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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巧的缺失及对医德教育论文
医学生走进临床，是一个医学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检验医学生理论知识水平能否联系实际的必经之路。医学生进入临床后，马上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与病人打交道，即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如何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医患关系是医学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关系，也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有效的医患沟通，因此掌握全面的医患沟通技能对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意义重大。临床医学生的身份相对特殊，他们是一群从学校刚进入医院的特殊医务者群体，他们是学生，同时又是医护人员。很多临床医学生在进入临床之后都有这样的困惑，他们与自己的同学、老师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却不能与病人友好相处。因此临床医学生如何有效沟通，如何尽快适应“学生”到‘‘医护人员”的角色转换，已成为临床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医德医风教育的重要领域。
1.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的现状
为了调研临床医学生是否能正确处理与病患的关系，笔者专门对浙江中医药大学150名临床医学生和150名患者进行“关于医学生医患沟通及医患矛盾处理”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学生涉及或引发医患沟通冲突事件多达，但更令人担扰的是，近92%的临床医学生都表示在面对病人时，不知如何与病人交流，不知如何与之建立较和谐的医患关系，更不知如何及时应对和处理已存在的医患冲突，更有甚者害怕与病人接触。医患沟通技能的缺失具体表现为：
(1)临床医学生对就医信息表达不清楚、不全面。有近85%的病人表示听不明白或很难理解医护人员口中描述的医学专用名词，同样，有近89%的医学生表示不知如何用通俗语言描述或解释相关医学现象。
(2)临床医学生与病人沟通时极少使用礼貌用语。在与病人沟通中，仅有12%的医学生习惯性使用‘‘你好”‘‘请稍等对不起”等礼貌用语，有27%的医学生偶尔使用，而有43%的医学生没有习惯使用。
(3)在病人求诊过程中，临床医学生重‘‘询问”，轻“倾听”。有93%的病人都感觉医生在看病时经常打断自己对病情的描述。同样，有78%的医学生认为医生主动询问病情比倾听病情更重要。有82%的医学生认同只听取病人对病情的有效描述，谈及其他（主要指与病症无关的描述）应忽略不计。
(4)在听取病人的主诉时，临床医学生很少有相应的情感反映。当问及医学生看到病人非常痛苦的表情、伤心低落的情绪等负性心理活动，自己内心有何感受时，仅12%的医学生选择了“与病人同样感到难过和伤心”，而有46%的医学生选择了“这种情况在医院经常发生，习以为常，不觉得难过和伤心”。
在临床医学生对自己在医患沟通、整体评价方面，认为与病人沟通相当困难的竟高达89%，而病人对医护人员服务表示不满的也高达67%。由此可见，临床医学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沟通障碍，而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使这个障碍犹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导致病人对医护人员乃至整个医院的不满意，病人的排斥心理又加剧了临床医学生对医患沟通的抗拒，以此形成恶性循环。
2.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的原因分析
根据卫生部1988年颁布的《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中对医德规范的界定，医德内涵一共包括7项：①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②尊重病人的人格与权利；③文明礼貌服务；@廉洁奉公、自觉遵纪守法；⑤为病人保守秘密；⑥互学互尊、团结协作；⑦严谨求实、奋发进取，钻研医术[2]。医德内涵里的内容多涉及医患沟通领域，并为正确、有效的医患沟通设立了定性要求。医患沟通与医德医风就如同是形式与内容的逻辑关系，医德医风是基础和核心，医患沟通是重要表现形式。医护人员的医德修为决定了其医患沟通的行为方式；反之，医患沟通技能的练习和提升，使之形成沟通行为习惯，内化提升自我的医德修为，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制定的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医患沟通技能[3]。然而，医患沟通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仅凭理论的传授即可获得的，它必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加以反复的培训，才能真正有效掌握。因此，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的现状，究其原因，虽然与医学生自身家庭教育、个性特质、病人的不信任等因素有关，但作为教育者，我们不得不反思目前医德教育在内容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的不足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培养造成的重大影响。
(1)高校医德教育课程权重偏低、内容单一。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为例，与医德相关专业课程只有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学2门，总课时共计108学时，仅占学生综合培养课程体系的5%，与数10门的医学专业基础和技能课程相比，医德教育课程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医德教育课程设置较少，医德教育不仅丧失了第一课堂的主战场，同时也让学生在主观上形成医德教育课无关轻重的认识。医学生普遍重视医学技能的习得，而轻视自身的医德修为的培养，更不关注在校园里培养医患沟通的技能。
(2)高校医德教育形式以课堂教学为主，忽视医德实践教学。仍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为例，该校开设的2门医德相关课程，不仅全部采用课堂授课的方式，而且开课时间均放在大二、大三阶段，学生根本没有接触临床，对医患关系没有感性的认识，因此该2门课的授课无异于纸上谈兵。而到了大四、大五阶段，学生走向临床时，其所受的教育绝大部分是医学技能教育，告诉学生怎么操作仪器、如何写病案等等，在实践中又忽视了医德教育。医德教育只停留在书本、停留在概念认知上，无疑是教育的一大败笔。即使在课堂授课中，教师仍以教科书的理论宣讲为主，极少使用案例教学、角色扮演教学等灵活的教学方式，这样灌输式的教学结果就是学生即使知道了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却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良好的医患沟通，使得医德教育陷入“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的尴尬境地，同时也偏离了医德教育之“培养合格的医务人员”的初衷。
(3)医德教育的客体只针对于学生，缺乏对带教老师的`医德再教育。医德教育的客体应该是所有医护人员，而且这个道德习得的过程应该贯穿每位医护人员的终身。本来走向临床岗位时应该是医德教育的最佳时间，现在却成为教育的终结时间。而且医德教育的最佳教学方式是言传身教，但现实中，一些带教老师自身人文素质较低，一些不文雅、不文明、甚至道德败坏的行为公然暴露在学生面前，对学生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的形成影响很大。据调查显示，有90%以上的学生选择影响学生职业道德最主要的因素是教师的行为举止。因此，带教老师自身的医德教育缺失、对医患沟通重要性的轻视是导致医学生医德意识淡薄、忽视医患沟通的重要因素。
3.完善医德教育体系，促进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提升
医患沟通技能的提升，对于医学生与病人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意义重大，同时医学生的沟通能力也是反映医学生自身人文修养、医风医貌的重要指标。笔者认为，提高医学生沟通技能可尝试以下教育对策：
(1)加快医德教育教学改革进程，建立较完整的医德教育教学体系。首先，扩充医德教育相关课程。医学院校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医学生医德教育是医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管理者应着力于开发更多的医德教育相关课程，增加医德教育课程权重；其次，将医德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伦理学与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本来就是交叉学科，把医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既可以扩展医学生医德教育平台，弥补医德教育第一课堂弱势的缺陷，又能促进医学生心理健康和培养医学生良好的政治修为和道德修为，鼓励医学生从新角度、新视野去理解“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以病人为中心”等医德理念。
(2)加速转变医德教育的授课方式。特别是医患沟通技能的教学方式，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学习上，更要开展医患关系经典案例教学、医患关系情景剧角色扮演教学、临床医患关系处理实景演练教学，做到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让医学生熟练掌握倾听、解释、重复、强调、共情等沟通技巧。医学院校可以将医患沟通技能实训课程作为医学生走向临床的必修课，并对即将进入临床的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进行定量化考核，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和练习医患沟通技能，使技能成为行为习惯，并升华自身的医德修养。
(3)加强带教老师的医患沟通技能培养和医德医风的再教育。学生是一个绝好的模仿者，模仿与实践是他们主要的学习手段，带教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医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医院要重视定期对带教老师的医德医风进行培训，让带教老师树立起“为学生做榜样”的意识，规范自己的言行，提升自己的医德操守。同时临床带教老师要注重对自己学生的医德培养，引导临床医学生时刻树立“以病人为本”的思想，在病人挑剔临床医学生时，带教老师要用实际行动耐心向病人解释、替学生解围，获得病人的理解，同时也给临床医学生树立良好医患沟通的典范。
(4)增加医学生与患者相处时间，创造更多的沟通机会。上临床接触真正的病人，既是对临床医学生校内医患沟通技能学习成果的检验，也是快速提升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的最佳办法。上述问卷调查也显示，临床医学生引发的医患冲突有近发生在实习前半年。因此，临床带教老师要尽可能鼓励临床医学生走近病患，多与病患交流，即使是遇到拒绝、冷面孔，也不能灰心丧气，实习管理部门也可以制定相应制度，如建立临床医学生每日问诊制等等，从制度上确保临床医学生与病人的直接沟通机会。
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与合法基础上的信托关系和契约关系。各种参与主体正当权益合理兼顾，体现着社会公正与和谐的特殊人际关系，本质是对患者生命健康权和自主权益的尊重。医患双方应自觉维系好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1.医患关系是信托关系 患者求医，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交付给医务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讲，医患关系就成为一种信托关系。“信托”中的“信”，是指医患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是医患关系的基石。患者对医务人员信赖感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医疗工作能否正常开展和诊疗效果的好坏。所以，医务人员应十分珍惜患者的信任，把患者的信任化作强烈的责任心和工作动力，加强思想与技术修养，以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积极、主动地为患者服务，使患者对医务人员能够以诚相待，如实地提供与诊疗疾病有关的各种生理、心理、社会的病因和病情信息，认真执行各项医嘱，建立真诚的、和谐的医患关系。“信托”中的“托”是患者“依托”医务人员之意。医患两方在对医学知识的占有和掌握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尤其是患者求医时的弱势处境和心态，难以保证在诊疗过程中完全平等、对等。医生具有医学知识，处于一定的主动地位，并具有对疾病的诊治权和特殊干涉权等。所以，为了真正体现社会公平、保护患者生命健康权利，医务人员必须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己任，恪尽职守，钻研技术，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尽量使患者的托付、期望得以实现。 2.医患关系是契约关系 患者挂号就诊，住院患者办了住院手续，医患双方就形成了医疗活动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从法律角度讲，就形成了契约关系。医师在诊治疾病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案和措施，在患者及其亲属“知情同意”后，即成为医患间的一种诊治契约。这种契约关系建立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患者就医和医者行医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医患在契约关系中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公平的。医患契约关系是以自愿为前提的，尽管法律保护医生为患者提供医疗卫生保健和康复而享有的特殊职权，但这种契约关系中的自愿不是双方想怎样就怎样，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和医学伦理原则，不得扰乱社会医疗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影响构建和谐的新型医患关系。 练习题： 1. 对“医患关系的性质”的认识最正确的是： A.医患关系是一般的契约关系 B.医患关系是纯粹的信托关系 C.医患关系是在信托关系基础上的契约关系 D.医患关系是契约关系就不是信托关系 E.医患关系是信托关系就不是契约关系 1.【答案】C。解析：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与合法基础上的信托关系和契约关系，即医患关系是在信托关系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因此正确选项为C。
医患沟通在医患关系中的重要性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患沟通在医患关系中的重要性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当前，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医院和卫生行政管理的难点，时常困扰着医务人员，严重干扰着医院的正常工作。究其根源既有医患双方的问题也有社会的问题。众所周知，医学科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复杂、最高尖和未知领域最多的一门科学。医疗服务行业具有很高的风险性。而患者缺乏相应的医学专业知识，对疾病治愈的期望过高，同时，医务人员能力和水平局限等等，都是医患矛盾的潜在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的及时有效沟通，加深理解、尊重和信任，消除不必要的误解，更好地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另据我办近年来接待的医疗纠纷信访投诉资料显示80%的医疗纠纷与医患沟通不到位或未能有效沟通有关，只有不到20%的案例与医疗技术有关。可见医患沟通在医患关系中的重要性］。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沟通及有效沟通
沟通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包括思想观念、价值情感等多个方面。如果交流的信息能够被沟通双方理解和接受，那么这种沟通就是有效沟通。
医患关系是一种“性命相托”的特殊关系，因患者对医学专业知识的缺乏，沟通中医方就成了沟通的主体。医患纠纷，大多存在着医务人员与患者沟通不到位、不全面，效果不佳。即沟了未通，未能达到被理解，认同和接受。
如手术知情同意书，医务人员可能存在着对患者简单介绍，草草了事，让患者认为是常规手术签字，结果出现了并发症或疾病转轨而发生纠纷。
2、有效医患沟通的主体及意义
(1)因医患之间对医学知识认识的差异性，导致医患沟通中，医务人员占主导地位，即成为沟通的主体。
(2)有效医患沟通能促进双方的相互了解、信任，有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接诊中的病史采集工作，医生除仔细耐心地听取患者对自身病情的描述外，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诚和谒的态度告知患者如何配合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及检查的目的等，达到有效沟通，并从患者对疾病的描述过程中，捕捉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发现可疑信息或可能性，以便详细全面的考虑病情，以免误诊或漏诊，尽可能排除以后纠纷的隐患，同时，为接下来的辅助检查及明确诊断奠定基础，也为加深医患理解、信任，减少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作铺垫。
(3)有效沟通有利于医院又好又快地发展:现阶段，病人不仅可以选择医生提供的治疗方案，而且可以自由地选择医院或医务人员。因此，医院要发展就必需努力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良好的声誉。吸引更多的就医者。通过与首诊患者的沟通交流，让患者感受医院良好的服务态度、高超的诊疗水平，严谨的治学态度，从而在患者和社会中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吸引更多的就医者。
(4)医患的有效沟通是医学科学发展的要求:医学科学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医学科学的发展，有赖于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同时也非常需要广大患者的支持和配合。
3、有效沟通的技巧
3．1和谒可亲的态度是有效沟通的前提态度是每个人心灵的表白，易受个人感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谒可亲态度体现了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情操，做到真诚面对患者，尊重患者的人格、同情患者的疾苦，使患者感受到接诊医生对自己疾病的关心、重视和认真负责精神，为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拟定治疗方案打下坚实的基础。
3．2优美动听的语言是有效沟通的良药通过患者对疾病的描述，适时通过幽默诙谐或质朴易懂的语言消除患者对自身关疾病的恐慌，稳定患者的紧张情绪，并适时加入引导，是全面获取患者信任及采集相关疾病信息的主要来源。当然在倾听时，做到要全身心的投入，不无故打断患者的叙述。其次，注意谈话艺术，讲究方式和技巧，做到善解人意，尊重和关爱个体生命。用亲切、平和的语言，体贴的心态交待疾病治疗中相关问题，以提高交流的质量，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
4、有效沟通应把握的原则
4．1合理合法原则医患关系是也一种法律关系。在与患者沟通时，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恪守医疗道德。厘清患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对于患者提出的合理合法问题，设法帮助解决，违法违规的事情要耐心地向患者讲明，并取得理解。
4．2真心实意原则医患双方是平等的，沟通中抱着真诚的态度，真心实意为病人着想，竭尽全力地为患者解除病痛，使病人放心，愿意推心置腹的沟通，使之配合治疗，达到有效沟通。
4．3换位思考原则不管何时何地能够设身处地的为病人着想，站在病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难题自可迎刃而解，沟通更是水到渠成。
4．4时机把握原则沟通中，特别注意在沟通遇到困难或患者或其亲属情绪激动时，可以温和的态度采用冷处理、沉默等方式，给患者和家属调整情绪和整理思绪的留出一定的时间，以免产生矛盾，影响沟通效果。
总之，医患双方的有效沟通在诊疗工作十分重要，作为医务工作者要在工作中不断的总结经验，善于用真诚去感动对方，用渊博的医学知识、熟练的业务技能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化解医患交流中的矛盾。为密切医患关系，加深患者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信任，构建和谐社会，赢得良好声誉推动、助力。
参考文献：
［1］孙海涛．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J］．华北煤炭医学院学报，2009，11(1):105-106．
［2］顾文英，孙斌，童莹．制度化的医患沟通会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及效果［J］．中国卫生资源，2009，12(2):77-78．
［3］于恩彦，祝世法．浅谈医患沟通［J］．中华医院管理，2008，24(10):683-684．
［4］支凯林，金月红．浅谈加强医患沟通在医疗工作中的作用［J］．人民军医，2009，52(1):11．
一、医学生医患沟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可以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近年来，医疗纠纷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调查显示，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患沟通不够所引起的，而医疗技术水平低下造成的医疗纠纷仅占。[4]因此，加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使医生了解患者的需求，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解答疑惑，同时也使患者理性认识医疗活动，这样就可以加深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产生。目前，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多注重医学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训练，对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使得医学生缺乏沟通技能，医学生引起的医疗纠纷从无到有，逐年递增。因此，对医学生加强医患沟通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是防范日后执业生涯中医疗纠纷发生的需要。
2.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有利于临床实习顺利进行。医学生学习的最后一年是离开学校进入医院进行临床实习的时间。临床实习是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桥梁，为医学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合格医师奠定基础。[5]因此，临床实习是培养医学人才的重要阶段。医学生刚开始临床实习时，由于体格检查及治疗手法还不娴熟，患者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问诊查体，更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实践操作，这将大大减少医学生的学习机会，影响了临床实习质量。如果医学生能积极主动地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关心、帮助他们，取得患者的信任和配合，将有利于得到更多的临床实践机会，提高临床实习质量。
3.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是提高医疗质量的需要。通过采集病史可以获得病人的医疗信息，这对疾病的诊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病史的采集过程就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过程。医生只有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才能取得患者的信任和理解，才能获得正确、全面、可靠的病史。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医生同样依赖于有效的沟通，才能了解病人对药物及手术治疗的反应，有助于医生改进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生，将在日后的医疗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因此，医学生在学校学习和医院实习期间就应该加强对医患关系的认识，努力学习各种医患沟通技巧，为日后提高医疗质量打下基础。
二、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主要举措
1.开设医患沟通教育课程。欧美国家的医学院校很重视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通过开设医患沟通教育课程，向学生传播医患沟通的知识与技能。[7]例如，美国大多数医学院校开设了《医患沟通的艺术》、《与病人沟通》等课程。英国许多医学院校开设了《医生与病人相处的能力》、《医患沟通》、《如何告诉病人坏消息》等课程。而我国绝大多数医学院校尚未开设医患沟通教育课程，仅少数试点高校开设了《医患沟通学》等课程，且存在课程性质大多数为选修课、课时数相对偏少等问题。[8]尚未开设医患沟通教育课程的医学院校，只是在《临床技能》、《临床导论》、《医学伦理学》等课程中才涉及与医患沟通有关的内容，讲授内容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医学生进入医院以后与患者沟通的需要。因此，我国医学院校应该借鉴欧美国家成熟的教学经验，对原有的教学计划进行调整，开设医患沟通教育课程，并列为必修课程，提高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
2.实习前教育。医学生在进入医院进行临床实习之前，对医院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教师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实习前教育，内容包括医疗法律法规、医院规章制度、医疗技术操作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医患沟通技巧、医疗纠纷的防范和处理等等，使医学生认识到目前严峻的医疗形式，增强医患沟通意识，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防止医疗纠纷的发生。
3.在临床实习中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在临床实习阶段，医学生每天与患者接触，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力，还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医患沟通能力。鼓励学生多去病房，与患者交谈，帮助患者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当学生在与患者交流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多请教临床教师，使老师了解学生的医患沟通情况，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起与患者沟通的信心，增强其沟通能力。此外，医学生在实习时应当仔细观察临床教师如何与患者沟通，学习老师的沟通技巧。医学生应当掌握的常见沟通技巧包括：（1）良好的仪表和仪态。医生良好的仪表和仪态可以给患者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有利于后续的医患沟通顺利进行。如果医生衣冠不整、手忙脚乱，则会给患者留下邋遢的印象，失去患者的信任。（2）耐心倾听。医生应当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不要随便打断，这既是对患者的尊重，又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有助于正确诊断。（3）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有知情同意权。因此，医生在适当的时候要向患者介绍各种检查的目的、必要性和局限性、疾病的诊断、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及选择的依据、治疗后的效果和并发症、疾病的预后和医疗费用等，取得患者的理解和同意。（4）提高语言沟通能力。在医患沟通时，医生应当使用礼貌的语言，尊重患者的人格，不要伤害患者的自尊心。在告诉病人坏消息时，要运用保护性言辞，防止交流信息对患者心理产生不良刺激。此外，医生在沟通时，应当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便患者容易理解，尽量少用患者不易听懂的医学专业术语。（5）正确使用肢体语言。研究发现，影响面对面沟通效果的三大因素中，肢体语言占55%，语气、语调占38%，语言仅占7%。[9]因此，在语言沟通时要配有肢体语言。例如，医生在门诊与患者交流时，面带微笑，同时给予患者亲切的目光和关爱的身体触摸，让患者感受到医生的关怀，增强了患者对医生的信赖，有利于沟通顺利进行。（6）避免冲突。有些患者在患病期间心情不好，脾气比较暴躁，作为医生要理解病人的痛苦，学会宽容，避免冲突。
4.提高临床教师的素质。临床教学实践证明，临床教师的言谈举止会对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指导医学生实习时，临床教师的敬业精神、与患者积极沟通的行为会自然而然地传输给学生，这对学生在日后的临床工作中建立起良好的医患沟通模式具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提高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临床教师队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建立：（1）建立临床教师资格审核制度，聘请教学能力强、临床经验丰富、医患关系融洽的临床医师担任教师。（2）通过举办“医患沟通能力培养”专题讲座，对现有临床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其临床带教水平。（3）严格的教学评估。根据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教学副院长、科教科和教学督导组专家定期检查临床教师的教学质量，发现及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另外，科教科定时召开医学生座谈会，由医学生对老师的带教进行评价，并将评教结果反馈给带教老师，对优秀教师进行表彰、奖励，对存在问题的教师提出整改意见。
5.对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进行考核。为了让医学生认识到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在医学生的出科考试中，除了考查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操作技能外，还要考核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国外许多医学院校主要采取真实临床场景考试法。[10]在真实的临床环境中，学生被告知需要完成的任务，例如获得病人对某项治疗的知情同意、告诉病人坏消息等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后，教师根据专门制定的评价标准，对学生的沟通与交流技能进行评估。其他的考核方式还有理论考试、问卷调查、学生自我评估等。总之，学校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做出贡献。
摘要：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患者为中心的主体意识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患者希望在医疗过程中得到平等的参与权、人格权，患者在寻求治疗的同时，更关注自身利益是否得到尊重。医患沟通是医学生在临床实习阶段不可避免的，对于妇产科患者生理、心理的特殊性，使得和谐的医患关系的重要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键词：医患沟通；妇产科；实习医学生；重要性
在医院各个科室中，妇产科是一个医疗纠纷高发的科室，由于在整个医疗服务过程中，妇产科针对的人群为女性，涉及对女性生殖系统的检查和治疗，有其特殊性，处理不当容易发生医疗纠纷。近年来，各级医疗机构中，妇产科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在首位，占我国城镇医疗纠纷的.～[1]。这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医疗纠纷是因为医患之间缺乏沟通或沟通不当引起的，一个合格的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更需要有很强的医患沟通能力，使医疗行为能够有效及时的实施，从而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因此，进入妇产科实习医学生与患者沟通的教育与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1现代医学教育的要求。
由于我国对医患关系重视不足，在医学课程设置上也忽略了相关医患关系的教育。医患沟通技术是世界医学教育中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也是妇产科医学生未来能够胜任自身岗位，处理好医患关系的根本，随着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医患沟通教育日渐凸显其行为医疗教育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妇产科医生与患者的沟通能力，改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质量，将医患沟通教育作为高校医学基础课程十分必要，同时也适应医学教育的发展。
2妇产科临床教学对实习医学生进行医患沟通教育的现状
目前国内实习的内容多为专业技能、职业道德、规章制度、实习单位简介等，而对实习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只进行笼统的培养，由于妇产科有其检查对象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即便对实习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进行培养，也是随意而为，并未形成一门课程，建立完整培养模式。
3医患沟通对于妇产科的意义远大于其他科室
妇产科涉及患者个人隐私，如婚前行为、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等，存在着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交谈和检查中，患者常常怀有害羞、惧怕心理，如果沟通不好，就会引起误会，发生医疗纠纷。所以要当好一名妇产科临床医生就必须掌握医患沟通的方式、方法和技巧，达到与患者交流的有效目的，取得患者和家属的信任，促进医患关系的真正和谐。
因此，我们实习医学生应从入科开始就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自己的医患沟通能力。
4提高医疗质量的需要
妇产科医学生在接诊每一位患者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与患者很好的沟通，如采集病史，医生只有具备很好的沟通能力，才能取得患者的理解与信任，才能换得全面、可靠的病史；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同样依赖医生和患者良好的沟通，才能了解治疗过程中患者对药物和手术治疗的反应，以及后期的治疗效果，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生，将在医疗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提高医疗质量中发挥重要作用[2]。因此，妇产科医学生在学校和医院实习期间就应加强对医患关系的认识，努力学习各种医患沟通技巧，为以后提高医疗质量打下基础。
5应加强实习医学生人文精神与法制素养的培养
首先培养医学生树立医学人文精神——以患者为中心。教育学生要把患者作为完整社会中的人来对待，不能单纯为了治病而治病，应培养医学生树立医有大德，大德有大爱的医学人文精神。培养医学生要有真诚的同情心，用高尚的医德情感，设身处地关心和体贴患者，待患者如亲人，从自身原因减少医患矛盾的隐患[3]。
加强对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培养他们良好的医疗工作作风和崇高的医德修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医学生在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注意医德医风的养成，成为精干专业、诚于品德、名副其实的德医双馨的医学生。
应加强实习医学生的法制教育懂法是一名合格医生的必须要求，患者有知情权、隐私权和选择权，而医务人员有告知的义务和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的义务，由于医务人员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及时告知患者关于分娩方式、病情及手术并发症等方面的信息。同时对于疾病史、婚育史等隐私权缺乏应有的保护，极易引起医患纠纷。
实习医学生不仅要学习《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应学习《刑法》、《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6运用沟通技巧提高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
主动倾听倾听，是医患沟通的最基础和最有效的原则和技巧[4]。只有医者对患者由衷的关心，认真倾听他人的语言，才能了解对方，从而选择合适的沟通途径和解决方案。通过倾听患者说话，患者会在心理上得到的极大满足与温暖感，逐渐对医生产生信任感并开始接纳医生和配合治疗。
语言沟通技巧医学生在沟通过程中，应多用生活化的口语，少用术语，不用简称，让患者真正理解医者所传达的信息，并帮助患者做出合适的选择[5]。实习医学生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称呼患者需要使用得体的称呼语，不可用床号取代称谓；医患沟通要求语言表达清楚、准确、简洁、条理清楚，避免措辞不当、思绪混乱、重点不突出等情况；要充分考虑对方的接受和理解能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非语言沟通技巧医患沟通过程中有大量信号通过非语言手段传递，这些信号包括肢体动作语言、言语因素和空间物体信息。妇产科接触的对象为女性患者，对这些信息的捕捉更为敏感，所以，尤其要注意非语言信息的表达，如注意面部表情，保持目光接触，说话语调保持温柔，把握适当人际距离等等，给患者良好的第一印象，同时，医生也要注意捕捉患者的非语言信号，比如患者的焦虑或疼痛，表达适当的关系[6]。
师生交流会实习结束时，由科主任召集全科师生召开师生交流会，采取自主发言的形式，要求每个实习医学生发言，内容包括医患之间沟通、医护之间沟通、医生与患者家属之间沟通等话题，畅谈沟通中常见的问题、沟通中遇到的障碍及运用沟通技巧取得实效的分享等，谈感受、提建议，并发放无记名问卷调查，提供一个无记名的沟通平台，利于医学生表达真实情感，科主任根据记录进行梳理，总结好的建议，使实习生带教工作可持续性改进。
总之，医患沟通能力是实习医学生必须掌握的一种基本技能，它的提高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工作，需要学校、医院、实习医学生自身等多方的努力，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总结和提高。掌握良好的医患沟通技巧，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对处理好日渐增多的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健.妇产科教学如何应对新的医疗环境[J].医学与哲学.临床决策伦版，2008，29（4）：61-62.
[2]钟随平.沈玉洁.加强医患沟通教育，培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J].现代医药卫生，2006，2（12）：1913-1914.
[3]王娟，聂秀，杨黎，等.大学生同伴交往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现代医学，2010，37（1）：73.
[4]饶光雄，唐承红.浅谈临床实习生医患沟通技能培养[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0，18（4）：362-363.
[5]谢保群.论医患沟通中医生的语言沟通技能[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1）：32-34.
[6]雏传军.非语言沟通在医患沟通中的作用及技巧[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9）：28-29.
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不断深入,医学模式有了新的变化,医患关系也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患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医患关系论文 范文 一：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论文
1.基础医学 教育 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 医学知识 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 渠道 ，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 措施 ，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2.具体对策和 方法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 教学方法 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
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 社会实践 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二：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教育论文
1.医患关系扭曲成因
在医疗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医患关系本应该是共赢的关系，一方面医生为患者解除或者缓解病痛，从而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患者向医生求助，并支付相关费用。目前导致医患关系严重扭曲的成因复杂，涉及患者、医生、医院与政府甚至媒体各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调查提示导致医患纠纷的前3位原因仍然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差、服务态度差、医患沟通障碍。医护工作是个“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特殊职业，职业的属性要求从业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在当前大众对健康水平要求提高的形势下，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也提示医学教育应在调节医患关系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除了少数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确实存在问题以外，医疗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患者缺乏了解，对医护人员期望过高，另外医生相对短缺，任务繁重，时间和精力都制约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要想走出医患困境，必须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2.基础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医学知识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3.具体对策和方法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
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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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Daniel 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 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医学伦理学的定义英国的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 Chauncey 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 K． D． 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 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 John Gregory 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 Gisborne 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 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 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 Fletcher和 Paul 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 Hellegers 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 Rensselaer 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 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在某种程度上，Raanan 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 Gillon 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 ）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 of Medical 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生命伦理学的职能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生命伦理学并不是用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来代替另一种；也不是道德咨询所，给特定问题提供唯一的答案，（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结论是试验性的，暂时的，不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既不能采用强制的方法，这并不是伦理学的特点，也不能在社会朝向民主的进程中让社会所以成员都持一种观念，对生命伦理学问题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协商对话讨论等达成一致。总之，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新领域，它还只是一个开始，有待于更准确地定义它和挖掘研究方法。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家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应把生命伦理学理解为这样的一个学科：它给持有各种观点的所有学者提供了场所。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未来，Gillon认为：虽然说很难对生命伦理学的未来进行预测，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生命伦理学将继续为更多的人们提供平等参与的舞台。
论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巧的缺失及对医德教育论文
医学生走进临床，是一个医学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检验医学生理论知识水平能否联系实际的必经之路。医学生进入临床后，马上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与病人打交道，即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如何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医患关系是医学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关系，也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有效的医患沟通，因此掌握全面的医患沟通技能对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意义重大。临床医学生的身份相对特殊，他们是一群从学校刚进入医院的特殊医务者群体，他们是学生，同时又是医护人员。很多临床医学生在进入临床之后都有这样的困惑，他们与自己的同学、老师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却不能与病人友好相处。因此临床医学生如何有效沟通，如何尽快适应“学生”到‘‘医护人员”的角色转换，已成为临床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医德医风教育的重要领域。
1.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的现状
为了调研临床医学生是否能正确处理与病患的关系，笔者专门对浙江中医药大学150名临床医学生和150名患者进行“关于医学生医患沟通及医患矛盾处理”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学生涉及或引发医患沟通冲突事件多达，但更令人担扰的是，近92%的临床医学生都表示在面对病人时，不知如何与病人交流，不知如何与之建立较和谐的医患关系，更不知如何及时应对和处理已存在的医患冲突，更有甚者害怕与病人接触。医患沟通技能的缺失具体表现为：
(1)临床医学生对就医信息表达不清楚、不全面。有近85%的病人表示听不明白或很难理解医护人员口中描述的医学专用名词，同样，有近89%的医学生表示不知如何用通俗语言描述或解释相关医学现象。
(2)临床医学生与病人沟通时极少使用礼貌用语。在与病人沟通中，仅有12%的医学生习惯性使用‘‘你好”‘‘请稍等对不起”等礼貌用语，有27%的医学生偶尔使用，而有43%的医学生没有习惯使用。
(3)在病人求诊过程中，临床医学生重‘‘询问”，轻“倾听”。有93%的病人都感觉医生在看病时经常打断自己对病情的描述。同样，有78%的医学生认为医生主动询问病情比倾听病情更重要。有82%的医学生认同只听取病人对病情的有效描述，谈及其他（主要指与病症无关的描述）应忽略不计。
(4)在听取病人的主诉时，临床医学生很少有相应的情感反映。当问及医学生看到病人非常痛苦的表情、伤心低落的情绪等负性心理活动，自己内心有何感受时，仅12%的医学生选择了“与病人同样感到难过和伤心”，而有46%的医学生选择了“这种情况在医院经常发生，习以为常，不觉得难过和伤心”。
在临床医学生对自己在医患沟通、整体评价方面，认为与病人沟通相当困难的竟高达89%，而病人对医护人员服务表示不满的也高达67%。由此可见，临床医学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沟通障碍，而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使这个障碍犹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导致病人对医护人员乃至整个医院的不满意，病人的排斥心理又加剧了临床医学生对医患沟通的抗拒，以此形成恶性循环。
2.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的原因分析
根据卫生部1988年颁布的《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中对医德规范的界定，医德内涵一共包括7项：①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②尊重病人的人格与权利；③文明礼貌服务；@廉洁奉公、自觉遵纪守法；⑤为病人保守秘密；⑥互学互尊、团结协作；⑦严谨求实、奋发进取，钻研医术[2]。医德内涵里的内容多涉及医患沟通领域，并为正确、有效的医患沟通设立了定性要求。医患沟通与医德医风就如同是形式与内容的逻辑关系，医德医风是基础和核心，医患沟通是重要表现形式。医护人员的医德修为决定了其医患沟通的行为方式；反之，医患沟通技能的练习和提升，使之形成沟通行为习惯，内化提升自我的医德修为，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制定的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医患沟通技能[3]。然而，医患沟通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仅凭理论的传授即可获得的，它必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加以反复的培训，才能真正有效掌握。因此，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的现状，究其原因，虽然与医学生自身家庭教育、个性特质、病人的不信任等因素有关，但作为教育者，我们不得不反思目前医德教育在内容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的不足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培养造成的重大影响。
(1)高校医德教育课程权重偏低、内容单一。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为例，与医德相关专业课程只有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学2门，总课时共计108学时，仅占学生综合培养课程体系的5%，与数10门的医学专业基础和技能课程相比，医德教育课程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医德教育课程设置较少，医德教育不仅丧失了第一课堂的主战场，同时也让学生在主观上形成医德教育课无关轻重的认识。医学生普遍重视医学技能的习得，而轻视自身的医德修为的培养，更不关注在校园里培养医患沟通的技能。
(2)高校医德教育形式以课堂教学为主，忽视医德实践教学。仍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为例，该校开设的2门医德相关课程，不仅全部采用课堂授课的方式，而且开课时间均放在大二、大三阶段，学生根本没有接触临床，对医患关系没有感性的认识，因此该2门课的授课无异于纸上谈兵。而到了大四、大五阶段，学生走向临床时，其所受的教育绝大部分是医学技能教育，告诉学生怎么操作仪器、如何写病案等等，在实践中又忽视了医德教育。医德教育只停留在书本、停留在概念认知上，无疑是教育的一大败笔。即使在课堂授课中，教师仍以教科书的理论宣讲为主，极少使用案例教学、角色扮演教学等灵活的教学方式，这样灌输式的教学结果就是学生即使知道了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却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良好的医患沟通，使得医德教育陷入“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的尴尬境地，同时也偏离了医德教育之“培养合格的医务人员”的初衷。
(3)医德教育的客体只针对于学生，缺乏对带教老师的`医德再教育。医德教育的客体应该是所有医护人员，而且这个道德习得的过程应该贯穿每位医护人员的终身。本来走向临床岗位时应该是医德教育的最佳时间，现在却成为教育的终结时间。而且医德教育的最佳教学方式是言传身教，但现实中，一些带教老师自身人文素质较低，一些不文雅、不文明、甚至道德败坏的行为公然暴露在学生面前，对学生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的形成影响很大。据调查显示，有90%以上的学生选择影响学生职业道德最主要的因素是教师的行为举止。因此，带教老师自身的医德教育缺失、对医患沟通重要性的轻视是导致医学生医德意识淡薄、忽视医患沟通的重要因素。
3.完善医德教育体系，促进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提升
医患沟通技能的提升，对于医学生与病人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意义重大，同时医学生的沟通能力也是反映医学生自身人文修养、医风医貌的重要指标。笔者认为，提高医学生沟通技能可尝试以下教育对策：
(1)加快医德教育教学改革进程，建立较完整的医德教育教学体系。首先，扩充医德教育相关课程。医学院校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医学生医德教育是医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管理者应着力于开发更多的医德教育相关课程，增加医德教育课程权重；其次，将医德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伦理学与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本来就是交叉学科，把医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既可以扩展医学生医德教育平台，弥补医德教育第一课堂弱势的缺陷，又能促进医学生心理健康和培养医学生良好的政治修为和道德修为，鼓励医学生从新角度、新视野去理解“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以病人为中心”等医德理念。
(2)加速转变医德教育的授课方式。特别是医患沟通技能的教学方式，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学习上，更要开展医患关系经典案例教学、医患关系情景剧角色扮演教学、临床医患关系处理实景演练教学，做到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让医学生熟练掌握倾听、解释、重复、强调、共情等沟通技巧。医学院校可以将医患沟通技能实训课程作为医学生走向临床的必修课，并对即将进入临床的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进行定量化考核，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和练习医患沟通技能，使技能成为行为习惯，并升华自身的医德修养。
(3)加强带教老师的医患沟通技能培养和医德医风的再教育。学生是一个绝好的模仿者，模仿与实践是他们主要的学习手段，带教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医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医院要重视定期对带教老师的医德医风进行培训，让带教老师树立起“为学生做榜样”的意识，规范自己的言行，提升自己的医德操守。同时临床带教老师要注重对自己学生的医德培养，引导临床医学生时刻树立“以病人为本”的思想，在病人挑剔临床医学生时，带教老师要用实际行动耐心向病人解释、替学生解围，获得病人的理解，同时也给临床医学生树立良好医患沟通的典范。
(4)增加医学生与患者相处时间，创造更多的沟通机会。上临床接触真正的病人，既是对临床医学生校内医患沟通技能学习成果的检验，也是快速提升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的最佳办法。上述问卷调查也显示，临床医学生引发的医患冲突有近发生在实习前半年。因此，临床带教老师要尽可能鼓励临床医学生走近病患，多与病患交流，即使是遇到拒绝、冷面孔，也不能灰心丧气，实习管理部门也可以制定相应制度，如建立临床医学生每日问诊制等等，从制度上确保临床医学生与病人的直接沟通机会。
医患沟通在医患关系中的重要性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患沟通在医患关系中的重要性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当前，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医院和卫生行政管理的难点，时常困扰着医务人员，严重干扰着医院的正常工作。究其根源既有医患双方的问题也有社会的问题。众所周知，医学科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复杂、最高尖和未知领域最多的一门科学。医疗服务行业具有很高的风险性。而患者缺乏相应的医学专业知识，对疾病治愈的期望过高，同时，医务人员能力和水平局限等等，都是医患矛盾的潜在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的及时有效沟通，加深理解、尊重和信任，消除不必要的误解，更好地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另据我办近年来接待的医疗纠纷信访投诉资料显示80%的医疗纠纷与医患沟通不到位或未能有效沟通有关，只有不到20%的案例与医疗技术有关。可见医患沟通在医患关系中的重要性］。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沟通及有效沟通
沟通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包括思想观念、价值情感等多个方面。如果交流的信息能够被沟通双方理解和接受，那么这种沟通就是有效沟通。
医患关系是一种“性命相托”的特殊关系，因患者对医学专业知识的缺乏，沟通中医方就成了沟通的主体。医患纠纷，大多存在着医务人员与患者沟通不到位、不全面，效果不佳。即沟了未通，未能达到被理解，认同和接受。
如手术知情同意书，医务人员可能存在着对患者简单介绍，草草了事，让患者认为是常规手术签字，结果出现了并发症或疾病转轨而发生纠纷。
2、有效医患沟通的主体及意义
(1)因医患之间对医学知识认识的差异性，导致医患沟通中，医务人员占主导地位，即成为沟通的主体。
(2)有效医患沟通能促进双方的相互了解、信任，有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接诊中的病史采集工作，医生除仔细耐心地听取患者对自身病情的描述外，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诚和谒的态度告知患者如何配合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及检查的目的等，达到有效沟通，并从患者对疾病的描述过程中，捕捉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发现可疑信息或可能性，以便详细全面的考虑病情，以免误诊或漏诊，尽可能排除以后纠纷的隐患，同时，为接下来的辅助检查及明确诊断奠定基础，也为加深医患理解、信任，减少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作铺垫。
(3)有效沟通有利于医院又好又快地发展:现阶段，病人不仅可以选择医生提供的治疗方案，而且可以自由地选择医院或医务人员。因此，医院要发展就必需努力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良好的声誉。吸引更多的就医者。通过与首诊患者的沟通交流，让患者感受医院良好的服务态度、高超的诊疗水平，严谨的治学态度，从而在患者和社会中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吸引更多的就医者。
(4)医患的有效沟通是医学科学发展的要求:医学科学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医学科学的发展，有赖于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同时也非常需要广大患者的支持和配合。
3、有效沟通的技巧
3．1和谒可亲的态度是有效沟通的前提态度是每个人心灵的表白，易受个人感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谒可亲态度体现了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情操，做到真诚面对患者，尊重患者的人格、同情患者的疾苦，使患者感受到接诊医生对自己疾病的关心、重视和认真负责精神，为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拟定治疗方案打下坚实的基础。
3．2优美动听的语言是有效沟通的良药通过患者对疾病的描述，适时通过幽默诙谐或质朴易懂的语言消除患者对自身关疾病的恐慌，稳定患者的紧张情绪，并适时加入引导，是全面获取患者信任及采集相关疾病信息的主要来源。当然在倾听时，做到要全身心的投入，不无故打断患者的叙述。其次，注意谈话艺术，讲究方式和技巧，做到善解人意，尊重和关爱个体生命。用亲切、平和的语言，体贴的心态交待疾病治疗中相关问题，以提高交流的质量，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
4、有效沟通应把握的原则
4．1合理合法原则医患关系是也一种法律关系。在与患者沟通时，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切实恪守医疗道德。厘清患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对于患者提出的合理合法问题，设法帮助解决，违法违规的事情要耐心地向患者讲明，并取得理解。
4．2真心实意原则医患双方是平等的，沟通中抱着真诚的态度，真心实意为病人着想，竭尽全力地为患者解除病痛，使病人放心，愿意推心置腹的沟通，使之配合治疗，达到有效沟通。
4．3换位思考原则不管何时何地能够设身处地的为病人着想，站在病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难题自可迎刃而解，沟通更是水到渠成。
4．4时机把握原则沟通中，特别注意在沟通遇到困难或患者或其亲属情绪激动时，可以温和的态度采用冷处理、沉默等方式，给患者和家属调整情绪和整理思绪的留出一定的时间，以免产生矛盾，影响沟通效果。
总之，医患双方的有效沟通在诊疗工作十分重要，作为医务工作者要在工作中不断的总结经验，善于用真诚去感动对方，用渊博的医学知识、熟练的业务技能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化解医患交流中的矛盾。为密切医患关系，加深患者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信任，构建和谐社会，赢得良好声誉推动、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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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文英，孙斌，童莹．制度化的医患沟通会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及效果［J］．中国卫生资源，2009，12(2):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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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凯林，金月红．浅谈加强医患沟通在医疗工作中的作用［J］．人民军医，2009，52(1):11．
一、医学生医患沟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可以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近年来，医疗纠纷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调查显示，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患沟通不够所引起的，而医疗技术水平低下造成的医疗纠纷仅占。[4]因此，加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使医生了解患者的需求，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解答疑惑，同时也使患者理性认识医疗活动，这样就可以加深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产生。目前，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多注重医学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训练，对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使得医学生缺乏沟通技能，医学生引起的医疗纠纷从无到有，逐年递增。因此，对医学生加强医患沟通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是防范日后执业生涯中医疗纠纷发生的需要。
2.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有利于临床实习顺利进行。医学生学习的最后一年是离开学校进入医院进行临床实习的时间。临床实习是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桥梁，为医学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合格医师奠定基础。[5]因此，临床实习是培养医学人才的重要阶段。医学生刚开始临床实习时，由于体格检查及治疗手法还不娴熟，患者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问诊查体，更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实践操作，这将大大减少医学生的学习机会，影响了临床实习质量。如果医学生能积极主动地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关心、帮助他们，取得患者的信任和配合，将有利于得到更多的临床实践机会，提高临床实习质量。
3.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是提高医疗质量的需要。通过采集病史可以获得病人的医疗信息，这对疾病的诊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病史的采集过程就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过程。医生只有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才能取得患者的信任和理解，才能获得正确、全面、可靠的病史。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医生同样依赖于有效的沟通，才能了解病人对药物及手术治疗的反应，有助于医生改进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生，将在日后的医疗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因此，医学生在学校学习和医院实习期间就应该加强对医患关系的认识，努力学习各种医患沟通技巧，为日后提高医疗质量打下基础。
二、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主要举措
1.开设医患沟通教育课程。欧美国家的医学院校很重视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通过开设医患沟通教育课程，向学生传播医患沟通的知识与技能。[7]例如，美国大多数医学院校开设了《医患沟通的艺术》、《与病人沟通》等课程。英国许多医学院校开设了《医生与病人相处的能力》、《医患沟通》、《如何告诉病人坏消息》等课程。而我国绝大多数医学院校尚未开设医患沟通教育课程，仅少数试点高校开设了《医患沟通学》等课程，且存在课程性质大多数为选修课、课时数相对偏少等问题。[8]尚未开设医患沟通教育课程的医学院校，只是在《临床技能》、《临床导论》、《医学伦理学》等课程中才涉及与医患沟通有关的内容，讲授内容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医学生进入医院以后与患者沟通的需要。因此，我国医学院校应该借鉴欧美国家成熟的教学经验，对原有的教学计划进行调整，开设医患沟通教育课程，并列为必修课程，提高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
2.实习前教育。医学生在进入医院进行临床实习之前，对医院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教师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实习前教育，内容包括医疗法律法规、医院规章制度、医疗技术操作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医患沟通技巧、医疗纠纷的防范和处理等等，使医学生认识到目前严峻的医疗形式，增强医患沟通意识，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防止医疗纠纷的发生。
3.在临床实习中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在临床实习阶段，医学生每天与患者接触，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力，还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医患沟通能力。鼓励学生多去病房，与患者交谈，帮助患者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当学生在与患者交流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多请教临床教师，使老师了解学生的医患沟通情况，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起与患者沟通的信心，增强其沟通能力。此外，医学生在实习时应当仔细观察临床教师如何与患者沟通，学习老师的沟通技巧。医学生应当掌握的常见沟通技巧包括：（1）良好的仪表和仪态。医生良好的仪表和仪态可以给患者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有利于后续的医患沟通顺利进行。如果医生衣冠不整、手忙脚乱，则会给患者留下邋遢的印象，失去患者的信任。（2）耐心倾听。医生应当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不要随便打断，这既是对患者的尊重，又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有助于正确诊断。（3）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有知情同意权。因此，医生在适当的时候要向患者介绍各种检查的目的、必要性和局限性、疾病的诊断、各种治疗方案的利弊及选择的依据、治疗后的效果和并发症、疾病的预后和医疗费用等，取得患者的理解和同意。（4）提高语言沟通能力。在医患沟通时，医生应当使用礼貌的语言，尊重患者的人格，不要伤害患者的自尊心。在告诉病人坏消息时，要运用保护性言辞，防止交流信息对患者心理产生不良刺激。此外，医生在沟通时，应当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便患者容易理解，尽量少用患者不易听懂的医学专业术语。（5）正确使用肢体语言。研究发现，影响面对面沟通效果的三大因素中，肢体语言占55%，语气、语调占38%，语言仅占7%。[9]因此，在语言沟通时要配有肢体语言。例如，医生在门诊与患者交流时，面带微笑，同时给予患者亲切的目光和关爱的身体触摸，让患者感受到医生的关怀，增强了患者对医生的信赖，有利于沟通顺利进行。（6）避免冲突。有些患者在患病期间心情不好，脾气比较暴躁，作为医生要理解病人的痛苦，学会宽容，避免冲突。
4.提高临床教师的素质。临床教学实践证明，临床教师的言谈举止会对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指导医学生实习时，临床教师的敬业精神、与患者积极沟通的行为会自然而然地传输给学生，这对学生在日后的临床工作中建立起良好的医患沟通模式具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提高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临床教师队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建立：（1）建立临床教师资格审核制度，聘请教学能力强、临床经验丰富、医患关系融洽的临床医师担任教师。（2）通过举办“医患沟通能力培养”专题讲座，对现有临床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其临床带教水平。（3）严格的教学评估。根据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教学副院长、科教科和教学督导组专家定期检查临床教师的教学质量，发现及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另外，科教科定时召开医学生座谈会，由医学生对老师的带教进行评价，并将评教结果反馈给带教老师，对优秀教师进行表彰、奖励，对存在问题的教师提出整改意见。
5.对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进行考核。为了让医学生认识到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在医学生的出科考试中，除了考查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操作技能外，还要考核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国外许多医学院校主要采取真实临床场景考试法。[10]在真实的临床环境中，学生被告知需要完成的任务，例如获得病人对某项治疗的知情同意、告诉病人坏消息等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后，教师根据专门制定的评价标准，对学生的沟通与交流技能进行评估。其他的考核方式还有理论考试、问卷调查、学生自我评估等。总之，学校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做出贡献。
摘要：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患者为中心的主体意识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患者希望在医疗过程中得到平等的参与权、人格权，患者在寻求治疗的同时，更关注自身利益是否得到尊重。医患沟通是医学生在临床实习阶段不可避免的，对于妇产科患者生理、心理的特殊性，使得和谐的医患关系的重要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键词：医患沟通；妇产科；实习医学生；重要性
在医院各个科室中，妇产科是一个医疗纠纷高发的科室，由于在整个医疗服务过程中，妇产科针对的人群为女性，涉及对女性生殖系统的检查和治疗，有其特殊性，处理不当容易发生医疗纠纷。近年来，各级医疗机构中，妇产科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在首位，占我国城镇医疗纠纷的.～[1]。这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医疗纠纷是因为医患之间缺乏沟通或沟通不当引起的，一个合格的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更需要有很强的医患沟通能力，使医疗行为能够有效及时的实施，从而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因此，进入妇产科实习医学生与患者沟通的教育与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1现代医学教育的要求。
由于我国对医患关系重视不足，在医学课程设置上也忽略了相关医患关系的教育。医患沟通技术是世界医学教育中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也是妇产科医学生未来能够胜任自身岗位，处理好医患关系的根本，随着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医患沟通教育日渐凸显其行为医疗教育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妇产科医生与患者的沟通能力，改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质量，将医患沟通教育作为高校医学基础课程十分必要，同时也适应医学教育的发展。
2妇产科临床教学对实习医学生进行医患沟通教育的现状
目前国内实习的内容多为专业技能、职业道德、规章制度、实习单位简介等，而对实习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只进行笼统的培养，由于妇产科有其检查对象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即便对实习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进行培养，也是随意而为，并未形成一门课程，建立完整培养模式。
3医患沟通对于妇产科的意义远大于其他科室
妇产科涉及患者个人隐私，如婚前行为、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等，存在着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交谈和检查中，患者常常怀有害羞、惧怕心理，如果沟通不好，就会引起误会，发生医疗纠纷。所以要当好一名妇产科临床医生就必须掌握医患沟通的方式、方法和技巧，达到与患者交流的有效目的，取得患者和家属的信任，促进医患关系的真正和谐。
因此，我们实习医学生应从入科开始就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自己的医患沟通能力。
4提高医疗质量的需要
妇产科医学生在接诊每一位患者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与患者很好的沟通，如采集病史，医生只有具备很好的沟通能力，才能取得患者的理解与信任，才能换得全面、可靠的病史；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同样依赖医生和患者良好的沟通，才能了解治疗过程中患者对药物和手术治疗的反应，以及后期的治疗效果，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生，将在医疗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提高医疗质量中发挥重要作用[2]。因此，妇产科医学生在学校和医院实习期间就应加强对医患关系的认识，努力学习各种医患沟通技巧，为以后提高医疗质量打下基础。
5应加强实习医学生人文精神与法制素养的培养
首先培养医学生树立医学人文精神——以患者为中心。教育学生要把患者作为完整社会中的人来对待，不能单纯为了治病而治病，应培养医学生树立医有大德，大德有大爱的医学人文精神。培养医学生要有真诚的同情心，用高尚的医德情感，设身处地关心和体贴患者，待患者如亲人，从自身原因减少医患矛盾的隐患[3]。
加强对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培养他们良好的医疗工作作风和崇高的医德修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医学生在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注意医德医风的养成，成为精干专业、诚于品德、名副其实的德医双馨的医学生。
应加强实习医学生的法制教育懂法是一名合格医生的必须要求，患者有知情权、隐私权和选择权，而医务人员有告知的义务和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的义务，由于医务人员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及时告知患者关于分娩方式、病情及手术并发症等方面的信息。同时对于疾病史、婚育史等隐私权缺乏应有的保护，极易引起医患纠纷。
实习医学生不仅要学习《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应学习《刑法》、《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6运用沟通技巧提高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
主动倾听倾听，是医患沟通的最基础和最有效的原则和技巧[4]。只有医者对患者由衷的关心，认真倾听他人的语言，才能了解对方，从而选择合适的沟通途径和解决方案。通过倾听患者说话，患者会在心理上得到的极大满足与温暖感，逐渐对医生产生信任感并开始接纳医生和配合治疗。
语言沟通技巧医学生在沟通过程中，应多用生活化的口语，少用术语，不用简称，让患者真正理解医者所传达的信息，并帮助患者做出合适的选择[5]。实习医学生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称呼患者需要使用得体的称呼语，不可用床号取代称谓；医患沟通要求语言表达清楚、准确、简洁、条理清楚，避免措辞不当、思绪混乱、重点不突出等情况；要充分考虑对方的接受和理解能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非语言沟通技巧医患沟通过程中有大量信号通过非语言手段传递，这些信号包括肢体动作语言、言语因素和空间物体信息。妇产科接触的对象为女性患者，对这些信息的捕捉更为敏感，所以，尤其要注意非语言信息的表达，如注意面部表情，保持目光接触，说话语调保持温柔，把握适当人际距离等等，给患者良好的第一印象，同时，医生也要注意捕捉患者的非语言信号，比如患者的焦虑或疼痛，表达适当的关系[6]。
师生交流会实习结束时，由科主任召集全科师生召开师生交流会，采取自主发言的形式，要求每个实习医学生发言，内容包括医患之间沟通、医护之间沟通、医生与患者家属之间沟通等话题，畅谈沟通中常见的问题、沟通中遇到的障碍及运用沟通技巧取得实效的分享等，谈感受、提建议，并发放无记名问卷调查，提供一个无记名的沟通平台，利于医学生表达真实情感，科主任根据记录进行梳理，总结好的建议，使实习生带教工作可持续性改进。
总之，医患沟通能力是实习医学生必须掌握的一种基本技能，它的提高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工作，需要学校、医院、实习医学生自身等多方的努力，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总结和提高。掌握良好的医患沟通技巧，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对处理好日渐增多的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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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医务人员责任心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在对待患者时候，我们要有强烈的责任使命感，要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对自己所管辖范围内的患者的病情要做到了如指掌或是心中有数，把患者的病情放在心上了，才会使得医患关系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并不是几句空头的口号，这些全部都是要付诸实际行动的。有耐性的有效沟通正确处理医患关系还需要医务人员的有耐性的沟通。患者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因为受教育水平的不同，文化水平的差异，地区的差异，每位患者的理解能力就不一样，这就要求医务人员要进行有耐性的有效沟通，1次沟通不理解就2次3次的进行沟通，甚至一天要进行数10次的交流沟通，只有沟通到位了，患者能够理解了，这样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否则就是无效的沟通，而无效的沟通最容易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造成患者不相信自己的主治医生，这样就很容易埋下隐患。精湛的医疗技术正确处理医患关系，还需要医务工作者有精湛的医疗技术。患者都希望自己的管床医生是那种对自己的疾病诊断准确的医生，要求医生的诊疗技术也要是杠杠的那种，所采取的治疗方案能够对自己的疾病起到显著的作用和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医务人员通过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外出进修学习，将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升，这样才能为患者进行更好的诊断和治疗，才能使得医患关系向着正面的方向发展。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的学习当前医德医风是老百姓话题的关心的热点。医院要加强医德医风的建设，要制定各项的规章制度，医务人员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医疗岗位上要多奉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患者服务，为大众的健康护航。杜绝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比如收受红包等不良现象。便民措施正确处理医患关系，还需要一些便民措施的保障。医院应该为患者提供便民措施，来方便患者就诊，比如为患者免费提供茶水，提供休息的地方，病区里有提供针线、笔和纸张的措施，为广大前来就诊的患者以及家属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小帮助能够让患者的心暖起来，这样才会有好 的医患关系。良好的沟通能力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确实是挺辛苦的，医务工作者面对的是不同的患者，每一位患者需要的是不一样的沟通方法，比如：目不识丁的大爷，高级知识分子等等，这就需要医务人员掌握不同的知识，更有甚者还需要掌握一些方言，这样才能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沟通，只有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才能为达到自己理性的沟通效果，才能使患者满意。做好随访工作正确处理医患关系，在上述措施都采取后，好药做好出院后的随访工作，将医务人员的医疗护理活动延续下去，不要患者出院了，就和医院没有关系了，只有做到随访工作了，患者及患者家属的脸上才会露出灿烂的笑脸，医患关系才会达到和谐。互相信任正确处理医患关系，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要做到相互的信任。我是医者，我为患者负责，我是患者，我相信我的主治医生，只有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才能使得医患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舆论的正确导向和医院的宣传正确处理医患关系，还需要舆论的正确导向和加强医院的宣传工作。作为医院的管理者，要有大局的意识，把握医院的宣传方向，一切宣传必须以实际事实为基础，将优秀的医务工作者的事迹展现出来，让人民看到好医生、好护士。
论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巧的缺失及对医德教育论文
医学生走进临床，是一个医学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检验医学生理论知识水平能否联系实际的必经之路。医学生进入临床后，马上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与病人打交道，即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如何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医患关系是医学人际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关系，也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有效的医患沟通，因此掌握全面的医患沟通技能对于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意义重大。临床医学生的身份相对特殊，他们是一群从学校刚进入医院的特殊医务者群体，他们是学生，同时又是医护人员。很多临床医学生在进入临床之后都有这样的困惑，他们与自己的同学、老师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却不能与病人友好相处。因此临床医学生如何有效沟通，如何尽快适应“学生”到‘‘医护人员”的角色转换，已成为临床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医德医风教育的重要领域。
1.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的现状
为了调研临床医学生是否能正确处理与病患的关系，笔者专门对浙江中医药大学150名临床医学生和150名患者进行“关于医学生医患沟通及医患矛盾处理”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学生涉及或引发医患沟通冲突事件多达，但更令人担扰的是，近92%的临床医学生都表示在面对病人时，不知如何与病人交流，不知如何与之建立较和谐的医患关系，更不知如何及时应对和处理已存在的医患冲突，更有甚者害怕与病人接触。医患沟通技能的缺失具体表现为：
(1)临床医学生对就医信息表达不清楚、不全面。有近85%的病人表示听不明白或很难理解医护人员口中描述的医学专用名词，同样，有近89%的医学生表示不知如何用通俗语言描述或解释相关医学现象。
(2)临床医学生与病人沟通时极少使用礼貌用语。在与病人沟通中，仅有12%的医学生习惯性使用‘‘你好”‘‘请稍等对不起”等礼貌用语，有27%的医学生偶尔使用，而有43%的医学生没有习惯使用。
(3)在病人求诊过程中，临床医学生重‘‘询问”，轻“倾听”。有93%的病人都感觉医生在看病时经常打断自己对病情的描述。同样，有78%的医学生认为医生主动询问病情比倾听病情更重要。有82%的医学生认同只听取病人对病情的有效描述，谈及其他（主要指与病症无关的描述）应忽略不计。
(4)在听取病人的主诉时，临床医学生很少有相应的情感反映。当问及医学生看到病人非常痛苦的表情、伤心低落的情绪等负性心理活动，自己内心有何感受时，仅12%的医学生选择了“与病人同样感到难过和伤心”，而有46%的医学生选择了“这种情况在医院经常发生，习以为常，不觉得难过和伤心”。
在临床医学生对自己在医患沟通、整体评价方面，认为与病人沟通相当困难的竟高达89%，而病人对医护人员服务表示不满的也高达67%。由此可见，临床医学生与病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沟通障碍，而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使这个障碍犹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导致病人对医护人员乃至整个医院的不满意，病人的排斥心理又加剧了临床医学生对医患沟通的抗拒，以此形成恶性循环。
2.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的原因分析
根据卫生部1988年颁布的《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中对医德规范的界定，医德内涵一共包括7项：①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②尊重病人的人格与权利；③文明礼貌服务；@廉洁奉公、自觉遵纪守法；⑤为病人保守秘密；⑥互学互尊、团结协作；⑦严谨求实、奋发进取，钻研医术[2]。医德内涵里的内容多涉及医患沟通领域，并为正确、有效的医患沟通设立了定性要求。医患沟通与医德医风就如同是形式与内容的逻辑关系，医德医风是基础和核心，医患沟通是重要表现形式。医护人员的医德修为决定了其医患沟通的行为方式；反之，医患沟通技能的练习和提升，使之形成沟通行为习惯，内化提升自我的医德修为，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制定的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医患沟通技能[3]。然而，医患沟通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仅凭理论的传授即可获得的，它必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加以反复的培训，才能真正有效掌握。因此，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缺失的现状，究其原因，虽然与医学生自身家庭教育、个性特质、病人的不信任等因素有关，但作为教育者，我们不得不反思目前医德教育在内容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的不足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培养造成的重大影响。
(1)高校医德教育课程权重偏低、内容单一。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为例，与医德相关专业课程只有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学2门，总课时共计108学时，仅占学生综合培养课程体系的5%，与数10门的医学专业基础和技能课程相比，医德教育课程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医德教育课程设置较少，医德教育不仅丧失了第一课堂的主战场，同时也让学生在主观上形成医德教育课无关轻重的认识。医学生普遍重视医学技能的习得，而轻视自身的医德修为的培养，更不关注在校园里培养医患沟通的技能。
(2)高校医德教育形式以课堂教学为主，忽视医德实践教学。仍以浙江中医药大学为例，该校开设的2门医德相关课程，不仅全部采用课堂授课的方式，而且开课时间均放在大二、大三阶段，学生根本没有接触临床，对医患关系没有感性的认识，因此该2门课的授课无异于纸上谈兵。而到了大四、大五阶段，学生走向临床时，其所受的教育绝大部分是医学技能教育，告诉学生怎么操作仪器、如何写病案等等，在实践中又忽视了医德教育。医德教育只停留在书本、停留在概念认知上，无疑是教育的一大败笔。即使在课堂授课中，教师仍以教科书的理论宣讲为主，极少使用案例教学、角色扮演教学等灵活的教学方式，这样灌输式的教学结果就是学生即使知道了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却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良好的医患沟通，使得医德教育陷入“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的尴尬境地，同时也偏离了医德教育之“培养合格的医务人员”的初衷。
(3)医德教育的客体只针对于学生，缺乏对带教老师的`医德再教育。医德教育的客体应该是所有医护人员，而且这个道德习得的过程应该贯穿每位医护人员的终身。本来走向临床岗位时应该是医德教育的最佳时间，现在却成为教育的终结时间。而且医德教育的最佳教学方式是言传身教，但现实中，一些带教老师自身人文素质较低，一些不文雅、不文明、甚至道德败坏的行为公然暴露在学生面前，对学生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的形成影响很大。据调查显示，有90%以上的学生选择影响学生职业道德最主要的因素是教师的行为举止。因此，带教老师自身的医德教育缺失、对医患沟通重要性的轻视是导致医学生医德意识淡薄、忽视医患沟通的重要因素。
3.完善医德教育体系，促进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提升
医患沟通技能的提升，对于医学生与病人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意义重大，同时医学生的沟通能力也是反映医学生自身人文修养、医风医貌的重要指标。笔者认为，提高医学生沟通技能可尝试以下教育对策：
(1)加快医德教育教学改革进程，建立较完整的医德教育教学体系。首先，扩充医德教育相关课程。医学院校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医学生医德教育是医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管理者应着力于开发更多的医德教育相关课程，增加医德教育课程权重；其次，将医德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伦理学与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本来就是交叉学科，把医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既可以扩展医学生医德教育平台，弥补医德教育第一课堂弱势的缺陷，又能促进医学生心理健康和培养医学生良好的政治修为和道德修为，鼓励医学生从新角度、新视野去理解“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以病人为中心”等医德理念。
(2)加速转变医德教育的授课方式。特别是医患沟通技能的教学方式，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学习上，更要开展医患关系经典案例教学、医患关系情景剧角色扮演教学、临床医患关系处理实景演练教学，做到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让医学生熟练掌握倾听、解释、重复、强调、共情等沟通技巧。医学院校可以将医患沟通技能实训课程作为医学生走向临床的必修课，并对即将进入临床的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进行定量化考核，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和练习医患沟通技能，使技能成为行为习惯，并升华自身的医德修养。
(3)加强带教老师的医患沟通技能培养和医德医风的再教育。学生是一个绝好的模仿者，模仿与实践是他们主要的学习手段，带教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医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医院要重视定期对带教老师的医德医风进行培训，让带教老师树立起“为学生做榜样”的意识，规范自己的言行，提升自己的医德操守。同时临床带教老师要注重对自己学生的医德培养，引导临床医学生时刻树立“以病人为本”的思想，在病人挑剔临床医学生时，带教老师要用实际行动耐心向病人解释、替学生解围，获得病人的理解，同时也给临床医学生树立良好医患沟通的典范。
(4)增加医学生与患者相处时间，创造更多的沟通机会。上临床接触真正的病人，既是对临床医学生校内医患沟通技能学习成果的检验，也是快速提升临床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的最佳办法。上述问卷调查也显示，临床医学生引发的医患冲突有近发生在实习前半年。因此，临床带教老师要尽可能鼓励临床医学生走近病患，多与病患交流，即使是遇到拒绝、冷面孔，也不能灰心丧气，实习管理部门也可以制定相应制度，如建立临床医学生每日问诊制等等，从制度上确保临床医学生与病人的直接沟通机会。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1、论文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3、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摘要慎用长句，句型应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但摘要毕竟是一篇完整的短文，电报式的写法亦不足取。摘要不分段。4、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5、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6、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7、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8、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科技论文写作时应注意的其他事项，如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等，也同样适用于摘要的编写。摘要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有：要素不全，或缺目的，或缺方法；出现引文，无独立性与自明性；繁简失当。9、论文摘要之撰写通常在整篇论文将近完稿期间开始，以期能包括所有之内容。但亦可提早写作，然后视研究之进度作适当修改。有关论文摘要写作时应注意下列事项：10、整理你的材料使其能在最小的空间下提供最大的信息面。11、用简单而直接的句子。避免使用成语、俗语或不必要的技术性用语。12、请多位同僚阅读并就其简洁度与完整性提供意见。13、删除无意义的或不必要的字眼。但亦不要矫枉过正，将应有之字眼过份删除，如在英文中不应删除必要之冠词如a''an''the等。
一、做好物理诊断可密切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往往是从相互问候开始的，这是一个反复和同学们强调的问题，语调、语态都有艺术，就是贴近患者，比如：称呼“老奶奶，老爷爷”比“老太太，老先生”更有亲和力，对患者家属更有感染力。不可否认，由于大环境造成个别医生的浮躁，使患者对医务人员缺乏信任，那么医生花更多的时间与患者接触，聆听患者的声音，让患者感受到医生关心其疾苦，非常有利于密切医患关系。比如我们临床工作繁忙，很多医生在采集病史时，往往不让患者叙述完毕，就打断患者并进行提问。医生担心患者说到与病情无关的内容，耽误时间，从表面上看这节省了时间，然而，医生频繁打断患者，会严重干扰患者叙述病情的连贯性，不仅医生可能遗漏某些重要的病史细节的采集，也会让患者感到医生不关心自己的感受。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有一篇研究报告，对医生打断患者叙述做了调查，该研究在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内科门诊进行，纳入了335例患者。结果发现，在医生不打断的情况下，患者叙述病情只需要92s，78%（258例）的患者在2min内叙述完毕，超过5min的仅有7例。有理由相信，即使医生非常忙碌，在很多情况下，也不需要通过打断患者来节约时间，这对建立医患互信尤为重要。二、做好物理诊断需要扎实的基本技能传统的单一物理诊断体检教学模式逐渐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医学教育需要。现在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但往往在基础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的医德教育。本文认为在基本检查法教学中贯穿对患者体贴关心，言传身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基本技能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上腹痛，要排除心绞痛，要听诊心脏，但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视诊，观察前后胸壁部，看是否有疱疹。带状疱疹可引起上腹痛，这就要求我们对待患者要心细，要有耐心。又如：患者心悸，除了听诊心脏，还要用爱心拿出你的手背触诊患者额头，可能发现患者发热，而非心脏本身疾患。再如：患者左下腹痛，当你触诊无阳性体征，要叩诊肾区，看是否有扣击痛，再指导进一步辅助检查，明确是否有泌尿系统结石。当你用温暖的手熟练的给患者检查时，是对患者最大的安慰，也赢得患者的信任。每当讲到这些临床实例，同学们都恍然大悟，进一步明确了过硬的基本技能才可获取患者的信任。三、有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做好物理诊断中的科研、教学工作物理诊断教学强调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除传统的教学方法，还采用录像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法、标准化病人（SP）及虚拟实验室等现代化新概念教学方法，但对于物理诊断中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虽然无量化指标来指导学生，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言传身教，把与患者零距离接触的临床经验、科研成果、教学感受传授给学生，必定会极大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主性。比如：很多疾病由于发病机制复杂，很难找到满意的实验室标记物来指导临床。而深入研究发现，该病的某些临床表现，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完全可以做临床诊断。比如：临床常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采用罗马Ⅲ诊断标准，全部由症状构成：有上腹痛，上腹烧灼感，餐后饱胀和早饱之一种或多种，呈持续或反复发作的慢性过程，病程超过半年，近3个月来症状持续，上述症状排便后不能缓解。同时，为了不漏诊器质性疾病，又规定了一套“报警症状和体征”：45岁以上，近期出现消化不良症状；有消瘦、贫血、黑粪、呕血、吞咽困难、腹部肿块、黄疸等；这种依靠症状体征筛检模式简单明了，在问诊和基本检查中就可完成，对临床科研十分必要，这需要医生耐心细致，还需要患者的密切配合。如果没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很难想象这种诊断模式。再如：物理诊断见习，具有典型体征的患者，往往是那些老患者，或许为了教学我们把他们请回医院，这一传统在我们教学医院一直延续至今。总之，物理诊断是诊断学这门桥梁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基础医学过渡到临床医学十分重要的一门课程。随着医疗技术的飞跃发展，各种先进技术的不断应用、各类先进设备的不断出现并应用于临床，使学生们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敏捷，但也普遍出现了忽视物理诊断这一基本的技能。很多医学教育工作者在探索多元化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和诊断思维。本文通过多年教学实践，认为在物理诊断教学中贯穿医患关系教育，强调医患关系实例并与多种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相互补充促进，极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也有助于培养出高素质、全方位合格医学人才。
是；知识理论的还是现实实践？或者结合？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不断深入,医学模式有了新的变化,医患关系也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患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医患关系论文 范文 一：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论文
1.基础医学 教育 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 医学知识 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 渠道 ，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 措施 ，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2.具体对策和 方法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 教学方法 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
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 社会实践 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二：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教育论文
1.医患关系扭曲成因
在医疗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医患关系本应该是共赢的关系，一方面医生为患者解除或者缓解病痛，从而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患者向医生求助，并支付相关费用。目前导致医患关系严重扭曲的成因复杂，涉及患者、医生、医院与政府甚至媒体各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调查提示导致医患纠纷的前3位原因仍然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差、服务态度差、医患沟通障碍。医护工作是个“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特殊职业，职业的属性要求从业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在当前大众对健康水平要求提高的形势下，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也提示医学教育应在调节医患关系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除了少数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确实存在问题以外，医疗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患者缺乏了解，对医护人员期望过高，另外医生相对短缺，任务繁重，时间和精力都制约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要想走出医患困境，必须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2.基础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医学知识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3.具体对策和方法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
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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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的视角谈解决医患关系中的医疗纠纷问题的论文如下：立法环节。首先，应制定专门的法律制度。医患纠纷具有独特的、专业的特点，完全可以制定一部专门法来规范。其次，应加强医疗事业立法。通过立法来规范医疗事业体制已经成为迫切之需。此外，还应不断完善专家鉴定人员出庭制度和建立相关规范鉴定活动的法律。“鉴定”在医患纠纷诉讼中扮演了非比寻常的作用，理应有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才可以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医患纠纷”。执法环节。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如何发挥其作用就是重中之重了，“医患纠纷”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其独特的要求。推行专门司法是重要的措施。与经济类，知识产权类案件相比，医患纠纷类诉讼同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并且是涉及人身损害的，公平的健康权和生命权遭到了损害，应该培养一批有一定的医学素养，又有能力从事审判工作的专门的司法人员，或者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吸收相关医疗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此外，还应缩短诉讼时间。法制教育。医患纠纷存在问题一方面是法律及其它制度不建全，但深层次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民在法律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医务人员不了解法，没有严谨的法律意识，在医患纠纷出现的早期不按规定程序处理，采取隐瞒事实，篡改原始资料等方式，试图撇清关系，逃避责任。而患者市场漠视法律，在与医方产生一定矛盾的时候采取暴力、殴打、辱骂、威胁医务人员的方法来试图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守法主体普遍缺失法律意识的时候，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没有了施展的余地。诚然，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以德治国，以人治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影响了法制教育的过程。只有当人们真正理解、信仰法律的时候，理想的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法制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制观念。医患纠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独特的原因，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应该理性分析原因，寻求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法，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医疗环境，保护自身的生命健康权。