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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荀彧的文章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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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荀彧的文章论文格式

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nikeyicongzhongdedaoqif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去看前言吧。

1.曹操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安徽亳州人,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曹操文武双全,官至臣相,封魏王,享年65岁。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名叫许劭,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有奸的一面。但是,主要是,突出了他雄的一面。他胸怀宽广,胆识非凡,善于用人,唯才是举。曹操爱惜人才,这是出了名的。徐庶入曹营不出一计,曹操没有杀他;徐晃奉命劫杀曹操,但曹操让满宠说服徐晃就归降了曹操。后来徐晃在曹操手下成了一员大将,给他立了很多功劳。如果我们从封建正统观念来看的话,那么,曹操当然是一个乱臣贼子。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问题上,反映了曹操非常果断地抓住了时机的果断英明。另一方面,曹操又是一个奸雄。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件事上:(1)杀吕伯奢。曹操刺杀董卓越未果,逃走,在途中投奔故人吕伯奢,吕杀猪待客,曹操反以为是吕将加害于己,杀了吕的全家。“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成了他的至理名言。(2)杀杨修。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有这样几件事能说明:一是曹操在花园的门上写一个“活”字,是曹操为了卖弄一下自己的才干,而杨修这家伙不给他面子,偏要弄穿曹操的西洋镜不可——曹操“忌之”。二是远方的客人送酥一盒给曹操,被杨修一人一口与众分吃了,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卖弄小聪明——曹操“恶之”。三是曹操本想以梦中杀来警戒大家,杨修偏要在大家的面前揭穿不可——曹操“愈恶之”。四是杨修告曹丕密请朝歌长吴质入内府商议,反被吴质用计陷害,曹操认为杨修是陷害曹丕——曹操“愈恶之”。五是曹操本想试一试曹丕、曹植的才干,可杨修偏要教曹植怎么做怎么做,结果被曹操知道了,坏了曹操的好事——曹操“大怒”。六是杨修为曹植作答教,被曹操得知——曹操“大怒”。这六件事,一步一步的逼迫曹操最后以“鸡肋”事件“惑乱军心”为借口杀死了杨修,也成了杨修之所以被曹操的一个客观的原因。(3)杀华佗。曹操为造建始殿,亲自挥剑砍伐跃龙祠前的梨树,得罪了梨树之神,当晚做了个噩梦,惊醒之后便得了头痛顽症,遍求良医,均不见效。后来,华歆向曹操举荐了华佗,曹操立马差人星夜将华佗请来为他看病。华佗认为曹操头痛是因中风引起的,病根在脑袋中,不是服点汤药就能治好的,需要先饮“麻肺汤”(按: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麻沸散”,是华佗发明的一种麻醉剂),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左右将华佗收监拷问,致使一代神医屈死在狱中,而华佗所著的《青囊书》也因此失传。(4)杀粮官。当时袁绍的弟弟叫袁术,在安徽寿春这个地方,因为得到了那一枚皇帝的印,他以为天命在我可以当皇帝了,就在寿春城自己称帝了。实际上你的实力不到,有这枚印管什么用呢?所以曹操要攻打他。但是寿春城也不是好攻打下来的,打了一阵子,打不下来,眼看粮草快完了,怎么办呢?他把粮官王垕叫过来,告诉他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小斗放粮。粮官说这样做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士兵、将士吃不饱,马上不抱怨我吗?曹操告诉他,你不用管,我来替你承担责任。王垕只能照着他的命令去做,果然下面的将士一片大哗,因为当天就吃不饱肚子,怎么办?然后曹操又把这个王垕叫过来,告诉他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这王垕说我有什么好借给您的,“你的头”,要借他的脑袋。这王垕说我无罪啊,是您让我小斗放粮,为什么要杀我啊?曹操说我知道你无罪,但是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所以就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家里的妻儿老小我把他们养起来,你安心的走吧,把王垕推出去斩了,告诉大家这是粮官王垕办的事情,王垕就这样为曹操的伟大事业献身了。(5)为人虚伪。“马踏麦田、割发代首”的事。有一次打仗,打胜了,很高兴,正好遇到四月天大麦黄,一片丰收景象,因为心情好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将士不许糟蹋粮食,有人踏到麦田里就要斩首示众,可是刚刚下完命令,他自己的马被地里的一只斑鸠飞起来,把马给惊了。然后他自己踏了一大片的麦田,怎么办呢?自己要挥剑自杀,当然是手下来劝说,丞相你不能自杀啊,你自杀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靠谁啊?还指着你统一天下呢。所以曹操说那怎么办,我把头发割下一把吧,也算是我自己惩罚自己了,到他自己犯法的时候,就是一把头发解决问题了。(割发:又名“髡” 是一种仅次于断头的刑罚)(6)徐州屠城。他心灵深处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7)梦中杀人。曹操对照料自己的侍从们说他会梦中杀人,以保护自己。为使众人相信自己的话,于是在一天夜晚睡觉时,故意蹬开被子,一个平日深受曹操喜爱的侍从,捡起地上的被子给主人盖好,曹操突然翻身跳起,抽出床头宝剑,狠命一挥,侍从即刻身亡。第二天曹操醒来还装糊涂。弄得大家都相信曹公睡梦中确有神秘的自我保护能力。曹操这种伎俩,只有一个人看得透明之极。这个人就是杨修。当曹操装模作样为那侍从送葬时,他扶棺苦笑道:“不是曹公在梦中,而是你在梦中啊!”曹操见杨修戳穿了自己的阴谋,深恨杨修。2.刘 备: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县)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少年孤独贫困,与母亲贩鞋子、织草席为生,后与关羽、张飞于桃园结义为异姓兄弟。剿除黄巾军有功,任安喜县尉。经常寄人篱下,先后投靠过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为军师,率军攻占了荆州、益州、汉中。于公元二二一年正式称帝。在替关羽、张飞报仇时,大举进攻吴国,被东吴陆逊用火攻打败,不久病死于白帝城,享年六十三。世人也称他刘先主。 书中的刘备,是一个仁义明君,忠厚长者。但鲁迅曾批评:欲显刘备长厚,似伪。这一句对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非常恰当的。周瑜讲道:刘备枭雄之姿,并非长久曲屈人下之人也。但书中的刘备却是处处表现得过于厚道,倒给人一种伪的感觉。不过,由于书中对刘备的推崇,对刘备的塑造还是正面的。刘备有武勇的一面,三英战吕布就可以看出刘备的武艺。但为了体现明君的方面,对刘备的德,是着重刻画的。首先,体现了刘备的忠,刘备对汉室的忠心,受汉献帝衣带诏,汉室未亡时决不称帝等。其次,体现了仁,在新野自身难保时坚持携民渡江等。第三,体现了义,在两位结义兄弟遇难后坚持为他们报仇等。第四,体现了厚道。多次寄人篱下有机会夺取而不取。第五,体现了很重视人才。最出色的表现就是在赵云单骑救主后的摔阿斗,所谓民间谚语中的“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在收买人心方面,小说中还特别会表现刘备的哭,所以有人说,刘备的江山大部分都是哭来的。但也正因为刘备过于注重这样一些小德,忽视了一些大德,如在处理关羽和张飞遇难问题上,过于强调兄弟情谊而不顾国家大义,导致了兵败,使蜀汉元气大伤,从此不能恢复,兴复汉室化为泡影。 3.张 飞 张飞,刘备义弟,蜀国五虎大将中第二位。字翼德,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少时即与关羽共事刘备。曾在虎牢关与关羽、刘备一起迎战吕布。长坂坡桥头上一声吼,吓退曹操百万军。葭萌关夜战马超,一支丈八蛇矛勇冠三军。刘备入川以后拜为本骑将军,封西乡侯。公元二二一年为替二哥关羽报仇,同刘备起兵攻伐东吴。临行前,因鞭挞士卒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死时只有五十五岁。张飞重情义,武艺高,谋略上当然不能跟诸葛亮比,但偶尔也表现得很出色,而且粗中有细!遗憾的是没有战死在沙场,而是被小人所害。《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有这样的评价:“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4.关 羽 关羽,是我国的武圣,与文圣孔子一起,受到国人的推崇。关羽在蜀国五虎大将中排名第一位,为人忠直仁义,广受民间崇祀,尊其为“关公”、“关夫子”。关羽幼年时,熟读《左传》《春秋》,长的一副美髯,人称“美髯公”。小说在写到关羽的正面形象外,也对关羽的缺点提出了批评。主要从个性、武艺、人格这几个方面进行刻画的。武艺上,温酒斩华雄、赚城斩车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都是对这位武圣人的精彩武艺描写,其中更有一段关云长刮骨疗毒,写出了一个铁汉的形象。同时,作为受到历代统治者和百姓推崇的武圣,人格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关云长“忠义”这方面体现得尤为出色,封金挂印护嫂千里走单骑体现了他的“忠”,义释曹操体现了他的“义”。在人格上,他与其它英雄不同,立身行事,光明磊落。正是由于这种“忠义神武”,才使他成为武圣。但《三国演义》也批评了他的缺陷,就是骄。从想跟马超争高低,封五虎将时不服黄忠时可见一斑。关羽在这方面主要犯了三个错,一错没有处理好与同盟关系,拒绝孙权联姻要求,得罪便者。二错没有处理好与同事关系,看不起同守荆州的糜芳、博士仁等人,导致孤立无援。三错轻视敌人,被人从后偷袭,大意失荆州,最后兵败竟被吴军的一个小将马忠生擒。关羽被擒后,坚决不降,被东吴斩杀,死时约五十六岁,遗恨千古。5.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亮父亲诸葛圭,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早年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后来,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便移居隆中,隐居乡间耕种,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 诸葛亮读书不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并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古歌谣。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还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于襄阳隆中,会见诸葛亮,问以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即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三顾茅庐,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形成三国鼎足之势。他联孙抗曹。大败曹军于赤壁,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间武三年(223年),刘备病危,以后事相托。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候,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建兴五年(227年),上疏(即《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6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十二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千百年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诸葛亮一生主要著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隆中对》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曾革新“连弩”,可同时发射10箭;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6.周瑜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周瑜这个人可倒了大霉了,被描写成智短才拙,处处不如诸葛亮的人。但虽然这样,仍能让人看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从十五回出场,到五十七回病故,是一个风流儒雅,潇洒干练,却有意气用事、头脑简单的周瑜形象。周瑜的风流儒雅,书中描写不多,倒是苏轼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的形象深入人心。说到才干,训练了一流的水军、用蒋干将计就计、用黄盖苦肉计、最后用火计破曹,这些都不用说了。但书中为了衬托诸葛亮,对周瑜更多的是一些负面描写。首先是对抗曹操上,写周瑜是动机是狭隘的,是诸葛亮假称曹操有意“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才使周瑜抗曹。而且在赤壁之战中,也仅是发挥了配角作用,处处落于诸葛亮的下风。甚至在人品上也显得心胸过于狭小,稍有不顺就急得吐血,对才华高的诸葛亮嫉妒,下了杀心。同时,他的死亡也正是由于智力落后于人太多且心胸过狭所致,丢了胜利果实,赔了夫人又拆兵,最后意想天开想赚对方,反而连命都丧了。(恨其智不能为东吴所用) 7.司马懿司马懿世家豪族出身,早年在郡中作小吏,后被曹操辟为为文学掾。司马懿早年任文学掾,后任主簿,是曹操帐下谋士之一,但并不出名。后来司马懿协助曹丕代汉,出谋五路伐蜀,开始崭露头角,在曹丕病逝前成为顾命大臣。曹睿继位后,司马懿主动请命去防御魏国西部,后因蜀国马谡的反间计一度被废,但面对诸葛亮的北伐强攻,魏国不得不再次启用司马懿。司马懿多次败于诸葛亮,于是采用闭门不战的策略防守,直至诸葛亮病逝。曹芳继位后,司马懿、曹爽共同辅政。司马懿受曹爽排挤,于是发动政变诛杀曹爽一族,自此掌握魏国大权。司马懿病逝后,魏国政权仍由其儿子把持,多年后导致晋朝代魏的发生。司马懿被后代追封为晋朝皇帝。

王春彧知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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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问的是王春彧一共来了几集吗?9集。《明星大侦探之名侦探学院》中王春彧参与期数有第一季:9、11-14、17,第二季:11,第三季:15,16。王春彧,男,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后,现任重庆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博士(获杰出毕业生第一名奖章、优秀论文第一名)、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武汉大学建筑学学士。

身高181cm,体重142kg。2018年1月,参加江苏卫视《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在“百人抢位赛”上半场中,初试成绩排第3位的王春彧在第一关“数字华容道”被淘汰,他与何猷君、王子润、刘星图被观众封为“大脑F4”。淘汰后接受采访他坦言:“我是学建筑的,短板确实很多。”2018年6月17日,王春彧参加综艺节目《天天向上》。任嘉伦带领包括王春彧在内的“好学海绵团”于现场出道。2019年12月,参加《明星大侦探》衍生节目《明星大侦探之名侦探学院第一季》

写荀子论文的题目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开篇。学习是贯穿修道始终的。没有正确的见地只能是盲修瞎炼。然而学习又得先有目标。应该“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也是教育的根本方向。这种圣贤教育与功利教育的区别就是“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劝学》这篇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了明心见性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有德才能明道。但德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谓之性德。然而仅有性德是不行的。因为众生的性德被无明给蒙蔽了,无法显示其光明清净的妙用,反而显示出污浊的身心世界,令众生枉受轮转六道的痛苦。只有依靠修德才能使性德的清净光明显示出来。修德就是积善,积善即是明道的资粮。善法有世出世间的不同。这种不同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行者自己的心志之强弱。所以即使儒家的道,也并不是局限世间的,这种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儒家之道行之极处也是可以出世的。当然,在一切出世法中,佛教是最为高超圆满的。“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这绝非凡夫之境界。众生本来是神而明之的,之所以会变成愚昧,实在是性德被障碍的缘故。因为修德而显出性德,神明不过是性德之用而已,荀子知晓其是自得,非从外来。“圣心备焉”,圣心即是真心,“备”者恢复也,去妄显真。荀子所在的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但绝不可说中国即无悟道者,佛经亦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荀子可谓无师自悟,但其之所以能够悟道还是因为其修学暗合道妙。宣化上人曰老子孔子皆菩萨示现,则荀子之本迹我亦不敢妄测。从《劝学》篇中我们可以明白其修学思想与佛教戒定慧三学是暗合的。荀子对道心之坚固非常重视,而曰:“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是修道最重要的,这种德操与积善的关系是密切的,是真正的戒。“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应”即是“慧”,也可以说“定”是“止”,“应”是“观”,“能定能应”即“止观圆融”。这时候才可谓之成人,即成就道业之人。成就之后,荀子再谈到了其境界“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天地间纯是一片光明,由此可知荀子的证量一二。最后荀子以“君子贵其全也”作结,勉励后学勿得少为足,当勤精进。

荀子思想虽然与孔子、孟子思想都属于儒家思想范筹,但有其独特见解,自成一说.荀子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求其放心",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教导为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都是孔子仁的思想的具体内容和表现。这也是孔子从人的内在心灵的需求中所揭示出来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命题。这些命题表现了孔子对人的本质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认识的深刻性,也是孔子哲学之所以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秘密之所在。孔子在《论语》中两处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在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二是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即在孔子回答什么是“仁”和“恕”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命题。“仁”的基本意思就是“爱人”,包含亲亲、泛爱众、仁民爱物。按照程颢、程颐的说法“仁”是“全体”,它“涵义、礼、智、信”,他称为“四支”,即它是一切美好德行的总概括。《说文·心部》“恕,仁也”。“恕”属于仁的范畴,“恕”的基本意思是“推己及人”,把自己内在的爱心推及于爱众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命题是从人的本性是善的这一人性假设出发的。要求用自己的仁心和善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从善心出发去处理人与人的情感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在这个命题中包含着要分清两个对立的的概念,即“所欲”与“所恶”,这是从人的个人主体出发而体验到的,人的全部心灵活动和行为追求,不外乎就是这两个东西,也整个人类主体所能共同感悟到的。“己所不欲”,“施诸己而不愿”,是“所恶”,它的反面就是“所欲”,即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管子·小问》)。相反,“所欲与之聚之”(《孟子·离娄上》),亦是“仁”。所以,在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命题中,体现着人类的伟大的“爱”。其中所包含的“微言”或真谛,就是“泛爱博施”。关于人的类的主体意识的确立,是人意识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差别,意识到灵魂与肉体差别,进而追索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思考自身的来源和归宿,思考对外部世界的终极解释以及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人意识到自身是区别于自然的存在,因而人类逐渐确立了“群类”的观念,确立了人为万物之灵的主体意识。关于人个体的主体意识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中出现的。在人的群类的内部,自身与别人、自身与整体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呢?中国的先哲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孔子总结了前人探索的成果,建立了“仁”的哲学,肯定了人类的主体意识之外,还强调个体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表明孔子对人的个体的主体意识有了深刻的见解。孔子的这种个体的主体意识中,这是相对于群体来说的。因为个体的主体意识,如果脱离了群体,就成了孤立的个人,任何个体都是群体中的个体。脱离群体的个人,将可能丧失人性的某些规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必然逻辑是己之所欲,应施之于人。不论所欲与施还是所恶勿施,都应该站在人类的整体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所不欲的东西,不要施加于人,自己所欲求的东西,就要自觉的给与别人。这种个人的所欲与所恶,是群体为其参照的。在儒家看来,只有把自己溶入群体中,才算是一个完满的人。作为人本质规定的“仁”,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得确定的,脱离了群体的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在肯定自己时要肯定别人,肯定了别人,同时也就肯定了自己。人之所以为人是处于人与人的因缘和合之中的。在人类社会中,个人作为类的一份子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安全、物质利益、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相爱的,应所恶勿施,所欲与之。但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当权者和黎民百姓、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所施与勿施的主体是当权者、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应该施德于民,施教于民,施政于民,施富于民。庶民之间也应该树立和实施所施与勿施的思想,人人都应该施恩惠于他人,这就体现了人与之间的爱与社会的和谐。二孔子“所恶勿施”与“立人达人”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孔子在人性问题上,虽然只是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模糊性命题,但孔子实质上是坚持的人性善。孔子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仁”,即人者仁也,同时又把“仁”定义为“爱人”,这就说明了人的内在本质是善的,孔子的这一实质性的思想,被孟子明确地揭示出来。孟子认为,人的善的本性是先天的,它来源于“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这“四端”中包含有仁义礼智“四德”的萌芽。恻隐之心萌发出仁德来,羞恶之心萌发出义德来,辞让之心萌发出义德来,是非之心萌发出智德来。这“四德”是人人本身有固有的。由于人具有这种善性,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时,不要违背了人的善的本性。执政者得民心的疹结在于“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欲与之”民就会爱其上,一个政权“民而爱之则存”,相反,如果“所恶而施”,民就会怨恶其上,民“恶之则亡也”。(《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在孟子看来,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的善性发挥出来,就能和别人的心灵相感应,就能和别人的心灵相沟通。“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韩诗外传》)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找到了心灵的感招点,作为执政者就应该“施泽于民”,“施实德于民”;作为庶民百姓,就应该施恩惠于人。每个人都根据所处环境和地位,把德泽施之于人,不就都可以成为尧舜了吗?人人都从善的本性出发,将心比心,推行“忠恕”之道,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就容易沟通,这是因为人都有共同的欲望和需求,或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所就的那样。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性者,天之就也”,人恶的本性是天然的。“情者,性之质也”,情是人性的内容。“欲者,情之应也”,欲是情的反应。情欲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天子到庶民百姓都是这样。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仍然主张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这是顺应人的本性的。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多欲,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礼义道德是人为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厌恶因好利多欲而引起的争夺暴乱,厌恶“偏险悖乱”的社会状况;追求和谐平衡的人际关系和正理平治的社会环境。人人都有欲望,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不外如此,因为欲是人的本性的一部份。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尽的。自己所欲的东西,并不等于人家不欲。人人都有欲望而且不可止尽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荀子认为:“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去,求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荀子·正名》)为了达到“近尽”和“节求”的目的,就需要制定“礼义”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人最大欲望就是“贵乎生”,“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荀子·强国》)通过“礼”的规定来满足人的欲望,又使人的欲望节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换言之,就是所欲与之,只不过是有条件的满足。一般说来,凡人之所欲皆与之,是不可能的。“人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指整个人类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欲望。所以,荀子所主张的“近欲”和“节求”是很合乎实际的。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个道德实践原则,孔子还强调作为国家各级政府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要了解和研究人性问题,不了解人性就不能有效的施政和进行有效的管理。“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之官》)“以生”指人先天具有的善的本性,“有习”指人的善性的丧失而染上的恶习。人的善的本性要求“爱人”,也要求被人“所爱”。以己之心推度他人之心,成己成物,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成人之美,不把自己所厌恶的、所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强加别人;同时把合乎人性需求的、自己所响往的东西施之于他人,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以至整个就能处在和谐协同之中,人的善的本性就会能够得到发扬,否则,人的邪恶(不论它是先天的本性,还是后天的染习)就会滋长、漫延、泛滥,破坏社会的安宁和稳定,使人们丧失了生活基本保证,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研究人性,认识人性以及每一个人正确认识自身,是实践仁德的重要基础。探索人性的目的就是要理解“人类之爱”,“所谓爱就是创造;所谓创造就是在对象中发现自己”。“理解了自己也就理解了他人”,“对于自己茫然无知的人所看见的世界也是千篇一律的灰色,只有在能够用闪烁的眼光凝视自己的灵魂的人的面前,一切事物才会在光彩夺目的交错之中,扩展开来”,“能够透切地理解自己的个性的人,即使在最平凡的人中间,也能发现形形色色的个性”,“个性不可能给予,而只能去获得”,“只有恁借爱才能理解他人的个性。摈弃区别,选择的理智,抱以温柔的情意才能理解他人的个性。不以即兴的印象和反复无常的直观,而是以坚忍不拔的爱和细致的洞察去把握个性”,“你必须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日本三木清:《人生论笔记》)三木清先生的这段话,说明只理解自己,才能理解别人;只有用爱心,才能理解别人。现在有的人,表面上看他在潜心学佛,似乎在忏悔自己的过失或罪过,似乎心向善了,但实际上满心邪念,贪 痴全有,经常把自己所不欲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有的人我执和法执都过重,自我膨涨,心机叵测,排斥一切人,名和利都想个人独占,这种人根本不可能有事业上的成功。这种不具有起码的人的善性,更不具有佛性。由于没有自性,就不能认识自己,也就不能认识他人,也就不能从对象中发现自己。因而他不懂得,也不能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和意义。三清代著名学者刘宝楠在注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引《韩诗外传》的话之后说:“则己所欲,必当施诸人”。(见《论语正义·颜渊第十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所欲,必当施诸人”,都体现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孔子在回答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的提问时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对“仁”和“圣”这两个概念严格加以区别,认为“圣”高于“仁”。刘宝楠解释说:“仁”和“圣”共通的地方“皆推心之恕,以长养万物”,不同的是“仁”的德泽范围较窄,圣的“德”泽较广大。“仁训爱,圣训通,并见《说文》,为最初之谊。通之为言无凝滞也,无阻碍也。是故通乎天地、阴阳、柔刚之道,而后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义之道,而后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义有未能明晓,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即我之疑滞阻碍,而有所不通矣。如此以之自治,则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则多所拂逆。”“博施济众,无一人不遂其欲”,“广施恩惠,言君无私,德能遍及”于大众,“仁道大成”,就称为“圣”,所以“圣”高于“仁”。由此可见,“博施济众”是德泽广大的圣德,也是合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旨的。1,施德教于民。孔子主张“导之以礼,齐之以德”(《论语·为政》),反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他认为,只有用“礼”和“德”施教于人,才能启发人的道德自觉,才能使人能认识自己的价值,树立自尊的意识。自尊是人的觉悟,也是人的一种德行。人如果丧失了自尊,近乎于禽兽。因为,有的高级哺乳动物有羞愧之心,有某种自尊。人的自尊是建立在人对自身价值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体现了自尊的基础由尊重他人。如果,把自己所“不欲”的东西,施之于人,或强加于人,那说是失了作人的良知,丧失了作人的规定。贪图享受的人,不但不愿意作艰苦的、创造性劳动,而且简单的一般性劳动也都不愿意作,那么他的享受和享乐又是谁给他创造的呢?当然是别人所付出的劳动。自己不愿意劳动,却又别人去劳动,这种人丧失了作人品德,成了个人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往往丧失自尊。个人主义横行的世道,不是协调祥和的世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心比心,都真正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就会减少磨擦、减少矛盾、减少怨恨。要做到这一点,民众的道德文化素质十分重要,所以,施德教于民,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是为政者不可忽视的任务。古代十分重视“礼”“乐”的教化,“礼”和“乐”的社会功能都是能使之人与之保持和谐与协合,并且使能人的内心也保持平衡,从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比较合乎人性的要求。2,施仁政于民。恶政和暴政从来是人民所厌恶的,仁政是民众所响往的。为政者要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体谅、体察普遍民众的愿望,特别最低层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尚书·无逸》要求为政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进而“则知小人之依”,“依者,隐也”,下层的普通民众心中的隐痛和难以言说的疾苦。为政者要从爱民的立场出发,实行祥和的政治,要导之德,教化民众,让他们自觉的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产,要有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资料;要使民众安居乐业,衣食饱暖,不饥不寒;要薄其赋敛,少派徭役,减速轻民众的负担;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减少征战,不得已要进行的正义战争,也宜速决。为政者在满足民众物质生活的同时,还要重视民众的文化精神生活。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都不愿意的,自己都十分厌恶的东西施加给别人,为政者更不应该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施加给民众。3,施富裕于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人之欲天必从之。物质生活是民众生存的基础。人来之于自然,自我价值的确定,使之归从于社会,因而人是自然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作为自然的存在,它必然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为保持生命的延续,必须要和自然发生物质交换。人和自然发生物质交换的方式、手段和本质皆与动物不同。因此人的生存需求,仍然是第一层次的需求。所以,不断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民众的对物质生活的“所欲”,是执政者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孔子提倡“富民惠民”的政策,强调“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德政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所欲与之出发,主张“以政裕民”,他认为只要实行了“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这样的政策,民众就可以富裕了。他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同上)只要执政者实行“裕民富民”的政策,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就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从历史上和现实都清楚地表明:只有实行富民的政策,使民富之,才能使社会安定,才能使国家强盛,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4,给人的灵魂建立一个家园,是施仁政的一个方面。物质生活是人的基本需求,但不是全部生活。人的物质生活满足之后,需要文化精神生活。文化精神生活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人有十分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他的精神空虚,价值观被扭曲,失去理想和真正的人生价值的追求,他很可能颓废,甚至走上犯罪。就人的本性来说,人人都有美的追求,人人都希望自己不但有富裕的物质生活,还要有美好的文化精神生活,都希望自己的灵魂有一个寄托之处。有的人喜欢音乐、绘画、文艺作品,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艺术世界里;有的人喜欢探索宇宙和社会的秘密,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学术园地里;有的人喜欢花鸟、旅游,把自己的精神生活寄托在消闲时空中;有的人信仰宗教,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彼岸世界里。总之,要使人的生活真正成为人的生活,为政者必须要给民众创造一个文化精神生活丰富的空间,以满足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总之,我们从“所欲与施”与“所恶无施”的辩证关系中,体悟到了所施的价值,也体悟到孔子“博施济众”的真谛,那就是从爱民的立场出发,满足民众各方面的需求,才是对民众的真正的爱。四从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中,从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体悟到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和意义。针对世界性的道德堕落、各种犯罪、生态环境的破坏、各种地区性战争冲突、国与国之间外交纠纷以及在我国大陆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等等现象,理应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古代哲人的智慧训导中吸取智慧,以此作为思想的指导,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自己国家主权的丧失,都不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土被霸占,都不希望国家统一爱到破坏等等。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出发,那就任何一个国家就应该尊重别国的主权,不要去侵夺别国的领土,不要去破坏别国的统一,不要把战争强加给别国人民,不要去奴役别国人民等等。要想自己的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也就不要去侵犯别国的主权;要想自己的国家发达,也就要让别人国家也发达;要想自己的国家强盛,也就要让别人国家强盛等等。但是,有的国家不是这样,他找出种种借口,种种理由去干涉别国的内政,限制别国的经济发展,限制别国的贸易,甚至施加种种压力,心怕一些发展中国家富强了。世界上的这些奇怪现象,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面前。各国的政治家们,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如果能够懂得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欲达人”的训导,那么,世界将可能更安宁一些,将可能更人道一些,各种纠纷和磨擦就会更少一些。从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来看,任何一个生产者或销售者,他们只能对于一种或几种产品来说是生产者或销售者,对于他所消费的大量商品来说,他还是一个消费者,所以他们也应该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自己不愿意买到伪劣产品,就不应该生产或销售伪劣产品;自己怕火灾,就不应该生产或销售劣质电器或燃器具;自己怕吃劣质药品危及生命,就不应该生产或销售劣质药品;自己怕吃到劣质的、有毒的食品而影响身体健康或者危及生命,自己就应该生产或销售劣质的、有毒的食品等等。现在市场上出现的伪劣产品,是一些人为利所驱使而丧失了“良知”,丧失了人性。如果他们能重新发现自己的“良知”,找回丧失了的人性,用孔子的仁爱之心来洗去自己心中的邪恶,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将可能是有价值的。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应该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处理。管理者的任务主要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使其内部的人际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的之间人际达到和谐,从而实现组织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重视人,尊重人。管理首先要尊重你的部属和职工,这样也就达到了下属和职工尊重你的目的。作为下属和职工欲使自己受到尊敬,你也必须尊重你的上司。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就能达到组织内部的和谐。管理者对自己部属和职工的尊重,不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还应该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人本主义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主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施之于企业管理,用之于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正是人本主义原则的表现。从日常的人与人相处的关系来看,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强人所为,不夺人所爱,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成己成物,就能相处得和谐。能不能用忠恕道去理解人,帮助人,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是一个是否文明,是否有教养的标志。一些缺乏教养的人,与别发生一点点小的磨擦就出语伤人,有时把矛盾弄到十分尖锐的程度,甚至犯罪。个人教养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和谐是离不开孔子的忠恕之道的。总之,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仁爱之德和忠恕之道,对于建设一个文明的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必须大力加以弘扬。

[原文]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翻译]《诗经》说:“不浮躁不怠慢才是天子所赞许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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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员参与,夯实基础,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有效推进HSE管理持续改进。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目的就是要提高全员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提升HSE管理水平。这就说明我们制定的规章制度,还是不能有效规范员工行为,我们制定的岗位职责不严密,让违章者有机可乘,责任重于泰山,我们要做到“一岗一责、一职一责”确实把责任分清,落实到岗到人,为了保证责任制的落实,同时配套制定了“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对不履行职责的行为,在造成隐患时就进行责任追究,从而形成安全责任惹人有责。制定了“员工安全奖惩条例”,从约束员工的不安全行为入手,逐步培养员工良好的安全操作习惯。在安全环保考核上加大奖惩力度。(2)进一步强化HSE教育培训,提高全员安全环保技能。员工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员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决定HSE管理体系实施水平的高低和规范。丰富员工的HSE知识和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员工的HSE意识和习惯。有效促进了员工的HSE意识、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为企业的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3)深化风险管理,确保生产过程有效受控。加强作业许可、HSE“两书一表”、工作前安全分析、设备装置启动前安全检查确认等HSE制度标准的落实,强化基层作业风险控制,实现生产全过程受控。基层站队要认真组织对关键操作卡进行评估,采用工作循环分析方法,定期对关键操作进行风险评价,完善关键操作程序,修订完善基层HSE“两书一表”、编制各专业作业指导书和岗位指导卡,培养HSE标杆单位,推广成功经验作法,以点带面,全面规范提高基层HSE文件的简洁、实用、适用和可操作性。(4)规范HSE信息渠道,强化HSE信息管理。上承下达,是HSE信息管理的职能之一,我们有些管理者不愿意“家丑外扬”或不愿意员工知道的太多,就封闭HSE信息渠道,造成基层HSE信息上级不知道,上级HSE信息下级不了解。另外还可能会出现从多个信息渠道,反映出的同一问题,结果却是千差万别的现象。建立统一规范的HSE信息渠道、完善HSE信息管理,加强HSE数据统计管理,做好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及时统计、上报和传达各类HSE管理数据和信息。结束语HSE推进工作不能流于形式,人云亦云,只做表面文章;领导干部应该以身作则起带头做起,从细节入手,制定科学严谨的制度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计划,强化全员HSE宣传培训教育,将日常工作与HSE管理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开展“安全个人行动计划”、“属地管理”等活动;做到HSE工作按要求、重环节,真正做到HSE管理工作人人有责任,事事责任清,尽早实现由“被人管”到“我来管”的HSE理念,最终达到HSE管理的目标。

2008年,小车服务大队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两会”精神,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生产经营和支部建设的稳步发展。现将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学习情况作如下述职:一、重视政治业务学习,培养良好工作习惯随着***的快速发展,作为车队队长,我深感自己文化知识的不足,为了充分将工作做好,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抽时间、挤时间学习,坚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实践中提高。在学习中,我始终坚持把学习政治理论知识放在首位;其次,利用业余时间加强自己对现代化企业管理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坚持运用现代管理知识武装头脑。除加强自身学习外,我还鼓励、组织车队员工进行驾驶技能、车辆维护知识等方面的学习、交流。通过学习,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基层领导,首先必须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心。因此,工作中,我全身心的投入,认真负责,坚持以一个合格党员的标准对照自己,凡是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坚持在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廉洁自律方面,坚持立党为公,不以权谋私,时刻做到警钟长鸣。今年以来,我始终站在车队发展的高度去思考和开展工作,尤其是在加强车队管理,做好车队安全生产、设备管理等各项工作和把握工作大局上,能够找准定位,锐意进取。这得益于车队有一个团结向上的管理集体。大家对我这个年轻“班长”很尊重,很理解,很支持。班子成员围绕车队发展大局,按照各自的分工和职责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工作,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使车队的管理和各项工作有了更大的进步和发展。二、围绕各项工作目标,努力抓好经营管理1、加强内部管理,提升工作效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无规矩无以成方圆”。因此,围绕今年公司、沙运司的一系列会议精神,我始终把建立完善车队各项规章制度,梳理各项管理流程作为管理工作的重点,要求执行制度必严肃,落实制度必到位。一方面,不折不扣地执行沙运司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车队各项管理,确保车队稳定发展大局;另一方面,结合车队生产工作实际,重点加强对运单、油料、司助考勤、差费报销等工作的管理制度的规范和完善。目前,车队各项工作已经向着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方向发展。 2、狠抓安全管理,确保安全生产。我能够认真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严格执行三个“禁令”,做到学习宣传要扎实、贯彻执行要务实、日常工作抓落实。一是在车队安全管理工作中,认真落实了公司、沙运司1号文件和三个“禁令”精神,使大家能够依据文件和“禁令”的要求,在思想上建立了安全防线;二是通过安全早会开展安全行车共享活动,切实提高了员工的安全行车意识。这种做法,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时时事事都由领导强调的被动的灌输模式,大家能够结合自己对安全行车,车辆维修、保养等方面的经验,相互交流和悉心探讨,自觉地消除了许多不安全因素;三是利用车队的温馨提示牌、电脑飞信等方式,能够将环境气候的变化及时告知各位司助,为安全行车奠定基础;四是利用人体生物节律管理模式,确保安全行车。3、夯实设备管理,奠定运行基础。设备作为车队创收增效的武器,是我们安全生产运行的基础。我坚持做到将设备管理与设备操作考核相挂钩,要求生产设备管理人员不定期的检查并完善车辆的单车技术档案,督促提醒员工按期维护车辆设备,并对车库车辆的停放,归队后车辆钥匙的存放等都做了具体安排,做到设备管理与经济挂钩,具体运行操作与效益兑现。今年以来,车队无一起人为设备管理事故,无一起人为设备责任损失。我还坚持组织每周一次的车队设备大检查工作,以便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将检查后的结果和处理决定,在下个星期一的安全早会和星期二的车队安全生产列会上及时进行公布,被检查出的不合格车辆,将在下次检查中被再一次检查。从以上方面确保车辆的安全行驶。4、生产与安全同时安排,加强安全检查和监控。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车辆运行,安全先行”的原则,坚持车辆归队检查、不定期的路查、夜查工作,并根据车队安全生产工作的需要,制作了《安全生产倒计时牌》、《小车服务大队驾驶员冬季安全操作规程》等各类安全生产软件,为安全生产运行进 行提供了保证。与此同时,车队对于在特殊路段、气候执行任务的员工及时的进行认真的工作交待,以此确保安全生产的平稳运行。5、提高安全服务意识,做好优质服务工作。这方面,一是根据车队实际情况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明确驾驶员的职责。对于服务被投诉,影响车队整体形象的驾驶员,按照规章制度严格处理,确保车队的正常工作的进行;二是在每天安全早会强调安全工作的同时,讲解服务中的细节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科目。实行竞争机制,增强了驾驶员对工作岗位的危机感,确保优质、高效的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三是利用人体生物节律管理模式,对情绪、智力、体力达到零界日的员工,及时给予提温馨示,最大限度的帮助员工做好优质服务;四是做好服务质量回访工作,督促员工做好优质服务。三、切实加强支部建设,尽力构建和谐车队2008年,车队党支部稳步、扎实地开展了多项活动,力求实现建设和谐车队的目的。一是认真宣贯公司、沙运司“两会”精神,开展了“六个一”创建活动以及“六必讲”、“六必谈”、“六必访”思想政治工作。同时,结合 “形势、目标、任务、责任”主题教育,向干部员工反复宣讲车队全年、半年、季度、月度及阶段性工作目标,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一个外点、每一名员工;二是结合工作实际,做好人心工程。支部结合人性化管理理念,长期开展谈心和帮扶工作,今年开展了“党支部一部一品特色工作”,坚持对“特殊群体”的帮扶。这些活动,加强了对员工的关怀与交流,协调处理好了各方利益和关系,为建设和谐车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支部根据不同时期生产的需要,充分利用“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驾驶员岗位大练兵”、“秋季整车爱车”等活动,调动广大驾驶人员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在车队营造出一种学先进、赶先进的良好氛围,促进员工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各项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车队点多、线长,人员较为分散,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安全管理的难度很大,致使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近人意之处。比如:安全教育的方式还不够灵活、安全管理的手段还不够扎实、安全监督的力度还不够多样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加以逐步改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注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安全教育内容突出,有针对性;二是安全教育的形式要突出灵活性;三是安全教育的事例要突出典型性;四是安全教育中要突出员工的参与性。因为,安全教育是安全工作的立本之举,它不仅关系到安全生产和经营效益,更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因此,安全教育工作必须要持之以恒。同时,要真诚面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只有加强管理,注重方法,不断创新,才能完成车队全年的各项工作任务,才能把车队建设成为一个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技术过硬、效益明显的团结集体,建设成为沙运司的一面旗帜。谢谢大家!

央行征信管理局的一分调查调查显示,在个人征信系统建立之前,大学生毕业后不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要求高目标,但要从低起点 希望能帮助到你 回答者:

有关有机化学的论文格式

有机化学发展介绍及前景一.发展介绍1806年首次由瑞典的贝采里乌斯(—1848)提出,当时是作为无机化学的对立物而命名的。19世纪初,许多化学家都相信,由于在生物体内存在着所谓的“生命力”,因此,只有在生物体内才能存在有机物,而有机物是不可能在实验室内用无机物来合成的。1824年,德国化学家维勒(�hler,1800—1882)用氰经水解制得了草酸;1828年,他在无意中用加热的方法又使氰酸铵转化成了尿素。氰和氰酸铵都是无机物,而草酸和尿素都是有机物。维勒的实验给予“生命力”学说以第一次冲击。在此以后,乙酸等有机物的相继合成,使得“生命力”学说逐渐被化学家们所否定。 有机化学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萌芽时期,由19世纪初到提出价键概念之前。 在这一时期,已经分离出了许多的有机物,也制备出了一些衍生物,并对它们作了某些定性的描述。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表示有机物分子中各原子间的关系,以及建立有机化学的体系。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94)发现,有机物燃烧后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他的工作为有机物的定量分析奠定了基础。在183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 Liebig,1803—1873)发展了碳氢分析法;1883年,法国化学家杜马(—1884)建立了氮分析法。这些有机物定量分析方法的建立,使化学家们能够得出一种有机化合物的实验式。 二是经典有机化学时期,由1858年价键学说的建立到1916年价键的电子理论的引入。 1858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1896)等提出了碳是四价的概念,并第一次用一条短线“—”表示“键”。凯库勒还提出了在一个分子中碳原子可以相互结合,且碳原子之间不仅可以单键结合,还可以双键或三键结合。此外,凯库勒还提出了苯的结构。 早在1848年法国科学家巴斯德(—1895)发现了酒石酸的旋光异构现象。1874年荷兰化学家范霍夫('t Hoff, 1852—1911)和法国化学家列别尔( Bel,1847—1930)分别独立地提出了碳价四面体学说,即碳原子占据四面体的中心,它的4个价键指向四面体的4个顶点。这一学说揭示了有机物旋光异构现象的原因,也奠定了有机立体化学的基础,推动了有机化学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有机物结构的测定,以及在反应和分类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价键还只是化学家在实践中得出的一种概念,有关价键的本质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三是现代有机化学时期。 1916年路易斯(—1946)等人在物理学家发现电子、并阐明了原子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价键的电子理论。他们认为,各原子外层电子的相互作用是使原子结合在一起的原因。相互作用的外层电子如果从一个原子转移到另一个原子中,则形成离子键;两个原子如共用外层电子,则形成共价键。通过电子的转移或共用,使相互作用原子的外层电子都获得稀有气体的电子构型。这样,价键图像中用于表示价键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原子共用的一对电子。价键的电子理论的运用,赋予经典的价键图像表示法以明确的物理意义。 1927年以后,海特勒(—)等人用量子力学的方法处理分子结构的问题,建立了价键理论,为化学键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后来,米利肯(—1986)用分子轨道理论处理分子结构,其结果与价键的电子理论所得的结果大体上是一致的,由于计算比较简便,解决了许多此前不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复杂的有机物分子,要得到波函数的精确解是很困难的,休克尔(ückel,1896—)创立了一种近似解法,为有机化学家们广泛采用。在20世纪60年代,在大量有机合成反应经验的基础上,伍德沃德(—1979)和霍夫曼(—)认识到化学反应与分子轨道的关系,他们研究了电环化反应、σ键迁移重排和环加成反应等一系列反应,提出了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日本科学家福井谦一(1918—1998)也提出了前线轨道理论。 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就还有取代基效应、线性自由能关系、构象分析,等等。二.21世纪有机化学的发展在21世纪,有机化学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随着有机化学本身的发展及新的分析技术、物理方法以及生物学方法的不断涌现,人类在了解有机化合物的性能、反应以及合成方面将有更新的认识和研究手段;另一方面,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对于环境和能源的新的要求,都给有机化学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有机化学将在物理有机学、有机合成学、天然产物学、金属有机学、化学生物学、有机分析和计算学、农药化学、药物化学、有机材料化学等各个方面得到发展。 物理有机化学 物理有机化学是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有机化学的科学。主要的研究发展方向有: 1.运用现代光谱、波谱和显微技术表征分子结构,探索其与性能(物理、化学、生理、材料……)的关系;新分子和新材料的设计和理论研究。 2. 反应机理(协同、离子、自由基、卡宾、激发态、电子转移……) 和活泼中间体。 3. 主—客体化学;分子间弱相互作用和超分子化学;分子组装和识别;功能大分子和小分子相互作用及信息传递。 4. 新的计算化学方法、分子力学和动力学、分子设计软件包的开发;与实验的互补与指导。有机合成化学研究从较简单的前体小分子到目标分子的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有机合成化学是有机化学的主要内容。70年代以来,有机合成步入了一个新的高涨发展时期。 有机合成的基础是各种各样的基元合成反应,发现新的反应或用新的试剂或技术改善提高已有的反应的效率和选择性是发展有机合成的主要途径。 合成反应方法学上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大量的合成新试剂的出现,特别是元素有机和金属有机试剂。利用光、电、声等物理因素的有机合成反应也要给以适当的重视。 高选择性试剂和反应是有机合成化学中最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其中包括化学和区域选择控制,立体选择性控制和不对称合成等。后者是近年来发展得较快的领域,包括了反应底物中手性诱导的不对称反应,化学计量手性试剂的不对称反应,手性催化剂不对称反应,利用生物的不对称合成反应和新的拆分方法等。反映过渡态反应部位的构象是反应选择性的关键因素 复杂有机分子的全合成一直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体现合成化学的水平,与生物科学相结合,重视分子的功能则是合成化学家的新热点。有机合成化学的发展方向有: Z n& V& a+ 1.合成方法学 新概念、试剂、方法、反应的运用,实用的在温和条件下经过较简单的步骤高选择性高产率地转化为目标分子。 2. 具独特性能(生理、材料、理论兴趣)的分子的(全)合成。 3.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无害原料、原子经济和环境友好的反应介质、过程和工艺路线、绿色安全的产品。 4. 学科新生长点、交叉点的扩展和手性、仿生等新技术的运用。化学生物学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机体的代谢产物及其变化规律性;利用有机化学的方法研究调控生命体系过程的科学。化学生物学是顺应20世纪后半叶生物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化学学科的原有的几个分支——生物有机学、生物无机化学,生物分析化学、生物结构化学以及天然产物化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兴学科。化学生物学研究目前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从天然化合物和化学合成的分子中发现对生物体的生理过程具有调控作用的物质,并以这些生物活性小分子作为探针和工具,研究它们与生物靶分子的相互识别和信息传递的机理。2.发现自然界中生物合成的基本规律,从而为合成更多样性的分子提供新的理论和技术。3.作用于新的生物靶点的新一代的治疗药物的前期基础研究。4.发展提供结构多样性分子的组合化学。5.对于复杂生物体系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的新技术等。金属有机化学研究金属有机化合物[各种不同类型的C—M(杂原子)]的结构、合成、反应及其应用的科学。主要的研究发展方向有:1. 金属有机化学基元反应及其机理;各种不同类型的C—H(C、杂原子)的选择性形成、切断。2. 导向合成化学和聚合反应的金属有机化学;金属有机化合物的新型高效催化作用及其应用。药物化学和农药化学药物化学是有机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生命科学密切相关。它是研究与人类疾病和健康、植物保护等生命现象有关的创新药物研制的科学。药物化学的发展领域:1. 高通量生物活性筛选;药物作用靶点和基于构效关系指导下的分子设计和组合化学学库设计。2. 生化信息学的应用和创新、仿生及先导药物的发现、开发。3. 非传统机制的药物合成、分析和功能测试。有机新材料化学有机材料化学是研究以有机化合物为基础的新型分子材料的开发的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材料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研究新材料。相对于其他功能材料,以有机化学为基础的分子材料具有以下的特点:1.化学结构种类繁多,给人们提供了很多发现新材料的机遇;2.运用现代合成化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有目的的改变分子的结构,进行功能组合和集成;3.运用组装和质组装的原理,能够在分子层次上组装功能分子,调控材料的性能。有机材料化学的发展方向有以下:1. 有机固体、半导体、超导体、光导体、非线性光学、铁磁体、聚合物材料。2. 具有特殊和潜在光、电、磁功能分子的合成和器件有序组装。3. 功能分子的结构、排列、组合和物化性能、机制的关系,新分子材料的设计和应用。有机分离分析化学研究有机物的分离、定性定量分析和结构解析的科学。研究方向:1. 基于近代光谱、波谱、色谱技术的进步对微(痕)量有机物的高效分析鉴定。2. 复杂的生物活性大分子和混合物中的有效组份及环境样品的分离分析方法的建立。绿色化学面对环境保护的重大压力,绿色化学提出来一些新的观念,起基本点是,通过研究和改进化学化工反应以及相关的工艺,从根本上减少以至消除副产物的生成,从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以此为目的的研究所带来的新的高效化工工艺也会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可以看出,绿色化学是对世纪化学化工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本领域的发展和研究:1.发展高效、高选择性的“原子经济性”反应其中,催化的不对称合成反应仍是获得单一性分子的方法之一,应加强有关的新反应、新技术、新配体及催化剂的研究,加强开发和改进与绿色有关的生物催化的有机反应的研究。2.开发符合绿色化学要求的新反应以及相关的工艺降低或者避免使用对环境有害的原料,减少副产物的排放,直至实现零排放。3. 环境友好的反应介质的开发和利用其中可包括水、超临界流体、近临界流体、离子液体等,以替代传统反应介质的研究。4.可重复使用材料、可降解材料和生物质的利用以及生活中废弃物的再利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机化学的身影无处不在。能否好好的利用和发展有机化学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高低。相信随着科学理论的发展,更多的基础学科相互交融,将在更多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对于我们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不管是什么专业,选择论文方向、论文写作技巧等都是要通过明确论文选题而围绕展开,一个好的论文题目必须要符合实际、具有研究价值,所以选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么针对于有机化学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其特殊性,如何对论文进行设计也成为一个重点,下面分享下个人想法:

如果只是格式问题的话,建议参考之前你们同学做过的论文,各学校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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