以界定。
[关键词]鸦片战争，半殖民地，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外力影响的严重程度已使该国的独立地位受到重大影响，得这种影响的程度又没有使该国完全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
也就是说该国形式上有自己的 *** ，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受制于殖民者。 因此“半殖民地”概念所描述的状态是一个介于独立国家和完全殖民地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
对于独立的 *** 国家和完全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我们会毫不费力地找出一个分界点，但如何划出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就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半殖民地”是否具有起码的一些客观上量化的指标？ 一般认为，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已成为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定论。 各种近代史著作也是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来叙述历史事件，把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因素与“半殖民地”普遍联系，似乎只有与紧密相连才能说明清王朝的腐败、顽固、落后，才更能说明北洋军阀的倒退、卖国，才更能说明蒋介石南京国民 *** 的反动本质。
从而为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帝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半殖民地”等范式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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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 要 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 成效 ）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
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
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
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 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
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
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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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是撰写论文的开始，是开展史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好的选题可以使研究者少走弯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高论文的成功率。 选题的产生并不是靠拍脑袋可以拍出来的，它有一个实际的形成过程。
要在平时的学习中勤学多问，注意培养疑古精神，增强问题意识，才能在最后的论文写作时候选好选准自己的课题。任何研究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历史学的研究尤其如此。
所以在平时的学习中要注意知识的积累。积累知识并不等于说是要死记硬背大量的历史名词、事件过程等等，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陷入死读书，读死书的泥潭之中。
读书要有目的性，即围绕一定的知识点、兴奋点去读书，有目的有选择地积累知识。这就首先要学会在平时的读书学习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战后冷战历史感兴趣，就可以在平时读书中多留意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学会多问勤思，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并逐渐形成对某一课题的强烈兴趣，对之产生一种追根寻底的冲动，这样才能会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投身于喜爱的课题研究之中，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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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划分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1、 浅谈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 2、 浅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3、 何谓“封臣建国”。 4、 浅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性质、影响和意义。 5、 浅谈汉民族的形成史。 6、 浅谈古代西域经济文化。 7、 古代东北的民族兴起与衰落。 8、 古汉语“普通话”的变革。 9、 唐代的宗教文化。 10、古代民俗服饰的演变。 就先这些吧，也不是很少了，呵呵呵，要还有意见，那就把你的问题再细致点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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