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低保制度的毕业论文

农村低保制度的毕业论文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1]何晓星.论“一个国家，两种保障”[J].经济体制改革，2005，(4).

[2]刘锋.国务院明确：不得以农民进城务工为由收回承包地.

[3]陈颐.论“以土地换保障”[J].学海，2000，(3).

[4]曾详炎，王学先，唐长久.“土地换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J].晋阳学刊，2005，(6).

[5]董理.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探悉[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1，(5).

[6]王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模式构想 [J]. 专题讨论，2004，(6).

[7]孙雷，陈波翀.土地换保障：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 版)，2004，(9).

[8]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课题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方式的改变，导致相当多的老年夫妇和独居老人固守乡村，也使养老关系中的载体与对象发生了空间分离，养老的难度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收不高，生活质量较差。目前我县除部分留守老人享受低保外，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养老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子女贴补。据了解，老人的劳动主要是种地，但因子女不在身边，许多农活要请人，成本高，收入低，很多老人农忙时都舍不得花钱请人帮忙，致使劳动强度极大。随着孝道观念的不断淡化及子女在外务工谋生压力的加大，子女贴补缺乏稳定性，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更是少得可怜，因此，老年人生活相当俭朴。2、生活缺乏照顾，孙辈抚养负担重。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对农村留守老人而言都成为难题。同时，子女外出打工后，部分老人独居或配偶同居，大部分的老人与孙辈组成“隔代家庭”。还有不少留守老人的子女全部外出打工，仅留下老年父母及未成年的小孩，留守老人基本上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因此，老年人极害怕生病，害怕没有人照顾。很多老人都谈到“有子女在身边要安心得多，有个照应。”并且留守老人代为照顾的孙辈0—4个不等，负担极重。有的孙子年纪小，不能离身，给老人农作及家务劳动带来极大不便。3、隔代教育问题突出，心里压力较大。如果单从照顾孙辈的生活起居方面而言，只是增加老人的生活压力，增加劳动强度。但对小孩教育方面心理负担更重，主要因为农村老年人大多数识字不多，无法辅导小孩的学习，担心学习成绩差。特别是目前农村交通、通讯得到迅速改善，电视、网吧到处有，孩子在外的时间长，担心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老年人总觉得管理小孩力不从心。当孩子上中学后，由于相处时间大幅减少，孩子自控能力差，老人家庭管理鞭长莫及，这让老人极度担心却又无法监督管教。 4、家庭氛围缺失，精神生活单调。老年人口身体素质的下降和生理的自然老化，决定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并不仅仅需要经济保障，精神慰藉也同等重要。农村老年人过惯了苦日子，对物质生活往往没有过高的奢求，因此来自于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所必不可少的。据调查，子女外出后，电话就成为留守老人与子女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和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而实际上，有些老人连这样简单的基本精神慰藉都没有，有的子女一去就是多年却杳无音讯，有些老人甚至“不知子女是死是活”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农村留守老人大多过着 “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寂寞生活，缺乏家庭温暖，使他们倍感孤独。特别是独居老人感到有时候心里话没处诉说，有时间没法打发，很可能出现抑郁症状，觉得生活没有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高，留守老人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他们与外界的接触也相应地越来越少。除了看电视、聊天，老人基本上没有别的消遣方式，精神生活异常单调。5、医疗难问题突出，健康保障丞待加强。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常年患病的比率高达70%以上，许多人是多病缠身。由于子女务工带来的收入提高，加之新农合的实施，留守老人就医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留守老人也只是对于一般的小病可以治疗，普遍存在“生不起病、拿不起药”的情况。而且老年人发病往往具有突然性，家中无人或抢救不及时，可能会错过治疗时机，导致严重后果。对农村留守老人来说，“小病抗，大病拖”，已成了一种潜意识。农村留守老人除了存在上述这些主要问题外，留守老人家庭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目标；而缺少青壮年男子在家中，也很容易沦为弱势群体，造成利益受损。三、对策与建议综上所述，劳动力外流引起的家庭结构、居住距离的变化直接和间接地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导致老年人的代际支持特别是经济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同时引起了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留守老人的劳动、生活、精神以及抚养孙辈的负担。因此，为了适应这些变化，社会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一）坚持政策导向，着力构建良好环境。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和谐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亦如此。政策导向体现了一个价值观的导向问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站在人性化的角度，从提高生活质量、稳定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立足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乡村、和谐家庭，审视和对待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在经济布局上应尽可能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大力发展本地经济，充分发挥本地非农产业务工成本低以及打工、务农可以兼顾的优势，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这既缓解了农忙时节和农村公益事业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又可以缓解“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无人照管等社会问题。（二）坚持制度支撑，健全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村社会救助和农村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积极争取上级放宽条件，扩大农村低保比例，力争把符合条件的农村留守老人纳入低保范围，从经济上保证留守老年人达到基本生活水平。二是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由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老方式过渡。三是加大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做好宣传工作，扩大覆盖面，特别是力争把留守老人全部纳入新合疗范畴。如果财力允许，可以在中央、省财政补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切实地解决农民特别是留守老人“就医难、费用高”的问题。四是要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制度，给予进城农民工以市民待遇。在居住权、劳动保障权、子女教育权、医疗、福利等各方面给予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同等待遇，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彻底实现外出务工农民的身份和职业转变，促使农民工由“单飞式”转移向“挪窝式”转移，实现由暂时性转移向永久性转移方式的转变，尽可能减少留守老人的数量，让尽可能多的外出务工农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同时，各级应共同协调努力，妥善安排城市外来人员的子女上学问题，降低外来人员在城市生活的门槛和限制，从而减轻老人因为子女外出而产生的隔代照料负担。(三）坚持创新方式，夯实经济供养基础。 1、多方争取资金。农村老人（包括留守老人）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家庭关系和农村大局作出了积极重大的贡献，全社会都应当自觉承担他们的养老扶助责任。要坚持舆论宣传引导、政策推动、制度促进等方式，引导多方各界出钱出力，参与解决农村老人特别是留守老人养老资金问题，形成家庭、企业、社会、个人、政府等多方共同出力、踊跃分担的局面，确保妥善安排留守老人问题资金需要。 2、发展农村地方经济，加强社区经济“养老”的支持力度。社区是老年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社会支持过程的展演平台。社区对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一点要以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基础。村组应从各自的资源（并非仅指自然资源）状况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和集体经济。是那些不能下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及经济来源较少、较单一的留守老人们就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在村办企业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使老年人学会“自我保障”，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增强老人们的自信心，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提高物质保障。 3、增加农业创收，增强子女支付养老费用的能力。政府应立足于实际，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地探索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大力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民发家致富创造条件，提高农民收入，为养老奠定经济基础。 4、倡导男女平等地位，解决嫁女不养老问题。儿子和女儿在赡养老人、继承遗产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纠正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错误观念，适当明确女儿在养老中的责任与义务。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外嫁的女儿基本上不负担养老，但女儿的居住距离通常小于外出的儿子（一般女儿嫁在本县而儿子是在县外务工），更便于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因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四）坚持各方联动，营造社会养老氛围。针对留守老人的家庭照顾，要加大宣传强化子女对老人照顾的责任和义务，教育引导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充分履行自己在照料、教育子女方面的责任，切实减轻留守老人照看孙辈的负担。1、巩固家庭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仍然扮演和发挥养老的重要角色和作用。要继续采取多种方式，稳定家庭养老关系，完善家庭养老模式，使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养老的重要方式。 2、构架集中供养体系。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的发展，留守孤寡老人的增多，集中供养已成为农村养老发展的方向，因此构建健全的集中养老体系成为各地方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县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如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心敬老院，可集中供养500人，同时，配合各乡镇敬老院，目前已基本能解决我县农村孤寡留守老人养老问题。这样既可缓解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又可增加新的就业途径和岗位，还可以把一部分外出人员留在本地，实现多方得利共赢。3、重视农村基层社团组织的助老作用。通过老年人协会等社团组织加快建立志愿者队伍，实现与留守老人的互助。鼓励农村中的中青年人、健康的低龄老人、邻居等都可作为志愿者，在志愿者与需要照料的留守老人、留守老人的外流子女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系，形成社会助老养老的良好氛围。（五）坚持畅通渠道，搭建精神慰藉平台。电话是留守老人与子女联系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目前，我县电话普及率有所提高，农村大多数都是无线电话。但是这些还是完全不够的，社会、家庭都应当给予老人更多的关怀。1、积极推进农村通讯建设。农村通讯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农村电话的普及，为留守老人与外出子女之间的联系搭建平台，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积极联系协调电信、移动、联通等通讯部门，开发创建适合留守老人的资费服务产品，便于老人们沟通。2、加强活动场所建设。支持村委会集体建设，并充分发挥农村老年协会和老年活动室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此应当加大支持力度，加大投入，以保障其正常开展活动。老年协会作为农村基层社团组织，应该组织起老人开展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文艺活动、身体锻炼、育儿讲座等，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大力发挥村委会在解决留守老人养老问题重要作用，村委会可以充分整合利用闲置资产、闲置土地改建、扩建托老所，建立农村的公共事业服务阵地，为有托管需求留守老人困难人群提供托管服务。根据现有条件，可对乡村小学校等实现多功能开发，开办形式多样的留守老人活动中心、娱乐室。3、不断加强孝道宣传。教育外出务工人员尊重父母，时时与父母保持联系，大事与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见；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让老人无后顾之忧。“常回家看看”，记得挂念家庭，时常打电话回家了解父母的生活状况及身体状况，更好地敬老爱老。4、引导留守老人自我调节。要充分发挥农村留守老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如可以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村里的文化活动，参与邻里纠纷调节，担任村组经济发展参谋等，帮助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留守老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更新观念，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

这个选题还可以啊，关键是你怎么写好这个选题，多查些资料和实例，转型中的困难和前景等等。近年来，十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工作，坚持把建立和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十堰的大事来抓，不断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措施，初步建立了以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和灾民救助为基础，以医疗、临时救助为补充，以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的社会救助制度框架，城乡困难群众得到了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救助，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十堰市社会救助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1、农村低保实现从无到有制度化。全市农村低保工作起步于2007年，由定期定量救助整体过渡形成农村低保制度。初始保障人口万人，月人平补助30元。自2008年以来，全市连续三年扩大农村低保保障规模，并适时提高了补助水平。到2010年底，全市农村低保对象由万人扩大到万人，增长了倍，占全市农业总人口的10%；月人均补助由30元提高到62元；年资金发放总量由6400万元增至亿元，增长近3倍，基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常态制度化的低标准、广覆盖预期目标。 2、城市低保实现应保尽保规范化。全市城市低保制度从1997年开始启动建立，经多次扩面和清理工作，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自2008年以来，全市城市低保对象稳定在9万人左右，占非农业人口的10％；月均补助由117元提高到144元，增长23%；年资金发放总量由亿元增加到近亿元，增长28%。在低保金的管理和发放方面，建立了分类施保、临时物价补贴、补助金银行代发、补助标准自然增长等机制，基本实现了规范运行、动态管理的应保尽保。 3、五保供养实现集散结合标准化。全市纳入五保供养政策保障对象29103人，现有农村中心福利院174所，床位15349张，农村福利院集中供养15221人，集中供养率。对分散供养对象，采取居家供养、亲友寄养和签订供养协议等方式，使散居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较好照顾。同时，全市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财政补助标准，分别由2008年的每人每年1500元和1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年2100元和1600元，增幅分别达到40%和60%。2008年以来，全市累计发放五保供养资金亿元，基本实现了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按标施保。 4、医疗救助实现及时补缺人性化。全市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始建于2005年，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基本形成了一次性大病比例救助、门诊救助、资助参加居民医保、资助参加新农合和定点医院优惠减免的“五位一体”救助和服务体系。2008年以来，全市累计筹措城乡特困医疗救助资金亿元，发放8982万元，全额资助城乡低保对象、五保对象参保参合66万人次，参合参保率达到100%；实施门诊和住院医疗救助万人次；大病救助全面取消了病种限制，降低了起付线，城区救助封顶线已由初始年份的3000元提高到8000元，有效缓解了城乡困难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5、救灾减灾实现协同联动科学化。自2008年到2010年期间，全市共有万人次遭受各类自然灾害影响，紧急转移安置灾民万人次，倒塌房屋14061户38570间，农作物受灾万公顷，因灾直接经济损失59亿元。在开展减灾救灾工作中，全市不断加强救灾减灾体制、机制建设，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流程及预案，建成了一批救灾物资仓库，自然灾害应对能力逐年提高。三年来，全市累计筹措发放自然灾害救助资金亿元，对万人次的灾民实施了生活和医疗救济，恢复倒塌房屋38570间，实施危房改造工程3942户，有效保障了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和灾区社会稳定。6、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及时互动常态化。自2008年以来，全市坚持“文明救助、自愿救助、无偿救助”的原则，接待和劝导流浪乞讨人员28800人，实施生活救助和送返救助23360人。同时，加大了对流浪儿童和病患人员的救助保护力度，累计救助流浪未成年人3894人次，精神病人、危重病人和传染病人310人。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救助站）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即将竣工投入使用。 二、加强十堰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做法1、建制度，力促社会救助与时代发展同步。市委、市政府把建立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作为夯实社会救助工作前提基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依法行执的基本要求，及时研究和制定社会救助工作政策保障依据，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十堰市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全面加强新时期民政工作的意见》、《关于将符合条件的特困失地农民纳入城乡救助保障范围的通知》、《关于规范城乡贫困群众大病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十堰市市级城乡贫困群众临时<特别>救助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同时，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均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救助文件和管理制度，这些社会救助制度互通、互联、互补，构成一个有机的制度体系，编织了一张广覆盖、有效能的社会救助网络。 2、增投入，力促社会救助与民生需求合拍。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把增加资金投入作为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保障，最大限度满足救助对象的基本需求。2008—2010年，全市筹措社会救助资金总额 亿元，其中争取中央和省级补助达 亿元，占总量的86％，市县两级政府安排亿元，占总量的14%。其中2010年全市社会救助资金总量达亿元，比2008年亿元增幅40％。同时，2008年以来，市县两级政府连续四年把城乡低保（包括困难失地农民救助）、农村危房改造、农村福利院建设等工作，作为硬性指标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内容，公开向全市人民承诺，并逐一兑现落实，累计投入办实事资金4800余万元。 3、抓规范，力促社会救助与公平正义相伴。以规范管理促进社会救助结果的公正，切实提高救助对象保障质量。全市对申请农村和城市低保的对象，按照村（居）、乡镇（街道）、县级民政部门三级评审和村（居）、县级民政部门“两次公示”的程序进行，通过“入户调查、收入核实、民主评议”三个环节进行把关。对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对象，按照“本人自愿申请、村委会民主评议、乡镇审核、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的程序操作；对分散供养对象，发证到人，与监护人签订监护责任书，落实责任。同时，在对低保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施保基础上，通过建立限期保障制度、公益劳动制度、优先就业培训制度、低保对象常年公示制度，采取抽查制、举报制、电脑核准、入户调查等办法，加强对城乡低保的监管，确保了社会救助政策在落实中的公开透明和公平正义。如在城市低保工作方面，全市有9个县市区获省A级规范化管理荣誉称号。 4、促合作，力促社会救助与公共服务联动。在实施社会救助过程中，建立了民政、财政、审计、监察、银行等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的救助资金社会化发放机制，形成了“民政部门核定对象和补助标准，财政部门核拨资金，银行代发到人，审计、监察部门监督”的发放模式，实行低保对象专户专折，银行免收入户费，资金直达低保对象个人账户，提高了兑付实效。建立了卫生、教育、司法、劳动保障、扶贫、供电供水、慈善等部门多渠道、多领域的救助格局，有力缓解了困难群众的医疗、入学、住房等生产生活方面的经济负担，取得较好成效。三、推进十堰社会救助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1、补助水平偏低，城乡反差较大。从城乡低保补助水平上看，全市实际保障水平尚不足全省平均水平。全市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144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63元低19元，在全省17个市州中排名第11位；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62元，比全省平均水平66元低4元，在全省17个市州中排名第10位。同时，城乡保障水平差距较大。城市低保标准为每月280元，农村低保标准为每年800元，平均每月元，且只是参照标准，城乡低保标准相差倍。城市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144元，农村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仅62元，城乡低保对象补助相差倍。 2、筹资渠道单一，对上依赖较强。全市社会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中央和省的依赖程度较高，渠道单一，在挖掘社会资源、拓展筹资渠道方面明显不足，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尚未建立。以2010年为例，全市城市低保资金总量亿元，其中，中央和省政府补助资金达到亿元，占总量的90%。地方配套市、县两级配套1963万元，仅占资金总量的10%；全市农村低保资金总量亿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亿元，占总量的89%，地方配套资金1852万元，仅占总量的11%。同时，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下，因县级财政底子薄、财力弱，市级财政又无法给予补助，存在部分县级财政配套不足的情况，特别是在农村低保和五保方面较为突出。 3、救助设施欠缺，承载功能较弱。从农村福利院现状看，全市有农村福利院174所，床位 15349张，平均每所福利院只有 88张床位，全市五保对象平均集中供养率仅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由于部分福利院年久失修，设施陈旧，服务功能和承载能力严重不足，全市尚有部分对象愿意入院集中供养，但受福利院床位和服务设施限制，难以对其实施集中供养。同时，我市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近两年自然灾害呈现强度越来越大、频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损失越来越重的特点，备灾救灾任务艰巨而繁重。目前部分县市区避灾场所建设滞后，缺乏必需的救灾应急避难场所和临时安置点，且不同程度缺乏必要的应急物资、设备、器具等。 4、人员经费不足，服务能力较低。目前，全市乡镇（街办）一级从事民政工作的干部共有231人，而专职的仅有20人，社区（村）一级专职人员更是空缺。全市民政部门常年直接救助和服务的城乡社会救助对象达38余万人，平均每个乡镇（街办）专兼职民政干部，承担着直接服务1500人的工作量。同时，全市社会救助工作经费总量年平均仅有250万元，对38万直接服务的救助对象来说，年人平仅有6元，远不能满足在社会救助中调查摸底、建档立卡、材料报表打印、交通通讯等实际需要。由于人员经费紧张，造成社会救助服务功能和质量弱化。四、当前十堰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任务1、加大城乡低保一体化建设力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扣“改善和保障民生、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这一主线，从保障城乡困难居民基本生活的长远利益出发，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救助差距为目标，坚持“城乡通开、量力而行，城乡一体、应保尽保，制度整合、分类管理”的原则，十堰城区在茅箭区，各县市相应在“竹房城镇带”、“汉江生态经济带”区域内分别选择一个乡镇街办，加快推进城乡低保一体化试点工作。在今年试点基础上，利用3—5年时间，逐步搭建起完善的城乡低保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 2、加大城乡低保五保资金投入力度。一是通过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按照公共财政支出要求，加大城乡社会救助资金的投入。在加大向上争取力度的同时，按标准足额落实城乡低保、五保地方配套资金，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参与社会救助工作。同时，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二是逐年加大社会救助工作经费的投入，并对基层适当予以补助，以确保社会救助工作顺利推进。三是建立健全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自然增长机制，适时调整城乡低保标准，切实提高城乡救助对象补助水平，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满足救助对象基本需求。“十二五”期间，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年均增长20%，农村低保保障人口达到并保持在25万人左右，人均补助水平逐年提升并达到100元/月，并随着政府财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3、加大社会救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采取政府投入为主、单位包联帮建、社会各界和群众捐资帮扶等多种形式筹措资金，按计划、分阶段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农村乡镇福利院，增加床位设置，完善服务设施，争取通过3—5年努力，全面提升集中供养保障能力，使自愿集中供养率达到80%以上，使75％以上的乡镇中心福利院达到省级模范福利院标准。自2011年起，各县市每年至少改扩建福利院3所以上，使其逐步达到省模范福利院标准，各区确保辖区内五保对象自愿条件下全部入住福利院。同时，把避难场所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现有场所的维护管理，加注“避灾标识”，并在此基础上，加大资金投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新建一批避难场所。4、加大乡镇基层服务能力建设力度。全面落实省编办《关于加强乡镇民政组织建设有关意见》文件精神，在乡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加挂民政办公室牌子，并启用民政办公室印章，乡镇机关除现有1名民政助理外，再明确1人从事民政管理工作。同时，根据乡镇规模按照“以钱养事”的办法，设置公益性岗位1-3个（3万人以下设1个岗位，3-6万人的设2个岗位，6万人以上的设3个岗位），专职从事民政等社会救助工作。同时，不断改善办公条件，落实好基层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加强业务培训和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稳步发展，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5、加大社会救助规范管理力度。一是坚持“程序、阳光、制约”原则，健全制度，创新机制，全面推行社会救助规范化管理。在更高水平更高标准上谋划社会救助工作，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动态管理，应退尽退，规范运行，确保城乡低保、五保等工作公开、公正、透明、有序。二是按照“生活设施标准化、院容院貌田园化、内务管理宾馆化”的要求，加强福利院管理和服务。三是规范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工作。积极推进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居民医保的衔接、互动，完善和健全事前、事中、事后救助方式。简化和规范临时救助程序，做到标准适度、程序规范、手续齐备。四是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逐步健全综合协调机制，推进救灾减灾协调发展。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管理措施，使全市社会救助工作总体上达到制度健全完善、审批程序规范、操作阳光有序、服务管理优质、人民群众满意的目标。

农村低保制度,问题,对策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农村人口亿，占全国人口的。截至2006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有2148万人，低收人人群为3550万人。目前，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33个县(巾、区)初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509万农民享受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但农村实施“低保”制度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一、农村实施“低保”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认识上的误区。部分地区实际领取低保人数与省级转移支付核定的领取“低保”数量有很大偏差，这主要是认识上存在误区。2005年某些省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对领取低保人供养采取省级专项支付补助办法。由于各乡镇未认真执行农村低保的有关规定，领取低保对象的评定和发证工作没有正常开展，致使调查摸底人数偏少，影响其准确核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低保”工作的认识不足。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认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资金不足。所以，他们也不知所措。不少人认为，同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前者还拥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城市三无人员、下岗人员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所以，认为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多余的。认为钱多就多保一点，钱少就可少保一点，没钱就可不保。(二)“低保”对象的界定标准需规范。首先，在“低保”资格确认上，最大的问题是对收入缺乏有效的审核手段，或者隐性收人问题比较严重，难以货币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中粮食等实物收入占相当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其次，难以准确计算农民的个人收入。除农作物收成的季节性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等因素外，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由于我国在农村主要采用人工手段进行收入审核，反映在审查、审核“低保”对象时，对困难家庭的收入计算虽有统计部门提供的计算农村家庭收入办法，但实际计算时还比较困难；个别地方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问题，他们把年老父母与子女分开，单独由父母申请农村低保，而把法律规定由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三)县、乡负担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难以落实。很多地区虽然已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财政紧张。据凋查，部分县、乡政府的“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完全依赖财政投入。这是制约农村“低保”工作整体推进的一个关键问题。(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措施不健全。从对部分省市的凋查结果看，大部分地区只单纯注重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而相应的配套措施却不完善。在政策衔接方面，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冲突。如，山东省某农村地区将因超生造成生活贫困的农村居民排除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之外，这样虽然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但出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断层”的现象。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农村特困户的补助由村公益金解决。但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后，贫困对象的补助来源由村公益金扩大到乡镇财政。这样，就出现与国务院有关规定不一致的现象，二、对策(一)确定合理的经费筹集办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费筹集应有两种办法。一是地方各级财政与村集体经济按一定比例分担。二是由政府财政全部负担。后一种办法更切合实际。因为除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区外，中西部地区集体经济根本没有能力负担最低生活保障的经费。当然，第二种做法在沿海等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做到，在实施过程中两种办法可同时进行。中西部地区可实行第一种做法，沿海等比较发达的地区可实行第二种做法，这样可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二)增强低保人员的维权意识。农村享受“低保”的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或疾病伤残者，他们对“低保”制度不了解，大多是政府给多少就拿多少，没有维权意识。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不能停留在表面上，而应让领取人知道他们应领多少以及让他们明白领取“低保”是他们的权利，不是想给多少就给多少，从而增强他们对“低保”的维权意识。(三)科学的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各地应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测算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人均基本生活费支出和年人均消费水平。为使农村享受“低保”的人群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应随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调整。为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线标准在起步阶段要适当低一些，以后随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的变化及农村经济的不断进步而逐步调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既要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又要能防止保障标准过高而形成养懒汉的倾向。(四)建立健全农村“低保”制度的配套措施且与其它制度相衔接：一是积极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镇企业和组织农村劳务输出，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二是建立信息化服务体系，强化信息化管理手段。各级政府应在确保农村“低保”经费足额到位的同时，还应划拨足以保障农村“低保”信息化的网络设施和人员经费，从而建立起农村“低保”信息网络，努力提高农村“低保”服务效率和质量。与此同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其它制度应衔接，防止与其它制度的冲突和相悖。一是基层工作力量十分薄弱。全州大部分乡镇村没有专职的民政干部，即使有也是身兼数职，而且基层民政队伍变动也较频繁，前后衔接存在脱节，很难完成越来越繁重的社会救助工作任务。二是标准、对象的确定有随意性和不准确的问题。家庭生活状况差的，其低保的补助标准不一定高，家庭生活状况相对好的，其低保补助标准不一定低。造成这种现象，既有优亲厚友的原因，也有操作中工作人员能力、素质不高、对政策理解不透的问题，在核定收入、判断贫困程度及评审程序上不规范。三是保障比例小（窄范围）、保障标准低（低起步）。现行农村低保制度的设计与我州贫困面大、生活水平低的现状存在较大的现实差距，仍有大量的困难群体受资金的制约而无法纳入低保的范围。四是农村（特别是城市）低保边缘户救助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且对象难以确定。这部分对象生活水平处于低保线临界状态，按政策不能纳入低保范围，但家庭往往会因病、因学、因灾等情况导致深度贫困，而不能及时地纳入低保范围得到政府救助。五是农村低保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人为单位施保的现象。这是目前起步阶段的权宜之法，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财力的不断增强，应逐步予以解决，还是要按户施保。六是农村低保的动态管理问题很难实施。七是农村低保对象证件资料不完整，给低保对象办理低保审批手续时造成很大困难。如何结合我州的实际把这项惠民的德政工程进一步实施好，笔者认为，在当前贫困面大、保障人数多和地方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应突出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多形式、全方位、深层次宣传低保政策，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了解申请农村低保的条件和程序、家庭收入计算方法、所需的证件资料等。二是要掌握推进的原则。实施的初始阶段，在制度的设计中应坚持低标准起步、窄范围施救、逐步拓展的原则。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的增强，适时提高保障标准，适度扩大保障范围，从而逐步解决农村低保中现存的“以钱定人”、“低标准、窄范围”的问题，逐步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同时，能够通过农村五保、优抚、扶贫、灾民救助、移民救助和临时救助解决的问题，不要放到农村低保中来解决，以减轻农村低保的压力。农村低保与城市低保一样，应坚持属地管理、动态管理、分类施保和补差救助。三是要控制好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持有本地常住户口的农村特困居民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农村低保的广覆盖，让更多的农村特困人口享受到低保待遇，是实施农村低保制度的终极目标。但是，面对当前救助人数较多的实际，应先行保障因病、因残、年老体弱、缺乏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低下和生存条件恶劣等五种绝对贫困人口。在具体操作上应做好整体安排，合理计划，分阶段、分批次和分比例的保障方案，防止因盲目扩大保障范围而影响到农村低保制度的可持续运行。确定保障标准应根据地方财力和以保障基本生活为主，原则上应不低于国家公布的绝对贫困线。四是要推行管理上的规范化运作。民政部门负责核定审批保障对象、发放保障金和日常的管理工作，就要把个人申请、民主评议、乡（镇）核查、县级审批等工作程序规范起来，尤其要更多地注重村民民主评议和低保对象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考察与认定，形成既科学合理，又简便易行；既照章办事，又阳光操作的规范化管理模式。在资金的发放上可与财政建立的农民网对接，专款专用，封闭运行，推行社会化发放，实现资源共享，确保资金安全。五是要不断提高为民服务的质量。坚持以人为本，各级具体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多体谅群众的实际困难，主动上门为其办理各种必备的身份证、户口簿等证件资料，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六是要建立城乡低保工作管理机构。确保队伍的相对稳定，并根据业务量大小适度增加人员编制。同时按农村低保资金总量的一定比例安排低保工作经费。为推进城乡低保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农村保障制度论文的研究目标是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综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约为9亿。妥善解决广大农村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农村地区推广"低保"制度，体现了政府在积极承担更多的公共职能，但相应资源需求的扩张与地方财政困境之间也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农村"低保"任重而道远。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 当前农村贫困的现状与农村低保工作存在的问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也是能否尽快建立与完善农村保障制度的关键。 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义： 1、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解体，农村传统的以土地为基本手段的生活保障体系被削弱，农村的传统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养老、医疗问题以及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尽管1995年民政部为了帮助农村的贫困户解决衣食之忧，开始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但仍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是实施范围窄，覆盖面小，相当部分贫困居民得不到救济和补助;二是标准偏低，难以保障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三是民政部门的救济经费不足，根本满足不了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需要。所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尽快建立起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缓和改革中的社会矛盾。改革本身是经济利益在全社会的重新分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会受益，一部分人会受损;或者一部分人的受益高于另一部分人的受益。因此改革蕴含社会风险并形成对社会成员的压力。但是，全社会每一个人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显然弱势群体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较低，当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时，贫困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助于改善农村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生活，缓和社会矛盾，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尽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即农民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才有可能投保参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农村全体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的保障，不仅经济发达地区需要，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需要。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其它各项制度都不能直接、及时、最大限度地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惟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做到这点。因此，尽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各项制度都很重要，都需建立起来，但相比而言，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1] 我国农村扶贫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解决普遍贫困的阶段，把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亿减少到1985年的亿;第二是区域性的开发式扶贫阶段，其目标是通过政府努力，直接投资于具体的开发性项目，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地区经济增长，增强贫困人曰的"造血"能力，实现减贫的目标。特别是通过"八七"攻坚计划，在上个世纪末贫困人口减少到了3000万。在目前遗留下的2820万贫困人口中，约1/5为五保户，1/3强为残疾人口，超过1/4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这意味着，现有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严重边缘化，用传统的区域开发的方式进行扶贫已经不能奏效。 鉴于与20世纪相比，农村贫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以普遍的增长为目标扶贫方式已经不适用于这些边缘化的贫困人口。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但也扩大了收入差距，只有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平均增长率。其次，区域性开发式扶贫的效果也日益减弱。2001-2002年年均扶贫投入分别为"八五"和"九五"时期的倍和2倍，而每年减贫的效果不到这两个时期的一半和1/3。每年人约300亿元的扶贫资金主要投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这些县所覆盖的贫困人口不到62%, 因此，针对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迫切需要一种比区域性扶贫战略更加精确的瞄准机制，以及比开发性扶贫更加直接的救助方式，来帮助他们脱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为此，农村"低保"是最适宜的制度选择。 农村贫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国的农村贫困，不单是农民收入低、县乡财政底子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它还包含了农民现有知识和文化的短缺、法制信息的闭塞、教育和科学的落后、卫生和保障的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即人文贫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给人文贫困所下定义为：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1、从收入上分析。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1997年的1: 2. 47扩大到2003年的1: 。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超过5%，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目前，7亿多农村居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仅为，而不到全国人口40%的城镇人口却占有全国60%以上的消费品市场。持续较长时间的农村市场低迷，消费不振，事实上已经构成我国经济整体运行质量提高的重要制约 2、缺乏金融支持已成为农村发展的制约瓶颈。(1)自1978年到2001年，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从151亿元增加到1516亿元，年均增长；同期，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下降到8%。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扣除农、林、水等行政部门的事业费用后，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已所剩无几。(2)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都是存多贷少，金融机构就像水泵一样，把农村聚集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抽取到非农部门，致使本来干涸的农村市场存贷倒差突出，发展生产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近几年，在全社会贷款余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比重一直分别只占5%左右。1998年-2002年，全国银行系统存贷差导致农村资金外流达3000亿元。 3、从公共产品在城乡的分配来看。(1)从总体上比较，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有20年以上的巨大发展差距。我国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2/5,却要交纳比其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多得多的税收，农村贫困和非贫困人口来自国家或集体的转移收入分别占收入来源的和。然而，相比之下，城镇居民则长期享受国家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并直接得到各类财政补贴。(2)农村教育投资占全社会教育投资总量的23%，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农村的知识贫困。 (3)农村卫生方面的状况也不乐观。农村卫生投资占全国卫生投资总量的15%。据有关部门对湖北、江苏、广东三省的农户典型调查，"因病致贫"占贫困户的比例高达30%。(4)农村获得信息的渠道极其狭窄。就全国来看，目前网络用户中只有的用户是农民。 4、社会保险在农村的匮乏。到2001年底，全国有5462万农村居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占全部农村居民的；以四川省为例，截止2003年底，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有万人，占全省农村居民的18-86%。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也刚刚起步，失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接近于零。 5、土地产权残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国家可以依法对土地进行征用，即土地市场被政府垄断，而垄断所得的"超额利润"，农民则得之甚少。由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加之农业比较效益低，导致土地粗放经营、掠夺性经营乃至撂荒现象频频出现。据四川省的典型调查显示，农地撂荒比重已达到10%左右。 6、从社会政治地位上分析。农民与城镇居民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普遍面临组织化程度低，保护利益弱等突出矛盾。近一亿的农民工更是生活在城市边缘，低收入、低福利、被拖欠工资、超强度劳动、无安全保障、不签定劳动合同等利益被侵犯现象相当普遍。特别是收入问题和社会歧视以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日益严重。 7、扶贫资金力度虽大，但收效甚微。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减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1978- 1999年，农村贫困人口由 亿人减少到3412万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在扶贫资金和扶贫人力方面，均加大了农村扶贫的力度，但减贫的效果却不甚明显。[3] 在农村，传统的社会救济是对农村"五保户"、特困户实行不定期、不定量的临时救济，这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困难，但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随意、临时性。特别是对优抚对象的老弱病残和无劳动能力的人，一年一度的年关临时送温暖难以解决他们长期生活困难的问题。记者从福建省民政厅了解到，全省农村低保实施半年多来，出现三大不容忽视的问题。 1、农村家庭收入具体计算办法尚需规范。各地反映在审查、审核低保对象时，对困难家庭的收入计算虽有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农村家庭收入办法，但在实际执行时把握和确切计算还有难度；个别地方还存在人户分离，把年老父母与子女分开，单独由父母申请农村低保，而把法律规定由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 2、省级转移支付核定的五保户数量与部分地方实际"五保户"人数有偏差。去年福建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对五保户供养采取省级专项支付补助办法。由于多年来各乡镇未认真执行国务院颁发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五保对象的评定和发证工作没有正常开展，致使调查摸底人数偏少，影响了五保户的准确核定。 3、县、乡(镇)负担资金能否持之以恒按时足额到位，还有待今后加强督促。这次调查了解，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县、乡负担的保障金，仍有部分地方可能难落实。[4] 目前，农村低保工作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认识上的误区。①德政工程论。目前包括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许多人对低保工作的法制性认识不足，认为低保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现行的工作方式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随意性较大，钱多了就多保一点，钱少了就少保一点，因钱定人。②经济决定论。也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认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资金不足，所以爱莫能助。就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言，经济和资金实力的确是一个重要条件，但绝不是决定因素。③城市优先于农村论。不少人认为，同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最起码还拥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城市三无人员、下岗人员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因此，城市低保工作比农村低保工作更迫切、更重要。在实践中重视城市低保工作，忽视和轻视农村低保工作 2、农村低保对象界定标准上的困难。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人有其自身特点，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难：第一，收入难以货币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中粮食等实物收入占相当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第二，收入的不稳定性。除农作物收成的季节性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等因素外，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第三，由于农村养老金制度远未普及，那些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口其生活、就医、子女求学等方面的困难加大。 3、低保资金难以落实到位。主观层面上，部分基层政府部门对农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资金的挤占挪用；客观层面上，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完全依赖财政投入。不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收支状况尚属"吃饭财政"，依靠财政解决城市低保问题已勉为其难，对面更广、量更大的农村低保工作，供需矛盾突出、资金缺口难以弥补，这是制约农村低保工作整体推进的一个客观问题。 4、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形势的变迁。在户籍制度放开、人口流动频繁的新形势下，农村低保工作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地相对分散，而基层民政部门人员配备较少，由乡村两级逐一调查核实的工作量较大。[5] 在当前，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偏远山区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正常劳动力家庭、在正常的年份所获收入都只能勉强维系基本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家中有人生病、有孩子上学，那就会入不敷出，生活艰难；如果是五保户、残疾人家庭，则常年生活得不到有效保证。虽然地方上会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但是每个月几十元对当前的物价水平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很多农村特困家庭经常借米下锅。 因此，在城市低保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建议有关部门把农村五保户、特困群众纳入低保范畴，扩大覆盖面、提高标准额：对五保户最好能办理农转非户口，实行集中供养，执行城镇的低保标准；对特困群众则依据困难情况，由财政拨付专项资金，给予适当的定向补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确保他们的基本生产、生活。也许有些地方要说财政困难啊，没有钱啊等等。事实上，很多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们如果能少开几次兴师动众的大会、少买些高标准豪华轿车、少进几次宾馆娱乐场所，这点钱还会省不出来？关键是领导同志们心目中有没有装着老百姓的利益，有没有把百姓的冷暖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6] 二、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讨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很多地方的城市都对生活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低保制度却忽视了农村的特困群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是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农民国民待遇的重要举措。 1、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殊性，加之受各种因素影响，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极为缓慢，有的甚至呈现负增长。而我国其他非农行业近几年都发展迅猛，由此导致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也因此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而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适当增加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缓解社会矛盾将发挥积极作用。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发达国家经验证明，要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的是城镇人口，这是不够全面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及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同时农业由于受科技落后、种植模式和管理模式落后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不利位置。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保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适应市场，就显得尤为迫切。 3、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符合利益对等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举措。从农民角度看，他们不仅上缴农业税以及名目繁多的费直接为国家财政做出贡献，而且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间接为国家积累大量财政资金，且这种积累方式目前还在持续。按照利益对等原则，政府以财政资金向社会提供服务及公共产品，作为这些服务及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应该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税费的农民。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政府向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与城镇居民一样，农民也应该享受社会保障服务。结合我国各级财政实际状况，目前应先建立农村人口低保制度为宜。[7] 第二种观点认为，具有最低生活保障作用的土地保障功能日趋弱化。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土地在充当农业家庭经营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成为包括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人口在内的全体农村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托。这也是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持反对观点的主要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农村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出现日趋弱化的态势。主要原因是：(1)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的走势，农民得自于土地的经营性收入大幅下降。 (2)农村土地的税费负担过重。以1999年为例，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增加，但人均农业各税却增加了。日趋沉重的税费负担，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视土地为包袱，出现严重的土地"抛荒"或无偿转让现象。(3)根据现行土地政策，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而不能凭借出售土地的收入来为自己提供保障，因而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主要体现于就业保障，即保障自己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然而一旦农民由年老或其他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保障功能将随之消失。[8] 第三种观点认为，能否在农村真正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难点在于资金的筹措。资金缺乏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关键原因。原则上这部分资金应该来自于财政，通过各级政府来筹措，因为开办社会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立意。我国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够普遍建立起来，关键就在于政府的全力支持，并在资金上给予保证。但是这种主要靠政府、靠各级财政筹措资金的办法，在经济条件尚好的地方才有可能维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靠各级财政筹措资金难度很大，这直接影响到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征收社会保障税，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专项基金。 征收社会保障税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且这种税已成为仅次于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类，在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我国实际看，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必要和可行的。[9] 第四种观点认为，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2820万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他们认为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比开发扶贫投入少，而且更见效。 这份题为《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指出，中国政府从1986年以来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开发性扶贫计划。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亿减少到2002年底的2820万。剩下的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或最终需要搬迁移民的。剩下的未获温饱人口中，有相当大部分也是患有长期慢性疾病或体弱多病失去正常劳动能力的。对这几部分人口继续沿用开发性扶贫方式，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基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出现的新形势和特点，中国应该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村未得温饱人口的贫困问题，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具备这样的财力与能力。 第一，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2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的农村人口为2820万人，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531元。如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确定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径计算，这仅需要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的％。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 第二，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人均627元）是根据满足普通农村人口的最低生存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费需要制定的，食物支出部分占全部支出83％。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来看，农民人均收入达到这一标准，平均来说，应该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水平。这一标准低于人均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最低保障线也往往是低于国际贫困线的。 第三，由于各地的物价水平与相对生活水平不同，627元的最低标准，对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于部分中部地区来说是低了一些。在具体发放农村低保时，中央财政可按统一标准向各地支付低保资金。而各地可根据地方的财力与具体情况调高本地的农村低保标准。 "建议书"认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不意味着当前的开发式扶贫工作可以放松。事实上，以人均收入1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衡量，除了这2820万人之外，中国还有约6000万纯收入介于627到869元的低收入人群。他们刚刚跨过温饱线，极易返贫。但是与上述的2820万人不一样，这部分人是有生产能力的，开发式的扶贫方式对他们更为适宜。[1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保障待遇"上，农村"低保"标准应由县级市、区民政部门会同农村工作、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每年由民政部门提出保底指导标准。标准的确定和调整，还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当地农村年人均实际生活水平；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费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对于同一地区的"低保"对象，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不同待遇"。如把"低保"农民分为"失地农民"和"非失地农民"，给予不同的"低保"资金。土地实际上一直承担着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拥有土地的农民在土地上尚有一定的收入，而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生活来源。所以对两者的"低保"资金也要制定不同的标准。 从工作发展情况看，经济较发达地区条件比较成熟，已基本建立起了标准、办法有别的农村"低保"。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社会救济任务繁重和地方财政困难等因素，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难度相对较大。农村'低保'资金筹措多是由县(市区)、乡(镇)、村(居)按比例承担。但县、乡财政紧张，村级财政没有稳定的来源。因此，农村"低保"大面积推广，还存在不少难题。 新出台的政策应将享受"低保"视为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政府对他们的一种施舍，不得设定各种附加"条件"和"义务"，让更多的困难群体有尊严有保障地拿到"活命钱"。[11] 第六种观点认为，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键环节。表面上看，农村有8亿人口，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在财力上会承受不起。这也是很多人对农村建"低保"持消极态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只要标准适宜，操作得当，建立农村"低保"的财政负担并不重，在财力上是可行的。 目前，每年中央扶贫资金总量超过300亿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100亿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扶贫的财政资金每年近140亿元。如果这些资金用于建立"低保"，甚至可以把"低保"标准提高到目前的绝对贫困线之上。此外，目前民政部门每年支出近亿元，已经在为2289万农村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会救济，而这些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与贫困人口重合的。将现行的农村社会救济与新建立的全面"低保"制度统筹起来，财政上的负担可以进一步减轻。另外，由于实际支付的低保资金是补足家庭人均收入和贫困线之间的差额部分，因此，实际的支付数额将低于按贫困线支付的数额。 每年需要投入的财政资金和资金所能覆盖的贫困人口。在财政投入和城市低保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低保制度解决现有的农村贫困问题。很显然，如果降低低保标准，仅仅利用现有的公共扶贫资源，就可以覆盖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对现有扶持农村脆弱群体的公共资源进行结构调整，而不会对财政资金的总量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政策的延续性角度出发，应该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作是现有的专项扶贫计划的延伸和完善，是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化的过程。由于改变以往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会提高社会救助的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将以前的扶贫资金，尤其是扶贫资金中财政投入的部分，转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不仅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建立农村社会救助的长效机制。[12] 第七种观点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进一步强化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与社会保险制度强调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不同，社会救济制度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甚至生存。因此，国家对于社会救助对象要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性制度的职责。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包括五保户制度、救灾救济、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等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际通行的普遍化的社会救济制度，也是发挥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当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继续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政策，使农村贫困人口既真正得到救助，又有利于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其次，政府有责任强制性推动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医疗保障是目前广大农民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政府有责任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大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以保大病为重点，并兼顾公共卫生保健。再次，在完善家庭保障的基础上适当扶持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发展。同时，还可以考虑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赋予农村土地"永佃权"，使地租成为农村老年人口的重要收入来源。[13] 三、对策建议 在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而国家财政目前又无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将城乡低保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1.选题是依据和意义： ①本文将以北京农村老年人口为背景，分析和研究北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和问题，并以此提出一些建议和发展的对策。②针对北京农村养老保险的制度的完善方案对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实践工作水平有很大帮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北京经济发展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2.研究内容 ①在写作过程中以北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中心，综合应用所学的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对北京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理论有了深刻是认识和研究。作为一名来自北京农村的学生，更有义务了解北京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完善北京农村养老保险的设想和建议。注意收集和整理北京农村养老保险方面的资料，完善北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②确定论文题目和方向，收集整理相关资料。了解北京农村养老保险的制度中问题，了解具体实例情况并加以论述。

一、社会保障是一项基本权力社会保障建设涉及到社会公平，讲究和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不但反映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的运行秩序，还应包括支撑市场经济体系的法人、自然人的公平。在市场经济社会，社会保障应是法定的基本保障，所有公民都应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农民是我国人口的最大部分，农村和农业问题是国家最大最严重的问题，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国家的积极行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不应“缺位”。二、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在我国，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的不合理，使农民长期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这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目前，城市已经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远滞后于现实需要，农民实际上是游离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群体。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居民在承担社会保障费用和能力上产生重大差别，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举步维艰，从而加剧了城乡社会保障的不公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率从1995年2�8提高到2003年3�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还没有包括公费医疗、中小学财政大量补贴、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大量政府转移支付。调查结果还显示，虽然全国收入差距并不是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恶化，但全国高收入人群主要来自城镇也是不争的事实。相对于1995年，农村高收入人群组在全国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1995—2002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从36%明显上升到43%，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了8�2%，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4%，前者增长是后者的2�5倍，两者收入差距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90%以上，而农村只有2�4%。实行承包制后，全国95%的农村已没有合作医疗。直至2002年底，全国8亿农民中，只有404万农民享受了农村低保。这种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差距，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然，上述现状表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同是一国国民，待遇却不一样、不平等，对比强烈，已经严重影响到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到社会稳定。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在所有问题中，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举足轻重。在统筹规划国家、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时，应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实现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居民的平等权。由此，尽快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级负责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框架，切实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三、增强执政能力促进和谐社会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国力日益增强，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一定条件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事业。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将农民全部涵盖于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下，实行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还有很长的艰苦历程，而确定这个目标努力往前走是必然的。现阶段，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是依据现实条件，有选择有重点地展开，分步走，先解决亟需面对的困难。考虑到我国综合国力和财力，建议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从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开始。第一，尽快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法规。这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功能就是稳定农村社会和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缓和农村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能依法有序地进行，为农村人口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第二，多渠道筹措农村统筹基金及养老基金。建议基金来源分为五个方面：1.国家出大头。即从每年的GDP中拿出一定比例。国家投入部分要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范畴，明确规定此项经费应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相应地以法律条文形式将其规范化、基金化，使基金在国家的支持下，具有固定来源和稳定增长的机制。国家出资所起的作用是基础作用，体现了农村社会保障以国家为后盾的坚实基础，又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体现了互助共济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2.地方政府拨一点。根据地方财力具体制定一定比例，在每年地方财政预算中做出安排。根据地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资部分相应地按实际拨付。3.社会捐助一点。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侨乡，可有所侧重地接受企业家、侨胞捐助。4.农民自己出一点。5.划转农民进城务工由企业与农民工所交纳的那部分社保费。虽然各个途径筹措资金所占比例不同，但政府应采取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全社会各方面亦予以关注参与，从而将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带入实质性运行轨道，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存状况，使城乡更加协调发展。第三，对农村统筹基金及养老基金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及使用。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地方政府和机构确实存在着无序用钱现象，如征地款、水利款、城市的社保基金挪作他用的现象时有发生。为避免农村统筹基金及养老基金管理出现被挪作他用，必须从建立初始就相应建立一套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办法，以专门法规或条例形式加以确定，作到有据可查，有法可依。1.基金以县一级为单位，按属地原则建立和管理基金。基金实行经办机构专门管理，经办机构应具有国家确认的独立的法律资格和专业管理的法律地位，即具有独立人格的事业单位法人。2.将筹集到的基金转入所在地银行，建立基金专户，专项储存，以保障基金的完整和安全。3.基金不以现金形式经受益人之手，而是直接打入专门账户。4.基金不受其他政府机构的管理和干涉，更不能以任何形式和借口挪作他用。5.在保障基金保值的前提下，政府可综合发挥组织协调优势，在充分论证评估的基础上，指导基金管理机构积累部分基金对国家重大项目、地方经济效益显著项目进行投资，使基金发挥更大的造血功能。6.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完善的支付条款，对基金支付的范围及补偿标准做出规定。我认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战略意义。它有利于我们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严峻挑战，化解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多元，即在一个社会里，各种利益群体的诉求都能得到充分表述和尊重，各自的利益能得到适当的协调。只有在这样的局面中，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社会的和谐，也只有这样的和谐社会才能稳定、发展和进步。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什么1、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1）完善企业基本养老制度；（2）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将企业下岗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并入失业保险体系；（3）在基本医疗保险上完成“三同步改革”；（4）建立健全职工工伤和生育保险；（5）以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的办法，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6）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保障为主，但应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第三条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主要有什么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主要有：1、保障权利公平。公民享受教育、健康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2、保障机会公平。任何社会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都应被覆盖在社会保障范围内，均等地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3、维护规则公平。一视同仁，既不能对弱势群体歧视，又不能对特权阶层倾斜；4、调节分配公平。社会保障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进行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差别，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

安徽省低保制度研究论文

新农村建设以来 我国农村的人均生产生活上有拉很大提高，新型的农村医疗合作社发展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但这也仅仅是部分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仍有很多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处于一个低水平的运作状态。具体表现如下：：1 据资料显示：与城市相比，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相对低下。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30亿元，其中，用于城市人口的977亿元，占全国的89%，而用于农村人口的仅126亿元，占11%。城市人均社会保险费413元，农村人均才14元，前者是后者的30倍。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只享有全国社会保障资金的11%。2003年，据最新统计，全国社会保障支出总数约为1300亿元。和1990年相比，相差200亿元，就算把这两百亿全部放入农村的社会保障中，和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 2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项目有：社会救济（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灾民救助）、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优抚安置、社会福利和社会互助等项目。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以社会保险为主，养老、医疗保险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医疗保险是指当人们生病或受到伤害后，由国家或社会给予的一种物质帮助，即提供医疗服务或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而养老保险则是指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但社会保障基金调剂的范围却是相当有限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来提供，这就使农民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个人和家庭来负担。如果这个家庭的经济收入非常有限，一旦有家庭成员生病，严重的便不再治疗。像这样的情况，在我国的农村是很普遍的。 当然也有部分地区成立了新型的农村医疗合作社，这种合作的方式在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农民利益得到了保障。但是，像这样的合作社在中国农村还没有普及，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还得不到解决。地区之间的差异表现在：东部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水平高，范围也广，而相对的西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保障水平就较低了。 3（三）社会参与程度不高 农民在参与社会保障时的积极性不高。其原因：一是农民自身的经济原因，二是政府的支持方面。我们的调查中，在医疗、养老方面，农民不是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而是部分农村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没有条件去投保。还有部分即使是投保了，档次也是较低的，时间也较短。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迫使他们无力承担叫高的投保资金。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影响。在事业保险方面，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所规定的保险范围，只包括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员。但是在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劳动力剩余严重，大部分失业或无业人员都在农村，而这部分人的失业保险却无法满足。政策的倾斜性使农民的利益的不到保障。在社会救助方面，国家也投资了大量的资金（1990—1999年，共投入了亿元），但由于农村所需要救助的人数太多，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就少了。所以国家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民队伍，那也是杯水车薪。 4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匮乏 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参保农户自己集资，另外便是政府的财政拨款。由于农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参保的集资数目就十分有限了，主要还是要靠政府财政支持。但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基数过大，政府财力有限，仅仅靠财政拨款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一部分社会投资，主要是来自企业单位投资。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本身就很困难，再鼓励他们进行当地农村社会保障的投资，这种可能性也较小。对于城市大众型企业，没有政府政策上的支持，自愿投身于这种公益事业的就更少了。资金的严重缺乏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进。 农村社会保障各个项目的建设（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社会互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事实上，广大农民的要求也不高，他们的基本愿望就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只有保证农村的社会稳定，才能推动新农村建设，也才能促使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与社会的稳定。基于以上几个问题，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强化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基础 （二）推广以互助合作形式为主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三）拓宽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渠道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根据这一精神，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四条中增加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反映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概念、构成和重要作用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对社会成员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受灾害、生活困难等情况时，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 (一)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在劳动者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其他原因中断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或者劳动收入减少时，给予经济补助，使他们能够享有基本生活条件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从社会保险的项目内容看，它是以经济保障为前提的。一切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不论其是否完善，都具有强制性、社会性和福利性这三个特点。按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社会保险项目分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者或者遭受灾害的生活困难者提供无偿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从历史发展看，社会救济先于社会保险。早在1536年，法国就通过立法要求在教区进行贫民登记，以维持贫民的基本生活需求。1601年，英国制定了济贫法，规定对贫民进行救济。中国古代的“义仓”也是一种救济制度。这些都是初级形式的社会救济制度。维持最低水平的基本生活是社会救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社会救济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支出和社会捐赠。 (三)社会福利 广义的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提供的福利津贴、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总称。狭义的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向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人群提供的必要的生活保障。 (四)优抚安置 优抚安置，是指国家对从事特殊工作者及其家属，如军人及其亲属予以优待、抚恤、安置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优抚安置的对象主要是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残疾军人及其家属；优抚安置的内容主要包括提供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举办军人疗养院、光荣院，安置复员退伍军人等。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直接关系到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系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稳定发展的大局。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这方面的法制是否完备，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公开、公平竞争的经济，实行优胜劣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劳动者被迫退出或者暂时退出劳动岗位，带来本人及其家庭经济和生活的困难，需要国家提供生活保障。社会成员在年老、体弱、疾病、伤残、遭遇灾害等情况下，也需要国家提供物质帮助或者给予救济，以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市场经济还要求劳动力能够合理流动。为了免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社会保障制度还是调控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资金是通过国家立法由劳动者、企业、国家按法定比例筹集的。当经济发展、劳动者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就会减少，从而减少社会需求的增加，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当经济不景气、劳动者失业率增加时，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就会增加，人们的收入增多，进而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社会需求的增加。因此，社会保障具有平衡社会支出和需求、调控经济过热和过冷，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除用于消费外，国家还可以将其用于投资，这不仅可以使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还可以增加社会生产资金，扩大社会再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的稳定器、安全阀。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丧失生活能力、没有生活来源、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工作岗位、遭遇灾害的社会成员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保证其基本生活需求，增强其对社会的安全感、信任感，消除或者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把社会保障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载入宪法，纳入法制化轨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统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阶级和剥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进社会福利，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到了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为了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尤其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平的平衡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劳动者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收入。竞争必然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收入的不均等，甚至收入差距悬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通过强制力征收社会保障资金对社会成员收入进行再分配，这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市场竞争中因失业、疾病、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的就业机会不均等，使他们重新获得参与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减少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维护社会公正。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它确立了社会保险体系的框架，是以后四十多年实施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此后，我国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养老保险方面，实行了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统一退休制度。在医疗保险方面，对企业职工继续按照劳动保险条例实行劳保医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在工伤保险和女职工生育保险方面，延长了休假时间，提高了待遇和标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基本停止。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国重新启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失业保险方面，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在我国建立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制度。1993年，国务院对《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作了修改，颁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扩大了待业保险的覆盖面，并提出由企业缴费，建立待业保险基金，以保障企业待业职工的基本生活。在养老保险方面，1984年，国家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始实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试点，对市、县一级的国有企业按照“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的原则，实行保险费的统一收缴、养老金的统一发放。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费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并明确规定养老保险费实行社会统筹，先由市、县统筹再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1993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政事分开、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按照这一原则和要求，我国开始着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险方面，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决定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并决定在全国进行试点。在医疗保险方面，1995年，在江苏省镇江市和江西省九江市进行医疗保险试点，开始探索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见》，把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单位扩大到38个城市。在工伤保险方面，1996年，劳动部发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3年，在总结工伤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在生育保险方面，劳动部于1994年发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对生育保险的实施范围、统筹层次、基金筹集、保险费用支付等作了明确规定。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大力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 一是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统一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8年，为了加大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和调剂力度，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确定了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政策，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依据。目前，一个以基本养老保险为核心、包括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较好地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相结合的原则，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国情。按照规定，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企业职工个人共同承担，用人单位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20%，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单位缴费的大部分纳入社会统筹，其余部分和职工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为职工个人所有。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发给基础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从社会统筹部分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为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20，从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中支取。《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规定，用人单位缴费全部纳入社会统筹，不再划入账户。基础养老金标准由职工平均工资的20%调整到30%左右，个人账户规模由11%调整为8%。 二是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建立失业保险制度。1998年，国家实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由国家、企业和社保机构共同出资，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逐步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下岗职工陆续走出再就业服务中心，国有企业新的减员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保障基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负担，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建立保障基本生活与鼓励再就业相结合的机制。按照条例规定，失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单位缴费比例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职工个人为本人工资收入的1%，建立失业保险基金。 三是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明确规定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原则、保障标准和管理制度。条例规定，凡是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都有权从当地政府获得基本生活帮助；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确定；所需资金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条保障线。 四是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并配套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按照“基本保障、广泛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思路，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并配套进行卫生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至城镇大多数从业人员。1998年，在总结医疗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基本原则、基本政策和主要任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医疗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社会统筹部分由用人单位缴纳，单位缴纳比例一般为职工工资总额的6%左右，个人缴费比例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左右，用人单位缴费的30%左右划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建立统筹基金。个人账户用于支付门诊等小额费用，统筹基金用于支付住院等大额费用。决定还要求，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实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和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解决超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 五是逐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国务院2003年发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保险的范围、工伤保险基金、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条例规定，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都应当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和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构成；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费率，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其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70%发给住院伙食补助费，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所需交通、食宿费用由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职工因公出差标准报销。 同时，也要看到，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保障覆盖面还不够宽 从城市现有的保障范围看，大量的城市集体、私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和进城农民工仍未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城市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远远不够宽。而在小城镇和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大部分地区还是空白。 (二)社会保障基金筹措困难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统包统配的劳动力管理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和企业承担一切保障。现在，正处于由“国家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转变时期，由于思想观念、企业效益等多种原因，逃缴拖欠保费的现象严重。再加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不够，对中央财政依赖性较大，一些补充社保基金的渠道尚未落实等原因，造成目前的社会保障基金筹措困难。 (三)多头管理、体制分散 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统一的设计和协调，缺乏整体性、规范性。社会保障的领导、管理、经办、服务、监督分散，形成了多头分散管理的格局。由于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决策和管理上的相互碰撞，有的地区矛盾相当尖锐。管理体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失业保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传统的耗能高、效益低、科技含量不高的产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失业人数显著增加。国家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远远满足不了失业人员再就业和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需求，失业保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正在加快，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同的是，中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这对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有的资金积累和保障服务功能尚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 (六)社会保障立法还不够完善 为适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加强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立法工作，国务院制定了《失业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行政法规，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决定。但是，还有一些社会保障领域的立法，如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尚付阙如，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各项积极措施，按照“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目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一)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进一步扩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步将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都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重点做好个体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工作。适当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逐步做实个人账户。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资金的机制，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以保证养老保险资金有稳定可靠的来源，最大限度地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奠定基础。 (二)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继续抓好直辖市、省会市和中心城市等大城市的医疗保险改革，拓宽医疗保险试点地区范围。完善医疗保险配套制度改革，强化医疗服务管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同步推进。 (三)继续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落实工作 继续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贯彻属地管理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居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规范低保标准和保障对象范围，加大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财政投入。按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解决保障资金落实和保障对象核查工作问题，防止保障资金不到位、保障对象有遗漏等现象，切实保障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求。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这三条社会保障线的衔接。 (四)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作为当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性保障措施，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享受社会救助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提供社会救助则是社会和国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城乡特殊困难的群众，要给予更多的关爱，切实帮助特殊困难家庭解决就医看病、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完善农村“五保户”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供养资金。切实做好农村受灾地区税收减免和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救济等工作。关心和支持残疾人事业。 (五)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薄弱环节。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迫切要求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当前重点是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 (六)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 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法律制度，运用法律手段加大对各类参保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力度，提高保费征缴率，做到应缴尽缴；对拒缴社会保险费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各级政府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和执法检查力度。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力度，严密防止、严厉制裁违法挪用、侵占社会基金的行为，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

农村低保制度,问题,对策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农村人口亿，占全国人口的。截至2006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有2148万人，低收人人群为3550万人。目前，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33个县(巾、区)初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509万农民享受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但农村实施“低保”制度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一、农村实施“低保”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认识上的误区。部分地区实际领取低保人数与省级转移支付核定的领取“低保”数量有很大偏差，这主要是认识上存在误区。2005年某些省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对领取低保人供养采取省级专项支付补助办法。由于各乡镇未认真执行农村低保的有关规定，领取低保对象的评定和发证工作没有正常开展，致使调查摸底人数偏少，影响其准确核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低保”工作的认识不足。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认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资金不足。所以，他们也不知所措。不少人认为，同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前者还拥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城市三无人员、下岗人员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所以，认为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多余的。认为钱多就多保一点，钱少就可少保一点，没钱就可不保。(二)“低保”对象的界定标准需规范。首先，在“低保”资格确认上，最大的问题是对收入缺乏有效的审核手段，或者隐性收人问题比较严重，难以货币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中粮食等实物收入占相当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其次，难以准确计算农民的个人收入。除农作物收成的季节性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等因素外，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由于我国在农村主要采用人工手段进行收入审核，反映在审查、审核“低保”对象时，对困难家庭的收入计算虽有统计部门提供的计算农村家庭收入办法，但实际计算时还比较困难；个别地方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问题，他们把年老父母与子女分开，单独由父母申请农村低保，而把法律规定由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三)县、乡负担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难以落实。很多地区虽然已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财政紧张。据凋查，部分县、乡政府的“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完全依赖财政投入。这是制约农村“低保”工作整体推进的一个关键问题。(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措施不健全。从对部分省市的凋查结果看，大部分地区只单纯注重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而相应的配套措施却不完善。在政策衔接方面，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冲突。如，山东省某农村地区将因超生造成生活贫困的农村居民排除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之外，这样虽然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但出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断层”的现象。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农村特困户的补助由村公益金解决。但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后，贫困对象的补助来源由村公益金扩大到乡镇财政。这样，就出现与国务院有关规定不一致的现象，二、对策(一)确定合理的经费筹集办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费筹集应有两种办法。一是地方各级财政与村集体经济按一定比例分担。二是由政府财政全部负担。后一种办法更切合实际。因为除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区外，中西部地区集体经济根本没有能力负担最低生活保障的经费。当然，第二种做法在沿海等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做到，在实施过程中两种办法可同时进行。中西部地区可实行第一种做法，沿海等比较发达的地区可实行第二种做法，这样可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二)增强低保人员的维权意识。农村享受“低保”的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或疾病伤残者，他们对“低保”制度不了解，大多是政府给多少就拿多少，没有维权意识。可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不能停留在表面上，而应让领取人知道他们应领多少以及让他们明白领取“低保”是他们的权利，不是想给多少就给多少，从而增强他们对“低保”的维权意识。(三)科学的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各地应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测算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人均基本生活费支出和年人均消费水平。为使农村享受“低保”的人群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应随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调整。为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线标准在起步阶段要适当低一些，以后随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的变化及农村经济的不断进步而逐步调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既要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又要能防止保障标准过高而形成养懒汉的倾向。(四)建立健全农村“低保”制度的配套措施且与其它制度相衔接：一是积极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镇企业和组织农村劳务输出，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二是建立信息化服务体系，强化信息化管理手段。各级政府应在确保农村“低保”经费足额到位的同时，还应划拨足以保障农村“低保”信息化的网络设施和人员经费，从而建立起农村“低保”信息网络，努力提高农村“低保”服务效率和质量。与此同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其它制度应衔接，防止与其它制度的冲突和相悖。一是基层工作力量十分薄弱。全州大部分乡镇村没有专职的民政干部，即使有也是身兼数职，而且基层民政队伍变动也较频繁，前后衔接存在脱节，很难完成越来越繁重的社会救助工作任务。二是标准、对象的确定有随意性和不准确的问题。家庭生活状况差的，其低保的补助标准不一定高，家庭生活状况相对好的，其低保补助标准不一定低。造成这种现象，既有优亲厚友的原因，也有操作中工作人员能力、素质不高、对政策理解不透的问题，在核定收入、判断贫困程度及评审程序上不规范。三是保障比例小（窄范围）、保障标准低（低起步）。现行农村低保制度的设计与我州贫困面大、生活水平低的现状存在较大的现实差距，仍有大量的困难群体受资金的制约而无法纳入低保的范围。四是农村（特别是城市）低保边缘户救助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且对象难以确定。这部分对象生活水平处于低保线临界状态，按政策不能纳入低保范围，但家庭往往会因病、因学、因灾等情况导致深度贫困，而不能及时地纳入低保范围得到政府救助。五是农村低保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人为单位施保的现象。这是目前起步阶段的权宜之法，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财力的不断增强，应逐步予以解决，还是要按户施保。六是农村低保的动态管理问题很难实施。七是农村低保对象证件资料不完整，给低保对象办理低保审批手续时造成很大困难。如何结合我州的实际把这项惠民的德政工程进一步实施好，笔者认为，在当前贫困面大、保障人数多和地方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应突出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多形式、全方位、深层次宣传低保政策，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了解申请农村低保的条件和程序、家庭收入计算方法、所需的证件资料等。二是要掌握推进的原则。实施的初始阶段，在制度的设计中应坚持低标准起步、窄范围施救、逐步拓展的原则。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的增强，适时提高保障标准，适度扩大保障范围，从而逐步解决农村低保中现存的“以钱定人”、“低标准、窄范围”的问题，逐步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同时，能够通过农村五保、优抚、扶贫、灾民救助、移民救助和临时救助解决的问题，不要放到农村低保中来解决，以减轻农村低保的压力。农村低保与城市低保一样，应坚持属地管理、动态管理、分类施保和补差救助。三是要控制好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持有本地常住户口的农村特困居民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农村低保的广覆盖，让更多的农村特困人口享受到低保待遇，是实施农村低保制度的终极目标。但是，面对当前救助人数较多的实际，应先行保障因病、因残、年老体弱、缺乏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低下和生存条件恶劣等五种绝对贫困人口。在具体操作上应做好整体安排，合理计划，分阶段、分批次和分比例的保障方案，防止因盲目扩大保障范围而影响到农村低保制度的可持续运行。确定保障标准应根据地方财力和以保障基本生活为主，原则上应不低于国家公布的绝对贫困线。四是要推行管理上的规范化运作。民政部门负责核定审批保障对象、发放保障金和日常的管理工作，就要把个人申请、民主评议、乡（镇）核查、县级审批等工作程序规范起来，尤其要更多地注重村民民主评议和低保对象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考察与认定，形成既科学合理，又简便易行；既照章办事，又阳光操作的规范化管理模式。在资金的发放上可与财政建立的农民网对接，专款专用，封闭运行，推行社会化发放，实现资源共享，确保资金安全。五是要不断提高为民服务的质量。坚持以人为本，各级具体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多体谅群众的实际困难，主动上门为其办理各种必备的身份证、户口簿等证件资料，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六是要建立城乡低保工作管理机构。确保队伍的相对稳定，并根据业务量大小适度增加人员编制。同时按农村低保资金总量的一定比例安排低保工作经费。为推进城乡低保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1]何晓星.论“一个国家，两种保障”[J].经济体制改革，2005，(4).

[2]刘锋.国务院明确：不得以农民进城务工为由收回承包地.

[3]陈颐.论“以土地换保障”[J].学海，2000，(3).

[4]曾详炎，王学先，唐长久.“土地换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J].晋阳学刊，2005，(6).

[5]董理.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探悉[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1，(5).

[6]王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模式构想 [J]. 专题讨论，2004，(6).

[7]孙雷，陈波翀.土地换保障：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 版)，2004，(9).

[8]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课题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农村养老保险的毕业论文

保险 论文的题目是论文的要件之首，它不同于一般 文章 的题目，有特定的构成要素、结构模式。你是不是在因为保险论文的题目头疼?为此我给大家收集了一些关于保险专业的题目材料，欢迎大家阅读。 保险论文题目(一) 1. 基于物流经济的快递商品保险现状与对策分析 2. 大病保险能否终结因病致贫 3. 浅析职工工伤保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4. 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思考 5. 农户育肥猪保险支付意愿研究 6. 中银保险车险理赔系统设计与实现 7. 死亡率下降对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影响 8. 信诚“安诊无忧”住院费用补偿医疗险介绍 9. 保险保障基金的道德风险分析 10. 基因测试在重大疾病保险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11. 我国科技保险发展问题探讨 12. 投保人失踪后谁可退保取决于该合同的继承权归属 13. 保险市场行为变异及原因探析 14. 美国失业保险:特点绩效与问题 15. “.”保险宣传咨询活动 16. 中国平安回归A股成功上市 17. 论海上旅客人身伤亡责任保障机制的构建 18. 论金融化趋势下再保险发展新模式的构建 19. 对寿险公司直接开办责任保险的质疑 20. 对我国“全民医保”制度建设的初步构想 保险论文题目(二) 1. 中外国家保险业效率比较研究 2. 我国保险网络营销 渠道 策略研究 3. 中国平安人寿理赔服务满意度提升方案 4.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问题分析 5. 我国银行保险发展问题探析 6. 关于团险渠道业务发展困境的思考 7. 从政府机构的视角构建我国海洋与渔业灾害风险防范体系 8. 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效率实证研究 9. 互联网保险的前景分析及模式预测 10. 我国淡水养殖保险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11. 中国保险业成熟度的测量与实证 12. 人寿保险信托及其在我国推行的意义 13.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巨灾保险立法探析 14. 基层农机保险现状及对策建议 15. 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6. 《社会保险法》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7. 我国老年护理保险的法律探析 18. 我国保险监管模式的现实思考 19. 浅析我国电子商务保险发展 20. 我国保险业中若干问题的统计分析 保险论文题目(三) 1.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完善问题 2. 事业单位参加养老保险的政策建议 3. 养老保险政策的问题研究 4. 单位不愿意缴纳养老保险的原因分析 5. 养老保险缴纳过程中的规避行为(探讨故意不足额缴纳的行为) 6. 养老保险待遇给付的合理性 7. 养老保险金的缺口问题(基金紧张) 8. 参保人的养老保险观念问题研究 9. 养老保险与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 10. 养老保险对单位用人制度的影响 11. .做实个人帐户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12. 做实个人帐户对个人养老保险待遇的影响 13. 被单位做出自动 离职 处理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对策研究 14. 关于我国养老保险问题的探讨 15. 论养老保险的进一步改革 保险论文题目(四) 1. 车险创新销售模式 2. 我国保险营销现状及对策 3. 我国财险保险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4. 农业互助保险制度的优势与创设构想 5. 保险市场消费行为心理因素分析 6. 基于 市场营销 P理论的保险营销策略 7. 大数据时代保险业的发展 8. 我国城市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比较 9. 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公平性的思考 10. 电子商务环境下流通商品保险研究 12. 政府保险采购招投标存在的问题与难点分析 13. 谈谈紧急救援保险 14. 中外遏制保险犯罪立法之比较 15. 就农业保险谈点体会与看法 16. 我国区域保险发展研究 17. 普及保险知识的“草根”智慧 18. 如何选择最省钱的汇款方式 19. 生活中的最佳保健时间 20. 涉外追偿大有可为 猜你喜欢： 1. 保险风险管理论文题目 2. 金融保险论文题目 3. 关于保险论文范文 4. 保险毕业论文参考 5. 对目前保险市场的分析论文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分析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将成为我们设计今天的农村养老制度的重要参考依据。（一）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分析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前提条件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低下的生产力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块土地上而无其它谋生手段，封闭的交往形式又使农民只能依靠自身积累经验而无其它获取知识的途径。于是，对土地和耕作知识的拥有就成了社会继承与世代交替的重要内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退出生产领域后，并不放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子女要想获得土地必须以赡养父母为代价。同时，子承父业是传统农民家庭的突出特点，后代不仅由父母抚养成人，而且还从父祖那里学会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的产业和土地，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辈祖辈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父辈们靠土地生产生育，培育后代；子辈们靠土地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构成百姓们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历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还通过法律条文，严禁子孙与父母分家分财。《唐律•户婚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2．非货币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1）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2）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工业化程度很低，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非货币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生产自己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要不停地生产以获得生活资料的供给，否则便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因年老而丧失生产能力的时候，此刻要想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依赖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产。很显然，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家庭养老的必然性。（二）家庭养老的主观条件分析1．传 统的孝道思想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在任何年代里，老人的赡养不仅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而且还受到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赡养观念的制约。历史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4）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孝被抬到了极高的地位，成为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起点，并做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基础。封建统治者就是用孝束缚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孝的原则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不同”。（5）封建统治者重孝的目的是为了效忠，显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和政治双重意义。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广大农民总是认认真真地行孝，孝顺父母的意识逐渐成为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2．享受天伦之乐的本能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动力人是社会的动物，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独，乐于和儿孙生活在一起，于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感情，这就构成了家庭结构变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种牢固的封建家庭关系，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具有强大的保护职能，共同保护家庭成员和财产安全。每个家庭成员都脱离不了家庭生活，更脱离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且家庭还有一定的稳定性，每个人都重家庭，轻个人，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荣，个人便可以忽略，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个人必须各安其分，在人伦规范所界定的范围内，将自己的社会角色演好，而个人的真实意见和感受则慎藏于角色、行为之后。于是又形成近代农民家庭的内聚性和封闭性，主观上要求赡养老人必须在家庭内部进行。3．政府的强力推行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外在动力中国传统社会自实施君主专制制度以来，国家权力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在“家天下”的政权模式下，统治者为了确保统治权力，努力造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绝对服从的心态。孝的本意是顺从和“无违”，将孝扩展到政治关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观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业绩的形象代表。在传统社会，老年人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国泰民安和国运长久的象征。乾隆三下江南，其间五六次都有百岁“人瑞”迎驾道旁，他认为是“太和之气”，“用征寿世”的吉兆。显然，当老年人被赋予国运和德治的象征意义时，家庭养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官员都将维护家庭养老作为国家任务进行推动。政府强力推行家庭养老的标志有三：第一，有负责相关事务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或专司其职的官员；第二，有保障家庭养老的制度和法规；第三，有维护家庭养老的思想观念和道德。（6）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养老是通过民政部门主管，县级机构直管，吏部考课，监察部门分察，孝文化灌输等逐渐纳入政府行为范畴的。二、现代社会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的挑战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及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一）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两次普查之间，家庭户规模从人／户降到人／户，到199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人／户，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为人/户。中国的家庭结构也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结构，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其中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占，比1982年增长个百分点。家庭户平均规模的缩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1990年四普时城乡合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单身户和一代户中所占比例为。据1992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12个省市的一份调查，老人中一代户的比例，城市达到41%，农村达到43%。（7）生育率下降、子女减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还使得子女对老 年父母的照料产生了许多困难。子女多意味着老年人有较多的支持来源，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使得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总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同时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二）竞争压力增加、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使他们无暇顾及老父和老母；同时，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三）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同时，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超过75岁之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将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导致年轻人消极拒养老人情绪的增加。各种挑战因素的结合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瓦解和分化，这就是子女养老和在家养老相分离的态势，而且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和慰藉也不象过去传统模式下那么密集和经常了。这是传统家庭养老制度在现代化冲击下的一种变革。导致这种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两个因素在农村正在逐渐突出：第一，两代人的居住偏好。喜欢分开过，是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时尚，也可以说是人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对我国14省市的一项调查表明，2/3的农村青年婚后一二年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8）在老人那一端，也有个图清静、少麻烦的想法。第二，家庭人口外流或外迁因素。子女不在身边，在外地学习或工作，条件不成熟，两代人只好分居两地。显然，作为家庭养老，无论是传统模式抑或现代模式，有二个基本因素决定家庭养老的质量，一是子女的支持和关照程度，二是自身的一些因素，如经济实力、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在农村，传统孝道观念的淡薄和老人自身经济实力的弱小，决定了农村养老质量的下降，也决定了养老社会化在农村存在的空间正在形成。三、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分析现代社会，中国农村的养老方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多种养老方式并存的农村养老格局。许多新的养老方式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认真分析比较研究不同的养老方式，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养老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一）家庭养老。这是当前中国农村使用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具体体现。这是一种最完美的养老方式，它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的主流养老方式。有关资料显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经济来源构成中，来自子女供给部分城市占16．8%，镇占21．0%，县（农村地区）占38．1%。这说明子女供养在城镇老年人中占有一定地位，而在农村中则占有重要地位。（9）（二）集体养老。集体养老就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存在的心理基础是老人社会交际的广泛和子女对养老认识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农民意识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体养老的普及化和规模化。笔者认为集体养老只能作为农村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而不可能象有些地方官员所言成为家庭养老的替代形式。（三）养老保险。面对农村老年人口数目的迅速增长和家庭养老的弱化，农村养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从1991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民政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0） 应该说，农村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 说还是离他们较远。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四）储蓄养老。依靠平时的积蓄用来防老，在农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据笔者对河南省部分农村的调查，15%的农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有钱财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之用。但是，低利率、高膨胀、天文数字的医疗费以及农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储蓄养老已失去太大价值。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基础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农民人口多，占全国12亿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的，并且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2010远景目标纲要为中国农村养老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指明了今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思路，那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已经成熟？能否替代家庭养老？”就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的焦点。根据笔者多年来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主要有：（一）货币经济的发展非货币经济决定了交换只能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从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分离，家庭养老成为必然。只有到了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化生产达到了极度发达的程度，生产单位由家庭变为工厂，家庭成员各自都是独立的商品者，依靠参加社会化劳动而取得工资收入，即以货币经济完全取代非货币经济，老人才能挣脱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货币来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维持生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现代化的货币经济的存在。哈瑞斯说：“我们正在用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办法取代工业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父母孩子之间真正的反哺关系的遗迹也将消失”。（11）可见，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社会处于非货币经济即农业经济阶段时同样也是实行的家庭养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二）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养老的两个要素是物质保障和生活服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关键是解决了养老的物质基础，但是对于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一个没有生活能力或者生活能力很低的老人来说，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必须具备相配套的生活服务体系。生活服务的提供有三个来源，第一，老人自我服务；第二，家庭成员的服务；第三，社会化服务。家庭养老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家庭成员不仅提供了充足物质资料，还提供了完善的生活服务，而且亲人提供的服务又是最细致入微和完美周到的。因此，不管将来社会养老保险多么发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家庭养老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老人自理能力的降低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就使得社会化生活服务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村的经济发达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可程度是完全成正比的。据《经济日报》记者王培楠报道，2001年初，广东省东莞市率先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正式运作。全市参保农民76万，16. 2万符合退休年龄的农村老人领取了首笔养老保险金。这意味着，从2001年起，东莞所有20岁至60岁的男性农民、20岁至55岁的女性农民，将全部进人“社会养老保险的安全网”中。广东省东莞市之所以率先实施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在于小小的东莞200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已达103. 56亿元，市、镇、村三级公有资产已达1168亿元，净资产652亿元；就在于每一个村的第三产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化生活服务水平已大大提高。（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许多地方现在还处于摸索阶段，国外没有现成的模式 供使用，国内没有完善的法律作依据，操作的时候难免有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当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务都会影响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受管理体制改革、利息持续下调及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12）从国外成功经验来看，养老保险制度越完善、服务越到位，投保者的热情就越高，保险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没钱，服务就越无法提高，投保者越没有热情，保险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四、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现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农民素质、社会心理、东方文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民对保险制度的信任度、非货币经济等等因素的影响，与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相比，状况很不如意。尽管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说还是离他们较远。从目前农民缴费的情况看，人均缴费不到150元钱，根据他们的缴费额，几十年后，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几元钱（相对于目前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养老保险金，根本达不到保险的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随着农村经济情况的好转，部分参与社会保险并最终获得部分社会经济来源的条件已经产生：第一，除极少数未脱贫的地区之外，中国农民已经过上了温饱生活，很多农民已经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具有了一定参加社会保险的经济承受能力。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地区农民，开展养老保险的乡镇覆盖率已达到95%，一些富裕的年迈农民通过一次性交纳几千元养老基金，已开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数额领取养老保险金（13）。第二，随着全国保险业务的发展，社会影响的扩大，计划生育政策手段的强化等等，农民参加保险的观念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理解到了参加社会保险对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觉性不断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顺应农民需要而推出了《农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山东烟台从1989年开始，大胆地进行农村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果。这种喜忧参半的现状是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完全一致的。我国的农村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差距大，因而在养老问题上，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有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全面覆盖，如东莞、温州以及山东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贫困地区，连一般的保费还无法收齐。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因此，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五、解决我国农村养老的方式选择及立法的价值取向根据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中的主要养老方式，只不过这种家庭养老已不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作为养老的载体辅助于多种养老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可以这样说，不管今后农村养老如何改革，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因此对于家庭养老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我们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切不可以偏概全，随意放弃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和规范，更不可武断地认为社会养老保险能够完全替代家庭养老。之所以说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家庭养老的成本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员更便于照顾老人，无需由专人脱离生产而专职对老人进行看管，既不影响生产，又不影响养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优原则。第二，我国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由于诸多的原因，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全面推广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家庭养老这种古老的养老方式不能随便地减弱或放弃。第三，家庭服务业不甚发达。即使人人都参加了社会养老，年老时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由于农村家庭服务业刚刚起步，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员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养老载体， 老人们即使手中握着钱也仍然无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老人养老载体选择的影响。传统的“子孙满堂”观念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家庭的依赖性、对子孙理解的渴望会进一步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拿到保险金的老人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人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吗？很显然，家庭永远都是最理想的养老载体。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观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动对家庭养老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单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规对家庭养老进行规范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必须将家庭养老放在重要的位置。养老的载体与养老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家庭愿意承担养老责任，但没有物质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无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仅有资金上的保证，但无人对其进行照顾，其生活也是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在巩固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须在农村强制推广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民建立防患意识，在其年轻力壮、创造力最强时，能有少部分的储蓄，以备年老、多病没有生活能力时所用。鉴于上述分析，根据我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参照“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农村养老的基本精神，我国农村养老立法的价值目标应该定位于：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14）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除了加强对全社会的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外，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依靠完善法制。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养老法，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等之中，这种分散的规定方法不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协调，而且影响到农村养老制度的实施。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障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本着“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农村养老立法价值取向，我国农村养老法律体系可按以下思路构筑：第一，尽快制订农村养老基本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可以作为我们正在制订中的《社会保障法》的部门法。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农村养老的原则、农村养老的形式、农村养老的种类、农村集体养老机构及其性质、家庭养老的内容、集体养老的内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及其性质、农村社会养老基金的筹集管理发放、法律责任等等。第二，根据《农村养老保障法》的基本原则制订如下部门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法》、《农村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农村家庭养老示范法》等等。第三，制订农村养老的行政法规。这一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法律规范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方面，在整个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体应该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家庭养老条例》、《农村集体养老条例》、《农村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办法》、《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税收减免办法》。综上所述，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相信其研究对国家今后的农村立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凌文豪.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及对策[J].求索.2009(10)[3]李衡,周一.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J].中国商界(下半月).2008(12)[4]郑少春.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2)[5]王亚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研究现状及趋势[J].学术界.2008(03)[6]师振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问题.2008(07)[7]孙祁祥,朱俊生.人口转变、老龄化及其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J].财贸经济.2008(04)[8]张文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16)[9]张运刚.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杨颖新.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效应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0(04)[2]郑少春.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2)[3]师振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问题.2008(07)[4]孟庆平.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7(03)[5]郝向东.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的思考[J].特区经济.2013(01)[6]史维良.人口老龄化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证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3(08)[7]成海霞.走出人口老龄化的困境——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劳动保障.2013(08)[8]朱卫东,姚建平.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未来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及其对策[J].经纪人学报.2013(02)[9]张运刚.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杨颖新.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效应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0(04)[2]李晓霞,郝国喜.上海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偿还[J].中国集体经济.2010(06)[3]郑少春.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2)[4]郑少春.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03)[5]刘雄英,黄纯波.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12)[6]班茂盛,朱连忠.城市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影响及政策建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6)[7]马斌,程贯平,刘文军.广东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养老保险对策[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02)[8]王金安.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陷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07)[9]宋科凡.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筹款模式选择[J].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3)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农村房地产法律制度论文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第1章 绪论 1 研究目的 1 研究意义 1 研究内容 1 第2章 房地产开发概述及相关土地政策分析 2 房地产开发概述 2 房地产开发的含义 2 房地产的特性 2 房地产开发的特性 3 与房地产开发相关土地政策 5 年1月，国税总局发布《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5 2007年10月，国土资源部出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通知》 5 2007年11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6 第3章 土地增值税清算政策对房地产开发的影响 8 概述.8 压缩房地产开发行业利润空间 9 加速房地产开发行业整合速度 9 囤积土地现象将得到抑制 10 改变房地产开发供应结构10 影响房价走势有待进一步观察10 本章小结 11 第4章 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政策对房地产开发的影响 12 我国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制度现状 12 实行“招拍挂”对房地产开发地价的影响 12 实行“招拍挂”对房地产开供应量的影响 13 实行“招拍挂”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13 本章小结 13 第5章 土地储备制度对房地产开发的影响 15 土地储备制度概述 15 土地储备制度对房地产开发的正面影响 15 土地储备制度对房地产开发的负面影响 17 本章小结 18 第6章 对房地产开发有影响的其他土地政策——土地供应政策 20 土地供应总量的影响 20 土地供应结构的影响 20 土地供应方式的影响 21 管理政策的影响 21 本章小结 22 第7章 土地政策效果评价及建议 23 土地政策的效果评价 23 土地增值税清算政策的效果评价 23 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政策的效果评价 24 土地储备制度效果评价 25 土地供应政策的效果评价 26 针对土地政策存在问题的建议 27 完善土地增值税清算政策的建议 27 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政策的建议 28 发展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建议 29 完善土地供应政策的建议 30 第8章 总结 32 致谢 34 参考文献 35

《物权法》出台之前，房地产法体系中有很多受蝴权渤指引的法律法规难以进行系统的修改与整合。《物权法》出台以后，一些基本的权利规则得以确定，房地产民事法律框架也由此得以成形。这样，就可以在《物权法》确定的房地产权利体系之下构建并强化房地产民事立法。一方面，要借鉴传统民法中房地产物权的类型，继承和保留原法中对于现实房地产关系有价值的物权制度：另一方面，要根据现代经济生活对房地产利用的需求，大胆创造新的房地产物权形式，细化房地产他物权的类型及内容，以更好地发挥房地产的使用价值和增值价值。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中国房地产法律体系：(一)强化民事私法在房地产法体系中的统领作用。迄今来看，我国各效力层次的房地产法律均突出行政管理色彩，这与过去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事权利基本法的缺位不无关系。我国正在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物权法》的出台使房地产私法权利体系得以初步确立，因此，我国的房地产法律体系应当构建成一个高扬房地产民事权利，促进房地产交易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二)构建城乡统筹，既覆盖城市，又涵盖农村的房地产法体系，尽快实现农村和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统。在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城市和农村在很多领域都是分别立法、单独规制调整，其中房地产法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法律关系如“农地入市”等亟需得到统一规制和协调。《物权法所建立的物权体系回应了这种需求，而没有以城乡作为划分权利类型的标准。因此，我国的房地产法律体系应当在《物权法》构架的权利思想指导下，建立一个覆盖城市和农村的房地产法律体系。(三)在《物权法》的指引下，需要对房地产领域中的法律法规作出修正和调整。由于缺乏统一的房地产法，房地产领域的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之间存在诸多冲突和争议，很难协调。在《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变动规则、登记规则和所有权规则、他物权规则等基本规则的指导下，现行房地产法中许多过去模糊的问题得到了澄清，相应地诸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物业管理条例》、《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都应当作出与《物权法》协调一致的更正和修改。而这些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也使得统一的房地产立法成为可能。综上所述，《物权法》出台后，对于整个房地产法律体系的建立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更加充实和完善了房地产法律体系，为房地产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统一房地产法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摘 要]土地作为物，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本文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存在的问题出发，以法学、经济学的、历史的、世界的角度和眼光考察大陆传统民法物权和民法典理论，主张物权法可以缓行，制定土地法，更加合乎我国的国情，从长远看，也更加维护了物权制度体系的完整和民法典的稳定。 [关键词]土地 土地法 一 土地法律制度建设的意义 农业税的取消有划时代意义，已经引起极大关注和广泛称赞。但是根本问题不在农业税，而是土地法律制度问题。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中国有 60%的耕地处于中等产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农民问题最核心的就是收入问题。世界发达国家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法律制度非常完善和稳定。土地法律制度是农民增收的关键。农民上访，农村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与土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稳定有关。土地法律制度是农村的基本制度，不解决，国家的农村政策难以贯彻，法治、人权目标也无从达到。解决农民低收入问题，应该从土地入手。即使农业税真正取消，等于平均每亩土地增收20元。如果我们能够稳定土地法律政策，农民必然会主动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其增收远远超过20元，难度和成本也远远小于取消税赋。 国家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同时鼓励其他力量投资农业建立更开放的市场。第二条路更好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制定物权法的重大障碍是民法典的稳定性，和政治、经济的制约如国有企业制度，土地制度之类的重要制度遭遇现代化、全球化年代。而“在民法的各基本制度中，物权法最需要而且最能够体现各国的本国特色”。 [1]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采用物权的概念，而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其现实性就在于土地法律制度的不成熟不稳定。而如果盲目追求概念体系的形式完美并急于求成，反而会损害法律的尊严并在实践上造成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从而最终侵害人民的利益。 土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大多数其他财产的来源。从古到今，东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关于土地制度的立法。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土地法》这样一个总揽性的土地法律文件，我认为未来的土地立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拟定一部《土地法》，代替或统领目前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若干规定，土地登记规则、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 等。 而作为民法典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则可以缓行。 土地法是社会法，不同于单纯的私法性质的民法或单纯公法性质的土地管理法。我所构想的土地法应该具有类似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属于但不捆绑于，有一定的独立性，出于现实、时代和适用的考虑使其游离于民法典这一文件之外；而婚姻法则应该回归民法典，因为婚姻法本身比较起土地法更具有私法的性质，同时婚姻纠纷更加的有法可依，人们对婚姻制度有相当的信仰，现代婚姻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和深入人心，未来所需要的将是细微的修改。而土地法律制度则处于一个相当变动的年代，无论是制度上还是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不可信赖的。在民法典物权编中解决土地制度的立法固然是良好法治的一个重大设计，然而在当前却不大现实，只会耽误民法典的出台和损坏民法典的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及《地方法规汇编》是《民法典》的归宿，《民法典》必须与法律规则体系相协调，这一点也很难达到。在一个权力缺乏必要控制的社会，权力必然要蚕食人民的宪法权利，民法规范必然被管理法制渗透、误导和破坏； 详尽的 民事法律这一现代社会主体性法律的处境是完全不利的。立法者一定要制定出包容一切的《民法典》，可以预计的是，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废除掉管理法制的侵扰性规定，即使民法典颁行后进行法律清理，但是没有宪政体制的法制，不可能完成对固化权力的管理法的清理。包容一切的《民法典》纳入现有管理型法律体系内，暴露在管理法制侵袭之下，必然根本落空。物权法的重要任务是要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财产关系；物权法应当解决集体所有制的主体、内容、及权利的行使问题， [2]这其实是作为私法的物权法无能为力的。在当前的改革年代，土地法是变动不居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19 28年12月湘赣边界政府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各地起义后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等，29年4月的《兴国土地法》；30年5月的《土地暂行法》；30年8月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土地法》，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抗日民主政权的减租减息条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9月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49～1952年的土改，53年开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56年开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62年“人民公社16条”，1978～1982年的“大包干”，88年修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1997年后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每次间隔太短。土地调整非常频繁，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土地的稳定。可以想象未来民法典物权制度的变动性。 土地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土地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土地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是土地的归属关系、利用关系、流转关系和管理关系。 [3]土地法要确定土地的各项权属，并尽可能地将土地的一些权属界定给农民。权利不仅要界定清楚，还必须能够有效地保护。如果在法律上界定给农民的权利，农民并不能全部地拥有，或者说全部地拥有代价太高，那么这项措施也不是根本解决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沉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想使这种方法奏效，国家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案，并有效地监督基层严格地执行这些法案。很明显，在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环境、行政环境、法律环境约束下，低成本地保护法律赋予的农民的权利是不太可能的。 土地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地法，是一切的和土地直接有关的法，狭义的，则指为实现一定土地政策所为关于土地分配，利用及改良的法律规定及其附带规定的总称。土地法从广义上说不仅包括了专门的土地立法，还包括其他法律制度中的有关土地的规定，这当然也包括了大陆物权法和英美财产法中的不动产制度的规定。土地法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旨在调整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土地和土地市场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渊源所组成的系统。土地法体系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土地法律、法规或法律规范，而是指所有土地法律规范，土地法律、法规和其他土地法律表现形式，其他土地法律渊源的总和，包括土地权属，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土地保护、治理、管理等十分丰富的内容，涉及民法、经济法、环境法和资源法。狭义的土地法，仅指综合性的《土地法》，也即专门的土地立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如前苏联、朝鲜、罗马尼亚和柬埔寨等国的《土地法》。关于土地法的具体内容，不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存在很大差异。例如，英美法系国家主要的土地法律制度包括彼此联系并不紧密的三项制度：地产制度、信托制度和特殊土地财产权制度 .大陆法系各国土地法律规范中核心内容都是直接渊于罗马法中的土地物权，其内容包括土地所有权、役权、永佃权、地上权、质权和抵押权。本文所指的体系参考综合了各种现行体系、目标体系和其他的学术体系，希望通过比较和争鸣，可以促进土地法现行体系、目标体系和其他体系的优化、健全和发展。 二 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及评析 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由宪法、基本法律和土地法构成。宪法是根本的法律文件，是土地立法的基础。基本法律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对土地问题作出的重要的规定，是制定下一层次土地法的主要依据。土地法是土地法律体系中的主体法。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土地法》――以致于群众、媒体和干部在不同场合把《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分别叫做“土地法”――而只有管理性质的《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具有较多管理色彩的民事法律文件《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环境法方面的一些文件等等。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划分。从纵向关系看，它包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由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和基本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地方性土地法规；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各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土地规章，如 2002年4月3日国土资源部第11号令于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土地规章。从土地法的横向关系看，应包括所有与调整土地关系有关的法律，如《城市规划法》、《测绘法》、《铁路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农业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水法》等。这些法律从不同的侧面，规定了法律的调整对象与土地关系的协调问题。 农村土 地私有化是可行的和必行的。土地的所有权应该界定给农民， 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宗旨其实就是如此。 私法性质最浓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在维护农民的权益方面，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在总则部分，强调农民，亦即承包方，有平等的承包和不承包的权利，特别强调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并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更迭。鉴于有些地方农村干部常常任意改变机动地的面积，操纵其分配和使用而牟私利，严重侵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 63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预留机动地的，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不足百分之五的，不得再增加机动地。本法实施前未留机动地的，本法实施后不得再留机动地。”这些规定有利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农民保卫自己对土地的使用权、转包权、出租权、互换权、转让权、继承权等权利，使农民在承包期内捍卫自己对土地的排他性使用，强调了土地权利的物权性。 从效率的角度，特别是从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性和自由组合性的角度，这部法律似乎缺乏前瞻性。农村土地的流转必须大大加速，才能有助于农村人口的大部分彻底离乡离土，有助于耕地尽速向种地能手集中，有助于农业经营的平均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结构的深刻改变，有利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中国农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农贸市场上发挥比较优势。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世界上绝大部分实行土地农户所有的国家还有较大的区别。中国仍然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先进国家没有一个采用中国的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的。这种土地制度会在中国与世界接轨和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显示其局限性，不利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私有制下的土地流转相比，其规定不但使土地流转变得更为困难，而且容易政治化。《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法管理实施条例》中对土地的控制权规定不明确，容易造成上级和下级的管理混乱。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权限没有划分清楚，就会造成权力缺位或者权力越位，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对农民权利的损害而已。《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农民和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界线划分不明确，国家和农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农民之上。在国家征用土地的时候，法律上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至于政府应该怎样有偿使用，法律上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或者解决原则。农民的土地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国家权力面前变得非常脆弱。而在农民和政府之间关于土地问题���苁保�┟衲岩哉业揭桓龊侠淼慕饩龇桨浮！锻恋毓芾矸ā酚搿锻恋毓芾矸ㄊ凳┨趵�返牟蛔悖��踅缯�圩罹缌业木褪桥┟竦耐恋厮�腥ㄎ侍狻Q�踅缂负跻恢氯衔��ǎ可对农民与土地郑夸的相互关系没有能够清常跨定＃壳当矗咯民龋浚寇害、龋咯问题难决的关迹浚口。应该福咯民以确切的土地耍啃权＃竣在罚可在明确福胯保障。只有剑苛地权永久性地赋予农民＃咯民才会珍惜保护土地；只有剑苛地权永久性地赋予农民＃咯民才会真眨磕实现土地的自由买卖＃矿规?呐┮稻？貌拍芄挥行У亟？小？/SPAN> 而且目前 农民对土地公有的法制观念非常淡薄，一些人片面认为，土地是集体的，如能用来建房就变成了自己的，于是千方百计多占宅基地，甚至将承包的责任田当成私有土地，未经许可随意侵占或调换建房 .现在农村大量空闲宅基地问题， 在老村之外又聚集成新村，致使旧村出现了大量闲置、废弃的宅基地和空白带， 而新的民宅布局散乱，占地面积过大，宅基规模一年超过一年。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 “空心村”。 如何让 “空心村”实起来，保护现有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已不仅是基层组织面临的新课题，更是国家土地立法的大问题。土地私有化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三 横向对比考察 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土地所有制度和物权制度可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体系。美国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为了处理西部拓殖中的土地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多个土地法。 1785年土地法是第一个付诸实施的联邦土地法。它规定了土地国有制和向移民出售的原则。在出售公地的过程中，联邦政府从1796年至1820年间，采取了部分信贷和延期付款的优惠政策。从1806年至1832年间，国会又通过了多个《救济法》，来延缓未付款土地被没收的期限。这些措施对贫苦农民获得土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1861年 5月20日通过的著名的《宅地法》是西部开发中最具民主色彩的一部土地法，它实际上为每个或每户合乎条件的定居者无偿分配了一块160英亩的安身立命的宅地，从而大大加速了西部的土地开发。1866年，联邦政府将土地出售政策扩大到了矿产地，推动了采矿业的资本主义开发。从1823年起，联邦政府为公路、运河及铁路的修建，拨赠了大量的土地，推动了西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美国，一个以农为业的小康之家，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今天中国一户农家的耕地太少，还要交承包租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大量地弃农从工，中国的农民不可能达到小康。 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大得益于拿破仑的法典。土地制度改变，农奴就变成自由民，人身依附关系也即消灭。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首先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的私有所有权，是基于既定约束下的成本最优或收益最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将土地的所有权界定给农民将比界定给政府或国家会产生更大的收益。任何制度或契约能够顺利施行，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所有权，而且还要有效地保护所有权，否则制度或契约将难以执行，违约、越权及各种侵权行为都会发生。 四 历史考察和 土地私有化思路 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深远的制度更替；土地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同时中国历史上因土地制度政策的失误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教训也值得吸取。 [4]中国传统是土地私有，从井田制到明清，私有是一个传统。而且，民国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而在清朝，皇帝还可以没收土地。 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土地法》。当然，当时的《土地法》有其局限性，比如限制租赁、限制租金比例、强制永佃权等，行政权力过大。自秦汉至清末的二千多年间，耕地始终是在国有――私有――国有的三轮大循环中变化着，每一次由私有土地向国有土地转化都伴随着社会动乱与逆转；而由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转化则促使农业经济恢复和国家强大。与此相适应，通过土地买卖兼并转移产权，利用租佃制经营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的主要内容。非耕地一般属于国有，基本上不加入产权流动的领域[5].我国封建制度中的土地私有产权曾长期存在并允许在较大范围内自由流转，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土地平分的农民家庭私有制，允许私有土地产权自由买卖、出租、典当、抵押、赠与等，并受到国家土地法律制度的有力保护。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农地私有制，具有很强的生产激励作用、农地配置效率和制度变迁绩效。随后，我国确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隐含着土地平分机制，它直接刺激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又使人地比率下降，造成农地经营规模的细碎化，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和土地报酬率递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继续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使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但国家始终没有给农民下放土地私有的财产权。因此，下一步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彻底恢复土地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性质，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发挥市场在配置农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真正使农村土地流转起来。通过积极培育和逐步完善农村土地市场，来提高农地利用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提高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全面繁荣。我国下一步继续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土地法律 制度。 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下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长期虚置，形成行政权大于农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传统，导致农村耕地资源大量流失，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要按照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与经济上相统一的原则，重构产权清晰的农村土地市场主体，并从宪法和有关土地法律制度上予以保护。 据1996年中国土地资源调查数据分析，国有土地面积占，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面积占，尚未确定土地权属的面积占[6].由此可见即使把农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全部私有化，也不会彻底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的社会主义公有性质；相反若继续维持现行的国家土地征用制度，只能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往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单向转移，直接造成农民所拥有的农用土地资源存量的净减少。农村土地私有化使城乡土地市场的产权关系更加明晰，便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优化配置资源，促进可耕地在农户之间自由流动，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私有化有利于耕地规模适度的集中经营，可以更好地发挥土地作为增加社会财富母体的再生功能，将会培育出大量的新型合作经济实体和合作经济组织，建立 和发展新型的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土地不是私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意味着农民如果永久性地离开土地，就将丧失土地的权利。所以打工在外，他要定期回去，政府对农村土地按照婚嫁生死3、4年调整一次。调整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调整的权力，完全在政府手中。 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弃农转工商。 中国几亿农民都要从土地里面走出来。中国现状却是农民走了，就会丧失对土地的权利。所以现在农民抛荒现象非常严重。把土地交回村里以后，丧失权利；却又不能买卖租赁，因此他宁愿荒着，出去打工。 土地制度应该公有还是私有，其实这是农民的权利问题， 他应该能自己决定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就是说，那这个村集体里的人应该能决定将它们分了或者出租或者出卖。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没有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地价不能形成。土地私有化，以及取消户口制度、把人变成自由民。这是两件重大且急迫的事情。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可以永久移民。因为他的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委托别人管理、出租。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步伐加快，举家进城居住、务工或经商的农民日益增多，建新房弃旧房日多，农村集体土地上农民卖私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由于没有产权证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拆迁时如何确定受偿主体，由此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法律对此类财产的买卖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既没有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上的私宅不得买卖，也没有规定农村私宅如何买卖。因为这些房屋没有产权证，买卖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导致大量农村私宅闲置，进而由于无人居住、无人修缮而倒塌。另外，土地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民土地包括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出售宅基地实际上是对农村集体组织所享有土地所有权的侵害。而在农村，以出卖房屋为名出售农村宅基地非法谋取利益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农民的房屋财产缺乏保护，不利于农村人口的流动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育。私有化使农村集体土地上所建私宅能够合法、有序地买卖，以促进农村人口有序流动，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可以在改革中逐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在建立成熟完善的物权法体系和民法典。正是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而言，已经明确地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了农民，但是农民并没有完全得到法律上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 当然与私有化应该同时进行的是加强基层民主化进程。另外可以取消、削弱或者淡化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因为村委会和乡政府在目前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就其所起的作用看已经是弊多利少。目前农村村委会的工作绩效看是非常差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界定给农民。农民行使土地权利将不再与村委会签约，而只是与国家签约，是社会契约（ SOCIAL CONTRACT）。 五 结语 民法的各基本制度中物权法最需要也最能够体现本国特色。物权法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国对本国资源的分配和利用的范畴。况且，我国是资源相对短缺的人口大国，长期以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向重视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不能不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现成的概念出发，所以要研究中国的物权，必先研究中国的土地权利；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物权法，必先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权利制度。[7]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物权法、民法典不能急于求成，现实的做法可以考虑先建立完善的土地法律制度这并不意味这我们停滞不前。而是在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中要注意立足现实，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正有利于民生和国计。 [1] 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页 [2] 王利明，《物权法专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页 [3] 王卫国，前书，第3页 [4] 王卫国，前书，第2页 [5] 江平， 《 中国土地立法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第96-97页 [6] 刘育成， 《 中国土地资源调查数据集 》 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印制， 2000，第38页仅供参考

房地产评估论文题目列表房地产评估论文题目列表仅供参考！房地产泡沫成因、评估、预控房地产评估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关于房地产价格随机波动与评估、抵押风险的研究我国房地产评估市场的规范问题房地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评估要点当前我国房地产评估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基于模糊数学的“快速递减加权式”在比较法评估房地产价格中的应用研究房地产泡沫的评估与防范正确理解、灵活运用基准地价修正法——房地产价格评估方法浅析房地产评估风险形成机制及其防范对策探讨规范发展我国房地产评估业的片断思考探索城市房屋拆迁中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贷款项目房地产市场分析的有效性评估当前房地产评估市场状况浅析房地产评估机构脱钩改制后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对房地产拆迁评估的几点思考浅析房地产品牌及其价值评估浅议抵押房地产价格评估风险实物期权方法在房地产投资项目评估中的运用基于模糊数学的房地产评估实务对完善房地产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制度的思考涉案房地产评估探讨银行贷款抵押工作中涉及房地产价值评估业务所遇到的问题的思考当前保定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关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脱钩改制的通知我国房地产评估业在加入WTO后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初探享乐评价法在房地产评估中的应用重庆市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脱钩改制之实践议房地产项目评估报告的编制我国房地产价值评估的现状与对策房地产品牌及其价值评估房地产抵押价格评估探析房地产评估机构改革刍议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评估中的弊端及相应对策不同评估目的下房地产估价方法的选择房地产评估中三种评估方法的比较研究AHP法在房地产价格评估中的应用研究关于建行房地产贷款项目评估的若干思考房地产变现价格评估刍议全球化对中国房地产评估业的影响及对策房地产清算价格评估探析浅析房地产评估机构的行业风险 浅析房地产司法强制变现对评估价值的影响我国房地产评估业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商业银行房地产抵押贷款评估问题探讨收益还原法评估中房地产折旧费问题的探讨房地产评估系统的研究议房地产抵押价格评估房地产开发项目信贷评估分析用收益法评估房地产如何确定资本化率房地产评估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思路房地产评估中使用年限与折旧年限的区别房地产三种评估方法结果异同之经济分析房地产价格评估的系统分析与设计试论房地产评估中的建筑物的损耗浅析房地产抵押贷款评估中存在的贷款风险诱因模糊模式识别在房地产评估中选取可比实例的应用对房地产价格评估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试论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体系的建立与运作对一宗房地产评估案例的评析与思考房地产抵押评估中的“保守性”质疑浅谈涉案房地产的评估集体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初探商业房地产租赁价格评估的特点脱钩改制与房地产评估业的发展谈房地产价格评估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住宅小区房地产投资经济风险的评估浅谈影响涉房地产价格评估的几个因素房地产投资评估与决策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房地产市场比较法评估支持系统设计与应用研究房地产投资风险的仿真评估浅析中国房地产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房地产价格评估问题研究论经济外部性对房地产评估的影响新形势下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估房地产品牌价值评估提高我国房地产评估业评估质量刍议房地产价格的不确定性分析与评估方法研究房地产价格的灰色类比评估方法供求失衡房地产市场中的成本法评估房地产贷款项目可行性评估初探基于BS模式的房地产评估项目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施我国房地产开发项目中的生态评估基于特征价格的房地产评估新方法房地产拆迁评估的难点及应对措施房地产贷款项目评估分析与配套体系构建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评估与预控对房地产评估中“折旧补偿模型”公式的质疑与探讨论国企改制中的房地产评估对建立区域房地产市场评估体系的思考房地产评估风险的辨析当前我国房地产评估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请采纳答案，支持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